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月

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他留给我的唯一印象仅仅是家中相册上那张不到一寸的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爷爷浓眉大眼，骨节宽大，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干练和雷厉风行的气质。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农村，出身根正苗红的爷爷可谓风头十足，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副队长、队长，掌管着全队三百多人的劳动出勤、考核、分粮等头等大事，是个说一不二、出口成令的风云人物，但不可思议的是，年轻的爷爷居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中被活活饿死了。

爷爷死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本该是丰收、壮硕的日子，却成了他永远的祭日。

没有体验过饥饿噬咬的人们永远都不会相信，爷爷那时一天的口粮只有六两，而实际上，公共食堂里那些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面汤吃下肚后，很快就会变成几泡尿撒出来，这对一个正当壮年的汉子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好在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终于来到了人间，那满山坡的玉米棒子善解人意地挺立在田头，还有金黄酥香的山梨、缠绕在田间地角的大豆、黄豆也接二连三地成熟了，这给饥饿难熬的人们带来了吃饱肚子的希望。

但这希望是近乎渺茫的，身为生产队长的爷爷知道，即使把全队的粮食丝毫未损地全部收进粮仓，也远远交不够上边下达的公粮任务，何况饥饿的人们怎能放过满山坡俯手即拾的粮食？因此玉米棒子还未完全成熟，爷爷便和几个队里的负责人整夜守候在田头。那时偷粮成风，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出动老人、小孩去偷粮，有的甚至连当家的汉子、婆娘也出动了。而爷爷不但对触手可及的粮食视而不见，还严禁奶奶和几个孩子出去偷粮。一天夜里，饥饿难耐的奶奶和大伯、父亲摸黑出去，趁守夜人不备，偷摘了几个玉米棒子回来，刚刚煮到锅里，爷爷就带着人马追到了家里，不顾孩子们的哭喊和奶奶的哀求，爷爷硬是把三个玉米棒子从他们手中生生抢走，第二天还勒令奶奶在全队社员大会上深刻检讨，并扣她一顿早饭，以示惩戒。

爷爷虽铁面无私，但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那时村头的王四婆婆儿子、儿媳俱亡，留下两个饿得敖敖直叫的孙子。王四婆婆无奈之下只好去偷队里的粮，谁知第一次偷南瓜便被爷爷抓住了。听奶奶讲，爷爷不但未责罚她，还让她把摘下的南瓜偷偷抱回了家，后来爷爷又多次明里暗里地照顾过王家，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饿着肚子。如今，王四婆婆那两个已四十多岁的孙子一说起我爷爷便禁不住热泪盈眶：“当初要不是姜队长照顾咱家，咱兄弟俩怕是逃不过粮食关呢。”

爷爷在整个秋收季节不但整夜守候在田头，白天还要带着全队人抢收粮食。高负荷的劳动透支着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而高度紧张、类似间谍一样的盯梢则使他精神崩溃，疲于应付。饥肠辘辘的人们，面对酥香的山梨、嫩黄的玉米棒子，恨不能一口吞下肚去。爷爷只要稍不留神，便有人抓起身边的粮食，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据村中上了岁数的老人讲，整个秋收季节，山田里都飘荡着我爷爷如雷般的咆哮声，那声音开始是雄壮的，后来便由强变弱。其实，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爷爷的吼声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干活的人们，往往是这个被迫放下了玉米棒子，那个又抓起酥梨啃了起来，如此反复，令我爷爷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秋收未完，爷爷便一头病倒了。准确说，他是被饥饿和劳累压倒的。高强度的劳动需要更多的食物热量来补偿体力，而他不但未获补偿，还大大透支了身体内所剩无几的一点能量。病来如山倒，但许多人都清楚，他这病只需多吃几顿饱饭、多睡几个好觉就能痊愈的。奶奶哭着去找了大队书记，好歹讨回了几个虫蛀过的山梨和一堆半蔫米的玉米棒子。刚抱回家中，爷爷的骂声便劈头盖脸地砸向奶奶，他死活不肯吃那些东西，并强迫奶奶将它们重新抱回了队里的仓库。在床上躺了十来天后，靠面糊汤维持生命的爷爷终于走向了他生命的边缘，而在最后时刻，他还对赶来探视病情的大队书记说了声：“书记，今年的秋粮，二队怕是完球不成了……”

爷爷就那样去世了，他丢下了不足十岁的大伯和我父亲，丢下了我年轻的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送葬那天，据说全村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如今，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已经过去，尽管今天的我对爷爷当初的行为很不理解，但每次回老家，听村中的老人们讲起他时，那种溢于言表的崇敬，那些发自内心的纯朴的赞美之词，在令我百思不解的同时，心里也未免生出一些自豪和满足。

爷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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