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简如素

敦煌，一部让中国人哭泣的历史！------题记

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陈寅恪曾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总是习惯于每次出游后写游记，可自从从敦煌回来后，一直都很想写自己在敦煌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却一直没法落笔，似乎总害怕自己的笔下写不出敦煌的痛、敦煌的无奈、敦煌的文化，那千年积淀的文化我的笔下又如何能写出呢~

第一次接触敦煌是在2003年，无意中看到日本著名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所写的《敦煌学及其周边》。1981年，藤枝晃教授在西北师范大学演讲时讲了一句至今都让每一位中国人痛心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第两次接触敦煌是在2006年11月，通过央视首播的电视连续剧[大敦煌]，剧中反映了宋代、清末和民国三个历史阶段千年敦煌的形成、发展、辉煌、衰败、重生的过程。从藏宝、夺宝到护宝三个颇具神秘传奇色彩的故事搭建了敦煌文化辉煌、劫难和重生。这是第一部中国人以敦煌为主的历史剧，1983年在日本曾经拍过一部关于敦煌的电影，只是该电影敦煌只是做为一个简单的背景。敦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底蕴。

第三次接触敦煌是在2007年4月，看了舞剧《丝路花雨》，舞蹈中的那种唯美、服饰的绚丽、音乐的雄壮，更加深了我对敦煌的最为强烈的向往。

从那起，敦煌成了我心中的梦，那里的风那里的沙，还有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那个经历了千百年风风雨雨，记录着中华族历史荣辱的土地啊！敦煌，这两个让所有中国人伤痛又滴血的字眼，因为三次的接触，它更深的烙在我心上，一切一切，都令我神往不己！

2008年7月3日，我终于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那份对敦煌的向往，独身一人提起背包从广州直飞兰州，然后从兰州坐火车到敦煌。去敦煌和当初去苏丹一样，很麻烦，但却和当初去苏丹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敦煌，是一个让中华人民滴血的伤口。现在很多有形的文物已经丧失，但是敦煌无形的文化精神并没有沉沦。一个民族的不屈不挠可以表现在战场上，可以表现在外交上，也可以表现的灾难面前，更可以表现在文化建设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敦煌，不仅要在遗书中传承文化，更是要疏通绵延不绝的民族血脉。

为了去敦煌，我曾经读了无数的有关于描述敦煌的书，也查了些有关于敦煌的历史资料，可是每次脑海闪过那两个字时，总能让我激动不己，那个让我魂牵梦索的地方！曾经自认为查阅了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已经很懂它了，很懂那种深沉的寂寞和万古苍廖的凄凉，然而，当驼铃响起，踏上寻梦征程的时候，才发现，那座寂寞城池的神秘与传奇，我并不懂！

在此之前，云想让大家先了解下敦煌的发展历史。

以下文中的资料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及网络。

苍天苍黄土黄
千年一梦大敦煌
秦时明月云天上
汉家宫阙在何方
阳关三叠
叠不走万千惆怅
大漠孤烟
见证了百代沧桑
春花谢看秋霜
驼影飘渺映夕阳
悲欢聚散一杯酒
各自东西为情殇
英雄拔剑
斩不断尘缘一段
女儿飞天
飞不到梦中故乡
日升月降
地老天荒
美人江山两难忘
蓦然回首泪飞扬

今天，让我们在一曲[敦煌日月]中沿着历史沉重的年轮回到一个沉痛的年代。在历史的某个瞬间，造就了一段举世闻名的辉煌与没落：狂风卷起的漫天黄沙笼罩着戈壁古城敦煌，身着长袍的古人把成摞的佛经、文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高高耸立的莫高窟洞窟内，再小心翼翼地把洞窟封好，然后返身消失于漫漫的风沙中……

 远古--两汉

 敦煌自汉朝到清朝初期亦作燉煌。新莽时一度改称敦德。位于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西端。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当为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从考古发现来看，夏代时，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文献记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又战败并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匈奴单于命其下属浑邪王驻牧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为防御匈奴侵扰，汉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郡西部则建有玉门关和阳关，出关可通西域。两关之间也有长城和烽燧相连。敦煌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史载西汉未年敦煌郡已有户11200，口38335，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汉王朝组织移民和戍卒进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汉廷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连成一线，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用；对内保卫着陇右地区的安全，对外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汉廷对匈奴、西域用兵常以敦煌、酒泉为大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这两地还负责提供、转运武器装备和粮草。新莽末年，中原大乱，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并加强边塞防御，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内地"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敦煌得以继续发展。

 东汉建立，窦融率河西归服。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永初元年（107）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七年（120），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敦煌遂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西域许多地方作为政治人质的王子就居留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立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

三国--北朝

 魏文帝曾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与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袭、宋纤、氾腾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逞其能。二十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与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已传到敦煌。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加深了佛教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到了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一些人来到了敦煌，这些流民既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了劳动力，又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文化。敦煌是前凉的西部重镇，担负着制御西域和沟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

 李暠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祈嘉、刘晐、索敞、阚骃、张湛、宋繇、阴兴等一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龟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出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以修习禅定见著的高僧。前秦建元二年（366），禅僧乐僔在距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在乐僔师窟侧，又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突破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唐前期

隋初，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出兵击破吐谷浑，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到仁寿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景云二年（711），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6395，口32234，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伕，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向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同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袄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吐蕃统治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贞元二年（786），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由310人增加到近千人。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及寺户。译经活动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计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专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广莫高窟的兴建，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会昌法难，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敦煌躲过了这次法难，佛教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对敦煌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归义军时期

 会昌二年（842）吐蕃王国发生内讧，张议潮及继任者张淮深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大顺元年（890）至乾宁三年（896），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归义军的内乱又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亦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已仅有瓜沙二州。张承奉开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汉金山国，开平五年被甘州回鹘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

    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更名议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曹氏政权通过联姻等办法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建立了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往来的新关系。同时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奉中原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内则继续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归义军政权，以扩大政治基础。这些措施使曹氏归义军政权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也得到了境内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敦煌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和各地僧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僧尼受到人们的尊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仍有巨大的影响。

西夏--蒙元

景祐三年（1036）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鹘率众进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鹘占据沙州时期，始终奉北宋为正统，使用宋朝年号，多次向宋廷入贡，不向西夏屈服。这一时期回鹘人虽为统治民族，但汉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鹘人民长期受汉族影响，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艺术都是汉族和回鹘文化交融的结晶。

乾道元年（1068），西夏再克瓜沙，从此西夏加强了对沙州地区的控制。西夏的统治机构模仿北宋，故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敦煌作为西夏的西大门和与西域联系的关口，还担负着沉重的边防任务。而且，这一时期敦煌还曾发生几次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长时期的动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西夏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加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而从事东西经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在西夏时期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文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也仍然盛行。

宝庆三年（1227），蒙古帝国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将敦煌隶于八部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将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此复置沙州。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元统治者曾采取招抚流民、设置屯田等措施来恢复敦煌地区的经济。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地的地位。又由于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距河西、敦煌愈来愈远，使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人烟稀少的敦煌地区益显荒凉。蒙古帝国和元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臧、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八字真言碣》乃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变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明清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带击败元河西守军残部。但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设沙州卫，沙州卫不仅按时向明廷进贡物品，还经常保护路经敦煌的关外少数民族政权的朝贡使者，不时向明廷报告关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下民众全部强行迁入关内，沙州卫遂废。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以抵御吐鲁番的东进。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占领沙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

清朝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设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升沙州所为卫，并从甘肃迁移二千四百余户百姓到敦煌屯田，还重修了卫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自清廷采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后，敦煌的经济开始复苏，农耕又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水利设施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牛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11窟和第228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的200多个洞窟。同治年间，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起义军不断与清军交战，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经过这场战乱，敦煌的人口又减少了很多。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车在被清军追赶逃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

近现代

王园禄,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这位因为莫高窟而出名的道士。他是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道号"法真"，四处游方。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王道士根本不晓得，他用枯瘦的手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的门，它的发现曾震惊了西方世界。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正处在自身难保的多事时节，一个文化无多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腐败无能，国人的愚昧、麻木，这些有着如同狗一般灵敏嗅觉的文化强盗，明偷暗劫，车载畜驮，不用吹灰之力便盗走举世闻名的稀世珍宝，引起了世界文化界的轰动。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此明火执仗的劫掠，是敦煌的耻辱，也是整个炎黄子孙的耻辱。莫高窟在流血！整个中国在流血！敦煌演变成为近代中国一部伤心史。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使古老的东方文化遭受了莫大的蹂躏和摧残，给敦煌这一著名的佛教胜地留下了永远无法抚慰的创伤。可此时的王道士还以为用收入修窟寺，功德圆满，谁知却糊里糊涂成为莫高窟的罪人。

随着藏经洞的发现，本世纪初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敦煌，一个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正如陈教授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长达12个世纪，历史文献艺术品多达五、六万件，只是因了一个名叫王圆禄的道士，而在短短时间内几乎散失殆尽。我们的祖先，想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留存点民族文脉的传承物，而他们的子孙却如此的不争气，不知前辈们泉下冥知，又该是何感呢？

在那些千年中存在过、繁荣过的古文化面前，人类显得多么的渺小！

佛气浓郁的转经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