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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个热门专业吧，搞法律不错，整天看到电视上哪个大律师是多么的潇洒，挺让人羡慕的，况且我喜欢研究一些思辩性的观察性的分析性的东西（大家从我的文章也看到了）。还记的小时候我特别能说话，抬杠，一说话还带大人的味道。家人说我能当律师。哈哈，我还比较有天赋。

    可又不明白了，我们学校的法律在全国也是前15强，可法学院的就业率在全校是最低的。报纸和网络上的专家老是说法律是热门专业，中国紧缺。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去年我就在考虑这些问题了。就业率反映的是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的比值。比值小从公式上说是因为需求相对太小或供给相对太多。现在的专家喜欢和美国比较，美国平均几个人一个律师，中国又是怎么怎么样。所以就预言中国很缺律师，法律是热门。可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美国人均律师上与中国的差别在60年代就这样为什么那时候不是热门而现在就是了呢？专家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在大幅度上升。从现在的情况看不是象想象的那样。

    联系到自己的几次打工经历，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在中国做事基本不需要法律！真到用法律的时候那真是把事做绝了，也只有真到没有退路的时候才会用到法律。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社会在什么地方都需要法律做为理性的屏障，在中国更强调个体的功能，而不是统一的理性。

    不错，随着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交流的增多带有个体性的理性约束越来越不能适应环境。但这种成熟的社会状态在短期内不回出现。现在有这种成熟度的仅仅局限在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区域，比如大的公司，或比较发达的地区。

    专家的预测仅仅是一种趋势。趋势而已，是以后教长一段时间里的事，不是现在。类似的分析还可以用到现在的热门：心理学。

    电视上的律师很潇洒，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可不知道就业的痛苦！要进事业单位如果没有人，是根本进不去的。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

    象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凡人还是考个工科的稳当，铁饭碗！
]]> 2006-03-03 17:10:34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8.html
  也许这就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没有我们太多的选择。

  曾经有太多的幻想，却没有强大的翅膀来承载。

  曾经有太多的勇气，却被明亮的阳光刺伤。

  质问命运，得到的是沉默，

  正视自己，却没有回答。

  ……

  ……

  往思如风，逝矣！





  在沉默中来到了这里，

  在沉默中发现，

  在沉默中思考，

  在沉默中彷徨，

  在沉默中发现，

  在沉默中镇静。





  面对嘈杂我睁开双眼，

  那无尽的马路上有数不清的繁忙。

  面对沉默我清晰的思考，

  那无名的山洞里定有等待我的宝藏，那漫天的繁星定有属于我的光芒。

  面对上帝我宽容的微笑。

  一切复杂竟然是那么简单，哈！

  面对最后的起点我轻松的畅想，

  迫不及待的我已经握紧双舵正视远方。



 

  看！那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一双洁白宽大的翅膀！

  看！那浩瀚的湛蓝里翻起冲天的白浪！

  看！那浩瀚里有一双刚强的目光！

]]> 2006-02-16 01:32:56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7.html   有着一丝凄寒的风
  我望着生锈的铁窗
  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
  为了供子女读书
  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
  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
  5毛钱一件
  那次我母亲掉了一百块钱
  她心疼的说那是烫了两百件衣服赚来的钱呀
  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
  我把自己做苦力赚来的一百块钱丢到地上
  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
  妈妈露出了一丝苦笑
  其实妈妈知道是我丢的
  我不怕一个人独自吃苦
  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
  读大学几年我没问家里要一分钱
  我总希望父母不要为我*劳
  他们年纪大了
  辛苦了一辈子
  怎么忍心增添他们的负担呢
  但学费是高昂的
  我必须自己去卖苦力
  耽误学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一个人默默的做苦工
  我一个人偷偷一天只吃两个馒头
  冬天其实我更怕冷
  因为我是南方人
  但是为了节省洗热水澡的几块钱
  我整个冬天坚持洗冷水澡
  我冷的直打哆嗦
  我微笑着对同学说
  我们年轻人需要锻炼身体
  那天我没鞋子穿
  我不好意思去上课
  直到学校发了点救济
  我才买了双便宜的拖鞋走进了课堂
  我家一直很穷苦
  我在穷苦中长大
  我从小就体味到家庭的艰辛
  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
  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
  我说:爸妈你们辛苦了，我做好了饭，你们快吃吧！
  我一直努力读书
  村里的邻居以及中学老师
  都知道我是个吃苦好学、斯文老实的学生
  我中学拿过全国奥林匹克物理大赛二等奖
  我上了高中受过歧视而闷闷不乐
  可是在接近高考的那几个月
  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奋发苦读
  就这样我一个穷困的学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我高考的成绩超过我们广西省当年重点线50多分
  完全可以上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哈工大之类
  可是我考虑到那离家远费用更大
  所以选择地域较近并且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云南大学
  我充盈着希冀
  一个农家的孩子
  蕴涵着淳朴老实本分
  来到了云南大学
  当我看到毛主席书写的四个大字
  “云南大学”
  我的心激起一阵阳光的涟漪
  我立志一定好好继续努力
  学好专业找个好工作
  可以好好报答父母，
  改变穷苦的命运也好好用自己的知识
  来为社会为国家努力工作
  认真做个受人尊重的人
  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进入大学以后我怎么发现
  大部分人不爱读书
  每天晚上谈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性感漂亮
  和哪个女孩子****更爽
  有钱的同学则大胆的找起女朋友来
  大摇大摆的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同居
  大家都爱玩电脑游戏
  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土包子
  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
  于是我为了和同学打好关系
  我也学会了玩电脑游戏
  并且由于我的天生智商还可以
  玩游戏比他们更厉害
  我以后更乐衷于玩电脑了
  我还自己用打工的钱以及借了部分钱
  买了台旧电脑
  我很大方
  我的电脑同学们随时都可以玩
  我很希望和同学们和睦相处
  时间很快
  大学过了几年
  我暑假寒假基本都不回家
  都在昆明做苦工赚钱
  我还慰藉父母
  爸爸妈妈我在云大过的很好
  老师还经常约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呢
  其实我每次说这样的话心里都是虚的
  我有时候没钱就打一份饭吃上两天
  经常一天吃两个馒头就过去了
  我从不怕苦也不怨恨谁
  我更没因为没钱而想到去偷去抢
  我很坚强
  我为自己骄傲
  我对的起父母
  我对的起自己
  我对的起同学
  我对的起社会
  可是总有那么些同学总有意无意的歧视我
  有时候说些话很伤我的心
  他们觉得我的穿着打扮很怪
  他们觉得我的举止很怪


我开始悄悄的打工
我不想被人家看成异类
好在我自以为有几个好老乡、好同学
这样我才能不去理会那些同学的歧视与人格蔑视
大学很多男生都在大胆的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很多男生都谈恋爱了
我在这种氛围下加上几个同学的怂恿
也大胆的写了一封情书 交给了我暗恋许久的一个女孩子
由于我的模样不好看 加上又没钱 人显的很土气内向
那女生毫不留情的当着许多人的面 把我那封用真心诚挚锩刻成的信 撕个粉碎
我只是内心痛苦了下 我也并没有怨恨谁
我只觉得自己确实条件不行配不上她
我对父母也是这么说的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谈恋爱 况且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

时间过了很快
快到大学毕业了
只剩一个学期就毕业了
最后一个寒假 我依旧没有回家 依旧在昆明做苦力
离开学还有几天
有些同学提前来学校了
大家可能都是为了找工作所以提前回学校
我很开心
因为整个寒假我一个人多么孤寂 只是孤寂的时候有会也会有点不平衡
所以我也需要一点安慰
只是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环境 我无法渲泄
至少我还是很理智 所以我选择了上网
那里可以找我灵魂中那本来就不多的不平
在那里我会有一丝平等的感觉
虽然这样 我在网上还是一个好人 至少我不会骂人
虽然有时也会上一下色情或是暴力的网站 但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谁能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呢

毕竟在这个年龄那种好奇心是不能扼制
至少我做不到 我不怕吃苦 但是人是很怕寂寞的 当
我看到同学们时我很热情 他们为了打发时间约我打牌 我很乐意的接受了
其实我们原来也经常玩牌的
其实无须掩饰 我智商真的比较高 所以打牌经常赢
几个同学都怀疑我作弊 我坚持说没有
谁知道那三个我自以为平时没有歧视过我的同学
以为一直平等对我的同学 竟然恶语伤我  蹂躏我的人格
还揭露了我以前的许多伤疤，
包括那女生撕毁我情书的事情 !!



什么苦楚  什么贫苦  什么艰辛的生活 我可以忍受
其他人歧视蔑视我 我也可以忍受
可是我这几个平时稍微好点的同学 
竟然 这样残酷无情的践踏、蹂躏我的人格尊严
原来每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这样
凶悍的歧视我
残忍的嘲笑我
其实我承认我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我思前想后很长时间才会决定这样做的
决不是一时的冲动
至少大脑的运动不会比P4的处理东西要少
甚至我还想到的"连城决" 想到那可怜的狄云 这是一本我看得最多次的书
虽然像"平凡的世界"这样更有深度的书更适合我
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血管里还是有一股男人的气息
我希望这个规律也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希望也能有一个转折的机会
希望本身的素质会给我带来一线光明

也正是这些让我会有一些犹豫
也正是这些让我在迷惘的胡同里挣扎
我的心很痛
我的泪悄悄的落下了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
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时候
当我的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
我的心滴血了 践踏我竟然还是平时关系稍微好点的同学以及老乡！
我在这种氛围下再也难以立足了
是他们残忍的对我
是他们不给我活路
他们没有给我留后路
他们淋漓尽致地侮辱完我后
居然还那样嚣张与快乐
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还有资本去玩女孩子
伤痛的心找不到归处！



总浮现出他们淋漓尽致侮辱我的样子
我
没有退路了
我决定玉石俱毁
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 一个教训
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 一个教训


我本来习惯被人歧视、被人蔑视的
可是这次他们表现的实在是太淋漓尽致了
他们嘲讽时刻的无情
他们侮辱时刻的面孔可恶
让我下定了决心
终于我买了一把石锤
结束了他们几个人的生命
于是我逃跑
我想没抓到我以后到一个
没有歧视侮辱的地方重新做人
万一抓到就一死百了
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想死刑
我不愿意被判无期徒刑
因为那样会给我父母带来压力！
许多人现在都说我是杀人恶魔
都说我杀红了眼
其实说心理话
我只想杀那些无情蹂躏糟蹋别人人格的人
我并不想伤及无辜
当我另一个同学来找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杀他
因为在我最穷困的时候并没有歧视我 反而打饭给我吃
我深刻懂得人间真情的可贵
我曾对自己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一定会报答这位同学 可
是我现在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没有机会报答这位同学了！
但我最后想送一句话给我那位同学: 好人自有好报！



虽然思想还没有终结
但生命似乎已经终结
  回想这一生
或许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悲剧 不
自觉又与狄云去比较
我又不能不回到现实当中来
  不论怎样 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还是在尝试着自己
永远永远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听到到飘曳进来的歌声了 好象是〈梦驮铃〉
多么熟悉的旋律呀
我想起了经常帮助我家的十四叔、十四婶来了
我们那个家虽然很穷
但是大家都很互相关怀
大家都感到很快乐
没有歧视与蔑视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践踏
我很想和陶渊明那样
就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 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
望着袅袅的炊烟 写着清新的诗歌 呵那多美好呀
  可是现在----- 只好等来生了




爸爸妈妈，对不起了
儿子不孝 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警察又来提审我了
我总听到外面摩托车的声音
  为什么总是那么飞扬跋扈
  我怀念十哥开的摩托修理店
  在我印象中那是很赚钱的
十哥骑摩托车很英姿飒爽
那摩托车的声音是 那样的婉转清脆！
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车上了
慢悠悠的行走在 我可爱、纯朴、亲切的家乡 !




  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必然性,马加爵的遭遇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罪恶!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事情的背后是什么,一切又是为什么!

  在报纸上看到,马被枪决后全校的学生都在欢呼!我为之悲哀!!为马,为学生,为整个社会!!

    无言!!!!
]]> 2006-02-15 19:22:53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6.html 刚睁开眼，我便哭个不停，也许我讨厌周围的温暖和安详。但我看见了我
的父母，他们是族里最勇敢的鸟。而在寂静的山谷里，天空飞过和我一样的
鸟儿，但我看的见他们在对我笑，在为我的出生唱歌。
我觉得因为母亲叫我阿呆，我才飞不起来的。我是只苯鸟。
在满月那天，我的朋友们已经可以在天空飞很久了。而我只飞到了海边
的那座山便停住，我对他们说：“我累了，我的翅膀回断的。”之后我听到
他们的笑声，我觉得这笑声和我出生时的笑声不同，我的心很难过，我不明
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笑。
这时阿容飞过来，他说：“没关系，每只鸟都会累的，但你必须继续飞
翔，对于一只鸟来说，太久的停留就是死亡。”我听呆了，我害怕死亡，我
觉得活着最大的乐趣是睡觉，但死了就不能睡了。可我没有把这告诉阿容，
我怕他说我呆。于是我就拍着那双快断了的翅膀继续飞，幸好翅膀没有断，
我还活着，我很开心。
这个岛永远是春天，永远没有风雪，但当我不用休息便可飞过海边那座
山时，我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离开。”我觉得奇怪，身边的父亲望着没
有边际的大海一言不发。后来我只记得那天岛上的桃花开得特别灿烂。这是
我的故乡，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临行前母亲让我找根树枝衔在嘴里，她说：“每只鸟都会累的，你可以
把树枝扔在水面上，然后落在上面休息一会儿。”我折了一截桃树的枝，上
面还开着灿烂的花朵。
我对自己说，我要把故乡带在身边。
于是我们开始在大海上飞翔，我总能看到比我们大的多的东西，觉得自
己真的挺小的。由于是第一天我和阿容都非常兴奋。而我们的父母却一本正
经的排着翅膀，表情严肃。
我在心里想：干嘛，这分明是段快乐的旅途嘛。然而后来我也觉得无聊
了，整天面对着深蓝的海和一群不能说话的鸟。我总在寻找休息的时刻，但
我的母亲不同意，说不能单独休息，会落伍的。
不知飞了多久，我的桃树枝上的桃花一片又一片地掉落，在不经意间已
经成了一截枯枝。我一直不开心，只有在短暂的休息时心情才会好一点。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很大很大的鸟，母亲说他是燕子。父亲正要想他打招
呼，只见他一下子就掉了下去，没有征兆地掉进了深蓝的大海。过了一会儿
，海面上扶出了他白色的肚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排着翅膀继续飞。
那天我们停在海面休息时，父亲对我说：”那曾是只可以比别人快十几
天穿越太平洋的燕子。没有一只鸟是死在巢里的。记住这点，阿呆。”
我们还在飞，对于这种旅程我开始感到害怕。我怕和那只燕子一样莫名
其妙地坠落。然而接二连三地有我们的同族死去。在休息时，有些鸟就一动
不东地停在那。我们起飞时，看着亲人留在了海上，流着眼泪让他们永远休
息。
后来，我的父母也对我说：“阿呆，我们飞不动了，你先走，我们多休
息会儿再赶上去。”我的眼开始流泪，泪珠在海面上泛起一圈圈水晕。我没
有哭出声来，只说了声好的。
我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对自己说，我是年轻的鸟，我不会死的，我要带
者树枝飞跃海洋。
鸟越来越少。
那天，我们停在海面上休息。
在父母离开后，我变得沉默。阿容停在我的身边，唱着童年时的歌谣。
我突然开始想念我的故乡，我的爪子把水面上的那截桃树枝握得很紧。
我想起那个生我的巢，那座小时侯飞不过的山，和临走前开得无比灿烂的桃
花，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他在远方对我说：“鸟的职责是飞翔，没有一只
鸟是死在巢里的。”
眼泪又一次流出，这是一只雄鸟第二次流泪，我对自己说不会有第三次
的。
突然，有一股浪打来，我转过头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大口。那时一条鱼，
是我们的天敌，许多同族的伙伴被吞进了那条鱼的嘴。我清楚地看见他们脸
上痛苦的表情，他们的肢体在在鱼的嘴里血肉模糊。
我惊慌失措，看着那张大口向自己逼近。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是空白的，
和我刚出生时一样。
是阿容，他用自己的树枝抵住了那张大口。他对我大喊：“快飞走，阿
呆，快飞。”我回过神排着翅膀离开水面，我慢慢升高，看着树枝被折断，
阿容在那鱼的嘴里消失了。
当我完全清醒来时，正飞在往日熟悉的海上，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只
同类。大家一生不吭，闷头向前飞。我的身上沾满了血迹，不知是别人的，
还是自己的。
我还活着。
但是，我把我的树枝丢了。
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休息了，我得一口气飞完这段旅程。
于是，我拼命飞。
然而有一天，一只鸟把他的树枝塞进我的嘴里，只对我说了四个字：“
我不行了。”他一下子掉了下去。我们是很小的鸟，掉进水里一点声音都没
有。
最后我握着别人给我的生命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开始在新的地方繁衍后
代，那里也总是春暖花开。
但我们最终还是要离开的。
那时我最后一次飞行，只飞了几天，我就觉得特别累。风和日丽的一天
，我停在水面上，我对自己说只睡一会儿，醒了再好好地飞。我闭上了眼，
一下子就睡着了。我作了个梦，梦里我和父母、阿容，还有以前的好兄弟一
起飞在碧海蓝天里。那时我们不需要树枝，我们有使不完的劲，自由自在地
飞翔着。
]]> 2006-02-14 19:51:32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5.html 忽然想起袁建伟老师讲的成功学，他让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定一个目标，比如在家庭婚姻上，怎么怎么样，在名声地位上，怎么怎么样。不断努力，在每个方面都做一个成功的人。
上大学后正郁闷无聊的时候接触到了成功学，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每天激情澎湃的听课，激情澎湃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每一件事。每天许多奇妙而雄心勃勃的想法在脑海里盘旋。自己仿佛就要成为那耀眼的金星，成为那传说中的成功人士。上课的时候是那么的快乐。
可是后来，课上完了，结束了后却一切都变了。每天面对的还是无聊的书本和普通的同学，脑海里还是郁闷和无聊。生活里没有了激情和幻想，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为什么呢？
成功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更象一种宗教，所有在现实的道路上迷茫的人们都会被他的教义唤起，去追求内心深处那已经快要腐化的美好。
许多成功学的书的思路都类似：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要做象谁谁一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然后朝这努力，逐渐变成他的样子。在接触这种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体验，有一个同学很优秀，我一直在模仿他就象教徒对佛的膜拜一样，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自己也会象他一样优秀，可是后来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来到大学后知道这中见贤思齐的自修方式与意象心理学的东西有关。我的那段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这种方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对自己进行改变。一个人的表现型可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经过模仿可以改变的，一部分是要依附环境的，一旦脱离影响你的那个摸版你就回变回原来那个样子。一部分是你模仿也不会改变的。第二部分占大部分。
联系到生物学，生物性状绝大部分源于基因，后天能把握的部分很小。并且这种改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环境来强化。就象高三结束后的小段时间里我们的思维能力骤降一样，一旦不用脑子了，就变笨了。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离开环境我们就又变策划功能另外一个样。
“我要有谁谁一样的聪明头脑，象谁谁一样伟大……”“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当别人用这样空洞而有煽动性的话激励时我们当时固然雄心勃勃，可我们能一定用美好的结果实现当初的自信吗？能象电视里演的一样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文化里没有关于失败的容纳。老师总是用充满激情的话去鼓动我们。老师告诉我们，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可我明明看见许多一起努力用功的同学没有作到老师描绘的蓝图。最后他们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与自己不用功，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真正象电视上放的（比如刘翔）人一样因为努力所以成功的人是很小一部分。别人有很好的能力，只要付出时间就会成功，可我们没有那样好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努力这么简单。我们应该面对自己的现实。
我们应该思考对成功的定义，和如何去成功。
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到最好。有些时候不是你努力了就能做到最好的，努力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说：你现在是鸡群里那只鹰。现在的问题是，这仅仅是一个童话，我们大家不都是那个侥幸的丑小鸭。
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说：我自信我成功，我努力我成功。自信是美丽的，但在自我膨胀下的自信会让我们在现实中失去理智而败的一塌糊涂。

                          二
中国的成功多是对名与利的追求，我们从小被教给的是象谁一样出名，象谁谁一样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为家人争光。从来没有考虑内心的自由与向往。我们逐渐丢失了自己，成为活在大家评论与口舌下的奴隶。
现在的学生都想着去做大家羡慕的大老板，其实就是这中思维的延续。以前我很反对这种人生观，可现在看来这都是事物客观发展的毕经阶段，观念上乘建筑转变的一个环节，无可厚非。
现在大家对成功学的热捧的背后还是那种想法----出名。当然并不是说他错误。只是现在我们对他的过度追求是不正常的，偏离常态。就象中国人爱创造基尼斯记录一样。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正确的：1：我们应该找到内心属于自己的方向，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活在世俗里。2：将注意力放在对目标追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目标本身。
真正让我们喜悦的不是对别人的超越，而是对自己的实现。
]]> 2006-02-14 19:50:13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4.html
    环境----在学校中为了名次而进行的生活-----已经把我们这样一种人：以名次为生活目标，为排名而奋斗。除了利益外，无意识中的生活目标就是为了名次上的虚荣。心为形役，没有自己内心的自由。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生活，生活的目标是向上的。但这种向上现在来说已经脱离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非对外部，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改造了自然界。中国人老是将战胜别人的人尊为英雄，做人杰，做鬼雄，将意识上层虚荣的战胜作为胜利。

    认识到这点很重要，生活的目标不应是对虚幻的获得，而应是对实物的战胜。

    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是和别人攀比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才 是最重要的。为自己既定的目标每天都有前进。当每前进一步时更大的收获是喜悦，这便是幸福，便是成功------一种心态。
]]> 2006-01-13 03:25:25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3.html
    现在又吵了，是两个女生！

    这里的矛盾很明显，一方面是想要占座不让别人坐下，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宿舍里那个正睡觉的人想要得到因睡懒觉而晚自习的自由，而现在哪个早起床的人就想坐下！谁是谁非？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晚上卧谈会的时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同学直接说：这还不简单，禁止占座就是了。呵呵！这种方法似乎很公平，不过很明显，这没有长远的可行性。中国的管理者就喜欢用这种只在面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天真！就象打击色情网站一样，杀杀风头就罢了，却还真指望通过这种方法去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很简单，事情的产生都有原因，表面上的和实质上的不是一回事。人对性的欲望在天然的，怎么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灭掉呢？对类似的现象，要在对欲望的发泄和对欲望的控制间找到一个平衡，而不的去灭掉欲望！没有了欲望，人也就不是人了。

      我是意见是占座可以，不过大家约定好，如果8.30或9点之前座上还没有人，那这座就让给别人。既然大家都想要自由，那我们都牺牲一部分自由。

    在回到占座上，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起床晚而又没有让同学帮忙占座的人都向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抱怨，你们应该管一管。说到底，没有占到座的人之所以没有占到座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找愿意早起的同学帮忙。说到这里，两边的争斗就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较量。

    再说图书馆管理人员，现在的做法是他们看着表，到8：30或9点座上还没有人或离座半小时就把书收起来。这是一项很特殊的工作。一方面人心所向，另一方面，书旁边的占座人总想出很多理由不让你把书拿走。而且，收书这个工作可以说完全是个体力活。而且不创造价值的低等工作。

    可情况却有了变化，管理人员松懈了，偷懒。毕竟太累了，没意思。可还有更可气的：谁给管理人员关系好，他就会帮占座。

    ……

    同样是管理，我们大家把对公平的维持过分的寄托在“人”的身上。而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有了腐败.

    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对“人”的倚赖，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呢？

  一个社会要想有真正的公平，就必须是以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为准则的，而不是象现在的中国，部分领导人说了算这与儒家思想不同，儒家将所有美好的期望都寄托在“仁君”的身上，可能的儒学的思想家们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圣人的，我们都是有欲望的凡人。

  漫长的5000年中国没有通过“圣君”走向那个美好的理想国，而是这种天真让我们一败涂地！


]]> 2006-01-13 03:24:24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2.html
  向潜意识输入新 的理论认识时，首先要让自己内心认识到有接受的必要。也就是说，这种对内本我以外的东西的接受完全的出于内心的需要。要让自己明白：确实是心里想要接受，而不是将超我的东西强加给自己。

  要让内心完全放弃原有的一套东西，自发的抛弃他。其实当内心认识到原来是失败的，也就有了放弃他的倾向。

  再次，静下心来，反复体验，理解并输入给自己。

  最后要让自己的内心感到这种意象的变换是正确的，给自己找到信任，这种选择是正确的，给内心一种激励。

  这时，你就换了一个人。
]]> 2006-01-13 00:23:50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1.html


原因：需求的相对性。



解决办法：在一定的环境中寻找一种和谐的平横。认识自己，认识外人，认识自己和外人所在的规律。 ]]> 2006-01-13 00:21:29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30.html
  从小我们接受的是要服从。小时候要听家长的话，进了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进入社会要听社会的话-----服从社会所有的规则。在我们的脑海里的是对已有的遵从，对权威的遵从。我们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思考的自由。所以学生不会创新，而现在的教材改革硬将创新作为目的也必然不会被接受。大家已经习惯以前的教育方式。就象《肖申克的救赎罪》里那个上吊的老头，习惯了约束也就对自由不适应了。

  我们是如何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呢？很简单就是原于封建的专权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者要求我们要服从权威，服从正统的东西。在权利机构上：子从父，妇从父，一级一级往上至皇帝。思想上初了这还有就是要严格遵从正统的儒教。其实儒教的东西有很多是要求要服从，这正好符合统治者的想法，自然也就“读尊儒术”。

  因为没人敢创新，所以我们的封建社会很漫长。 因为不敢创新，所以中国没有诺贝尔。因为不会创新，所以我们只会人云亦云。

  因为要事事听话。所以我们不敢违背约束去发表自己的东西。这都是封建残余思想的结果。现在中国刚脱离封建社会没有多久，观念上层上的残余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象被绳栓住的小牛，除了顺从什么都不会。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以人性的自由！张扬个性，保持自我！
]]> 2006-01-12 23:56:25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29.html     上大学后发现，这里有这么多学习很厉害的人，老师一点就透，什么都会，我比起他们却差的很远。记得高个的时候，自己怎么也是班里的佼佼者，那时那么多人都敬佩，可现在呢？考试从没有进班里前15名，尽管很努力。我于是变的很自卑，整天很郁闷，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北大那个牛人聚集的地方有很多和我一样经历的人竟然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多么可怕。他们本来是那么优秀啊，最后却用死来逃避这从众人之上与众人之下的落差。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看样很多，可最后的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
      又想到刘翔和女排，如果他们不是第一，不是万人之上的那颗压倒众敌手的亮星又该如何呢？好象没有日呢会这么想，但至少有一点，他们不会在是民族的骄傲，不会在是大家的焦点。不会是成功的人因为印象中大家的焦点中只会是那些成功的人，也就是那些众人之上的人。只有这写人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充满压抑的，很少有平常人展现自己的权利，大家只关注不平常的人。心理学将人的欲望划分五层，其中有一层是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中国这种压抑使人的这一层欲望得不到满足。找到一个发泄的机会于是就激动起来，所以中国人在拿金牌的时候都落泪，而不是高兴的笑。所以Jay的Fance在见到他时就泪留满面，因为他们心里感到我追求的人给我带来了自我价值感。所以和宿舍的人谈理想是大家都说：人或着不就是为了出名为了做一点让大家都仰慕的大事业吗？所以中国人在谈论志向的时候说，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出人头地，超过所有人才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便是我们的脊椎骨价值观。所以古代的书生要做状元，要衣锦还乡。所以现在的家长要孩子上重点高中，读名牌大学。家长们只是在用孩子的前途做赌注去赢得自己失去或想要而没有得到的所谓的荣耀。
        所以家长们都说：我们这么受苦图什么？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所以学校老师还有家长都逼孩子学习，所以上海的小孩在看《卖火柴的小女孩》是说：我要是小女孩多好啊？不用学习做自在！所以有了现在刚刚报纸上的消息：青岛的一名初二的学生因考试不及格而服毒！
      在这种以出名为目的的竞争机制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竞争方式--------人与人的竞争。想区别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为了与自然竞争，别人去研究自然的规律，所以别人发明了机器，进入了工业化。为了与人竞争，所以我们学会研究《36计》，学会了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学会了背后伤人，行《厚黑》之道。为了与人竞争，我们学会了自私，学会了窝里斗，变成了一盘散沙。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这最终的根源是我们压抑的文化。我们压抑的文化的如何来的呢。压抑就是不要与众不同的个性。所以很明显了：一切都是原于封建社会的专权统治。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稳定统治，就当然不会让有个性的人出来去与自己唱对台戏。特别强调要保持平静的社会。这是他们最初的目的，因为枪打出头鸟。拿枪的人就是封建独裁统治者。因而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大家都保持平静，大家都做一样的事（中国人的求同思维）。

      在一种独裁的背景下必然形成压抑的文化。
      现在我们依然是一种独裁的统治。但愿以后在体制改革能带来新鲜空气。中国热是聪明的，要对中国充满信心。


]]> 2006-01-12 23:54:51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28.html 　　中国文人古来称士，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５个等级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级处于庶民之上的统治者。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统治者的宗族血统，更多表现在它具有见识上的一己之长。士不再是从前的兵士、卫士，而更多是学士、策士。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百家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子，都属于新崛起的这个士的阶层。
　　
　　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文化的原创性，在此后的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成了绝响。继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汉高祖等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帝国，一直到满清帝国的覆灭，这前前后后２０００多年，构成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比西方的中世纪早开始约５００年，却又晚结束约５００年，比西方中世纪长一倍时间，长了整整１０００年，且几乎是从公元元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这里是否暗含了某种神谕？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国文化只具备一种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爱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备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希伯来人先知所倡导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求知精神。就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但由于二者都在元精神上有所缺陷，所以无论哪一个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也即人类精神受到某种蒙昧困扰的时期；只不过西方文化发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纪只有一千年，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中世纪则正好是两千年，从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９世纪。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现在都面临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世纪的开端（２０００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谕，天命所归？读者诸君，能解其中的奥秘吗？还有第三方面，即中国文化正处于冉冉上升之势，西方文化则处于悠悠下降之态，虽然一升一降，却是无论中西都将享有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端，是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开端，我对这新的千年世纪满怀幸福的渴望，这与耶稣基督所预告的“千年至福”有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多么神妙！
　　
　　回到原话题。由于先秦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巨大的文化原创性的体现，这一时期的确曾经展示过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孔夫子开创了私人办学授徒的纪录，显示了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宝贵的，正是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繁荣，独创了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的精神，并具体植根于孝悌的实践的习俗之中。这种元精神直贯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的历史，虽然在近半个世纪受到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打击。但秦始皇的一统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创的时代，尤其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是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中国中世纪２０００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极权政治的循环，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状况２０００年来变化极少，中国人虽然拥有大量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可是并没有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尽管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语言的趋于统一，文字书法的趋于简便，文艺表现形式的趋于丰富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这２０００多年中对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量的增长是缓慢的，尤其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增长更几乎是毫无长进。先秦时期曾经很有原创性的儒家学派，在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完全变成了只知一味复古述古、一味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兴起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儒家经典更是成了历代读书人攀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夫子的仁爱的主张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们口头上的面子话。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原先在孔子时代曾经具有的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纪时代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种丧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者的无情的打击、迫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读书人把科举入仕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从而心甘情愿捐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利，作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读书虫。
　　
　　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明儒王阳明等，一个方面是把儒学改造成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的内容从意义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天理”。另一个方面即是把儒学变成普适的知识，其实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中国人既没有如古希伯来人那样的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的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精神根源。除非具有真信仰精神传统和真求知精神传统的西方人用武力粗暴地打破这种中世纪无限的蔓延，中国人恐怕只能永远在中世纪的梦魔中沉睡下去了。这不是神话，这是明明白白的逻辑和历史。
　　
　　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的文人或读书人，他们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散播者。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根本不具备任何稍稍不同于这两种伪精神的语言，即使他们成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贽、黄宗羲，他们也无法自己独创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就将终生染上这种伪精神的印迹而难以消失。要改造伪精神传统只有惟一一种办法，便是开放国门，让西方人进来，让中国人到西方去。更简便的则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中自由流通，任它自由洗濯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迹。阻碍这种办法得到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言，传统的中国文人。
　　
　　要想使中国传统的文人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实在是太难了。
　　
　　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样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汤因比……可见，在一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为零，也只能是极少而又极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文人尚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担知识分子大任的肩膀。
　　
　　第一、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在先秦时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孟子可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话说得漂亮，也有勇气付诸于现实。处于中世纪的中国文人却没有这种可能。
　　
　　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不说全部，也至少９０％以上是士大夫官僚，当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于功名，攀龙附凤。也难怪，“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投身科举是中国文人唯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难理解，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权术，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至于处于乱世，投身暴动，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会，那无关思想事，当别论。
　　
　　在中世纪的极权社会，不要说批判社会，即使说话稍不顺极权者的意，轻则遭贬，重则丧身，更严重者甚至诛连九族。统治者防口如防川，岂容你批判！
　　
　　第二，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公开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武器，最后至多是恨恨地诅咒：“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没有真求知精神，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论武器，更没有可以令统治者遵守的法律，没有通行全社会的理性的公正。中国人只有刑和礼，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第三，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具有了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才可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不要说中国文人，除了极权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两种活法：要么顺从，要么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极少有可能。
　　
　　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文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因此，只能大量产生文人，不可能产生知识分子。硬要只接受过伪信仰精神和伪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国文人充任知识分子，自然是强人所难。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①，文人无行，同样自古而然。中国文人实在如同一块难雕的朽木。
　　
　　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西风东渐并行。西方人凭借船坚炮锐的优势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信仰精神与求知精神的传入与灭国亡种的耻辱和忧愤同时在少数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激起了怒潮。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人们，以及“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实际上的独裁者们，在近一个世纪中相继表演。在近１００多年中，中国正以蹒珊的步子迈向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国人很艰难；西方人也不轻松。事实上，西方文化正在从它１９、２０世纪的顶峰徐徐降落，与此相反，东亚、中国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笔者对２１世纪开始的新的千年世纪的中国文化还抱着希望。这也是促使作者撰写本书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
　　
　　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同时拥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仰“真”、追求“善”、热爱“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仍旧沉浸在伪精神中的中国文人尽快寿终正寝，他们才是新文化诞生的最致命的阻力。
　　
　　顺便说一句，我赞成继承孔子的爱人的精神，还有他具体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内外鼓吹的“新儒家”却令人遗憾，他们的空论更多叫人感到，他们仍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类。


]]> 2006-01-04 18:43:20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27.html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



　　一根“弦”是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足可以需要一部专著，我近年来也的确在准备完成这样一部专著。这样说不只是想说明回答上述问题将有多么复杂和多么困难，而是更想说明要解决上述问题将有多么重要和多么紧迫。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究竟是什么呢？我的最简单扼要的回答是两个字：逻辑。



　　说得极端一点，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或者甚至说根本就缺乏，所以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之间的2000多年的中国文明，相比于西欧人类的文明而言，只有缓慢而重复的量变，而缺乏急促而革命的质变；这种情状，尤其在近500年间与西欧相比，显得反差特别鲜明。换句话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所以才造成了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地发展停滞，所以才根本不存在由中国首先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才根本不存在在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等等。



　　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让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逻辑。



　　我所称谓的逻辑包括狭义和广义两部分，狭义的是有限的逻辑形式，广义的是逻辑实质或精神。



　　狭义的逻辑，指的是具体的逻辑学说及其内容，诸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狭义逻辑在中国古代类似的学说被称为名学，在印度古代则被称为因明学。



　　广义的逻辑，在古希腊称逻各斯，在古代中国称“道”，在古代印度称“梵”，实际指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人类智慧等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特别还指人类思维以及语言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广义逻辑见诸于人类思维之中即是人类思维本身及其具体化，例如思维的存在状态、思维的工具、思维的方法、思维的理论、思维的规律等等。



　　简言之，逻辑即人、事、物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或更一般地指称人类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



　　相对于人类的民族性、人性而言，逻辑性即指该人类（民族、个人）对于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的始终不断地关注、追求、发明、发现和创造的能力。换句话说，凡是具有始终不断地关注、追求、发明、发现和创造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能力的民族和个人，即是具有浓厚的逻辑性的民族和个人。这里的逻辑性今天的人们又泛指哲学性，不过我认为，哲学性在概念的外延上要大于逻辑性。哲学在古希腊词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智慧包含逻辑，但不仅仅是逻辑。



　　关于传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我的判断是，比较西方人尤其近代西方人而言，确实缺乏逻辑性，或一般地指缺乏哲学性。黑格尔就曾因此而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如果说缺乏逻辑即缺乏哲学的话，我同意黑格尔的判断。顺便指出，正是因此，我在我的著作《问人性》（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一书中，不仅判定中国古代无哲学，而且更进一步判定中国古代无神学，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却独立地产生了人类中最早的人学，根本的人性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神学，然而她却有自己独特的人学，因此，中国文化自在其人学的意义上具有其特别的人性的价值。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西方近代文化而言更缺乏逻辑呢？



　　一、逻辑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



　　什么是进化？从无到有、从一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智慧到有智慧等等，都是进化。从科学愈来愈发达的今天往回看，宇宙的进化（从无物质到有物质、从简单物质到复杂物质等等）、生命的进化（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等等）、人类的进化（从无人类到有人类、从蒙昧的人类到文明的人类等等）、人类文明的进化（从无文明到有文明、从简单文明到复杂文明等等）、个人（我）的进化（从无我到有我、从无知的我到有知的我、从卑鄙的我到高尚的我、从假恶丑的我到真善美的我等等），真正说起来，都是逻辑本身在进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我的专著中，从最全面的（自然、社会、心理、人文）科学的意义上作出充分的论证。这里暂时撇开宇宙的、生命的进化不谈，只谈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



　　人类及其文明究竟（或最主要地）进化了什么呢？我认为，进化的东西（仅仅或最主要地）不过是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而已。从人类的体质上，从人类追求的价值意义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化，但终究比起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来说，则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简直就可以说，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其实即人类运用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的进化。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多大的异议呢？说得更简明一点，一切人类的进化都不过是逻辑知识和逻辑能力的进化。



　　如果说读者均不能不同意我的上述判断的话，那么由此便不能不确认，逻辑，作为人类思维、语言乃至实践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它其实在人类及其文明进化中所理应具有的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关于西方文明为什么会在人类近代的历史中骤然崛起并且远远抛开曾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那是因为西方人在近代发明了发明的工具——科学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等等，其实即指的是逻辑。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西方的智慧》一书中，也同样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无疑已非常鲜明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逻辑，也即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其实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甚至可以说人类所谓进化简直就是其逻辑知识、逻辑能力本身的进化。如果承认逻辑是万事万物进化的主因甚至本身，那么对于缺乏进化的事物，包括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而言，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从缺乏逻辑的方面去寻找最直接的原因。



　　二、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看



　　在近代史上，只有那些能涌现出逻辑、理论的思想巨人，并且这些巨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拥有众多的继承者的语族，才可能真正成为人类思想史中逻辑、理论的巨族。这样的语族也都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创造和发展了逻辑理论的巨族。逻辑、理论的巨人与逻辑、理论的巨族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巨族在当今的世界上，我认为有三个，它们是法语族、英语族和德语族。由于逻辑与语言、思维、理论的紧密关系，我这里只讲语族，而不讲国家，因为一种语族可能包括多个国家，如属于英语族的英国、美国等，属于德语族的德国、奥地利等。



　　人类正是依靠了这些逻辑、理论的巨族才获得了巨大的文明进化的动力乃至进化的文明本身。



　　严格地讲，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均属于具有共同的二希（希伯来、希腊）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欧文明。人们迄今都认为，只有希腊文明具有明确的逻辑思维的哲学传统，并尊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为辩证法之父，尊称亚里斯多德为形式逻辑之父。为了不使文章的描述牵扯过远，本文不准备从文明最初的源头谈起，这也因为涉及到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公元15世纪之前，西欧的人类文明并没有特别显示出较之其他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更具有进化能力的迹象，或许事实上还可能相反，当时的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还更显示出文化的人性。



　　关于15世纪之前的情况，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西欧人已经有了初步的逻辑思维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却处于蒙昧的反逻辑的神学威权的压抑的氛围之中，而此时的中国则始终处于既缺乏明确的逻辑，也不存在明确的反逻辑的原始混沌的人学独断论思维的道德梦幻之中。所以，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而中国则是始终处于思维混沌的追求纯粹的道德理想的深深的梦中。



　　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是催生逻辑力量的重要的历史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近代最早的科学思想先驱伽利略也产生在意大利，可是由于教会当局以及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伽利略的残酷镇压所造成的恶果，却使意大利丧失了成为人类近代逻辑理论巨族的可能和光荣。这不只是意大利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更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无论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人类中逻辑、理论的巨族，关键均在于，在他们之中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对逻辑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长期影响到后来人类的思维的伟大的思想家。



　　对于法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笛卡儿、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卢梭、拉美特利、爱尔维修、达朗贝尔、狄德罗、霍尔巴赫、摩莱里、孔德、彭加勒、萨特……



　　对于英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牛顿、亚当、斯密、穆勒、达尔文、斯宾塞、怀特海、罗素……。



　　对于德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高斯、弗雷格、马赫、狄尔泰、希尔伯特、胡塞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海森堡、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



　　以上只是凭记忆随便列举，肯定会有所遗漏，但我认为，真正最伟大的逻辑理论的革命性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少数几位，其中我特别想提到法语族的笛卡尔，英语族的培根、牛顿，德语族的康德、爱因斯坦这五位。



　　牛顿曾自认为是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位思想巨人。真正的大思想家巨人都应是逻辑（思维方法、工具、理论、规律）意义上具有重大突破的人物，是大大触发了逻辑革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如同具有巨大生命的种子，很快就从他开始并在其周围和在其后世繁衍出了众多有力的逻辑思想方面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笛卡儿（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就是这样一位必须第一个提到的逻辑革命的思想家。西方人称笛卡儿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一点不错。由于他的思想的巨大的历史功绩，他理当受到如此的礼遇和尊崇。他是在中世纪神学形式逻辑（形而上学）的顽固的荆棘林中放了第一把思想大火的逻辑革命家。首先，他公开提出了精神、物质的明确的二元论，在二者之间有力地砍下了革命的一刀，他取消了所有一切总是使物质和精神纠缠不清的混乱思维产物的合法性，从而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思维探索开辟了不受或少受人类心理情绪影响的方便之路。其次，他从“我思故我在”的信念出发，公开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的存在性、主体性和自由性的正当权利，作出了人类近代第一次最有力的理性的申辩和论证，从而有力地使哲学摆脱了此前中世纪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学的婢女的屈辱的地位。再次，他还具体发明了解析几何，发现了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这些同样也是重要的思维方法、工具、理论，是直接对逻辑的贡献。



　　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是对古代亚里斯多德传统逻辑（三段论）中演绎方法的垄断性发起挑战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归纳逻辑方法为实验观察的重要性、合法性作出了革命性的论证，他有理由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更伟大更深刻的补充和超越。例如，康德的“物自体”，即是同时贯穿上帝、宇宙、灵魂、人自身的一个绝对直观和跨越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也与通贯一切的逻辑相通。此外，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理论则已经隐隐预示了后来物理学中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夸克禁闭等思维理论的出现。可惜的是，这种补充到了今天已显得远远不够了，它终于受制于它原始的二元论形式。这只是后话，将有待于新世纪人们的新的努力。可以认为，正是德国哲学的革命带来了近两个世纪德语族全方位理论的巨大繁荣，并使之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科学理论爆发的最重要的策源地。



　　爱因斯坦（１８７９—１９５５）作为自然科学的巨擘，他也同时是德国哲学逻辑革命的重大成果本身。爱因斯坦决不仅仅是一位科学专家，他的量子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理论实际上本身也是又一次伟大的逻辑革命。他与牛顿一样，使最广义的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了科学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的逻辑思维作出了最新奇的贡献。



　　关于上述思想巨人的思想（逻辑）成就的更详细的论述，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将在今后的专著中给予完成。下面仅以上述巨人各自的名言来对本段作出概述。



　　笛卡儿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画龙点睛（或更恰当地说画人点神），把人作为人存在于人世间的最根本的意义一语道破思维（思考）是任何一个人确认自己真正生存于人世间的关键，它既是人的最基本、最普遍、最永恒的权利，同时也更是人的尊严自身。笛卡儿真不愧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因为西方近代的兴起，本身即是从确立人的自由思维的权利也即人的尊严这一点开始，而这一点也是近代逻辑革命的绝对的起点。没有这一点，人类便没有近代的逻辑。



　　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看过培根的原著的人们都知道，培根的知识更多指的是经过经验归纳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科学知识，或者可以看作是逻辑知识，逻辑知识实际上即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的知识。所以培根的名言又可以理解为“逻辑就是力量”。



　　牛顿的名言是：“我不需要假说”，这是因为牛顿坚信，人类的科学本来即应是逻辑本身的具体化、物理化，而逻辑本身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它根本与人类主观的假说无关。关于牛顿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应认为是片面的。因为，虽然科学知识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但人类对科学知识发现的过程却可能是偶然的、特殊的和主观的，而这也正是科学需要假说的理由。



　　康德的名言是：“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更清楚地点明了思维即是理性的批判，但康德又认为，理性不能主宰一切，理性必须为信仰预留下位置，并明确地指出，“道德”是上帝的“绝对命令”。可以认为，逻辑到了康德这里，已达到了空前的丰满。



　　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这实际上是点明了逻辑的最深刻的绝对的不变性，这种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在康德哲学中即其先验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逻辑中又再一次获得了强调。注意，这里所说的绝对“不变性”并非现实中任何既成的理论的不变性，而是人类迄今并未参透，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参透的逻辑本身的不变性。这个逻辑，人们宁可用“上帝”来重新对它命名。



　　西方近代思想史清楚地表明，西方人类文明之所以会在近500年超越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东方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那是因为，在西方的人类中爆发了一连串逻辑（思想）的革命，这一连串的逻辑（思想）的革命为西方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提供了文明进化的本身。



　　中国文明缺乏逻辑也即缺乏文明进化的本身。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否从中国思想史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呢？



　　三、从中国思想史上看



　　从逻辑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意义上看，可以基本上判断，中国历史上缺乏逻辑，而且西方历史上也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具有了这样的逻辑。



　　从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和规律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有思想家对逻辑给予了关注，但显然，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便有了对逻辑不断加以研究的几乎连续的哲学传统，而中国古代却只有少数人给予了关注，且到了秦汉之后，便自然趋于消亡，甚至完全被湮灭，仅有的少数文献也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只剩下了极少数由他人的片言只语保留的记录。例如据记载，先秦时代的名家有邓析、尹文子、成公生、黄疵、毛公、惠施、公孙龙等人，但真正有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有公孙龙的少数几篇，如《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通变论》、《名实论》等，其他人的著述已经佚失，惠施言论的片断则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今天尚存的《邓析》、《尹文子》据不少人考证，是秦汉以后人们的伪作。认真分析起来，上述名家的思想也只有惠施的一些论点稍稍有一点逻辑味道，但他的过于相对主义的色彩却又几乎排斥了逻辑。公孙龙的思想比较混乱，太像个诡辩家，不只不能真正推进逻辑，而且实际上反逻辑。



　　在先秦时代，真正对逻辑曾有过较多的关注和贡献的是墨家。当时的墨家虽然被称为与儒家相颉颃的显学，可是随着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尤其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方针之后，墨家之学便再无人关注而趋于自然消亡。说来可叹，中国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便缺乏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中国人缺乏对抽象的神（上帝）的信仰有关。较早发生影响的《易经》带给人的是宿命，而不是对神（绝对不变性）——逻各斯（道）——自然——逻辑——自由的关切，后者基本上是西方人遵行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中国人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则是（变）易（绝对的可变性）——宿命（八卦）——循环（阴阳五行）——礼仪——专制。这主要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路线，道家略有不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类似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其中也说了不少至今仍发人深思的话，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可惜道家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却又反过来取消了逻辑的绝对性。法家的刑名之学也有点逻辑概念论的味道，然而由于法家的绝对的反自由，使它只能与逻辑背道而驰。



　　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追求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原动力。中国人迄今之所以缺乏逻辑，不在于中国人缺乏研究逻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及其后学的逻辑学成就比之亚里斯多德也并无太大逊色。问题在于，秦汉之后的中国人自我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对这方面生命意义的追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值得人们特别要加以反思的事情。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中国人所“乐”、所“好”、所“知”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逻辑，不是人自身的思维及其不断扩散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所以，中国人2000多年来活该没有逻辑，也便没有哲学，甚至不懂得思维对于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中国人“命定”说不出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近现代的科学。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所垄断，这三家，尤其作为最主流的儒家，全都缺乏逻辑。然而，这三家的另一个共同所具有的特点却是愚民，在主张反智主义的愚民政策上也的确是这三家的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苟延流传下来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从而可以认为，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这是因为，逻辑作为思维的方法、工具、理论、规律，它本来应该是开发民智的产物。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害怕和拒绝开发民智的，愚民政策原本即是他们稳固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的法宝。如此一来，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有力地印证了中国人不可能有逻辑的历史原因。



　　东汉时代传入中国的佛学有一点类似逻辑的东西——因明学，然而因明学的逻辑不过有一点演绎的内容而已，而且很不完备，重要的是，它也同样不可能触及类似后来西方近代发生的归纳逻辑与直觉逻



　　辑的革命性的演变。有一点因明学的逻辑便已经让少数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感到新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或者引起了魏晋玄学时代的短时期内中国士人思想的活跃。也正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位叫鲁胜的学者对墨经的关注，这是墨家逻辑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短暂的复活。遗憾的是紧随着这种短暂的复活之后，重又复归沉默。鲁胜对墨经作注的专著依然无人关注，同样以佚失不传而告终，惟一只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墨辩注序》，让今人知道曾有鲁胜这样一个人做了这样一件事，如此而已。中国人对逻辑的冷漠态度和无知状态真是根深蒂固。



　　汉代的儒家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一头栽进了谶纬迷信的伪神学之中，儒学也因此而变成了儒教，不过是伪宗教。喜欢谈禅的宋代儒家士大夫或许曾受到过因明学逻辑思想的影响，有了一点讲究儒学理论体系的苗头，留下了所谓宋（明）理学，后人又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思想特别反映在朱熹的对《四书》的编篡注解的著述之中。他把似乎有一点逻辑方法味道《大学》放在《四书》之首，作为年轻人学习儒学的初阶。说白了，《大学》的内容不过是如下所列的8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乍看上去，格物、致知，挨了一点逻辑的边，可是实际上只是两句空话，毫无如何格物、如何致知的具体内容。朱熹的这4个字倒是把明代年轻时的王阳明害苦了。王阳明诚心诚意地在院子里的竹子面前“格”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头来也没有格出什么知识，反而大病了一场。于是他索性抛开格物、致知这4个字，而直接从诚意、正心做起，这使他最后成了朱熹的辩论对手陆九渊《心学》的传人。我的判断是，所谓宋明理学，不过是伪哲学，与汉儒的伪神学相衔接，全都是毫无逻辑内涵的独断论的学问。不论汉代儒学、宋明理学，都不能具有推进中国文明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它们至多不过起一点对已固化的文明的粉饰、修补、延续、重复的作用，如此而已。



　　



　　纵观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几乎全都是缺乏逻辑内容的现象描述性的文字堆积。尤其中国的历史文献份量最重，而且六经皆史。



　　



　　中国著作家似乎与西方著作家完全相反，他们完全不谈逻辑，而且所描述的东西也根本不受逻辑的指导。西方的著作家不然，他们不论是否自称哲人，其著作必然以逻辑思维问题为讨论的核心，或者有意接受某种哲学逻辑的指导。至于自称哲人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他们的著作连书名也都必选“工具”、“方法”、“理解”、“理智”乃至“逻辑”本身，以显示其逻辑思维的特征。如著名的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谈谈方法》、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等等。可以说，西方重要的思想家、著作家几乎全都围绕着哲学逻辑内容为核心从事自己的创作。在这点上，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主动做人的智慧。一部《今古贤文》道尽了中国人做人的方方面面，惟一其中找不到“我思故我在”、“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人生意义革命的箴言。不懂得这一点，中国人就将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逻辑，什么叫人的尊严。



　　中国近20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没有多少进化秩序的混沌中度过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朝迭代，重重复复，除了在文字表现形式上有一点局部的更新之外，例如字体的篆、隶、真、楷、行、草，文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而在逻辑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毫无长进。这种毫无长进的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清王朝的覆灭，才基本上告一终结。经过近代整整一个世纪的过渡，中国终于进入了充满变数的２１世纪，也就是今天。



　　四、人类逻辑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机遇



　　西方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创造了神学和哲学，中国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则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人学，也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人生意义之学。贯穿西方学说并使之不断进化的东西是逻辑。西方逻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亚里斯多德到阿奎那、到西方中世纪之末，是演绎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之前，是归纳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从康德开始及其后，是直觉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直到维特根斯坦，逻辑被引向停滞和退行的语言逻辑（哲学）而告终。直觉逻辑在西方受到了严重的二元论的制约（包括所谓辩证逻辑），目前已陷入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



　　逻辑在现代所达到的最高且最普遍的技术成就即电脑的运用及其延拓，其中包括不断扩大的信息网络，此外，在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逻辑的困境在于它愈来愈远离人类生命及其社会进步的意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可能愈来愈损害人类自身。



　　造成逻辑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近代逻辑的二元论的历史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曾在１９９９年即写出了题为《西方哲学死了！》和《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两篇论文①（①见１９９９年《方法》杂志和《黎鸣文存》第二卷《人类的新生》，后者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出版。）。



　　鉴于当前人类逻辑的状态，人类将可能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笔者期望这一次的逻辑思维革命将会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这是新的世纪赋予中国人的一次时不我待、千年难逢的伟大的机遇。笔者更希望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将有可能涌现出类似笛卡儿、培根、牛顿、康德、爱因斯坦那样世界最重量级的逻辑思想革命家，他们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巨人，而且是全人类的思想巨人。



　　从当前中国的学术状态来看，虽然潜在思维革命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或许还可能已经蕴藏有巨大的能量，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表现却并不太令人乐观。2000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二十五史即是显然的文字垃圾。其中虽然不乏有价值的史料，但5000多万以上的文字之中，真能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东西则实在太少，相反，大多数成分却是阻挠、堵塞中华文明进步运动的垃圾。在这些垃圾中不可能生发出具有发明、发现、创造新的（科学、艺术、技术）思想意义的动力源。



　　近100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被西方人用强力打开了文化大门的中国人不仅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商品物资，也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思想，包括逻辑思想。但是，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近半个多世纪具体的历史运作过程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学人，依旧继承了历史中对逻辑的冷漠态度，甚至依旧满足于对逻辑知识的无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逻辑思维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国文人、学人的头脑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启蒙运动的原因。



　　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在中国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也即理工科知识教育的人们，要比仅接受文科知识教育的人们在自觉关注逻辑知识方面显然强一些。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即逻辑理论知识的演化和具体化。笔者在前面也曾指出，牛顿力学三定律实即形式逻辑规律的具体化，后来的相对论、量子理论，乃至近期的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等其实也一样。悟不到这一点，人们将很难成为一位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凡有所悟的理工科学生，都会自动地去钻研逻辑思维方法，关注新的逻辑工具、理论、规律的出现，甚至会去主动的发明、发现、创造新的逻辑方法、工具、理论。与此相反，中国的文科学者和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有在思维方法上大踏步回归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独断论的和散漫的混沌论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的文坛、学坛有可能重又回到过去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旧传统，从而有害地阻挠中国社会和文明的进步。



　　中国当今的文坛和（社科、人文）学坛，有不少文人、学人要么继续崇古、复古，大量制造易经、老子式的混沌文献（例如众多气功、****之类的迷信文献）或论语、孟子式的独断论文献（例如大量充满假、大、空、套、谎、梦话的无聊文献）；要么崇洋、媚洋，食洋不化，生吞活剥，以大量引用新问世的洋概念、洋名词为时髦，以此显示自己的学问，甚至毫不知其实际所指，便胡乱针对中国的现实张冠李戴，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例如近期一些所谓“后学”者们的宏阔议论）。这一切均表现了中国当今学坛、文坛的人们严重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怯弱状态。



　　按理说，现状本不该如此。中国自从被强行打开文化大门到今天已有150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已经整整100多年，要说启蒙也早已不知启蒙过多少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逻辑思想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基础，所以，中国也早该从一个思想懵懂的儿童变成了一个具有足够智慧的成人。



　　可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仍旧显得那么缺乏逻辑素养呢？我认为，主要应从如下3个方面进行反思。第一，是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第二，文科的哲学教育没有发生作用，变成了政治观念的灌输，在没有进行基础的形式逻辑教学之前便不问所以地硬灌辨证法（矛盾说、对立统一说等等），这不仅不能让学生学到重要的逻辑方法，反而把学生强行推向了具有严重相对主义倾向的诡辩论；第三，中国文坛、学坛依然缺乏自由探索的氛围，威权主义远胜过自由主义，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的专制传统习惯势力密切相关。



　　尽管中国的现状仍然存在上述种种不利的因素，但新的世纪整个人类世界的逻辑大势却对中华民族显露出了某种千载难逢的赶超先进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人能够把握到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么，是否又被错过？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多次有利的时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面笔者已经谈到，西方的逻辑在人类生命和社会状态面前，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其关键即在于其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二元论形式，这种形式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现存的理智是难以克服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将会在以后的专著中详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回过头去阅读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如《西方哲学死了！》、《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等。



　　历史表明，在过去的500年中，西方的多次逻辑革命不仅充当了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乃至文明进步本身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正是因为缺乏逻辑这把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所以中国的文明便只能停滞在自己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大量文化垃圾的重重叠叠的堆积之中，从而也就只能等待已经具有了“铁扫帚”或“破冰船”的西方人来强行打开自己的大门。



　　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逻辑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源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且也已快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它的清除文化垃圾的铁扫帚的作用已渐渐老化甚至丧失。同时，在今天，最大量制造文化垃圾的也已不再是东方的中国，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现时代的文化垃圾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更以大量声音和图象的形式呈现，而且今天的文化垃圾更进入了高速传递的互联网络。这些文化垃圾更又引起和产生了大量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对人类极其有害的垃圾，它们全面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使之不断污染和恶化，从而直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的逻辑现状如果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将只会沿着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类终将会看到，新的世纪的一场逻辑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它应是全人类都企盼的一场大革命。



　　按照笔者的说法，西方哲学已经死了，所以将进行的已不再是什么哲学的革命，而应是全人类人学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仅继承西方人类逻辑的成就，还将从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养料。这将是一场综合东西方人类全部思想精华的逻辑思维的大革命。考虑到在当今的世界，了解西方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要远比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多出不知多少倍，所以，我预期，这场新的逻辑大革命将很可能首先由东方人发起，尤其可能首先由中国人发起。当然，实际情况将会如何，那只能等待历史去验证。但不管如何，笔者相信，总有一天，中国文化“琴声”中最弱的这根“弦”——逻辑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且会变得愈来愈强大，这决不会仅仅是我的愿望。
]]> 2006-01-04 18:41:44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26.html
　　看过笔者前面文章的读者知道，笔者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各具有自己不同的精神传统。中国人拥有中国古代圣人早在２５００年前即提出的爱人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更以孔子所提倡的孝悌精神为核心，并由此扩大深化到忠恕、仁爱，也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人精神。虽然这种爱人的精神始终未能真正成为现实，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者的民族风尚的确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特征。从来说中国人重视情感，具有良好的私人道德，知情必达，知恩必报，其根源即在这种孝敬父母、尊重长者以及重视乡情乡礼的民族风尚。近半个世纪，这种民族风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打击，中国人的孝悌的精神莫名其妙地被当作了“封建”的恶俗受到无情的批判，在不少当作宣传品的文艺作品中，侮蔑孝道，置父母的病、亡于不顾的无情行为反而被当作了忠于职守的壮举来歌颂；在今天的流行影视作品中，对抗父母、“反父意识”似乎也成了社会进步的象征。作家们心灵的浅薄与无知正可以当作民族时代精神溃败的风雨表来观察。中国文人的无理性与盲目性在全人类主要的民族中，应该可认为是最彰明显著的。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心偏斜的表征。

　　笔者在前面有两篇文章专门论及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的情形。中国古代圣人没有为中国人奠定好这两种精神的基础，致使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两种元精神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匮乏。由于这一点，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精神传统是一个精神上很不完善、很单一、很偏斜的传统。中国人长期以来复归这种传统，除了毫无进步迹象的重复甚至倒退之外，很难有更好的命运。为什么中国人的中世纪如此漫长，一直要等到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传统的西方人强行用武力来打破，其中的道理不是昭然若揭吗？

　　与中国人相反，信仰精神、求知精神这两项元精神恰恰是西方人传统精神的强项。古希伯来人先知为西方人奠定了信仰精神的强有力的础基，2000多年来，《圣经》一直是西方人的精神食粮，正如同孔夫子的《论语》是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一个样。自从中国人的造纸与印刷技术传入西方之后，《圣经》更成了西方人家家户户必备的读物。《圣经》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每个人精神的塑造作用，无论估价多高恐怕都不至过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孔夫子的《论语》可以与之匹敌，无怪人们说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样都是靠“一本书”闯天下的民族。这一点不假。犹太人靠《圣经》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信仰的人类元精神，中国人靠《论语》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仁爱，也即爱人的人类元精神。不同的是，失去了祖国的犹太人融入了西方人中，他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封闭起来，仅仅以惟一的一种人类元精神为基础独自创造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是惟一一种既最古老又最独特的民族文化“树”种。它有最古老最长寿的方块文字，它有最古老最悠久的人类文化的元精神——爱人的精神，它有最庞大最众多的同文字民族人口，它是现时代西方人惟一要从文化精神上向它靠拢、与它融合的民族。古怪的东亚文化将在人类文化的元精神方面成为西方人未来精神的阳光，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就像我同样认为，西方人的求知精神、信仰精神也将是吸引未来中国人的精神视线的太阳和月亮。

　　几乎与古希伯来人同时，古希腊哲人为西方人奠定了求知精神的坚实的基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抽象的、理念的、逻辑的哲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成了西方人求知精神之树永远向上生长的“顶芽”。

　　与中国文化的以单一的人类元精神为文化之根不同，西方文化具有一对人类元精神的文化双根。这一双人类元精神的既对立又合作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西方文化史的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为西方古典文化时期，是两种人类元精神各自分别发生、发展并开始相互影响的阶段。时间大约为从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到公元５世纪左右的１０００年。第二大阶段为西方中世纪文化阶段，是信仰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求知的精神原则发展到完全压倒求知的精神原则，以至信仰的精神原则本身发生变质，从对上帝的抽象信仰变成对教会权力的崇拜，以至整个信仰变成了伪信仰，最后终于导致信仰精神本身的衰落，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求知精神重新抬头。这个阶段的时间大约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这１０００年。第三大阶段为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阶段，是求知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信仰的精神原则发展到最终完全压倒信仰的精神原则的时期，这一阶段从１５世纪开始，直到今天，很可能求知的精神原则（在本阶段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将发生质变而引起新的西方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西方已经具有了某些征兆。

　　尽管西方文化在两种人类元精神的互动的作用下比之中国文化仅仅在一种人类元精神的支撑下，更显示了某种文化历史的进步性，而中国文化的历史则比较而言更显示出了某种发展的缓慢性，乃至停滞性，但不能不看到，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就具有完备的三个元精神而言，两者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真信仰精神与真求知精神的匮乏，虽然在爱人精神方面显得略强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真爱人精神的匮乏，西方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大量西方人的精神疾病，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西方文化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产物，现今西方大量流行的青年人吸毒、刑事犯罪、同性恋、爱滋病等现象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爱人精神的极度匮乏。近现代西方人的信仰精神在科学主义的作用下也已经逐渐丧失了它昔日的神圣性和吸引力量，新的信仰精神正等待着人们的新的创造性。今天，真正在支撑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实际上也只剩下了惟一的科学与民主的求知精神了。科学与民主虽然伟大，但缺少了真实意义的信仰精神和爱人精神，西方文化将不可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如果说具有双元精神传统的西方文化尚具有如此缺陷，那么仅具有惟一精神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缺陷就将会更大。

　　如果说西方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曾经能够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那么中国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则不仅不能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反而会使自己的文化在自己专制主义的传统中愈陷愈深。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人的精神传统中包含有富有增长力的求知精神，中国人的传统中则缺乏这种精神。

　　在２１世纪已经到来的今日，西方人在面对自己新的文化危机时，要想再次启用复归自己传统的老办法也同样将无济于事了。因为在他们那里神性的上帝已不复存在。他们惟一的办法是向东方，向中国人吸取他们传统的仁爱或爱人的精神，其中尤其是中国人的孝的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近百年来虽然在吸取西方人的文化精神方面不如日本人那样有效，但西方文化的求知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已成不可逆之势。任何人企图阻拦，纵然在时间上，会有所推迟，但最终它们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中重要成分的一日必会到来。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正在加速地丧失掉自己传统的爱人精神，尤其是其中本来有着雄厚原基础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失去了孝敬父母和尊重长者的传统精神的中国人，由于原本就缺乏信仰的精神，他们在完全接受了西方人的求知精神之后，不仅不可能超越西方人，而且在精神堕落方面会比西方人更快、更加速。

　　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中国人不仅必须尽快学习和接受西方人的求知精神（科学与民主），而且必须创造性地改造西方人的信仰精神，把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转换成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的抽象来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圣殿，以取代传统中国人对帝王、领袖的盲目的崇拜。同时，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传统中仅有的一点爱人的精神，把孔圣人的“孝”的精神发展到更符合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不可忘记，孝敬父母是人类博爱精神的基础，更是人类精神健康成长的基础。中国人，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你们的朋友，爱你们的同胞吧！爱，才是人生幸福的强劲之根。


]]> 2006-01-04 18:40:29 http://blog.tom.com/dangqi101/article/825.html
　　此外，缺乏真求知精神的问题与缺乏真信仰精神的问题是并列的，对前者的回答极可能从对后者的回答中获得启示。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什么是真求知精神；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中国人是否真是缺乏这种精神；最后，我们才来求解为什么缺乏真求知精神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真的求知精神用一句话来回答，即是人类由于知欲的极度的不满足而促使形成的一种人类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这是一种永远求活知识、新知识并以至于终极知识的精神。

　　前面我们曾谈到人类的三种原欲：食欲、性欲、知欲。三者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分的。但三者在它各自的需求上又是应当可分的。吃饭，满足食欲是为了生命的存在；性交，满足性欲是为了生命的再生（不只是生儿育女，也包括个体自身生命精神的再生）；求知，满足知欲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升华，文化的创造。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曾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总之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和人，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殊不知这简直像狂犬吠日一样不自量和可笑。先不问问，中国什么时候何曾有过这种思想和人，如果真是有，他（她）们又是本应当多么值得人们尊重、宝贵，何以还会遭到人们如此莫名其妙的污蔑和诋毁呢？

　　对于那些反常时代的人们的反常的呓语，我们大可不必去计较，但现在我要向人们肯定地指出的却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总之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知而求知正是人类真正的求知精神的真实体现。是人类不断求得活知识、新知识乃至终极知识的生命力之源。

　　①《论语•季氏》。②《论语•述而》。③《论语•学而》。④《论语•述而》。⑤《论语•卫灵公》。⑥《论语•里仁》。⑦《论语•颜渊》。⑧《论语•颜渊》。⑨《论语•学而》。⑩《论语•颜渊》。《论语•里仁》。《论语•里仁》。《论语•颜渊》。11《论语•里仁》12《论语•里仁》13《论语•颜渊》

　　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最高理想“仁”主要是在“行”，要求“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而在力行的次序上，首先在“孝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行有余”才“学文”求知。孔子的“求知”主要在“学而知之”，但他却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并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③。孔子自己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④。可见，孔子的求知，实际在求复古，而且宁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⑤。把自己当作古人知识的忠实传播者。孔子的“学”也包括“多闻”、“多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⑥。孔子一方面同意“多学而识”，另一方面又强调“一以贯之”⑦，何为“一以贯之”呢？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曾子为之总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⑨。“仁”在“爱人”，“知”在“知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近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通观一部《论语》，人们显然会很失望，圣人没有为培养中国人的求知精神奠定好真实有益的基础。这里只是一种对求知精神存在与否的判定，决不是苛责于古人。圣人把他的“知”的对象全都落实在做人的道德上，更具体落实到礼仪的学习上，因为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⑩，更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是孔子最高的善，“知者利仁”，“知”的目的即在为实现“仁”这个最高的善，“好仁者无以尚之”，而“仁”又在“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变成了仁者“修己”、“治人”。孔子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理想国》的仁者“修己”、“治人”的理想。这个理想以《大学》中的话来说，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来说，即“学而优则仕”。知在学，学的目的在于入仕，当官。求知在学习，学习在学古、学做人，在于“修己”、“安仁”，然后仁者可以治人。这个从“求知”始，到“治人”终的中国人的求知模式，在中国历史的2000多年中，甚至至今都在被人们乐此不疲地继承着，坚持着。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常识的人，恐怕都无法不承认。中国历代的读书人热衷于科举所为何来？他们求知的目的多么鲜明！儒家的“内圣外王”实从孔夫子的“修己”、“治人”而来。凡有点野心的求知者，莫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北宋范仲淹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个个都希望成为帝王之师，或者至少为殿堂之臣。一直到近几年，还有人公开表白这种志向，要在中国提倡“新权威主义”。再联想到毛泽东在世时中国推行的教育、科研、文艺（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均为现时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我们不难看到，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求知模式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多么深厚，而在中国人的实践中又是多么顽固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重复复。

　　孔夫子的原意是在希望“知者利仁”，“仁者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在“行”。殊不如，后来中国人的“知”全都在面上。孔夫子的理想全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面子”，而“面子”之下全都是“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李贽语）。真正把孔夫子的“知”，即令是对礼义廉耻、政治道德的“知”，不断深化下去，不断问为什么以求得终极答案的人，20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历代士大夫文人几乎全在孔孟以及儒家经典面前，把自己本该不断求新知的脑袋“割”下来当祭品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只会重复圣人、大人的言语。除了弄权术，捣鬼计，在争权夺利中迸发出一点智慧的火星之外，中国人的求新知的思想的脑袋长期以来等于报废了。

　　中国人在自然科学，尤其在理论自然科学方面基本上没有建树，这一点有目共睹。

　　中国人在社会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理性知识的创造方面，又留下了多少值得我们今天的后人不能不继承并加以发扬而光大的成就呢？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很少。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传统知识，在条理性知识方面最薄弱，在经验性或可操作性知识方面次之，而在直觉性知识方面最丰富。中国古代圣贤留给我们的教训，经典中所述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直觉性知识，它们的可操作性固然很差，它们的理论性（或者说逻辑性，概念的结构性）更差。中国人为什么自古以来不讲理，而只讲礼、讲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国传统的知识本身就没有多少理。中国人与人辩论最重要的便是征引圣人之言，圣人说过的一定是不错的，这种“理”是圣人的独断；中国人还有一种“理”就是大人之言，有权力的人说的也一定是不错的，这种“理”是“有权便有理”的“理”。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顺序，大人尚在圣人之前，可知有时圣人也不得不听大人的。至于“天命”，它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到头来中国人只有一种“理”，这种“理”就是由权力的大小所决定的“理”。中国迄今还有人问：“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律）大”？这明显是由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相撞击而对人们所造成的困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传统的中国人会肯定权大，而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则会肯定法律大。

　　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导致人们肯定法律大呢？因为西方文化的理性知识使然。在西方人看来，科学规律是理，是真理，法律也是理，也是真理，凡是成了理和真理的东西都应该高于一切人的意见。任何人的意见，即令总统的意见也必须服从理，服从真理。为什么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总统，甚至国王的权力的地位也不能不低于真理的地位呢？这就不能不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也即关于真信仰的问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只有上帝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诫律、法律的最高裁判者。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很自然地发展到人人在诫律、法律面前平等。在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中，即令世俗的王权也往往不得不在教皇面前屈尊，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世俗的权力必须服从信仰的权力，或者说精神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精神的权力的象征或现实中的表现，即是人人赞同的真理和法律。前面已论证，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加之这时又提到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由此可以说明，何以中国人有世俗的权力，但没有精神的权力，中国人有情有礼，但没有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悟及：真信仰精神与真求知精神是互相发明，互相支持的两种人类精神。缺少了信仰精神，求知精神也必感到匮乏。

　　具体回到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真求知精神的问题，仅仅借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来回答是不够的，但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却不难发现，两个问题均具有共同的根源，即均与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以及对善本身的界定密切关联。

　　人类最初的求信仰、求知识，以及求道德、求忠恕之心，莫不发源于人心的求善。为什么求善呢？在西方人是因为他们认定人性本恶，大家都恶，无法生存，不能不求善。只不过在西方人又分两类。一类来自古希伯来人的传统，古希伯来人先知认为善就是信仰上帝，大家都畏惧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律（最初是摩西十诫），如此便可以求得善。另一类来自古希腊人的传统，古希腊哲人认为善就是求得知识，人类的本性之恶，是因为人类生来的无知，无知即是恶的根源，即是恶本身，因此善是知识。在中国人是因为中国圣人认定人性本善，孔孟是人性本善的始作俑者。有人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未如此说过，只有孟子才如此肯定，这是不对的。明明孔子说，“我欲仁，其仁至矣”，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②（①《老子•３章》。②《老子•６５章》。）“仁”是孔夫子的最高的善，“好仁者无以尚之”③，能说孔子没有明显的人性本善的倾向吗？西方人由信仰上帝和求得知识以求善，均为向外求，孔夫子“为仁由己”，既“由己”哪有半点外求之意？显然在这点上，孟子最得孔子心传，荀子的人性本恶则异于圣教，所以荀子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比不上孟子。

　　事实上孔孟的人性本善的观点在中国长盛不衰，中间尤其得到宋明理学、心学的传承，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否认得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宋代以来，这《三字经》起首四句就像用金钢钻在人们的脑海里钻出了4个永远不可磨灭的深洞，让人们终生念念不忘。尽管中国圣人认定人性本善，但人间的恶并不因圣人的观点而有丝毫改变。既然善在人心，恶便是人们向外求满足欲望所造成，于是圣人把求善规定为“克己复礼”、“忠恕之道”、“孝悌”、“礼让”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显然可见，孔孟为中国人最初选择的求善之路大异于西方人“二希”传统的求善之路。换言之，孔孟已不自觉地忽视了信仰和求知对于求善而言的最基本的意义了，而最多只是把信仰（在孔子是对天、地、祖先的祭祀）和求知（在孔子只是求德性之知，更主要的是求复周礼）当作是求“忠恕之道的”工具，而且是不具备多少实质意义的工具。这从孔子对天命、神鬼只存而不论的态度，以及孔子对具体的生产知识的轻视和对理论知识的漠无所知便可足以证实。由于从汉代以来，官方把儒家放到垄断中国人思想的吓人的地位，更由于学习儒家经典成了人们获取世俗利益的必由之路，而且这种势头2000年来只见盛不见衰，从而使孔孟对人性善恶的判别和对“求善之道”的选择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乎惟一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以及前一篇文章所论及的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其中最本质的原因都与这里所说的“几乎惟一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同样是不利于中国人具备真求知精神的。

　　道家在主张愚民这一点上与儒家、法家都是一致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②只要老百姓会吃饭，不要老百姓会思想，这基本上是中国2000多年来所有统治者们的最重要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大大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求知精神，并使真求知蜕化为假求知，真知识为伪知识所淹没。中国儒家经典以及20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历史文献，其中所记载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伪知识。

　　道家对知识的否定更为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所支持：“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识越少越可无为。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学无忧”②，“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③。（《老人•２０章》。《老人•２８章》。②③①《老人•４８章》。）在道家看来，老百姓都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天下即可大治。在这点上，中国统治者既是儒家、法家，又是道家。只可悲了中国的文化千百年来难有寸进。

　　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愚民政策，垄断一切思想，及至迫害一切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大兴文字狱、思想罪呢？儒家以及道家的传统学说能辞其咎吗？

　　长期以来处在这种社会生态中，中国人能不缺乏真求知精神吗？
]]> 2006-01-04 19: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