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吾敌吾友
时间:2008年2月28日 作者：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博客

前之十年，余对于报纸，惟有一念；时时自思曰：必若何而后人阅我报？后之十年，余对于报纸，另易一念，时时自思曰：必若何而后人阅我报而有效益。

人之识见，学问，精神有限，必谓日日所出之报，为一无差误，盖必不可能之事；惟差误之处，确系差误，而非有意为之，则对于己之责任尽矣。

余谓做报最简单之规则，惟慎择可靠之访员，据访员之报告，再证以各种之参考，采为记事；然后根据记事，发为明白公平之评论，如是而已。

记者之职业，不可自视太高。报纸之一方面，固可指导舆论；而又一方面，亦当受舆论之指导。然亦不可自视太卑，一切皆可让步，惟此意思之自由，断不能为人收买。

世间原无绝对自由之事，惟同一不自由，毋宁屈于威力，而不可自行贩卖。屈于威力，外虽束缚，而心尚自如。若自行贩卖，则并一己之意思而亦丧失之矣，斯实可谓世间最不自由之人。

做报之用力，不在一时，而在继续，继续又继续，而至于毕生，则其效验必视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者为大，盖报与时为一体，时无刻不在继续中，故报亦当如是也。

借之与还，为世间不可逃之公例，凡根本之实力不足，而欲以急就之力，收过分之功效者，皆名日借。故做报而取奋兴人心之法，以求销路之增加，虽能收效于一时，而奋兴之力既过，终且日益衰落，此即借之与还也。

权者，世间之公器，人在其职，不过代为之运用耳，故一旦权在其手，而取以自便其私，则权必不能久有，故报纸上之记载与议论，记者断不可因权在于手之故，任以私意侵入其间。

办报之人，丝毫不可有利用报纸之心，然欲不利用甚不易，最下者，因以攫财弋位，其次者借以报恨雪愤，因皆报纸之贼，即有高尚之人，矜才使气，意欲自显其文章经济，而不暇计及事理者，是亦未能忘情于利用者也。

报纸最要之点：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故记者第一步之自励，为在在不遗漏，不遗漏然后有博取。

报馆之记者，与营业，与工作，与机械，事事有相联之关系，苛平时不并注意，则日后必有为一部分之故，而致全体牵累者，故各部分之人，必须诚心合作。

记者固以言论为职，不能责之以事事实行，然其平日所行之事，必须与其所发之言论，不相反背，然后其言论始有若干价值，而能取信于人。

    一、“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
    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的童年是在家乡广东香山县度过的，期间，他曾“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但是“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13岁时，即1879年，他随母到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看到轮船之奇、沧海之阔，于是便有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对传统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少了，以致于对中文都有些隔膜。
    1886年后，他先后在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他潜心学习中国经史之学，独好“三代两汉之文”。1894年，随着兴中会建立，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兴趣大增，并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革命的理论依据。他所制定的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其实就是古代“夷夏之防”、“华夷之辨”观念的发挥。在之后谈及革命的目的和理由时，他也多次指出，之所以要“建旗倡义”，就是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他认为，共和政体虽然是西方的，但是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文化根源，即所谓“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鉴于中西文化各有优长，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暗合之处，他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在发动辛亥革命和创建民国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在借鉴和引用传统文化时，并不是很准确，甚至带有“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痕迹，可是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复古主义者不同，他没有为传统文化所束缚，而是主张“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被古人所役”。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在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反思其中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束缚人性。比较古今，孙中山认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性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自从专制政体建立后，国人追求文化进步的积极性就大为减小，“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
    其二，崇拜古人，泥古而不通今。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原因，孙中山发现二三千年以前，古人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而近人却是泥古而不通今，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这样就造成了国人崇拜古人的习惯，“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其三，孤立自大，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考察中国及其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孙中山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在亚洲的地位的确是“无有与之匹敌者”，但是恰恰是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助长了中国的“尊大”心理，以致于中国“从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取材借助之处也。”这样便形成闭关自守之局，养成孤立自大性格，致使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孙中山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落后原因的分析，固然不是很全面，但是总体上还是切中肯綮的。特别是当他意识到中国文化还不是很先进，还有很多不如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便产生了变革传统文化的心理，一方面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在现代条件下做出新的解释，如在谈到古代的修、齐、治、平思想时，他就特别强调人格修养与公民道德之间的关系，主张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民应该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呼吁中国要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三、“激扬新文化之波浪”
    同对待传统文化相关联，如何对待蓬勃兴起的新文化，也是孙中山思考的重点。由于孙中山曾长期旅居海外，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深谙西方文化的弊端，因此，曾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过批评，认为“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排斥旧道德是不可取的。但是若以此为由就断定孙中山是反对新文化的，则是很片面的。因为，孙中山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不仅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宣传者和实践者，而且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1920年1月29日，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他就明确表明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赞赏态度，在他看来，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而新文化运动振聋发聩，触动人心，影响深远，“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他号召国民党人建立印刷机关，创办刊物，并宣称此举旨在“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五四时期，孙中山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却并不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道德，这是当时他在文化方面的基本态度。他的政治领袖的社会角色，使得他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现实得多。为了凝聚人心，推动革命成功，他有理由对传统文化采取温和态度，也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发动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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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钱币革命

“钱币革命”是孙中山关于变革已有货币制度的重要主张。孙中山关于流通环节的建设，不仅提出“以商为纬”，建立全国性商业系统的主张，而且提出了“钱币革命”，即“货币改革”，改革流通手段，以及建立新的金融机构的构想。  （一）钱币革命为“天然之进化”  　　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提出，“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把货币改革作为救亡的“非常之策”，并指出用纸币代替金属钱币是货币的“天然之进化”，是货币自身发展之必然。民国12年，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孙中山写进了货币改革的条款，把货币的改革，不仅作为解决财政一时困难的权益之计，而且作为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政策。把“改革货币”列为实施民生主义的三大措施之一，作为经济建设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孙中山关于实行钱币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产生于孙中山对西方货币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以及对货币发展史与货币流通现状的考察，产生于他对货币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孙中山认为，“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所谓的“中准”，便是“百货交易之中介”，以及“百货价格之标准”二者的合称，具有“代表”百货的功能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中介”，它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孙中山从对货币发展“沿革”的考察中认定，货币改革是顺应货币自身发展的必然，用纸币代替金银钱币，合乎货币发展的“理”、“势”。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的历史过程。孙中山认为商业的发展和货币发展有着自身固有的“势”和“理”，有着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必然性——“天然之进化”，不以人们的好恶而改变。货币发展自身的势和理，决定了货币改革为“天然之进化”，成为钱币革命之动因，而经济的发达是货币演化的动因。他认为，现代社会由于工商业的发达，交易的次数频繁，“买卖大宗”，则作为“中准”的钱币便显得“不足”，于是出现“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的状况，钱币则不得不改革。  　　关于货币改革的内容，孙中山提出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二是“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  　　关于货币改革的核心，孙中山强调要以纸币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由国家把法定的纸币向全国发行，严禁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市场流通。他认识到，纸币具有“中准”的功能，即中介的作用，纸币自身的价值极为低廉，只有当它“代表百货”，才能发挥其功能，发行纸币时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纸币的“效力”，而不致成为一张废纸。其办法有三：（1）“国家赋税保证所发之纸币”，“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可用政府的赋税来作抵押；（2）“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国家可以直接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使发行量与流通量相一致，保证纸币能“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而能“生效力”；（3）“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急需多发纸币时，则通过“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保证多发的纸币有其“代表之物”。为使措施得以落实，孙中山建议，设立两个专职机构：“纸币发行局”和“纸币消毁局”。“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一面发行纸币，一面把“失效力”的“死币”收回去“消毁”，“如此循环不息”，构成纸币的正常运作，其结果“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防止由金融危机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  　　孙中山对货币的认识已开始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高度飞跃，其货币理论是其经济建设思想中最富于理论色彩的一个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以金属货币为流通的货币，孙中山却大胆地提出了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主张，从把握货币发展规律而产生的预见，捕捉到货币演化的动向。孙中山所揭示的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原因，把货币改革的动因归结为“工商的发达”，即经济的原因而非官员的意志。孙中山钱币革命的主张，不仅是民国初年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未雨绸缪的重大的经济政策。孙中山虽没有揭示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最重要原因——纸币在流通中更方便，却言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变革的事实，揭示了货币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孙中山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也还有不够准确之处，采用的货币改革的措施也并非完全得当，但他力图通过各种措施，使“国家所发行的纸币”成为“有效力”的“生币”的主张却是符合金融发展规律的。他关于纸币发行、使用的理论在当时是较为超前的。  （二）设立金融机构  　　孙中山主张建立金融机构，以适应商业以至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他关于“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的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民国元年（1912），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亲自接纳每日“数起”的关于“设立银行”的请求，亲自过问银行的“则例”，并批示“商业银行暂时则例”、“海关汇业则例”、“中国银行则例”、“兴农、农业、殖边银行则例”等呈予参议院，主张建立各种类型的银行。孙中山指出，“中国之大，非有多数银行不足以济贫困”，“银行愈多愈好”，首先要考虑建立中央银行。民国元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致函日本政界曾两次担任首相、六次出任大藏大臣的元老松方正义，请他“鼎助”“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又委托阪谷芳郎、原口要等人联系日本的政界和财界，恳请支持筹建中央银行的工作。当年，孙中山在多次讲话与函件中，谈及成立银行之事。他认为，建立“金融机构，刻不容缓”，已到了“迫不及待”之时。他认为：“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银行操金融之枢纽，为振商之要品，关系国计，非属细微，文不敢不竞竞而受事”。  　　关于金融机构建立之必要性，孙中山强调，银行操纵社会金融大权，其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关系到实业的振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对银行的作用作了具体分析：第一，银行可以“疏通金融”，“调剂社会金融”，稳定市场，因而“银行之业，首贵稳固，一有不慎，即足以扰乱市面”；第二，银行可以“得借贷推移之便”，使经济建设资金“流通挹注”，避免“艰难窒碍”，而中国正值“工商实业尚在萌芽，轮电路矿，发端伊始”，“银行之推广”，以解决资金问题，更是“刻不容缓”；第三，银行可以“整理国家经济”，国家机关的收与支、存与提都通过中央银行，则可杜绝国家经济工作中的不良倾向；第四，银行可以保护本国的“利权不致外溢”。孙中山意识到外国银行在中国国土上设立，不仅使许多事情不方便，而且在同外国人进行交易时，由于汇款都经过外国人，结果便要“吃外国银行所定的高汇水和大折扣的亏”。鉴于从晚清时代中国人在列强的金融侵略下利权丧失的教训，他极力主张中国政府建立自己的银行，以保障中国人的合法利权。  　　孙中山主张设立三种银行：中央银行、联合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民国初年外国银行控制“金融枢纽”大权，孙中山便考虑联合中国原有的小银行，成立一家“极大的银行”，与外国银行相抗衡。他认为，中国经济上受外国人的“挟制”，被迫接受“非分”的要求，其原因之一是中国“无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中国原有的银行小而分散，“分则魄力小”，力量不集中，造成不了什么影响，“如能成立一巨大之银行，发行债票”，又允许“外资之输入”，则“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便可以担保政府借款，“不致受非法之要挟”，利权不再落入“外人之手”。民国2年（1913），孙中山又设想“与西人合股立一银行”。他认为如果这一银行能办成，则有利于“振兴中国实业”，也“可免种种之干涉条件”，挽回中国利权，实在是“为中国开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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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战争观与军事思想

孙中山指出：战争是挽救危局的手段，也是制止战争、消灭战争的途径。“以战止战”是他一生从事革命、争取和平的指导思想。他认为革命必须有武力，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武力必须与国民运动相结合；要使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建立一支完全不同于一切旧式军队的革命军队，革命军队必须在革命党的领导之下，用革命精神来武装；精兵袭取、侧翼牵制、分进合击、速战速决、集中兵力、游击战争、利用矛盾、瓦解敌军是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战争观  　　孙中山的战争观形成于同盟会时期，此后得到不断的发展。孙中山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入手，阐述了他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族、战争与民众、战争与和平，以及战争的起源和性质等一系列有关战争一般问题的看法。  　　关于战争的起源。孙中山阐述三个观点：一是，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民国6年(1917)孙中山指出，欧战是欧美列强为“争商场”、“争殖民地”而发生的，因此反对中国参加“欧战”。他在民国8年所著的《实业计划》中指出，欧战后世界再回复欧战以前的状况，“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将再出见。”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断言“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世界战争必为“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二是，帝国主义是殖民地、次殖民地国家祸乱的根源。民国13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英、美、法、日、意“以金钱枪械延长中国内乱之生命”。11月19日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又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三是，社会出现贫富极为悬殊的两个阶级是阶级战争发生的原因。光绪二十八年（1902），孙中山与章炳麟谈话时指出，“贫富斗绝”是“革命之媒”。民国13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说，“在不均的社会”里，“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孙中山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行政治的手段之一。民国6年(1917)他在所著的《中国存亡问题》中指出，“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就是说，外交和战争都是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用外交手段达不到政治目的时，就用战争手段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目的达到，战争结束。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孙中山阐述三个观点：一是，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民国元年(1912)12月3日，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的通电中说“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中国必须“先行钱币革命”，解决财政问题，然后乃能言战，定作战计划，一战以胜强俄。在民国4年8月4日复南洋同志函中，他又说“中国今日之革命，纯视经济力为转移，经济力大则成功速，经济力少则成功迟；若无经济力，则直不能革命”。二是，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武器的生产水平依赖于经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多次谈到他制定战略战术是视财力为转移的。民国10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他谈到武器、战术、经济三者的关系，说中国昔用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欧战中，欧洲战术是以子弹遮拦敌人，耗弹极多。中国既无若干大兵工厂，不宜学欧洲战术，宜学游勇战术，视子弹如生命。三是，战争对于经济的反作用。孙中山向来认为，战争“为杀人的事”，对经济有破坏作用，革命却是“以杀人为救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民国13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上的演说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革命而成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只有用自卫战争制止侵略战争，用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才能求得和平。民国3年(1914)6月，他在《<战学入门>序》中说，“世界种族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中国“有亡国灭种之虞”，“不得不以战止战”。民国13年，他又反复阐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经常帮助反革命，阻挠中国的革命。只有打破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多次批判“黄祸”论，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相信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  　　关于战争的性质。孙中山认为，工业革命后，世界上的战争分为“商业战争”、“国际战争”、“阶级战争”三种。暴力行为的战争分为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两类。他在《实业计划》、《三民主义》演讲中作了具体诠释：商业战争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国际战争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阶级战争是“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公理和强权的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是“美国人民自己求独立，为自己争平等”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人民为黑奴求自由，为黑奴争平等”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欧战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孙中山自提倡革命以后，反复阐明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四万万人谋幸福”，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的正义的战争。  （二）武装斗争思想  　　武装斗争思想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兴中会时期，并在其后的30年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它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辛亥革命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两个阶段。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标本的民主共和国，以及为实现这一斗争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战术。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孙中山曾上书当局，提出改革建议，积极从事改良活动。但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碰壁教训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严酷现实中，他认识到清朝统治者将社会改革的路子都堵死了，人民没有在国内进行和平政治活动的可能。要变革现实，必须“易以强迫”。“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要复兴中国，除革命以外则无他途”。同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确立“驱除鞑虏”及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宗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以会党为基本队伍，选择广东为起义地点，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然后向北发展，“张势威于四方”，最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清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97～1898），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等人专门探讨军事斗争问题，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设想，并领导了清光绪二十六年的惠州起义。“一方面在惠州起义，一方面准备在广州响应”。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依靠留学生和华侨，在以会党为主力发动起义的基础上，开始对新军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提出一地起义、数地响应的战略，“注重两广首义，各省从而响应之”。相继发动清光绪三十三年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清光绪三十四年的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后又以新军为主力，领导了清宣统二年(1910)的广州新军起义和清宣统三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10次反清武装起义体现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武装斗争思想。  　　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用国民革命推倒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改造民国以及为实现这一斗争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战术。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苏俄为模范”，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对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还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等的帮助，形成建设军队的思想。鉴于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孙中山认为只有通过武力北伐，才能彻底将其铲除，实现全国民主统一的新局面。对革命力量的新认识以及创建军队、开展北伐军事斗争成为孙中山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核心。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  　　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形成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以后。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七月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讨论“举事之策”时说，要举事，首先需要确定地点。“不先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认为“起点之地”“以广东为最善”。因为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与宫崎寅藏讨论胶州湾事件发生后的中国局势及对策时提出“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的主张。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本部作出“注重两广首义，各省从而响应之”的决策。民国6年(1917)7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今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可以发展”。民国11年11月21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指出要施行革命措施，“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孙中山领导的10次反清武装起义和3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事实说明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11年间，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先据有广东、广西或西南，然后北伐，夺取全国政权，统一中国。  　　民国12年(1923)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后，他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的内容更加充实。民国12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提出保守革命策源地广东的方法问题。认为要保守这个地盘，便要得广东的人心。以后要扩充这个地盘，吸收各省，统一全国，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国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国民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第二是要党员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  （四）建军思想  　　孙中山建军思想形成于同盟会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中华革命党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国民革命时期实现新的飞跃，有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冬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制定了建立中华国民军的方案。它包括军队的性质、军队与国民的关系、军队的编制、军队的纪律、战士的赏恤、军需制度、俘虏政策等，初步形成了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军队的性质上，孙中山指出：国民军以同盟会宗旨为宗旨，“以国民组织而成”，“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在军队与国民的关系上，孙中山指出：军队“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在军队的编制上，制订了各级步兵单位的人数和军官设置、将官的等级以及官兵军饷定额等。在军队的纪律上，制订了严明的杀、罪、罚标准。在战士赏恤、军需制度和俘虏政策上，也有明确的规定。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建军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民国12年(1923)1月，孙中山“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请求苏联援助。2月，孙中山在复陆世益函中说他不日返粤，于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诸端，皆拟依据进行。所谓“创立党军”，即创立革命军。民国12年、13年间，孙中山反复阐明：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革命军的力量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清宣统三年(1911)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和民国11年陈炯明叛变时观音山的卫士就是标准的革命军。  　　孙中山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军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创造革命军的方法。民国13年(1924)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阐明革命军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相反，中国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中国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认为“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孙中山提出“创造革命军”的主张。  　　民国13年(1924)1月，在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他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又指出，开办黄埔军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黄埔军校的组织制度，是仿效苏联军事学校和红军的组织制度而编制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推行党代表制度是黄埔军校区别任何旧式军校的根本所在。黄埔军校的教学，贯彻执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学生的学习方式，除课堂听课外，还有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宣传队等。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确定革命的观点，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军事教育注重实用，如野外演习等，实弹射击尤为重要。  　　民国13年(1924)10月11日，在致蒋介石函中孙中山说，新近来自苏联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在韶关。”蒋介石、廖仲恺奉命于11月20日、12月26日组建了以黄埔军校师生任各级干部的革命军——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教导团效法苏联红军建制，采取三三制：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每连三个排。团、营、连设党代表。  　　孙中山建立革命军的另一种方法是改造旧军队。民国12年(1923)、13年间，在广东的各军如滇军、桂军、湘军、豫军、赣军、山陕军、粤军，“都不是革命军”。各军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以对抗北洋军阀，维持和扩大地盘，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民国12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而终不可靠”。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将于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中极力宣传运动，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国民党“一大”通过孙中山提出的改造旧军队的决议。孙中山改造旧军队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革命党人努力做宣传工作，让现在广东的各军都知道革命主义，信仰革命主义，为革命主义去奋斗。二是用革命党和革命政府的力量改造旧军队。民国13年7月，孙中山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使改造旧军队的工作顺利进行。9月，孙中山决定将所统辖的各地方军一律改编为建国军。11月11日，孙中山任命“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民国14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将所属军队统一编制，改称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  （五）国防思想  　　孙中山国防思想形成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在民国7年(1918)所著的《孙文学说》中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建国计划》之一就是《国防计划》。民国10年7月8日，孙中山在致廖仲恺函中说，“予近日拟著一书，以为宣传，使我国全体国民了解予之救国计划也。”并附上该书的大纲。孙中山拟著的书就是《国防计划》。孙中山的国防思想集中反映在《国防计划》大纲中。  　　孙中山的国防思想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政治方面：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不平等条约是“卖身契”，主张“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经济方面：孙中山认为，“实业为富国之本”。“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实业包括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交通等。《实业计划》提出的发展中国实业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国防计划。军事方面：孙中山认为，“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陵侵并，无非以我国武力不足。”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以成完全巩固之国”。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提出要建设强大的陆军、海军，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在《国防计划》大纲中有发展陆军建设计划，发展海军建设计划，发展航空建设计划。教育方面：孙中山认为，如果我们在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敢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那么，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国；如果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在《国防计划》大纲中有发展国防教育计划。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实施国防教育的目的是使国民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一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结成了国族团体，用四万万人的力量去抵抗外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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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

女子教育思想是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他多次强调女子教育为最重要之事。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致郑藻如书》一文中提出要“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嘻；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哉！”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提出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并指出女子教育关系到女子的人格。“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积极支持大学开放女禁和中学男女同校。民国9年3月，又表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民国13年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时提出，女子教育以女子师范最为重要。  　　孙中山认为女子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由于中国人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人，能受教育者，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而男女平权是共和国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女子素质则是实现男女平权刻不容缓的前提。共和国成立后，“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  　　孙中山认为女子教育关乎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事须从教育始”。他认为共和国的女国民应该有志向有学问，高尚纯洁，同男子并肩协助国家进步。同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学师范的人，本来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所以，“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教师的素质和学问，关系到学生之学识。学师范的人，最大事情是教少年男女如何去爱国，如何去管国事。  　　孙中山女子教育思想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民国初年，教育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小学男女同学，从而实现中国教育领域中初等教育的男女平等。  （二）女子与三民主义  　　女子与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民国13年（1924）4月，他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演说中，深刻阐述女子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要求女子学习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包括：  　　三民主义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孙中山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有二万万是女人”，从前满人做皇帝的时候，不但是女子不能问国事，就是男子对于国事也不能过问。经过革命以后，大家才都可以问国事。而大家可以问国事的原因，还是主张了三民主义。妇女“从前的地位是很低，现在的地位是很高；这个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主张了民权主义”。  　　明白和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女子对国家应负有责任。孙中山认为，“要把我们民权主义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对二万万女子去宣传，在女子一方面建设民国的国基”。要使女子明白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让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的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要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明白三民主义之外，根本上还要明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国家富强”，“明白共和的道理”，“自己明白了之后还要去宣传”，这便是女子对于国家应该负的责任。  （三）男女平权思想  　　孙中山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就已具有男女平等思想，非常重视争取妇女力量，无论身份贵贱，都吸收其加入革命队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总章》明确主张男女平权。民国元年（1912）1月8日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民国9年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表示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民国13年１月，国民党“一大”宣布：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孙中山明确认为，“男女平权，它属天经地义”。  　　男女平权思想主要内容有：男女平等思想；女子有参政权；男女平权造就民国根基。  　　男女平等思想指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与男子具有平等的权利。孙中山认为“天赋人权，男女本为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们革命之后，便实行男女平权”。  　　男女平权是指女子政治上的平等，女子可以平等的姿态参政议政。孙中山认为成年之男女，悉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支持女子参政，认为女子将来享有参政权是大势所趋，女子应与男子一样享有参政权。武昌起义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接见要求参政权的女代表，以示对女子参政的关心，但他赞许采取较缓进的方法进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女子要取得参政权有一定难度，还需要具备法政学常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女子应加强学习，跟上时代的脚步。  　　孙中山认为只有男女平权才能造就共和国的基础。要达到此目的，就一方面要向二万万女子宣传民权主义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在女子一方面建设民国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女子教育，认为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只有女界平权，才可成此共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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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精神观

（一）物质与精神合一  　　《孙文主义》中，孙中山在阐述宇宙进化及人类起源问题时，涉及了物质与精神的问题，但没有展开。民国10年（1921），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讲（亦称“军人精神教育”）之前，曾在多次讲话中谈及“物质之文明”与“精神之文明”的问题，但明确地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却是在此次讲演中。孙中山在强调“精神”对军人的重要性时，提出“物质与精神合一”论。  　　孙中山认为，世界上事物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孙中山列举种种事例，宇宙间如风、水、动植物，房子里的“茶杯、木头、手表”是物质，人体的五官百骸是物质，“元素合而成物质”，星云、电子、元素、地球是物质，战争中“武器为物质”等。什么是精神，孙中山认为，简单而言，“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人的语言行动，便是精神所支配，“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孙中山认为，物质与精神“二者本为合一”，“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互为用”。孙中山借用中国哲学的“体”与“用”范畴，具体阐述二者的关系，指出“体”即物质，“用”即精神，物质是派生精神的主体，精神是物质体现的作用，没有物质“不能体现精神”，但又不能“专恃物质”。如人的一身五官百骸是“物质”，是“体”，能言语动作便是“用”，是由精神所作为，“二者相辅，不可分离”，如果“丧失精神”，那么虽有五官百骸，也不能言语动作。可见“体”不能离“用”，“用”亦不能离“体”。  　　孙中山的“物质与精神合一”论，虽主张物质与精神相互为用，但更强调人的精神的巨大作用。认为物质与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孙中山认定，精神为人所特有，光有物质那个“体”，没有精神那个“用”，“必非人类”，正因为人类有精神而区别于其他动物，并能驾驭其他动物，就好像人的力不如牛，但一小童能用一根绳子牵引牛，如意地往东或往西走。  　　物质与精神合一论，揭示了“物质”的内涵和“精神”的内涵，阐述了物质与精神二者相统一的关系。它是孙中山建筑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及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待互动思想的理论依据。  （二）心为本源  　　《孙文学说》，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始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民国12年至13年（1923～1924）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孙中山提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认为心是万事的本源，天下世事，无非是人们的心理的表现，不论国家或政治，无非是“一人群心理”的“现象”。因此，孙中山认定“心”的作用甚大，它决定政治的好坏、事情的胜败，只要有信心去办，移山倒海的难事也能成功，而无心去办，再容易的事情，也无法办成。由此孙中山进而推断，“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他举例如辛亥革命期间，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而民国所以成，就是成于“得了这个根本”，“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疑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时期，“改造人心”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就好像新屋建成了屋基，然后筑墙和上梁就容易。  　　孙中山沿用中国传统“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攻心为上”的思想，把“心为万事之本源”的哲学思想运用于革命和技术实践，从而提出富于指导意义的策略思想，诸如破“知难行易”立“知难行易”的思维方式，扫除革命和建设中的心理障碍；确认革命党本身的力量，便是“人民之心力”，“人民之力”与“兵力”“并行”，但以人民之力“做基础”，为最可靠；主张“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没有“钱”和“弹”，也能打胜仗，也能统一中国；确认“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至于如何得人心，孙中山提出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也就是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  　　“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心为本原”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  （三）两个文明相待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刚刚成立，致力于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即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投入建设事业的思考和实地考察。同年9月27日，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提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把建设分为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同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对中国和外国“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进行了比较，谈及各方的优劣。民国6年７月２日，在广东学界欢迎会上，他又坦然表示，欲著一书谈中国的建设方略，并明示该书的大意“有精神上之建设，有实际（质）之建设”。民国7年至8年，孙中山先后完成了《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后来出版了合订本《建国方略》。在该书中，孙中山分别对“物质”与“精神”（亦称“心性”）两个文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勾画其具体的建设方案，明确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民国9年，在为《大光明》年刊题词时，又重申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此外孙中山的其他一些讲演也涉及两个文明的关系问题。  　　两个文明相待论，以区分物质文明与精神（心性）文明为理论前提。孙中山认为，宇宙现象“不外物质与精神”，因而社会建设也就包括物质方面的建设和精神方面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工业和各种实业”，即以发展实业为物质建设的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则不仅包括“政治修明”，还包括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道德伦理建设和国民形象建设。  　　两个文明相待论，以“物质与精神合一”为理论基础。孙中山认为，物质与精神虽相对立，但又不可相分，二者“相辅为用”，“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又不能“专恃物质”，物质为精神之“体”，精神为物质之“用”。  　　两个文明相待论的核心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彼此“相待”。所谓“相待”，孙中山认为，即“相对”、“相辅”，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共存于统一体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同步发展。只有两个文明相待互动，人类社会才能发展。  　　两个文明相待论，是对中国和西方社会文明建设经验的总结。孙中山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的时代里，不论是中国或西方，两个文明建设虽共存于一个社会，但往往不能同步发展，常常出现不相协调。如中国历来注重“心性”而轻视“物质”，“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物质文明”却“不及外国人”，特别是“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故影响了“心性文明”的发展，而素重“物质”的西方，因轻视“道德文明”，使物质的进步反给人类带来“恶果”。  　　两个文明相待论，揭示了社会文明建设中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同时协调发展的必然，提出了两个文明相待互动的策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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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知行观

（一）知难行易  　　知难行易论，是孙中山转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创立的哲学理论，被孙中山喻为自己“发明”的学说。  　　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是经孙中山多年深思熟虑而一直坚持的观点。孙中山早在民国6年（1917）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便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确提出要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并举例说明他的学说的正确性。民国7年1月23日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在后来出版合订本《建国方略》时，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后加了副题“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知易行难”已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心理大敌”。孙中山指出“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而失去革命理想；“行难”的说法，使人害怕革命实践。故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必须破“知易行难”，以“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始终以“知难行易”说为指导思想。在晚年国共合作时期，他的多次讲话仍提出在新的形式下必须坚持“知难行易”学说。民国11年（1922）1月22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讲中，论及中国现在的文明不及外国和古人时，他仍把落后的原因归之为“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民国13年，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强调他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易行难”，而他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同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虽没有再作理论的展开，但还是强调“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了”。  　　“知难行易”学说，首先界定了“知”与“行”两个范畴。孙中山所说的“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实行或说实践。“行”不仅是人的一般生活行为、道德践履，还包括一切从不知到知的社会活动，如“生徒之联系”、“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孙中山所说的“知”，不仅是一般的“知到”，而是“知道”，“道”即“规律”，“知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知难行易”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把中国传统的“知”与“行”的“难”与“易”的位置颠倒过来。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信奉“知之非艰，行知惟艰”（即“知易行难”）的信条，而孙中山创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即“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知”比“行”难，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才从“不知”到“知”。他列举十件大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以无数事实论证“知”比“行”更难，因为人们往往懂得去做，却不懂得做的道理。如“饮食”是人的本能，从娘胎出来，不待教即能有饮食的行为，但有多少人能知其中的道理？人们天天用钱，甚至以为“金钱万能”，但有多少人知道“钱”是什么，有何功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然而用什么方法，人民“亦不能自知”。只有到了近代，有了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等，人们才懂得饮食的道理；有了经济学，人们才开始知道钱币作为“百货之中准”的道理；有了文理之学，人们才懂得做文章的道理。孙中山认为，“知”和“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从根本上而推翻”。孙中山是说，人们的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广泛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则是很难，科学、知识、理论、学说来之不易。“知难行易”学说的理论归宿是强调“知”来之不易，但能知也便能行，而且更能行。  　　“知难行易”学说创立的宗旨：一是揭示“行”是“知”的基础，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但“知”比“行”具有更高的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二是揭示近代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知而后行”的新时代，人们不再是“不知而行”，或“行而后知”，而是“知而后行”，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三是直接针对“知易行难”，只注重经验，忽视理论，轻视科学的旧思维方式，晓谕人们必须从变“知易行难”为“知难行易”，“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路”。  　　“知难行易”学说，抓住了时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为孙中山开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知行发展三时期  　　《孙文学说》中，为说明人类从“知”到“行”是一个艰苦过程，而提出了知行发展三时期论，并阐述了三时期的划分及其划分的依据。后来，孙中山虽用到这一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但再没有在理论上展开。  　　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过程是知和行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由草昧进文明”是“不知而行时期”；第二时期——“由文明再进文明”，是“行而后知”时期；第三时期——“由科学发明而后”，是“知而后行时期”。就是说，人类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时，是处于蒙昧时代，“人类浑浑噩噩不识不知”，人们虽然也进行各种“行”的活动，但那时的“行”并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故称之为“不知而行”；当人们跨入文明门槛之后，“人类之觉悟渐高，知识日涨”，已经能在各种不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知道”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故这一时期称为“行而后知”；当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近代科学产生之后，人类有了“真知识”，达到了“知道”，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故这一时期称为“知而后行”。三个时期的发展展示了人类进化由比较盲目的、缺乏科学真知指导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较自觉的、在科学真知指导下的“行”——“知而后行”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通过“行”而产生“知”，另一方面，又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行”，“行”与“知”的辩证发展构成人类文明进化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相一致。  （三）“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  　　《孙文学说》第五章“知行总论”里提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的观点，接着第六章以“能知必能行”为题，以国内外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为据展开论述。该书第七章孙中山以“不知亦能行”为题，同样引古今例子进行论证。  　　孙中山认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天下事”只怕“不能知”，“倘能由科学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在科学的真知灼见的指导下，“行”并不难。孙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独立运动、暹罗效仿日本维新等的成功，佐证“知之则必能行之”。孙中山强调世界已处于“科学倡明”时代，中国顺应“世界进化之潮流”，依循各国的“先例”，在科学真知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则革命与建设必能成功。孙中山又认为，“不知亦能行”，人类的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的门径”，人类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是不可“变易”的“自然法则”，它不因科学倡明而改变。因为即使在科学倡明的时代，人类也不可能什么事都“先知之而后行之”，“不知而行”的情况比“知而后行”的情况会更多，“行”不仅是人类的本能，而且也是人类“生存”与“发达”所必要。  　　“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二者分别揭示“知”和“行”的作用，并以此二者的并举，来阐明“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既主张“知之而后能行”，高度肯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不可轻视科学的真知，同时又认为“不知亦能行”，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勉励人们勇于实践。孙中山立此二命题，直接针对当时革命队伍中既轻视理论、缺乏理想，又不敢大胆实践，即既不欲“知”，也不欲“行”的状况。  （四）知行新路径  　　《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本着顺应世界进化潮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处于“科学倡明之世”的新的知行路径，以求能“事半功倍”。  　　孙中山认为，“当今科学倡明之世”，凡做事“必先求知”，而后才“敢从事于行”，这便能避免错误，防止失误和浪费时间，以提高工作效率。他进而提出新的知行路径：“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即从“知识”——“意象”——“条理”——“计划”——“功夫”。孙中山认为，只要按这一知行新路径行事，则不论事情“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指日可乐成”。他以美国的铁路工程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工程，以及当时的无线电和飞机等为例，说明这一切已是“彰彰可考”的“事实”。孙中山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由于“科学之原理既知”，以及“四周的情势皆悉”，也就是既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掌握有关的情况，于是“由工程筹定计划”，“按计划而实行”，便“无难”。  　　知行新路径论，揭示在科学倡明时代人们的知行路径从“行而不知”或“行而后知”转变为“知而后行”。孙中山主张自觉地在科学的指导下，先计划后行动，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  （五）“三种人”  　　孙中山一贯关注民众，认为革命和建设都是各种人合力的结果。《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在“人类的进化”中，有三种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概念，着眼于三种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设事业。又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先知先觉者”缺少，“后知后觉者”“重实行而轻理想”，“不知不觉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孙中山晚年，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对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军阀失去了信心，开始转向寻求民众的力量。在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进一步阐述“三种人”学说时，仍主张世间的事均由“三种人”“合力”作成，同时一方面把注意力转为强调第三种人作为“实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觉者”的聪明才智和发明作用。  　　“三种人”论的基本内涵：（1）提出划分“三种人”的依据。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他却依据“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2）人类文明由三种人共同创造。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成于”三种人，“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都是不可能”。（3）三种人作用各异，但“相需为用，缺一不可”。孙中山认为“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后知后觉”——“是宣传家”，“不知不觉”——“是实行家”，由第一种人“创造发明”，第二种人“仿效推行”，第三种人“竭力乐行”。“三种人”的关系就像建楼房时工程师、工头和工人的关系，工程师通盘计算、画出图纸，工头看清图纸后交工人搬运材料、砌砖盖瓦，楼房是“三种人共同做出来”，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故孙中山强调“为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4）世界的进步，或说是靠“第一种人”，或说是靠“第三种人”。孙中山认为，第一种人称“先知先觉”，有“绝顶的聪明”，由于这种人“预先想出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情”，“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但又认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责任，第三种人“也要有一份”。  　　“三种人”论，没有彻底摆脱“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观的影响，但揭示了历史由三种人创造，并重视“不知不觉”的“实行家”，即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的作用。孙中山早年便关注民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晚年又从依靠军阀转向依靠民众，相信“求中国民族解放”实以“多数之民众”为后盾，提出“扶助农工”，并坚定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政治的决心。“三种人”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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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民生史观

（一）民生动力  　　孙中山一向注重民生，领导民主革命的初期即提出民生问题，并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民生主义”成为其革命学说“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民国13年（1924），孙中山作“三民主义”讲演时，才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把“民生”作为社会进化的“重心”，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并展开理论的阐述，标志着孙中山别具特色的民生史观的创立。  　　孙中山在回答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提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他认定“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也就是“社会的重心”、“历史的重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所谓“民生”，在孙中山看来便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民生”问题，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是“人类求生存问题”。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即“民生”问题，“社会才有进步”。由此孙中山推断，“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孙中山认为，“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孙中山不同意马克思以“物质”、以“阶级战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就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步为果”，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在孙中山看来，“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时的“一种病症”，其产生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此“人类求生存”——“民生”问题就是“因”，“阶级战争”是“果”。  　　民生动力论，显示了孙中山对社会生活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它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误解，但却揭示了人类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和作用，因而，它成为孙中山坚持“民为邦本”，终生关注民众疾苦，以解决民生问题、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为革命的最终目的的理论依据。从理论的层面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从“杰出人物”或从“绝对观念”那里去寻求历史发展动因的唯心史观。  （二）均平与协调  　　均平与协调论，是孙中山所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继承中国哲学的思辨性，而避免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性的突出体现。  　　孙中山没有专著阐述均平与协调论，集中谈论均平与协调的言论也不多，仅有几次较明确的表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十七日，在《复某友人函》中，首次提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役”，“今日之不平”，日后必有“大冲突”而趋于“平均”，明确把“均平”作为事物的自身属性。民国元年（1912）4月14～16日，对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孙中山坦言他所抱的“宗旨”，“不过平其不平”，即要把“不平”的事弄“平”，又说以“分配平均之法”解决社会问题。民国10年4月4日，在广东教育会的讲话中，孙中山指出，政治中有“自由”的潮流和“秩序”的潮流两股力量，只要“两力平衡，方能适当”。民国12年12月2日，在广东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称“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民国13年间，孙中山反复运用“均平”的观点分析社会问题，寻求革命的出路，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特别明确提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视“协调”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尽管集中地明确地论述“均平”与“协调”不多，但孙中山的整个革命理论却体现着均平与协调论的红线，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六方面：（1）体现于“三民主义”总纲——一个“平”字。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是一贯的”，“都是打不平”，即“对外打不平”、“对内打不平”和“对富人打不平”。（2）体现于政权建设——“均权”主张。孙中山主张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制度”，又主张“权能相分”，达到“地方”与“中央”均权，“政权”与“治权”的适度平衡，协调地方与中央、官员与民众的关系。（3）体现于经济纲领——“均富”的主张。为解决“社会上贫富太不均”，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通过“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由国家统一调控和支配社会资本和财富，而从根本上协调贫富关系。（4）体现于经济建设——各区域、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孙中山主张以“系统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在他设计的经济建设蓝图“实业计划”中，规划各个经济部门、经济区域都“彼此相互依倚”，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环环相扣，以求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5）体现于社会发展——以“协调利益”为动力。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而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即“为大多数谋利益”，“调和”、“协调”这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便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6）体现于国际关系——国与国的互助与协调。孙中山主张采取“开放主义”的国策，认为国与国的互助、互惠与协调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明确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以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相互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此外，孙中山还主张中西文化的兼容和协调发展。  　　均平与协调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孙中山的行动指南，贯穿于他的整个三民主义学说和一生的革命实践。直至晚年，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他仍然坚持以均平与协调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论，是孙中山针对西方流行的“生存竞争”学说而提出，主要回答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原则和规律问题。  　　社会互助论，在孙中山的许多讲演和题词中多有提及。民国元年至2年（1912～1913）间，孙中山多次批评“生存竞争”学说。民国元年10月14～16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时首次明确提出，“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民国2年2月2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称，当今社会主义时代“注重人道”，“不重相争，而重相助”。完整地从历史观的层面上阐述社会互助论，则是在民国7年撰写的《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在肯定宇宙进化经历物质——物种——人类三个时期之后，提出“互助”是人类进化的原则。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称“互助”是“人类进化之主动力”。民国13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称古代人类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同类相助”，即“互助”。孙中山所言的“互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互补”，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中，“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聪明才力各不相同，聪明才力“有余”的人，“当辅助”聪明才力“不足”的人，“以有余补不足”。其次，是“相识”、“相亲”。孙中山认为人“能知”、“能识”，因而“人与人可以相识、相亲”，彼此的“相识”、“相亲”便是“互助”。再次，是“相助”。孙中山认为，人不能“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之利益”，“人不应相争，而应相助”，“互助”便是互不相争，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援助。  　　孙中山把“互助”作为人类进化的原则和动力。他认为人类由“有智识、能互助”的动物进化而来，“合作互助，生存之本”，“互助”是人异于动物的标志。因为人是有道德的动物，而道德的基础便是互助，道德即互助，互助即道德。因而，孙中山断定“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互助之用也”。他强调人类进化的原则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进化的原则是“竞争”，人类进化的原则是“互助”，社会国家是“互助”的实体，而仁义道德则是“互助”的表现。“互助”作为人类的进化原则，是不可抗拒的，只可顺应，否则将受到惩罚。孙中山还认为，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互助”所以成为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因为人类“能互助，故能合而御强”，又由于人能彼此“相识”、“相亲”、“互助”，便能凝聚和团结，联合起来抵御来自大自然的各种袭击，从而能“自保”和“进化”。孙中山在肯定人类进化离不开“互助”的同时，也看到争斗、竞争和战争仍然存在。但认为“斗争之性”是“动物性根”遗留给人类，“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并寄希望于“世界大同”，“永无争战”。  　　社会互助论，一方面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的“仁爱”、“兼爱”、“大同”思想的承传。它揭示了互助、道德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虽然对矛盾斗争性有某种忽略，但它毕竟成为孙中山建立三民主义学说，以及提出协调经济利益、三种人共同创造历史，以及对外开放、进行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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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宗教观

（一）政治与宗教相提挈  　　政治与宗教相提挈论，是孙中山宗教观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又是一名终生信奉基督教的教徒。清光绪九年（1883）年底，孙中山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洗礼入教。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后，他认识到，“就宗教与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更优”，从此倾向于进化论，否定上帝造人说，但也并“未完全”“弃置”基督教。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对外宣言》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国民宗教信仰自由。民国元年5月11日在广州石室天主教堂欢迎会上和9月5日出席北京基督教六教会欢迎会的讲演中，谈及“政治与宗教”的“连带关系”，宗教“补助”政治的“不及”，并明确提出“政治改良，宗教亦渐改良”，“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挈”，又多次接见宗教界人士，鼓励各教发挥作用。  　　孙中山认为，宗教与政治有“连带关系”，一方面，宗教“是问政治的”，“耶稣是个革命者”；另一方面，政治需要宗教补充，“国家政治上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凡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孙中山进而指出，宗教的“补助”作用产生于“宗教富于道德”。孙中山认为，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先有“人形”，再从“人形”而进入于“神圣”，所以“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孙中山便是把耶稣基督作为人格和道德完善的化身来加以信奉，基督教义所包含的救世、献身、友爱、平等、公正等道德观念，被融入孙中山的崇高人格。民国初年，他主张发挥宗教的“劝善”作用，利用宗教道德净化国民道德，激发全民的“爱国心”和“各尽其责”的社会责任感，以铸造有完全人格的国民，由此“补民国政令之不逮”，“辅助国家，促进政治之进步”。  　　政治与宗教相提挈论，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相互依倚、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在认识了宗教不及科学之后，仍然要发挥宗教的作用，并立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政教分立论  　　民国初年，孙中山虽然承认宗教对政治有辅助作用，却又主张“政教分立”。他在民国元年（1912）2月6日《复高翼圣韦亚杰函》中提出“政教分立”是“近世文明国”的“公例”。  　　孙中山抛开作为一名虔诚基督教徒的个人宗教情结，在肯定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的同时，理智地提出教可辅政，但不得干政，反对政教合一，力主政教分立的主张。原因是：（1）从发挥宗教的作用上，孙中山认为只有政教分立，宗教才不受政治的“纷扰”，使“信教”和“传教”“皆得自由”，教会能“发挥其真美之宗旨”；（2）从国际惯例上，孙中山认为“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3）从历史经验上，孙中山认为，近代以后，一些有“野心”的国家，以传教士为“前驱之谍”，或是外国传教士“溢出范围，涉及内政”，进行侵略活动；（4）从现实上，孙中山认为教会“在现在制度下”，宗教“不免有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能”。  　　政教分立论，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孙中山的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宗教有主义  　　民国元年（1912）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虽然认为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是宣传“空虚”的道理，但又指出宗教“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  　　孙中山认为，“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是宗教“之所以能感化人的道理”所在，因为一般的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不惜一切，“牺牲生命”也“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  　　宗教有主义论，是孙中山一生虔诚信奉基督，把基督的教义融入他的革命学说，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人生历程的理论总结。经历了多次挫折的孙中山，在他的晚年试图以他的主义去统一全党和全民的力量，他借鉴“宗教有主义”，效法通过宣传主义去感化人的做法，反映出孙中山的宗教观服务于他的政治活动。  （四）以基督教作新文化基础  　　孙中山青年时代皈依基督教，一直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力图通过基督教去吸纳西方文明的养分，他建构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曾借取基督教义。后来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明确提出，“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体现孙中山“仿行西法”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取向。到了晚年，孙中山却提出“复我国粹”，并主张以中国的“王道文化”作为新文化的“基础”，文化取向发生了变化。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得到“世界各国都尊重”就必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一新文化的“基础”，便是基督教。孙中山的依据：（1）“基督教的经典，是文化的法规”，它又是“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展”的；（2）“基督教的精义，确实是活的真理”，“可以实行”，他“知革命之真理，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他的“革命精神”，多“得力于基督教”；（3）中国传统宗教如孔教、佛教、道教，都比较“保守”，“不能使本国的文化进步”，中国的偶像崇拜，更是愚昧落后。  　　基督教作为新文化基础论，是孙中山早期学习西方以改造中国的文化取向的哲学基础，反映孙中山欲摒弃保守的旧文化，建筑中国新文化的美好愿望，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基督教作用。孙中山没有始终坚持这一理论，事实上它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支配着孙中山，成为他致力于通过基督教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理论

]]> 2006-12-20 11:30:09 http://blog.tom.com/huangwz4396783/article/86.html

孙中山伦理观

孙中山在联系中国实际，阐发自己的伦理观时，非常重视“心性文明”的建设。他指出：“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他坚信物质文明程度越高，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的“道德文明”（心性文明）的水平也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要靠“文化的发扬”和有“很好的道德”。因此，他号召国民要“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军阀官僚”，创造和谐的、有秩序的美好社会，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一）以中国“固有道德”为基础  　　孙中山伦理观的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他指出：“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就其源流，考其利病，是指补偏救弊之方”。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近几百年间，中国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丢掉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  　　孙中山认为，中国“固有的旧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在新的历史时代赋有新的内涵。另外，他还提倡过“智仁勇”精神。  　　1．忠孝  　　对于“忠”，孙中山这样认为，“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都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可见，孙中山对封建主义的忠君之忠是断然否定的，他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的新道德。  　　对于“孝”，孙中山则认为，“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他的这一说法并不是肯定封建孝道，封建人伦的“孝”是封建人伦的“忠”的基础，而孙中山所讲的“孝”，却是以民国之国民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与他讲的“忠”相辅相成的。正如孙中山所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2．仁爱  　　孙中山对“仁爱”一词的解释与儒家的传统诠释也有区别。他没有引证儒家的传统说法，而是采用了被儒家视为异端的墨子的“兼爱说”。他说：中国“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他还指出“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唯独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最为“适当”，并说：“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从而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仁爱解释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博爱。他批评了“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的论调，认为要“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最后，他为仁爱赋予以爱国、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新内容，说革命党人、革命军人的仁，应表现为爱国、救国，三民主义“即为军人之仁所由表现。”  　　3．信义  　　孙中山对于信义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曾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他用传统的“信义”观念来规范近代世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并以中国和日本对待自己的邻国朝鲜的不同态度为例，谴责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弱小国家的欺诈掠夺，认为这既不守“信”，也不守“义”。  　　4．和平  　　孙中山在谈到“义”的时候，又提出了新的和平概念。他说：“中国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可见，孙中山提倡的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守信尚义、和睦共存的民族伦理道德，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以仁义道德为内容的东方文化。  （二）以“互助”、“博爱”为原则  　　孙中山在13岁时就到国外生活、学习、工作，对西方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西方文明在其伦理思想的形成中有着决定作用。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而西方走进文明至今不过几百年，中国积弱的缘由是“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为近世的文明”。中国要转弱为强，就应“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在伦理思想上，孙中山“取法”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最高道德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20世纪初，他就明白宣布：“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三民主义“皆为平等、自由主义”，彼此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人类互助原则和博爱观。  　　1．“人类以互助为原则”  　　孙中山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之理”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但他坚决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用于人类社会。他把进化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三个时期。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即在于，生物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是人类因互助的需要而结成的整体。“道德仁义”是互助原则的具体表现，人类只有互助才能解决“求生存”的问题，才能使社会国家得以维持，社会国家的进步在于培养高尚道德，故互助也是道德思想进化的根源。  　　基于此，孙中山提出：人类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重于利人者，每每直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因此，“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宜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如果人人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人服务，就可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发扬利他主义，也就是克服利己主义。孙中山针对当时社会中做官总是和谋取私利相联系的现象，多次告诫革命党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  　　孙中山的“互助”思想既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墨子的“兼爱说”，也有会党的“义气团结”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受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互助论”的影响。孙中山利用这一学说，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生存竞争原则只能适用于无知的物种进化，而不是用于有道德意识的人类进化。“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孙中山还认为，“互助”包括“社会互助”和“国际互助”，“社会互助”即“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要调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就有赖于人际间的互助合作，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能生存发达、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国际互助”即“相资为用，互相以成”。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是“荒岛孤人之思想”，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进行国际之间的“互助”。  　　2．“博爱之心理”  　　孙中山认为，西方学者所说的“博爱”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兼爱”、“仁爱”是相通的。他还对以“博爱”为内容的“仁”作了不同内容的解释：“救世之仁”即“舍身以救世”的“宗教家之仁”；“救人之仁”即“以乐善好施为事”的“慈善家之仁”；“志士爱国之仁”即“救国之仁”。孙中山把博爱看成是一种心理，他的“博爱之心理”就是孟子的“恻隐之心”，是“良知”。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诸君享这样的安乐幸福，想到国民同胞的痛苦，应该有一种恻隐怜爱之心。孟子所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诸君所固有的良知。”  　　为了实现救国理想，孙中山还把“博爱”的口号与爱国主义和民生主义联系起来。他在《对驻广州湘军演说》中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穷财尽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世界。无论哪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之内，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现在中国之内，这种痛苦日日增进，这种烦恼天天增多。我们看到这种痛苦世界，应该有悲天悯人之心，发生大慈大悲，去超度这个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变到好的地方；把这种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孙中山在这里借用了佛教的语言，但他并不是教徒，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改良派，而是一个决心把旧世界改造成为新世界的革命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三）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境界  　　“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最高境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二千多年以前孔子提出来的。孙中山认为，以前的“天下”是“天生的”天子的“家天下”，所以孔子的思想没有成为现实，“后来人类觉悟了，”认识到“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他曾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做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在孙中山的理想“天下”里，除了存在政治上“专制”与“民权”的区别，还有道德上的差异，即“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  　　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孙中山指出：“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必须以德修身，完善自身，才能齐家、治国。孙中山充分肯定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始终把道德教育、道德感化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使其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服务，在实践上有重要的意义。  　　信奉进化论的孙中山相信“文明进步”是人类必然趋势，“大同世界”的理想一定能实现。“人类进化之目的”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耶稣所谓‘尔皆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了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已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于以前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不在远。”孙中山把“天下为公”的“公”看作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潮流，就能到达“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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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文化观

（一）文化开放与民族振兴  　　孙中山文化观主张文化必须开放，而开放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华民族。  　　文化开放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辛亥革命前便多次谈及。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十二日，孙中山与邓廷铿的谈话时说到“我素重西学”，“欲将中国格外振兴”，首次把学习西方和振兴中华联系起来，以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次年初，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时，明确提出“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讲中，挑明文化开放的原因是为了“改革”能“取法乎上”。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回国途经欧洲时发表演说，具体说明文化开放的的内容是“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与中国的“旧文化”相“融贯”。孙中山晚年，比较强调“发扬”本国的民族文化，以振兴民族精神，但仍不忘文化开放，于民国13年（1924）1月2日《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再次明确文化开放以民族振兴为目的，“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在孙中山的文化观中，“开放”是主旋律，而文化开放以民族振兴为宗旨。孙中山认为，中国“今日改革的思想”，必须“取法乎上”，然而，曾是“文物之邦”的中国，近两百年来却落后了，“停滞不前了”，而“欧洲近来的文化”“进步很快”，“比中国进步”，“上乘”的思想，主要是“民主”思想。它并非中国文化所固有，故必须“外铄”，“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孙中山又认为，“大凡一个国家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武力之后便是文化建设，通过“学习外国之所长”，“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最终目的是把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甚至于“驾乎欧美之上”。  （二）兼收众长与益以创新  　　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1897年3月15日），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中，在提出“对欧洲文化采取开放态度”时，强调对西方文化“不是说，我们要全盘搬过来”。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在欧洲的讲话，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兼容，即“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民国12年（1923）1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八字方针。同年12月21日，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论及了“兼收众长”的具体内容，即“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融于一炉。次年“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多次谈论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也有自身的优势，要把固有的道德文化恢复起来，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要学习外国”。  　　孙中山认为，文化开放的具体途径是“兼收众长”，不论是古还是今，是中还是外，只要有用便兼而收之。孙中山又认为，“兼收众长”则须“进行比较、选择”，文化比较是文化开放的前提。孙中山通过文化比较检视了各种文化的特点及各自的优长，发现虽然文化进步有先后，但不管什么文化，总是先进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进，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文化开放应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而“比较”之后便是“选择”，对外国的“长”、“对我有用的东西”，才去学，而不是“全盘搬过来”；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也要古为今用，“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兼收众长”的目的，是“益以创新”，在文化的“比较”和“选择”之后，进行吸取、消化诸家之所长，最后达到“创新”，走自己的路的目的。所以学古人必须超乎古人，学西人要“驾于欧美”，终究要“作成一中西合璧之中国”。孙中山的“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可以用一简单公式表示：“比较”—“选择”—“兼收”—“融贯”—“创新”。  （三）复我国粹与学习西方  　　孙中山十分关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早年便提出要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贯。清宣统三年（1911）在欧洲的演说中便提出，“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文化而融贯之”。这种看法持续了很长时间，成为孙中山融会中西方文化的一贯思想。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贯时，二者间是否有一个主体与基础问题，随着孙中山对振奋民族精神的愈加关切，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到了晚年，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中西文化的融会，必须以中国文化作为“基础”。他于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强调“恢复”和“发扬光大”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指出“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并明确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同年11月28日，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时，谈论了“大亚洲主义”，并认为“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明确提出要造成大亚洲主义，“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  　　孙中山素来肯定中华文化的优长，认为“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中国有“四千余年的文明”，“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大”。孙中山晚年，进一步把民族文化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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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开放主义思想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广义的文化开放，到经济建设的开放，再到明确地定为国策。  　　孙中山早年提出的“开放”，是文化开放。鉴于他生活的时代，在目睹了“欧洲文化东渐”，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通过对西方各国的历史考察，他认定“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当时的孙中山正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力图“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融贯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借鉴“欧洲强国之本”，“泰西治国之规”，学习西方“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兴物利民”，“地尽其利”以及“恤商”、“保商”、“兴农务”等方面的经验。要从不同的层面上，向西方文化开放，撷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在学习西方文化，融会中西文化中，寻觅“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的中华文化重获生机，使落后挨打的中国“格外振兴”。  　　孙中山把“开放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策略思想，以至作为国策，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清宣统三年（1911），孙中山在归国路经欧洲演讲时明确提出，“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提出了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基本国策思想。民国元年（1912）4月，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孙中山说，“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同年9月5日，在北京迎宾馆的答礼会上，孙中山又斩钉截铁地说，“我若[欲]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同年9月27日，在济南一次欢迎会上的讲话，孙中山阐明开放主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批评中国人的排外心理，指出“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同年10月12日，在上海一次欢迎会上，孙中山提出“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开始把“开放门户”和“政策”连在一起，明确把“开放主义”作为基本国策。讲话中还阐明开放与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再次强调实行开放主义的必要性。他呼吁国人要顺应“开放”的历史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同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的欢迎会上，孙中山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开放政策的集中体现，在计划中他明确以开放主义作为经济建设基本政策的思想。孙中山晚年，虽提出弘扬民族文化、民族道德和精神，以至主张“复我一切国粹”，但他没有放弃开放主义政策。他仍然强调：“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宗旨，是要借助国际力量，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以使中国早日跨进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的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更不是为满足少数寄生阶层穷奢极侈的欲望而开放；孙中山的“开放”，是张开臂膀去欢迎“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的一切东西，只要对“振兴中华”有利、有用，则来者不拒。  　　孙中山认为全面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开放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工业时代，商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它要求空间的开放，要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任何国家都必须相互开放。商品经济的“重炮”也必将冲破人们的“仇外心理”，国家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振兴。孙中山正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国不论大小，只要开放，就能振兴，就能迅速发展，而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闭关锁国。然而，封闭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国门也必然被外来的武力打开。其次，孙中山认识到，开放是中国振兴的必然要求。孙中山认为，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下，要振兴中国，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设备，“要想发达实业，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通过对外开放，以解决建设中资金、人才、设备缺乏的困难。  （二）开放需保持主权  　　孙中山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既要“门户开放”是为了振兴实业，又必须保持“完全主权”。  　　民国元年（1912），在多次谈话和演说中，孙中山明确阐述了实行门户开放、但要保持主权的观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一再强调“发展之权”关系国家存亡，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紧握“发展之大权”。  　　孙中山揭示了“开放”与“主权”的关系，只有“开放”，才可以使国家富强，才能有财力使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取得平等地位，而最终“保障主权”，但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完全主权”，否则便会丧失主权，沦为亡国奴。他明确指出：“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他认为，实行门户开放，让外国人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向外国引进资金、人才、科学技术等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在保持中国的“完全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孙中山认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新政府”所行的一切“政策”，目的在“令中国大富”，故“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独立与富强对中国具有同样意义的重要。但国家不独立，富强便无从谈起。“主权”乃国家之生命所在，他认为“发展之权”，是中国存亡之关键，“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因而，在实施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完全主权，紧握经济“发展之大权”，才能达到开放的目的。孙中山认为，开放与主权相比，开放为“小”，而主权为“大”。  　　孙中山明确提出保障主权的两大措施：其一是，掌握海关大权，因为，海关乃一国主权的重要体现。孙中山曾向外国人公开表明，“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兴办实业”。但是，“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由于海关大权旁落，在国际贸易中权益丧失，把不住进出口的关卡，不能同外国人平等来往，也就不能在开放中保住本国的合法权益，维护主权。孙中山认定，中国“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通过海关税，保护中国经济在开放中不受外来因素的冲击。其二是，订立合约。孙中山明确提出“借债立约得当，则永不失败”，“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乃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孙中山以为，“立约”是维护中国利权的关键。不论是借外债、引进外资，或是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实业，都必须“立约”，而且，合约必须订得“得当”，即限定借债以及办企业的期限，保证在期满之后，中国可以“收赎”，以保障中国的利权不至于无限期地落入外国人之手。  　　在处理对外开放与保持主权二者的关系上，孙中山强调主权至上，同时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达到维护主权的目的，并且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孙中山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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