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一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新生代导演，却以一部悲壮惨烈的战争大片《南京！南京！》震撼了影坛。尽管饱受争议，但多数人的认同以及影片过亿的票房收入似乎说明了一切。也许更重要的是，从冯小刚的《集结号》到陆川的《南京！南京！》，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中国大片正走向理性时代
                                    杜仲华
　　４月２９日，天津万达影城８号厅，青年导演陆川参加《今晚经济周报》主办的《南京！南京！》剧组与观众见面活动时，惊喜地遇到了影片中的“小豆子”和部分群众演员。影片中沦陷的南京城的巷战镜头是在天津搭景拍摄的，当时，有上千名群众演员参加了拍摄。所以，陆川情绪激动地说：“今天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没有天津父老乡亲的支持，就没有这部《南京！南京！》……”
　　爱与死，战争与和平，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而战争片则是观众最喜爱的影片类型。从《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到《巴顿将军》，从《日本海大海战》到《辛德勒名单》，都在使我们领略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时，产生一种强烈期待——中国何时能生产出这样的战争大片？终于，２００７年冯小刚的《集结号》和一年后陆川的《南京！南京！》，使人看到了中国战争大片走向成熟的一抹曙光。
　　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当历史上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惨场面已淡出人们的头脑时，《南京！南京！》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看惯了银屏上的风花雪月、幽默搞笑，偶尔看看《南京！南京！》这样沉重壮烈的战争史诗，可以使人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历史使命感。
　　以下是陆川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的谈话——
               中国大片正在走向理性时代
　　记者：你是中国新生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我的印象里，你的电影《寻枪》、《可可西里》具有强烈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却缺乏市场和票房。《南京！南京！》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状况。有评论说，中国电影的陆川时代已经到来，对此你怎么看？
　　陆川：我觉得新生代导演进入市场是一个必然，而且市场也在培育自己的导演。以前的电影市场是电影节培育出来的，而新生代导演都是中国的电影市场自己培育出的，包括我，宁浩，都是这样。我们进入市场，为中国的老百姓拍片，这是一个必然，也是一种责任。我正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为《南京！南京！》做宣传，媒体评论没来得及去看，我觉得过度夸张（指“陆川时代已经到来”）没到时候，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吧！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中国的大片，是否只有大片才能带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受？
　　陆川：能给人带来震撼的不一定是大片，我的《可可西里》不是大片，同样可以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我认为中国的大片这几年逐渐走向成熟，开始是追求场面和制作的奢华，现在开始追求内心的表达了，场面和表达开始结合在一起了。冯小刚的《集结号》走出了一条特别好的路子，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形式和表达结合非常好的大片出来。
　　记者：从《集结号》到《南京！南京！》，是否标志着中国大片时代的到来？
　　陆川：中国的大片正在走向理性，走向一个言之有物的时代。
               选材，是一种世界观的表现
　　记者：中国是文艺创作题材的富矿，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无数彪炳千秋、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还有蜚声中外的古典名著，但以往的中国大片却远离历史和现实，热衷于编造一些古怪离奇、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和人物，所以尽管阵容豪华、耗资巨大，口啤却普遍不好。你认为这是否与题材的选择有关？
　　陆川：我认为题材选择是一种世界观的表现。真正的大片应与观众拉近距离，让他们看得懂，感兴趣并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记者：我认为，《南京！南京！》是迄今最具大片气质的抗战题材影片。关于南京大屠杀，多年前就有导演将其搬上大银幕，如吴子牛的《屠杀血证》。你为何还要再拍，意义何在？
　　陆川：吴子牛的《屠城血证》我看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拍成那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代一代导演拍摄同一个题材，必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诠释。我的《南京！南京！》首次采用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这其实象征着中国的自信，中国整个民众的自信。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理性地、反战地、和平主义地反映那场战争，使世界更容易接受，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和民众更开放、更宽容了。所以说，每一代导演在拍摄这一题材时，都会打上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什么也抹煞不了我们对民族的情感
　　记者：开放的中国应有全球的视角、人类的视角。《南京！南京！》中颇有争议的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我觉得它只是一种叙事手法而已，与所谓的“立场”无关。
　　陆川：对对，这件事是被刻意放大了，因为电影尚未公映，已经有人往这方面引导了。这部电影可以去关注、探讨的地方很多，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放大了，这显然是个遗憾。观众从电影中看到的是南京大屠杀这个铁的事实，用角川的视角只是一种叙述上的策略。我感到欣慰的是，观众用他们的有力支持（票房）回应了这种误导。什么也抹煞不了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情感。
　　记者：还有对日军祭祀场面的非议，我看到这个场面时并未感到有何不妥，因为你表现的是一场“魔鬼的盛筵”，只会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厌恶感。
　　陆川：《南京！南京！》展示了两场屠杀，第一场是影片前４５分钟日军对生命和肉体的屠杀；第二场废墟上的舞蹈，是侵略者对被侵略者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屠杀。在我看来，任何一场侵略战争，都是以第二种屠杀为核心目的的。我知道这场戏有些观众看了可能不太舒服，但我是用批判而非欣赏的态度去展示这一场景的，为的是向人们敲响警钟。
                 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暴力
　　记者：纪实风格、纪录片般的真实画面，是《南京！南京！》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我一直以为，电影离戏剧的假定性越远，离历史和生活的原貌越近。我在你的影片中发现许多镜头，像一幅幅流动的历史老照片。我想你一定参考了大量翔实的图文资料，以再现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场景。
　　陆川：对，我想在影片中复原一些历史的场面，向这些历史瞬间致敬。例如，看到妓女小江原型的历史记录特别打动我，就设计了小江举手甘当“慰安妇”以拯救更多无辜者；看到陈瑞芳日记中写到一位妇女换了６身衣服去救６个男人的事迹，就设计了姜淑云多次冒充伤兵的丈夫，被发现后从容赴死的义举；看到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满城都发生巷战的记载心灵特别震撼——这将颠覆那段历史记忆，证明南京不是耻辱之城，而是光荣之城、抵抗之城。角川这个人物也是魏特琳日记中有的。日记记载了日军如何强奸妇女发泄兽欲，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找她借《圣经》，说他们讨厌这场战争，并愿帮助魏特琳解救一些狱中关押的男人……这些使我深感震惊，原来在日本士兵中也有反思战争的。我没经历过战争，拍戏过程就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重新学习和感悟这场战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修正我的坐标和视角。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南京！南京！》中，除采用黑白胶片使影片风格更冷静、凝重和单纯外，也将战争的残酷血腥的描写降到最低程度。换言之，影片对观众心灵的震撼要大于感官的刺激。
　　陆川：你要拍这个东西，就要拍到最好，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历史在我脑子中是没有色彩的，采用黑白影像更干净、更专注，更有仪式感。我不喜欢那种开膛破肚式的血腥描写，我认为那样太低级，是以暴力炫耀暴力、玩弄暴力。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暴力。
                   下一部还想拍战争片
　　记者：一般来说，导演的气质常常决定着一部影片的气质。你不仅年轻，而且文质彬彬的，不像拍战争大片的导演。然而你却做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陆川：其实外表永远是有欺骗性的。我有过８年的军旅生涯，本身就对军事题材熟悉、有兴趣；其次，人也是通过创作了解自己的，当年拍完《可可西里》，我觉得好像不是我拍的。到拍《南京！南京！》时，已没有这种好奇了。知道你留下的作品一定是你的一部分，知道人的外貌与内心是有差距的。
　　记者：你从何时开始对战争片产生了兴趣？
　　陆川：我一直感兴趣。从小就看了大量中外战争片，每次看了都会想：我能不能拍得比它更好？
　　记者：听说你拍完《南京！南京！》后，想拍些轻松娱乐的片子，是这样吗？
　　陆川：不，我还会拍战争片，现已有了目标，但还没酝酿成熟。

　　巩汉林，央视春晚那个瘦小枯干，尖酸狡黠，常操一口南方普通话的小男人形象、令人忍俊不禁。大概十几分钟的小品不过瘾，于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舞台综艺剧”《戏里戏外戏中戏》，剧名就像绕口令，而生活中的他却豪爽坦率，热情真挚，谈起艺术亦颇有见地——
              巩汉林：看我的戏，不信你不笑
                                杜仲华
　　“看我的戏，不信你不笑！”
　　在北京昌平英氏影视拍摄基地，巩汉林谈起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综艺剧”《戏里戏外戏中戏》，眼神中充满得意与自信。
　　初识巩汉林，是他用浓重唐山口音表演的小品“十三香”，机智幽默，又有几分狡黠的荧屏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使他大“火”的是，他与赵丽蓉在央视春晚喜剧小品中的“母子型”搭档，《如此包装》中的小辫子，《打工奇遇》中的瓜皮帽，是他最有代表性的造型形象。赵丽蓉故去后，曾有人担心他从此一蹶不振；不料，他与黄宏、林永健组成新三角，在《装修》、《开锁》中又火了一把。这还不算，大概十几分钟的喜剧小品不过瘾，去年年底，又传来他自编自导自演舞台剧《戏里戏外戏中戏》的消息，剧名读起来像绕口令，但巩汉林说，“绕口令”后边还得加上“之草台班子”，因为这是他系列剧的第一部，明年还将推出第二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这“疙瘩”一定是有喜剧幽默的土壤，不然，你就无法解释央视春晚上的喜剧小品何以劲吹“东北风”的现实；无法解释为何舞台上表演最火爆、最搞笑的大多来自东北，从赵本山、范伟、高秀敏、黄宏、巩汉林、潘长江，直到小沈阳，一代代笑星层出不穷。这些笑星大都多才多艺，不仅在小品舞台上给人带来欢乐，而且涉足多个艺术领域：赵本山的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潘长江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皆出手不凡，屡创收视新高。如今，巩汉林也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种打破传统戏剧观念的“舞台综艺剧”，实力不可小窥。问到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时，巩汉林笑笑说，那是理论家的事，你别问我！
               在所有表演形式中，最难的是相声
　　记者：都知道你是相声演员出身，却没看过你表演的相声。据说你走上艺术道路是受父母的影响？
　　巩汉林：说起来，我与天津还有不小的缘份呢！我的祖籍是河南，母亲唱河南坠子，父亲是坠胡演奏师。很小的时候，我就随父母移居天津，在曲艺圈子里耳濡目染，尤其对相声的独特魅力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第一次登台表演相声是１９７４年，５年后考入沈阳曲艺团，１９８８年拜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为师。我第一次获奖是１９８６年参加全国相声大赛获得优秀奖，是我自己写的段子，叫《会海怨》，央视首次向全国播放了实况录像，所以反响很大。１９８８年，在大连“星海”杯全国相声大奖赛上，我和夫人金珠同时进入决赛，我的《胳膊箍》获得表演三等奖，我为金珠量身打造的《国粹异彩》获得创作、表演三等奖。那天决赛时一抽签，她开场，我攒底，你说巧不巧？
　　记者：你说过相声，演过小品，拍过电视剧，现在又搞舞台剧，比较而言，你最喜欢的是哪种表演艺术？你认为最难驾驭的又是什么？
　　巩汉林：在我从事过的表演中，我认为最过瘾、也最难的是相声。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改行干别的，仍可干得很好，例如范伟、牛振华拍电影后，都曾在国际电影节封帝；冯巩拍片也拿过不少奖；还有主持人王刚、朱军，都说过相声。反过来说，一个演艺界大腕，能把相声说得像马季老师这般水平的，却一个也没有！
　　记者：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当相声演员从事其它表演后，在台词方面的功夫肯定是一般演员忘尘莫及的。
　　巩汉林：相声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这种理解是狭隘的。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其中的“学”就是模仿，就是表演。比如相声中，我模仿一个老太太的神情和体态，这就是表演嘛！模仿本身就是表演。再往大处说，有些艺术家就是通过模仿，揣摩了他所崇拜的偶像，学习了传统表演方式，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最终形成各种艺术流派的，如京剧中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因此，“学”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所以我认为，相声演员在表演行当里，是得到全面、综合表演方式训练最多的演员。有时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包括马三立先生的单口相声，那种反复铺垫、最后抖出包袱的深厚表演功底，到现在也是别人无法超越的。因此，在表演艺术行当中，相声艺术最难，相对比较好做的是影视演员：一个镜头可以反复拍几条、十几条，直到满意为止。举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几乎没有专业演员，却得了国际大奖，这说明什么？会演和不会演的凑到一个影视剧组中相差无几，因为不会演戏的经导演一调教也会演了，但你把这些人调教成一个优秀相声演员，打死我也不信！（笑）
                演小品，赵丽蓉给了我很多启示
　　记者：你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的喜剧小品，尤其是你塑造的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小男人”形象，更令人忍俊不禁。你是何时走进央视春晚的？
　　巩汉林：我第一次上央视春晚是１９９０年，表演的小品叫《打麻将》。也许是我的外形比较瘦小，说的又是南方话，所以很多观众都以为我是南方人，以后很多导演都习惯性地找我演南方人。与赵丽蓉老师表演小品，我又随她改为唐山腔；到《东北一家人》时，我自然又要说东北话。总之到哪儿都有人称我为“老乡”（笑）。我之所以在不同小品中采用不同方言，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更具地域特色。这要感谢相声，是相声的基本功使我在小品表演中游刃有余、驾轻就熟。
　　记者：你与赵丽蓉的“母子档”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如此包装》和《打工奇遇》堪称经典，百看不厌。我注意到在这两个小品中，你们已将小品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不仅有说、有唱，还加上了伴舞和书法表演。
　　巩汉林：为什么观众欢迎？因为它们真实，有生活。《东北一家人》为何受欢迎？因为它写的是百姓身边事，真实；《十三香》为何火爆一时？真实；《装修》为何引起共鸣？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近年来小品好作品少，与创作者深入生活的多少、深浅都有很大关系。我特别怀念与赵丽蓉老师的合作，她给我很多有益的启示。当年，她虽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对艺术创作却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因为在她心里，始终是把观众放在第一位的，她给我的教益让我受益终生。
　　记者：我注意到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几乎年年央视春晚都有你的小品节目，也有几届缺席是为什么？
　　巩汉林：有几次是因为作品不理想，我主动退出了。除夕夜那个时段对中国人非常宝贵，不要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个不理想的节目上。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全国观众负责。我们始终要把观众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上央视春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只要有好作品，我一定会努力争取。当然这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需要看观众的愿望，电视台的愿望，还应尊重艺术规律——毕竟好作品不是你想要就能来的，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道理。
                      看我的舞台剧，不信你不笑
　　记者：近期，我看到你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舞台剧《戏里戏外戏中戏》，影射了当前影视圈一些不良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要进行舞台剧尝试？
　　巩汉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感谢观众，向观众致意。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演喜剧小品，小品毕竟是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不能充分展示一个演员的整体艺术素质。本来观众期望挺强烈，十分钟，没了，看着不过瘾。那好，咱就来个过瘾的（笑）。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剧，让观众看到一个小品之外的巩汉林。为什么选择演艺圈做为讽刺和幽默的对象？很简单，观众最关注演艺明星幕后的故事。平时他们看到的都是明星光鲜亮丽的银屏形象，在真实的生活中什么样？观众有猎奇心理，你们媒体也愿在这方面做文章，有看点嘛（笑）！在我们这部舞台剧中，涉及到明星的包装炒作问题，导演的“潜规则”问题，等等，都通过这部戏想告诉大家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要随便崇拜一个明星，银屏上的光鲜亮丽，不代表
生活中也光鲜亮丽。第二是通过这个戏也圆我一个梦。因为我始终认为：舞台戏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见功力，也最过瘾的一件事。我从２００３年拍《东北一家人》时，就想把这部情景喜剧搬上舞台，后来赶来SARS没能实现。２００８年初，我和英宁合作另一部情景喜剧《剧组的故事》时，又旧梦重温，将《剧组的故事》中的精华部分拿出来，浓缩成这部《戏里戏外戏中戏》。去年１０月３０日建组，１１月１８日举行新闻发布会，１２月２３日正式公演，很快引起广大观众和媒体的热烈关注，都认为巩汉林玩新花样、新手段，不搞喜剧小品了。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也确实是我艺术上的一次新尝试，通过舞台表演，充分展示自己的表演才能，让人看到一个另外层面的巩汉林。
　　记者：《戏里戏外戏中戏》中，你演绎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巩汉林：我演了一个制片主任。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整个剧组的组织工作、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这个人。我这个制片主任当得十分艰难，前有狼，后有虎，我是中间小老鼠（笑）。伺侯角儿，伺侯腕儿，还要吓唬下边的，方方面面受挤压。我要把人物的复杂心态、精于算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苦哇（笑）！
　　记者：《戏里戏外戏中戏》在艺术上有哪些追求和特点？
　　巩汉林：创作之初我就思考，如何让它独具特色，非同一般。首先，它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模式，采取一种复合式表现手段，融入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一种不叫话剧、而称为“舞台综艺剧”的表演模式；其次，也是我最得意的一笔，就是与现场观众的互动。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将观众请上舞台——不是单纯为了热闹，而是让观众成为剧情的一部分。当然，事先我们要经过巧妙设计，让上台的观众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笑）！
　　记者：做为一部喜剧样式的舞台作品，你是强调滑稽搞笑呢，还是幽默诙谐？
　　巩汉林：搞笑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因为制造欢乐难，制造有品位的欢乐更难。搞点噱头、出点洋相，谁都会；只有从生活中发现笑料并进行艺术加工，才会产生引人联想、耐人寻味的幽默效果。滑稽与幽默是两个不同概念。创作中我借鉴了一些海外电影的情节设置，常常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步步将剧情推向高潮，笑料不断，一笑到底。我们有个口号：“生命不息，排戏不止，誓将欢笑进行到底！”总之，这个戏特别有“笑”果，观众看了肯定没办法不笑！５月７日，我们要到天津八一礼堂演出，希望天津观众都去看看，我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
                男人是山，女人是海，海能包容山
　　记者：现在演艺界有不少夫妻档，你和金珠也是其中一个。你们的合作默契吗？
　　巩汉林：我和金珠的搭档历史很悠久（笑），从８０年代在沈阳曲艺团就开始了，她唱京韵大鼓，我说相声，８８年又开始一起演小品。夫妻档的好处是有共同语言，可以相互切磋，工作时间也比别人多，因为回了家谈的也许还是工作。工作是我们生命的主要部分，是我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会乐此不疲。
　　记者：你和金珠有红脸吵架的时候吗？
　　巩汉林：艺术上肯定有争论。生活中如果没有一点波澜，未免太贫乏，太缺乏激情了（笑）。
　　记者：在舞台上你经常扮演“妻管严”的角色，生活中不是这样吧？
　　巩汉林：生活中是我当家。这是男人的天性决定的，否则为何把男人比作山呢？男人是山，女人是海，妇女的伟大就在于对男人有包容！山再高，没有水多，地球的十分之七是海洋，从这个角度讲，男人是月亮，女人才是太阳！

    关牧村，近日以《一支难忘的歌》专场演唱会重现津门舞台。功成名就之后，关牧村依然保持着热情、坦诚、质朴的本色。人到中年的她，更增添了几分深刻、几分成熟，淳朴中内涵着雍容高贵——一种内敛的高贵、不媚俗的高贵。

       关牧村：追求精神上的完善

                             杜仲华

　　在中国歌坛，有一位嗓音独特富有磁性的女中音，她的歌声质朴、亲切、醇美，宛如天籁。
　　她身世坎坷，却不向命运低头，终于从一个普通工人登上艺术的大雅。《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支难忘的歌》……无不成为新时期中国音乐的经典。改革开放３０年，歌坛留下她坚实而清晰的足印。
　　关牧村，对歌迷来说并非一个遥远的记忆，因为她至今仍活跃在舞台和荧屏上。
　　在庆祝天津歌舞剧院成立５０周年系列演出中，关牧村的《一支难忘的歌》专场无疑是最大的亮点。
　　走进歌舞剧院排练厅，一袭黑色练功服的关牧村正手提麦克，与乐队一起合练着。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不知唱了多少遍，她仍对每一个音符，每一处发声认真处理，一丝不苟。
　　“对艺术之神必须恭敬之！”现场导演笑着为关牧村做了注脚。
　　身为全国著名女中音歌唱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联常委和新当选的天津音协主席，关牧村地位变了，生活条件优裕了，却依然保持着工人的本色，热情，质朴，坦诚，不为眼前的浮华所诱惑，不为一时的利益所驱使。人到中年的关牧村，更增添了几分深刻、几分成熟，淳朴中，内涵着雍容、高贵——一种内敛的高贵、不媚俗的高贵。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关牧村敞开心扉，一吐衷曲，尤其感怀了对她走上艺术道路至关重要的几位“贵人”——

                母亲给了我音乐天赋

　　记者：在中国歌坛，女中音可谓凤毛麟角，加上你宽广的音域，清新自然的演唱风格，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和演绎，受到几代歌迷的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你独特的嗓音条件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吗？
　　关牧村：是的，母亲从小支持我唱歌。她在北京工作时向一位德国老太太学过唱歌，唱的也是女中音。她在学校教过音乐，后来到银行工作。那时，母亲经常带我到她朋友家弹钢琴，开家庭Party，使我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可以说，我不仅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也是她发现和开掘了我的音乐天赋。她生前最要好的朋友邓小姨（秀文）后来一看到我在电视上露面便对人说：“整个一个师姐的翻版（笑）！”说我是母亲的“影子”，连相貌都与她酷似。可惜我年仅十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她没能看到我的演出，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我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会为女儿感到欣慰的！

                   音乐教师为我“启蒙”

　　记者：失去了心爱的母亲，你的音乐爱好是如何延续下来的？
　　关牧村：当时，除了母亲的言传身教，我还曾到少年宫学习音乐，受到过苏勇老师的辅导。在天津６９中学读书时，我遇到了音乐教师常兆镛。他教我学手风琴，带我参加各种音乐考试，坚信我将来会取得成功。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伯乐”，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记者：你当时唱什么歌？
　　关牧村：（唱）“青青山蓝蓝天，青青山上野花鲜，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不到边……”我不但唱得好，而且不惧唱，所以常老师总让我在音乐课上为大家示范，唱完大家就鼓掌，那时我在校园里已小有名气（笑）。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但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其实是冤案）未被录取。此后我被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

                  工厂是我最好的“大学”

　　记者：音乐学院没有录取你，未必就是坏事。想想看，如果你上了大学，在受到规范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特色，还会有今天的关牧村吗？
　　关牧村：对，这就是命运。该着让我上工厂，当了七年工人。我从不认为这是“耽误”。因为我多次参加天津市职工文艺汇演，为自己的歌唱之路打下根基。这是我艺术上一个重要时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大学”。我在工厂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和考验，我庆幸生活对我的“恩赐”。
　　记者：你真的干过工厂的技术活儿吗？
　　关牧村：真干过。我在钢锉厂当车工，后来改为第八机床厂，生产动力机的。我很快掌握了车工技术，能独立操作机床了。工人师傅对我很好，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几天前，他们还应邀到北京电视台《爱音乐》专栏录制一档谈话节目。这次《一支难忘的歌》音乐会，我还为他们预留了入场券。粉碎“四人帮”后，东方歌舞团调我去当演员，被天津挽留了。

              施光南是我成功的“推手”

　　记者：在你生命的“贵人”中，施光南应该说是你成功的最大“推手”，《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都是由他作曲，由你演绎后唱响全国的。
　　关牧村：没错，施光南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作品的成就，也就没有今天的关牧村。当时，他被压抑的创作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艺术歌曲。我那时刚调入天津歌舞剧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他作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当然首唱不是我，是罗天婵。后来给我唱了。接着又为我写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和《请到青年突击队来》。这最后一首歌是为我量身订做的，因为我当时是全国青年突击手标兵。
　　记者：你在与施光南的合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关牧村：有。电影《海上升明月》。本来，剧作家艾明之以我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会唱歌的小草》，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但因属于“伤痕文学”，我当时又很年轻，不适合以传记的形式搬上银幕。但上影厂刘琼等老艺术家仍不死心，就把施光南和我接到上海，以施光南一部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为基础，策划了故事片《海上升明月》，我在片中饰演一个渔家女。后来，施光南又将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带回的音乐素材，为我量身订做了一部歌舞剧《吉普赛姑娘》。因为他知道我还能跳舞（笑）。音乐构思已接近完成了，他却英年早逝，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记者：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为你打造更多歌剧、歌舞作品，你的艺术涉猎将更加广泛。
　　关牧村：所以，人生不是十全十美的，总有缺憾，总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就是人生，真实的人生。要勇于面对，不要回避，也不要狂妄自大，或自暴自弃。这也是人生一个修炼和积累的过程。

                   沈湘助我跃上“龙门”

　　记者：在你的演唱事业如日中天时，你又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不过想镀镀金而已，是这样吗？
　　关牧村：当然不是（笑）。你知道，女中音不太好唱；美声，中国人不太接受，但如果将美声与民族唱法糅合在一起，又保持我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就可能做到雅俗共赏。沈湘开始也有顾虑，觉得我已成名，教得好，人们会说她本来唱得就好；教不好，会说你把学生带坏了（笑）。我考上音乐学院后，施光南特意找沈湘商量，为我量体裁衣，确定因才施教的方案。沈湘是个非常好的长者，他不厌其烦地教我大量艺术歌曲。头两年，同学们都唱歌剧了，我还在唱小歌，心里未免急躁。沈湘看出我的心思，笑说：你按我的要求唱，别管别人。果然，到第三年我唱大作品时感到非常轻松，在演唱技巧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沈湘评价我是“自然美的心灵流淌出自然美的声音”。

                爱人使我更深刻更有境界

　　记者：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你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能谈谈爱人江泓对你人生的意义和影响吗？
　　关牧村：他在思想上为我把关（笑）。他原是团中央宣传部长，喜欢研究哲学、文学、佛学。他很有思想和创意。我们出版过一本书《一支难忘的歌》，这次天津演唱会也用了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创意，已成了我的品牌。他在世界观、生活态度、工作态度、人生境界的追求上给了我很多帮助、启发，使我的人生路、艺术路走得更正、更稳。团中央的朋友都发现我认识他后有了深度、有了境界（笑）。我们一起追寻真理、追寻人生的真谛。比如老子的《道德经》，我学得很入迷，也建议年轻人都学学。我以前就有善良的天性，有“善根”，学了圣人的思想后，更主动自觉地投身慈善事业，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多做奉献。我把佛学大师的禅语、也是我的人生格言编成歌，录成专辑，你听（唱）：“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以分享的心回报大众，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我为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是：“向上，不断精进；向善，多做好事”。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不为浮华所惑　追求精神完善

　　记者：当前的歌坛，新人层出不穷，“天王”“天后”满天飞，各种演出、大赛异常活跃，却缺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歌曲，你对此怎么看？
　　关牧村：很正常，音乐发展到今天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大浪淘沙，好的歌曲，精品会被观众记住，流传下去；不好的、低俗的很快被淘汰。越在这时，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创作演唱一些能让观众静下心来慢慢欣赏、品味的东西。这也是我在天津歌舞剧院成立５０周年时，举办《一支难忘的歌》演唱会的原因。通过它，向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汇报、也是回报，借此推动一下优秀民族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这是我们这一代歌唱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记者：但歌唱家不如歌星被包装炒作得那么火热，“身价”也不如他们高，对此现状，你心里感到平衡吗？
　　关牧村：我从未感觉被冷落、被边缘化。喜欢我演唱的观众依然喜欢着，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不会为眼前的浮华所迷惑，继续做自己应该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流行歌星开演唱会一场赚几十万、几百万，说明演出市场活跃、繁荣，我不跟他们比这个（笑）。金钱只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不是我的追求。我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心灵上的东西，这是金钱难买的。我只想给大家带去欢乐，同时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得到升华。真善美的东西是经久不衰的。

   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最可贵

              ——冯骥才山西文化考察追踪
　　               

                    杜仲华 文并摄

　　清明前夕，“寒食清明之乡”山西介休境内的绵山，迎来一位无人不识身材伟岸的客人。春寒料峭，雨雪飘洒，云烟氤氲，一派“人间仙境”中，盛装的山民载歌载舞。头发和衣衫均已淋湿的他始终面带笑容，心中“无比畅快”——他就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４月３日上午，冯骥才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专家参加了隆重的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并在其后的“第二届中国清明（寒食）文化节”上做主题发言，阐述了中国传统节日淡化的原因及应对措施。翌日，由冯骥才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图典《绵山神佛造像上品》举行隆重首发式，众多专家学者和国际友人济济一堂，冯骥才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当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为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４月４日，冯骥才在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陪同下，考察了新发现的蒙山大佛风景区。其后前往大同，5日与大同市长耿彦波，中国雕塑界专家曾成钢、孙振华、景育民等一起，为将大同打造成“中国雕塑之都”出谋划策。
　　冯骥才所到之处发表的讲话，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不乏对当地历史文化遗存的精辟阐述和建设性意见，表现出一位文化学者的渊博、睿智和强烈使命感。
　　“知识分子是为思想而活着”，这是大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他不仅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位践行者。几天来，他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亲自到佛洞里勘查丈量，掌握科学数据和第一手资料。他与当地的领导和企业家志趣相投，情同挚友，文人的智慧、官员的执行力加上企业家的实力，使人对山西文化保护事业的前景不能不抱乐观态度。

                破解神佛造像“历史密码”
　　大冯与绵山仿佛有一种天然的缘分。
　　“一个作家出身的人，特别有一种愿望：与大地上的名山或江河产生某种特殊联系，比如肖洛霍夫与顿河，马克·吐温与密西西比河，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等。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对大地山河的情怀，其实就是一种缘分……”
　　去年，作为国家法定假日的第一个清明节，大冯应邀赴绵山参加首届清明寒食文化节期间，发现在这片气候干燥的黄土地上，居然有绵山这样一个云烟缥缈、紫气蒸腾、绿树葱茏、清泉淙淙的妙境。更未料到山上还有诸多神佛造像，数量之大，造型之美，技艺之高，令他惊愕。不少造像即使放进中国美术史中，也堪称上品。尤其是云峰寺的明王殿内，不足３０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供奉着明代塑造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罗汉武士等彩塑６８尊，展现了佛天无限开阔的世界，充满瑰丽的想象和张力。在镇国寺，历代高僧修成正果圆寂后保存下来的“包骨真身”，更被大冯称为“活着的木乃伊”——“埃及金字塔下埋藏的几千年前法老的木乃伊，徒具形骸，而‘包骨真身’仍带着佛教终极追求的体验，更具震撼力，”大冯说。
　　绵山的丰富历史文化遗存令大冯怦然心动。数月后，他刚从遭遇地震浩劫的北川抢救羌族文化归来，便再登绵山，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各处神佛造像进行搜集、整理、断代、编制数据库；又聘请摄影师入山拍摄，前后历时半载，一部关于绵山神佛造像的大型精美图典终于诞生。难怪首发式上，大冯无限感慨地说：“绵山确实是个宝山，山西的文化真是深不见底，浩无际涯，值得骄傲！”

                    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最可贵
　　都说山西的煤老板“黑”，挖掘地下不可再生的矿藏发了大财，又在北京购买豪宅，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然而也有这样一位企业家，靠做焦炭生意起家，却没有走他人的老路，而是将目光投向绵山的旅游文化开发。他就是山西三佳公司董事长阎吉英。当时，他并不知山中有“宝”，上山后才发现废弃的古庙和荒草乱石、残垣断壁间竟暴露出许多尚未完全损毁的神佛造像，顿生爱怜、抢救之心，于是邀请专家学者一起翻山越岭，访问僧民，寻踪觅源，归纳整理后集中保护起来。为此，他还成立了一个绵山文化研究院，历时十载，终见眉目。尤其去年遇上大冯之后，更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仅仅半年间，便将绵山之“宝”，一一收入典籍，相当于建立起一个绵山文化档案。
　　首发式上，老专家刘魁立动情地说，“这些神佛造像是古人留给后世的历史密码，如今破解任务落到冯骥才身上，既是机缘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
　　“这本画册可谓绵山文化保护的一个范本，同时又是一个民间企业家的范本，”大冯意味深长地说，“在文化界眼皮底下没被发现的，企业家首先发现了，保护了，７００多尊精美造像啊！如果他不保护，岂不也换成钱了吗？那么，什么是我们企业家的价值观呢？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有些错位。我们通常认为，老阎是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个说法今天已过时。我们的企业家还很有文化眼光，很有精神追求（甚至是崇高追求）。我觉得世界上一定有一种东西比金钱更宝贵——凡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都比金钱更宝贵！”
　　大冯在表述这一观念时，首发式全场爆发出一阵由衷的响亮的掌声，鼓掌人中不仅有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也有来自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等国的驻华使节。这是一种人类的普遍认同，值得每个人深长思之。

                莫让华夏文明变失落文明
　　大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千多年前曾是北魏的都城，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最著名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云岗石窟，此外还有上华严寺、下华严寺、九龙壁等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２２处。“很少有一个城市有这么巨大的文化财富，这是大同的骄傲，”大冯说。其中，云岗石窟和一些寺庙、古墓随葬品中，布满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精美雕塑，总数多达十几万件，这或许也是大冯与该市市长耿彦波，拟将大同打造成“中国雕塑之都”的原因吧！
　　耿彦波是一位颇有文化眼光、行事低调却极讲效率的市长，在他上任不到一年时间里，大同发生了显著变化，宏伟的城市规划更是令人鼓舞。做为老朋友，大冯当然要助他一臂之力。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大冯自问自答道：“一个城市最深刻的特色，在于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比如三大城市中，北京是精英文化、上海是商业文化、天津是市井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的水土一定是养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老舍这些文化精英的；上海养张爱玲、养旗袍、养电影和周璇；天津则创造了马三立、骆玉笙这样的文化代表。我还讲过小沈阳，他是东北民间艺术的代表，但如果全国都谈小沈阳，那将是中国文化的沙漠化……”
　　大冯认为，最深刻地进入大同文化集体性格的，离不开北魏的ＤＮＡ，而且已渗透到大同人的心理和血液中。北魏以来创造了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别处无法相比的就是雕塑。他建议，一，建立大同文化遗产数据库；二，将大同的雕塑石刻搜集整理，编辑成系列图典，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人展示；三，将城市改造与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将历史环境、文化遗存重新整理改造，把一个个陈旧的、蒙满历史尘埃的文化遗存，从几乎被遗忘、带有失落色彩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不是商业性地乔装打扮，而是真正重现千年的文明之光，使之薪火相传，这是我们神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多把老祖宗的东西留下
　　在对山西的文化保护感到满意的同时，大冯也对山西本土文物的流失表现出一种忧虑感。
　　大冯曾逛过山西人在北京附近的李家营和高碑店开办的古玩店铺，在一个市场上，摆了满地的烟袋、帽盒和油灯，令人眼花缭乱。大冯回顾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古玩市场以来，最初是倒腾金银细软、官窑瓷器，然后是名人字画、红木家具，老房里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直到卖窗户门和柱础石礅时，老房子也就快拆完了。由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严格的文物保护法，许多文物外流了，让外国人买走了。过去说，“地下文物在陕西，地上文物在山西”，但经过文物贩子地毯式的搜索，我们流失的文物远比保护下来的文物多，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所以我想在山西呼吁一下：多把老祖宗的东西留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吧！有心人、有钱人多为山西留点东西吧！不要一到山西看到的都是泊来品，把我们土地里的含金量、文化浓度表现出来！”

                作家当官，是换个观察视角
　　大冯的山西之行，吸引了从中央主流媒体到香港凤凰卫视的众多记者纷至沓来，所以大冯特意安排了一小时时间与记者们见面聊天。有记者注意到当天的晚宴上，“作家省长”张平专程从太原赶来欢迎大冯，便问了一个作家当官是否影响文学创作的问题。
　　大冯笑言，其实作家任职中外有之，比如《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当过法国驻意大利领事；《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当过苏共中央委员；（中国民协秘书长向云驹补充说，吉尔吉斯作家艾伊马托夫还当过总统）。“记得１９８５年，王蒙要当文化部长，当时我和张贤亮、邓友梅到王蒙家串门，邓友梅开了一个玩笑，说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个作家，中国政府多了一个官员。王蒙马上回答：我不至于像你那么笨！结果王蒙当了部长，反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把生活认识得更通透，也使原本就睿智的王蒙更加睿智，写作更富思辩性。我想张平也是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思想凌厉、勇于直面现实、有平民立场的作家。他换了一个位置，等于换了一个角度来观察生活，我认为不会影响他的文学创作。我比张平相对自由多了，事儿找到他身上他不能不干；我与他正相反，我的事儿大多是自找的。张平目前正处于一个磨合阶段，工作之余写些序言和评论，我想他不可能停止文学想像，一定会有新的文学人物在他的心里活着……”

                 和尚心里的爱情最灿烂
　　推人及己，大冯又现身说法，披露了自己处理“当官”与创作关系的独特方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冯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又当了八年多政协常委。有人问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后的感受，他说，政协是参政议政，国务院参事并不是“官”，但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的有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必须更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尽管社会职务繁多，事务缠身，又在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大冯的文学梦想却从未间断。“我脑子里一直在构思小说，起码每年完成一个短篇，”大冯说，“我脑子里塞了好几部小说，有时在长途旅行中，我会让司机关掉两小时的音乐，闭上眼睛，把我小说中的人物‘掏’出来——因为一个好作家写小说不是先想情节，只有笨作家才会这样做；而是先想人物，想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人物与人物一碰撞，情节自然就出来了。李逵遇见林黛玉和遇见贾宝玉情节肯定会不同。我想好人物，把他放到一个特定环境里，情节马上就出来了。我有时非常有灵感，人物简直活灵活现的！最有快感的是，细节产生后，自己都不知是怎么出来的。使自己吃惊的创作才是最非凡、最有快感的创作。有时想得正美时，司机一声‘到了’，只好把想好的人物放回脑子里。以后再掏出来时可能味道就变了。我的体会是：越没时间创作，创作欲望越强，就像和尚心里的爱情是最灿烂的。”

  　陈数，因《暗算》初为人识，因《倾城之恋》红透荧屏。含蓄内敛

，优雅韵致，令人怦然心动，随她一起走进张爱玲的情感世界和海派文

化氛围中。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她说：构成这些特点的元素都曾在

她的身体里混合过、揉捏过……

       陈数：优雅气质源于修炼

                    杜仲华

　　春日的一个黄昏，在北京三里屯一家弥漫着复古气息的幽静咖啡馆

里，她选择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将脱下的黑大衣和花丝巾随手搭在椅背

上，然后款款落坐。呈现在记者面前的，仍是那张端庄俏丽的面庞和一

种难得的优雅从容。所不同的是，她已除去荧屏上“白流苏”的铅华，

成为生活中不施粉黛的陈数了。
　　初识陈数，是在那部题材生辟且有些诡异的电视剧《暗算》中，她

饰演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精通数学的年轻姑娘黄依依，在破译密码过

程中与柳云龙饰演的男主角发生恋情的故事。一身朴素得近乎土气的装

束，仍遮挡不住从她身上散发出的一种独特气质和风韵。而在近期央视

八套热播、四大卫视旋即重播的电视剧《倾城之恋》中，她饰演的张爱

玲笔下穿旗袍的海派少妇白流苏的形象，亦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陈数，已成为观众和媒体的“新宠”。去年，她在《暗算》中塑造

的黄依依，与凯丽的刘慧芳、欧阳奋强的贾宝玉等一起，跻身“改革开

放３０年十大经典荧屏人物”；“年度艺术红人”、“中国职场女性榜

样”、“中国第一青衣”等称号纷纷落到她的头上。去年，陈数主演的

话剧《日出》全国巡演４０场，她号召自己的影迷“树枝”开展义卖活

动，又因此获得一个“年度爱心奖”。

             最担心来自文学界的批评

　　记者：《倾城之恋》播出后，你饰演的白流苏受到各方一致好评。

冯骥才夫妇很喜欢这部电视剧，并高度评价了你的表演；网民说你把白

流苏演活了，成了新“万人迷”；我在观赏过程中，也感觉编导似乎有

意模仿了好莱坞经典电影《乱世佳人》的风格和味道。

　　陈数：是吗？我还没看到网友的评论。很高兴观众能接受我的白流

苏，尤其是冯老师这样的大家的肯定。你说《倾城之恋》有点《乱世佳

人》的味道，对，我们刚看剧本时就议论，邹静之老师的改编，前半部

像《豪门恩怨》，后半部像《乱世佳人》或《魂断蓝桥》（笑）。

　　记者：据说《倾城之恋》播出前，你曾担心观众、特别是“张迷”

们能否接受你演绎的白流苏，现在得到大家认同了，一块石头总算落了

地吧？

　　陈数：更准确地说，这个戏我并未担心观众会不喜欢，主要是担心

来自文学界的批评。因为《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具代表性和传播力的

作品之一，两万多字的小说要改编成几十集电视剧，文学界会对两者进

行比较，一定会有批评和挑剔的声音。忐忑之心更多来自这个方面。

          从琼瑶式浪漫到张爱玲的直面现实

　　记者：本身就是个地道“张迷”的你，是何时喜欢上张爱玲小说的

，书中人物的哪些东西打动了你，勾起你的创作欲望？
　　陈数：６年前我第一次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就想，这个小说

要编成戏会很好看，是很传奇的一个故事。张爱玲看世界、看人性的态

度就非常张爱玲（笑）。同样是爱情故事，小姑娘时的我们会看琼瑶的

，她对爱情的描写浪漫、美好，更接近理想主义的层面；而张爱玲对《

倾城之恋》中这对男女的描述，更多地是现实、自私和不够光明的心理

活动。尽管那时的我与今天的认识深度不同，但依然会感叹说，呵，会

有作家这样描写男女产生情愫后的内心活动。虽然令你感到意外，却是

真实的客观存在。我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随着我们一年年在成长，

对世界的了解不仅更广泛，也更真实。我们不能回避一个真实的世界—

—哪怕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残酷，你也必须面对它，接受它。当然我

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能改变。回到刚才的话题，《倾城之恋》在让我

感叹的同时，也给我一个指引，让我面对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性，从

幼时琼瑶式浪漫爱情的迷惑中摆脱出来。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倾城

之恋》能拍成戏，白流苏蛮适合我的（笑）！
        邹静之选中我，是《鲁豫有约》搭的桥

　　记者：６年前你幻想能演白流苏，６年后梦想成真，邹静之为何选

中你出演白流苏，你与她有相似之处吗？
　　陈数：邹静之是看了我的一期电视采访《鲁豫有约》后，可能觉得

这个演员身上，有符合他笔下白流苏的气质、形象和状态的东西吧！这

也是一种机缘，我真的很感激他。要说我与小说中的白流苏，几乎没有

一点相似之处（笑）！小说中的白流苏，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中，没有心

灵自由，为了自我保护步步为营，难免自私狭隘。而改编后的白流苏，

身上多了些善和美，性格更丰富，也更招人喜欢，从而也更符合电视剧

这种艺术形式和观众的接受心理。电视剧中的人物可以有缺点，但当一

个人全身都是毛病时，还怎么看呢（笑）？尤其是由活生生的演员来演

，比文字描述具体、直观了许多，必须做出这样的调整。
　　记者：正式开拍前，你做了哪些案头准备？
　　陈数：读小说，看剧本，积累有关海派民俗文化的资料。张爱玲小

说不适于改编影视作品的说法，是大家公认的。她的小说是跳跃式推进

，虚虚实实，会让读者产生许多想像。为了将文学形象转换为视觉形象

，一定要有地域文化的展示和再现。

           投入海派文化的环境气场中

　　记者：在《倾城之恋》中，你把一个在动荡中求自尊，在夹缝中求

生存的上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新女性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魅力无限。你

从海派文化包括民俗民风中汲取了哪些营养？
　　陈数：事实上，我在这方面做的功课，就像我们今天喝的绿茶、花

茶，吃的瓜子，可能与我的戏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是我体验生活的一个

途径，会让我形成一种心理感受，或记住一种氛围、气场，没准儿会用

到我戏中的某一个状态里去。我试图把自己放进老上海的特定氛围中，

熟悉和了解海派作家描述过的某条街道、某幢建筑，打听里边曾经住过

的人、发生过的故事，以及作家的观点、感触等。比如说旗袍，不同身

分、年龄、性情和环境中走出的女人，穿上的效果会大不一样。我穿的

一定要是我身上的旗袍，而非谁穿都可以的旗袍。同样，一只小小的耳

环，化妆师找来的，我戴上蛮好看，但戴在白流苏耳朵上，可能就像暴

发户了（笑）！她是否要从另外的层面去讲究？文字描写是虚拟的，模

糊的，到了电视剧里就需要十分具体细腻的再现。
　　记者：大冯说你演的白流苏是这样一种女人：人还年轻，但心已很

老；还有就是心理刻画上含蓄内敛，留有余地。
　　陈数：我理解冯老师的意思，由于白流苏特殊的身世和性格，她的

心理活动一定是隐蔽的，不可能一览无余，否则就不是白流苏了。这也

是上海人的一个性格特征。他们无论说话、谈生意，待人接物，都挺迂

回的（笑）。比如剧中张芝华饰演的许太太，她让我去干一件事情，我

说许太太你去吧！她却甜甜地笑着，态度特别中性，似是而非的，令人

琢磨不透，然后柔柔地回你一句：“还是你去吧（笑）！”我觉得这是

特别典型的上海女人。有时所谓“味道”，就是在“迂回”中表现出来

的。
        将创作元素装进身体里混合、揉捏

　　记者：影视艺术是导演的艺术，演员相对而言是被动的。但一个好

演员、用心的演员是一定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你在《倾城之恋

》中，有哪些自己的发挥和创造，包括眼神、台词和形体动作？
　　陈数：挺多的（笑）。导演很少要求我具体怎么演，也从未要求我

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他们相信我的专业精神和表演能力。能演

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我的荣幸，我不能仅仅完成任务而已。我每遇到

一个角色，尤其是经典名著中的角色，如陈白露、白流苏等，都希望自

己有足够强壮的能力去驾驭它（笑），虽不敢说，陈数是唯一最棒的人

选，起码不会让观众失望。我把海派文化的所有细节吸收、思考后，将

这些元素装进我的身体里混合、揉捏（笑），然后表现出来。《倾城之

恋》是我拍戏以来塑造人物最细腻、最有分寸的一次，考核了我的表演

控制能力。对一个成熟的演员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
　　记者：你能否再举例说明一下，戏中哪些情节的设计，是你比较得

意的？
　　陈数：嗯，得意不敢讲，比方小说中有一个提示：范柳原见白流苏

时，白流苏总爱低着头。这是提示，也是限制或规定动作。剧中有一场

戏，白流苏初到香港，在浅水湾饭店与范柳原有一段简短对话。范柳原

在引述一句诗词“最难风雨故人来”时，说错了两个字。白流苏当即说

道：“很久不见，想不到范先生的国文大有长进，但好像错了两个字…

…”在这段表演中，光用低头的动作显得有些刻意；所以试戏时，我设

计了一个手向耳后轻抚头发的动作，似乎不经意间纠正了一下范柳原，

挑剔而无恶意，避免了对方的难堪，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中迂回婉转的

特点。记得那天试完戏，黄觉悄悄对我说：你刚才的动作让我心中怦然

一动（笑）。

               优雅气质源于后天的修炼

　　记者：从《暗算》开始，你表现出一种在其他女演员身上并不多见

的优雅气质和独特韵味，你认为这些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另外，从你的

作品和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较深的文化积累。
　　陈数：（笑）长相是爹妈给的，气质一定是后天修炼的。至于说文

化积累，其实大家做的功课是一样的，如都受过基础教育；为何最终结

果不同？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同样面临知识的吸收，每人的理解尤

其是运用不同，因为它是潜意识中一种审美取向。比方说，不仅因为我

对海派文化产生了兴趣，想演那个时代穿旗袍女性的戏，而是我真的觉

得，它是一条特别美的风景线。我感叹她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韵味——

不是张扬的、外在的，而是有着丰富思想活动，由教养、规矩等等共同

形成的一种形态的美感，其中包括眼神的传递。我曾在上海百乐门舞厅

上楼梯时，看到场３０年代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周璇、胡蝶、阮玲玉

等。我们模仿她们的美，常被她们的服饰，发型和姿态所吸引，其实这

些都不重要，而其眼神中传达出的信息才是最打动我的。那是一种捉摸

不透难以言喻的神情，那种美才是我要学习和追求的。假如我身上也有

某些特点大家比较认可，其实也很难说是如何做到的。可能与我的经历

、爱好、受到的教育、从事的行业都有一定关系吧！它们在我的身体里

混合过、揉捏过，一点一滴，最终形成了这些特点，这是无法复制的。

其实每个人都很独特，都是无法复制的（笑）！

         如果结婚，会将相当精力放在家庭

　　记者：艺术与生活，事业与家庭，你如何摆位，艺术对你来说是至

高无上的吗？
　　陈数：我不敢说我“艺术至上”，我觉得我比较平凡。因为我现在

还没结婚，我相信如果我将来有了家庭生活，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肯

定会把相当的精力贡献给家庭。我也渴望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嘛（笑）！
　　记者：你有什么近期和远期的规划吗？
　　陈数：我非常希望在大银幕上塑造适合自己的人物形象，目前正在

联系接洽中，也要看机缘吧！至于长远的打算，表演肯定是我一生的主

要事业，但不知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其他领域做些跨界的工作。我对没做

过的事和没演过的角色都有尝试的兴趣。当然要力所能及，不能好高骛

远！

白岩松在《岩松看美国》启动仪式上。

　  白岩松，是央视新闻评论员和主持人中最深刻犀利的一位。他不仅分析思考中国内地的时事动态和社会问题，也将视野延伸至全球。继《岩松看台湾》，《岩松看日本》之后，本月底，他和他的团队又将奔赴美国，从经济、政治、人文的角度，撩开金融危机下美国社会的冰山一角——

　　　白岩松：走快了，别把灵魂丢掉

　　　　　　　　　　　　　　　杜仲华

　　３月２２日下午，“岩松看美国”大型电视节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当西装革履、作风稳健的白岩松与制片人王力军等上台触摸象征着美国之行正式启动的水晶球时，球体上出现了滚动的荧光和“岩松看美国”几个汉字。这一刻，岩松笑得自信而坦然。
　　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想起白岩松的一个形象比喻：社会就像一艘巨大的“泰坦尼克”，新闻记者就是巨轮上的领航员，随时会将观察到的信息反馈给船长和每位乘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方时空》、《新闻周刊》的记者、主持人，到当前的《新闻１＋１》，其中也包括在北京奥运、央视春晚等大型电视直播节目中，白岩松都以他深刻、严谨、犀利的主持风格，成为央视新闻评论的一个品牌，从而赢得了亿万观众的认同和喜爱。
　　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他不仅分析思考中国内地的时事动态和社会问题，也将视角延伸至全球。继《岩松看台湾》、《岩松看日本》之后，本月底，白岩松及其团队又将奔赴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政治、经济、人文的角度，撩开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冰山一角。

　　　　　　　　白岩松和制片人等触摸启动水晶球

　　　　　　以玩笑开头：“岩松不是一个人”

　　可能是因为启动仪式主持人、白岩松《新闻１＋１》的搭档董倩一再讲《岩松看美国》如何如何，所以，在轮到白岩松发言时，他一走上讲台就拿自己开起了玩笑：
　　“首先要说的是，岩松不是一个人”，说完这句听来有点别扭的话，他自己先笑了：“这句话的逻辑重音必须说准，否则就像骂我不是人一样。岩松当然不是一个人（他的重音放在‘一个’上），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只不过在幕前而已……”
　　“今年３月，正是《新闻1+1》开播一周年时，获得了《新周刊》“最佳时评节目”的提名；过几天，综艺节目颁发的最佳栏目之一也有《新闻１＋１》，我也得了个年度时评节目主持人奖。这一切都离不开董倩。我们每天晚上点灯熬油做节目，在希望和失望天天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个时评节目，你必须始终睁着那只眼睛，所有该忍受的东西不出乎意料，但是所有超出了忍受所得到的回报有一点超出预料。所以我希望一切更顺利一些，就像我那天说的，门开了不会关上，而且会越开越大。我非常清楚我们在通过《新闻1+1》做什么。”

　　　　　　　　　　　　白岩松与本文作者

　　　　　　　看世界是为了看自己，看未来

　　据白岩松透露，《岩松看台湾》，《岩松看日本》之后，下一个目的地本应是俄罗斯，然后是印度，而且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联系、沟通和准备。但是一场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所以“看美国”提前了。但美国太大了，指望一次就能看出个一二三四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看。不妨把这次《岩松看美国》称为叫岩松第一步看美国，它只是一个开始。
　　白岩松强调，当中国经过了改革30年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看别人是为了看自己：不管是看美国，还是将来看俄罗斯、看印度，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看我们自己；看别人的现在也是为了看我们的未来。
　　“举个例子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之下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必须进入到看美国的选题，因为我们常年生活在类似三聚氰氨这样的阴影下，我们希望有所改变。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正在发生重要的改变，而去年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美食品药品的监管互派机构到对方去，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我们要去看看美国在怎么做，看它的食品药品监管方法，目的是为了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看中美之间在这个领域合作的未来。”
　　“为什么要去看美国的NBA？NBA在中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美国话题，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在NBA之前是什么？在奥尼尔、科比他们成为巨星之前，美国走的是一条怎样的篮球发展之路？我们的姚明是偶然，但美国的乔丹、科比、奥尼尔不是偶然，他们可以不断复制。中国体育下一步必然要走向职业化的体育和民众化的体育。此外，美国的房地产到底怎样？汽车工业受到的危机到底怎样？大家知道，当我们到达美国的第二三天以后，G20就开始了，美国如何看待G20？这次是在全世界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去是因为它有新闻点。但是请注意，我们不仅仅关注金融危机，还要看金融危机这样的一个搅拌，给美国社会搅拌了什么，有哪些是变化的？有哪些是不变的？对那些不变的要格外关注，像社区的图书馆，NBA，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但美国太大了，我们截取的只是中间的一些片断。我不知道用几块拼图可以拼出一块我们需要的完整的美国，但是我们会勇敢地去尝试。”

　　　　　不管喜不喜欢，你都必须面对的国家

　　有记者问白岩松，美国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白岩松说，美国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就像美国人离不开Made in China一样，我们绝大部分人也摆脱不开或多或少美国的影子——电影也好，快餐也好，各种观点也好。你常常会发现你接受的一些西方的观念，其实是来自美国的。所以真正对你有吸引力的不在于具体的哪个点，而在于它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为什么它的很多东西会被人接受？另一方面，为什么同样是这个美国，却在他们最骄傲的地方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还绊着其他人一起倒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非常好奇这些，但出现在我节目里的只能是一小部分。我只是一个观察者。那么每一次看世界会不会变成书？变成手记？变成交流？当然会。我们也会去新浪聊天，有一些图片会登在各大网站上，将来我们也许会出一本像《岩松看日本》那样的书。因为电视有一点像美国的快餐，吃饱了也就过去了，但如果留下它的话，就像中国的美味佳肴一样，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随时可以回味一番。当然要看我们在美国获得的原材料是否能做成一碟好菜？就像我跟一些厨师聊天，我原来一直认为厨师最高的技巧在做菜的手艺上，他说不，每天凌晨去菜市场的时候，决定了这一天是否精彩，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是否有他需要的原料。
　　当记者请白岩松用一句话概括对美国的印象时，白岩松回答：“用一句话概括美国，我没法概括，就像我说我不可能一次把美国都看清了一样。其实美国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更喜欢俄罗斯。因为在我成长过程中，俄罗斯的音乐、文学和艺术对我影响很大。我是东北人，学的是俄语。但是美国是一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国家，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企鹅除外、南极洲除外。这就是美国。一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都是你必须面对的一个国家。

　　　　　　　东西方文化既有冲突，又可兼容

　　谈到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白岩松说，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一个非常简单易答的是：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但这跟没回答一样。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怎样使人的民主权利、自由与中国13亿人口以及文化的水准、民众的素养有一个最好的结合？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思考的大课题。你说中美两国的文化冲突，其实中美两国非常好交往。中日交往要比中美交往难。美国人也认为跟中国人的交往要远远易于跟日本人的交往。有一次我与美国商会会长聊天，他坐在桌子上。他当时就说，我们就可以这样，但我跟日本人交往时就不可以。我一定要坐在椅子上，规规矩矩。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可以坐在桌子上聊天，不拘小节。我倒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忽悠我们，当然也是在忽悠他们自己，说什么G20，不如说是G2，中国和美国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我想我们姑且听之吧！美国继续会是美国。但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它也许比我们想像得还要强大，还要优秀，但它是在完成的过程中，而美国是一个相对的完成态，甚至都有一点后现代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下结论。

　　　　　　　　　走快了，别把灵魂丢掉

　　有记者问：《岩松看美国》在美国除采访一些政要、企业和文化界人士外，有无打算深入普通美国民众，去一些贫民窟或小酒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下层社会的真实生活？
　　白岩松说，首先我们会走进普通百姓家，王力军曾经说过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们要去美国５０个州中最小的罗德岛，就想看看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次贷危机对他的生活影响是什么？今年获得荷赛新闻大奖有一张图片，你一看以为是警匪片：一个警察端着枪冲着杂乱无章的房门。原来由于次贷危机，房供断了，房主被强制离开，警察要去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在抵抗？所以这张照片非常清晰地记录了次贷危机。我想岩松看什么，永远会追寻着这样几个视角：第一个新闻视角；第二个中国历史的视角，我说的不是过去，我们更看重的是中国的未来；第三个是民间的视角。我觉得这几个视角缺一不可。
    有记者问：刚才您说可能会走进美国社区图书馆，中国目前的社区图书馆和美国有何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
　　白岩松回答：美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社区图书馆，而我们正在建设社区的过程当中，包括社区图书馆。中美在这方面拉开将近100年的距离。但是中国一定不会用100年，有的地方会走得更快一些。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脚步走得很快，墨西哥人有一句话挺精彩的：走得太快的时候要停下来，为什么呢？你已经走得太快了，把灵魂丢后面了。我们的脚步要慢下来，跟灵魂同步。我们一方面要记住陈虻主任（《东方时空》创办人之一）讲的一句话，走得太远了，要记得当时为什么出发？一方面要切记走得太快了，别把灵魂丢得太远，最后分不清是谁的。
    （附注：《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的播出将贯穿央视新闻频道，自３月底开始陆续与观众见面。除预计的１４期专题片外，其他内容也将在《新闻１＋１》、《新闻周刊》、《国际时讯》等多个栏目播出。）

　　维塔斯，一位英俊帅气的俄罗斯红歌星，仿佛一夜之间闯入中国观众的视野：能唱５个八度，拥有不可思议的海豚音，还有笼罩在他头上的神秘光环，使人不禁想一探究竟，一睹为快。沐浴着明媚的春光，维塔斯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维塔斯:海豚音将在海河上空飘荡

                        杜仲华

　　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一颗新星在俄罗斯广袤的原野上冉冉升起。那是一个艺术的国度。从诗人普希金，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画家列宾、苏里柯夫，直到音乐家柴可夫斯基……都在世界文化之廊占据着独特而显赫的位置。俄罗斯民歌在中国更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经历过上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人，几乎都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的优美旋律中欢乐过、沉醉过。
　　这位名叫维塔斯的英俊帅气的小伙儿，当然不能与他的伟大前辈们相提并论，但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他的歌声还是不可遏止地从俄罗斯上空飘荡到欧洲、北美、澳洲和中国，让全世界的歌迷们领略了他的５个八度，不可思议的海豚音，以及笼罩在他头上的神秘光环，使人不禁想一探究竟，一睹为快。这个愿望很快就会变为现实。４月３０日，维塔斯将首次踏上天津的土地，在今晚传媒集团《渤海早报》、北京巨龙文化和天津电视台文化娱乐频道主办的“今夜无人入睡”——维塔斯世界巡演天津站上，与翘首以待的歌迷们近距离接触。

　　　　从波罗的海到莫斯科

　　　　　　　　　　　　维塔斯“变脸”成为歌王

　　１９８１年，维塔斯出生在拉脱维亚。维塔斯全名为维塔利·弗拉达索维奇·格拉乔夫，而“维塔斯”则是维塔利在拉脱维亚语中的昵称。他出生时，拉脱维亚还是苏联１５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濒临蓝色的波罗的海。３岁时，维塔斯举家迁往乌克兰的敖德萨。自幼表演兴趣浓厚的维塔斯，是受当演员的爷爷的影响，而加入当地“笑剧和哑剧剧院”的。一次演出时，他遇到了此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演出经纪人、制作人谢尔盖·普多夫金。普多夫金当时正在敖德萨出差，在朋友的建议下观看了维塔斯的演出。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令普多夫金眼前一亮：这小子不仅英俊帅气，最绝的是生有一副善变的脸——他的面容能在瞬间从少女变少妇，从男人变老妪，从美变丑，而且还能改变腔调，模仿不同的声音说话。他的“变脸术”实在精彩，普金夫金当场就动了心，决心把他带到莫斯科，培养成一个明星。“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觉得这个小伙儿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普多夫金说，“他的手风琴演奏水平很高，还拥有一副出类拔萃的好嗓子。他的偶像是迈克尔·杰克逊，最大愿望就是与杰克逊同台演出……”此后，普多夫金真的把维塔斯引上了音乐之路，并成为他事业上的推手、合伙人和经纪人。
　　维塔斯的歌声很快征服了俄罗斯。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用他那极为特殊的５个八度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海豚音演唱时，现场观众沸腾了，他们狂热地尖叫着，欢呼着，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每当这时，维塔斯都感觉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地问普多夫金：“这是真的吗？”当普多夫金微笑着点点头时，他会孩子般高兴地大叫起来。
　　维塔斯还是一位创作型歌手，６岁就写出了第一首歌《第比利斯的雨》，到１２岁时，已创作了１０００多首歌曲，堪称“音乐神童”了。２００２年，维塔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为观众放歌，便艺惊四座，一夜成名。他的歌前半部分一般是柔和的男中音，唱到高潮处，会飙到比女声还清澈的高音。传说他的高音曾震落了克里姆林宫枝形吊灯上的一个水晶球。
　　荣誉接踵而来。短短几年里，维塔斯连续三年获得俄罗斯电台评选的最佳作品奖；《歌剧２》获得“人民金唱机奖”；还将年度独唱歌手、年度音乐探索奖等奖项收入囊中……２００４年以来，维塔斯更成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巡回演出艺术家，先后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以色列、法国、新西兰、中国等地举办了数百场个人演唱会。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他已拍摄了１２个音乐ＭＶ，其中《永恒的吻》在短短几个月内发行突破２００万，其ＣＤ销售总数已超过１０００万。

　　　　鱼鳃、海豚音、魅惑的眼神

　　　　　　　　　　“被神化的天才”成功缘于刻苦

　　在有关维塔斯的描述中，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长着鱼鳃，跨５个八度的海豚音，魅惑的眼神，华丽的服饰；舞台上的精灵和尤物，生活中却刻板低调，住在黑乎乎的洞里……还有人从他的中性相貌和装束中，联想起１８世纪阉人歌手法瑞内利，说一部《绝代妖姬》的传记电影，更使人对维塔斯产生了好奇心理。
　　毫无疑问，维塔斯被神化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维塔斯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中，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维塔斯的幕后推手和经纪人普多夫金出于商业动机所进行的包装和炒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剃除“维塔斯神话”中不可信的成分和言过其实之处，维塔斯仍有他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巨大市场号召力。
　　著名音乐人金兆钧这样评价维塔斯——
　　“独特的嗓音当然是他的绝活儿，但重要的并不在于他能够演唱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音，而在于他在极高的音区仍保持了男性的刚性音色。而且，他的演唱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很多作品都有相当大幅度的跌宕变化，这与他宽广的音域条件相结合，当然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听多了欧美流行音乐，我们不妨换一换耳朵，欣赏同样丰富多采、极具个性的俄罗斯的美妙音乐。”
　　就连对维塔斯在中国走红现象持疑虑态度的乐评人，也不得不承认维塔斯的个人魅力：“维塔斯身上散发的光彩实在是迷人的，简直是高潮不断，就像一只宇宙飞碟在几秒钟之内，把地球上的美丽与神韵一‘拔’带过。”著名歌唱家刘欢也认为：“维塔斯的发音方式很特别。”
　　至于维塔斯的“刻板低调”，以及住在“黑洞”中的古怪传说，普多夫金一笑置之：“他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更追求完美而已。”“也许有人认为，维塔斯最受欢迎的是他无与伦与的嗓音，或者帅气的外表，但我可以说，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维塔斯成功的秘诀来自他的努力和刻苦，以及严谨的、近乎刻板的生活方式。”

    　半年内两次巡演红遍华夏　

　　　　　　　　　　“王子”遇到最大“粉丝团”

　　回忆一下，维塔斯是何时闯入中国观众视野的？
　　２００６年６月，维塔斯身穿太空服，器宇轩昂地出现在央视《正大综艺》“俄罗斯中国年”主题晚会上，让千千万万中国观众一睹了他的魅力和风采。
　　２００７年初，维塔斯的几乎所有专辑和ＥＰ精选被引入中国。６月，维塔斯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和台北举办了他的首次中国巡演，场场爆满，红遍华夏。
　　半年后的２００８年１月，时隔仅半年，维塔斯便“王者归来”，在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上海献上一场名为《回家》的个人演唱会，并在上海参加了向南方雪灾地区捐款活动。７月，维塔斯参加央视《百年圆梦》——迎２００８北京奥运文艺晚会，其海豚音再使全场沸腾。中国汶川大地震后，维塔斯通过录像向中国人民表示慰问并慷慨解囊。
　　２００９年２月，维塔斯在哈尔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演出《鹤之泣》。４月２４至５月８日，维塔斯在西安、广州、杭州、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昆明、哈尔滨举办《今夜无人入睡》全球巡演中国站的演出。
　　有人说，维塔斯和他的幕后推手普多夫金的“野心”在东方。因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粉丝团”，从８岁到５０岁，跨越了各个年龄层次，帅气的维塔斯尤其成为少女和少妇的“杀手”。为更好地与中国歌迷沟通，维塔斯还认真学习中文，尝试演唱中文歌曲，如《青藏高原》、《大海啊，故乡》等。在去年维塔斯北京演唱会的歌迷见面会上，维塔斯出人意料地抓起话筒，用虽不标准却很有感情的中文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爱护和关注，我爱你们。”令在场的粉丝们更加疯狂。
　　俄罗斯“神秘王子”爱上了中国，他的情感已与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据普多夫金介绍，维塔斯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和丝绸制品（他同时是一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每次来中国，他的体重都会增加。北京的烤鸭、上海的小笼包、广州的烧鹅，无不令他大开朵颐。特别令他开心的是，每到一处都会遇到许多喜爱他的粉丝，他们的态度十分亲切友好，维塔斯感到很幸福。

　　　　　引进高雅欧美艺术

　　　　　　　　　　维塔斯首次登临津门舞台

　　维塔斯两度在京举办演唱会，吸引了不少天津歌迷前往观看。虽然高速铁路的开通，为打造“京津一日生活圈”创造了交通便利，但在天津家门口观赏欧美高雅艺术的演出，仍是多数艺术爱好者的渴望——这也正是北京巨龙文化将炙手可热的维塔斯引进天津的主要动因。“巨龙”是中国演出界的翘楚，具有主办大型演出活动的丰富经验，其老总刘忠奎本身即为天津人，对家乡怀有深厚情感，愿为繁荣天津文化市场贡献一份力量。
　　谈到与今晚传媒《渤海早报》联办《今夜无人入睡——维塔斯世界巡演》天津站的演出，刘总显得十分兴奋：“天津是戏曲之乡，曲艺之乡，民族艺术演出活跃，这是天津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为了开拓观众的文化视野，体现天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有必要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邀请更多高规格、高水平的欧美艺术团体和明星来津演出，维塔斯就是其中一个亮点。”据透露，其后，驰名全球的美国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猫》、爱尔兰踢踏舞《大河之舞》等也将陆续引进，让天津人大饱眼福。
　　为使维塔斯天津站成行，刘总与演出方多次接洽，反复磋商，几次更改演出时间地点，终于选择在五一小黄金周前夕，在天津体育中心举办这场国际水准的文化盛宴。而从未到过天津的维塔斯，也热盼与津门歌迷面对面。他积极配合，主动打乱原来的计划，重新安排了演出日程。
　　“神秘王子”维塔斯的海豚音将在海河上空回荡。与前几次访华演出不同，此次维塔斯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专业乐队和舞蹈演员为他伴奏伴舞，加上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整个演出将具有强烈的视听震撼力和穿透力。
　　看维塔斯去！

　　陶红，是继徐静蕾、范冰冰之后，又一位成立电影工作室的女星。虽然几年前《生活秀》使她摘取了金鸡影后的桂冠，而她更欲通过工作室这一平台，深度挖掘自身的潜力。她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说，拍戏就像谈恋爱，喜欢才会产生激情……

            陶红：拍戏就像谈恋爱

                              杜仲华

　　在影视界，有两个陶红（虹），音同字不同：小陶虹是彩虹的虹，大陶红是红色的红；小陶虹出身于花样游泳运动，在《春光灿烂猪八戒》中，与“猪八戒”假戏真做，终成眷属，大陶红则因电影《生活秀》摘取金鸡影后桂冠，至今孑然一身，名花无主。
　　正在天津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我们又见到了大陶红。依然是端庄靓丽的面容，依然是个性鲜明富有魅力的表演，所不同的是，如今她已步徐静蕾、范冰冰的后尘，正式成立了“陶红电影工作室”，以总监制兼主演的身分，推出了工作室的“处女作”《米香》。
　　近日，陶红将携《米香》赴法国进行后期制作，赴法前夕，陶红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懒人，却给自己找了个“累活儿”
　　记者：感谢你出国前拨冗接受我的访问，《米香》为何要到法国做后期？
　　陶红：因为我拿到了法国南方电影基金会的一个奖。他们是从１００多个国家、１０００多部电影中选中《米香》的，然后为我提供了到法国做后期的资金和便利。当地发行商对《米香》感兴趣，为这部片子打开欧洲市场创造了条件。对成立工作室后第一次拍电影的我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惊喜。
　　记者：记得几年前你说过，只会做演员，不会当导演，因为你喜欢相对单一的工作，不愿让自己过于操心营累。而现在，你却成立了陶红电影工作室，又当监制，又当主演，为何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陶红：其实正如你说的，我以前比较懒，不愿把自己弄得很辛苦。之所以要成立工作室，也是想要拍一些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我有几个朋友，有编剧，导演，制片人，一起聊起关于电影的话题，他们认为我对电影有一种独到的见解和思路，于是希望由我牵头搭建一个平台，做我们喜欢做的电影。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挺好玩，被那几个朋友给“忽悠”的（笑）。三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了。中间有一个戏要拍，又Pass了。我希望先把电影拍成,再成立工作室。所以，直到《米香》拍摄完成，我们才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你说得很对，我以前是个怕麻烦的人，说过肯定不做导演；但监制与导演还是不同的，监制只管艺术上的总体把握、搭班子等，相比导演还是轻松一些。但真正当了监制后才发现未必如此（笑）。
　　记者：听说你监制和主演《米香》时，一天才睡四个小时的觉，把自己折腾得够呛。
　　陶红：哪呀，一天才睡三小时！每天拍完戏，回来看回放；不满意的话还要推倒重来。制片人比较怕我（笑），说你就多拍几种方案吧，省得再返工了！可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想尽可能做到不留遗憾。
　　记者：为何选择了《米香》这个题材？
　　陶红：原来有一个本子，都要开拍了，有一天我忽然对我的制作团队说，我觉得这个戏不行，咱不拍了。几乎所有人都崩溃了，说为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了！我说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后来，有导演邀请我主演一部根据获奖小说《嫁死》改编的电影《米香》，我一读剧本就被深深打动了，于是一拍即合，工作室参与其中，共同完成了《米香》。这是一部描述人性挣扎在善与恶的瞬间，在一个女人身上承载着天使与魔鬼般巨大反差的故事。《米香》为演员提供了充分的表演空间，我认为是继《生活秀》之后，最值得期待和尝试的作品。
　　记者：既然名为“陶红电影工作室”，是否应有为你量身订做的影片？
　　陶红：我的工作室主要是靠电影作品说话。如果只为我量身打造，我怕有局限性。当然，如果有适合我、打动我的角色，我也不会放弃。我的团队希望由我来主演，一来用着方便，二来是省钱（笑）。

          越难啃的骨头越爱啃，有“自虐”倾向
　　记者：你学过舞蹈，演过话剧，拍摄过许多影视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生活秀》，我觉得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特别适合你，泼辣干练，风情万种，很有女人的韵味。你也因此获得金鸡影后殊荣。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是否仍是《生活秀》，为何此后你没有乘势而上，拍出更有影响力的电影？
　　陶红：《生活秀》成功了，所以大家才关注。我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我的《米香》。我觉得《米香》在某种程度上要难于《生活秀》。《生活秀》已经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了，《米香》就更难把握。因为离我相差特别远。你觉得《生活秀》适合我，其实也离我蛮远的。《米香》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也想通过这部影片，让大家看到另外一个陶红的表演。
　　记者：我昨天从你的新浪博客视频上看了一下《米香》的片花，故事好像发生在陕北一带。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陶红：这次演的是一个彻底的村姑，而且没有化妆，素面朝天，造型蛮土的，而且还要讲四川话。虽然我是重庆人，但６岁就离开家乡去了宁夏，四川方言还要重新学。《生活秀》我准备了半年，《米香》也准备了半年。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体验生活，感受人物。她离我太远了，与我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风马牛不相及。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层面的女人的困惑与挣扎。我试着去接近她，了解她，深入她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物非常打动我，虽然是块难啃的骨头，却蛮有挑战性。
　　记者：你喜欢面对挑战吗？
　　陶红：越难啃的骨头，我越爱啃（笑）！没什么难度的倒觉得索然寡味。就像《米香》似的，难成那样儿了，拍摄过程那么挣扎、崩溃，我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这人在表演中有点自虐（笑）！

               拍戏就像谈恋爱　喜欢才有激情
　　记者：正在播出的电视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你饰演了乔省长的大女儿乔媛，你是如何理解和塑造这个人物的？
　　陶红：我在《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饰演的乔媛，是一个任劳任怨、外柔内刚的刘慧芳式的人物。父亲乔省长公务繁忙，母亲孱弱多病，她带着三个妹妹，担起半个父母的责任。为了顾全大局、顾全家庭，她连选择婚姻都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违心地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后来父亲离职，大年三十，她收到丈夫的离婚协议书，母亲病重并离世，她忽然从天上掉到地下，饱尝了世态炎凉。但她是个不服输的女人，逆境中，她个性中“内刚”的一面被激发出来，变得特别强势。为了她的父亲和家人，办企业，办公司，欲重新夺回失去的那些本应属于她的东西，结果走向了反面。我喜欢这种侧面很多、变化很大的人物，这是我最看重的。
　　记者：你对角色的选择有自己的标准，所以接戏不多，不像有些一线演员，一部接一部地拍，有时甚至身跨两、三个剧组，十分“高产”。
　　陶红：我做不到。我一年只接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剧。可能我比较挑剔吧（笑）！我演的戏必须得我喜欢，必须能打动人心。我永远觉得，拍戏、选剧本就像谈恋爱，喜欢才会有激情。
　　记者：据说你曾想演一个反面人物？
　　陶红：对对对。最近有个剧本找我拍，我一直有些犹豫，因为那个女人太坏了，坏得我看着都烦，都恨（笑）。我就怕一味地坏，坏得没有人性，没有道理，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笑），我就不能接受了！
　　记者：将来，你有无可能演一个年龄跨度大的人物，从年轻演到衰老？
　　陶红：已经演了，《纯真岁月》，还没播呢。是欧阳奋强（８７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饰演者）执导的。我演一个知识分子女性，从解放前的热血青年，经历了几十年的时代大变迁，每次政治运动都牵涉到她。因为我父亲就是大学教授，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心态多少有些了解。婚姻也很不幸；想爱的没走到一起，不爱的厮守终生。命运中有许多遗憾，也有许多坚持和坚强，演得十分过瘾。总之，表演永远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永远有新的空间、新的发现，我很享受这种快乐（笑）！
            女人，要学会享受生活、欣赏自己
　　记者：现在，我们换个轻松的话题，谈谈生活吧！有人说，你是一个有情调、有品位，能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女人。在你看来，女人是花做的，每个女人都诠释着属于自己的花，而你最偏爱的是玫瑰？
　　陶红：（笑）。其实我妈妈比较喜欢花。家里永远堆满了花花草草。尤其是冬天，仿佛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弥漫在空气中。这点我比较像她。每天早晨一醒来，看到那些美丽的花朵，心情也会绽放开来。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你活着的每一天都要保持快乐的心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整天忙于工作，忙于拼搏，不时需要停下脚步，感受一下生活，感受一下身边美好的事物。几年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经常给自己放放假（笑），充充电。如果不放慢脚步，也不会有自己的工作室，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我有时常想，我做演员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越来越红，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某种理想和情感？干了这一行，总要对自己、对社会有个交待吧！
　　记者：都说你是影视界的“时尚美女”，爱美，穿衣打扮有品位，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一句话：“适合就美”。
　　陶红：对对，我觉得时尚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不是今年流行什么，你穿上就一定好看。一个有品位的女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气质和修养，选择合适的色彩、款式，并加以合理搭配。我从不觉得“女为悦己者容”，我穿衣打扮是为了自己，自己觉得美，觉得快乐就可以了。像我平时也不爱化妆，穿些有形有款、搭配合理的衣服，让自己赏心悦目，开心舒服，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哈，我觉得女人如果自己都不会欣赏自己，还有谁会欣赏你呢（笑）？
           如果有一天不干了，就去周游世界
　　记者：据说你喜欢旅游，向往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就像吉普赛女郎那样？
　　陶红：对对，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就去周游世界，这可能是许多人的一个终极梦想。因为现在出去旅游，最多一周时间；时间一长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处理。退休以后就有时间了（笑）。
　　记者：然后旅旅游，写写回忆录什么的。你出过书吗？
　　陶红：出过一本，是别人写的，叫《别样陶红》。
　　记者：你如何看待事业与生活的关系？
　　陶红：你要让我完全工作，我会疯掉（笑），完全受不了，肯定不行！这也是多年后才想明白的。我决不会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为了挣钱而接戏。钱是永远挣不够的。但你每生活一天，都有一天的快乐和收获，这是任何金钱物质都换不来的！

　　从《没事偷着乐》到《空镜子》，从《浪漫的事》到《没有语言的生活》，杨亚洲始终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被誉为“平民导演”。他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说：我不反对拍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但他们成为影视作品的多数，却是不正常的……
　　　　杨亚洲:我只想拍好自己的作品　　　　　　　　　　　　　　　　　　　　　杜仲华

　　近日，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在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中，三位残障人士在经历了各自的爱恨情仇之后，蜗居于胡同深处一间陋室中，相依为命，以苦为乐，在艰辛而平凡的生活中迸发出绚烂的人性光彩。这部由杨亚洲执导、倪萍、刘威主演的作品，风格凄美而独特，具有一种悲剧的崇高美和诗般的意境。
　　当记者将自己的感受告诉杨亚洲时，他心态平和地说，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就预料到，《没有语言的生活》，有人会很喜欢，有人会很不喜欢，这是正常的。一个导演，不可能让他的一部作品为所有人接受。因为他不愿重复自己。他拍的虽都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却追求不同的艺术语言、风格和样式。
　　拍了《空镜子》，有人又找他拍《空房子》、《空巷子》，被他婉言回绝，而选择了《浪漫的事》。《浪漫的事》延续了《空镜子》中的一些东西，又有所变化。然后选择了《家有九凤》，又有类似的戏找他，他却选择了《大浴女》。之后又选择了《八兄弟》、《没有语言的生活》、《蝴蝶》、《美丽的事》……每一部都有新的追求、新的突破。在这些作品中，最令他满意的是《八兄弟》。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长达２０分钟的长镜头，表现三位女人在东北大炕上的谈话，被电影界人士奉为经典。
　　采访是前天中午在北京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进行的，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杨亚洲侃侃而谈，有时还很激动。
　　　　　看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觉得脸红
　　记者：您为何总是将影视作品的镜头焦点对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您从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发现和挖掘出哪些精神内涵？
　　杨亚洲：最近看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做为一个中国导演觉得脸红。我们是否太粉饰生活了？我们有多少人拍出的东西是对国家、民族和观众负责任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每个成才的孩子，必须经历人生的种种苦难。它真实，不矫情，不做作。在贫民窟那样一个恶劣环境里，对人生依然有追求，对明星依然有追求。我不反对拍英雄人物、帝目将相、精英阶层，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让他们成为影视作品的多数是不正常的；我也不反对别人拍武侠片，但我对飞来飞去天马行空的东西不感兴趣。
　　记者：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否也是讲述这个道理的，三个身体残缺的人，心灵仍然追求高尚和完美？
　　杨亚洲：当你生活得幸福时，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当你的生活遭遇不幸时，才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三个生理上不正常的人，听不见，可获得心灵的安宁；看不见，省却了不少烦恼；说不出，则可免除对苦难的无谓述说……失去的同时也是获得。这种苦中作乐，吃着“爆炒石头子”的快乐，与有钱人享用鲍鱼鱼翅的乐趣是一样的，是让我们自叹不如的，这种境界是我所喜欢和偏爱的。
　　记者：选择平民视角肯定与您对平民百姓的情感和态度有关。据说您自己也保持着平民本色，坐公交，挤地铁，没一点“精神贵族”的习气。除了通过接触平民百姓获得创作的灵感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杨亚洲：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我希望通过我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镜头，都尽可能把我所拥有的创作资源用于我们的国家、民族，用于表现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生活态度和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及得到哪怕一点点幸福之后的满足感。我是中国生中国长，没有理由不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在这方面我敢发誓：我所做的一切，都像《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一句歌词——“天看见”！
　　　　　　苦中作乐，普通人的情感打动了我
　　记者：听说您正在筹拍一部向国庆６０周年献礼的“主旋律”影片，您对“主旋律”是怎样理解的？
　　杨亚洲：我拍的都是“主旋律”。我觉得现在人们对“主旋律”这个概念理解得比较模糊，甚至有些偏见。确实，以往有些“主旋律”影片，拍得比较生硬、概念，其实我认为“主旋律”依然可以拍得很感人，很振奋，很好看。我希望我的“主旋律”能与众不同，有所突破。比如《没事偷着乐》，是我在天津拍的，一个普通市民，对待住房的窘迫，有苦有怨都咽到肚子里，不给政府找麻烦，而保持着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主旋律”。
　　记者：广西作家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如何打动了您，您对原作做了哪些改动，为什么您认为拍这部作品是个“巨大考验”？
　　杨亚洲：这部戏对我最大的考验是，我很少接触生活中的残障人士，也是首次到南方拍戏。东西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只是一个中篇，人物关系比较简单，改成品２０集电视剧，必须展开来写，丰富原有的人物关系，注入大量新的情节和细节。为此，我到聋哑学校体验生活，为我的创作带来很多启迪。第一天，与校长老师见面后下楼梯时，看到学生正做眼保健操，唯有盲人班不做。但在电视剧中我却让刘威做了。这就是创作：在反常规中表现人性的光采。当所有人都担心王老炳：儿子聋了，他又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当人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对未来一片茫然时，广播里原来播放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变成了广播操的音乐，王老炳随着音乐节奏做起了眼睛保健操！这就是我一直要弘扬的普通人的精神：不向命运低头，顽强抗争，人穷志不穷！
　　记者：您的演员选得也好。我认为，刘威和倪萍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表现，在他们的演艺生涯中具有某种突破意义。
　　杨亚洲：刘威在这部戏里表现非常好，能把一个盲人的状态表现得那么真切，分寸拿捏得那么合适，确实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对倪萍来说，她能将一个爱占小便宜、很现实的一个小女人，演变为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又勇于牺牲的大女人，在一部２０集的电视剧里展现得那么充分、合理，令人信服，也是值得赞扬的。
　　　　　　有人说我的探索“胆子大到没边了”
　　记者：如果按照电影的分类方法，我认为《没有语言的生活》应算一部“艺术片”。它的镜头语言很美：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湿漉漉的石板小路，虽简陋却充满生活气息的房子，以及光影的运用，为全剧营造了一种凝重、凄美，也有几分压抑的环境氛围。请谈谈您对影视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探索吧！
　　杨亚洲：影视艺术从技术层面上讲，二者有很大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都是以视觉为主的视听艺术，都通过镜头画面叙述故事。而我又是电影导演起步，可能比别人稍稍注意一点。我希望在我的电视剧里融入某些电影的手法和元素，希望我的故事别讲得太明白，太直露，有些象征、隐喻的成分，留给观众充分的思考回味余地，也希望我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我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都要找到最好的光线，最好的角度，最好的视觉效果。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我们在墙上、门上和石板路上都浇上水，青苔斑斑的，营造出南方特有的那种“润”、那种色调。
　　记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语言的生活》对光的运用十分讲究，剧中有一个情节，三姐在父母（桂英和吴老板）之间传话，在几次穿过一个走廊时，光线忽明忽暗，既克服了过程的重复呆板，又隐喻着这个家庭若即若离的前景。
　　杨亚洲：我的《八兄弟》你看过没有？如果没看，建议你到音像店买个碟看看。《八兄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形式感非常强烈，与《没有语言的生活》完全不同，非常好看。其中有一个长镜头：东北大炕上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大学生，一个“包二奶”，一个美国女人，其中一人一动不动说了２０分钟，画面中唯一能“动”的是炉火上一壶开水冒出的热气，用了我整整一盘带子！电影学院一位老师看后说：“我们还沉浸在电影大师巴赞的长镜头理论里，将其奉为经典；而杨亚洲在他的电视剧里，已将长镜头运用得如此娴熟，令人佩服、感动。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以电影理论教育到了改革的时候了？”还有一些圈内人看了《八兄弟》后说，杨亚洲的胆子已大到没边的地步了！
　　　　创作者头上压着“大山”，在夹缝中生存
　　记者：在人们的创作心态普通浮躁，追逐市场，热衷炒作时，您为何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虽成果丰硕却始终为人低调？
　　杨亚洲：是呵，无数投资商拿着剧本和钱等着我说：“亚洲，求你帮我拍了吧！”但我只能有选择地拍。我尚且有那么多苦恼，何况那些敢怒不敢言的。所以，不要怪罪他们，我们有很多很多难处，但我们还是要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尽可能让我们的作品在播出时，在观众面前脸不红。
　　记者：您说的在夹缝中生存是什么意思？
　　杨亚洲：管理者说，这不能拍，那不能拍；片商说，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还有社会的角度，观众的角度，创作者面临多座“大山”的挤压。还有播出环节。比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审查通过后，投资方擅自就把片尾动了；电视台擅自就把结构动了，全贴上广告，连个招呼也不打。应该给创作者起码的尊重和理解嘛！有些地方台的做法更令人无法容忍。《家有九凤》在某地播出时，２６集的电视剧被改成５０多集！我在那个地方拍戏时，都不好意思看。一集４０分钟的戏，中间插入了无数广告，实在没法看了！我们要向片商低头，向广告低头，向收视率低头，如果让我们低太多头的话，在广大观众面前，我们就抬不起头来了！
　　记者：对这些有损创作者权益的行为，没就什么办法吗？
　　杨亚洲：有什么办法！实际上电视剧观众中的一部分，已分流到电脑下载和影碟市场去了。不知别人，其码我就常买影碟看，静静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免受那些“噪音”的干扰！我做为一个影视导演，非常希望我们的影视创作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希望管理者、片商、电视台与一线的创作者交交朋友，每年开个会，相互之间沟通一下，研讨一下，真正弄清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媒体和评论界也要有个评判标准，不要对同一部作品，这个媒体捧上了天，那个媒体又骂得一踏糊涂，不能没有标准，不能没有公理可言。这实际上是个系统工程。
　　记者：最后问一句，您谈不谈都可以，就是网上目前炒得很热的那件事？
　　杨亚洲：我觉得这个咱就别说了。第一，我觉得一个人，自己的鞋子大小，穿得舒服不舒服，自己最清楚；第二，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也只有自己最清楚。只要你努力了，认认真真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就像《没有语言的生活》中唱的那样：“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