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骑马 |
||
|
匈奴骑马 综合材料 2001年 等 待 命 名 ——关于《匈奴骑马》 匈奴在上千年以前就被打败、收编、整合或融汇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之中，作为一个民族，匈奴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上千年前，为表彰与匈奴作战立下头等战功、使汉人松了一口气的霍去病大将军，大汉朝廷（汉武帝）在古代关中的肥沃之地上，令 工匠雕凿下一群被当代汉人啧啧称奇的石头作品，其中《马踏匈奴》（当然，这一作品的称谓是现代中国美术史的撰写者命名的）更使汉人自豪。《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霍去病墓石雕条目称此十六件石雕是距汉武帝茂陵东北一公里处的陪葬之一。但是，汉武帝比霍去病高寿，霍去病才活了２３岁就先行为君王陪了葬。美术史好像在那些报考艺术学院、谋取学位、晋升教授等等与艺术有关的人物身上（不是心上）产生了意义。此时此地，显然无人去顾及自己为何等姓氏、身份。而靳勒先生至少是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之一。 时间在2001年，地点就在古代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汉大将军霍去病安息的地方，一个被命名为“西部·西部——与历史对话”的大型艺术活动上，靳先生又让“匈奴”骑到了马上。而这一“匈奴”，正是作者本人的等人复制。他，背阔腰宽，外表凶悍，头发稀疏，眼露凶光，一脸狰狞，像似一个匈奴人，或者如同匈奴（不妨如此推测或想象，因为没人见过真正的匈奴）。西装革履的“匈奴”骑在这匹让真正的匈奴人惧怕的矮种马上（谁知道这马是汉庭庑厩培养之畜牲，还是从匈奴人座下夺来之战骑），简直就是借马还人、借魂还尸。这种行为和方式，理由可能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大国家，团结和稳定是最主要的安全因素。可惜，失败的是匈奴；还要可惜的是，“匈奴”在汉语中只作为一个古老的名词而存在。所以，“他”的复活，按常规理解，应该是和颜悦色地、高高兴兴地、骑着马儿一路畅通无阻来到这块令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垂涎欲滴的国度才对。但是，靳先生没有这样作，他让人们看到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曾经耀眼灿烂的文明之脆弱和不堪一击，它根本不需要打倒之后再踏上两只脚，就悄然消失殆尽了。 现在，假定靳先生是曾经的、最后一个匈奴的后代，骑着让中国美术史骄傲的、矮短却不失结实，若无其事而神态不明的马，兀立在众多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的面前，似乎要说明，“他”，作为一个匈奴的后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或者说是历史荣誉）。“靳”这一姓，据作者本人考证，源于匈奴，因为匈奴被汉人征服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动荡和变迁，被其他民族同化，或是被所赐之姓篡改（覆盖）也不妨。事实是，靳先生天生得像一个少数民族，但他既不像藏族，也不像蒙古族，那就权当他是最后一个“匈奴”罢（反正现在谁也没有见过匈奴这个民族）。问题是，匈奴的这种复活与这匹暗然神伤的马下的匈奴有何共同之处。在靳先生这个“匈奴”的座骑下，老匈奴手握弓箭依然躺着（应当把这个仰于马下的老匈奴取出来安葬，使他不在场——以自己命名的身份替代有历史意义之地位者的不在场）。在文物现场，谁也无法看清这个老匈奴狼狈和可耻的嘴脸。教科书上也不提这些（好在美术史考试题上不要求描述这个匈奴的形象）。所以靳先生就把这一模糊的形象以自己的鲜活形象取而代之（如西楚霸王那样）。也许这样做有过分和强词夺理之嫌疑，为什么急不可待呢？还怕别的什么民族骑上去不成（我的意思是把那斯取将出来，处理了之后，再骑上这匹可爱的、令人敬仰的小马，也值得一乐）？游牧民族的文化是扬鞭催马的文化，农耕社会的文化是耕者有其田的文化，但这也只是教科书告诉人们的一般性答案（常识）。历史如果不能被重复，那它也是可以用想象篡改的。在这几十亿人都需要看电视的时代，每一种生活都能得到理解，每一种行为都可以被谅解（甚至包括思想）。谅解是宽容的前提，也是被另一种思想覆盖和重新命名的序幕。可以说，《匈奴骑马》是对《马踏匈奴》的重新命名，是最具有时髦语意的颠覆事件。但是，这一“事件”没有引起美术界、美术评论界或者当代艺术家们的关注。不过，遗憾没有什么用处。“马踏匈奴”已成往事硝烟，而这区区西装革履的“匈奴”，不正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少数（多数）民族（或者是我们要打开国门来迎接的新贵）吗？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注解，好让这“匈奴”稳稳当当地立在中原大地。试想，如果这一作品换一个著名的作者来做，也许这“匈奴”会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挎着宝刀，怒目前视（而不是身披西装，手执手枪，神情呆滞），座骑有马踏飞燕之势（而不是原样不动，木呆僵硬）——一个彪形大汉跃然欲催马上行，是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令汉民族生畏的必备形态。“可惜”靳先生无此功力，“羞”而择其下策者也。不过，正是这种看似简单，似乎是毫不费力，顺手牵羊，无技巧可言的思考方式和制作方法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大乐必易，大礼必简”靳先生西服革履，翻身上马这一行为，使传统与现代的不媾和成为事实，成为堵在人们面前的矛盾体，使评论家尴尬、失语——大家都装成了目瞪口呆者（真有风吹草低见“匈奴”之妙）。 不能不指出这件不受关注的作品存在着“严重”的细节问题，即骑在马上的“匈奴”脸上画蛇添足般爬着一只“四不像”（靳先生可能太喜欢自己的这一《壁虎人》作品了），甚至领带也破坏了西装在中国大地上的形象。马头上的红缨穗和俗不可耐的艳红坐垫，让老百姓想起了枣红马和新郎官（这“匈奴”果真是来娶亲的吗）。“匈奴”左手所提的弓箭活像一件玩具，而右手紧握的塑料手枪，露出了靳先生的幽默感，但实际上这一符号更像是对观者的强行胳肢，让人哭笑不得。“遗憾”，实际上已经成为现当代艺术成功的一大要素——因为能够遗憾，当代艺术才可以不怕艰难万险去重复同一个命题，并等待命题，以及在颠覆中命题。这种表面性所带来的内涵是什么呢？是对历史的重构或消解？是对文化意义的放大、延展或构成？如此空间图式与符号一旦成立，就像是一种姿态，一种批评，一种讽刺；是令人产生丰富想象或赋予更多思想含义的简洁的媒质。这种表面化（甚至肤浅化）的倾向（苗头），正是靳先生力求的当代语意——它使一切庄重的、严肃的、沉重的、悲伤的情感模式成为人们的笑料（现代语境中的玩偶），它也使困难艰巨的题材成为简单明了（却又复杂多意）的现代形质，使伪“形上”成为真“形下”。作者似乎要通过这件作品告诉观众关于匈奴的“真相”，不过这一“真相”已在熟悉中国历史上许多灾难时期的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残缺不全、所剩无几了（我们早就学会了忘记）。历史学家告诉人们：历史是血性的、残酷的，它的车轮碾过血淋淋的尸体一路前行（这车轮有时碾过的是文明的种族、城邦和国家）。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而据作家周涛的说法，它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标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离开它的时空界限，要么形而上，要么形而下，要么左，要么右，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现代人掌握了这一法宝，可随心所欲。因此，这个世界无“真相”可言，谁有话语权，谁就能揭露“真相”。 此外，这件作品的“雕塑感”显然让位于它的装置特色（作者原本有做一次行为的意图，因故未能实现），或者更具有“文学”事件的性质。无疑，它要的是人们的“说法”，而不是抿嘴一笑似的黑色幽默。《匈奴骑马》按原《马踏匈奴》的尺寸，即高１６８公分，长１９０公分复原，暴露出作者对原作品所具意义要重新（强行）诠释的意图，因而使现作品既有历史感，又有从西装革履之“匈奴”身上透露出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的“现场”，正是我们时时处处、经常面对、令人麻木的困惑与不安，是无归属感的根源所在。形式的、抽象的、重复的、平面的、整齐的、单调的、僵硬的、呆板的特征，是现代主义的通行证。 《匈奴骑马》这件作品，实际上极具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正如烽火当年的西部战场上，匈奴有逐鹿中原的野心一样），它既是对传统的复习也是对传统的反叛和顛覆。他摆脱了雕塑作品固有的形式意义（所谓体积感派生的庄重、庄严），是一件颇具寓意的对“现成品”的装置，是一次具讽刺性和幽默感为一体的行为，是对话语权的存心质疑。这种多意的、含混的、无确指性的形式因素与特征，体现出作品的现时性和当代性。也许靳先生的目的不在于此，但它无疑具有这样的广度和深意。一个幸存下来的“匈奴”正在等待命名（似乎是对自我缺乏信心，或者是重翻旧帐，旧事重提），既是嘲讽，又是自责——这至少形成两种对命名的期待和要求。由于匆促和急切，它使靳先生在处理细节时有失整体方面的考虑（附加物过多），再加上匆匆上马、草草收兵、显得有些粗制滥造（成本低，无资助，用廉价的泡沫塑料做成）。列宁同志说过：“现象是本质的反映”。依此之论，这件作品的一切画蛇添足之处，均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某些不确定性、两面性和矛盾的诸多方面，也使不语之观者觉到了作者力求要表现（显示）“思想”的深度之意。所以，当任何一个艺术家在处理类似大题材时，尽量、尽可能地把所有的形式因素添加进去，把“意义”升华起来，于是，也会在关键时刻露出“马脚”。不过，《匈奴骑马》的一切不足之处不能说明它失去了所具有的意义，它那扑面而来、生灵活鲜的气息和对“美感”的震撼，谁也不能否认。在现实的、具体的、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何以有高超的手段去清理纷乱如麻的头绪呢？不重要的、多余的、贻人口实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一不小心，艺术家就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在当代社会，这也属于基本正常的范围。多意性一是表现出靳先生对“文化事业”的诸多考虑（忧虑），而不是说作者艺术上的不成熟（靳先生还有如《多足兽》、《鱼》、《鸟人》之类非常成熟的作品）；二是这一作品的多意性体现出当代艺术复杂的关照观念。所谓当代艺术，包容了所有可以利用的一切形式因素，不择手段地去表现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一种焦虑、一种思路。《匈奴骑马》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继承了独立认识传统，从艺术的角度回答问题的挑战精神（而不是向传统投降），它使用的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手段，传达的是另一种思想（就像杜尚在尿便池上的签名，或对《蒙娜丽莎》添加的胡子，或其他很多人对《蒙娜丽莎》“做”过的那样）。 如果这件作品具有当代艺术的要素——即，既关心历史又关怀现实的话，它也不失为是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一种文化回顾与展望（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挖掘），因此，可以对骑马的“匈奴”看成为目光坚定、信心十足、一往无前的新时代的英雄之化身。 杜 元 转自杜元博客：http://duyuan02.blog.sohu.com/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