《圣经》记载：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亚当，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受蛇诱惑，他们偷吃了园中的智慧果。神很气愤，于是用他的诅咒宣判——蛇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与人永久为敌，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要遭受怀胎和生育的痛苦，终身爱慕丈夫并受其管辖；男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来自尘土，终归尘土”。当耶和华知道人在地上终日思想尽是恶时，认为人的罪行很大，于是制造滔天洪水毁灭人类。挪亚以方舟侥幸逃生后，专门为耶和华建筑了一座祭坛，耶和华闻到燔祭的馨香之气，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佛经记载，一天，正在修行的释迦牟尼外出，遇见一只老鹰追捕一只鸽子。鸽子哀求道：“请放过我吧。你是捕食，放了我还有下一个；而我是逃命，我的命只有这一条。”老鹰答道：“你的话有理，但我现在饿坏了。我也知道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但是不吃掉你我就会死去。”释迦牟尼听到对话，顿生慈悲之心，于是把鸽子握住并藏入怀中。老鹰很生气，便跟释迦牟尼理论：“你以你的慈悲救了鸽子一条命，难道就忍心让我饿死吗？”释迦牟尼说：“我既不忍心你伤害一条命，也不忍心饿死一条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于是取出一个天平，一边放上鸽子，一边放上从自己身上割下的肉。尽管鸽子很小，但释迦牟尼割了很多肉放上去，仍无法托起它的重量。当释迦牟尼割完身上的最后一丝肉，天平终于平衡。顿时，天地为之变色，佛祖由是诞生。

在耶和华神看来，人类从一开始就是恶的和有罪的，繁衍之后仍然充满罪恶。所以他采取诅咒和毁灭的方式，严厉惩戒人类的罪与恶行。当人类明白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所悔改，神才减轻了诅咒。耶和华强调的是罪与罚，并以此维系生存的基本秩序。在释迦牟尼眼中，并没有善与恶的明确概念，即不存在谁善谁恶的分别。他强调生命等价、众生平等。对于各种生命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解决方式是牺牲和奉献自我，这种牺牲和奉献，来源于对所有生灵的大慈大悲之心。

从人性本质层面看，释迦牟尼代表着“善”和牺牲精神，耶和华代表着“向善”和法制精神；从人的社会层面看，释迦牟尼佛祖具有温和性和人情味，耶和华神则更具攻击性和秩序性。假如这两位“神”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体制，那么究竟谁更高明呢？

看到韩国影星崔真实自杀的报道和关于网络“人肉搜索”的论争，我想起“虐猫事件”。两年前的黑龙江虐猫事件，也曾满城风雨。从网络、电视到纸质媒体，一片愤怒讨伐之声。连CCTV都派出名记，录制和播放了专题节目。在强大的舆论唾沫中，当事人受到严厉处分，其检讨书还被网民四处张贴。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在进化过程中不断演化着的。起先，大家都是野生动物而已。人在成为地球主宰者之后，便比所有动物高了一层。在人类眼中，别的生物只是满 足我们需求的另类物种。最初的人类捕杀动物，一是为了充饥获取能量，二是为了御寒猎取兽皮。在开始定居生活之后，人类尝试驯养动物，并渐渐取得了成功。如果从中国文字看，我们的祖先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就是猪（“家”：房下有猪）。鸡、鸭、鹅等家禽，也是驯化的结果。人类驯化猫的目的，仅仅是利用了它是捕鼠 能手这个特性，这和驯化狗来看门或者参与狩猎并无二致。所以，人与驯养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原本就与道德无关。

     动物成为宠物，这和驯养它的主人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是，王公贵族们吃饱了饭没事干，于是豢养宠物玩乐逗趣。宠物的功用，便由 实用性转向了娱乐性。但从本质上讲，它跟一般玩具无异，只不过它是活的，会叫会闹，善于讨主人欢心而已。一般人家看见富人贵人们玩宠物，虚荣眼馋，于是也养了来玩，借以显示自己趋向高贵或者疑似高贵。这样，豢养宠物之风，便渐渐流行开来。若干年之后，逐渐演化为一种世俗的传统。据说西服刚进中国的时候，有人很眼馋，便借了一件去裁缝铺仿制。刚好借用的那件西服袖子上有个补丁，于是裁缝依葫芦画瓢，在新制西服的相同位置专门打了个补丁，以示手艺高明。这并不 奇怪，谁又没有半点虚荣心呢？

      欧美一些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豢养宠物之风盛行。比如法国巴黎人，就普遍喜欢豢养宠物狗。这些国家当中，有的还制定了保护宠物的相关条文，这是由 他们的传统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就我所知，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有的只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换言之，杀掉豢养的宠物并不违法。从另一方面看，在中国农村，狗仍用来看家，猫仍用来捕鼠，这个实用功能依然存在。在一些地方，依然保持着杀狗、杀猫来做食物或菜品的习惯。比如“花江狗肉”就很有名。事实上，谁也没有说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前一段，大家都在议论猪肉涨价，猪肉是怎么来的？莫非不把它弄死而是活吃？杀猪的方式，我见过的就有好几种。单从剥夺动物生命这点来看，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残忍”的。甘地是苦行的素食主义者，任何动物的肉都不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尊重非素食者的习惯，他也从未指责过印度人吃肉是有悖道德的。我想，甘地的身体力行，很值得宠物至上者们深思。

     个体的人是复杂的生命形式，从小到大，喜怒哀乐总是陪伴着他（她）。即便被许多人推崇的那些所谓“圣人”，也有勃然大怒的时候，也有情不自禁的时刻。就拿 所谓“虐猫事件”的当事人来说，据说那时患有精神抑郁症。但是谁在意过这些呢？谁又真正帮助过她摆脱抑郁呢？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连猫都充满同情的人来说，为何不去同情一下我们的同类——活生生的人呢？！如果我们的善良仅仅体现在猫身上而藐视人本身，那么我们的善良与同情就相当虚伪和矫饰。退而言之，即便她不是因为精神抑郁，而是偶然发怒弄死了一只猫，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不值得那么多新闻媒体热炒爆炒——这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品质无关。假如当事人在舆论重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舆论会是什么姿态，事情又将怎样收场。

     所谓“虐猫事件”中，从网络发帖到上报上电视，舆论几近疯狂地声讨，一些“专家”也粉墨登场出来深挖。一只猫，居然令成千上万的人激情高涨。说到底，无非为了表明：俺们中国人，是无比善良的，懂得高贵的，充满爱心的，憎恨暴力的。我并不怀疑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单纯的善意，但也不得不怀疑其中一些人帮闲无聊和怀有二心——包括媒体；在强大的舆论洪流中，个体的当事人只有一条路——沦为被欺凌的弱者。对宠物的同情，逐渐演化为对当事人的暴力——媒体暴力。在我看来：宠物需要保护，人更值得关爱。在中国，至今仍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或许，这更值得媒体和舆论关注。如果能把豢养宠物的银子分些出来，把炒作无聊事件的热情分些出来，帮帮贫困群体，或许才是彻底无恶的善良与爱心！

     原本不大的事，被疯狂的媒体打上“虐猫事件”标签后，一下子闹得满世界沸沸扬扬。回顾事件发展过程，有许多东西值得认真反思。倘若我们依然如此片面感性地看待问题，依然如此狂热地一路跟风，那么媒体监督随时都可能蜕变为媒体暴力。换言之，在狂热中迷失方向是种悲剧，谁又能保证这种悲剧不会再度上演呢？天知道！

三岁幼儿，七岁蒙童，喝而养之而不壮。夫喝而养之，必有得牛奶者也；然而不壮者，是牛奶不如二奶也。乳非不大也，汁非不稠也，价非不昂也；然结石衰竭，奄奄一息，是为毒牛奶也。

予观夫二奶情状，挤奶亲为，非假他人之手，透明度高也；即取即食，非奶桶而奶厂而奶瓶，保鲜度高也；实时校验，非免检产品，监管度高也。有此三高，是牛奶不如二奶者也。

故曰：壮体不以牛奶多寡，强国不以牛奶广告，监管不以聚财为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教师节刚过，朋友告诉我：余秋雨成大师了。我问：今天4月1日吗？答曰：不是。我又问：赵本山又演小品了？答曰：没有。我说：那就简单了，大学教师，简称大师。朋友说：上网看去吧。

偏偏最近瞎忙，不想看大师，只想梦周公——俗气如此，实在不堪！好容易有空上网，百度“余秋雨大师”，首先看到百度词条的肉麻吹捧，害得咱家显示屏鸡皮疙瘩直冒，附带三分钟花屏。进到余秋雨新浪博客，大师授衔的新闻扑面而来，瞧见大师半推半就扭捏小样，忍不住“噗”了一声。

大师眼光，毕竟独到，想不佩服都不行。经他精挑细选的那些发嗲转帖十分有趣：夸他“开创一代文风”者有之，夸他“一代宗师”者有之，夸他“人品文品一流”者有之，夸他重振某省人信心者有之。读完转帖，彻底晕菜：大师在散文戏剧美学文化社会历史中国世界人类自然界的卓越贡献，俺咋现在才晓得呢？大师不惜牺牲宝贵时间转帖这些东东，为了证明啥呢？

懒得去想。顺手点开土豆网，随手点击视频，看见韦小宝正领受黄马褂，满面春风，一脸媚笑。可恨网速作梗，图像卡住，只好回头再看博客，却瞥见余秋雨头像；细细一看，大师还真大——我说的是那张脸。

   《增广》有云：世上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许多物事，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已被某人定格，使后来者无法望其项背。比如，滕王阁属于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令人临阁不敢作声；黄鹤楼属于崔颢，相传诗仙李白登临，目睹美景，诗兴大发，抬头一见《黄鹤楼》，心下叹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后来他苦吟《登金陵凤凰台》，已然全盘崔化。至于中秋节，个人认为属于苏轼；如果有谁读了《水调歌头·中秋》依然底气十足吟诗作赋，我只能说：阁下勇气可嘉！

中秋是中国传统三大节之一。在南方，女婿需备上厚礼，携妻儿拜望岳父岳母大人。传说之中，多年以前，南方多桂树；中秋之夜，桂花飘香，家人闲坐树下，品月饼，赏满月，其乐也融融。相对而言，北方人似乎尤重中秋。新千年之初，我在山东半年，当地同事告诉我：中秋节比春节更重要，子女无论多远，都要回家团聚。那年中秋节前一天，我自京返鲁，列车里几乎全是回家过节的人。他们满载月饼和乡思，闲聊的话题，总离不开中秋之月。那晚月色很好，昏黄的路灯下，一个人漫无目的晃荡；微风吹过，沿街法桐沙沙有声。猛然间，脑子里飘出两句唐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在中国，亲情可能是最真挚最温馨的词语；传统节日，便是家人团聚的硬道理。对于年长者而言，团团圆圆，儿孙绕膝，幸福感当油然而生。至于恋爱男女，中秋更是盼望已久的好日子：可以名正言顺送点小礼物，可以趁机说点海誓山盟肉麻话。“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场景，似乎可以百年千年万岁万万岁地重复和温习。可以想见：在即将来临的中秋之夜，不知有多少痴男傻女怀春牵手，缠缠绵绵更上层楼。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普天之下想得到而见不到的有情人来说，中秋月圆，或许倍感孤寂。流年似水，逝者如斯，怅望星空，辗转反侧。如此种种，苏轼早有劝慰：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中国男足屡战屡败，十分郁闷，于是去请教上帝。

上帝听完陈述，发出两道指令。

不一时，来了两标人马：巴西男足和绝世美女。

上帝告诉美女：这里的男人，由你们任意挑选。

结果中国球员全被抢完，巴西球员反而无人问津。

上帝很好奇，便问美女原因。美女回答：很简单，中国男足90分钟不射。

上帝哈哈大笑，追问说：巴西守门员也90分钟不射，你们为何不选？

美女异口同声道：都像他那样严防死守，球咋进得来？

刘翔因伤退出比赛的消息，犹如一场大地震，以鸟巢为震中，席卷四面八方。从电子媒体到纸质媒体，从名家到草根，都在第一时间亮出自己的舌苔或者口水；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九州四海，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骂，有人顶。刘翔，一根牵动上下左右的敏感神经。

老早就有人说过：体育赛事是和平年代的战争。国内媒体报道赛事，通常借用战争名词。诸如某某赛场烽烟再起，某某军团大获全胜。体育比赛取胜，就跟赢得战争一样可喜可贺。还有人说：体育成绩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言下之意是金牌越多，综合国力越强。于是自然地，体育与经济、社会、政治扯上了关系。简言之，在许多人眼里，取胜就是一切。

据说体育的起源是游戏，而游戏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取乐而已。人们通常谈论的赛事，无一例外全是竞技体育。在这个舞台上，除非经过专门训练，否则绝对不可能探金摘银。从这角度看，奖牌多少跟培养训练关系最为紧密，跟娱乐功能关系越来越远。在我所欣赏的赛事中，只有巴西足球还保留着些许娱乐味儿。

似乎扯远了，暂且打住，就事论事。当初刘翔一跨成名，不只中国人，连整个黄色人种都感到莫名的自豪。从那时起，刘翔不再仅仅是体育运动员，而是一个代名词、一种象征、一个偶像、一个梦幻。或者说，刘翔，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好事的媒体与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联手，完成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造神运动。因此，刘翔退出比赛的消息一传出，顷刻间美梦破碎、偶像崩溃，茫然不知所措。

俗话说：人吃五谷，常生百病。先贤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因而，假如是伤痛中的刘翔自己做出的这个大胆决定，我倒认为是本真的。它至少表明一种自我的认识，一种灵魂的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翔是否退出比赛，能否拿到金牌，原本就跟许多人无关，跟许多事无关。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森林中，有这样一种树：不从大地长出，而是直接寄生于别种大树的树杈。辨别寄生树并不难，春夏之际，看叶子的颜色和形状。如果一棵大树的叶丛间，有一团叶子颜色不同、形状相异，顺藤摸瓜就能找到。

寄生树通常是鸟的杰作。一只鸟偷吃了某种树木的果实，然后飞到一棵大树，嬉戏打闹或者谈谈爱情，并顺便拉了一泡屎。一粒种子，就在树杈上附着，如果树杈已经腐朽，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渐渐长出自己的叶片来。

寄生树一般很小，就我见过的而言，最大的也就手腕粗细，相当于它所寄身的大树的一段分枝。尽管它所处的位置很高，吸收阳光雨露的机会很多，但它永远不能长成真正的大树。因为它的根在大树身上，养分并非直接来自于大地。

寄生树没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只跟着它所寄身的大树过活。大树养分充足，寄生树可以过上好日子；大树腹中空空，寄生树只好饥肠辘辘；如果大树枯萎死去，寄生树便无可奈何，随之呜呼哀哉。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森林之中，树木越是茂密，植株的树干就越是细长，那种样子极像绿豆芽。为了争夺向上的生存空间，大家不得不长成这种形状。不过，老木匠都知道，这些木材是不能做栋梁的，尽管直而长，但木质极其脆弱。真正可以用作栋梁的，往往是屹立山岗的独树孤木。显然，若以材质论，寄生树并非可用之材。

借助于鸟的力量，寄生树占据着高高在上的生存位置，享受着那个高度的生存空间。对于跟它同时发芽、扎根于大地的树木而言，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于达到这样的高度。不过，寄生树一旦把自己附着于某棵大树，也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别人，包括繁衍生息、生老病死……

假如树木也有灵魂的话，那么大树就是寄生树的灵魂。换言之，身不由己的寄生树没有独立与自由，有的只是附着与附和，尽管高高在上，灵魂已然奴化。所以，它既是聪明的，也是愚蠢的；既是骄傲的，也是可悲的。据说在中医方剂学中，有的寄生树可以入药。我不懂中医，不知道它能够治疗什么病症。

                  

    新华五十九年夏，汶川地动，蜀地余震不绝。蓉城尚麻风，有好事者，为麻将地动仪。地板一平，麻雀十七枚置其上，同类为组：曰东风，曰南风，曰西风，曰北风，曰红中。风列方位，中据中央。以瓶口立中上，小心翼翼者也。如有地动，麻雀则振，衔口脱落，瓶倾风倒，铿然有声如搓麻。蜀人夜寐，忽闻麻将之声，鱼跃而起。观其倒向，循其方位，乃知震中之所在。京师学者闻之，亲往验试，合契若神。乃大奇，问曰：若非张衡转世者欤？答曰：无他，喜闻麻将声而已！

跟朋友聊天，偶然说到风情这话题。罗大佑歌中唱到：“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少男少女，怀春躁动，对异性充满憧憬，老想找个人来爱。古典戏剧里面，小尼姑下山、大小姐游园、小仙女下凡，都是风情惹的祸，一直是思春的范本。

电影《七仙女下凡》，越看越来气。里面的董永，其笨如牛，呆若木鸡。一个大男人，自家老人死了，居然要靠卖身去安葬，滑稽不？对于男女之情，则全然不知，需要仙女反复诱导。类似的蠢物，还有《白蛇传》里的许仙。聪慧灵动的女子，偏偏爱上不解风情的男人。普天之下的男人，莫非越蠢越可爱？

文学作品中，阿Q这个人物形象也颇有趣。看他看来，男女之间其实很简单，只是上床做事而已，所以他在土谷祠里高喊：吴妈，我要和你困觉！人家自然不愿意，那顿哭丧棒吃得并不冤枉。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阿Q的表现，叫做耍流氓。幸好吴妈没看过港台肥皂剧，否则一定会尖着嗓子高呼：非礼啊！强奸啊！！与之相对，贾平凹笔下的五魁对自己心仪的女人则奉若神灵，即使两人住在深山老林，面对女人的万种风情，也发乎情止乎礼，直接导致女人只好偷偷跟别的生物表达激情。

风情是个啥？就是恋人之间甜蜜肉麻的爱意表达，有时候是语言，有时候是行动。换成流行概念就是：不解风情的人，情商肯定不高。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必须更名为“活着”，憋死都没处说理。两人世界的甜蜜，最要紧的是互动，眉梢传情，彼此来电。从这角度看，所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无疑是种可怕的误导。谁要真去“举案”，不解风情还在其次，恐怕连人生都得赔进去。

面对一袭充满诱惑的裙子，冲上去就动手掀的，要吃哭丧棒；永远不敢掀开的，结局只能是老五。换言之，懂得怎么掀开，也就解了风情大半。所以，我想用一句话来作结：穿过你的长裙我的手。

    我喜欢电影，不大喜欢话剧，老觉得舞台表演比较做作。不过，也读过些好剧本,《阴谋与爱情》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把“屁股与爱情”作为标题，貌似向席勒经典致敬。

    说到爱情，则更为玄妙。男女之间那层纸，捅破摊开，不仅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机缘。“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词如是说。推论是：月黑风高杀人夜，甜言蜜语向黄昏。文学作品中，说到关于那张纸描写的独特性，不得不提王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中，陈清扬被王二扛在肩上仍不老实，王二情急之下，张开大巴掌，狠狠打在陈清扬的屁股上——

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民间说法，打是亲热骂是爱。按我理解，关于王二打陈清扬屁股，王小波的言下之意是：想要搞定爱情，必先搞定屁股。

众所周知，地球整体呈椭圆形。野生植物的果实，也大多是这形状。有个笑话：年轻的女教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苹果，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回答：是个屁股。女教师很生气，请来校长论理，校长说：你们这帮小子也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在黑板上画屁股呢？显而易见，人的身体部位，除了脑袋，就数屁股跟圆最为接近。从这角度看，王小波关于打屁股的描写，暗合神奇造化。那么，我们在赞美脑袋之余，似乎应当赞美一下屁股才对。

有一阵，办公室流行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究其形状，中国地图像只雄鸡，世界地图像个屁股。从这角度看诗人亲吻地球的举动，似乎很容易理解；人们热爱土地，开垦、播种、收获，也很容易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地球这屁股是属于所有人的：同一个屁股，同一个梦想。不过，也有人很霸道，只许自己独占，不容他人染指，对于屁股有种病态的偏执追求，比如希特勒。问题在于他没问过，屁股愿不愿意。

所以，尽管屁股可以搞定爱情，但是先得搞懂屁股。千万不能看着屁股就胡思乱想，见着屁股就一顿巴掌。记好了：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说到成功，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一些人，如帝王、将军、富豪、大家。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上学了，老师更是谆谆教诲，谈远大理想的作文不知重复过多少次。“成功”就像一个幽灵，在每个人的脑海盘旋，当终其一生依然平凡时，潜伏心底的便是沉重。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主要是指权势、财富和地位，其中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叫做“名利双收”。对于财富的追求，孟子的看法比较偏激，他用了四个字：“为富不仁”。司马迁比较冷静，专门撰写了《货殖列传》，赞扬陶朱公“富，好行其德”。对于地位的看法，老庄并不感兴趣，避之犹恐不及。孔子是追求的，但他周游列国转来转去也没人赏识。王阳明的看法很中肯，他认为：“夫权者，天下之大厉大害也。小人窃之以行其恶，君子用之以行其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成功与道德的关系。我们读历史或者历史演义，常常惊叹于古人的权术与计谋。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达到个人成功的目的，根本不择手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更有好事者，专门研究成功的手段。说白了，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弄虚作假，如何欺上瞒下，如何大搞阴谋诡计，如何去骗人害人杀人。李宗吾先生对此总结得很妙，就两个字：厚黑。他辛辣地讥讽专制社会的所谓成功者，不外乎“脸皮厚”和“心肠黑”；究其价值取向，是扭曲和畸形的，已经完全走向了反面。

那么，除了这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吗？个人认为，这样理解“成功”过于狭隘。古人读书求取功名的例子很多，“头悬梁，锥刺股”至今仍为老师们津津乐道。从实用性考察：把头发系吊在屋梁上，为的是防止打瞌睡；用锥子刺大腿，为的是保持头脑清醒。在我看来，这是相当残忍的，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从心理学角度看，人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有限，儿童比成人更短；人的大脑需要休息，否则就会产生记忆障碍，长此以往，将导致神经衰弱症。再者，拿了锥子乱戳，迷糊之中不小心刺中动脉血管，血流不止咋整？不如剪断绳子，拿了锥子去拜访马蜂窝。

学习，原本应当是件快乐的事情。如果人人都为成名成家这些不着边际的“成功”去学习，自然会痛苦不堪；最终由高远的理想世界跌落冷冰冰的地面时，就会更加痛苦和失落。学生的心理压力从何而来？其实就来源于狭隘“成功”的观念及其衍生的教育方式。或许，我们更需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当科学家是成功，做皮鞋也是成功，养猪还是成功。如果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成功的，也就没有必要去羡慕谁，一条绝路走到黑。只要自己站直了，人格便是平等的。换言之，我们都是不能复制的生命个体，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成功者。对此，我们应当有起码的自信；对于家长和老师们而言，或许更应当倡导这种自信。

“幸福”一词，尽管很流行，但含义比较模糊，《辞海》中没有给出解释。如果就字面而言，可以理解为幸运和福气。在古代典籍中“幸”跟“福”的意思大体相当，《礼记·祭统篇》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下之意，是事事顺利，万事如意。如果这样理解，很难有人称得上幸福。与此相反的情形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换言之，幸福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可能一世一生。

判断是不是幸福的，基于人的幸福感。你心里觉得幸福，则你就是幸福的。现在有个量化的说法：幸福指数。人感到幸福，的确有一些共同条件，不过这么折腾，似乎过于机械。如果换种方式，从相反的角度来考察，与幸福相对的，是不幸与痛苦。叔本华认为：欲望与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这也是人的不幸与痛苦的来源。说白了，人的欲望需要满足，而实现的手段是努力；欲望本身使人焦躁和痛苦，实现过程更会使人痛苦不堪。所以，叔本华说：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叔本华其人，对人生与幸福的看法比较悲观。

暂且不说哲学家，让我们继续关于幸福的讨论。个人看法是：只要满足条件，幸福就是可能的。幸福的条件，首先具有客观性（包括本能欲望，价值实现欲望），同时具有主观（对于欲望实现的评价）。本能欲望，其基本要件是温饱和性。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是痛苦的。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就处于这种状态。处于这种痛苦中的人，最容易获得幸福。对这小女孩而言，如果你给她一个火炉，再给她一块面包，她肯定会感到很幸福。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知革命为何物，他之所以想要革命，无非是想发点革命财，并满足他的性欲。为此他甚至想到要跟谁上床，上什么样的床。说到“价值实现”这个层次，情况就更为复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根据这个取向，派生出奋斗的目标。其中，既有物质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一般而言，包括尊严的需要，成功的需要。在中国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目标首先是秀才，然后是举人，然后是进士，然后是做官。这是一个价值实现的基本模式，也是所有读书人毕生的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可以导致他们的不幸和痛苦。所以，追求的层次越高，痛苦就可能越多，不幸的感受就越深刻。

活着的人，都有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评价，这种评价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进行的。自己评价自己，往往不自觉地高看一点，评价他人的时候，常常不经意地有所贬低。所以，无论是何种评价，做到绝对客观几乎不大可能。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矛盾。人在在这种矛盾中，往往会感到痛苦和不幸。比如张三有个女友，张三认为女友很好，当同事朋友家人都认为的确如此时，张三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当大家的看法跟他完全不同时，则张三就会感到迷惘和痛苦。再如在一个单位，王二为人诚恳正直，工作勤勤恳恳，做出了许多成绩，当他得到肯定和重用时，就会感到幸福；相对地，如果受到肯定和重用的，恰恰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毫无成绩可言的小人时，王二就会感到痛苦，长此以往，则会感到压抑和和不幸。所以，适当地降低自我评价，对于幸福会有所帮助；社会能够客观地评价和肯定人的价值，于幸福帮助会更大。

由此看来，人的个体属性与社会属性，共同决定着人是否幸福。当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当人的自我价值受到肯定时，人的幸福感就是存在的。当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当人受到压制和感到压抑时，幸福感就无法产生。人发泄痛苦和不幸的方式很多，最简单的是骂粗话，砸东西，疯狂购物，暴食狂饮发酒疯等等。长期的痛苦和不幸，可以导致人的忧郁和自闭，严重时表现为“抑郁症”，或者自虐、自杀，有的会因此而报复他人甚至社会。古代文人中，贾谊、屈原是一种类型，前者抑郁而终，后者投江自尽。柳永，杜牧是另一种类型，混迹青楼，饮酒作乐。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时，也只好“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应对痛苦与不幸的另外途径，是道家和佛家给出的。在他们看来，人性的最大弱点是贪婪，对于财富、权力、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欲望无尽无止。因而，道家讲祸福相生，主张顺其自然，无欲无为。佛家讲“四大皆空”，不染红尘，追求所谓的道德圆满，把幸福寄托于来生。但是，能真正消灭自身欲望的，古今能有几人？当年武则天考问高僧，连高僧都承认有欲。所以，他们的看法也很勉强，甚至可以说是自欺欺人。

       西方基督教的看法比较有意思。《圣经》假定，每个人自诞生来就带有原罪，因而，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过程。于是有食物得感激神，有衣穿得感激神，有成功更要感激神。因为这种赎罪与感激无处不在，所以看起来与“幸福”比较接近。为此，基督教列出“真福八端”，如果不作宗教看，也很有趣：清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慕义如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怜悯他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女孩长得丑就夸她可爱，实在不可爱就说她有气质，如果连气质都没有，那就说她是个才女吧！——这是在网上流行了很久的句子，还有人用它做论坛上的个性签名。平心而论，这话缺乏起码的逻辑；写的人大约是被某位才女当众修理，急得犯了糊涂。事实上，才女不但不丑，而且往往美得出神入化。这种美，既有通常意义的外在容颜，更源于优雅的内在气质。

     另一个事实是，从古至今的才女，大多一生坎坷，形影相吊。唐代薛涛，通音律、工诗词，还创制了著名的“薛涛笺”。可惜“双栖绿池上，同心莲叶间”的梦一生未圆，寂寞终老于成都浣花溪。宋代李清照，这个曾经给宋词描眉绾髻的奇女子，虽有过红烛共剪话缠绵的美好时光，更多的则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苦楚日子。类似的佳人，比较著名的有南宋朱淑真，上海张爱玲。时也，运也，命乎？

     看过一则报道：某农妇喜欢普通话，有空就听收音机练习。家人不理解，邻居笑话，但她顽强坚持十余年，后来中央电视台曾请她做过一期节目。这跟朱淑贞相类似，朱才女痴娇雅致，却嫁了个寻不见半块雅骨的薛蟠类俗物，只好“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整天感叹“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但是，仅听才女幽怨的倾述也是偏颇的，尤其在夫权意识浓厚的社会里。农妇乃至朱淑贞的丈夫，恐怕也有满腹的话要讲，他们迫切需要的，或许不是诗词歌赋的高雅，而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实在。台湾诗人纪弦写过一首很有意思的诗：

何其臭的袜子，

何其臭的脚。

这是流浪人的袜子，

流浪人的脚。

没有家，

也没有亲人。

家呀，亲人呀，

何其生疏的东西呀！

诗人流浪在外，袜子臭了，于是大呼小叫的想起家想起了老婆。问题是才女高雅啊，她要读书吟诗做学问，多半没空闲也没心思洗那俗不可耐的臭袜子。“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才女嫁什么样的人，于是陷入这样一个困境：嫁给俗物吧，他不解风情气死你；嫁给雅士吧，他要你洗臭袜子。所以，才女无论嫁不嫁人，无论嫁给何人，都注定没有好日子——当然，这个推论带有玩笑成分，“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更进一层讲，其实才女的孤独命运，源于与夫权社会格格不入的清高与自傲，《红楼梦》中的黛玉和晴雯就颇具代表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执着，束缚了也累垮了她们的人生。这跟才子落寞极其相似，所以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我的推论是，如果把才女比作凤凰，那么她们的悲哀就在于：既寻不见梧桐又不甘心做凡鸟，于是落得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惨谈结局。

女侠秋瑾有诗：秋风秋雨愁煞人。俺用全拼输入，整句打完一看，成了题目的样子。李白《侠客行》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煞人与杀人相比，似乎杀人更牛逼更轰轰，正如“文化大师”余秋雨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哄哄：“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余大师这段话，读懂它既无需深奥文化也无需艰涩苦旅。按照秋雨先生的缠绵逻辑，第一句为原因：遇难学生家长请愿；第二句是后果：给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以口实。在接下去的“诬陷性的说法”列举中，莎朗斯通的“天谴论”赫然在目。孩子被埋在豆腐渣工程中，一些家长通过正当途径请愿，居然导致国外媒体“反华宣传”，而莎朗斯通的谬论，也是这些家长请愿的恶果。显而易见：余大师的逻辑，比蝴蝶效应还蝴蝶梦，比王大娘的裹脚还裹脚布。

我们这位文化大师，时刻不忘拿特殊地位唬人。大师开篇就说：“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靠！我等草根贱民，基本只能看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CCTV，还是大师好啊，动辄就“海外”，大有洋人高档货内销大陆的味道。大师放眼世界，胸怀汶川，真TMD牛逼！假使再深入一点看，余大师这段话的意图，无非急于表明：自己真爱国；学生家长这么做，爱孩子胜过爱国。当年的“口红说”，今天俺真真切切见识了。余大师：你想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做口红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千万别拿死难学生家长来垫背。

具备“文化大师”头衔者，大抵是语言的巨人。在余秋雨大师这般牛逼的人物身上，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显然是不够的；以其博文表现看，至少也该叫狮子口大开。故而，我们对余大师的称呼，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文化大狮。语言的巨人这点我们已经见识了，接下去似乎应当看行动，爱国爱汶川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但愿我们这位一直雄踞作家收入排行榜前列的文化大狮，不会是行动的矮子。《借我一生》太长，俺喜欢一个词：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