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被杂志毙掉的稿子）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安迪.沃霍尔的一切，只要看表面：我的绘画、电影和我，就在那里，没有什么隐藏在其后。”

—格雷琴.伯格（Gretchen Berg）《另一个东村》(The East Village Other)1966年11月

对于安迪沃霍尔，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更多。但至少，看上去，我们所知道的比他本人对自己的了解要多得多！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喧嚣烦闷同时又熙熙攘攘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人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加起来还要多得多的东西，人们因此而格外忙碌。他们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工作，去赚来多得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金钱或者永远沉沦在对于金钱的不知餍足的欲望中，他们去娱乐，不，他们想要去享乐，他们要把在工作中超支的感情和精力成倍的在享乐或是对于享乐的不知疲倦的想象中发泄出来，他们要把自己榨干，却还洋洋自得毫无廉耻的宣称自己正在熊熊然烧。他们想要生活，想要生活中的一切，他们想把自己变成生活本身，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有用的和没用的东西来证明他们正在生活或者证明他们对于生活的爱。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做得越多，他们越是不满足，他们做得越多，他们距离生活越远。他们像一架机器，除了歇斯底里的想要把他们自身开到最大马力以外，他们甚至忘了机器为谁而开！

但是在四十多年前，一个捷克移民的后代洞察了这一点。这个后来一直生活在纽约上东城区的年轻人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和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他轻描淡写，心不在焉的一句话为人们揭示了庸常生活的本来面目。但他同时又说“……无法在镜中去看自己，那里什么也没有”，他不相信生活中有什么是可以揭示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没有很好，也没有不好，生活只是在继续而已。他几乎否认一切，却认真的甚至是按部就班的做着每一天该做的事。他每天口述给秘书记录下前一天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琐碎事件，事无巨细，无关重要与次要，只是发生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对于他而言，没有结果或者结果干脆就不重要，“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要让时间过去，让我们变得忙碌”。

看上去，他是那么虚无，但是对抗虚无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充满热情的去生活。他虽没有这么说（或许说了，谁知道呢！），但却一直在身体力行。这个人一辈子留下的东西难以尽数——像一组无色的马赛克，晶莹剔透，琳琅满目。空洞并且丰富。

他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画家的身份，在那个领地里，人们视他为“波普教父”，虽然对于波普艺术——他在多种场合里都否认或者回避或者干脆就对其不置一词。波普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一如既往的在做自己的事情而已，他不厌其烦的画康宝浓汤罐头，画可口可乐瓶子，画冰晶鞋子，花朵和美金符号；他画玛丽莲.梦露，画伊丽莎白.泰勒，画猫王，画杰奎琳.肯尼迪和毛泽东。他用丝网印刷来制作它们——不是一个，而常常是上百个图像并置在一起。他并不经常动手——这得视他当天的具体情况而定，助手们为他做了一切，他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当然，他很乐意于在完成后的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作品能够买个好价钱的最大保证。不过即便是这个工作也经常会由他的母亲来代劳。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莫过于做出选择——由他来选择印制梦露或者是猫王，以及众多的米老鼠。

对他的作品而言，选择印制谁的形象远远比制作本身更为重要。梦露或者是猫王，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哀婉的消费主义与膜拜文化，人们喜欢他们，喜欢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人们愿意为他们付出热情和尖叫。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生活，消费明星，吃简易的快餐和喝着可口可乐，无论你是梦露还是街角的流浪汉，人们总是喝着一样的可口可乐。美国以自己不动声色的冷漠的方式叙说着这个国家的公平与民主。当一组组梦露的肖像从画中盯着人们时，她千篇一律却又各不相同的表情似乎无力的道出了这个国家深藏不露的一丝忧伤。还有那些被并置在一起的几百个可口可乐瓶子——和梦露一道，它们都成为其时这个国家消费主义的最佳注脚。

还有那些康宝浓汤罐头，无论是土豆味的还是蘑菇味的——对于它们为什么频频出现在作品中，安迪已经在各种访谈里回答过无数次了，那是从小陪伴他的食物，他每天都会吃一盒，其实那也是很多美国人日常餐桌上的常客。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钟情于它，那些每天伴随你生活的并且常常是被你忽视的东西，难道不该是艺术作品的最佳主题吗！确实，直到安迪把它们放在画面上的那一刻时，人们才发现了作品中的康宝浓汤罐头区别于超市里的不同之处——当然，不仅仅是价格的不同。

这些作品价格出众，它们自身不仅是商品或者是被人们称之为的商业艺术，它们的主题也都是商品——从康宝浓汤罐头到梦露都是。也因此，商业艺术成为他如影随形的另一个标签，以至于人们常常问他靠艺术究竟赚取了多少钱。然后，人们更是想当然的认为他的艺术颠覆了传统或者高雅艺术与日常艺术之间的界限。对于安迪来说，“颠覆”这个词可能太严肃也太一本正经了。不过，可以证明的事实是，自艺术进入当代以来，它与商业愈来愈紧密的站在了同一个壕沟里。

如果安迪的兴趣只是局限在绘画领域，那他并不足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事实上，他在电影方面也时常引起波澜。他拍过很多电影，但并不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导演，按照他的说法“电影是摄影师的”。因为，他的电影经常是把一个镜头固定在那里，任由“演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们自由的出出进进。

他的被称为史诗的电影《帝国大厦》时长八个小时，1964年夏天，在时代生活大楼44层的一个房间里，他所做的就是把机器架在那里，从下午六点开始直到凌晨一点结束，忠实的记录下帝国大厦在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冗长的时间和“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事实后来使得观众百无聊奈。

在《吃》和《亨利.戈尔德扎勒》中，“演员”分别用半小时吃完一个蘑菇以及用四十五分钟吸一支雪茄。而在片长一小时的《13个美丽女人》中，被展示的只是十三个女性瞪着摄像机镜头而已。诸如此类的片子还有很多，譬如《色情电影》中两个年轻人只是在做爱，从头到尾，没有其他的。人们习惯了在电影里看到枪战、鲜血和接吻，但安迪的片子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在那儿做一件事，包括做爱。虽然如此，人们依然对他的电影持有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在他做这些电影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期间，也正是新好莱坞电影发轫的时期。那段时期里，从约翰.肯尼迪遇刺开始，一系列的政治谋杀开始出现，美军进驻越南，这一切使得美利坚精神尤其在年轻人中产生了某种危机，厌恶及超越现实的要求在文化上被屡屡表现，酒精、大麻、游行，一直到看不清未来的无所事事的情绪终日弥漫在美国青年的身上。在被诺曼.梅勒称为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电影《厨房》中，“演员”们除了不停的捏鼻子和开关冰箱门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在将来，等到人们想要了解我们这个城市里的颓废时，这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电影。”

在八个小时的《帝国大厦》中，时间在流逝，在恒定不变的空间中，八小时后的帝国大厦已然不再是原来的它。正如“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那样，安迪用慵懒随意的方式道出了时间的虚无本质。这与他自称的比较偏向东方式的哲学不谋而合：每天都是新的一天……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正是这种哲学基因在作怪，安迪对于所有的事情能够坦然相处，甚至包括68年自己的遇刺事件。他做所有的事情同时又什么事情都不做，他认真的做手头的事情却并不真的认为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这种态度导致了艺术史上最为奇特的并且是卷漪浩繁的艺术家访谈录，对于他的访谈构成了有关他本人的最别致的艺术作品——他本身即是他作品的一部分，那种含混暧昧的、同时又清晰无比的回答制造了最多的歧义与想象空间。无论他说“是”或“不”都不能准确真实的表达他的所想。实际上，他倾向于让事物自由发展，“不要去想，人们总是想得太多”。他不在意那句被错讹传播的“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不过，他也总是不遗余力的制造混乱，他毫不讳言他试图将自己的身份弄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愿意保持神秘”，他这样说道，事实上他也确实在不同场合捏造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人们无法断定他究竟是生于1928年还是30年代的某一天。

除了把自己的访谈变为自己的艺术作品以外，他在地下乐队、设计、装置、录音、广告、收藏、媒体等方面也频频表演。他从不讳言他对电视的热爱，在电视被认定为通俗文化代表的六七十年代里，他甚至购买过某个时段的电视节目而仅仅是盯着观众但什么也不做。他热爱时尚和明星，他被称为世界级水准的购物者，他一度认为最佳的美术馆就该是现代百货商场；他是高级的社交动物，他就是纽约七十年代社交生活的标记。他没有任何的私生活，他永远处在聚光灯下却维护着最大的神秘性，这直接促使人们对他保持了长久不衰的热情与好奇。

在纽约曼哈顿东四十几街的旧厂房内，从柱子到天花板都被漆上了银色或者用银色的锡箔纸包裹着，“一种没有时间感的抽象感”使得这个空间神秘、脆弱，几个半圆形的大沙发和零落的杂志以及三三两两的身影看上去像道具一般无助。安迪这时候会远远地站在一边，银发，苍白的皮肤，墨镜，闪烁不定和充满狐疑的一个自我矛盾体。

他把自己置身度外，像个客人一样，但永远像个磁石一般吸引着别人的热情。他站在自己作品的后面冷漠的注视着这个疯狂、庸俗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2008-2-7

继去年春节前慰问河南小煤窑死难者家属之后，赵半狄的熊猫艺术慰问团再一次出动，这次，他们来到了地处西北的甘肃省秦安县新联村（石节子村），这是一个距离秦安县近十公里的，只有十四户人家的袖珍村庄。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的版图上不计其数，以功利的眼光来看，这儿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书写的地方，但今年，在奥运会即将要召开的2008年春节前夕，这个村庄的人们拥有了日后值得他们久久回味的不同寻常的两天——这两天里，赵半狄和他的熊猫艺术慰问团为村民们带去了烟酒、水果和饮料；他们杀了头年猪为村民们大摆宴席；他们为村民们画中堂写对联；他们发给小孩子们红包和糖果；他们的熊猫小姐们还给村民们送上了热情四溢的舞蹈。不仅如此，他们更是用自己的激情点燃了村民们尘封很久的欲望与热情，村民们纷纷参与进来，他们唱着新歌与老歌，手拉着手跳舞，他们的脸上难掩兴奋之情，在稍显笨拙与木讷的动作里，大家看到的是原初的生命力把他们的身体撞击的颠三倒四。当然还有他们最拿手的秦腔——粗砺与质朴的声音与头顶频频爆破的礼花在山庄的夜空中纵横“肆虐”。我相信，这绝对是这个山庄有史以来最沸腾的一个晚上。

不同于柴米油盐式的慰问，赵半狄的慰问更注重的是村民们的精神愉悦，一个热闹的晚上终归会过去，但这个晚上带给村民们身心的激荡却是经久不息的，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或者在每个春节到来的时候，这个村庄的人们会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熊猫艺术慰问团为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别样的温暖。对他们而言，艺术不艺术不重要，那些吃到嘴里的猪肉也不重要，甚而——赵半狄本身也不重要，你说我作秀也好，真诚也好，但有一点是——村民们脸上由衷的兴奋与喜悦不是装出来的，这就够了！作为一位艺术家，赵半狄通过自己的行为释放了村民们深藏已久的情感与欲望，从这儿，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无数个小村庄的生命力！

我记得，赵半狄说过，他们此行的慰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温暖送给村庄。很显然，他做到了。其实，对村民们来说，在不远的将来，赵半狄的名字或许会逐渐被淡忘，但那些熊猫们的热情以及由他们点燃的温度将持久的留在记忆深处——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五十多年来最寒冷的那个冬夜！

还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靳勒对这次活动的鼎力相助与参予，作为一个注重观念的当代艺术家，他甚至想要把这个村庄本身打造成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艺术馆。艺术再也不是私人工作室里的窃窃私语了。“艺术介入生活并且产生互动”——在这一点上，赵半狄和靳勒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008-2-1

(图片来自：美术同盟)

 

艺术家苏坚起初肯定没有料到，他的奥运工地现场写生作品《他们》经过在网易半个月的持续竞标之后，终于被一位“神秘买家”以32008元人民币拿下以后，（据说，其中2008元是买家自己追加的，以彰显与奥运之关联）五位农民工模特之一的王洪涛会发来这样的短信“苏老师，打扰你了，奥运我不看了。我们农村来打工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何谈看奥运’？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现实就是如此令人气馁，无奈之下，苏老师只好退而求其次，“我会一直联系他，希望他能够再次加入。即使他不能来，也希望他的朋友或家人代替。再不愿意，可能通过网络，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代替。”

看得出来，无论发生什么，苏老师都希望这件架上+互动作品至少在形式上能够达到自己的计划要求，毕竟，有了形式的圆满，作品的意义才可以自足并且可能被无限延伸。（虽然，类似这样性质的作品在实施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各种未知原因而使预先计划有所偏离甚至流产，但无论何种结果，艺术家基本上都会接受，因为所有未知情况通常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品的一部分。）而且，向他所说的“……我得给工人们一个交代”，很显然，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承诺。

不过，现实的情形却多少使得大家有些尴尬。对苏坚而言，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奥运主场馆的建造者能够在他们一手铸造的地方体面地去参加奥运盛会，这个事件本身不仅将对自己的艺术活动有意义，而且会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产生意义。这无疑显示了一位当代艺术家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显露了艺术家希望通过艺术作品（艺术活动）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并且与广大公众交流的愿望与探索。但与此相反，农民工们却有着更为实际的想法，在他们眼里，用五天工夫画在一张塑料编织袋上的“艺术”能够卖钱，这本身就足以令他们称奇，更遑论进到奥运场馆去看一场比赛呢！对他们来说，留一天汗，尽一己之责干好份内的工作，每月拿到属于自己的一千块钱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是事关生存的。而亲身体验奥运——我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吧！这种尴尬的错位其实道出了一个最显而易见也藏得最深的实质，那就是，人们通常只会也似乎只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他们各自经验世界的方式以及广度和深度都大不相同，如果一厢情愿的为别人设想，到头来双方可能都会受到伤害，尽管彼此都抱有善良的初衷。所以，虽然身处“同一个世界”，但“同一个梦想”本身却像一个梦想一样——着实是遥不可及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错位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定义了艺术的疆域。人们每天使用“艺术”这个词，但“艺术”究竟是什么却少有人能够清晰的界定。实际上，我一直比较相信这样的说法，即，“艺术做着大致与宗教差不多的事情。”它介乎于宗教与科学之间，既有科学的理性，也不失宗教的迷幻作用，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容易得到艺术的青睐。换句话说，艺术主要是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发生作用并且留下痕迹，它有可能在瞬时产生某种影响，也可能在你未来生命的某个节点上醍醐灌顶般的给你一击，至于现实的一切，它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它不能把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也不能把一个浪荡儿变成王子，但它能够让你相信你本身就是一位骑士或公主，好的艺术它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解决你的精神出路问题——假如你深刻的经验了艺术的话。所以，就作品《他们》而言，王洪涛即使不愿意去看一场奥运比赛，但这个事件本身已然成了目前为止他生命中最难忘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对他的冲击将持续久远（他对苏坚说“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因此，苏坚的可爱在于太执守于作品形式的完美，艺术不是你是否真的能把那些农民工带进奥运比赛的现场，也不是你是否能真的把一千零一个人带进卡塞尔现场，而是在于这一事件对艺术家和参与者本身的意义，艺术永远都不可能在真正的社会层面发生作用，也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或有一时，也不可能一世。对于艺术，意义总是大于现实的。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体察到了艺术家的单纯与浪漫，以及脆弱——无论怎么去看，艺术家都像是唐吉坷德一样，挥舞着那根不太听话的长矛，而大风车（社会）不仅对其置若罔闻，还常常是粗暴无礼的。

所以，艺术永远只能做艺术才能做的事情，在自己的疆域内疯狂起舞，艺术会变得更单纯也更可爱。

我突然发现，在真正进入影院体验《色

李安对张爱玲推崇有加，据说开拍之前曾经非常认真地研磨过原著，虽然文学改编电影可能有上千种方法，但看得出来，李安这次是想尽可能忠实于原著。但，两相比较，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还是让我有些遗憾。在我看来，影片《色戒》在去掉那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场激情戏之后，几乎就剩下了一个干巴巴的以二战为大背景的年轻学生暗杀特务的老套故事，当然，他的画面很美，音乐很美，节奏也很美……他把所有他能做到的地方都做到了尽善尽美，但依然美不过同一类型的好莱坞影片，例子太多，这儿就不举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认李安的优秀，（现如今，谁还敢否认李安呢，作为电影圈中的华人，他为所有华裔长了多少精神！）只是原著的气质确实没有在影片中尽显出来。张的小说就象一柄瓷实严密的沱茶，密度很大，空间很小，容量更是无可限量。整部小说絮絮叨叨东一榔头西一棒棰，看似不经意，却藏尽机锋，但表面上却风平浪静，整个节奏压着直到最后王佳芝轻轻的一句“走啊！”才似乎给了读者一个可以逃逸的出口，前面密密麻麻的铺垫才一点一点从底子上泛了上来。而李的影片——客观地说，却只是分成了两大部分——激情戏和非激情戏，两者之间不仅少有联系，而且全然没有原著中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那种叫人无法呼吸的压力与节奏。

我觉得，大众对《色戒》的如此厚爱和关注，好像更多成分是因为导演本人，因为李安现在似乎成为了当代华人里信奉儒家典范并且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人，就是说，在一个经济当头，传媒肆虐的时代里，李安很好的解决了儒家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尴尬——他似乎真的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就更深层的心理而言，李安似乎让所有华人重新找回了久违了的文化自信。但是我相信，这一点是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近年来对中国的需要和关注有着深刻的渊源。

所以，大家爱李安，大家希望李安一次又一次的斩获国际大奖好让他们心底的某些东西得到平息，但是，威尼斯人，嘎纳人和美国人是不会一直爱李安的。李安儒雅，宽容，坚韧，李安几乎无往不胜，李安在中秋节掉下眼泪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做秀”这个词，他太完美了，有谁还会去忍心给他挑刺呢，但马英九的眼泪却让人们笑话了好一阵子。

实际上，我不仅看了两遍《色戒》，还正在读他的个人传记，瞧！魅力的影响就是这么大。但是，对于《色戒》的评价和关注我总觉得混杂了太多其他的因素。所以，试想，如果《色戒》是冯小刚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007-11-13

对于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叙事技巧我一贯深信不疑，或者说是他的一种叙事本能，在这一点上，他真的与众不同，我很诧异于他如何安排他的人物，让他的人物完全顺服影片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叙事是拖拖沓沓的，不温不火，但是观众还不至于心急火燎。他自有他的节奏，像他的文字一样，对生活的过于敏感多疑，有些时候会稍嫌罗嗦，甚至有做作的痕迹，但那也是源于生活本身的做作，与他的叙述是毫不相干的。

在长镜头和短的分镜之间，他拿捏得也十分精确。实际上，对于他的长镜中的变焦与运动，我不仅一点儿都不喜欢，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的厌恶。在几乎所有出现在影片中的长镜里，总是难以回避摄影机的运动，推远拉近，上上下下，在摇臂上摇来摇去，有时候我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想让观众们看一部流畅的影片呢，还是想教给大家如何操作摄影机，但大师总是大师，他总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招数能让人们闭嘴。摄影当然是优秀的，观众时时刻刻能意识到这一点，却不会停留在摄影的表面，在安东尼奥尼略显古怪的意志力的驱使下，镜头最终还是被导向故事本身，所以，这终究是安东尼奥尼自己的影片，不是阿菲奥的，也不会是文德斯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在中风后失语症的陪伴下，他的感觉似乎更加敏锐也更加坚强了。

在影片的四个部分中，虽然大家一致盛赞“女孩与犯罪”这个章节，但我个人却尤其青睐“不要试着找我”这一段，在我看来，与其它情节相比，这一段最为“靠谱”，这一段是最为生活化，因而也是最少安东尼奥尼痕迹的部分，听上去似乎有些相悖，但试着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会比较容易一些——这也是他最具功力的一段，他固有的修辞与电影元素不再那么显山露水而更加平易近人了许多。

这一段故事，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简短的对话一开口，揭开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多年隐藏的破裂关系。日常的生活习惯，日常性的伤害。但现在，借着这个机会，女人要一吐为快。“全完了，都承认了吧……回答我，是不是这样？”丈夫点点头一句话不说，她也沉默不语，一个丈夫和妻子彼此都无话可说的故事。沉默成了影片的主角，沉默成了说话的负面空间。

而影片中，情人奥尔加在罗伯托炽热的眼光洗礼之后，下一个镜头就是落莫孤寂的帕特里夏，大景深的长镜更助长了人物的情绪，一张嘴“你又去了她家里……三年了……最后一次，要她还是要我”安东尼奥尼甚至不需要玩弄任何技俩，就能让观众在不察觉的情况下走进故事深处。这种结局在我眼里同样并不关涉叙事本身，而是牵扯到电影态度的问题，大师知道他的观众会在适当的时候拐弯前进，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尝到这种甜头了。

这一段为什么可爱，还因为让.雷洛的加入，（多亏了谢罗美.艾恩斯无法错出档期，虽然他也是极优秀的演员）在他粗砺的外表下面总有一些难以名状的喜剧成分，他越是一本正经，表面严肃，这种无处不在的喜剧因素越是四处扩散，这一点正是谙和了生活的本质，所以看到他在这儿的表演，就好像看着哈哈镜里的自己在表演一样，在西装下面藏着的永远是无厘头。

生活本可以不这么一本正经的。大师早都告诉人们了，但人们却不愿意这样做。

“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这是《西方正典》一书封面上的几句话。这本书虽然我只看了一半，但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来评述他的博大与真诚似乎都不为过，这本书太朴实太清新，流畅自如，读起来就像是作者哈罗德跟你面对面的一次即兴但不乏机智与技巧的长谈，而且更为让人心动的是这种感觉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在暗夜里听故事的那个记忆——被充溢四周的幸福感所浸染，安全，温馨。

客观来说，这种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当代人的阅读经验里了。在各种各样品目繁多的文学样式与主义里，我们曾经一度已经丢失了自己的美学追求与阅读快感，并且不可回避地染上了一些新的“坏品行”。正如作者所言：“阅读乔叟或自古以来在文学上少数几位对手的作品——如但丁、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使人产生恢复洞见的愉快效果，我们所有人在面对纷至沓来的昙花一现式名作时也许会禁不住失去理智，这些作品如今给我们带来了危害，促使人们放弃美学的求索，而乔叟在作品中坚守着文化正义。”

哈罗德在本书中的立场显而易见，他对经典的解读直指文学本质或者根本上就是直指人性深处，在他眼里，脱离这一点的经典或者阅读方式都是危险的。所以，对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其它如女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持不同文化主义者来说，这本书多少显得有些“保守”甚至有“复古”的嫌疑。在我看来，哈罗德对这些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主义有些许的偏见，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有些“顽固不化”，但对于一位与那个时期一起走过的老人来说，因为他见惯了林林总总的发生，所以我相信他的看法自有其道理，因此，保持一种公允的态度阅读此书可能会获得最大的阅读快感。

至于被他所诟病的那些各种类型的文化主义，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们已经变成各个领域的显学，仅就这一点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很难想象当文化研究已经被时尚追风所左右的话，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真正的文化研究吗。不过，幸好有些学者已经对此作出了角度独特的反思。美国学者阿瑟.伯格继《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之后又推出了三本针对不同领域的理论另类读本（分别对应大众传播、文学批评、社会学理论等），文风依然诙谐机巧，像图说故事一样，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各种“POP”理论，最最重要的是行文中不断渗出的反讽与自嘲能够适时地提醒我们对于这些理论的警惕与反思。

无论如何，在哈罗德的《西方正典》与这些理论之间展开论战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只不过我们在大步向前飞奔的时候，能够回头看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往往有更精彩的事情发生也说不准呢。

这就是玫瑰园
主人刑庆仁

天气一热，人就像狗一样，喘气成了第一位的事情，其他的杂七杂八看上去都不太重要了，有些人反而就乘了这样的机会，做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徒然吓人一跳。

整个一天，完全没有来由的感到烦，或许我忘了，好几十岁的人了还有资格谈什么情绪，小情小绪是年轻人的专利，唧唧歪歪可以整点儿事情出来，对我们来说，谈情绪就有点儿奢侈了，或者难听一点，简直就是不要脸：几十岁了，也应该明白这个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不会因为某个人而调整自己的节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自己顺应它，要不就只能象狗一样，躲在角落里舔舔伤口作罢，狂吠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这个文明社会里——有挨打的危险。

虽然道理明白，这情绪一下子还真是调整不来，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种情形下也写不出什么东西，索性反思一会儿吧。

随便贴一篇旧稿子充数。

大概是两年前吧，第一次见到刑庆仁。经由同学刘瑜的介绍，同行的还有我的几位同事，一行人熙熙攘攘就来到了刑庆仁在龙首村的画室。一个并不很大的正方形画室里，一张也不是很大的画案摆在靠窗的位置，面对着门口，旁边放着一对看上去有些来头的太师椅，有点对薄公堂的意思，只是太师椅的位置在我看来并不太合适，在和刑庆仁握手的时候我就一直这么想着，一边还打量着他身后墙上那幅我已经很熟悉了的画儿，实际上是画在一张板子上，当中是一个秃瓢，嘴里还衔了一枝玫瑰，再旁边就是“玫瑰园主人”几个字，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我就来到了书上的“玫瑰园”里。

刑庆仁是个名画家，也就是个文化名人，是名人就得有架子，反正我见过不多的名人就都有架子，我就用社会学的方法统计出结果：凡名人都是有架子的。结果是我的理论在刑庆仁这儿不管用了，用酷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理论被邢庆仁颠覆了，不过这个结果我也挺高兴的，毕竟这使我认识到名人也是个普通人吗。但是刑庆仁不但没有架子，还很好客。我们去的时候，画室里就还有其他人在一旁看报纸，刑庆仁自个画画，一幅相安无事的样子。后来听刘瑜说，他的画室里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子，仰慕了他的画儿从祖国各地赶来的拜访者络绎不绝，虽然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的干扰，但一般来说他倒也能泰然处之，日子久了，反倒觉得有一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觉，而我还从这里看出了他的个人品性与处世哲学。在我们一行结束对他的干扰时，他送了我们每人三种自己画册，然后依次在扉页签上自己的名字，诸如xxx先生雅正之类的话，给我签名时，倒签成了“张斌宁弟正”等。从此，每逢途经西安或者是电话中，我都管他叫庆仁哥，而他也欣欣然的样子。

实际上，在见庆仁哥之前，已经通过贾平凹的描述对他的容貌有所了解：整个儿乌雷滚圆一颗地雷。及至见了，还是吓了一跳。著名作家就是著名作家，只一句话就把庆仁哥写到骨子里了。不过想着这样的形象，看着“玫瑰园”的字样，还是觉得有点差距，心想着庆仁哥如果生成秦观诗词一般的感觉岂不美哉，也不枉了“玫瑰园主人”的雅号，但后来又觉得真成了秦观那一类的感觉，又与这古城西安太不相衬了，想想还是觉得目前的搭配不错，再到后来对庆仁哥的才情气质了解更多的时候，更觉得这名字还只能配他的形象了。

前一段时间刘瑜打电话提到庆仁哥说我骗了他，庆仁哥当然是玩笑话，我却当真了来听。原来是我长期生活在兰州，经常有机会带学生们去甘南写生，而庆仁哥又一贯的对甘南情有独钟，遂订下计划再有写生的机会时一定要携他同往，这并不是说庆仁哥非得同我去甘南，而是他厌倦了那些累人累己的客套和应酬，想要清清静静地去走一走，而我身处兰州得天时地利之便，若能成行，倒也是各美其美的事情。不过世间事大多是遗憾多于完美，自从计划诞生以来，我也仿佛于甘南绝了缘，竟再也没有机会造访。学生们很看重四年唯一的一次外出实践机会，都想往远里跑，跑到北京上海去方才罢休。想想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学生们年轻气盛，抓住机会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与庆仁哥的看惯了世事繁华的渴望平和在本质上也并无二致，所以这一拖再拖，这甘南之行还真就骗了庆仁哥。庆仁哥素有佛缘，一向也被人视为居士，如果应了因缘关系来说，这甘南之行恐怕是缘分未到吧。我想有一天我要再去甘南时，庆仁哥恐怕也早没有了当时的热情。

突然想起来把这段缘由写下来，是因为昨天晚上居然在梦中又去了一趟“玫瑰园”，一切还是老样子，杂七杂八聊了些什么，我还送了他一张DVD，是一部韩国的片子，叫《冬去春来》，以一个小和尚的成长对应了人生四季，淡然诗意且不无震撼。后来我知道，送DVD的事儿还真有，只不过又梦见了一遍，惶惶然竟搞不清楚了。末了临出门的时候，记得他到门口的水池撒了一泡尿，水管哗哗地开着，像配乐似的，噌噌淙淙也还好听，就想到陈村《小说老子》里抱朴对玄一说：你真厉害，拉屎也能拉出哲学来。水池的上面有一张他写的条子：池内不许撒尿。不过现实中的水池上面有没有那张条子，我不记得了。

（图片来自网络资源）

央视新闻频道的“每周质量报道”栏目刚刚做了一期有关“波丽宝”丰胸产品的节目，又引起了我对媒体信誉的一些思考。

“波丽宝”广告在各个卫星频道投放量之大致使我们防不胜防，不过，照实说，我还是很喜欢看这则广告的，我当然不相信她的所谓神奇功效，但又忍不住要一再地看她“现身说法”，频幕上的女人们纷纷托起乳房就像是拿着别人的什么东西一般比比划划，表白着自己对“波丽宝”神奇功效的赞羡和感激，其中的广告词赤裸裸地传达了这个社会以“男人注视”为特点的差异本质，这点足可以引起女权主义者的一场激烈论辩，不过今天我们只说媒体。

据偷拍影像资料的说法，“波丽宝”投放广告费用每月为5200万元，每天利润为240万元，这个数字说明“波丽宝”的广告运作是一个典型的密集型投放案例，也就是说，通过对非黄金时间段的占领来重复传递给受众一个信息，在信息轰炸的前提下与潜在的消费者混个脸熟，从而在广告和消费者之间发展起一种“亲近的感觉”，并最终刺激其购买欲望，实现其利润诉求目的。

客观来讲，从广告运作的角度去看，这是一起相当成功的营销案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家公司是一个深谙电视媒体运作规范的老手，选择各大卫星频道，首先意味着在地域的范围里撒下了一张巨网，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其广告受众的数量，而每一位接受到广告信息的受众都有可能成为她的产品客户，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假定性揣测，但在一个“眼球经济”大行其道的市场里，毫无疑问她们走出了最成功的一步。另外，出于成本的考虑，选择各省卫星频道也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虽然央视频道的威力使人难以抗拒，但，毕竟各个卫星频道的费用要低出一大块，而且她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时间段和更灵活的策略来安排广告的播出，从而通过反复不断地播出传递最大量的信息给受众。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深知像这样的广告是没有机会在央视频道登台的，她们知道自己广告的水分有多少，而其它卫星频道的门槛则没有央视那么高——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你付出多少。同时，虽然各大卫星频道在形象和信誉度上远不能和央视抗衡，但在各个地区范围之内，她们依然扮演着公众良心和道德标准的代言人角色，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各卫星频道的气质恰好可以和她们的产品划上等号。

但今天，“波丽宝”终于踏入了央视的门槛，只不过它是以一个污点证人的面目出现。“波丽宝”所歌唱的什么“迅速增大、决不反弹、脂肪移植等”神奇功效被新闻频道有理有据地一一反击，主持人的严肃面孔及其舒缓得当的语调更增加了这一不容置疑的论断，在这一刻里，所有受众的反应是不假思索地站在了央视的一边，观众们会想当然地以为央视的每个动作都是在伸张正义，她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正义的喉咙，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诧异于观众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去轻信央视频道的结论，要知道，央视一向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自居，这一点，她的媒体从业人员感受可能会更深刻。

我们有必要说说央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媒体。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媒体，某种程度上，央视在执行一种霸权式的或者垄断式的操作规范，当其它媒体不具备与她分庭抗礼的实力的时候，她的发展就完全要依靠自觉意识。政府的控制只是一个方面，毕竟央视也处在一个无形的市场当中，完全脱离受众对她而言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她必须要为大多数的受众利益考虑，这也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她必须站在受众的一边并且尽可能保护他们，为他们说话。同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她有必要为该国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摇旗呐喊，她必须始终保持一种正面的因而是值得信赖的形象，并将这种媒体气质与她的行为融合起来，从而区别于其它卫星频道，这不仅是她自身的要求，也是公众的潜在要求。或者说，在公众面前，她首先要作为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意识形态载体出现，然后才是一个处于经济规律支配下的普通媒体，这样一来，她赢得公众的信赖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外，在节目的编排与制作方面，央视也很好地利用了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提请有关医学专家出厂时，他们分别先获得了一个肯定性的静态头像，旁边的字幕是对他们身份、职位的描述。在一个以动态图象运动为特点的媒体中，突然出现一个静态的图像，往往是为了引起受众的注意，在语法上等同于强调，并在瞬间建立起与观众之间的认同，（刑事案件的电视讲述中突然出现的罪犯头像则是从反面角度引起观众注意的例子）这样一来，这些专家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正义之剑的注脚，他们的经过技术处理的音色也强化了这一点。与此相反，在暗访的偷拍图像中，事件相关人员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总被表现得七零八落、支支吾吾，从而呈现出一种负面的、阴暗的、不值得信赖或同情的形象，或者干脆就是活该如此。（即便有一天技术上能够保证良好的图像与声音，在表现上也似乎无此必要）这种媒介再现的方式能在短时间内“帮助”受众划清是非界限并引起受众在道德感上的呼应，并加深对该媒体的嘉许与期望。也就是说，类似“波丽宝”的事件，央视报道得越多，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就越加正面，越值得信赖和期待，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信誉度良好的国家媒体形象。

但是，我们或许忘了，无论如何，央视也只是经济规则中的一个棋子而已。我们只消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某港台明星为国内的一个运动鞋厂商大唱赞歌。我们谁也不会幼稚到真的以为那些明星会穿一双没有文化附加值的运动鞋——即便是在没人的时候，那么这算不算一则与“波丽宝”相似的有欺诈性质的广告呢？即便是，谁又会追究呢？毕竟，穿不穿一双鞋是小事，而“波丽宝”却生生把人家的身体搞坏了，所以引起纠纷，所以活该被“曝光”。

“波丽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毫无疑问大家都清楚，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想我们应该学会判断媒体的惯用技俩，珍惜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就被别人牵了走。

另外，“波丽宝”的广告手法如此之滥，还有那么多女人心甘情愿去上当，倒是值得大做文章，这不是说女人们都很“笨”，我相信很多女人都不会相信这则广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会去买，没办法，女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这一点，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

对于她，已经有太多的评论了，但极少有令人满意的。评论家们总是从所谓专业的角度去出发，所以从尼尔的画中他们看到了造型、色彩、构图、甚至是大胆，直到推断出一个女性主义来……而且，天知道他们还会生出什么花样来！！

对于我，尼尔就只是一位真诚的画家，看她的画而产生共鸣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反应，因为太生活化了，没有丝毫造作的痕迹，这样的艺术，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刻意神化她，她的作品从来就不会拒绝和我们交流，因为她的作品真的就是我们寻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曾经一度习惯了太多形而上的东西，现在是时候回到生活本来的面貌了。

（P.S）记得我曾经给学生介绍过尼尔的画，部分学生认为尼尔的画太过丑陋，从而产生疑问：生活果真也这么丑陋吗？生活是否真的这样“丑陋”，我无从给出答案，但我知道确确实实这些就是我曾经经历，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周围的生活。所以对于学生的疑问，我只能给出一个猜测性的解释：生活中“丑陋”的定义是如此复杂，学生们似懂非懂只是缘于他们对生活经验的还不够“深”或者还不够接近，其状犹如雾里看花，虽依稀可辨，但终究不明所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任何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看见电视上男男女女的亲热镜头，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们异样地笑来证明，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们真的就能体会到因身体而上升的情爱快感。换句话说，要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除非你亲自做了。但我们不可以让一个小孩去如此体验——直到他成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所以，有些事情的答案是要靠时间来给出。但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却还不知道革命的意义，就像是有些人一辈子走在男男女女当中，但情爱的真谛却从未真正光顾过他哪怕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