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如《古事记》记载，大国主命与须势理姬结婚后，仍然到处“问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满。大国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门远行之时，借了歌谣的对唱，表明自己心中最爱的女子还是须势理姬，后者深受感动，误会冰释，两人又和好如初。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

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这“三代”直至汉，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纲常”(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论述，其中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是核心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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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妃与大院君的生死恩怨

　　闵妃和大院君的经历，是100多年前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朝（因王族姓李，故俗称李朝）未期一段动荡历史的写照。闵妃是高宗的王妃，大院君是高宗的生父。闵妃（即明成皇后）的生存年代、弄权经历及历史地位酷似我国清末的慈禧太后。而大院君与中国清末恭亲王奕訢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当多的近似处，但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面，大院君与奕訢二人却大相径庭。奕訢是以经办洋务著称，而大院君却以闭关锁国而闻名。

　　大院君摄政

　　闵妃生于1851年，被日本人惨杀于1895年，得年44岁。不过她在世时的名号不是“皇后”而是“王妃”（朝鲜的君主是国王而不是皇帝，剧中称高宗为“皇上”、称闵妃为“皇后”是不合当时规制的），当时人们称之为“中殿”；因她姓闵，故一般后世史书称之为“闵妃”。

　　闵妃降生时，自1392年建立的李朝已有国460年，尽显末世景象。此时西教开始传入，在李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受到冲击，新旧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而且，此时的李朝同我国清末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在长达50年间，王宫中未闻婴儿啼哭声。这种情况被王族出身的李应（即大院君）看在眼里，他心中难免暗暗盘算。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角大院君的真实情况。李应天分很高，但年轻时名声不佳。在他青年时代，为在王室势力倾轧中求得自保，他故意装作胸无大志、浪荡不羁的样子，整日“竹杖芒鞋”，与市井无赖交相冶游。1863年哲宗国王去世，无嗣，储位出空。李应立即显示其非凡本色。他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活动，终于使其子----12岁的李熙入承大统，他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王高宗。于是，李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按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之生父得号大院君，因此前他已有兴宣君名号，故历史上称之为兴宣大院君。

　　大院君执政后立即使出霹雳手段。他改组ZF，消除控制政权的戚族势力，打击党争，加强王权。由于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已进入东亚，中国、日本先后被迫开国，面对此复杂局面，他采取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所必然采取的传统对策：闭关锁国。对叩门的西方势力他一律视为“洋扰”，坚决打击，对经“明治维新”开始对外扩张的日本，他视之为“洋倭同类”。

　　大院君这种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使他的政治对手们开始勾结起来。这其中最为棘手的便是闵妃集团。

　　当时闵妃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

　　闵妃进宫

　　其实闵妃集团的形成是他一手造成的。到1866年，高宗即位已三年，他虽然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15岁少年，但在王室看来却已到大婚的年龄。执政的大院君根据多年来外戚专政的教训，提出王妃候选人的苛刻条件，即其本家须人丁萧条，无外戚专政之虑，候选人本身要温顺贤淑，无干预政务之心。这样一来，众多的豪门闺秀便被划到了圈外，因为豪门望族哪家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儿孙满堂？

　　寻来觅去，他的视线盯住了妻家远支的一个孤女。这位姑娘年方二八，是大院君的闵氏夫人远支族人闵致禄的女儿。闵家原本是望族，但此时已经没落。1851年农历九月廿五日，闵致禄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得一女。这是他的独生女儿。女儿八岁时，闵致禄在贫寒中撒手人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孤苦零丁的闵氏女为生活所迫，很小年纪便到京城几家亲戚家走动求助，自然对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处境造就了她机巧多思、从容处事的本领。这多少有点像大院君，也可能就是她进入大院君视野后立即被选中的原因。然而，其中也隐伏着二人难以兼容的宿命结局。

　　1866年3月，朝鲜国王要大婚。闵氏女正式成为王妃，这年她16岁，高宗15岁。

　　翁媳倾轧

　　入宫最初三年，闵妃严守国母仪制，克尽为媳孝道，很得翁婆满意。但令她不安的是，她的小丈夫对她有点敬而远之，而对另一个女人李尚宫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少男热情。于是，妻妾争宠的好戏开始了。帝王家的后宫争宠总是弥漫着血腥味。

　　在当时的朝鲜王宫，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有机会得到王幸的女人，除去其正职妻子王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副职、副副职，色彩缤纷一大片。这些女人在名份上不能与王妃争位，但只要得到国王喜欢，便可以晋级。如果肚子争气，能产龙子，而更幸运的是她儿子被选为王位接班人册封为世子，那么母以子贵，有朝一日她可能会成为后宫大腕----王大妃。

　　闵妃内心产生了隐隐的危机感。但她从小炼就的遇事泰然自若的功夫使她从来不把内心的忧虑和忌恨挂在脸上。她埋头读书，排遣内心的郁闷，她将《春秋左传》及其他一些帝王治世经典读得烂熟于心，为日后弄权御国打下了基础。

　　闵妃埋头读书，国王和李尚宫一对青春男女打得火热，不久便有了享乐的结晶：李氏得子。这是1868年4月的事。

　　高宗国王高兴得手舞足蹈，其父大院君更是满脸喜色溢于言表。因为长孙出世，在大院君看来，这是王族血脉复旺、国祚延绵的显示。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这个婴儿被赐号完和君，未来的东宫世子即此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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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历史上的跨国恋情：明成祖朱棣与“权妃”

　　明成祖朱棣是大明王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六朝古都南京。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京，多次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圣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樉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仲夏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因此明成组朱棣就是世人常说的永乐皇帝。

　　朱棣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同时着手疏通南北大运河；迁都和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五百余年的首都地位；并组织学者编撰长达三点七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创造了大明王朝的永乐盛世。明成祖虽然因发动靖难之役倍受争议，但他仍不失于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在朱棣的神功圣德碑上写下“治隆唐宋” 四个大字，也算是后世帝王对它的公正评价。

　　朱棣去世后，人们不是为他创造的永乐盛世歌功颂德，就是谴责他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但很少有人过问他的感情生活，而对他曾经有过的一场跨国之恋更是无人问津了。

　　这场跨国之恋的男主角自然是明成祖朱棣，而女主角则是来自朝鲜的女子权妃。权妃是朝鲜国家工曹典书权永钧的女儿。名门望族的闺秀，书香世家的千金，出落得自然是兰心慧质，知书达理。加上她容貌秀丽，风姿绰约，少女时代就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据说明成祖朱棣俊逸不凡

　　从元朝开始朝鲜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明初仍是如此。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后宫中就有不少朝鲜妃嫔，成祖朱棣便是朝鲜人硕妃所生的朱门之后。也许是有一半朝鲜血统的缘故，也许是希望从朝鲜美女的身上找到自己年幼时死去的母亲的影子，总之，成祖在登基以后，不断地下诏派人到朝鲜选秀女入宫。权妃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的宫廷。

　　公元1408年，也就是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同时要求朝鲜广选美女，晋献北京，以充后宫。于是朝鲜国王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大选美女，以备进献。当时，朝鲜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离家数千里的异国去做宫女的，因此选上来的都是些不漂亮的一般女子。黄俨看了很不满意，便责令朝鲜王廷重新挑选。朝鲜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加大选拔力度，同时通告各地方官府，凡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之女，如有姿色，一律选送上来。倘或躲藏或用针灸、断发、贴药等方法逃避挑选的，一律国法处置。通过这一强制手段，总算选出了一批美貌秀女，黄俨等人亲自过目后，从中挑选中五名，第一个便是权妃，当时十八18岁；其他是：仁宇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任氏，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李氏，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吕氏，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崔氏，只有十四岁。她们连同十二名侍女、十二名厨师一起被送往数千里之外异国都城。离开家乡时，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五名朝鲜淑女频频回首，珠泪滚滚，从此家乡将只有在梦中出现，万里一别永分离！

　　这五位朝鲜淑女入宫后，权妃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他们的父兄也都被授予了明朝的官职，如权妃的父亲就被授予光禄寺卿，但俸禄却是由朝鲜王廷拨给的。同时被册立的还有汉族的贵妃张氏和王氏。

　　在明宫中的这五位朝鲜妃嫔中，权妃最为成祖朱棣宠爱。成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便被她出奇的清丽文雅所吸引。成祖问她有何特长，权妃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起来，箫声悠扬窈渺，听得成祖如痴如醉，于是把权妃选拔在众妃之上。因当时掌管后宫的徐妃已经去世，成祖便让权妃接管后宫之事。

　　“美女外交”自古有之

　　权妃聪慧美丽、优雅迷人。每当成祖忙完朝政，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权妃宫中，权妃美妙的箫声宛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将成祖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自从权妃走进明朝的皇宫之后，果敢、刚毅、男子气十足的成祖就一直深爱着这位柔顺、温宛、妙不可言的朝鲜女子。权妃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

　　公元1410年，也就是永乐八年十月，权妃随侍成祖北征蒙古。自明朝建立以来，北方边境一直遭受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边患严重。洪武后期以来，蒙古部落相互混战，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大部。成祖即位后，继续实行分化打击和封贡恩威并重的策略，边患一度缓解。永乐五年元裔本雅失里势力崛起，与鞑靼太师阿鲁台一起图谋统一蒙古各部。永乐七年二月，成祖派使臣赴鞑靼，要求与之修好，不想使臣竟遭杀害，成祖大怒，便于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力量估计不足，加之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在胪朐河，即克鲁伦河全军覆没。成祖为保住大明皇帝的尊严，只好亲征。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在斡难河，即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大军，最后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

　　明军获得第一场胜利后，权妃的美妙箫声一时传遍千里草原，这使征尘扑扑的成祖朱棣心旷神怡，精神倍增，接着成祖便乘胜追击，又一鼓作气地击破阿鲁台大军于兴安岭下，阿鲁台带着家人远遁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这次北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于是成祖率军班师回朝。权妃随成祖返回京师，走到山东临城时，突然不幸身得重病，最后不治身亡，这一年权妃猜二十二岁，可谓红颜薄命！成祖顿失爱妃，一时不免伤痛，后来竟然伤痛成疾。成祖就地将她葬在山东峄县的土地上，并下诏当地官府出役看守坟茔。权妃死后，成祖不仅对她的家人非常厚待，而且对她的音容笑貌刻骨铭心。在一次见到权妃的家人时，竟然悲痛得泪流满面，一时说不出话来。

　　权妃猝死，死因可疑，宫中谣传权妃是被毒死的，因此竟酿成后宫一起大冤案，被无辜杀害的妃嫔、宫女无数，这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最早版本。成祖朱棣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成祖对权妃的十分宠爱和无限思念之情。由于明成祖朱棣因发动靖难之役和滥杀无辜之事，也使他的累累功绩多少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一片漫天的指责声中。

　　明成王后画像

　　袁世凯与朝鲜明成王后之间的一段孽缘（来源：中国新闻网

　　曾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大戏《明成王后》以正剧的形式塑造了一位三韩国母闵妃的一生，但是该片应该是故意漏掉了一段恋情，那就是明成王后与袁世凯的一段感情。

　　1882年，袁世凯随淮军将领吴长庆进驻朝鲜，当时袁世凯23岁，年轻英俊，一点也不象后来的矮胖子，在吴1885年去世后，升任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设计帮助韩王和王妃明成王后也就是闵氏除掉政敌大院君，得到了朝鲜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其实是闵妃，她听从袁世凯建议，组建义勇团，并任用袁世凯为练兵大使，使义勇团成为维护闵妃统治集团统治的重要力量。

闵妃

　　当时闵妃美貌无比，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她感激袁世凯帮其除掉大敌，又仰慕袁世凯的风采，有毅以身相许，袁世凯也是一人不甘寂寞，两人随即私通了，但为了不引人怀疑，闵妃想出一条计策，便回母家将其妹妹碧蝉介绍许配给袁世凯，碧蝉虽姿色不如其姐姐，但也是倾国之貌，且立志非英雄不嫁，在王妃的鼓惑下，同意了这门婚事。过门之后。闵妃几乎每天都借探望妹妹之名来袁世凯家，不久便被其妹发现，碧蝉知道之后气愤无比，向袁世凯哓以厉害，袁世凯也担心与一国之母私通之事暴露之后会影响甚大，便又按照碧蝉的方法，从河南带回自己的一个姨太太，谎称正室，主持家务，闵妃对此恨之入骨，便联合那个姨太太一起算计碧蝉进行报复。

　　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群婚杂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受着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以原始群为单位生活的，几十个男女要居在一个洞窟之中，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两性关系必然是群婚杂交。这种情况延续了二三百万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逐渐限制了性交范围，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原始群的分裂、两性群体一步步地宿小创造了条件。于是，人类群婚杂交的范围一步步地缩小了，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从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直发展到专偶制，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这种情况，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

　　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如《古事记》记载，大国主命与须势理姬结婚后，仍然到处“问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满。大国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门远行之时，借了歌谣的对唱，表明自己心中最爱的女子还是须势理姬，后者深受感动，误会冰释，两人又和好如初。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这“三代”直至汉，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纲常”(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论述，其中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是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这种影响只是外因，内因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同时还受着日本古代社会尚武精神的影响。日本古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学习一些礼仪外，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即丈夫。妻子有绝对的义务为丈夫恪守贞节，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以立即处死奸夫和淫妇，对此，德川家康曾经明文规定，如果丈夫杀死淫妻而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益轩也说过，如果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则夫可休妻；相反，如果丈夫偶尔放荡、野蛮，妻子就应该加倍地对丈夫温柔体贴。

　　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日本妇女从古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忠诚、最温顺、最勤劳的妻子，令中国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也望尘莫及。千百年来，在许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规矩是：当丈夫下班回家时，妻子在门口跪而迎之，第一句话是：“您回来了。”第二句话是：“您辛苦了。”第三句话是：“感谢您为家庭所做的贡献。”然后递上一把热毛巾、一杯热茶。在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后面跟(大概这就是所谓“男先乎女”吧)，而且背着、拎着所有的重的东西，丈夫则什么也不拿，还不时斥责妻子“走得快一点”。

　　日本人还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满足丈夫的情欲，为他生儿育女；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一些西方游客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万分的惊叹和惋惜，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为什么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当然，中国古代的妇女对丈夫也很服从，很温顺，但是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礼仪化、规范化相比，仍旧要差一大截。日本人还很讲孝道，他们的传统观念是在家庭中父母远在妻子之上。公元8世纪时孝谦女皇就下令每个家庭必备“孝经”，全国的学生都必须熟记在心，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最高美德外，孝顺成为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标准，效忠天皇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直到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传到日本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人道德的基础，对基督教传入时宣扬的人应远离父母而近于妻子的理论，日本人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

　　人类的两性关系虽然建立了婚姻制度，但是有些性行为还是在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外性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古代，男子婚后可以寻花问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对女子红杏出墙则视为很严重的事，要加以十分严厉和残酷的处罚，这主要原因是在父系社会中，男性要求女性生出确是出自丈夫血统的子女，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承。日本古代也是如此，日本社会中的男权主义丝毫不比中国逊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是没有置喙的余地的。

　　到了现代，情况有些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对男女关系控制很严，丈夫如果有婚外性行为，一定会被严惩不贷，被冠以“流氓分子”“腐化分子”，把婚外性行为看成是对婚姻、家庭，对社会稳定的严重破坏；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才稍稍“开放”了一些，“包二奶”“小蜜”等才有所出现。在日本现代，夫妻关系处于平等了，男子在外拈花惹草的事虽然还是不少，但是多少受到些限制。

　　现在日本流行男女援助，一些结了婚的男人想找婚外的性伙伴，他们觉得妓女已经乏味，又怕得病；找固定的情人又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找个临时的女学生，青春可爱，钱不用花很多，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些姑娘陪男人吃饭、旅游、聊天，也有去情人旅馆的，他们再用这些钱来交男友，买化妆品。

　　日本的男子，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包括一些老板，很讲道义，即使有“小蜜”也不会抛弃和他共患难的糟糠蕖Ｋ芮宄“小蜜”是想他的钱，不会和他真心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小蜜”花，如果女方谈到钱时，他就认为对方不是真心对他，所以很可能马上分手。姑娘也无所谓，马上转方向?/font>

　　中国人则不太一样，中国的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动真格”的，一旦找到一个婚外情人，家也不要了，夫妻也不要了，为了供养“小蜜”，常常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结果是坠入深渊。所以，有些官员的贪污总是和腐化交织在一起的。

　　日本还有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妻子有时会“鼓励”丈夫到婚外去发泄一下。例如看到丈夫在外太忙碌，回家又无聊，就会建议他出去“散散心”，丈夫也明白这是叫他去做泡泡酒吧女郎这一类的事情，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去做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妻子相信丈夫的这点风流事绝对动摇不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基，所以很放心，再说想控制丈夫也不一定控制得了，乐得大方些，这是日本妻子聪明之处。如果是中国妻子，不要说“主动建议”了，一经发现丈夫有“小蜜”，妻子就“一哭，二跳，三上吊”，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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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风貌。在本书中，作者从色情业在欧洲各国泛滥的历史现象出发，反过来对当时那种压抑人们自然本能的虚伪道德观进行了批判。

　　虚伪道德观压抑青年人本能

　　在8年的中学期间，发生了对每个人来说纯属于个人的大事:我们从孩童长成了具有男性特征的青年，开始有了自然本能的要求。青春期的苏醒看起来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正处于发育时期的年轻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直寄以信任的权威——学校、家庭、社会公德，在性的问题上表现出令人吃惊的不诚恳，甚至强迫我们像他们那样采取秘密的、保守的做法。

　　弗洛伊德的学说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只不过是把它转移到危险的潜意识中罢了。但19世纪的人们却沉迷于这样的妄想:把人的本性隐藏得越深，难以抑制的欲望就越能得到缓解。所以，学校、教师、沙龙、司法机关和出版物都在原则上回避这个问题，连科学也以“研究这种污秽的课题有失尊严”为借口，向世俗屈服了。

　　看看那个时代的书籍，我们会发现凡涉及到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躲闪过去——不然，我们如何理解写实小说《包法利夫人》被法庭判为猥亵的作品而禁止发行，如何理解左拉的作品被看作色情文学，甚至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作家托马斯·哈代，也能在美国和英国掀起愤怒的浪潮呢？

　　这种自作聪明的道德观，显然忽视了关在门外的魔鬼常常能从烟囱和后门钻进来。毕竟，50个中学生中总会有一个，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小胡同里干见不得人的事的老师不期而遇，或者或多或少地从家人那里听到一些不该听的事。实际上，越是想笨拙地遮掩和伪装，就越会刺激我们的好奇心；既然自然的本能不能开放地流露，这种难以隐藏的冲动便以种种幼稚而毫无帮助的方式宣泄出来:

　　几乎没有一座栅栏和厕所壁上没被涂上猥亵的字画；几乎所有澡堂里用来隔开男女区的木板壁上都被挖出圆孔；每家酒肆饭馆都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悄悄兜售裸体照片；还有那些被称为“地下文学”的色情书刊，不管纸张如何粗糙，文笔如何差劲，其销量没有一本人文自然杂志能比得过……说到底，性启蒙和与异性正常交往的权利都被“假正经”剥夺的那一代人，对性欲的倾向反而比现代年轻人要强得多——耳闻目睹得越少，心中梦想得越多；阳光、空气、水接触得越少，性欲积累得越多。

　　寻找娼妓像买一包烟般简单

　　经验告诉我们，要阻止成年男子过他们自己的性生活只能是奢望，他们总是能在神圣的道德之墙以外完成不体面的享乐。这就像城市，上面是干净的街道，豪华的商店和漂亮雅致的公共设施，下面则隐藏着一条条排泄污水的阴沟。与之类似，年轻人的性生活也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以下进行，而对他们会遇到什么危险，落入什么陷阱则漠不关心。在那个时代，娼妓是构成婚外性泛滥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卖淫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绚丽大厦阴暗的地下室，而它的上面始终竖立着无瑕的、光芒四射的门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娼妓在欧洲蔓延之广，这一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现在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遇到妓女，就像在路上很少能看到马车一样；但在那个时代，路边到处都是卖身的妇女，避开她们比找到她们还难。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隐蔽场所”，如通宵俱乐部、歌舞场、备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应召女郎的酒吧等。当时，这些女人按不同的价格以小时计算出卖自己的肉体，一个男人费不了多大劲就可以买一个女人做伴，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都行，就像买一包烟或一张报纸那么简单。

　　对这种不光彩的事，官方和社会道德的立场从来都是十分尴尬的。从常理上说，谁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有出卖肉体的权利？但从生理需求上说，它能解决难堪的婚外性欲。于是权威们便找到一个自相矛盾的方法，把卖淫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合法的、危险的、要予以取缔的地下娼妓，另一种是发给营业执照的合法娼妓。至于那些名交际花，她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关于跑马或赛马的报纸上，和达官显贵一起排在最前面，因为她们已经是“社交界”的一部分。同时，那些为宫廷、贵族阶级和富豪们提供这些奢侈品的经纪人，也受到法律的的庇护。严厉的教条、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排斥，只不过是针对千千万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还要用自己的肉体和屈辱的灵魂去守护那个陈旧的、早已腐朽的、反对自由和爱情的道德观。

　　卖淫队伍里也有不同分工

　　这支庞大的卖淫队伍，像真正的军队一样有着不同种类的分支。普通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一样，占据城市最主要的大道作为她们的驻地。有关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几条街作为色情交易市场，青楼一户挨着一户，两百到五百名妇女就像卖鱼市场一样站在平房当街开的窗户前招揽客人。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日夜两批，轮番作息。

　　另一部分妓女组成骑兵和步兵，就在大街上追寻她们的客户。在维也纳，人们通常称她们为“徘徊女郎”，因为警察给她们划上了无形的范围，只能在规定的人行道上做自己的交易。她们穿着费很大力气买来的冒牌时装，不论雨雪日夜在街上徘徊，用化妆很糟糕的脸向过往的行人挤出卖弄的笑容，自己没有欢乐却要给别人带来愉快。我觉得，自从街道上逐渐没有了这群饥寒交迫、强颜欢笑的女人后，每个城市反倒看起来更有人情味了。

　　即使这些仍不能满足稳定的需求，人们希望过得更舒适更隐秘，想更加轻松地享受爱情，有灯光和温暖，有音乐和舞蹈，还要能显示出豪华的气派。这样的嫖客可以到“非公开场所”或妓院去。在这样的所谓豪华“沙龙”里，姑娘们有的穿着长礼服，有的穿着晨服。还有钢琴师伴奏的音乐，她们陪客人一起喝酒、跳舞、打情骂俏，玩够了就成双成对地溜进卧室。

　　这些姑娘外表上比外面流动的妓女要好，她们不需要经历风吹雨打，不需要在泥泞的街头巷尾游荡，只是坐在暖和的屋子里，穿着漂亮的衣服，享用着美酒佳肴。但是她们终归只是老鸨们的傀儡。后者供给她们漂亮的衣着，供给她们住宿和饮食，为的是提高她们的身价，从而赚取更多利润。所以，即使是最勤劳、最有意志力的姑娘也永远背负着债务，永远不能按照她们自己的意愿离开这个囚笼。

　　如果把某些妓院的秘密写出来，它一定能成为反映这段时期文化的重要文献。这儿有专供社会高层人物使用的暗门和楼梯，有四面装有镜子的房间，有能够偷窥到隔壁房里男欢女爱的密室，还有专门为变态狂和迷恋奇装异服的人提供的各类道具，从修女的道袍到芭蕾舞演员的戏服一应俱全。更讽刺的是，就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却始终不想承认弗洛伊德用他冷静、清醒、犀利的方式提出来的真理，还斥责这是对科学尊严的玷污。它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的贞洁，另一方面却允许这种残暴的卖身行为的存在，并且还组织它，从中渔利。

　　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幸运

　　所有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图画，之所以要反复强调，是因为我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交流时，必须强迫他们相信，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与他们相比更为不幸。的确，当时的我们在政治意识方面无疑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就像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曾经说的:“我们不是缺美酒，就是缺酒杯”，两全其美的事情在同一代人身上很难出现。

　　今天，年轻人从中学或大学里走出来时，昂首阔步，精神焕发；男孩和女孩在一起无拘无束，没有虚伪的腼腆和羞涩；他们一起学习、运动、玩耍，一起滑雪、在游泳池里相互追逐比赛、成对地开着汽车兜风，没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负担。每当我看到这些，就感觉我们和他们的距离不是40年而是1000年。

　　女孩子们看起来更漂亮，举止更大方，行动更优雅，眼睛更明亮有神，谈吐更潇洒自如。自从摆脱了父母、老师、姑姑、阿姨的管教和控制，她们做任何事只需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她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在男女之间的事情上必须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她们会理直气壮地认为做这种事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欣喜地看到年轻人们享受着符合他们年龄的活泼欢快、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而且再也用不着向别人编造谎言或自欺欺人，可以真实地表露他们内心的愿望和情感；这样一来，我们曾经面对的令人惧怕的精神压力就再也不会在他们身上重现。正因为他们认为爱情中的男欢女爱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像我们当年那样把它看得如此珍贵迷人。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压力，没有那种含情脉脉和多愁善感的温存；最重要的是，他们充分地享受着我们那个时代不曾有的东西——坦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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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不是始终凝定不变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大都具有表现出独特个性的时代风格。而在大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其女子的地位，女子的作用，女子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女子的地位，不能不说如今早已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八年，擅权用事。汉朝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的情形屡有发生，从而大大提升了女子的社会地位。于是，就出现了汉朝女子尊贵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在汉朝，有名的女子不但可以封侯，还可以拥有爵位和封邑。如汉高祖刘邦就曾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后，也曾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宣帝刘询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

　　汉朝女子尊贵现象也使女子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汉朝的公主蓄养面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即便是汉武帝还要尊称董偃为“主人翁”，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 “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由于皇帝的姑母寡居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蓄养面首，因而使当时寡妇再嫁成为自然而合理的事情。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的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可见，在汉朝的皇家内院，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

　　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汉光武帝时，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便问起心中可有中意郎君。湖阳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尽管愿意谋求撮合，但宋弘则以“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加以拒绝。湖阳公主的婚事虽遭夭折，但她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真实反映了当时寡妇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社会风尚。

　　汉朝寡妇不愁再嫁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三国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如曹丕的皇后甄氏就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寡居美女。

　　由于寡妇不愁再嫁，因而也出现了女子主动要求离婚的现象。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后来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曾有《妾薄命》一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说得就是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这种贫家女子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反映了当时女子善于主张自己婚姻权利的社会风尚已经从上流社会蔓延到了民间的街头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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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不老、成仙得道一直是古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更希望长寿无极，永享富贵，这就是所谓“当了皇帝想成仙”。因此，从秦始皇派人去东瀛求长生不老之药开始，直到明代的一些皇帝都信方士，服红丸，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道教所主要倡导的也是此，它起源于古代的巫术，并汲取了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老子的一些养生理论。

    总的看来道家的房中术在历史上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英国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道教房中术承认男女地位平等，承认妇女的重要地位；认为健康长寿需要两性合作，不受禁欲主义和阶级偏见的约束；这些都显示了道教与儒家、佛教的不同之处。因此，虽然道家的生理学很原始和有幻想成分，但在对待男女和宇宙的态度方面，比家长统治的儒家或冷淡出世的佛教都要恰当得多。

    通过以上叙述，可见我国古代房中术之概貌。《辞海》对房中术所下的定义是“古代方士所说房中节欲、养生保气之术”，似可斟酌。房中术的主要派别提倡“合气”(男女性交)以修炼，而节欲只是其次要派别、次要方面；同时，房中术的后来发展与医学相结合了。所以，如果把房中术定义为古代与医学相结合的通过对性生活的调节以养生保气、益寿延年之术，也许更恰当些。

    张道陵是东汉时的沛国人，本为士子，博通五经，做过江州令。后来，他产生了一个思想：经书读得更多有什么用，人死一切皆空，于是就钻研长生之道，而且弃官隐居于洛阳的北邙山，给人治病；以后，又杖策游龙虎山，修炼道成。他创立了道教，凡是入教的都要出五斗米，所以也称为“五斗米道”；由于道教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所以他所创立的道教也称“天师道”。

    张道陵是怎样用房中术来为人们治病的，对此目前已很难查考了，可是从其他方面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北周时有个叫甄鸾的人，曾经做过司隶校尉，精于算术和考证之学，可以算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数学家、学问家。他本来是个道教徒，可是后来皈依佛门，对道教反戈一击，写了《笑道论》，对道教大肆揭发、批判。他说：“臣就观学，是教臣《黄书》合气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两口两舌，两手两心，正对阴阳，法二十四气之数行道。”这里所谓的“合气”，是当时流行的术语，即男女性交。

    在中国历史上，在张道陵之后，房中术经历了一个十分兴旺发达的时期，这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可是从宋代以后，就日渐衰微了，其原因是房中术自身经历了两个“异化”，受到外界两重“打击”。

    统治阶级是很重视性享乐的，可是古书常常强调“纵欲必然戕身”，这使一些统治者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房中术却把性与保健结合起来了，既不影响享乐，又可延年益寿而更好更多地享乐，这就完全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房中术红极一时了。

    当时的宫廷女性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以求长生骗人骗己，而行淫乐之实，这就是一些统治者修习房中术的目的。

    与此同时，道教还经受了“两个打击”：

    宋代程、朱理学的盛行对道家房中术又是一个严重打击。道教在宋朝还稍稍红火了一阵子，例如宋徽宗笃信道教，还自号“道君皇帝”，可是，宋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对性的相对开放转为禁锢的一个转折点。宋代的统治者经不住金兵的侵略，徽、钦二帝被俘，迁都临安（杭州），偏安一方，再也无复唐代那种恢宏的气度和强盛的国力了。社会衰微，统治者终日惶惶，龙座不稳，必然要对民众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正好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人如果没有欲求，就不会为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了，就不会起来造反了。性乃人之大欲，即然要“灭人欲”，当然不可谈性，提倡房中术的道教当然要归于衰微了。

    道家房中术的修炼方法是五花八门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炼气，即以“吸取天地精华”的方法修炼，如前面所述的清静恬淡、胎息练气、导引按摩等等；二是通过性，利用吸取女子阴精的方法来修炼，而二者又有共通之处。道家的第一种修炼方法为现代气功之源，有许多保健的科学道理，而第二种修炼方法则有很大的偏向。道家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立场上，以性追求长生，对性的修炼太强调男方的滋补、加强，而以女性为工具，采阴补阳，其本质是损人利己的。正因为如此，道家的房中术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从而发展到纵欲淫乐，甚至以十分残忍和荒诞的方法以女子为试验品，这就走向了道教房中术在初始时养生延寿、为民众祛除疾苦的反面。

来源: 中国网

    应该说，古罗马的《爱经》是古代西方最有价值的一本性爱指导书籍。这是一本为当时粗鄙、低俗、不知温情与科学为何物的罗马人写的启示性读物，格调高雅，笔触轻松，又不流于淫佚。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哲学家鲁克雷特在《论自然》一书中说，对于那些“由于激烈的情欲而颤抖，而将积存之精液注给任何人的”卑劣的罗马人而言，这一本书无疑可以指导他们有关卧房的礼节和性爱的技巧，即性科学与性文明。这本书既指导男子，也指导女子，如女子应根据自己的体型与优点，采取不同的性交姿势；又说：“在进行维纳斯的行为中，不能停止甜美的声音、喜悦的泪水；即令猥亵不堪的言语也不妨出口。在床铺上，任何痴情痴态都是被允许的，因为闺房是人的秘密场所，也是人生的核心……”

    关于男女做爱的方法，中国的《素女经》中指出有“九法”，《洞玄子》则指出了“三十法”，古印度的《欲经》则提出人需要学习有关性爱的64种知识和64种技术。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古代性小说中可以看到，这些方法在社会上流传得相当广泛。

    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认为，性行为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基督徒”，而不是享乐。教会对教徒的性生活做了很多干预，他们曾发明一种厚重睡衣，只在紧要的部位开一个洞，妻子穿上这种睡衣，丈夫则在洞中“播种”，而避免其他任何接触。但是这种睡衣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于是教会又规定夫妻只能以男上女下的一种姿势性交，如果采用别种姿势，则需接受处罚。教会备有一本小册子，记载了各种“罪恶的”性交姿势，教徒必须坦白交代他们是否有这类“丑态”，如果其中有一种姿势被认为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就必须处以七年的徒刑。泰勒在《历史里的性》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这些罪恶的性行为姿势“以目前涉及淫猥的法律观点来看，仍不适合在本书中详述”。

    相比之下，古印度的《欲经》对后世的影响就更大一些。这是公元前4至5世纪婆罗门神学的性爱教典，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性爱书籍，它是由婆罗门12位教典学者编著，由一位宫廷诗人整理汇编的。这部书不是提倡淫乐，而是教给人们掌握正确的性爱知识，书中的“性爱篇”记载了男女交合的8种基本型和19种变化型，许多方式有趣而又有益。《欲经》除了指导男子的性爱技巧外，也认为妻子同样应该掌握，妻子在卧房内有时虽然不能主动求欢，但在被要求时必须热情地回报。“丈夫进入妻子里面受胎，借助胎儿使丈夫的生命又再现于世界，这是妻之所以为妻之理”，这段文字透露了婆罗门神学“轮回”的真髓。

来源: 39健康网

 墨索里尼(资料图)

    【开着跑车在街上“海选”美女】

    墨索里尼喜欢亲自接见申冤的妇女，这是他“海选”美女的机会。波拉托通过观察还证实了民间的一种传言：墨索里尼喜欢身材丰满的女性。由于擅长蛊惑人心，他平均每月能收到3万封“群众来信”。他的几十名手下专门处理这些信件，其中女性的来信会按“已知”和“新人”来分拣。如果“新人”中有适合墨索里尼口味的人选，他们就把照片拿给他看，由他来决定是否安排接见。据波拉托回忆，一位来自博洛尼亚的女子在5年间给墨索里尼写了642封信，只求得到一夜宠幸；还有一名妇女希望在新婚之夜将初夜权给他。

    墨索里尼身高只有1.68米，但他勾引女人的本领却相当了得。日后成为英国第一夫人的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1926年在罗马第一次遇见墨索里尼，她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简单又自然，而且非常有威严；他的微笑十分迷人，一双美丽的金棕色的眼睛可以洞穿你的心灵，令你不敢直视……他使你充满一种愉快的敬畏。”

    墨索里尼的情人中有一位名叫马格达·丰塔日的法国女记者。法国驻意大利大使提醒墨索里尼她可能是个间谍，于是墨索里尼开始疏远她。马格达得知缘由后气得发疯，瞅准一个机会向这位大使开枪，所幸没有击中要害。墨索里尼让手下塞给她1.5万法郎，不准她再踏上意大利国土。这位痴情女记者绝望得想自杀。

    许多人知道玛格丽塔·萨尔法季是墨索里尼的情人之一，但波拉托在回忆录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萨尔法季的女儿费亚梅塔也曾“侍奉”过墨索里尼，并因此和母亲争风吃醋。

    萨尔法季的丈夫是一位比她大13岁的律师。当时萨尔法季在米兰主持着一个文化沙龙，许多社会名流都经常光顾。墨索里尼就是在那个沙龙里与她相识的。两人勾搭上以后，萨尔法季成为墨索里尼的捉刀人，为他写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说稿和文章，还帮他建立了法西斯政党，出版了正式党刊和《红色自传》。

    为掩人耳目，墨索里尼和波拉托在谈到萨尔法季时都简称为“S”。最初波拉托搞不懂墨索里尼为什么会喜欢“S”，一个既不年轻（年近50）又不漂亮的女人。

    【妻子几乎不识字但脾气暴躁】

    在此后的15年里，他每年夏天都会来到波齐亚诺堡，一边度假一边“处理国事”。

    在波齐亚诺堡，波拉托的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并且对付那些突破层层保安出现在墨索里尼面前的女人。不过，她们当中从不包括领袖的妻子拉格尔。

    在回忆录中，波拉托写道：她几乎不识字，有些无知，但脾气十分暴躁。……这个迷倒了整个国家的男人在妻子面前却抬不起头来，他的权威似乎在‘暴君拉格尔'面前蒸发了，根本不敢和她顶嘴。不仅是领袖，连他的朋友和大小官僚也都很怕她。"拉格尔听说过墨索里尼在外寻花问柳的传闻，但似乎并不在意。

    1927年的一天，他们俩带着波拉托乘摩托艇兜风。返回途中，摩托艇在距离陆地1英里远时汽油用光了。这时夜幕降临，一阵北风将船吹向大海深处。波拉托不会游泳，墨索里尼的游泳技术也不行，最后还是费亚梅塔跳下水去求援，直到晚上10点钟，摩托艇才被拖上岸。双方上演了一出“美女救英雄”的丑剧。

    1936年，53岁的墨索里尼疯狂地爱上了比自己小29岁的崇拜者克拉拉·贝塔西。贝塔西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名医，曾给教皇治过病。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供她和自己约会。她也很快成为波齐亚诺堡的常客。

    贝塔西是墨索里尼的最后一个情妇，但波拉托的回忆录披露，她还将自己的亲生妹妹米丽亚姆“拖下水”，一起为元首提供“服务”。墨索里尼喜欢滑雪，他经常带着贝塔西姐妹到距离罗马60英里的一个滑雪场。如果他们在滑雪场的旅馆过夜，通常是由贝塔西陪他。但旅馆老板发现，有好几次贝塔西不在时，米丽亚姆偷偷溜进了墨索里尼的房间，第二天天不亮就悄悄溜了出来。

    贝塔西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墨索里尼惟一的情妇。她非常嫉妒，却自我安慰说只有她才是真心爱他的。墨索里尼对她也情有独钟，每次出国最挂念的就是她，每天至少给她打三四次电话。有一次他甚至对着大海喊：“我是多么爱这个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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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迷信这个数字会给自身带来厄运，因此避之唯恐不及：“如果13个人坐在一张桌上，其中之一会在这一年内死亡”、“13号星期五是很不幸运的一天”、“13层楼是不吉利的”、“13级台阶会带来厄运”。许多恐惧13的人会将任何有13的数字，比如713，视为不吉利的象征。而关于13人同桌的迷信则演绎出了13种荒唐的说法，比如“如果有人在13人同桌时打喷嚏，那么最年长或最年幼的人将在一年内死去”。

    迷信的结果之一是导致第13层楼在建筑业中消失。早在1903年，美国曼哈顿的高层建筑都取消标注13号楼层。一些在迷信风行之前建好的大楼或那些已设计好却胆敢忽视这种迷信的大楼，都被要求重新编排楼层号，更多的酒店一举肃清了所有的13号房间。

    这种迷信到底起源何时何处，如果真有答案，肯定隐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久远年代。早期的基督教人士把矛头指向了“最后的晚餐”：耶稣和他的12个信徒曾坐在一张桌上共进晚餐，第二天耶稣受难被钉上了十字架，背叛耶稣的人是12个信徒之一的犹大，他最后也难逃一死。这个充满宿命色彩的故事激发了人们对13的想象力，绝大多数人揣测，13人同桌的迷信就是从耶稣受难的这一天起开始进入人们的心中，并不断得到强化。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不吉利13的新闻和故事年复一年地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头条，显示了这种迷信强大的生命力。1896年，《纽约时报》试图给“13是不是不吉利的”这个问题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他们调查了大量的铁路、军警以及消防队等单位，得到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13和其它任何数字一样没什么不好。但这种努力对迷信的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

    俱乐部刻意渲染死亡的恐怖气息，譬如在红白相间的硕大旗帜上书写“我们这些将要离开人世的人向您致敬”，墓碑状的菜单和骷髅形的烛台让人印象深刻，有时会员们还会吃到摆成棺木状的龙虾沙拉，上面还放置着一个雕有数字13的微型棺材型餐盘。打碎的镜子、打开的雨伞以及黑猫的剪影，这些被人们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则成为标准的宴会装饰物，遭受俱乐部的嘲讽和攻击。

    1933年对大学生做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13号星期五”是不吉利的，67年后，《美国人口统计学》的调查表明，还有30％的青少年对那个数字心生恐怖之意。和13迷信的全盛期相比，这个比例让人欣慰，但没人知道，迷信的生命力还能延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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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根据记载，早在商代，男性就开始穿裙子，而女性直到汉朝才形成穿裙子的习惯。

    到了很讲究雅致和礼仪的周代，开始把下裳的两片布合成一个圆筒，类似现在的裙子，比商代的裳更雅观，就是骑马不很方便。

    上面提到的上衣下裳和“深衣”，多用于礼服，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别的场合，人们必须穿裙子才不失礼。

    英国：苏格兰短裙等于一部英国史

    苏格兰人视苏格兰短裙为“正装”，在婚礼或者其他较为正式的场合才穿。直到现在，苏格兰的军队还把苏格兰短裙当成制服。黑色的呢子上装，白色的衬衫，花格呢裙，羊毛袜，再配上同样花型的格呢披肩和有兽皮装饰的系于腰间的酒壶，一个标准的苏格兰男子的形象就跃然眼前。

    但是，也有记载表明，早在1624年，苏格兰军队就将苏格兰短裙作为军队的制服了。

    另一种解释是个典故。据说，300年前，在苏格兰高地的一次保卫战中，苏格兰部队的一个军官突然下令，让士兵脱掉苏格兰短裙和内裤，只穿着衬衫向对方进攻。对方的士兵见此情况，以为他们的敌人都疯了，便调头而逃。从此，“穿苏格兰短裙不穿内裤”的说法便传开了。

    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仔细欣赏一下查尔斯王子身上的短裙。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斐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的中心，地跨东、西两个半球，180度经线贯穿其中，因而成为世界上既是最东又是最西的国家，全年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至30摄氏度。

    斐济人有戴花的习惯，所以你经常可以欣赏到头戴鲜花、身穿裙子的“惊艳”男人。

    在图片资料中可以看到，古埃及的男人也穿裙装。埃及是个比较热的地方，人们的衣着比较简单，用亚麻纤维织布，做成衣服。一般，男人们只穿一件白色短裙，腰部以上不穿衣服。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他们会加上一件外套。这样的服饰，自国王以至于百姓都相去不远。有地位的男子有时还会化妆、画上眼线，戴假发。

    都市时尚：男人也该穿裙子

    在美国纽约，曾有100名男子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裙装秀”。他们穿着中长裙、迷你裙甚至芭蕾舞裙，一起走上纽约街头，大声呼吁“男人也应该有穿裙子的权利”，号召结束男人只能穿裤装的时代。

    在中国香港、台湾的演艺圈，男士着裙装也成了潮流。已故香港艺人张国荣曾以裙装打扮举办个人演唱会；余文乐穿苏格兰短裙与关心妍一起为某品牌婚纱拍摄广告；冯德伦穿苏格兰短裙扮刀锯美男玩魔术……

    1984年，一位名为琼－保罗·高第尔的服装设计师为男士设计了第一条裙子。高第尔曾经这样说：“一个男子所穿的衣服并不带有男子的权利，他的男子气概在他的头脑中。”

    裙子正在对男人们摇动着“橄榄枝”。某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一群群穿着裙子、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的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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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几乎所有的皇帝、小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幸过女人，有着熟练的性经验，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

　　西晋的痴愚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在做太子的时候，13岁时结婚，在司马衷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东宫，以身教导太子，让太子知道男女房帏之事。谢玖离开太子的东宫时，已经怀孕。谢玖后来在别处宫室生下一个儿子。几年以后，太子司马衷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晋武帝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他大为奇怪。同样，北魏文成帝拓跋浚17岁结婚，但他13岁时刚步入青春期便已临幸了宫女，14岁就做了父亲。

　　清代宫中明文规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先由宫中精选八名年龄稍长、品貌端正的宫女供皇帝临御。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从此成为宫中有身分的女子，每月拿俸禄，不再像其他的一般宫女从事劳役。因此，这份差使也一直为宫女们所企盼，希望藉此脱离苦海，一步登天。这八名宫女的名分一般是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即司仪、司门、司寝、司帐。清代宫中的这种规定，目的是使皇帝在婚前对于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以便在和皇后一起生活中不致窘迫慌乱，能够从容不迫。

    皇帝在婚前和哪些女人发生性关系?这在中国的历代宫廷中，并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完全看皇帝个人的兴致。对于青春年少的小皇帝来说，性的问题是令他紧张的，还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很容易被挑逗或产生冲动，也就很容易和身边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太子住在东宫。太子行冠礼以后，便被视为成年，没有皇帝的诏命，太子从此不许随意出入后宫，以防和后宫嫔妃发生瓜葛。太子在东宫中则没有顾忌，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任意猥亵任何一个侍女，也可以和她们任何一个发生性关系。

　　从可能性上说，谁是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性体验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不是会成为皇后或嫔妃?这实在难以确切地回答，谁都可能成为皇帝的第一个女人，被临幸以后也一般都有相应的名号。但总体上说，最可能成为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的是他们身边的宫女，有些时候则是他们的乳母。宫女和乳母在宫中都是女仆，是没有名分的一类。宫女如果被临幸和得宠，则会取得名分，从而改变其卑贱低下的地位。乳母能自由出入宫禁，即便被临幸，但其乳母的名分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人们无法接受当年乳养皇帝长大的乳母能成为皇帝的嫔妃，更不能接受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从心理上说，惟我独尊的皇帝对于他的第一个女人感情浅淡，不会持久，也不眷恋。这个女人令皇帝羞涩，会使皇帝想起初次性生活的紧张和怯弱。皇帝在她面前永远不会轻松。皇帝自然而然地会避开她，转而扑向其他的美女。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5岁时朱翊钧即被立为太子，10岁时即皇帝位。17岁那年，朱翊钧有一次路过慈宁宫，看见了宫女王氏，一时春心荡漾，不能自制，朱翊钧便临幸了她。王氏从此却有了身孕，这样重大的事情，随驾的太监当然作有记录，日簿也有案可查，但冲动以后的朱翊钧却并不喜欢王氏，不再临幸她，也不记挂。此事被慈圣太后得知，抱孙子心切的太后照顾着王氏，王氏在宫中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有一次，太后兴冲冲地告诉神宗，讲述了这件事，但神宗对此反应淡漠，装作没有听见。神宗的冷淡，王氏册封嫔妃当然无望，王氏所生的儿子同样遭到无辜的冷落。

　　但历史上，皇帝和他的第一个女人也有例外，如明宪宗朱见深和宫女万氏。万氏是四岁时进入皇宫、成为一名宫女的。万氏最初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英宗是宪宗朱见深的父亲。万氏进入青春期以后，日益娇艳秀美，加上她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侍候太后体贴入微，所以极得孙太后的宠爱，成了孙太后的心腹和不离左右的小答应。宪宗朱见深是英宗的长子，生于正统十二年。两年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太后命将朱见深立为皇太子。代宗朱祁钰即位，在景泰三年，废朱见深为沂王。英宗复位以后，又被立为皇太子，这年，朱见深18岁。

　　8年以后，英宗死去，朱见深即皇帝位，为明宪宗。早在宪宗做太子时，太后就派心腹宫女万氏去服侍太子。万氏大太子18岁。太子就在这个和乳妈年龄相仿的宫女万氏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逐渐长成为一个英俊少年。聪明绝顶的历万氏不知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勾引了少年太子，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太子从此不能自拔。太子依恋着万氏，离不开万氏，万氏成了他生命的寄托。年轻的朱见深对于万氏除了感情和性欲的需要以外，还有驯服和敬畏。朱见深18岁即位，万氏已经是36岁。青春正盛的朱见深却依旧宠着中年妇人的万氏。赐给她名号，以至做到了贵妃。万贵妃恃宠而骄，横行宫中。她在后宫颐指气使，以残酷的手段使其他受孕的女子堕胎。宫中人人都惧怕她。老年以后的万贵妃，宪宗对她依旧宠爱不衰。万贵妃在58岁时，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闻讯后肝肠寸断，喟然长叹：万贵妃去了，我还能活多久?没过几个月，宪宗便在郁闷愁烦中随万贵妃长去，终年40岁。

　　其次，客氏美艳妖治，在天启帝面前从来不以乳母和慈母自居，而是一个渴求受宠的活脱脱的女人，史称客氏即便四十多岁时，面色依旧如二八丽人，而且打扮入时，其美艳和衣饰，和她的年龄、身分极不相称。但客氏的美色和妖冶是十分惊人的，连年轻的宫女、嫔妃们也无法企及，一个个只是瞠目结舌。据说，客氏为了保持美艳，使青春永驻，平时总是以年轻宫女的唾液梳理头发，以保持头发的乌黑光润。秀发如云无疑平添风韵，更具女性的妩媚多情。这样的一个女子在皇帝面前展尽风骚，朝夕侍从左右，已经不是乳母的身分。

　　再次，作为天启帝的乳母，客氏争风吃醋，竟先后害死了几个曾被天启帝临幸过的嫔妃。其中最可怜的是张裕妃，被天启帝临幸后怀孕，临产时客氏下令断绝张裕妃的一切饮食，也不派人前去接生。结果，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张裕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接雨水止渴，最后哭喊着在饥寒交迫中死去。除张裕妃以外，还有三位皇子，两位皇女，均因客氏的加害，不幸夭折。至于皇帝临幸过或刚刚怀孕的宫女被客氏残害的有多少，恐怕不会是少数。这和历代后宫中后妃争宠残杀有什么不同?如果客氏仅仅是皇帝的乳母，她完全可以借皇帝的光，称霸乡里，家族腾达，却没有必要搅乱后宫，对皇帝的后妃美人们恨之害之。

　　最后，客氏和魏朝、魏忠贤关系密切。客氏是一位性欲很强的女人。魏朝、魏忠贤是两位宦官首领，他们可能在入宫之前，净身做得不够彻底，在床上还能对付一阵。客氏知道以后，先和宦官首领魏朝私通。后来，客氏得知魏忠贤血气旺盛，性功能强于魏朝，客氏便毫不犹豫地投向魏忠贤。客氏的这一感情转移，并不是悄悄进行，而是明目张胆，在宫中闹得满城风雨。客氏如此求欢于刑余之人的宦官，对于青春年少又很眷顾着自己的皇帝，她怎会无动于衷?而且，史称客氏常将称为龙卵的子鞭之类烹制后献给天启帝，为其大补阳气。滋补的目的，当然应该是自己受用，岂能是让天启帝多御几个嫔妃美人?多生儿女?再又夺之杀之?这些都是说不通的。只有在天启帝和客氏有了两性关系，才能说得清这一切。尽管如此，客氏还是没能像万贵妃那般幸运，有了名号，进入皇帝正式的嫔妃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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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方面看，文人们那样动情地赞颂李杨的爱情，正说明帝王与后妃间绝大多数并无爱情可言。如果他们也像平民百姓一样具有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那么李杨的爱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个汉元帝呢，他不是为思念王昭君而死吗？这恐怕不能与李杨相提并论。元帝与王昭君既没有相处过，也不认识，更不了解，只是在昭君随呼韩单于返国，向元帝辞行时，他才发现，原来王昭君天仙化人，美艳夺目，后宫佳丽与她相比，无不黯然失色。所以昭君别后，他即神魂颠倒，卧病不起。为“情”乎？为“欲”乎？恐怕没有“情”，而只有 “欲”。那只不过是惯于玩弄女人的元帝发现的新猎物，而且不能得到的失望与悔恨之感，有什么爱情可言。    

    封建帝王与后妃之间，不用说爱情，连一般的感情也微薄如纸。后妃和无数的宫女只是他们淫乐的对象，喜则施以富贵，厌则弃如敝屣。朝三暮四，喜新厌旧，今日备加宠爱，贮以金屋，明日则翻脸无情，刀剑加身。巍巍宫殿，金碧辉煌，那是皇帝的淫乐场、逍遥宫，是妃嫔宫女任凭皇帝蹂躏享乐的牢笼。

    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他对自己的后妃又怎样呢？被他玩弄过的宫中女子，其姓名不彰者，大概绝不在少数，仅见于史籍的美人，就有陈阿娇、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赵钩弋。想当初，他曾向阿娇之母表示，若得阿娇为妇，我就盖一座黄金宫殿给她住。但一朝厌弃，就把她囚禁于长门宫，又把他对阿娇的宠爱全部转移到卫子夫身上。如此喜新厌旧，所以他宠爱的美人，就像走马灯一样地替换。直到年近六十时，还迷恋上了十七岁的赵钩弋，以满足其难填的欲壑。可是后来他又翻脸无情，笑语温存一变而为屠刀相向，所以他囚死了陈阿娇，逼死了卫子夫，杀害了二十多岁正值芳年的赵钩弋。这个在文治武功上颇有建树的封建君主，在宫廷生活却有两副令人憎恶的嘴脸，即纵欲的淫棍和冷酷的凶手。    

    咸丰时有一天，翰林丁文诚被召见至圆明园，因为他到园中过早，内侍将其引至一小屋中，让他稍坐等候叫起。坐久了偶然徘徊，忽见小几上有葡萄一碟，大约有十多颗，颜色紫翠如同新摘。那时正当五月，葡萄还未熟，何来此物呢？因好奇就吃了一颗，味道非常鲜美。岂料工夫不大，顿觉腹中热如火烧，下体暴长。当时正穿纱衣，无法掩盖，大惧欲死。幸而急中生智，诡称腹痛，又倒地按腹，似无法忍受，内侍才令人从园旁小门扶之而出，总算没有出丑。看来春药已是内廷常备之物。上既有此好，下自然就有人投其所好。咸丰朝的彭毓松、同治朝的王庆祺，公然向皇帝进献一种叫“龟龄集”的春药，并且都因此而得幸。清宫词中有诗嘲之：“臣安曾进秘方传，何代无贤可比肩。目下医家抄写遍，龟龄集胜息饥圆。”由此可见，清代皇帝性生活中纵欲淫乐之一斑。

    在清朝皇帝心目中妃嫔之类不过是泄欲的玩物，生子的工具，这与历朝皇帝无异。但在召其妃嫔进御时，清代却独具一格，自有与先朝不同的内廷制度。清官词云：“盈盈十五不知春，偏惹君王注视频。愁煞宫中诸女伴，一方红绵束腰身。”红绵束腰身是意？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帝与后宿，专司皇帝交媾之事的敬事房太监，只把年月日时记之于册，作为受孕的证明。如果皇帝“幸”妃嫔就大不相同了。每天晚膳时，凡是备幸的妃子，敬事房太监都为她们准备了一面绿头牌，上边写着妃子们的姓名。牌子的样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相同。或十余面，或数十面。太监把这些牌子放在一只大银盘中，准备晚膳时呈进。所以也叫做膳牌。待皇帝吃完晚饭以后，太监即学盘跪呈于皇帝面前。皇帝若无所幸，则日：“去。”若有所属意，即取牌翻转，使牌背向上。太监退下，把此牌交给另一太监，这就是专门负责驮着妃子，把她放在御榻上的太监。    

    在通常的情况下，皇帝们大都以淫棍的面目出现。他们所爱者不过是美色，不论宠幸哪一个后妃，都是为了供其淫乐。晋武帝是个贪色纵欲的典型，他于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少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以后，又把孙浩后宫几千人，掖庭数万人纳为己有，因为后宫美人太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驾幸何处，只好任羊车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幸”在哪里。对他来说占有美人，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北齐后主高纬也是个沉溺声色的代表人物，他所迷恋的冯淑妃，本来是大穆后的从婢，名小怜。高纬对大穆后爱衰之后，即移情于小怜，纵情淫乐，以图一快，即使倾国复邦也在所不惜。李义山有诗讥之：“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明朝嘉靖皇帝笃信道教，追求长生，在内宫修筑了一座“天禄宫”，每天参拜，寿礼神仙。但求长生则需禁女色，两者不可得兼，对皇帝来说，求长生就是为了长盛不衰；永世作乐，女色怎可禁绝。于是求教于道士，道士深知，皇帝无求不遂，又宫中女色遍布，均属帝王，令其戒色，岂非痴人说梦。因此，转眼之间，计上心头，顺水推舟说，与童贞女相交没有关系。嘉靖听得此说，如获神灵指点迷津，竟在参拜神灵的天禄宫中，在童贞女身上发泄肉欲，既不怕亵渎神仙，又把他曾经宠幸的后妃抛到九霄云外。

    他与陈皇后曾经信誓旦且；永以为好。但当着陈后的面，他就轻狂难抑，竟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张姓宫女的手，且失声赞美：好一双柔美的手，那眼睛也泛出异样的光采。陈后受辱，遂猛推那宫女，嘉靖觉得淫兴被扰，怒从心起，不顾陈后怀孕六月之身，飞起一脚，把陈后踢倒在地。陈后倒地，下身流血不止，终于小产。后因失血过多，调治无效，含恨而死。死前，她断断续续地对左右说：“任何女人，进到皇宫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我死也不瞑目。”此后嘉靖又因迷信道教，囚死张皇后，因失去亲宠，痛恨方皇后，并害死了她。嘉靖的心肠又何其毒也。

    汉成帝刘骜纵欲则不惜一死，甚至已达视死如归的程度。汉成帝后宫佳丽成群，内宠众多，尽情享乐。但是，他不仅好女色，而且爱男宠。这是刘氏祖传的癖好。汉高祖与籍孺、惠帝与弘孺、文帝与邓通、武帝与韩婿、哀帝与董贤，都有同性恋行为。汉成帝的男宠是张放，史称他“常与上卧起，但为微行出入”。成帝时常和一批近幸佞臣在宫中长夜醉饱欢乐，谈笑放荡，全无拘束。他在宴乐处所，四面张书屏风，屏上画纣王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的图画，全然不以追肿这个淫暴的君主为耻。在六宫粉黛中，他最宠幸的是赵飞燕姊妹，其他佳丽至此均成粪土。媚态百生的妹妹赵合德，更使他迷恋如醉。他称赵合德的乳胸为“温柔乡”，自叹情愿终老是乡，就是当神仙他也不羡慕。为得到赵氏姊妹的欢心，汉成帝罢黜并毒死了许皇后，册立赵飞燕为皇后，擢升赵合德为姬妾的第一级——“昭仪”；也是为了取得赵氏姊妹的欢心，他不惜绝嗣，连杀两个襁褓中的幼子和他们各自的生母，全无半点父子、夫妻之情。他如此冷酷残忍，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情欲。在追求这样的满足中，他疾迷放纵，毫不节制，身体逐渐垮了下来，弯腰驼背，枯瘦如柴，面对娇艳欲滴的赵合德竟然无能为力。然而为了能在“温柔乡”中享乐，这位皇帝乞灵于“春药”，以博一次，后终因服药过量，纵欲之后，倒地身亡。但他终归死于“温柔乡”中，也算了却一个心愿。     

    纵欲无度，求一时之快，是皇帝们的通病，即是在这种快慰中走向死亡，似乎也心甘情愿，所以步汉成帝后尘者也大有人在。明朝的武宗朱厚照，以“正德”皇帝闻名，他就是在戏剧《游龙戏凤》中为人熟知的那个风流帝王。此人一生好色好武。但从故宫的帝王书像来看，他高额猴腮，并不威武。为了过瘾，他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亲率数万御林军，在宣府大同间巡游，到处搜罗美女。因为荒淫过度，暴死于他自建的迷宫 “豹房”。

    其实，清王朝的后妃制度十分严格，皇帝们在淫乐贪色上比起先朝来也较为收敛。尽管如此，在性生活中仍然表现出他们的荒淫无度。

    届时皇帝先已躺在御榻上，被子下端散开。驮妃的太监，待其把上下衣全部脱光，用大氅裹好她的胴体，背到御榻前，去掉大氅，妃子赤身裸体由被子下端逆爬而上，与皇帝交合。敬事房总管与驮妃太监都在窗外立候。如时间过长，总管则高唱：“是时候了。”皇帝如不应则再唱。如此三次，皇帝命太监进入寝处。太监则从皇帝脚下把妃子后拖而出，仍用大氅裹好，驮之而去。去后，总管太监跪而请命日：“留不留？” 皇帝如说“不留”，总管即至妃子处轻按其后股穴道，精液随之尽皆流出。皇帝如说 “留”，总管太监则执笔记之于册：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以此作为受孕之证明，以备查考。这是清代宫禁中祖宗的定制。如若皇帝住在圆明园，那么此类仪注就都废除了，可以随时爱幸，如同一般人家。可是膳牌之呈递仍然照旧。

    所以皇帝们大都住圆明园时多。有人说这是沿袭前明宫禁的旧例。也有人说，世宗被宫人剌死，因此，这种制度是雍正以后才有。究竟起于何时，因年湮时远，难以道其详。但是从妃嫔们被幸的过程来看，她们是何等的卑贱可怜。

    首先，她们要像物品一样，被皇帝挑选。皇帝翻膳牌时，翻到谁的名下，谁才有可能去承受皇帝的恩泽。其次，她们要在敬事房太监面前剥光，也像是物品一样，去掉层层的包装，被主人的奴仆审视检查，看看有无瑕疵。第三，她必须从被子的下端逆爬而上，皇帝尽兴之后，她又必须像是某种工具一样，让太监从皇帝脚下拖出，她绝对不能从被子的上端进出，以免玷污龙颜。第四，封建社会中往往母因子贵，所以妃嫔们自然是愿意在被 “幸”之后受孕。但她们只能去“承欢”，至于说让你充当纵欲的对象，还是生子的工具，全在皇帝“留”还是“不留”那一两字。这自然和她们在被“幸”的过程中是否让皇帝感到满足有关。     

    清朝宫制尽管对皇帝的淫逸之行为有所限制，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把妃嫔宫女视为玩物，污辱蹂躏，则与历朝皇帝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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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里，红娘抱着枕头送崔莺莺去约会张生，鸳鸯枕，翡翠衾，羞搭搭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是不是很让人想往？

    只是，“鸳鸯枕”是什么样的枕头呢？是不是说枕套上绣着一对鸳鸯，还是绣着鸳鸯的一对枕头，或者，是那种很长的双人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鸳鸯枕"就是给鸳鸯枕着的，要两个人同时用。一个人枕，那叫作孤枕难眠。

    不过，看古代的小说角本，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小姐闺秀们，甚至神仙妃子，偷情时都喜欢带着自己的枕头前往，莫不是有洁癖，嫌人家的枕头不干净？又或者像是港片《恋上你的床》那样，离了熟悉的枕头，便睡不着觉？

    崔莺莺是这样，传说里的洛神甄妃也是这样。

    七步成诗的曹子建，爱上了自己的嫂嫂——汉献帝曹丕之妃甄氏，情投意和，然而悖伦违理。甄氏因此相思成疾，抑郁而终，死后化为洛水之神，于梦中意会曹植，“明眸善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若飞若扬”，曲尽缠绵之欢，并且留下玲珑枕一具，虽人神殊途，而枕上留香。可算文史中最浪漫的留枕了。

    而最残酷的留枕，则要属唐高阳公主。高阳为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嫁与当朝宰相房玄龄之子、散骑常侍房遗爱为妻，却与曾因撰写《大唐西域记》而享有盛名的玄奘高徒辩机相爱。一个是九五之尊的大唐公主，一个是学富五车的佛门子弟，他们的爱情注定要遭天谴的，然而两人瞒天过海，硬是在礼教和禁规之间寻找缝隙，整整交往八年，还生下了一儿一女。这其间，高阳赠送辩机定情信物无数，其中便包括一只皇室专用的金宝神枕。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有小偷潜进弘福寺，盗走了玉枕，却在销赃时被官府逮获，公主与沙门的不伦之恋也就此大白于天下。辩机被叛于西市场大柳树下处以腰斩极刑，侍奉公主的十余名奴婢也以知情不报罪悉被勒死。

    那只枕，给辩机招来了杀身之祸。再香艳的物事染了血，也难免腥气。枕上的春秋，记载的不仅是你侬我侬，更还有恩怨情仇。

    辩机的所有遗物，都被唐僧玄奘收藏于大慈恩寺特辟的僧房中，以便他的灵魂可以继续参予译经工作。同门为僧的和尚们说，月明星稀时，常常会听到辩机的哭声，但不知，那是在叹悔自己与高阳旷世绝伦的恋情，还是在抱憾未完待译的经书？

    每次经过大雁塔，想起这段艳史，我都不禁怅憾于高阳的有缘无份，辩机的有才无命。常常想，如果不是那只枕，如果那枕没有被小偷盗走，如果销赃时没被官府拿获，如果拿获的玉枕不是皇家御物，或许辩机便不会惨死了。

    偷情不是罪，罪过的是不该留下证据。高阳的金宝神枕就和莱温斯基的蓝裙子一样，是恩爱的痕迹，却是灾难的因由。后宫的风云，左右着前廷的战事，而多少玄机，都是在枕边进行。

    都说人生如一枕黄梁，米已熟，梦醒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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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年)，亦称“埃及艳后”，是托勒密王朝执政人。其父托勒密十二世死后，由她及其弟托勒密十三共同执政。后与其弟产生分歧，并被赶到了叙利亚。在恺撒打败了托勒密十三后，她接管了托勒密王位。传闻其容颜娇媚如花，曾令罗马“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如醉如痴。在安东尼的庇护下，她的王位得到了稳固。后被屋大维囚禁，自杀身亡。

　　在古老的埃及，有位传奇色彩的女王，她名叫克娄巴特拉。她与朱利叶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这两位古代声名显赫的人物齐名，因为她为他们生过孩子。

　　克娄巴特拉于公元前69年出生，兼具马其顿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血统，是托勒密的后裔。托勒密曾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将埃及赐给马其顿管辖，他建立起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家族承袭了埃及人近亲婚配的制度，只在皇族内的兄弟姐妹之间联姻。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奥雷特国王最大的女儿。奥雷特安排克娄巴特拉和他最大的儿子托勒密十二世联合执政，并让他们结婚。

　　当克娄巴特拉仅18岁时成为弟弟的同治者。但她需要更多的权力，然而两位朝廷重臣波希纽斯和奥克奇维安结盟与她为敌，使政权置于托勒密十二世一人名下。公元前49年，克娄巴特拉被赶到了叙利亚。她组建起一支军队，开始反攻埃及以求复辟。第二年，克娄巴特拉与托勒密在珀鲁修摆开了战场，准备为定夺埃及王位而战。

　　此时恺撒追击他从前的密友和义子庞培来到了埃及。波希纽斯根据托勒密十二世的旨意，先对庞培热情欢迎，然后，在他弃船登岸之际，将他处死，然后向恺撒献上了庞培的头颅。显然，波希纽斯的目的是想借助恺撒打败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也想借助恺撒击败国内的政敌，她乘船离开了她的指挥部，在亚历山大登陆，然后藏身在一卷巨大的地毯里来到了恺撒的军营。当时克娄巴特拉才21岁，她是一个美色绝伦、艳丽无比的女人。她以自己超人的智慧、才干以及非征服恺撒不可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俘虏了已经54岁的恺撒。恺转而站到克娄巴特拉一边，下令恢复她父亲在遗嘱中的安排，由姐弟俩共掌政权。

　　后来波希纽斯发动了反对恺撒的叛乱，失败后被杀，托勒密十二世也在逃亡途中丧命。恺撒征服了埃及，但是他没有令埃及从属罗马。克娄巴特拉同他公开地生活在一起，并为恺撒生了一个儿子恺撒利恩。他恢复了克娄巴特拉的王位，命名她最小的只有10岁的弟弟为托勒密十三世，与她共同执政。

　　在恺撒遇刺事后不久，克娄巴特拉从罗马逃到了埃及。在罗马，马克·安东尼和他的养子屋大维合力平定内乱后划分势力范围，共同控制罗马。安东尼统治东方。安东尼传讯克娄巴特拉前来塔尔苏斯，追究她援助共和党阴谋家的责任，想剥夺她的王位，宣布埃及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克娄巴特拉此时已经毒死了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宣布她同她与恺撒生的儿子联合执政。她穿戴着爱神维纳斯一样的服饰，乘着一只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大船。她沿着塞当斯河上溯至塔尔苏斯。人们丢下安东尼奔向河边，去观赏这位埃及女王创造的奇观胜景。她盛情迎接安东尼，全无一丝乞怜或取悦之意，她征服了安东尼，保住了她女王的宝座，两人在塔尔苏斯同居12年之久，并为他生了3个孩子。

　　最让罗马人不堪忍受的是安东尼把罗马的领土奉送给其情妇和他们的孩子。

　　公元前31年，埃及托勒密王朝女王克娄巴特拉在同屋大维进行亚克兴海战，在战斗最激烈、双方胜负未分之时，克娄巴特拉忽然带领埃及舰船退出了战斗，向埃及方向退去。安东尼见了，立刻丢下他的舰队和官兵，登上一只轻便快船随后紧追。结果安东尼舰队陷入混乱，被屋大维的舰队彻底击溃。

　　克娄巴特拉回到亚历山大城以后，明白自己死期将近，开始琢磨各种自杀的方法，看看哪种痛苦最少。最后她认为没有什么比遭毒蛇咬更理想的了，因为除了昏昏欲睡外，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呻吟。

　　同时，她派人去亚洲求见屋大维，为她的孩子们争取埃及王位的继承权，并恳求屋大维给安东尼留一条命。屋大维答复说，她只有亲手处死安东尼或将他从埃及赶出去，才能得到宽恕。此后克娄巴特拉开始为自己建筑一座工艺非凡、奇妙绝顶的墓堡。并往那里搬运大量金银财宝。

　　屋大维担心女王在绝望中毁坏这些财富，认为需要给她以新的希望。他把军队驻扎在赫波德鲁姆，并故意让安东尼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屋大维因为担心丧失巨大的财富，派遣他的亲信普洛丘里厄斯，尽力安慰克娄巴特拉，免得她自寻短见。

　　克娄巴特拉要求由她的孩子们继承王国的王位。屋大维派人去同克娄巴特拉举行谈判。一个抬安东尼尸体的妇女说克娄巴特拉已经成为俘虏了。她拔出她的短剑，用力向自己刺去。但是普洛丘里厄斯抓住她，说屋大维为她的美丽所震惊，并显示出他的仁慈。他夺下她手中的匕首后又检查她的衣服，看是否有什么毒药藏在里边。此后，屋大维命令要严防她自杀。

　　屋大维进占亚历山大城。她极其悲哀，并发起了高烧，希望在这种借口下绝食，在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死去。几天以后，屋大维亲自去拜访她并安慰她。她蓦地伏在他的脚下，把她的珍宝清单交给屋大维，希望能得到他的仁慈。屋大维高兴地离去，相信他已取胜于她。

　　此后，屋大维的部将道拉培拉同情地对克娄巴特拉说，屋大维经过叙利亚返回罗马时，她和她的孩子将被一道带走。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向屋大维恳求允许她为去世的安东尼做祭奠，并命令为她准备沐浴，还吃了一顿豪华的晚餐。

　　此时，一个乡下人给她送来一个装满无花果的小篮子，卫兵没有一点怀疑就让把东西带进去了。就餐以后克娄巴特拉派人给屋大维送去一封信。克娄巴特拉拿走无花果并且看见毒蛇时，说：“就在这儿！”伸出她的手臂让毒蛇咬了一口，又把另一条放在她的胸前。

　　屋大维打开她的信，看到哀婉动人的祈求，恳求让她与安东尼埋在同一坟墓里。他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妙，急速派出传令官。到墓堡一看，门开着，她已经断了气，平躺在一张金床上。屋大维对此感到很失望。但也很钦佩她，下令将她的尸体葬在安东尼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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