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熊猫》，趣味决定成败
杜仲华

    《功夫熊猫》中的两个关键词：功夫和熊猫———这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被误读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这样一部彻头彻尾中国化的3D动画片却非“中国制造”，这令不少国人深感遗憾。然而遗憾也罢，“抵制”也罢，都阻挡不住蜂拥而至在影院前排起长龙的年轻影迷们。
    置身凉爽舒适的影厅中，周围不时响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和啧啧赞叹声，孩子们的笑声更是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好莱坞梦工场的动画大师真会选择档期，在2008北京奥运开幕前夕，向全球隆重推出这样一部既充满瑰丽想像又幽默搞笑的动画大片，让我们在轻松愉悦的审美过程中，不禁思考一个多少有些沉重的话题：中国电影人何时也能做出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呢？

“洋为中用”和“中为洋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繁荣文艺创作而提出的口号。几十年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年间，很多作家艺术家都在践行着这一口号。但至少在电影创作中，“洋为中用”的经典乏善可陈，倒是日本和美国的卡通大师不断“中为洋用”，将中国古典名著变成卡通故事，以通俗搞笑取代了原著深刻的文化内涵。相比之下，好莱坞迪斯尼的《花木兰》和梦工场的《功夫熊猫》，创作态度更严谨，也更具艺术价值。不可否认，梦工场的快餐式创作肯定要将市场运作、票房收入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但了解一下《功夫熊猫》的创作背景便不难发现：此次梦工场为使《功夫熊猫》“中国化”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据《功夫熊猫》导演之一斯蒂文森称，他本人即是一个中国功夫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为拍这部片子他准备了15年之久。他选择在2008北京奥运期间全球上映这部动画大片，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其文化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长期与外界隔膜，使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充满神秘感。不要说古老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常常与西方人格格不入。而“功夫”、“熊猫”这类简单而形式化的文化符号却能很快被西方人所包容、所接受。于是，《功夫熊猫》便成为西方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窗口。汉字书法、气功针灸、太极八卦、鞭炮火药、商贾庙会，以及群峰巍峙、云雾缭绕中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中国山水画加3D技术所营造出的奇幻背景，在《功夫熊猫》中比比皆是，浓郁地道，几乎无懈可击，表现出该片编导对中国文化的精深研究和透彻领悟。
    这种研究和领悟，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汉文化逐渐走向世界的一种历史潮流。只要想一想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孔子学院”；想一想千千万万正在攻读汉语的不同民族和肤色的留学生；想一想西方对中国功夫、中医针灸和太极拳的迷恋；想一想斯蒂文森对中国文化“诚惶诚恐、充满敬意”的自白……就会对好莱坞梦工场的这部《功夫熊猫》产生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关键在于想像　趣味决定成败
    你能想像一只肥胖、懒散、憨态可掬的熊猫，会成为一位武林高手并打败代表邪恶势力凶悍无比的雪豹吗？你能想像熊猫阿宝的父亲竟然是一只鸭子吗？你能想到将虎拳、鹤拳、螳螂拳、猴拳、蛇行拳幻化成“和平谷”的五大武林高手，而它们的师傅却是一只性情温和的浣熊吗……
    看似不合情理、匪夷所思的东西被巧妙编织在一起，让你看得津津有味并最终认同，依靠的就是想像的力量。没有大胆而瑰丽的想像也就没有羽化成仙的视听感受，也就失去了童话卡通的艺术魅力。这种想像不能是平淡的，苍白的，平庸无奇和类型化的（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它必须有趣，像相声或喜剧小品一样不断抖出脆响的包袱，一下下击中你的笑穴，令人捧腹大笑，欲罢不能。
    关键在于想像，趣味决定成败。我以为《功夫熊猫》概括说，就是主题有趣、细节有趣、造型有趣。
    主题有趣。《功夫熊猫》作为一部商业大片，娱乐性无疑是它的首要追求，却非唯一追求。它在好看、耐看的同时，并未放弃对一种东方文化情趣、甚至哲学情趣的探讨。正如斯蒂文森所说，他正是在领悟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奥妙后，将《功夫熊猫》的主题确定为“战胜你自己，才能战胜别人”的。片中熊猫阿宝懵懵懂懂被乌龟大师钦定为“真龙战士”，从极端不自信，到经师傅浣熊点化习武，彻悟“秘方就是没有秘方”、“无招胜有招”这些“秘笈”、“宝典”，从而掌握了制胜武器的成长历程，无不是对中国古代“老庄”、“无为”等哲学和文化的有趣诠释。
    细节有趣。从整个故事看，《功夫熊猫》无非是一个小人物通过奋斗终获成功的励志题材，似乎没有太多别开生面之处。它的有趣，更多表现为片中一个个生动鲜活、幽默搞笑的细节。给人印象最深的如：浣熊大师为教阿宝习武，从它在厨房上蹿下跳偷吃东西的行为中发现了其“特长”，于是因材施教，在吃包子的过程中，灵活运用瓷碗、竹筷等道具，边吃边打，见招拆招，增强阿宝习武的兴趣和动力，果然立竿见影。一则，这符合阿宝懒惰贪吃的习性，令人忍俊不禁；二则，编导又让阿宝的武术动作模仿成龙的派头，更是妙趣横生！在阿宝与雪豹的最后决战中，它忽而踩着青竹的“高跷”横蹚竖挡，忽而抡起铁锅打扁雪豹的面颊，无招无式却快意恩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反熊猫憨态可掬的绅士风度，让人不笑也不容易。
    造型有趣。夸张、变形、拟人化，加上美国式的幽默……《功夫熊猫》中的动物造型千奇百怪，煞是有趣。自然界中的熊猫性情温顺，动作笨拙；阿宝却身手矫健，表情丰富，一对夸张的大眼睛十分传神。看它对浣熊大师五官挪位的样子，以为它在搞怪；一翻身看到它针芒刺背才知它正扎针灸，针灸刺中穴位造成面瘫而致，不禁大笑失声。片中的老虎、雪豹、仙鹤、猴子、灵蛇、猪、螳螂等动物造型，既富卡通的装饰意蕴，又借鉴了中国布玩具的风格，与中国山水的风光建筑园林和谐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充满童话意境的三维世界。

中国文化富矿有待深入挖掘
    从《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元素不断被好莱坞成功“借用”的现实中，我们难道不应学习与思考一些东西吗？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人见人爱的珍稀动物，堪可充当“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大使，但我们没有把它搬上银幕，却被别人抢占了先机。这固然有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而我们在创作理念和文化体制方面，是否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呢？譬如说，习惯性思维往往会把我们围在程式化的怪圈中，熊猫既然是我们的“国宝”，形象就必须正直、善良、可爱，不能歪曲丑化，于是像《功夫熊猫》中阿宝偷吃食物的情节便成了问题，许多笑料也就无从产生了。
    中国第六代导演陆川讲了这样一件事：两年前，他曾接受为奥运制作一部动画电影的任务。一年中，大家为如何在片中体现一系列相关理念争执不休，思想慢慢僵化，竟不知如何下手了。《功夫熊猫》给他的启示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化不再是一种束缚创作的沉重包袱，而应成为一种鲜活有力的滋养。新华社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说：“《功夫熊猫》横扫全球的背后，暴露出的是中国电影文化视野狭窄，缺乏发现力、创造力、想像力，实质是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层理解。”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
    中国有着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到文学名著，创作和改编题材取之不尽，是一个应当深入挖掘的富矿。在此，愿借用《功夫熊猫》中的一句话：“战胜你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在我们要求外部环境更加开放和宽松、更加有利于艺术生产力解放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要首先解放一下自己呢？

孙立群：不把自己当成“角儿”
杜仲华

    央视《百家讲坛》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明星”，更仿佛形成了一个“气场”。都说文人相轻，而上过这个讲坛的专家学者，却相互提携，惺惺相惜。以易中天为例，他在《百家讲坛》名气最大，却撰联赞誉于丹、王立群和孙立群———“春秋睿哲一丹桂，秦汉风云两立群”；还在百忙中拨冗参加学术后生蒙曼的新书签售活动，为之助威捧场。
    去年以来，易中天、于丹、蒙曼等应邀做客“今晚大讲坛”时，都有一位热情平易做人低调的学者陪伴左右，尽地主之谊，他便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孙立群2006年春初登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李斯和春秋时期越国谋士范蠡。其中有关吕不韦是秦始皇生身父亲的论点曾引起广泛争议。目前，央视《百家讲坛》正在重播孙立群主讲的范蠡传奇，趁此机会，记者独家采访了孙先生。

结缘历史，兴趣是最好老师
    记者：孙先生，昨晚看到您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范蠡的传奇故事，颇受教益。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何时、为何对中国历史发生兴趣的？
    孙立群：我在南开大学读书和从事历史教学，不经意间已37年了。我想，兴趣可能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天津长大，最初接触历史是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鼓曲。当时，我最爱从广播中收听艳桂荣的《杨门女将》，每天到点就听，像中了魔一样。后来才有意识地接触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上大学时才正式接触中国历史，后来就变成自己的专业，可以说正中下怀。到现在这个岁数也干不了别的了，所以历史是我终生的兴趣和职业。
    记者：在您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最迷恋中国的哪段历史，为什么？
    孙立群：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这不是“大一统”的时代，王朝更替频繁，矛盾错综复杂，而历史的魅力也因此更大，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借鉴也更多。我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兴趣是它的独特文化现象———魏晋风度、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知识分子张扬的个性、放任不羁的生活态度，对隋唐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一个例子。西晋的仕人张翰到洛阳赴任，一下车，见秋风乍起，似有乱象，不禁想起家乡的恬淡优裕，竟官也不做，打道回府了！魏晋的知识分子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往往仕途坎坷，便纷纷远离政治，寻找理想中的“桃花源”去了，于是诞生了陶渊明、谢灵运、阮籍、嵇康……潇洒，随意，放浪形骸，我称之为“带泪的笑”，表面的风流倜傥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意和苦楚。
    记者：在您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有哪些独创性见解和著述？
    孙立群：不敢，不敢。历史，有独创见解太难了，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一小步，就很不错了。因为历史研究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除了运用传统文献资料外，还需借助某些考古新发现，如墓葬、碑文、遗址等。不看原始的东西，很难有新发现。何况本人是以教书为主，只能在自己有兴趣和比较擅长的一些“点”上做些挖掘，侧重研究一下魏晋南北朝的仕人和文化团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江左名士等。

三进三出，《百家讲坛》经受历练
    记者：可以说，您通过《百家讲坛》传播了相关历史知识，也使您成为观众熟悉的公众人物。您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是怎样走上《百家讲坛》的？
    孙立群：我走上《百家讲坛》，应该说是在2006年春天。当时，《百家讲坛》到南大“海选”，历史学院推荐了几位教师“应试”。编导让我们每人随意讲15分钟，我先说了一段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编导说，孙老师，您再讲个故事吧！我就讲了一个东晋初年司马睿称帝的故事，颇有趣味。编导又说，孙老师，您再说一段！我当时就有了郭德纲返场的感觉了。中午吃饭时，《百家讲坛》总策划谢如光、编导孟庆吉通知我：过几天到北京试录吧！
    记者：第一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您有何感受，与在大学讲课有何不同？
    孙立群：正式一录就砸锅了。录完一下台编导就连连摇头———孙老师，您这是学术报告！这下我发觉，《百家讲坛》与在大学讲课完全不是一码事！它要求有一个讲故事的过程，还得设置悬念，以吸引电视观众的眼球，就像我们常说的：“看戏看轴子，听书听扣子”。我尽量按他们要求的去做，再讲，仍不成功，嫌我讲的东西“枝蔓太多”。第三次，制片人万卫让编导把枝蔓都删除了，这才算过了关。所以，去年5月我在北京签售时，万卫对北京的媒体说：“孙老师在我们这儿三进三出，不是一下成功的！”现在我对这档节目的评价就是俩字儿———挑剔，无论你怎么精心怎么谨慎，只要一开口就有人挑你的毛病，比如上海的《咬文嚼字》将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的错字，一个一个地“咬”，八月就要“咬”我了。
    记者：《百家讲坛》是用通俗化的语言阐述历史观念，讲述历史故事，但也有人批评它是“用历史娱乐大众”，您对此怎么看？
    孙立群：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见解。我觉得作为大众传媒，要让节目有收视率，让大众喜欢，难免会有些幽默、搞笑的成分；但《百家讲坛》从根本上说，还是严肃、正规地传播历史知识。只是采取“寓教于乐”的手法后，播出效果会更好。比如我在《百家讲坛》主讲时，导演总在楼上喊：“孙老师，抖一个，甩一个！”好像我们天津人，天生就懂相声似的！
    记者：不过我倒听说，有人评价您的讲课风格有点马三立的味道———小火，慢热，耐听。
    孙立群：咱们的水平与马三立大师怎能同日而语？我只是喜欢把故事交代清楚，铺平，不敢说垫稳，最后抖出包袱。可能因为平时爱听老爷子的相声，多少受了一点影响而已。曾有记者问我，现在易中天、阎崇年都挺火，你打算学谁呀？我笑了：我就是我，谁也不能学！
    记者：您在讲述历史时坚持“三不说”原则———不戏说、不歪说、不臆说，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立群：不戏说，《百家讲坛》不是故事会，是在故事中传达历史知识学术信息，不能像电视剧那样天马行空；不歪说，不能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以误导；不臆说，不能主观臆断，将自己的观点当成定论，最好用商榷的口吻。

学术争论，千古之谜有待破解
    记者：我注意到，您主讲的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和李斯，以及范蠡和西施，都属于历史上有争议、未定论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例如您有关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的观点便遭致批评和质疑。您的根据可靠吗，对您的批评有无道理？
    孙立群：央视做节目显然也顾及到历史的神秘性、争议性和对受众的吸引力。吕不韦与秦始皇的关系，讲之前我就预料可能会引起争议，所以录节目时耍了个小心眼儿，未谈我个人观点，而是客观陈述了史学界所持的三种不同认识。一下台编导就拦住我：这不行，还要有您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吗？不得已，又补录了一段。播完，网上评论铺天盖地，有人“上纲”说我是“伪科学”。但我是坦然的。我的根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无论从《史记》的记载，还是从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吕不韦与秦始皇的复杂微妙关系，都可证明二人不是一般君臣关系，而是父子关系。对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产生争论是正常的，儿子是谁的，当代人有时都搞不清，都要做ＤＮＡ，何况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
    记者：范蠡足智多谋，帮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成功后却全身而退，与绝代佳人西施隐身江湖，这些都有史实依据吗？
    孙立群：范蠡在正史上有记载，这是没有疑问的；范蠡与西施的关系，只有诸子（如《墨子》、《庄子》）中有所涉及。我想，西施可能会有一个生活原型，一个漂亮的江南少女，被送往吴国伺候夫差，本是很平常的事，经过后人的加工演绎，就变成一个国色天香、忍辱负重，又与范蠡有些瓜葛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了。南京大学一位中文系教师还嫌我讲得不够，认为如果用爱情心理学讲述范蠡与西施的关系就会更精彩。学中文的与学历史的不同，他们更善于想像和敷衍，我觉得《百家讲坛》中讲得最好的还是学中文的多，于丹、王立群，讲得都比我这个学历史的生动、有色彩。
本本分分，不把自己当成“角儿”
    记者：有人说，《百家讲坛》是一个“造星工厂”，从中走出不少“学术明星”，您是如何看待学者的“明星化”的？
    孙立群：我总感觉明星是文艺界的一种称谓，与我们大学老师不搭界。充其量是，通过《百家讲坛》，认识你的人多了，你的学识得到了社会认同，这当然是好事，但千万别把自己当成“角儿”。从根本上说，我还是一个大学老师，本本分分讲自己的专业课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社会活动尽量少参加，做人尽量低调一些。当然，学校安排的活动我义不容辞，比如前几天汶川一批中学生来南大参观，让我讲了一小时课，我不仅要好好讲而且深感荣幸，为灾区办点事也是我的愿望！       （刘筝摄）

赈灾义演，让世界充满爱
杜仲华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们共风雨，我们共追求，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恐怕是郭峰的这首《让世界充满爱》了。二十多年前创作的，让广大歌迷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为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更加感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地震灾难。多难兴邦，亿万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悲之愈深，爱之愈切，千百万人对爱的内涵才有了更刻骨铭心的理解和感受……
    让世界充满爱，无数作家、艺术家、明星和媒体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抗震救灾，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快速反应———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在媒体和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受众亟须在第一时间了解突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央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便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这一需求，首次实现了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同步直播。作为新闻直播的艺术延伸，央视在地震发生后的第１５０小时，便推出一台气势如虹、催人泪下的大型募捐活动，反应之快、感人之深、成效之著都是空前的……
    这场名为“爱的奉献”的大型募捐活动长达4小时，自始至终充满人性的关怀和爱的温暖。用活动总导演的话说，这不是一次晚会，而是一次行动，一次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的大行动。其间，有庄严的捐款仪式，有深情的歌曲演唱，还有现场采访和新闻图像的再现等。参加募捐活动的都是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撼。
    请想一想，当白发苍苍的老电影艺术家于洋无限感慨地谈到，温总理在灾区抚慰失去父母的孩子“别哭”，他自己却老泪纵横时；当古稀之年的老歌唱家郭兰英含泪深情唱起《我的祖国》时；当圣洁慈悲的“千手观音”邰丽华用手语向灾区人民致敬，并宣布将捐出在英国巡演的全部所得时……谁能不为之震撼、为之动容呢？即使是央视主持人列队集体捐款的场面，也安排得颇有声势———几百人的庞大队伍，一个个熟悉的面目，一律正装肃穆，投下自己的一片爱心，共唱一首《世界需要热心肠》。
    活动中最精彩最感人至深的部分是主持人朱军、董卿对川籍明星和灾区儿童的采访。张国立、李嘉明、刘晓庆、岳红、曲比阿乌……张国立一番亲切醇厚的四川话拉近了明星与灾区人民的距离，而通过李嘉明之口，又表达了四川人民不服输、懂感恩的坚强性格和博大胸怀！来自北川的白琳泣不成声地讲述了她看到的一幕人间惨剧，悲痛中并未绝望，而是随着子弟兵的身影，寻找着生命的光亮。而当活动尾声，朱军情绪亢奋地宣布，白琳的父母已找到时，全场一片沸腾，而此刻白琳对父亲的一段话同样令人震撼：她没有沉溺于意外的惊喜，而是催促父亲马上参加志愿者队伍，营救更多的人！
    还有，为救学生而牺牲的教师谭千秋的女儿，在镜头前表现得那么从容、镇静，她最想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看到她的坚强，看到她带着父亲的血脉好好地活下去……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慨叹，这些孩子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敢和成熟，是远远超出我们原先的想像！
    电视，为我们与灾区人民的血肉联系和情感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系紧了一条绿丝带！

真情奉献———
明星表现可圈可点
    与“爱的奉献”相比，凤凰卫视等联办的《以生命的名义》赈灾义演，同样成为近期的一个收视热点。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更注重讲述抗震救灾中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挖掘与思考。鲁豫、许戈辉、窦文涛，这些“凤凰名嘴”本来就是讲故事的高手，抗震救灾特殊的氛围、特殊的人物和故事又赋予他们特殊的激情和动力。
    当鲁豫深情讲述一个“爱心传递”的故事，并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找到那位救人不留名的好心阿姨时；当蒋雯丽在悲怆的小提琴独奏曲中含泪朗诵《别哭，我的宝贝》时；当刘德华唱罢一曲铿锵有力的《中国人》，俯身问候轮椅上受伤的小女孩任思雨时；当李嘉明亲赴医院探视“敬礼娃娃”郎铮并把他接到晚会现场时，我们看到了明星的真性情。在灾难面前，他们都是富有爱心的热血青年，都是铮铮铁骨的男子汉。
    成龙，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功夫明星、银幕铁汉，面对灾区人民却“流干了泪水”，那泪水，既出自一种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又出自一位艺术家的良知！他不仅为灾区慷慨解囊，而且亲自驱车深入灾区慰问，又在《生死不离》中唱出自己的心声：“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天裂了，去缝起，我们手拉手，生死不离！”
    李连杰更是把“根”扎在了灾区，宁肯“息影”一年，也要为灾区人民筹措重建家园的基金，而且像普通人一样参加搬运救灾物资的劳动。明星的形象在这一刻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两位电影艺术家秦怡和倪萍。与那些上了“福布斯”财富榜的当红明星相比，她俩绝对不算有钱人。秦怡大半生与一个智障独生子相依为命，送走儿子不久，便将自己２０万元养老钱无私捐给灾区。她的心灵与她的不老容颜一样纯洁美丽！
    而出现在屏幕上的倪萍，素面朝天，真诚中含有几分憔悴。她从自己并不丰厚的片酬中一下拿出１００万元，让无数网民将其视为“最美丽的明星”。在她当年担任央视主持人时，不少观众批评她“煽情”，是真情还是“煽情”，时间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还应提到的是冯小刚、葛优，这些以幽默和喜剧见长的导演和明星，在传达悲情和力量方面也毫不逊色。冯小刚讲述桑枣中学叶校长多年训练师生紧急疏散的故事，没有抑扬顿挫的语气、没有激情澎湃的爆发，朴素平实的叙述却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可见，真情的打动有时比艺术渲染更有力量！

爱的延伸———
接受一次心灵洗礼
    抗震救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和洗礼。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有媒体曝光，都离不开公众的视野，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示范作用。
    当明星的善行义举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赞扬时，也出现了一些怀疑和否定的声音。比如指责一些明星名人捐款数额太小，参加赈灾义演有“作秀”之嫌，以及收养灾区孤儿“动机不纯”等等。
    应当说，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是明星的自觉行动，不能以捐款多少论英雄，更无必要搞什么“排行榜”。实际上，许多明星已在不同场合多次捐赠，更有一些明星制定了长期捐助灾区的计划。至于“作秀”，当人们沉浸和感动于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特定情境中时，谁会挑剔地分辨谁是真情、谁在“作秀”呢？明星与我们一样，都希望自己在国难当头时有一个好的表现，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表现”和“作秀”不是一个概念。还有，慰问灾区也好，收养孤儿也好，都是一种奉献爱心的善良意愿，我们的社会应当成全他们而不是拂人美意。
    我们应当相信明星，相信他们经过这场抗震救灾的洗礼，会将大爱延伸，摆正名与利的关系，明星与衣食父母的关系，使艺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我们也相信他们会将一时的感动化作永久的遵循，遵循艺术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这才是检验明星心灵和品格是否得到升华的一个“硬件”。

    中国，该有自己的灾难大片了
    杜仲华

    ２００８年的初夏令我们如此感动，看着央视２４小时不间断直播的特别节目《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我们一次次撕心裂肺，泪湿衣衫。那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上搜索幸存者的救援人员；峡谷间背着白发苍苍老人艰难跋涉的战士，以及一个个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自己却从容赴死的普通教师和母亲，无不闪烁着人性美的璀璨光辉。当共和国首次降半旗哀悼地震死难者时，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和爱国热情得到了空前的彰显。
    人民，是艺术家的衣食父母；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当广大作家、艺术家、明星纷纷慷慨解囊，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时，一支由作家、电影工作者组成的小分队已奔赴灾区，搜集创作素材。我们由衷地期待着他们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如果我是一名电影导演，我将努力争取拍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大片，片名就叫《地动山摇》；如果我是一名画家，将创作一幅全景式展现人民军队抗震救灾场面的油画，画名就叫《海陆空大营救》；如果我是一名雕塑家，将把那些舍己救人、品德高尚的教师和母亲的形象塑成大理石雕像；如果我是一名作曲家，将谱写一曲气势恢弘的交响乐，曲名就叫《汶川，２００８，５，１２》。
  在灾区人民的生活基本安定之后，在大地震的废墟清理完毕之前，我们应当开拍一部史诗式的灾难大片，艺术地再现汶川大地震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灾难片是观众喜欢的影片类型
    据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一次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在观众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排行榜上，灾难片高居榜首，其后是科幻片、战争片、言情片、侦探片、武侠片、歌舞片。
    印象里最早引进的灾难片是《卡桑德拉大桥》，个性鲜明的人物、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悬念，无不强烈吸引着观众眼球。而影片尾声，当列车坠入卡桑德拉大桥的悬崖下，铁轨穿透车厢、乘客惊恐万状的场面给人留下噩梦般的记忆。而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天崩地裂》、《龙卷风》、《泰坦尼克号》、《后天》等，更以骇人听闻的灾难场面、神妙逼真的电脑特技效果给观众强烈的感官刺激，并创造了一个个票房奇迹。

    为何灾难片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呢？
    首先，灾难是笼罩当今世界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高度发达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加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驾驭能力。但诸如火山、地震、海啸等重大自然灾难，仍是人类不能完全控制的。再加上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加剧了自然灾难发生的概率。而成功的灾难片，能为人类敲响警钟，唤起人们珍惜地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其次，拍摄灾难片的目的不是一味表现灾难、渲染苦难，更重要的是通过刻画与自然灾难勇敢搏斗的英雄人物，讴歌人类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钢铁意志和浓郁的人文色彩、人性光芒。最典型的例证是《泰坦尼克号》。影片令无数少男少女如痴如醉泪洒影院，最感动他们的，难道不是迪卡普里奥和温丝莱特所演绎的那段轰轰烈烈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吗？
    第三，灾难片通过高科技的电脑制作所营造出的灾难场面，能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灾难体验，这种体验可增强他们对灾难的心理承受力，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遇到类似灾难时的应对能力。为何很多人在叙述目击灾难的感受时都说“就像在好莱坞影片中看到的情景一样”，可见灾难片对人的深刻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灾难片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并能满足观众追求感官刺激的心理，商业价值也较高，这正是好莱坞制片商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中国，该有自己的灾难大片了
    灾难片由于耗资巨大，制作的高科技含量高，而被中国的电影导演敬而远之，视为畏途。虽然我们也以小投资低成本拍摄过反映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的灾难片《蓝光闪过之后》和《唐山绝恋》等，终因缺乏艺术震撼力而未能产生太大的社会反响，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灾难片。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大片，我理解就是以史诗般的气势和手法，全景式再现灾难发生的全过程，做到大主题、大视角、大故事、大手笔。而汶川大地震为艺术家提供了拍摄灾难大片所必须的一切思想内涵和视觉元素。
    大主题。众所周知，好莱坞的一些灾难大片，如反映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的《１０·５级大地震》、《天崩地裂》、《后天》等，都是艺术家想像中的虚拟世界，其思想震撼力肯定不如现实中确曾发生过的自然灾难。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从最高领导层到抗震救灾中的每一个战士和平民，无不以人为本，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用一个个奇迹证明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临危不惧、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这就为中国的灾难大片确立了积极鲜明的主题和基调。
    大视角。汶川地震发生后，解放军陆、海、空、空降、武警、消防部队迅速出动，与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专业救援队伍协同作战，形成一种国际大救援的态势。人民子弟兵在余震未断、危机四伏的崇山峻岭间开路架桥；冲锋舟在急流险滩上破浪前行；空降兵在蓝天上绽开一朵朵伞花；救援队不断从废墟中发现微弱的生命迹象……都为影片编导在广阔视角上再现这场气势磅礴的人与自然的搏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空间。
    大故事。生活远比艺术家的想像和虚构更生动、更富传奇色彩。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令人撕心裂肺、荡气回肠的故事，使人们的心灵受到空前强烈的激荡与洗礼。
    你能想到那些普通的城镇教师，用自己的脊梁扛住沉重的水泥板，用胸膛和双臂紧紧护卫着自己的学生，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们，自己却从容赴死吗？
    你能想到一位平凡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身体前倾、双手扶地，身下守护着一个只有三、四个月的婴儿，毫发未损，而她临终前发给宝宝的一则短信是如此催人泪下吗？
    你能想到一个悲痛欲绝的男子会将死去的妻子捆在自己身上，骑上自行车送她最后一程，让她死得更有爱、更有尊严吗？
    你能想到一个深埋废墟中的小女孩，在黑暗与恐惧中，还打着微弱的手电光看书吗？……
    这是多么纯真、美好、无私、高尚的情怀，闪烁着夺目的人性光芒！
    这不是一个或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伟大群体的故事，一个大故事。
    大手笔。大片需要大手笔、大制作。我们不乏大手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都拍摄过投资过亿、阵营豪华的“国产大片”，积累了这方面的创作经验。尤其是冯小刚的《集结号》所营造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惨烈战争场面，已初显驾驭灾难片的能力。
    拍摄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大片要举全国之力，调动整个电影界的资源。高投资是必须的，在演员阵容上也应罗网大陆港台最优秀的演员（例如功夫明星成龙、李连杰），并可聘用国际知名的外籍演员，以体现此次抗震救灾的国际性。拍摄灾难片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电脑特技制作。为了逼真再现大地震的灾难场面，有必要与好莱坞特技大师合作，共襄盛举。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一位中国导演从卧龙辗转而来，为《熊猫的故事》补拍外景。当时针指向2００８，５，１２，１４：２８时，忽然感到汽车剧烈摇晃，瞬间山崩地裂，一座大山从中间劈开，巨石纷纷滚落下来，砸到他刚刚离开的地方。我们的故事其实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讲述这位导演如何死里逃生，一路目睹了无数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故事，并亲自投入了抢救生命、与大自然英勇搏斗的抗震救灾斗争。在此过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礼与升华……
    为了纪念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为了安抚千千万万无辜逝去的灵魂，为了激励人民与自然灾难搏斗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期待着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灾难大片早日诞生！

《父辈的旗帜》，光荣不会沉默
杜仲华  阎晓明　张春生　罗澍伟

    由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联合出品，孙海英、聂远、王力可、张默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父辈的旗帜》已在央视播完，而剧中老劳模钟守诚及其子女为荣誉而战的动人故事依然历历在目，强烈叩击着人们的道德良知，使之在深刻的思考中获得心灵的升华。
    《父辈的旗帜》为何感人？它成功的原因和意义何在？就此，记者与文艺评论家罗澍伟、张春生、阎晓明进行了一次对话。
把镜头对准普通劳动者
    记者：看惯了刀光剑影豪门怨，风花雪月温柔乡，工业题材的《父辈的旗帜》以贴近现实、凝重质朴的特色，令人眼前一亮。它通过一位老劳模的遭遇，表现了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如何坚守父辈的精神家园，为捍卫父辈的旗帜而不懈抗争的精神风貌。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脱离时代、脱离生活、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故事大行其道，且豪华铺张、不惜成本，虽热闹一时，终因内容空泛贫乏，未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来热播并广受好评的《金婚》、《乡村爱情2》以及《父辈的旗帜》，均将镜头对准普通劳动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阎晓明：的确如此，写一夜暴富的豪门恩怨的不少，关注工人阶层的不多，创作者们似乎觉得劳动者无戏可写，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工人，也正是《父辈的旗帜》的可贵之处。
    工业题材无疑是天津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强项。从“三条石”展馆在天津人心中的深刻印痕到大沽船坞遗存令津人难以释怀；从电影和京剧《六号门》的国内影响到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气》、《都市风流》、《机器》的全国轰动；从塘沽工人版画的独树一帜到天津电视剧自身作品《苍茫》、《黄土地·蓝土地》的获奖，都能印证，在天津这方机械工业、纺织工业、海洋化学工业的发祥地上，工业题材是创作者的富矿，是观赏者喜闻乐见的内容，也当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主打”。可贵的是，《父辈的旗帜》继承发扬了天津文学艺术创作的光荣传统，将视线与焦点对准了大型工业企业中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从而成功地接过了天津文化鲜明的旗帜。
光荣，一生的守护与追求
    记者：孙海英在《父辈的旗帜》中，饰演了一位性格刚直、任劳任怨的老劳模钟守诚。可惜工厂也非一块净土，在种种关系和利益的驱动下，他光荣的头上被扣了屎盆子，遭受不白之冤，一度抬不起头来，又郁郁而终。不知为什么，看到这类故事心情总会很压抑，并联想起冯小刚《集结号》中那个为蒙冤的战友讨回公道的故事。“士可杀不可辱”，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荣誉、名节；而这些东西又是最容易遭人玷污的。可喜的是，钟守诚的后代没有沉默、没有屈服，他们用坚持不懈的抗争捍卫了“父辈的旗帜”，从而证明了光荣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退本色的。
    张春生：一部描写劳模人生的长篇连续剧，为什么一播出就引起较大反响？关键在于不是一般的写好人好事，也不是一般的描绘无私奉献。它以人生命运从顺利走向逆境，再由逆境中走向新的崛起，去揭示精神层面特别是人生信念对人的巨大作用。劳动模范既是工人的典型，又是普通劳动者的闪光。普通与不普通交织在一起，使劳模有着榜样的力量。对劳模而言，更重视荣誉，光荣感成为一生的守护和追求。本片的老劳模钟守诚，以自己十几年的努力成为企业的标兵，每年都有奖状贴在墙上。因此维护光荣已成为他的自豪，他的人生支柱。然而，当这光荣被社会重视并有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例如老模范钟守诚搬进了条件比较好的“光荣大院”，于是住进与搬出这个大院也成了一个衡量人是否进步的标志。钟守诚以他的干劲和投入，更以他的无私，使光荣的荣誉和做大院的主人结为一体。正是如此，当一些人以不理解和嫉妒向钟守诚泼出污水以后，钟氏父子首先要为荣誉和人品而战。这也是本剧的重点和特点。写劳模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围绕这些引发的人物命运和曲折故事。戏的好看与生动也就理所当然了。
    罗澍伟：劳动模范钟守诚是剧中最可亲可敬的形象之一，他的身上既有那一代人的质朴和真诚，同时又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倔强和剽悍；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却遭遇了一次次生活上的困惑，但他始终把光荣、荣誉与崇高视为生命。通过钟守成，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影子，感受到那一代人所具有的理想与崇高信念。他们做好事从不表达，从不为自己的事过多地要求别人，而总是为别人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们的一言一行，能够唤起了我们的美好记忆和万千感慨，我想，这应是《父辈的旗帜》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钟守诚的大儿子钟浩很坚强，也很有毅力。他自幼生活在钟守诚身边，无私而宽容的父爱，培养出他的坚韧意志，勇于承担责任和全心奉献的精神，同时习惯于昂着头面对困难，面对一切。当我们在剧中看到，钟守诚的作风和气质，从钟浩那里不断传承到钟浩同代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良知的觉醒，我们的眼睛会为之一亮。
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建设
    记者：我觉得，《父辈的旗帜》不仅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更带给我们一些思考。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那种任劳任怨、吃苦受累的劳模精神是否还“吃香”；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人是否还“吃香”？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气弥漫，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罗澍伟：是这样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对劳动模范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也遭遇了种种的磨难与挑战。现在的人们常常感到理想的缺失。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导致了精神的贫乏，生活也因此缺少了激情和方向。
    全剧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光荣是一种精神，维护光荣的尊严是一种责任。当光荣沉默的时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时代的优秀品质。时代在剧变，我们追逐的社会崇高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年轻一代的成长，需要时间；重举父辈的旗帜，回归光荣，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人在观看之后都产生了这样一种联想，那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物质的丰富能不能代替精神的富有？我们要在新的世纪之初塑造一种怎样的人格？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榜样？该剧恰恰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给观赏者作出了生动而有力的回答，因此《父辈的旗帜》播出的现实意义也是很强的。
    张春生：《父辈的旗帜》蕴含着深刻的命题，改革开放中，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建设。钟守诚病逝前，告诫孩子们，他心底坦荡，自己能证明自己，不需要别人去解释。但追求不能丢，信念不能丢。小儿子为救火高喊着光荣而牺牲，大儿子钟浩，无论是冲动伤人，还是在磨砺中成长，都以父辈为榜样，既继承光荣传统又与时俱进，该剧寓重大题材于人生曲折和感情波澜之中。正是对生活质朴的描绘，对感情的真挚抒写，使全片处处有拨动观众心弦的地方。
    有评论说，该剧背景好、主题好、人物好、故事好等等。我看还可增加一条：对每个人物的感情刻画得好。父子情，恋人情，夫妻情，兄弟情，更有师兄弟之情。把情写到生活世界与精神家园，就是《父辈的旗帜》最突出、最重要的特色和贡献。
    阎晓明：在现阶段，充分调动全体人民共同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空前的社会变革，既给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各种矛盾和问题。诚信的缺失、道德的失落、腐败的滋生，不作为的泛滥，无不与理想信念的淡漠和缺失有关。在此关键时刻，天津电视人以《父辈的旗帜》为旗，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题、题材、故事，生动塑造时代人物，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直指观众心灵，激荡人们的热血与激情，从而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了爱国奉献的民族精神；以高尚的人物、人格、人品，诠释生命价值，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增强社会成员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功不可没。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
    记者：最初听到《父辈的旗帜》这一剧名时，感觉这肯定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一部主题严肃的正剧。看了一两集后，就被它个性鲜明的人物、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内中的悬念所吸引了。应该说，剧中所蕴含的严肃主题，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而是用生活化、细节化的矛盾冲突凸显出来。而孙海英、聂远、王力可、张默等演员的表演也是生活化、性格化、可圈可点的。这又一次使我感到：一部成功的主旋律电视剧，是完全可以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的。
    阎晓明：《父辈的旗帜》之所以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向全国播出，并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效应，就是一种文化产业法则、电视剧艺术规律和社会责任感的较好结合，就是一种消遣娱乐功能，审美认识功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功能的较好结合。
    这部剧采用了影视创作中已经摸索成型的一些近乎“创作程式”的方法，如错综复杂的线索，引人入胜的情节，委婉动听的故事，扣人心弦的起承转合，大团圆的结局等等，因为这些方法是经过实践证明能够吸引观众、征服观众、抢夺收视率的方法。将现实生活变动同人们的心理变迁统一起来；把剧作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同观众乐于接受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结合起来；在宏大的主旋律轰鸣中融入伦理剧的市民生活、言情剧的婚姻与爱情，喜剧的幽默与夸张，警匪剧甚至侦探片惊险紧张的悬念，同样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收视效果，实现了电视剧创作的一次创新。
    张春生：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近几年致力于重要题材的拍摄，继推出《玉碎》之后，又给观众奉上《父辈的旗帜》，显示了艺术追求和艺术魄力。该剧演员阵容强大，表演投入。例如孙海英抓住了钟守诚的执著，在人物性格的棱角上下工夫，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神态，非常感人。聂远在人物的接受磨砺上予以着力，使钟浩这一形象的塑造，既线条明晰，又具体细腻，很是令人印象深刻。加上其他演员的努力，全剧在思想上、艺术上、欣赏力上都取得了成绩，使该作品成为一部力作、佳作。

冯骥才：心灵的闪电
杜仲华

    “绘画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走进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正在举办的《戊子之春》画展强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６０余幅水墨淋漓、意境清新的绘画作品，不仅使人看到了画家的非凡的才气，更惊异他的那些奇思佳构从何而来。展览前言中的这句精辟短语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他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和大学教授，多重社会角色，尤其是近年来繁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而他的艺术才思却从未枯竭，每隔一段时间，便魔术师般“变”出一批绘画新作，令人大开眼界。他为何要举办这次《戊子之春》画展，创作灵感来自何方，以及他如何从最初临摹古画发展到今天“自觉的现代文人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冯骥才进行了独家专访———

关于《戊子之春》画展
“春天在我心中呼唤出无穷画意”
　　记者：先谈谈您的《戊子之春》画展吧！想不到您这么忙，竟然还有时间画了这么多画，像变魔术似的。这些画是在何时、何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您在《戊子之春》画册的扉页上写道：“春天在我易感的心中呼唤出无穷的画意”，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涵义。
　　冯骥才：（笑）我的画可不是变出来的。这些画都是去年初夏，我在南京和苏州举办公益画展后陆续创作的。公益画展的目的很明确：为基金会筹款，支持民间文化保护事业。我作为一介书生，所能做的只有卖掉自己的画，全部捐献出来。捐赠时很壮烈，很激动，像砍掉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捐赠后却心里空荡荡的，产生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并开始怀念自己的画。比如《心中的十二月》，被山东一收藏家以１２０万元人民币买走，后来万科老总王石也要这套画，只好又从家里取出《风物四时图》给他。你知道，我不画重复的画，就像再婚一样，永远不会有原来的感觉。（笑）所以画一出手，就很难再复制、克隆了。因为“家徒四壁”，反过来变成一种“要画画”的动力，急于把空白的墙壁填充上。但只有这个动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的艺术冲动……
　　记者：记得您说过，“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那么，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作画的冲动和灵感的，怎样在画面上表现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世界？
　　冯骥才：绘画的冲动，对我来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有时是一片光、一段音乐，或读一首诗，写一篇散文时。只要有了绘画感觉并有时间作画，我必须马上就画，决不等待，决不遏制。这与写作不同，写作需要较长时间，绘画需要瞬间将感觉捕捉到，而且只有在自己家的画室才能找到绘画的感觉和氛围。一个艺术家的绘画感觉是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禁不起一点外部的干扰。
　　当我在现实或幻觉中看见秋天逆光中的一片芦苇，那些光和影马上就变成了笔墨，变成具体的表现手法，这时便可下笔了。这中间是没有过渡的。换句话说，只有把对自然的感受变成具体的绘画语言，我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冲动。我在田野调查中，经常看见车窗外非常独特的风景，但回来画不成画，因为它不是你心灵里的东西，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而已。
　　总之，绘画对我而言是一种心灵生活，与我如影相随。这一年来我不断地画，有时只是因为聆听一段钢琴曲———比如我画过一幅《冬日的旋律》，一条黑色的河在雪地中间流过，所有春天的因子都潜藏于冰天雪地中，它是大自然的血液、是最有生命力的旋律。当我找到这个感觉后，那条深邃的河流瞬间变成纸上的笔墨，自然地宣泄出来。正是一首钢琴曲赋予我作画的灵感，这样的画已不可能再画第二幅了。

关于现代文人画
“我更强调绘画的可叙述性”
　　记者：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文人画宣言》中，深刻分析了中国文人画的成因、发展及艺术特征，读后印象最深的是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所反映出的文人画的两个重要属性：文学性和直抒胸臆。美术界评价您的绘画属于“现代文人画”，您认同这一概念吗？如认同，您的“现代文人画”与古代文人画有何异同？
　　冯骥才：我的画属于“现代文人画”，这个概念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上海画家程十发提出的。他说：“什么是现代文人画？你们去看看大冯的画就知道了。”后来我去日本举办画展，平山郁夫也认为我的画属于现代文人画。我成名于文坛，一般人不知我有一个漫长的丹青生涯。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９０年，我画了近３０年画，其中包括临摹古画，在此过程中基本掌握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有了坚实的宋画基础和线描功夫。我认为中国文人画有四个基本特征：一、直抒胸臆　；二、张扬个性；三、将中国画文化化，即文学性；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画样式，即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
　　至于我的现代文人画与古代文人画的异同，我认为，我在直抒胸臆、张扬个性和文学性这三方面，均继承了古代文人画的传统；唯一的差异是，古人强调诗与画的结合，我则更强调散文与画的结合。诗是把大千世界的感受凝聚于一点，用最简洁的句子表达出来；绘画是把一个动态的世界变成一个静态的瞬间。在这一点上，诗与画最容易结合。散文是线性的，一句一句不断将意境深化。我希望我的绘画更像散文，更具可叙述性。比如，“太阳还未出升前，田野是寂寞的，模糊的，大地还残存着夜的阴影；这时，天空开始在迷离处透出一些晨曦，在星星点点的积雪处反射出亮光，最早的一声鸟鸣在极远处清晰地响起来……”我完全可以把这一散文的意境转化为绘画语言———用浓墨渲染夜色中的大地，极远处用曙色扫上一笔，一群小鸟振翅飞翔，留下一片很大很冷的天空。强调画面的可叙述性，这是古人所不及的。

关于传统与借鉴
“我基本的元素是中国画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画从画幅比例到光影透视效果，都吸收和借鉴了西洋绘画的形式和技法，显得既清新独特又富有时代气息。
　　冯骥才：我基本的元素还是中国画的，如对毛笔的运用、线条的韵律和审美，墨色的变化等，中国画的几个基本元素都具备。我画中所有的颜色都要与墨说上话；只要说不上话，这幅画就失败了。
　　以笔墨为主，是我绘画的基本特点。当然也吸收了一些西画的手法，如讲究笔触和肌理，像“皴”一样表现山石的质感和立体感。我还会用一些厚的颜色表现物体的肌理效果，但这种肌理仍有“皴”的味道而非油画的笔触。但我比较喜欢强调光的运用———光是生命的元素，因为有太阳光的照射才诞生了世间万物。我尤其喜欢黄昏中的逆光，在逆光中可将生命看得更透彻。如一片树叶，在逆光中看时是鲜亮的，连叶中脉络、汁液的颜色都一目了然。幼时，我喜欢把双手蒙在眼上看太阳，这时的手是红的，里边是血的颜色，那是世上最美的红色，我们永远调不出那种颜色来。阳光使万物充满生命，也充满神秘感；光线给我无限的绘画灵感和冲动。
　　记者：这也是您对传统的最大突破吧！
　　冯骥才：对，我们要把握传统绘画中一些最重要的规律和最基本的要素；但当传统表现手法已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时，就要有自己的创造。任何时代画家的任务都不是复制和克隆古人，古人已完成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画光，恐怕是我今后的绘画主题。

关于画风的嬗变
“心境的变化使我的绘画更超然”
　　记者：您是学画出身，后来当了作家。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您又重拾画笔，开始了文学的“婚外恋”，屈指算来也有１８年了。在这漫长的丹青生涯中，您从艺术观念到绘画风格经历了怎样一个嬗变过程？
　　冯骥才：我觉得有三个阶段。一，传统职业画阶段。从学画开始，到临摹古画，以传统技法为主，强调笔墨功力，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国画基础。１９７８年后走上文坛，内心充满的是文学，使我的思想、境界变得深刻、丰富了。二，自发的文人画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调整。忽然有了画画的欲望，感到自己内心有很多东西需要表现，发现了一个从未开掘过的大矿藏。而且一画就使自己大吃一惊。当时我说，文学是一种责任方式，社会方式，绘画是一种生命方式。生活的坎坷，情感的变化，人生的思考，都通过笔情墨趣尽情宣泄出来。三，自觉的文人画阶段。我从２００２年甲子画展开始，走上一条自觉的现代文人画之路，要求自己一定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充满文学性的、诗意的感觉才下笔，并不断有意识地做些新的尝试，如对光和影的表现。另外，我可能会往更意象化的风格上走一走，追求更强的时代特点。
　　记者：我觉得您现在的画风与十几年前的激情澎湃相比，似乎更平和、更唯美了，这是为什么呢？
　　　　冯骥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问题较多，我们这一代作家又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思考了一些大的文化、社会问题，给自己带来了未曾察觉的变化，即内心境界变化：开阔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开阔的心灵，绘画自然变得更安静、更安详了。有人说我绘画中的定力特别强，定力来自一个人的信念。我绘画的画幅都很小，但很开阔，与自己内心的视野有关。现在好像什么都不十分在乎了，心境更超然、更坦荡，更宽容了。总之绘画是画家心灵的镜子，画面的纯净折射出心灵的纯净，像经过过滤一样。
　　记者：现在美术界对您的绘画有无不同看法？比如说觉得您不是学院派，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通常是受排斥的。
　　冯骥才：（笑）我肯定不是学院派。学院才多少年？１８９５年才有天津大学，而中国绘画史比学院早得多，所有在１８９５年北洋大学创立前的画家都是非学院派！何况我现在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了！

身背相机的“三峡纤夫”
杜仲华

    见到郑云峰之前，多次听冯骥才深情谈起过他。很少有哪位摄影家能如此强烈地震撼大冯。他不仅最先肯定了郑云峰文化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大力弘扬他的精神。
    昨天，大冯亲自操办的郑云峰《拥抱母亲河》摄影展在天大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北洋美术馆隆重开幕，记者应邀出席并结识了郑云峰，饱览了他的摄影作品。
    一进北洋美术馆，第一眼便瞥见展厅中央一艘长１３米、装备颇为简陋的小木船。正是在这条小船上，郑云峰通过他的“第三只眼睛”———镜头，摄下一帧帧气势恢弘、如梦如幻的三峡美景。
    眼前的郑云峰，身穿一件灰绿色夹克，面色黑里透红，五官线条劲健，谈起话来嗓音沙哑语速很快，与一个普通的三峡船工十分相似。
    “拍三峡，最能震撼我的是这些纤夫石”，郑云峰将记者带到展厅中一块刻满一道道凹痕的石头前如是说。
    他记录这些“纤夫石”，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他的小船在急流险滩中搁浅，被迫与老船工邹师傅及助手一起上岸拉纤，却半小时也未奏效，便坐在岸边一块巨石上小憩。此时，他忽然发现石上一道道深达十几厘米的凹槽，如钢浇铁铸般令人震撼！邹师傅告诉他，这就是“纤夫石”，上面的凹槽是峡江古道上一代代纤夫们前赴后继，用纤绳一点点勒出来的。纤夫们每次闯滩都犹如过一次“鬼门关”，命悬一线，生死两茫茫。
    此后，郑云峰每见“纤夫石”，都像巨石压胸，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历史沉重感，有时边拍摄边热泪盈眶。他甚至亲身体验了纤夫们在上有悬崖峭壁、下临万丈深渊的峡江古道上匍匐前进、心惊肉跳的感觉。
    那一刻，他成了真正的纤夫。

    观赏着郑云峰一帧帧表现三峡纤夫生活的摄影作品，蓦然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画面上，一列精疲力竭目光沮丧的伏尔加纤夫，有气无力地拖拽着纤绳。在他们身上，寄寓着画家深切的人文关怀。郑云峰镜头中的三峡纤夫则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没有表现人物面容的悲苦，而是着力刻画纤夫裸露的脊梁、紧绷的肌肉和协调一致的步伐。在熟悉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后，他发现在三峡纤夫身上有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也正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与自然抗争中所形成的一种特质。当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抵御自然灾害时，便将希望寄托在“神祇”身上，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石有石神，船有船神，凡有急流险滩处，必有水神庙。在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中，人们逐渐摸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于是从敬畏到顺应，又从顺应到驾驭，最终与自然和谐相处。
    所以，从纤夫和“纤夫石”上，郑云峰领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抗衡又融合，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
    情感和认识问题解决后，“拍什么”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郑云峰看来，态度决定方法，他无论拍摄风光还是人物，不夸张、不矫饰，忠实地记录事物的本来面目和自然形态———“自然就真实，真实就动人，动人才能传递情感的信息”。
    现在，我们又回到木船旁。这是郑云峰倾其家产，自掏腰包打造的一艘１５马力的机动船。船上可容四人：他和助手以及两名船工。“日饮长江水，夜宿峡江畔”，拍摄到哪儿，船开到哪儿。每周上岸补充一下拍摄和生活用品，十分方便。就在这般简陋的条件下，郑云峰度过了将近八年的时光。

    在郑云峰眼中，三峡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一幅瑰丽的山水画卷，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母亲河雕塑的一件惊世杰作。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朝霞暮霭，云腾雾锁，不同季节、时间、气候和光线条件下，三峡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千姿百态，变化莫测，令人叹为观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奇的是三峡的云，或环抱群峰，或空中飞渡，水在云中隐现，月在云中沉浮，无一不动人，无一不入画。
    在一帧意境空蒙的巨幅彩照前，郑云峰停住了脚步：“这是雨中黄昏的三峡景色。当时，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才爬上峰顶，在山民家中留宿。次日清晨，雨过天晴，云雾从江面缓缓升腾，只觉得山在动，云在动，水在动，一个运动的大三峡让我兴奋极了，手中的快门咔咔作响，忘了饥饿，忘了疲劳，一口气拍了二三十个胶卷……”
    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郑云峰的三峡摄影作品多采取俯瞰的视角，“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角度只有登上高山之巅才能摄取。展览中有一帧“神女峰”的图片，一般游客只能从江中远眺，而他登上“神女峰”不下２０次，近距离拍摄到“神女”的芳容。
    “山上有路吗？”记者好奇地问。
    “哪有路呀，找个向导，带我们在崇山峻岭和荆棘丛生中开出一条小径。”
    “遇过险吗？”
    “遇过，我曾不慎失足跌下，摔断了两根肋骨……”
    至于他行走三峡须臾不离的那艘小船，每每在大风大浪中颠簸起落，恰似一叶扁舟，起初也心生畏惧，久而久之，他亲近它，融进去，摸透了它的脾气，便有惊无险，如履平地了。到后来，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殊”到何种程度？郑云峰笑道：“长期生活在船上，偶尔回到城里反倒不适应了。你想，整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多单纯呀！包括那些深山老林里的山民，也都善良纯朴，古风犹存，跟他们打交道，真能净化人的心灵！”
    忘不了，他冒雨上山，攀上山顶时，已湿透衣衫，浑身抖瑟，在飞凤峰黄老师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过夜。睡意蒙眬中，依稀听到一阵“滴滴答答”的响声，定睛一看，原来是房东手捧脸盆为他接雨！
    忘不了，桃子山上，房东田老汉家中没有多余的被褥，竟将女儿陪嫁的一床新被给他御寒；
    忘不了，在“神女峰”牛师傅家，他感冒发烧，没有退烧药，牛师傅连夜从悬崖上采来黄姜为他消炎止热；
    忘不了，在香溪河口，他的小船被巨浪掀翻，船工邹师傅被煤炉上的开水浇在腿上，顿时血泡鼓起，抹了一把酱油就将伤腿伸到江水中止痛，郑云峰劝他上岸治疗，他却执意不肯……
    为了赶在２００３年６月大江截流前完整地记录下三峡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人文形态、历史遗存以及三峡移民的大迁徙，郑云峰夜以继日，风餐露宿，像一个负载着沉重文化使命的“三峡纤夫”，为世人留下了五万余帧珍贵历史图片，出版了《永远的三峡》等八部画册。诚如大冯所言，他是上苍赐给我们的一位摄影家，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真切、立体、完整的三峡，这是“三峡之魂”，没有哪个作家、诗人、画家和摄影家像他那样，身临其境为我们的国家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伫立郑云峰的摄影作品前，听他慷慨陈词，不由心生疑惑：当艺术已进入市场，许多艺术家为金钱趋之若鹜时，他为何要抛家舍业，孤身一人奔波劳顿，为三峡传神写照呢？
    听到这个问题，郑云峰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来话长。我本是江苏徐州人，最初也是搞文字工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接触摄影。改革开放初期，我已年近不惑，总觉人生短促，时光有限，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想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大题材托付终生。当时就选择了三江源头为拍摄对象，并得到领导批准……”
    就这样，郑云峰从１９８６年起首度进入三江源头，住帐篷、宿荒原，历尽高原缺氧和缺粮断炊等磨难，沿途拍摄了大量珍贵图片，出版了《黄河源头探秘》、《探索长江之源》等专著。
    时隔２０年，当他完成三峡的抢救性拍摄重返三江源头时，却惊愕地发现，这里的生态环境已不可挽回地恶化了：冰川消融、草场荒芜、土地沙化、河流污染，无休止的乱砍滥伐已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使他痛心疾首。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相机，拍下这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变化，力图唤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但我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和衣食之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很难有人与人的和谐。我们必须敬畏它、关爱它，才能最终驾驭它，与它和谐相处。”
    “当人们都沉溺享受时，您却苦苦执著于自己的事业，不觉得亏待了自己吗？”
    “哪里，我也享受啦———我享受了创作的快感。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该干的事一定要干好，干到极致；不该干的事一定要少干或不干。我最幸运的是干的是自己有兴趣的工作。生命有限，时间有限，赶路要紧。我就一直在路上。你说是不是？”
    他拍拍记者的肩膀，爽朗大笑。那心怀坦荡、怡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像个哲人！

蒋大为：好听的歌为何太少
杜仲华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有些歌很快就被淡忘了，不曾留下什么痕迹；有些歌和它们的演唱者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长久地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蒋大为便是这样。一身白色西装、一副金边眼镜，音色醇厚甜美，台风潇洒大方，演唱声情并茂，其代表曲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歌》、《敢问路在何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愉悦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至今脍炙人口，魅力不减。
　　近日，久未露面的蒋大为刚刚担任了央视青歌赛的评委工作，便匆匆赶到津门，参加天津卫视名牌栏目《津夜嘉年华》的录制。利用录制前的午餐时间，记者对蒋大为进行了独家专访。

总体评价：视觉效果好，文化含量高
记者：作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男高音歌唱家、央视青歌赛评委，您对本届青歌赛的总体印象、总体评价是什么？
蒋大为：我认为，青歌赛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记得首届青歌赛时，尚不分唱法，到第二届才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慢慢又增加了原生态和演唱组合，本届又增设了合唱，品种越来越多，风格越来越多样，视觉上越来越好看。我理解，为什么叫“电视大奖赛”？从主办者的角度说，青歌赛绝非纯学术的声乐比赛，而是一台节目、一场视觉盛宴，在好看、爱看的基础上展开歌手之间的角逐。观众通过青歌赛，既欣赏了歌曲演唱了解了歌手素质，又学到不少文化艺术知识。这次大赛中有两种人特别有意思：一种是喜欢听歌的，一到综合素质考试就换台；另一种是喜欢听综合素质考试的，一到歌手演唱就换台。这后一种人为数还不少。这是因为这些青年歌手并非歌唱家，即使是歌唱家也并非人人都喜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歌赛也是一次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从中了解一下自己国家和民族，了解一下世界的相关知识，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我注意到本届青歌赛中，少数民族选手和部队选手获奖较多，除了选手确实优秀外，有无照顾的成分？
蒋大为：有，必须有。例如对少数民族，大赛组委会特别强调，要保证进入决赛的少数民族和地方台选手占有一定比例，因为青歌赛是全国人民参与的文化活动；军队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甚至演唱的风格品种上都需兼顾到。为何部队歌手获奖多？地方上的尖子都让部队选走了，而且部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这是一个现实。无视现实反倒是作秀了。
记者：您认为这种兼顾会影响大赛的公平和公正吗？
蒋大为：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可比性。你说男声和女声，独唱和合唱，汉族和少数民族怎么比？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如果非要比，只能同唱一首歌，都唱《我的太阳》，才能真正分出高下。而１８个人都唱《我的太阳》，谁还看？早换台了！所以我认为，所谓公平、公正都是相对的，我们要理解领导和央视的苦心，不必过于挑剔。

大赛虽好，好听的歌为何太少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青歌赛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歌坛创作和演出的现状。但从专家到观众几乎一致认为，通过大赛涌现出的能够流传的好听的歌曲太少，例如您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歌》这类优美、抒情的作品。您认为这是创作跟不上，还是歌手演唱技巧不行？
蒋大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因为是比赛，而比赛是要看演唱难度和技巧的，所以，歌手一般都选择有一定难度的歌曲，而舍弃了那些虽优美抒情但技巧性不强的作品，这样一来，青歌赛上好听的歌自然就少了。比如有些歌手，故意把音唱得很高，本来到Ａ就可以了，非要唱到Ｈic，唱不上去就喊，结果很难听。为什么呢？他的基本功没到那儿。其实世界上的民族艺术歌曲，基本没有太多高音。这一届青歌赛民族唱法中的男高音特别惨，几乎全军覆没。本来寄希望于二炮的陈永峰，能带领男高音杀出一条血路，不料他先下去了（未进十二强）。最后这个“小藏族”（泽旺多吉）夺了个亚军。民族唱法女声很强，吴娜、常思思，首次参赛就杀进三强。总之，有些孩子不会选作品。当然也与他们功力不够有关系。第二，１００个歌手，１８个唱《断桥遗梦》，歌手多，演唱形式多，新歌少，好歌更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现在是市场经济，好歌需要花钱买，一支歌好几万块钱，量身订做更贵。很多地方歌手买不起新歌、好歌，为了参赛，只好花一两千块钱买支现成歌曲的演唱权。结果就出现了本届青歌赛上一个怪现象：一首《断桥遗梦》，复赛时１００个歌手有１８个唱！还有，本届大赛将歌手演唱新歌的加分去掉，虽然只有０.3分，也是个问题：照此下去，谁还写新歌？

现身说法：改变“桃花”运　勾起“西游”情
　　在随后《津夜嘉年华》的录制过程中，蒋大为又现身说法，讲述了当年他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敢问路在何方》的幕后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一首好歌的诞生既取决于创作，也取决于歌唱家对歌曲的理解和演绎。
　　出人意料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原唱并非蒋大为。
　　１９８０年，已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蒋大为因演唱电影《红牡丹》主题歌《牡丹之歌》已小有名气。１９８１年，他应邀参加东北三省春节晚会，在沈阳万人体育馆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时，全场欢声雷动，观众纷纷拥到台前，使蒋大为十分诧异，“以为出了什么事”。一位辽宁电视台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几年前曾由一位老歌唱家首唱，电台也播过，当地人很熟悉，却始终未能流行起来。你唱得太好听了，所以才出现了“爆棚”的场面。１９８４年，蒋大为又在央视春晚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举成名，这支歌也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蒋大为的另一首代表作、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也不是他的原唱。《西游记》在央视播出前十集后，曾一度停顿，原因是观众反映该剧主题歌不好听，剧组决定重新录制。当时，蒋大为正为吉林台电视剧《林海雪原》演唱插曲，借用的恰好是《西游记》的录音棚。《西游记》音乐编辑王文华请了多位歌手试录均不满意，正发愁时，一眼见到蒋大为，便请他也试一试。蒋大为录毕，请作曲许镜清在电话里听了一遍，许镜清兴奋异常，当即决定：“就这版，别动了！”当许镜清将蒋大为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送给导演杨洁听时，杨洁不禁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蒋大为那雄浑高亢、情深意切的歌声，不正道出了导演的心声吗？为拍摄这部古装神话剧，杨洁率《西游记》剧组历尽艰辛，费尽周折，整整花了七年光阴！从此，随着电视剧《西游记》的热播，《敢问路在何方》也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广泛传唱。

准备出书：个性犹如人面　模仿没有出路
　　从《西游记》谈到当前一些古装剧、历史剧的音乐，蒋大为认为现在的影视歌曲不好听、不流行，原因之一是歌曲在创作风格上与电视剧的内容不协调、不搭调。明明是一部凝重恢弘的历史大片，却要采取通俗唱法，以为这样便可取悦年轻观众，而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不灵。
　　在本届青歌赛上，蒋大为发现许多歌手“唱歌没有味道”，掌握不住要领，热衷模仿，缺乏个性。对此，他做了一个形象比喻：“人的真声犹如人脸一样，如果大家都学一个人，都化妆成一副模样，那就失去了自我，你的歌还怎能有特色呢？”
为帮助青年歌手参透内中真谛，蒋大为说他准备出一本书，讲述自己多年来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独特演唱风格的经历和心得，与大家共同探讨声乐艺术的规律以及歌手的成功之路。

乡情依旧，热盼新人脱颖而出
　　蒋大为是喝海河水长大的歌唱家，对家乡怀有一种天然而真挚的情感。
　　早在青少年时代，蒋大为便显露出多才多艺的禀赋。在耀华中学读书时，他的音乐、美术和体育门门１００分，屡屡在全校文艺汇演中轻松获奖，还将１１秒４的耀华百米短跑纪录保持了将近４０年！他自幼想当画家，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工艺美院，不料遭遇“文革”，理想破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虽走上音乐之路，却并未放下手中的画笔，闲时常习书法，从中体味书法与音乐的共通之处：节奏、韵律、美感和动感。最近，他甚至备齐了油画工具，欲在画布上体验光与色的奥妙。
　　天津，为全国输送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歌唱家，而近年来却鲜见天津歌手在央视青歌赛上崭露头角。对此，蒋大为也有些着急，并动过回家乡培养学生的念头。他盼望着新人不断脱颖而出，薪火相传！

    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著述颇丰的文化名人，却要每晚屈尊坐在青歌赛的评委席上，对歌手的综合素质进行考评。尽管他的点评已成为青歌赛一大看点，但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对此，余秋雨从容回应，除澄清事实外，特别强调青歌赛不仅仅是赛歌，更是一次文化知识的大普及———

余秋雨：投入一个“文化气场”
杜仲华文并摄

    正在央视直播的青歌赛上，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综合素质考核这一环节中，他的点评严谨、睿智，充满耐心而又不失幽默。表面看来，余秋雨的点评是对参赛歌手而讲的，实际上，电视机前多达数千万的观众也从中了解了古今中外一些相关知识，从而得到一种往往在课本上得不到的文化熏陶。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秋雨本人也常常自谦只是一名教师，也会偶有口误；同时，他更主张用愉快的心情去对待青歌赛，通过这一平台让全国观众投入一个“文化气场”。
    日前，余秋雨做客新浪“文坛开卷”，畅谈参加青歌赛的切身感受及青歌赛设立素质考核环节的意义，并回应了媒体对他的批评。本报记者应邀出席，兹将聊天内容概括提炼如下，以飨读者。

当评委就像“大休假”
心情愉快毫无压力
    与余秋雨见面之前，总以为他连续多日主持青歌赛综合素质考核，又不断“挨批”，一定心力交瘁、有苦难言。而眼前的余秋雨却一如既往地态度温和，举止儒雅，谈笑自若，气定神闲，问及他参加此次青歌赛是否压力很大时，他淡然一笑，相当肯定地说：“毫无压力！怎么会有压力？这是我两年一次的大休假！你们知道，我平时过的是非常紧张忙碌的日子，而青歌会期间，我的身体也好了，应酬也少了，不会有人请你去讲学，不会有人请你写文章或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请客吃饭，无需多动脑筋，生活很有规律，人也显得轻松愉快多了！”
    青歌赛期间，余秋雨每天下午四时准时赶到中央电视台，到晚上七点三十分正式直播，共有三个多小时的“备课”时间。拿到当晚素质考核的准确题目后，余秋雨先用最快速度浏览一遍，获得一个总体印象，然后一道题一道题地细看；发现不恰当的问题，便与出题者一起讨论，做些调整。一切筹备就绪后，他匆匆用过晚餐，梳理一下妆容，便坐到评委席上进入状态了。
    从余秋雨透露的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的素质考核的准备时间显然是比较仓促的，加上歌手答题的不可预见性，很多东西要靠他的学识和经验进行现场发挥了。

如何看待素质考试
不在对错而在“展现”
    综合素质考核，历来都是青歌赛的一大看点。因为通过歌手答题和评委点评，不仅“考”了歌手，也“考”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实现了一种参与和互动，并从中获得相关知识。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评委与歌手的问答中，常有歌手对一些浅显的常识性问题支支吾吾，如堕五里雾中。
    对此，余秋雨说：“这是我们长期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大家都去死记硬背，真的知识又没有。其实文化考核的分数很少，比如我这个环节只有0.5分，影响不了一个歌手的总成绩。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所有参赛歌手其实最担心的是回答不出问题，在全国观众面前丢面子。”
    余秋雨认为，如果一位歌手面对一道考题能认真判断，努力回答，即使答得不完整，不正确，他那认真聆听评委点评，理解后微笑地点头，这样的形象和表现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的素质考核不是题目本身的考试，而是他在镜头前回答问题的过程和表现，这才是素质。素质是一种展现。”
    余秋雨主张对歌手要宽容：“我们也要为歌手想一想，他刚刚气喘吁吁唱完一首歌，在聚光灯下面对那么多评委和观众，突然拿出一道题，这道题可能离他有五百年之久，三千里之遥，他的思路和情绪要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过来，确实挺难的，谁上去都会紧张、犯蒙。我跟歌手对话，主要是从中观察他的感觉能力，表达能力，对生活美的捕捉能力，据此给他打分。”

青歌赛不仅赛歌
更要投入“文化气场”
    青歌赛，主题自然是“赛歌”，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余秋雨看来，社会上不怎么在乎唱歌的观众很多，但他们都会关注文化。据统计，每晚收看青歌赛的观众多达七八千万人，他们之中真正喜欢唱歌的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中，有人喜欢世界三大男高音，有人喜欢已成名的歌唱家，有人喜欢流行歌坛的少男少女，真正喜欢青歌赛歌手的比例不会太大；但在七八千万收看青歌赛的观众中，喜欢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想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知识，了解现代生活中应用常识的，却要成倍递增！
    “我为什么参加青歌赛？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我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面对电视机前的几千万观众，说一说我们中国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小片断，可以把最新文化思考变成通俗的阐述，我觉得这才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化人在这方面不要太自傲，觉得自己只能从事高层学术研究。这些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让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广泛的受众群，经过几次青歌赛后，都比较熟悉了，普及了，这多好啊！比大学好，比很多讲座都好！”
    “总之，我们的目的是让全国观众投入一个文化气场中。今天晚上你和歌手一起回忆一下贝多芬、欣赏一幅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哪怕只有一分钟，都很重要；因为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有几千万观众一起重温一下李白、杜甫、诸葛亮、曹操，重温一下莫扎特，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文化渗透，点点滴滴，作用和影响不可小窥。”

坦然面对批评责难
笑谈“屏蔽”“罢工”之说
    作为一位文化阐述者，余秋雨利用青歌赛这个大舞台，普及文化艺术知识，将文化思考做通俗化解读，确实功不可没。但也有不少观众批评他“话太多”、“有卖弄之嫌”，且“口误连连”；当他不说或少说时，又有人批评他“软罢工”。对此，余秋雨坦然面对，谈笑之中予以否认和澄清。
    “说我‘软罢工’，他们太不了解余秋雨了，我20年前连高校校长都辞了，我哪里会‘软性’，我要罢工就是硬性的……”
    谈及某些点评遭到央视“屏蔽”时，余秋雨说：“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电视台对任何节目都有删减的权利，就像出版社出书，有时也会删改我的文稿一样。至于删减的原因，我认为多数情况可能出在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上。比如我曾说，阿姆斯特丹由于欺负了伦勃朗，后来又欺负了梵高，所以我不喜欢这座城市；这只是我个人的好恶，但电视台有可能担心产生外交问题。我认为他们有这种担心也是对的。国外的电视台也是如此。”
    对“退出青歌赛”的传闻，余秋雨没有正面回应，只说参不参加下届青歌赛要看两年后出不出国，会不会影响其他人生计划等；另外，一个人不能长时间总做一件事，“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接班人，这是一个基本思维。”
    余秋雨特别希望大家用愉快的心情看待青歌赛，不要采取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像刺猬一样生活在社会上，并将自己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这多好！”余秋雨说。

特立独行彰显个性
不用手机喜欢轻松
    在应邀来“新浪”聊天途中，余秋雨一度“失踪”，因为他的车子半路熄火，他只能弃车“打的”前来，急煞了等在聊天室内外的编辑和“粉丝”们。之所以失去联络，是因为他从来不用手机。
    早就听说余秋雨特立独行，颇有个性。例如他一再声明他不是“作家”，没有加入作家协会，也不承认他写的东西是“文化散文”。他鄙视“批评家”，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三道四，进行“社会评价”，“这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愉快的时代。”
    他不订报、不用电脑、不上网、不印名片、至今没有手机，也不会开车。车由妻子驾驶，如果妻子也想轻松，就叫出租车。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竟将社会上有关他与妻子离婚的谣传视为“最快乐的事情”，每当接到朋友的求证电话，他便将电话交给妻子，听后二人乐不可支，几个月后又大笑一次……这固然是一种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资讯时代、网络时代，他怎能拒绝那些其实非常有利于他写作和做学问的技术手段呢？这，也是记者告别他时仍未破解的谜团。

董卿：青歌赛上一道风景

　　有人说，漂亮的女人是一道风景。这女人不是一般女人，这风景也非一般风景。连续４３天在央视直播的第１３届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上，董卿每晚必到，不仅与张泽群联袂主持比赛，还要在综合素质考核环节，采访参赛歌手。无论是大赛的受众群体之大，抑或主持人的出镜率之高，都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纪录。尤值一提的是，当余秋雨这样的大学者都因偶然的口误屡遭诟病时，董卿这个小女子竟“完整无缺”，人气指数不断攀升，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独特气质惹人爱
多才多艺显身手
　　漂亮而不失端庄，活泼而不失优雅，兼具南方少女的乖巧妩媚和北方姑娘的爽朗率真，独特的形象气质使董卿在央视这个大舞台上如鱼得水，日臻成熟，短短几年光景，俨然已成央视“当家花旦”，赢得万千拥趸。

　　董卿给人的印象是青春时尚、多才多艺。青春时尚是当今时代对电视主持人的一种审美取向，董卿从衣着打扮、化妆造型直到主持风格，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她主持的《欢乐中国行》和央视春节晚会上，她不仅手执话筒妙语连珠，还经常在晚会高潮时且歌且舞，或客串喜剧小品，戏虽不多，却也有板有眼，表现不俗。
　　然而，最能发挥她才智和潜能的，还是央视青歌赛。
　　首先，这种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艺术大赛，是对主持人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一般参赛歌手和评委可以轮番上场，尚有喘息时间，而主持人贯穿大赛始终，超负荷运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其次，面对每场相似的比赛程序和规则，如何能保持不变的激情和新鲜感，不重复自己，不疲惫懈怠，也是对主持人综合素质的考验。现在，赛程已过半，相信董卿定能为本届主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台上从容摆“龙门”
台下做足案头功
　　在青歌赛上，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似乎不是歌手的演唱，而是董卿在余秋雨、徐沛东担任“考官”的综合素质考核环节中的表现。由于董卿处于评委和歌手之间，便常常成为控制整场比赛节奏和气氛的“核心”人物。

　　每当歌手一曲方罢，便见董卿款款走上舞台，以她那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亲切平和的语调，请歌手选题、答题；“考官”点评后，她又常常与歌手摆起“龙门阵”，内容从参赛经历到艺术感悟，从民俗风情到结婚生子，并抓住一些动人的闪光点扩展话题，精彩幽默的对话一扫赛场紧张严肃的氛围，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中，不期然拉近了歌手与评委及观众的距离。
　　青歌赛的最大魅力是直播，最大难点也是直播。每天面对几千万名电视观众，主持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和每一句话，都会被放大若干倍，不能有丝毫差错。董卿深知内中厉害，每天下午做足“功课”，与选手聊天、磨合，弄清比赛中的每一个细节，发现每一处可深入挖掘的闪光点，然后梳理成一个个小故事、小对话，到了当晚直播现场才能做到胸有成竹，从容自若。其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现场表现可圈可点
轻松俏皮魅力十足
　　对话，是一种智慧，一种技巧，一种亲和力和现场驾驭能力的综合表现。
　　如果你认真留意过董卿与参赛歌手的对话环节，便会发现，她的有些谈话可圈可点、魅力十足。

　　例如在抓动情点方面，近日她与一位包头歌手对话时，便涉及到一个有关亲情的话题。这位歌手曾在全国多个城市工作，流动性大，难与父母团聚。大赛期间，他特意将父母从包头接到北京。听完歌手讲述与父母相见的感受后，董卿深情地说：“想到我们大奖赛，该有多少白了头发的爹娘守候在电视机旁，为了儿女能踏上这个舞台，紧张着，激动着，不安着，担忧着，就像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歌手，临行前母亲为他炒了一袋米粉当干粮，让我们想到流传很久的一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希望青歌赛一结束，你们回到父母身边时，别忘了表达心中的爱和感激！”一席话，说得歌手和观众泪水涟涟，掌声响成一片。其实，这何尝不是董卿想对自己父母表达的情感呢！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秀”不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温馨的女人味，正是董卿主持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董卿经常引用名人名言以加强谈话内容的思想深度。前天晚上，董卿在与一位歌手探讨比赛中大起大落的名次变化时，引用了大仲马的一句话：“在生活的最终谜底揭晓之前，最好的心态是忍耐和等待。”鼓励歌手胜不骄，败不馁，积蓄力量做最后的冲刺。不久前，董卿与一位理科大学生歌手谈论用散文化手法撰写毕业论文时，还曾引用爱因斯坦的“没有音乐，科学研究将变得枯燥乏味”的名句，生动恰当又含哲理色彩。
　　为了加强语言表述的感染力，董卿还不时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日前的美声唱法决赛中，云南“一窝雀”组合中的一位小姑娘模仿当地一种小动物的姿态让大家猜，徐沛东以为是鸟儿，于是做了一个小鸟振翅的动作，有些笨拙，也有些滑稽。但小姑娘说，她学的是当地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小虫。董卿一面惊异地睁大眼睛表示意外，一面扭动腰肢做了一个昆虫戏水的动作，实在活泼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除了事先准备的谈话内容外，董卿还有许多精彩的临场发挥，表现出她机灵幽默的一面。有一次，徐沛东学唱一首有关京剧的歌曲后，董卿忽然一本正经地对着评委席说：“请各位民族唱法的评委为徐沛东选手打分！”一句笑话引来全场哄然大笑———她居然借用了相声中的“现挂”！还有一次，一位歌手在回答几位古代诗人的姓名时，连说了几个“不知道”，董卿既是解围又是打趣地说：“我们听到的所有诗人都叫一个名字———不知道！”用幽默的“小刺”刺了歌手一下，缓解了尴尬气氛又无伤大雅。

成功之路不平坦
文化积累最重要
　　与诸多名人一样，董卿的成功之路也充满坎坷、一波三折。从浙江艺校到上海戏剧学院，她学海无涯苦作舟；从上海东方台到央视西部频道，她两次“跳槽”才成正果。董卿的经历表明：选择和定位很重要，只有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特长和潜能的职业，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董卿时运颇佳。“时”是：央视在倪萍、周涛等金牌主持淡出综艺频道后，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而董卿作为一个既有形象气质又有一定实力的“新面孔”，很容易给观众一种新鲜感和认同感。“运”则是她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及时抓住机遇的结果。
　　但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没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一定的专业水准和文化积累，就没有选择的本钱（因为选择是双向的）。试想，没有充分的文化准备，董卿能在短短几年内，便驾驭央视春晚和青歌赛这样的“重头戏”吗？在青歌赛上她经常引经据典，是因为她是个爱读书的女孩，文学修养较高；她对艺术的理解和感悟，也缘于她很久以来对古典音乐和欧洲电影的迷恋！
　　董卿的“星途”也非一片灿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在镜头前任何不慎的言谈举止都会受到人们的议论乃至批评。她在春晚彩排时身穿的一件价值３０万元的长裙、南方雪灾时一句“南方春意盎然”，一度使她成为众矢之的。对此，她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却没有影响她在青歌赛上出色的表现。既然选择了这条铺满鲜花又充满艰险的“星光大道”，她就要满怀信心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