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参加了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简称TGC）in 北京。这是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的一部分。TGC去年也参加过CHIC，今年是第二次。去年是位于三元桥的国展举办，今年则是位于机场附近的新国展举办。TGC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fashon show（时尚秀），也是日本女孩时尚动态及观念的代名词。TGCin东京已经举办了6次，每一次到场的观众超过几万，跟踪的媒体，包括现场直播，也很多。TGC在法国巴黎也举办过。日本政府也积极支持TGC能够在海外推广其影响力。TGC是本来从小小的手机业务开始的公司下的组委会、政府、媒体、民众、客户、民间企业等各种主体结合资源后的产物。

这名副其实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是日本正在培养中的“软实力”。是所有日本国民都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TGC的协调人，我这段时间以来，一直紧密参与、接触TGC北京参加CHIC的筹备过程。毕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商，一起推动，因此，在所有沟通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文化背景、生长环境、观念、价值观、人生观、本国氛围的影响、第三国的影响等等。许多问题使得两者感到一定的困惑。不过，中国人与日本人是需要沟通的。而在这样北京召开的隆重国际活动上，能够共同面临共同的目标，这是促进相互理解，深化友谊的最大机会。对，这确实是个机会。。

昨天，会场是满满的。气氛是勃勃的。我的心里也很激动。这次模特，除了日本顶级模特，桥本丽香、长谷川润、松本莉绪、葛冈碧四个模特外，中国模特，日本航空（JAL）广告代言人LINA，瑞丽的模特也参加，她们穿着一共9种品牌走台。观众很多，年轻女孩为主，还有国内外的媒体朋友们，还有超过100人的TGC组委会成员，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这次，凤凰时尚也全力支持我们的活动，进行了专题，跟踪报道等，大家可以到凤凰时尚看一看有关报道与内容。总之，这一切是日本时尚向中国发出声音的过程，中国不断吸收日本时尚观，并且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时尚空间、理念的过程。

人有时难免情绪化。我本来对时尚界没有那么的感兴趣。不过，通过认识TGC、参与TGC在北京举办的过程中，我跟TGC之间已经架起了不可分割的桥梁。我今后会负责任地向中国传播日本的时尚，把中国的时尚引进到日本，让两国的时尚界共同成长，但愿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棵树。

在中日两国遇到问题时，我们也许应该想，除了政治，还有经济，除了社会，还有文化，除了历史，还有时尚。。

26日，从3月14日，事件发生以来一直被禁止进入西藏境内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通过外交部与自治区政府的安排，以三天的日程，开始进入西藏拉萨，有“规划”地展开采访。但这些记者都是中国政府“指名'的媒体，包括日本共同社、欧美、中东、亚洲、香港台湾等9家媒体，26位记者。

我们怎么理解这事实？中国政府一直禁止外国记者进西藏采访。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记者亲眼看到真相。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徘徊着，即究竟”不让外国记者进来，而引起偏颇报道“，还是”让外国记者进来，而引起偏颇报道“，哪个更合适、合理、有效一些？在这里，只能说，各方都有利有弊。至今，中方采取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不过，”不开放“政策只好引起国外更多怀疑，因为，对于国外普通读者看，“不知道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是最容易引起对华恐惧心的局面。

我一直认为，本次，中国政府对西藏暴力事件的“媒体方略”很符合本国现实的需求。而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终于放开了对外国记者的境内采访。虽然所有采访行程都是由“导游”来引导，不过，此对策调整确实令人感到新鲜，中国在公关方面确实调整了姿态，把自己变得更加开放、灵活、甚至务实。

今后，我还不好推测外国媒体在采访环境逐步转变的情况下，将怎样“处理”对西藏暴乱事件。不过，我至少要主张，在类似西藏事件，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在中国与外国，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需要更加开放、坦诚、理性的对话。

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心连心”的交流，是一切和谐的基础。

在胡主席五月初即将访问日本之际，日本的福田首相似乎面临着“两难”。福田一上任就提倡“共鸣外交”，即日本在对外政策上，日美同盟与对华政策之间保持平衡，总之，“两边”都做好。他去年年底访问中国之际，提出中日应该建立“创造性合作关系”，他还对中国“和谐社会”的理念给与了高度评价。作为30年前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福田赳夫首相的儿子，他也相当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有所作为，甚至试图处理好对华关系，巩固国内的权力基础。福田是日本罕见“看重”外交的领导人。

那么，福田怎么反应西藏？前不久，中日两国之间刚刚发生过“毒饺事件”，而且似乎还未得到“解决”。听我日本的朋友说，今天国内的舆论几乎都是西藏问题，毒饺事件跑到哪里去了？在我看来，这次日本媒体的论调虽然与欧美媒体采取同样的“立场”，即给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但与此同时，报道的角度与内容似乎比欧美媒体稍微“自律”一些。

政府的态度就更加谨慎，或者“暧昧”。外相已经提出在胡主席访日时不得不涉及到西藏问题，但这主要是向国内舆论以及欧美各国的Performance。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是拥有50个以上民族的国家，对于那些威胁国家稳定的事件，只好采取敏感并慎重的措施。

日本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日本方面在中方绝对不能作出让步的问题上进行指责，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至今，经过安倍与福田首相对华政策的调整，中日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应该因这些问题而破坏两国关系。

有的外务省官员指出，”中日两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毒饺事件也表明，中日不能吵架。”

21日，福田首相被记者问到，在与胡主席的会谈上怎么提出西藏问题时表示，“如果有必要有可能提出意见，但要看情况。”福田的态度相当谨慎。

我猜测，在日本福田首相与胡主席的首脑会谈上，福田只是提出”日方希望中方作为奥运主办国，正确对待西藏问题。”胡主席表示“我们一定采取适当的措施。”双方将进行类似的沟通。这体味着，中日两国在外交场合上，不把西藏问题政治化。这应该是两国政府能够达成的共识，也是地区上负责任的双边关系迈向长期健全发展的重要抉择。

外交关系是复杂的。福田也不能光看中方的脸色展开日本的对外战略，还得看美国或欧美当局的反应如何。我们毕竟是在国际社会上”并存“的。福田的”两难”仍然没有结束。不过，从今天中日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重要时机，福田首相本人的外交理念来看，

我认为，两国政府将理性地处理西藏问题。

“你没事吗？没有受到生命威胁？！”

母亲很激动，我说“妈妈，你怎么了？我当然没事，好好的。”但母亲反驳说，“但媒体说，西藏问题很严重，似乎是全国都包围的样子。很严重吧？”我说，“妈妈，你别老把媒体，尤其电视报道的内容当真。他们是夸张的。北京没什么事，只有一部分地区。”妈妈放心地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小心点哦。”

这是普普通通母子之间的对话，但在生活于中国的孩子与生活于日本的父母之间是普遍性的，甚至有代表性的对话。

03年“非典”，04年“足球亚洲杯”，05年“反日游行”，08年“毒饺事件”等，都给母子们带来类似的对话。母亲是很担心的。一旦在中国发生什么涉及到“人的安全”的事件，通过媒体大量的报道，他们开始担心，想把孩子们回到祖国，认为，中国是不安全的国家。虽然媒体报道具有夸张的一面，“以点盖面“是媒体经常采取的办法。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没有办法，媒体是靠这个吃饭的。超商业化的日本媒体更是如此。

这几天，我也一直观察正在西藏发生的“暴乱”。每天看日本、中国及欧美的媒体报道。生活在北京老外之间，西藏也是个热话题，老话题。互相传达信息，交换意见。

果然，日本、欧美媒体与中国媒体报道立场与内容之间有很大的GAP。据说，欧美的媒体是民主、自由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则是显得很“正面”的。除了这些“通常传说”外，中国还是本次事件的“当事国”，也是今年奥运会的主办国，欧美及日本则是旁观者，压力施加者。

“媒体论调都说，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不合理，不人道，不现代的。在这样情况下，主办奥运会是危险的，中国应该采取不愧于奥运主办国的措施之类的。”

妈妈这样告诉我。我认为，日本媒体的报道立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该的。只有海外媒体才能给中国带来这种压力，对正在改革开放，试图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压力。靠外压发展也是一种理性的方法。中国绝不能只靠内压生存，只好在外压与内压之间采取适当的“距离”，保持平衡。

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新华社报道，都是本着一条原则，“这次事件是达赖集团发动的，他们是为了破坏奥运会而这样干的。“”中国政府努力维护有关地区的安全与秩序。”我认为，中方采取这种措施是“现实”的。

法国外相已经暗示，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图。日本外相刚刚提出，“胡主席访日，与福田首相会谈时，一定涉及到西藏问题。”

中国不得不面临来自国外的压力，是肯定的，这种压力也考验着“中国政府克服困难，表示主办奥运会的决心如何。”

本次事件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中国擅长的“艺术”。不过，像我母亲那样日本，包括国外的普通老百姓，每当在中国发生“事件”时，究竟持有什么样的感觉或印象？中国人也不能忽视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主办奥运会的同时，你们也有必要了解；

“你们是怎样被看待的？”

       第一，  原则性。

  在本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记者提问通膨、物价等经济问题比较多，外国记者则提问西藏问题比较多，有些记者的提问内容还涉及到了台湾问题，北京奥运。在刚刚完成“政府活动报告”的温总理的脑海里，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物质精神上的一系列问题很清楚。温总理对中外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回应，表现“出色”。从他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对“原则”的姿态。

      第二，  慎重性。

  这次，有些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相当敏感，比如中国领导人与达赖集团的对话情况，北京奥运会boycott 的问题等。我发现，温总理回答中国记者的问题表现得很轻松，因为在国内领导人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上存在着清清楚楚的内在逻辑，“双方”都不会犯“错误”的。但外国记者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服从国内的惯例，虽然需要入乡随俗。温总理这次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利用翻译时间充分整理资源并“沉思”后再一步一步、慢慢地、慎重地回答问题。我认为，与提出敏感问题的外国记者的沟通上，温总理表现得也很“出色”。

   第三，灵活性。

  类似本次隆重的记者招待会上，主办方事前“大致”掌握好提问人士及顺序等，在中国，是惯例。这次，第一提问的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其次是人民日报记者，随后CNN、Financial Times、中央电视台（我估计，到这里应该是提前定好的）、德新社，还有台湾的媒体、法新社、新华社、印度的媒体等（很遗憾，日本媒体没问上）。本次记者招待会的所有程序与议程都是由主办方严格控制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温总理在严格被控制的程序面前，也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比如，他专门照顾了一直举手的印度记者，并让他提问，回答了中印关系如何构建。他在会上也主动提出“有没有法国的记者提问？

”等。虽然灵活的背后也存在着政治考虑，但他的灵活性还是值得一提的。

  今后对中国政治来说，如何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搞平衡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政治也许是不断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这是慎重的过程。两者应该也是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

（本文发表于日本《共同网》2006.7.7）

文章没有最后肯定胡主席在5月8日这一天访日，但指出两国外交当局正在磋商，把访日日期调整为8日“前后”，期间为5天左右。胡主席在日期间，将与天皇会见，与众议院议员进行会谈，还打算搞演讲，地方考察等。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隔着10年对日本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有可能总结去年年底福田首相访华及本次访日，共同提出72年中日共同声明、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98年中日共同宣言以来的“第四政治文件”。

由于饺子事件等原因，事态表明，胡主席已经不能实现“樱花盛开”时访问日本，但两国当局希望“尽早”实现胡主席访日。我认为，5月8日这时间是比较现实的，而且能看得到双方对中国国家元首访日的渴望。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上也表示，胡主席访日再也不会延期。

胡主席访日日期即将确定前，我想稍微提出一下三个疑问：

第一，胡主席访日之际，如果双方领导人共同提出“第四政治文件”，其内涵将是什么？目前，两国面临的“外交氛围”并不理想。在东海油田问题上，两国在胡主席访日之前似乎没法达成共识，杨外长也近期指出，“本问题很复杂，不应该设定解决上的期限。”“饺子事件”也还没达到最后“解决”。从目前的局势看，双方领导人共同提倡深刻并历史性内涵的“第四政治文件”，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胡主席在访日之际能把什么样的“礼物”带过去？一般来讲，一国的元首对对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带来某种礼物，这是一种外交礼仪。比如，去年年底福田首相在北大演讲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北大开展有关日本的研究项目等“福田方案”。胡主席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过去呢？

第三，胡主席的访日流程值得关注。去年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期间，除了跟中方领导人会谈外，首相还访问了北大，北京的小学，天津滨海开发区，山东曲阜孔子故乡等。这些体现着国事访问上的一种理念。那么，胡主席访日内容将是什么样子？据说，日程将总共为5天，时间并不短。访问地点、活动等将如何？反正，我期待着它能是丰富的，具有某种理念的产物。因为，这是隔着十年的历史性访问，是中日关系正面临着重要时期的重要访问。

温总理的这句话体现着中国政府对所谓“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与苦恼。把这块重视与苦恼放到中日关系的层面上，自然而然地想到所谓“饺子事件”。据说，日本民众对正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两会感兴趣的议题主要有二，一，军事问题；二，食品安全问题。民众对其他问题似乎不表示关系，其实这很正常。一国的普通民众对异国的国内会议特别关注才是罕见的。

我昨晚跟一位日本的教授吃饭。他曾经作为记者在北京工作过几年，也亲自采访过”六、四事件“，辞职记者工作后开始当教授，他是中日媒体领域的专家。我跟教授聊得很有趣，他最近也每天在日本忙于接受各种采访，都是有关“饺子事件”，他说“简直比05年反日游行时还厉害。”目前，日本的媒体还仍然拿出各种“材料”，进行有关饺子事件的报道。教授说“媒体的材料也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了。但他们还得找个材料继续报道。”他还提出“这是针对中日两国或中日关系的袭击事件，双方政府刚开始就要表示共同的举措，但现在已经晚了。”“两国之间各个角色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去想什么是公共利益。”他表示担忧。

我跟教授讨论的核心点是；究竟什么是饺子事件的“解决”？换句话说，“解决”意味着什么？是什么状态？我跟教授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只能把事情逐渐降温、淡化，最终使得民众忘掉这件事。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解决？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政府的责任是重大的。1月底，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都比较着急地表态各自不同的立场。在我看来，过于仓促，轻率。当时的政府当局考虑到了没有这样轻率表态对今后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政府是要维护自己面子的，政府正式表态立场后，能根本性地改变立场吗？几乎不可能。而媒体呢？中国媒体在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上，完全跟踪政府表态及新华社报道。而日本媒体不断把事件放大，越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越是如此。今天，日本媒体已经不能回头看了。既然自己已经放大，就只好找出各种材料与依据，继续放大，服务于民众需求。民众虽然似乎看腻了饺子事件的报道，但还仍然关心。两国政府的相互信任似乎越来越疏远。今天，日方只能表态“我们一定查清事实，继续跟中方紧密沟通，施加压力。”而中方只能表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及这次饺子事件。我们将查清事实。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两种表态都是虚大于实，是表面的套话而已。

在上述严峻的局面上，怎样才能使得民众忘掉饺子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本次事件的主导权在于民众。日本政府与媒体始终使劲迎合民众的需求。何时能让民众忘掉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只有三种可能；一，靠政治解决。双方领导下决心，不再追求责任到底在哪一方，并且双方都承认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共同表示今后合作与协商的姿态。二，靠时间解决。就是在一直没法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政府、媒体及民众都陷入疲倦的状态，自然而然的消失对事件的兴趣与追踪。三，发生另外突发性事件。如果发生涉及到两国核心或重要利益的事件，政府与媒体就试图“转移”民众的关心领域，饺子事件就逐步淡化。其实，政府不谈，媒体不报，民众就不想。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这是今天舆论的“真实”与“局限”所在。

在我看来，第三种可能是最“有效”的。但这并不是两国渴望的。发生另外突发性事件是好事吗？那么，第一和第二种可能如何？其实，靠政治或时间解决具有互动的一面。政治表态后靠时间淡化，或者，时间差不多了之后政府进行表态，也许，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现实一点的处理方式是，先两国政府继续表示坚持合作并查清事实的态度，使得媒体与民众逐步感到疲倦，淡化对事件的兴趣。然后，胡主席访日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共同“反思”饺子事件，“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本文题涉及到中日两国的重要利益。随后，媒体与民众逐步朝着“忘掉这件事”的方向走下去。。

关键似乎在于胡主席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访日。从现状看，“樱花盛开”时实现访日几乎不太可能。而当时福田首相访问中国时，中方亲自表态“胡主席将樱花盛开时访问日本。”两国就违背当时的Political promise了。既然不能实现当时的promise，访日日程推到什么时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双方希望能够5月份实现，但万一5月不行，就6月？还可能再推迟？不过，7月份在日本北海道有重要的峰会，8月份就北京奥运会了。7月或8月实现的可能似乎为零。那么，中日双方只好在5月至6月之间实现胡主席访日，如果不能，事情就不简单了。

我认为，时间并不宽松。

“靠，又是小日本！国内的食品出问题，就把自己国内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你看看输日食品的合格率，比美国还高啊！我坚决反对你们加入常任理事国！”

“没办法，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国内体制不透明。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封闭，执政党说了算。言论自由也没有。中国应该民主化。”

“你们发展是在谁牺牲的基础上的？是我们中国无辜的人民啊！你知道当时南京死了多少人吗？重庆呢？你们别忘了当时周总理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

“中国将来一定成为军事大国，军事开支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内涵又不透明。日本应该对此采取警惕的态度。”

“最近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很严重，老挑衅中国人民。日本的军国主义又要复活了。”

 来到北京5年。这5年里，我没法数清究竟听到类似上面的说法多少次。无论是老百姓、媒体还是政客，一发生某些突发性事件，就做出“类似”那些反应。在我看来，可以理解。

虽然可以理解，却不能赞同。

日本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着中国，一边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焦虑与担忧，一边主张日本是民主国家，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应该民主化。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人老是拿着过去看现实。一旦发生什么事件或问题，毫无犹豫地拿出过去的经验强烈地提出抗议。“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因此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责任是应该的。”

日本人的“常识性思维”，中国人的“辩护性思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两种思维的碰撞就更是如此。是恶性的碰撞，只好把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知道中国的体制是有待改善的，也知道日本对中国是有前科的。我也知道，这些都是解决问题，推进中日关系的前提。可是，我们能否站

“唉，又是中国啊。环境很不卫生，空气污染也很严重。还能搞奥运会吗？加藤，你在中国没事吧？是否很危险？我把大量食品或卫生品寄给你。”

“靠，又是小日本！国内的食品出问题，就把自己国内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你看看输日食品的合格率，比美国还高啊！我坚决反对你们加入常任理事国！”

“没办法，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国内体制不透明。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封闭，执政党说了算。言论自由也没有。中国应该民主化。”

“你们发展是在谁牺牲的基础上的？是我们中国无辜的人民啊！你知道当时南京死了多少人吗？重庆呢？你们别忘了当时周总理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

“中国将来一定成为军事大国，军事开支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内涵又不透明。日本应该对此采取警惕的态度。”

“最近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很严重，老挑衅中国人民。日本的军国主义又要复活了。”

 来到北京5年。这5年里，我没法数清究竟听到类似上面的说法多少次。无论是老百姓、媒体还是政客，一发生某些突发性事件，就做出“类似”那些反应。在我看来，可以理解。

虽然可以理解，却不能赞同。

日本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着中国，一边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焦虑与担忧，一边主张日本是民主国家，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应该民主化。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人老是拿着过去看现实。一旦发生什么事件或问题，毫无犹豫地拿出过去的经验强烈地提出抗议。“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因此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责任是应该的。”

日本人的“常识性思维”，中国人的“辩护性思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两种思维的碰撞就更是如此。是恶性的碰撞，只好把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知道中国的体制是有待改善的，也知道日本对中国是有前科的。我也知道，这些都是解决问题，推进中日关系的前提。可是，我们能否站得高一点，想得深一点，看得远一点？

这几年以来，中日关系相互依存日益深化，无论从经贸数据、人际往来、文化沟通等各方面看，两国人民的紧密接触前所未有。前段时间，安倍首相访华，温家宝总理访日之际，两国领导人积极主张“战略互惠关系”。日方肯定，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和平的，中方肯定，日本战后走向是和平的。双方积极评价对方，就产生了思维上的认同。

我确信，只要政治家能够控制政治氛围的尺度，商人主动做好自己的工作，媒体充分报道两国关系多元的面孔，中日关系一定会朝着健全的方向发展。

广大老百姓呢？在两国之间发生事件或问题时，立刻反应指责对方前，先稍微独立思考一下问题的真正来源在哪里。日本人能否更客观了解一下今天中国真实的面孔？中国人能否多了解一下战后日本走过来的过程？希望两国民众能够超越“思维的局限”，在今天充满潜在条件的中日关系里，扮演积极而耐心的角色。

得高一点，想得深一点，看得远一点？

这几年以来，中日关系相互依存日益深化，无论从经贸数据、人际往来、文化沟通等各方面看，两国人民的紧密接触前所未有。前段时间，安倍首相访华，温家宝总理访日之际，两国领导人积极主张“战略互惠关系”。日方肯定，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和平的，中方肯定，日本战后走向是和平的。双方积极评价对方，就产生了思维上的认同。

我确信，只要政治家能够控制政治氛围的尺度，商人主动做好自己的工作，媒体充分报道两国关系多元的面孔，中日关系一定会朝着健全的方向发展。

广大老百姓呢？在两国之间发生事件或问题时，立刻反应指责对方前，先稍微独立思考一下问题的真正来源在哪里。日本人能否更客观了解一下今天中国真实的面孔？中国人能否多了解一下战后日本走过来的过程？希望两国民众能够超越“思维的局限”，在今天充满潜在条件的中日关系里，扮演积极而耐心的角色。

在上面报道的一段里，胡主席访日的行程一事有可能推迟1个月的理由有两块；一，饺子事件、二，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访日。不过，在我看来，后者是表面、次要或者后来被添加的一块。因为，这次胡主席访日是中国最高领导10年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对日本来说，它亚于韩国新总统首次访日吗？“事态”有可能是由“前者”引发的。

“饺子事件”是属于所谓突发性事件。像我上次评论里提到的那样，无论是中方还是日方，政府、媒体及民众三种主体（在这里并不排除其他主体的存在或参与）以不同或相同的方式“参与”本次突发性事件。实际上，“突发性事件影响整个的政治关系”是中日两国这几年以来的“常态”。

“胡主席访日日程有可能推迟至5月”的消息已经被透露。在此，我想“部分”猜测一下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一种可能。

首先，日本政府一直对内外表示通过与中方的合作、协商，“解决饺子事件”（虽然始终未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解决”），但中方一直没有给出日方所“期待”的答案。其次，媒体对此事件报道的立场是一贯的（虽然最近似乎有些“疲倦”），即中方应该早日查出“结果”，本国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持给中方施加压力。再次，民众在一直受到大量媒体报道的情况下，也期待着尽快弄清“谁是犯人”，同时不断与中国的食品拉开距离，给本国贸易工作者施加压力。最后，媒体+民众=“舆论”，已经成为左右日本决策者思考并决定对华政策的重大指标及判断“标准”。这是国内政治的一种“逻辑”。

在日益深化的国内舆论的压力面前，日方决策者不得不向中方提出一些“建议”或“请求”是有可能的。

从两国对本次事件称呼上的不同，我们不难看出，两国对“跟饺子有关的事件”的认识与立场有所不同。不仅认识与立场不同，在还未有“结果”的现阶段，两国初步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日方主张，甲胺磷在日本被投放的可能性极小，中方则主张甲胺磷在中国被投放的可能性极小。这是表示“共同”合作态度的双方政府部门“各自”坚持的立场。

媒体的立场呢？中方的媒体这次似乎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在政府还未得到“结果”前，不敢轻易谋取任何立场。日方媒体则上个月底以来一直大量的报道“中国饺子中毒事件”的各种环节，报道内容相当“细致”，并且始终追踪事件的“真相”。从此不难发现，两国媒体持有的姿态截然不同。

唯一持有同样姿态的主体是所谓民众。虽然也有一部分保持冷静或理性态度的，但两国大部分民众不隐藏自己的民族情绪，认为错误在对方，对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两国民众之间产生情绪上作用与副作用的恶性循环。本循环与05年春天在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时是个同样的逻辑。

从上述政府、媒体以及民众的认识与立场，不难看出，围绕这次“跟饺子有关的事件”，两国之间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我认为是正常的。理由极为简单而明确。因为，两国作为主权国家都有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理解。两国都要保护自己的面子，不能被民众认为本国政府对外是软弱的。媒体是立场最不同的一个，但这是更正常了，理由还是简单而明确，两国的体制不同。而两国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各自得出结论是因为双方国内政治的需要，政府必须面向并满足国内民众的“需求”。两国政府始终积极表示合作态度是因为双方政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不能为突发性事件所左右，必须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状态。在中方的胡主席即将访问日本之际，更是如此。

在这里，我只想说两点。第一，今天，中日关系无论是从全球和平、地区安全还是两国繁荣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前所未有。因此，两国“有关人士”必须思考什么是危机管理，具体点说，政府必须思考什么是危机管理机制；媒体需要思考什么是危机管理渠道；民众有必要思考什么是危机管理意识。第二，中日两国“国民”在“如何打交道”之前，首先有必要思考“如何相互认识”，具体点说，国民怎么认识对方，甚至怎么认识自己，有时对两国外交人士执行政策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你对对方的认知有时决定你对自己的利益。

我在春节前后回国期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类似“如果从你家里的冰箱里消失了中国产的食品、原料及调料等，饮食生活会怎样？”的节目。我不一定能赞同节目的内容，但至少很欣赏节目的角度。日本失去了中国作为输出者的对象，结果将如何？中国失去了日本作为输入者的对象，结果将如何？我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上面所表达的是我对最近在两国之间发生的“与饺子有关的事件”现状的个人理解，也是我对今日中日关系的一点思考。我不认为自己的理解与思考是充分的，但认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们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是重要的，至少比情绪化地责怪对方，盲目地主张事情”应该”如何重要得多。

比原来的电脑快多了，毕竟是消费品，用久了就要

更换，否则影响自己performance。

周末很快就过去了。从明天开始又要开始一周了。

其实，我不太想分平常与周末，两者本身是连续的。

如果你的生活是充实的，任何时候都愿意付出一切

做好的，那么，周末或平常不影响你的心情，都能够

以平常心过好日子。我就想要这种真正自由的感觉。

但现状好像没达到这种精神上的高度。要培养平常心。

最近思考一个问题，就什么是“思想”。

我从小对思想有兴趣，而且一直思考什么是思想。

比如，类似仁爱、中庸、民主、平等、公平、发展、和平等

高度抽象的词语可以在思想的境界内进行思考。这些思想

有潜在的条件超越时空，带着普遍性、普适性以及科学性等。

不过，最近在想，思想是否高度日常化或大众化的产物。

换句话来讲，真正的思想是谁都可以容易理解的，甚至

没有必要任何解释的那种产物，比如，你在街上要一张

动感地带的手机卡，就有两种选择，50元或100元。

本过程不需要任何逻辑思考，因为“就是如此",已经

在社会上被所有公民认可，大家都无意识的认同不动摇的东西。

这例子也许不恰当，但我们也许对所谓“思想”不用那么紧张，

思想也许是容易接触，谁都能够创造的东西。

在日语里，“思想”的内涵就是那种特别伟大、沉重的感觉。

但中文里，“思想”也可以用于“他是很有思想的人”那样，这里的内涵是

“他是有自己想法的，并能够深刻、逻辑思考的人。”

思想也许根本不是精英或知识分子的特权。普通老百姓

也可以有思想，可以思考思想。

在一个社会上，“有思想”的人有的是，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

人生是一种自然的产物，在自然界，完全的“直”物

是不存在的，总会有“弯”部。如果把人生视为一条长河，

完全“直”的，现实点说，完全顺利或固定化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上段是我从小一直持有的观念，最近还加了第一行的。

其实，任何人都有潜在意识，但把它搁在无意识里，还是

主动把它浮到你观念上面，结果截然不同。

这次我就想把“阶段观”浮到我脑海里。

我现在人在北京，北京是复杂又活泼的地方。我始终

把自己的精力、时间等集中于北京与我之间的奋斗上。

因为，我把现阶段判断为奋斗阶段。

我不知将持续多少天或多少年。但我会力能所及。

昨天，我跟一名东欧的朋友聊天，是深聊。

也聊到了中国，甚至中华文明今后的走向以及命运（结论是个秘密）。

聊天快结束时，朋友给我了“黑海的石头”，是朋友亲自走

没有被观光化、人工化的海边捡的，有白的、绿的、蓝的、黑的、茶的，

但都不是单纯的颜色，每一块石头都有杂分，因为它们是自然的，自然就有

“杂”的营养，这是他们始终与自然奋斗的结果。我能不欣赏吗？

有时在北京，有时在黑海，有时在亚马逊，有时在纽约，偶尔在伊豆。。

有时引导舆论，有时被自然引导。有时改变环境，有时被山水而改变。

人生可以有"争”的阶段，也可以有“修”的阶段，还有“让”的，“温”的，

“凉”的，当然包括“直”的和“弯”的。这种活法也许叫顺其自然。

大家有这样的时候么？还是我就是特殊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好像忙，但没有那么忙”的感觉。

其实，我确实非常忙，有各种各样的事在手里，

而且必须在期限之内完成，还做得要特别好。压力应该不小。

但同时，也不那么使劲做也能做好。因此，感觉很难受。

人有时候要面临类似这样的局面。

从早上到半夜，过得真快，快得令人觉得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

其实，我跑步了啊，也做了数据库，也跟几个人见面开会，写了2篇文章，

回了一百以上邮件，查了媒体报道，思考了问题，打电话打了

2个多小时。吃了三顿饭，喝了十杯咖啡。其实，事不少。但感觉什么都没做。很不舒服。

是因为季节到了交界吗？是不是事太少了，还是不够多？

反正，难免半途而废的感觉。希望明天能有更舒服的时光等着我。。

前几天他在香港召开的发布会，表示的道歉，就产生了一定的感受与思考。

首先，我一直以来很欣赏他作为明星的风格，我也很喜欢

他演的电影。相信，不少年轻人曾经崇拜过他。

正因为如此，这次很遗憾，当他所拍摄的照片被暴光在网上时，

我还在日本。回来北京后，很多朋友告诉我这事实，感到很惊讶。

在对他的行为进行思考前，我首先感到的是“网络时代的危险性

与不确定性”。不仅是明星或公众人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需要认真

思考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认识并面对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

什么，是恩赐还是危机？时代正在变化。

其次，我认为，毋庸置疑，陈冠希的责任是重大的，它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亲自表明“我永远撤出香港娱乐圈”，在我看来这表明既是应该的，又是足够的。

我们都是人，无论是老百姓、学者、政府官员还是演员歌手，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区别，

必须面临着同一个世界，应该具有同等的基本素质，可以享有同样的自由。因此，陈冠希

在他“私人空间”，至少不违法的情况下做什么，本质上是自由的。道德是难以衡量的，

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能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这次陈冠希不违法，在未取得本人的认可之下

偷窃他的照片的人才是违法的。在这点上，陈明显是个受害者。这是我从法律层面的判断。

那么，从刚刚我提到的道德层面来判断，第一，这次事件没法从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会有争论，

甚至可以有争论。第二，陈作为公众人物、明星、歌手、演员（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这次行为是过于轻率的，也可以说缺乏应有的道德观以及责任感。明星在社会上的效应与影响是巨大的。

你既然是个明星，就要自律。

最后，我想趁机稍微思考一下，公众人物与社会效应的关系。

据我所知，在日本，公众人物似乎是没有自由的，不能自由逛街（偶尔可以假装），

随意地玩儿。在外面，几乎所有时间都要被manager或guard man管理所有言行。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台也差不多吧，无论如何，公众人物的心理压力巨大，

有的还处于神经病、精神病等状态。当然，当公众人物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这行业，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私人空间受到制约也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公众人物。但我同时认为，

老百姓给公众人物施加过多的压力，媒体过多的炒作公众人物应该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公众人物的社会效应不言而喻，他们能够给市场带来资本流动，给文化市场带来

娱乐氛围，给年轻人带来对未来的渴望。那么，整个社会具备足够的空间，老百姓具备宽裕的态度

使得公众人物良好、健康地发挥他们的潜在影响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各种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流通的今天网络时代，更是如此。

“陈冠希事件”已经发生。媒体与老百姓做出情绪化、非理性的反应或

激烈地指责、批评陈冠希是容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能带来什么？

我们老百姓稍微冷静下来，趁机理性地反思一下;

“在今天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给任何人带来巨大冲击的网络信息时代，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态度或素质？”也许更重要。

因为，这不仅是陈冠希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