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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还是“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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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还是“师 日”？
黄文治
我和我的导师都主张，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定在1842年才对，因为，鸦片战争在西方外交文献里被称为地方性的战争，而且战争也只爆发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内地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1842的《南京条约》的签定，中国很多主权、领土丧失，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剧烈变化，从文化史的角度阐释的话，我们国家开始放弃几百年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国门被打开。而外面的阳光真的明媚吗？
鸦片战争之后，救亡与启蒙成为国人时代的主题。救亡就是要挽救民族危机；启蒙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话题，我们的敌人在打我们，而我们却还要理性地学习他们，所以在处理两者关系过程中，国人处理两者不免出现偏差，有时候又不免偏激，象拳民运动，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次失控的盲目排外运动。因此整个近现代史，此两大主题都是国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发展的两大课题。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等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把学习西方（启蒙）和救亡结合起来了，在这里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还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微，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是怀揣着传统的“忠君”思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最早起源应该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无疑催化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然后到抗日战争时期，才走向成熟。那么这种“忠君”思想和早期近代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近代化的进步是一个促进作用。所谓师夷，就是要学习敌人的长处，向那些以前被中国人认为是小国偏邦们学习。但是就是这个符合潮流的趋向，进行的也是那么的艰难，步履蹒跚。这里难免搀杂着过去的“夜郎自大”的心理，同时也搀杂着新时代特点的“奴才”众生相。从洋务运动进行的艰难程度及《李鸿章全集》里就可以窥见一斑，因此在接受这一“师夷”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决非易事。但历史规律是无情的，给与中国的只有一条道，“学”就能存活；“不学”，等待的就是死亡，这也许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无情逻辑吧，舍此图无以自强。
那么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启蒙与救亡是辨证统一的，在近代百年中日关系上表现就很明显。日本两千年来都学习中国，我们是日本的“老师”。而近代的一百年，“老师”却落后了，还受到“学生”的打压，反过来“老师”还要去学习自己的“学生”，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反身学习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弟子”，也显露出国人理性的光泽。因此，日清战争，中国战败后的第二年，中国就派了30名中国优秀学生到日本留学，以后又逐渐增多，到1906年前后达到一万多人，到一战时期也大体维持在两三千人左右，这个数字的变化情况，大家可以参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我们知道，驻日参战黄遵宪曾经极力主张日清联盟，学习日本。而经过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那种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振兴中华已经成为国人普遍的呼声了，随后的历史也映衬了我所言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看，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孙中山共和革命等等事件，那不可避免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隐含泪水的。
我们取法日本，毋庸讳言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日本与我们领土最近，中日“同文同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又多，而日本对中国事件表现的又特别的关心，再加上日本又是亚洲成功的典范。从地理条件、民族特性、立国精神、文化特色、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而言，中国学习日本是一种可行的“省力”行为，是“捷径”。因此在这种普遍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下，学习日本不但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国人作出理性的选择。
在回顾整个百年的中日关系，我们是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不断强大，我们在日本的刺激之下，民族主义不断的高涨，然后在民心、民力、民气、民德共同作用下，我们才最终战胜了日本等列强，赢得了国家的最终独立，“抗 日”已经完成。可以这么说救亡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启蒙的任务远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各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当然还需要民族精神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那个逆境的时代，我们有果敢的精神，敢于抛弃自大和自卑的心理去学习日本，而今我们已经站起来，要让历史不再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战后中国长期滞后日本的原因努力进行思考，总结前人的历史规律，在当代启蒙之中，继续学习日本及西方现代化的优秀经验，只要中国还比其他国家落后，这一历史想象就不容忽视。
因此，今天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努力研究、学习、认知日本，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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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05 19:14:17 分类：历史河流评论阅读(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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