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地处浙江西北部，山川雄秀，文物荟萃，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古时曾有“临安十景”、“潜阳八景”和“唐昌十景”等。境北天目山有“植物王国”之誉，境西北龙塘山，也多珍稀动植物，均为自然保护区。境东青山湖，群峰耸翠，碧波如镜。湖周有玲珑山、功臣山、太庙山等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
1、钱王陵公园
在市区太庙山(又名安国山)，海拔92米，山上古松 
临安风景
葱郁，山南麓有五代吴越国王钱鏐墓。《吴越备史》卷一载：“长兴三年三月庚戍，王薨于正寝……。应顺元年正月壬午，敕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安国县即临安县，茅山即安国山。1981年，以钱鏐墓为主体，辟为公园，占地面积153亩，园内筑林荫蹊径，建逸兴亭、芙蓉亭、饮翠轩等景观，广种树木花卉，为游园休息佳处。
2、功臣山
在市城南1公里，海拔157米。后梁乾化、贞明间，钱镠在山巅建功臣塔，俗称宝塔山。1982年9月，重修功臣塔时，筑上山石阶小径，建亭二，立重修塔记石碑。山顶可鸟瞰临安镇全景。山西麓有婆留井、石镜山等景点。
3、青山湖
位于临安市城城郊，为大型人工湖，也称青山水库，建成于1964年。横贯公山、母山间的大坝，长580米，高24．1米，顶宽5．5米，将南苕溪拦腰截断，湖面面积达10平方公里。湖周围青山四合，群峰绵延，层次丰富，自然景色秀美。公山为湖区最高山，海拔310米，山上松竹繁茂，对面琴山、鹤山，翠黛如簇。湖区内还有静谧的湖湾，蜿蜒的溪涧、流泉、飞瀑。
4、石镜山
在临安市功臣山西麓。 《隋书"地理志》 、《新唐书"地理志》都记有这座小山的山名。山的出名传说有两个原因，一因“东有圆石，光莹如镜”；一因唐末藩镇割据时以山取名称“石镜镇”。山东南钱坞垅为吴越国王钱鏐故里。
5、玲珑山
东距临安市5公里，海拔358米。山不高而清奇，水不深而激越，石径盘曲，林木幽深，千年前即为临安游览胜地之一。清《临安县志》载：“宋元祐间苏轼守杭时，同年宗人苏舜举为临安令，轼至临相得欢甚，与山谷、佛印登功臣、玲珑、九仙、洞霄宫、东西径山，凡题咏皆镌诸石。”玲珑山山名即为苏轼取名，苏还为山间一湾取名雾风湾，寺为卧龙寺。现保存有苏轼石刻像和明万历年间临安知县褚栋作的《苏轼游玲珑山纪事》。近代作家郁达夫《游玲珑山》诗称：“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
6、岝崿山
在临安市於潜镇西。清《吴兴记》载：“岝山东临县之西溪(按指天日溪)，有绝壁高四十丈许。”“岝崿者，山之高峻貌。”其山峭耸清绝，下浸碧溪，旁通翠岫，遥望天日，为醒必豁目杰特之观。”“岝崿行吟”为潜阳八景之一。山上下古代曾建有野翁、山翁、溪翁，双溪、欸乃、跨虚、大观、怀谢诸亭，现已废圮，今建有岝崿公园。
7、南屏山
古名青山，又名官山，在临安市昌化双溪南岸，海拔157米。清《昌化县志》载：“青山，联峰罗峙，丛木花翠，影落中流，秀色可览，其状如屏，故又称南屏山，亦称官山”。苏东坡诗“乱山滴翠衣裘重，双涧响空窗户摇”即指青山，双溪之景。山顶有北宋熙宁年间始建的南塔，后圮。康熙十九年(1680年)重修，为6面7层仿木结构砖塔，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塔残烟”曾列为“唐昌十景”之一。山上旧时有景湘、环翠亭、般若台等，均先后圮废。今新建有东坡、环翠、倦飞诸亭和茶轩。
8、龙塘山
在临安市颊口镇，西界安徽，海拔1586米，主峰清凉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属天目山系。“唐昌十景”之一的“曲岭云深”即指此。清《昌化县志》载：“县西七十里，有十八曲岭，上多奇松，人莫能取。有鸠哺峰，如斑鸠饮啄势；有石楼峰，壁立千仞；有莲花峰，奇石簇拥如莲花；有天柱峰，凌虚直上，非人间丘壑；有巾子峰，其峰如巾，旁多奇树，呈如簪花；有珠宝峰，石圆而泽。有鲤鱼石，拔地而起，宛如鱼跃；有响音石，秀削如圭，高3尺许，击之其音咚咚。有龛，高丈许，广可容三五人，内有窟如小钵，线泉不溢不涸，四时不弱。”山上有龙池两处，一在山巅，广10余公顷；一距巅池5公里，广一公顷，龙塘山因此二池得名。山间风光奇秀，植物种类繁多，并有多种珍稀植物。今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9、瑞晶洞
原名老石洞，在临安市昌化区石瑞乡蒲村茶坞山腰，海拔370米。洞口向南，洞内按自然组合分7厅，总长460余米，总落差达111．6米，面积约1．69万平方米。洞口为一天然平台，由此俯视第一厅，60米高的悬崖绝壁，陡险激人游兴。第一洞厅高达57．5米的拱型洞室，气势雄伟。第二厅洞景层次分明，石柱、石塔支柱着宽敞的洞室，各类钟乳石洁白如玉，挺拔俊秀。第三厅有5000平方米，华丽如地下宫殿。第四厅集瑞晶洞精华于一室。第五、六、七厅石笋、石柱高低错落，形态各具，犹如钟磬，叩之有声。
10、大涤洞
在临安市青山镇宫里村，距洞霄宫西北半里地。洞门有一宽约1丈的石鼓，扣之“砰砰”有声。两旁岩石高低错落，夹道而立。洞内一石柱，取名“隔凡”，意即人洞过此石柱，即已离开尘世进入神仙境地。过石柱又一石洞，中有圆井，深不可测。相传此井系古代为求雨投放龙简(一种竹制的简)处。附近还有白茅、鸣凤、蜕龙、石室、栖真、鸣铃诸洞。
11、湍口温泉
在临安市湍口乡湍口村，距瑞晶洞10公里。热区为0．2平方公里，水温29℃至33℃，是一种五色、无味，微涩、透明的低矿化度重碳酸型水，单井水量每天约300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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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貌
临安市境位于杭州市西部，东经118°51′～119°52′，北纬29°56′～30°27′。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总面积3126.8平方公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最高点的清凉峰，海拔1787.4米，东面最低点海拔仅9米。境北、西、南缘，山峰挺拔，绵延200公里，形成了一个东南向的马蹄形屏障。腹地和东南部众多的低山、丘陵相互交接，山间盆地 
临安地貌
、宽谷和河谷平原错列其间，组成中山—深谷、低谷丘陵—宽谷、河谷平原三类梯级地貌特征。中山面积占5.3%，低山占27.7%，丘陵占57%，平原占10%。天目山脉和昱岭山脉为境内主要山脉。天目山脉，由江西怀玉山经安徽黄山逶迤入境，总体走向从西北向东南，主要山峰有清凉峰、三祖峰、马啸岭、百丈岭、千秋岭、仙人顶等，向东渐趋低缓，变为山顶浑圆的低山缓岗，逐步消失于杭州湾和杭嘉湖平原之中。昱岭山脉分布于县境南部，向东渐趋低缓，成为丘陵。主要山峰有搁船尖、雨伞尖、牵牛岗、七峰尖等。

2、河流
市内主要溪流有南苕溪、中苕溪、天目溪和昌化溪。南苕溪和中苕溪，向东流出县境、合于余杭，注入太湖；县西北部的天目溪和昌化溪，合于紫水乡紫溪村，向南流出县境，汇入分水江。

南苕溪：源出东天目山北的马尖岗，境内长65.6公里。
中苕溪：上游有两源，一为仇溪发源于石门乡木公山，一为猷溪发源于临安与安吉交界的青草湾岗。境内长27.8公里，为东苕溪主要支流。
天目溪：主干发源于天目山区临安与安吉两县交界的桐坑岗，境内长56.8公里。
昌化溪：发源于安徽省绩溪县荆州岭饭蒸尖，流经昌北、昌化，至紫水乡紫溪村与天目溪汇合。境内长9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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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
境内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8℃。1月气温最低，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3.3℃(1967年1月16日)；7月气温最高，极端最高气温41.9℃ 
(1966年8月6日)。气温差异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平原高于山区，山南高于山北。初霜出现日期历年平均为11月12日，终霜日期为3月22日。年降雨量1426.4毫米，年雨日160天，6月雨量最多，12月雨量最少。年日照时数1920小时。历年平均降雪日10.7天。全年风向以东北和西南居多，年平均风力2级。
2、土壤
全县有红壤、黄壤、岩性土、潮土、水稻土5大类。红壤分布在65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有17.53万公顷，占全县土壤面积的58.9%，适生经济林、竹林；黄壤分布在650～1000米的中低山区，有6.05万公顷占20.2%，适生毛竹、杉木和各类阔叶树；岩性土分布在650米以下低山丘陵，有3.27万公顷占11%，为非耕地土壤；潮土分布在河谷平原，面积266.6公顷占0.3%；水稻土是长期种水稻的农业土壤，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有2.867万公顷，占9.6%。
3、灾害
水灾、旱灾是临安市主要的自然灾害。自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至1985年的1500余年间，有文字记载的水灾120次，平均12.5年一次；旱灾近148年中有52次，平均2.8年一次。自晚唐末至今1000余年中，有文字记载的大雪成灾有18次，地震8次，农作物虫害4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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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森林覆盖率64.9%，为浙江省8个林业县之一，全市立木蓄积量486.13万立方米，毛竹立竹量3568.97万支。野生植物中列为国家级保护植物有32种。野生动物中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有兽类13种，鸟类19种，昆虫2种。已查明主要矿物40余种，计矿床、矿点、矿化点103处 ，主要有鸡血石、钠基膨润土、钨铍矿。全县有各类草山草坡7.503万公顷，年产鲜草660万担，还有坡度25度以上的缓坡地6.28万公顷，是发展多种经营的“聚宝盆”。全县平均水资源总量达26.64亿立方米，可开发单机750千瓦以上电站141处；有水面0.866万公顷，是发展淡水养鱼的主要基地。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市境中北部，面积1050公顷，其中绝对保护区自回龙桥至西天目山顶仙人顶面积646.6公顷，森林蓄积量达12.37万立方米，覆盖率达95%。有种子植物1718种，蕨类植物151种，苔藓植物291种；有动物2194种，其中兽类75种，鸟类148种。保护区内的森林，以“古、稀、高、大、美”为特色。古：首推野银杏，据《中国植物志》考证，系中生代孑遗植物，地球上唯一的分布点就在西天目山，人称“活化石”；稀：指珍稀树种，如天目铁木、天目木姜子、天目紫茎等，都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高：指最高的金钱松，俗称“冲天树”，单株高56米，居世界同类树种之冠，而高40米以上的金钱松比比皆是；大：指罕见的大柳杉群落，胸径1米以上的有398株，2米以上的有19株，最大的1株胸径2.33米，材积75.42立方米；美：指千树万枝，四季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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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茶叶
天目山茶叶载于《茶经》 ，明代列为贡品。民国25年(1936年)，临安、於潜、昌化3县产茶叶28，600担，1949年降为11，860担。解放后扶持茶叶生产，1985年有茶园13.52万亩，产茶11.22万担，茶叶产量居全省第2位，眉茶出口量居全国第2位。天目青顶为浙江省十大名茶之一，俗称天目云雾茶，产于天目山一带，其茶紧结成条、叶质肥厚、汤色清澈明净、芽叶朵朵可辨、滋味鲜醇爽口，清香持久。清宣统二年(1910年)天目云雾茶获“南洋劝业会”金质奖。天坛牌特级珍眉，为国营临安茶厂出口眉茶，条索紧细、匀净整齐、色泽匀绿、浓香鲜爽，两次荣获国际金奖。
2、蚕茧
境内蚕业发展较早，民国22年(1933年)，临安市列为省第二 
山核桃
改良蚕桑模范区。23年，於潜、昌化县被列为省16个蚕业改良区之一。临安市现为全省重点产区，茧子质量全省最优，成为外贸出口的优势产品。
3、鲜笋
有冬笋、毛笋、雷笋、哺鸡笋、青笋、石笋、红壳笋、广笋、鞔笋及野生枪刀笋、水笋等。1985年产鲜笋20万担。近年兴办鲜笋罐头食品，年产2000多吨。天目笋干为传统名特产品，多由天目山区的石笋精制而成。天目笋干按质分档，分为“焙熄”、“扁尖”、“肥挺”、“秃挺”、“直尖”等。“焙熄”最佳，有“植物开洋”之美称。1956年，天目笋干首次进广交会展出， 《香港经济导报》撰文称“天目笋干以清鲜盖世”。
4、山核桃
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干果和木本油料，产量占全省70%，集中分布在昌化、昌北区。
5、银杏
亦名白果，为传统干果，供食用和药用。《明一统志》载：“白果即银杏，俗名佛指甲，临安市出”。解放后，境内银杏产量居杭州市之首。
6、板栗
临安市为板栗主要产区，以肥硕红紫的 
临安建筑
湍口魁栗、早熟异香的乐平桂花栗、肉食细腻的临安椎栗为珍品，天目山还有野生茅栗。
7、山茱萸
为传统名贵中药材，民间还用鲜萸肉加糖、蜜、酒浸汁作健身饮料。主要分布在洪岭、湍口、石瑞、上溪、顺溪、龙井桥等乡。
8、於术
《药性字典》载：“白术之产浙江於潜者，号称於术，性尤驯良”。列为中药浙八味之一。清光绪年间，於潜城昌隆药铺经销於术，择形似鸡腿、鹤形之术系以红线，装于锦盒，售价近人参。
9、昌化鸡血石
产于昌化上溪乡玉岩山。色泽艳丽，红似鸡血，是稀世珍品。历来富贾、官府、皇宫作馈赠、收藏、镌刻印章之用。鸡血石质地以羊脂冻为上，乌冻次之，黄冻又次之，灰冻又次之，蓝地、绿地为最下。血色以全红为上，四面红次之，对面红又次之，单面红、顶脚红、局部红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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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
公交车
    市内公交票价1元，如果去青山湖和玲珑山的还有公交旅游车，上车2元。
出租车
    起步费4元，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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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出生和归葬地，吴越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是临安市的文化财富。
    钱镠墓为江浙一带保存最完好的王陵之一。钱宽水邱氏夫妇墓、康陵墓室顶部的天文图，为国内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代天文图，具属真实天文图。钱宽水邱氏夫妇墓，同茔异穴，是目前发现的吴越国钱氏王族墓中年代最早墓葬，两墓出土的陪葬器物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吴越国二世国王王后马氏墓——康陵，是迄今已发现的吴越国王钱氏王族墓中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做工最考究的一座，其石刻浮雕彩绘艺术是江浙一带保存最为完好的历史艺术遗存，对研究五代至宋绘画艺术的衍变发展极其重要。功臣塔是全省现存最好地砖木结构仿楼阁式方塔，其构造和形制具有开创意义，馆藏文物中，出土于钱氏王族墓葬的青瓷珍品——“秘色瓷”，数量和质量都是全国之最，引起了国内外瓷坛专家们的轰动和关注。特别是青釉褐彩熏炉、青釉褐彩盖罂、青釉褐彩油灯均为国宝级文物，工艺精湛、造型优美、釉色滋润，堪称稀世珍宝，为全省县级市最多。功臣山廊院式古寺遗址的发掘，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今年5月26日由国家、省专家组成的旧石器考古调查组在临安市调查，发现打制的石核、石片、砍砸器、石球、刮削器、手镐22件，具有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典型特征，时代最近的打制石器形成期在1万2千年前。临安市旧石器的发现，是临安市考古史上一项具有重要深远意义的发现，填补了临安市旧石器遗存的空白，改写了临安市人类活动6000年的历史，标志着临安市境内早在1万多年前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
    目前，临安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四项：吴越国王陵（钱镠墓、钱宽水邱氏墓、康陵）、功臣塔；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一处：河桥古镇；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普庆寺石塔、南屏塔，还有五处已推荐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天目山和尚灵塔群、天目窑、婆留井、昱岭关、马啸陈家（山边）祠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4处，市级文物保护点87处 。
   临安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一大批民间艺术作品先后获奖。俞志平的《农家小院》系列农民画4幅，入选文化部“群星奖”绘画展，填补了临安市美术作品无缘文化部“群星奖”的空白；农民画《乡情恋曲》荣获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群星奖”美术展览优秀作品奖，是至今临安市美术作品获得的最高奖项，实现了临安市“群星奖”零的突破；铜版画《草棚棚》在中国美协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美术作品展入展。大型民间艺术表演《龙飞凤舞到钱塘》参加“风雅颂”民间艺术展示和2001年西博会狂欢节，获最佳表演奖；《临安水龙》获第五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友谊金杯奖，这是临安市的民间艺术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去年，《临安水龙》《吴越双狮》应邀参加法国尼斯狂欢节，临安市的民间艺术第一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30余人组成的表演团带着东方古老文化和临安人民的深情厚意，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病痛，夜以继日，竭尽全力，把自己最好表演技艺，奉献给热情友好的法国人民。临安“龙”“狮”扬威法国尼斯，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和临安优秀的吴越民间文化。2004年，《猪八戒背媳妇》再次应邀赴法国尼斯参加狂欢节，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临安的民间艺术表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近几年来，临安市文化工作者肩负时代和历史的责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积极创作，精品频出，文学、摄影、美术、书法、戏曲等艺术门类在出人才出作品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葛伟的长篇历史小说《喋血杭嘉湖》联谊报连载，《吴越钱王》与杭州市文联联合出版，张镇静的《圆圆的嘴巴》获得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潘庆平、殷光玉、方再耕等一批作者相继出版了小说集、散文集，是临安市有史以来，文学作品出书最多的时期。方志恩获“兰亭．牡丹杯”三等奖，多次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入展；王江松特邀参加2003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应曙明的漆画《老当益壮》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这是临安市第一件作品入选全国展。程行的小品《情系安多》《称官》《夫妻逗娘》、陈洁的摄影《山村学子》获杭州市“五个一”工程奖。陈洁的《山色》获全国摄影铜奖；顾兆明的《山花》《老伴》分别入选第18届、19届全国摄影展；无手摄影师郑龙华的《明天更美好》获“中国城建艺术摄影大奖赛”铜奖，《山村故事》获中国第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优秀奖。出版了《天目山传说》《天目山民间传说》《精卫传说》等书籍，陈容光的魔术《餐巾纸与钞票的变换》获中国杂技“金菊奖”铜奖。

佛    西天目山佛教兴起始自东晋升平年间（357-361），开山始祖为竺法旷。嗣后，慕名入山修禅问法的高僧不乏其人。唐大中初，洪言西土禅师继位，元至元十六年（1279），高峰禅师入西天目山狮子岩，倚松结庐，后与其徒断崖了义、中峰明本相继建成规模宏伟的狮子正宗禅寺、大觉正等禅寺。此后，西天目山名声渐起，与国内外交往频繁，日本、印度、朝鲜等国不断有高僧前来参禅留学。清代的玉琳国师，身受顺治、康熙两朝之殊遇，于康熙四年（1665）创建禅源寺，大振高峰、中峰法席，西天目山赫然改观，香火极盛，寺内藏书甚多。民国初期，西天目山佛事衰落。30年代中期又有复兴，有和尚几百人。1941年4月15日，禅源寺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天目山香火渐衰。60年代初，住山和尚21人。1965年，16名和尚迁至临安县玲珑山。
　　西天目山僧侣，在唐宋时代多流寓，大多垒石为室，结茅为庐，涧饮木食，苦志修行。最早略具规模的寺院，为建于唐光启二年（886）的保福院，次为建于唐文德元年（888）的明空院。历宋、元、明、清诸朝，相继建成狮子正宗禅寺、大觉正等禅寺、禅源寺及45座庵堂。1000多年来，由于兵事频频，风雨侵蚀，寺院几度兴废。今幸存的尚有禅源寺山门、天王殿、韦驮殿、狮子正宗禅寺（今称开山老殿）及太子庵等部分建筑。

  儒　　儒学在西天目山的出现，起初是一种补充和融合。西天目山在葛洪以后的一些道教名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的儒学思想。西天目山最负盛名的儒学代表当数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之长子萧统，俗称昭明太子。萧统，字德施，聪慧灵敏，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才学出众。因葬母一事被宫监鲍邈诬陷，不能自明，遂与崔、张两丞游历天下名胜，后避世隐居天目山。在西天目山他苦读分经，在东天目山他参禅修佛，先后分《金刚经》32节，编撰《文选》30卷等。数年后，梁武帝尽释前嫌，遣人迎归。然一日萧统在池中荡舟不慎落水，惊悸得病，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未及即位，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萧统在分《金刚经》期间，因心血枯竭而致双目失明，后取石池水洗眼，双目复明。今西天目山禅源寺西北昭明峰下完好保存着明代建筑太子庵、文选楼，庵侧有“洗眼池”等遗迹，太子庵现已修葺一新。现代著名画家叶浅予在西天目山写生时，目睹昭明太子当年编撰《文选》的太子庵、文选楼十分凄凉冷落，感慨万千，其《太子庵破庙吟》一诗中写道：“天目古迹多，此庵最负名；敢问当局者，何以慰昭明？”
　　近年来，国际上已先后两次召开昭明文选研讨会，然昭明太子庵冷落如故，这深深触动了国家行政学院知名教授张金马先生的心，在张教授的悉心策划下，1997年7月，一个以昭明文化为研究主体的民间学术机构——天目书院在西天目山正式宣告恢复成立。

   道 　西天目山最早的宗教活动就是道教。公元前100多年，就有不少不愿做官、性好道术的李耳信徒，隐居西天目山，修道炼丹，著名的有被西汉武帝册封为“太微先生”、“太素先生”的王谷神、皮元曜。公元34年，即汉建武十年，祖庭在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教创始人、道教大宗张道陵就出生在西天目山，并在此修炼多年。今西天目山有张公舍、张公洞等遗迹。汉时在西天目山修道炼丹的名流尚有魏伯阳、左慈、葛元等，其中葛元时称葛仙翁，师从左慈。据传，一天他在西天目山的一个石壁岩洞中捣药时，不慎掉了一粒，被一鸟啄食。此后，这只鸟鸣叫叮当如杵臼，故称之为捣药鸟。
　　道学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特别与儒学融汇贯通，互为补充，将道学升华至一种极高的境界。晋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就是道学与儒学结合的杰出代表，他系葛元从孙，以儒学知名，生性寡欲，不慕荣利，好神仙导养之法。他曾在西天目山炼丹著书，著有内外篇共一百十六，自号“抱朴子”，并以之作为书名。今葛洪在西天目山存有丹池遗迹。晋代西天目山道学名流尚有许迈、大徐五仙、小徐五仙等，其中许迈“慕临安多金台玉室，仙人芝草，遂移居西天目山，登岩如芝，渺然有终”，当时书法家王羲之与他交往甚厚。西天目山双清庄原有四真君祠。所祀归一真君即是许迈。东晋永和年间，西天目山始建道宫，著名的有“至道宫”、“紫阳宫”、“万寿宫”等，为道家专门修炼之所。
　　唐代天目山人徐灵府，精通儒学，在西天目山层石间结庐修炼，著述颇丰。北宋唐子霞，性好著述，读书不倦，常来西天目山，著有《天目真镜录》，后应诏入主洞霞宫。
　　元代知名道人有三个，一是莫洞一，会“五雷法”，相传为天目山民驱鬼所用；二是阮日益，鹤形古貌，苦志食淡，遍游湖海后，兀坐于西天目山石岩中，寒暑不动，寿八十余；三是张君宝，一笠一衲，不修边幅，能日行千里，能闭目静坐几十天，往来于西天目山，传说曾死而复生。
　　东晋升平年间，竺法旷将佛教传入西天目山，成为西天目山佛教的开山始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元至元年间，西天目山佛教大兴，影响中国东南一带及日本、印度、朝鲜等国，道教活动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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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位姑娘是界头人，外婆家在八亩村，这两个村的百姓为怀念这位东平娘娘，提出要回外婆家和娘家去玩，于是形成了八亩村在二月十六抬两位菩萨到八亩村里去玩，七月十六由界头村来抬到界头村里去玩。这抬菩萨的过程十分热闹，引发了附近的村民在十月廿四这天在太阳镇上抬菩萨的举动，而且这一次的抬菩萨的路线是先在太阳镇上漫游，再去八亩，后去界头，历时三天，形成了庙会。如此年复一年，在每年的十月廿四的三天中沿途的百姓都要为抬菩萨的人送上茶水、点心，聪明的人也就在路边摆起了小摊，做起了小生意，后来这些小生意都做到了中心点一一太阳镇上来，也就形成了庙会期间的商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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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令人仰慕。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之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钱氏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氏是功不可没的。

二、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开拓者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唐末藩镇割据、苛政暴敛及连年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仅公元910-953年，黄河决口及其他大水灾即达24次之多），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与此同时，南方诸割据政权，即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使吴越的经济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诸分裂政权的前列，也使钱王成为这一重大转移的重要功臣和开拓者。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始自钱王开创的吴越时期。

钱王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建成了鱼米之乡。钱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出现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赖于商贸的发展。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其次便是扬州、益州（成都）。五代后，商贸中心便慢慢向苏、杭、明等州转移。这些均为后来赵匡胤统一中国，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实践所证实。

回眸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钱王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现在，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宁沪杭（含嘉、湖），苏锡常、温甬绍九个地区中有七个均在原吴越地区。很难设想，要是没有钱氏三世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今天的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地区是否会有如此辉煌，是否能承担起中国经济振兴的“龙头”地位。吴越往事已越千年，但其意义却绵延至今，钱氏三世实践“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已永垂史册。

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人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而今日的繁荣都是与钱王早年的努力分不开的。仅以杭州为例，钱王自灭刘汉宏，坐镇杭州，后又平董昌，统一“两浙”正式建立吴越国后，从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到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18年间，钱王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扩建牙城时，有术士向钱王献策，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长十倍，钱王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并且化大力疏浚西湖，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赞扬他。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钱王增调军民数十万在沿江北岸，从六和塔到艮山门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作战，并采用立幌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湖魔，筑起了一道长338593丈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也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使吴越百姓免去磷青骨百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钱王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盖当时隋时杭地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候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的，故称钱王井，钱王第七子元灌命金华将军曹杲，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钱王对杭州城的饮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沮洳斥卤，化为乐土”。

钱王对开发和繁荣两浙经济，文化之功，代有评述。著名的宋代铁面御史赵汴的《表忠观记》，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分别撰写的《武肃王传》中，均有详细记载。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苏东坡称道钱王有保卫两浙之功，并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德于斯民甚厚。”综上所述，钱王为“人间天堂”苏杭的奠基人已当之无愧了。

四、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倡导者

当年钱王衣锦还乡，其父钱宽却避而不见，他对钱王说“吾家世代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至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的教诲，对钱王后来实行的“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方针颇有影响。吴越立国后，虽曾建元，皆私行于国内，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当时曾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得国玺献给钱王，武肃王说：“此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献于朝廷，在这里我们已清楚地看到钱王盼望民族统一不搞分裂的可贵精神。而钱王“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之礼”的临终政治遗嘱更为后代钱王所遵循。公元978年5月4日，钱弘淑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当时吴越国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免受生灵涂炭。钱弘淑弃王纳土归宋后，为消除宋帝对在吴越国深得民心的钱氏王族的疑虑，避免燃起战火，使吴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先后携3000家人赴汴京居住，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吴越国三代五王的这种以民意为归，民利为先，民族统一大业为重的伟大情怀，更加增添了广大人民对他们的敬仰与爱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