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万永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1．8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三年教育新闻实践的困惑与思考

李益众

2005年6月，我从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6月14日，到《教育导报》报到，开始做教育记者。在这个有着20年历史的优秀团队中，我得到教育新闻采写基本功方面的扎实训练，并在职业道德的养成上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对教育新闻产生由衷的热爱。

2006年6月，我的人生来了一个转折。6月2日，我被推荐到《中国教育报》四川记者站做专职记者。四川教育报刊社重视培养并信任年轻人的一贯传统，让我这个刚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新手幸运地获得了这一绝佳发展机会。在前任专职记者胥茜的指导下，我胸怀感激之情，憋足一股劲力争上游，终于在2007年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如何在正面报道和问题报道中保持记者的独立性

首先，我说说在日常报道中所感受到的困惑，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粗略思考。

2007年夏天，一位记者同行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的总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报纸的质量在下滑；报纸的品格在降低。报纸习惯了说好话，说成绩，习惯了软弱，软弱到别人都不在乎我们的“好话”了。甚至是他们点名让谁去写就谁去写，他们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样的结果是，记者没有尊严，报纸不受重视。

他举例说：一个记者，给一个学校写了一个家校联系的正面报道，文章仅仅是一句话提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个校长便横加挑剔，表达他的不满。

我相信，我们的报纸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却深深地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怎样保持一名记者的独立性？怎样既不成为被采访对象的傀儡又不至于得罪他们？

于是，有很多正面报道，我都选择采取独立的姿态去分析和解剖，发现其中不足的地方，让自己开脱于献媚的嫌疑，以求无愧于新闻记者这份崇高的职业。有很多问题报道，我都选择了打擦边球，既充分揭示问题，又展现出受访对象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不至于伤害具体的个人和单位。

举一个例子说说。2007年的暑假，一位留守儿童的死亡导致了群体性事件。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写成内参，直达中央并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随后，当地掀起轩然大波。我受当地教育局的邀请前往采访，做一点正面报道，以平缓局面。

我觉得，这样的邀请是对一张报纸的和一名记者的信任，也是对一张报纸和一名记者的羞辱。我想，人家的记者做了正义的事情，在社会良知流脓的地方，插入一把手术刀，撒了药粉。可是我呢？难道还要在这个时候去粉饰太平，还要去拔除那手术刀，将那虽致疼痛却也能治病的药粉清洗掉，保护着那流脓的疮疤继续溃烂下去？

当然，我不甘于受辱。

我开始尝试着打擦边球，尝试着去了解问题，揭示问题，探求问题解决的办法。这次的采访，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心中始终惦记着那些可怜的孩子，看着他们游离的眼神，我有流泪的冲动。我努力用我的思考和我的笔墨为他们做点什么，并且我做到了。

在采访中，我保持着昂然独立的姿态。我刻意回避报道他们开了什么会，出台了什么文件。他们建议我增加某个方面的内容以突显出教育局的成绩，我委婉地拒绝了。在心底，我为自己的拒绝鼓掌。

最后见报的稿件就是2007年7月23日的热点透视《帮扶留守学生要讲求关‘心’艺术》。另一篇是8月1日的热点透视《留守学生敏感的心要多加呵护》。

其实，留守学生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我个人甚至反感做关于留守学生的稿子。但是，这两个稿子我采访了大量的一线班主任，刻意回避了政府官员的身影，结果有了意外的发现。在浮于表面的轰轰烈烈的关爱留守学生的活动背后，我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我的小标题分别是：内心封闭影响“留守学生”身心健康，亲情电话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留守学生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同留守学生需要给予不同形式的关爱，教师要细心关爱“留守学生”，关爱留守学生要做到“润物细无声”。

后来，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引起我的共鸣。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位国民党人士说：我不敢说台湾的司法没有受到政治的腐蚀，但确实有一批司法人员秉持着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在独立工作，在一些人身上，知识分子的那种骨气还是可以清楚看到的……

看完这些文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我在心底问自己：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的专业精神和独立精神体现在那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骨气体现在哪里？作为一名教育记者的精神追求是不是一天天在泯灭？

在日常工作中，我一方面刻苦勤奋地采访和写作，另一方面尽情享受采访和写作带给我的快乐。只是，我一直都不曾放弃思考，一直不曾放弃自己对自己的警告：在新闻报道中，我是否会有被别人利用沦为别人的宣传工具的嫌疑？

正是这个原因，我很害怕做正面报道，很担心自己的文字一不小心就成为别人升官发财的筹码。有一次，我去一个市采访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体育上，当地的确做了很不错的工作，但是效果和普及程度并不能让我感到惊喜。本来应该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结果不经意间被弄成了正面报道。尽管稿子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作为一名教育记者的失败。稿子见报后，教育局办公室的人转达了局长的意见：文章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局长的名字？听到那句话，我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一种莫名奇妙的悲凉。

但是，我并不因此拒绝做正面报道。在我的内心，我天然地反感于做关于大城市和知名学校的正面报道，却热衷于做贫困地区和农村学校的正面报道。2007年7月6日，二版头条是我的一篇经验报道，标题是《勤俭办出崭新农村校》。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面报道，而且是受命总结经验。这个稿子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我并不因此内疚，反而感到自豪。因为在这个稿子中，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我坚定地认为，我所作出的分析和总结对于西部农村学校的健康、科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这才是一个教育记者莫大的荣誉和最高的追求。

在这所农村学校，我所获得的自豪远不止这些。我对教育的思考和分析，跟学校的校长们产生共鸣。我对教育和新闻事业的虔诚，令他们感动。我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他们的赞赏。早上6点多起床，跟着老师们一起赶校车体验教师生活，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追问、求证、思考。他们说，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卖命的记者。

其实，我资历浅薄，不可能有雄厚的实力去感动别人。更多的时候，是朴实的他们感动了我。然后，我传递了这种感动。很多时候，一路的采访，便是一路的感动，也是一路的愤怒，伴随着一路的反思。跟那些行政官员和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知名校长相比，农村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们给我的感动，要多得多。

怎样在灾难报道中展现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文情怀

接下来，我再说说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我的切身感受和思考。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我得到很多的称赞和表扬。在旁人看来，地震后余震不断危险重重，又恰逢我的父亲病重，我能够频繁出去采访并大量发稿，表现得很不错。但是，我认为，在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没有个人为自己私利挑三拣四的余地，而我所做的不过是日常工作。所以，总体来说，在这次灾难报道中，我觉得自己仅仅是得了一个及格分。

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四川《教育导报》的同行们有着比我更为优秀的表现。地震后，《教育导报》办公楼已成危房，但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出报；地震后，《教育导报》的领导们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派出多名记者前往都江堰、北川、青川等重灾区进行全方位的采访报道；有的记者甚至坚持10余天奔波在灾区，克服重重困难发回灾区一线的最新消息。所以，在展现四川教育系统抗震救灾的采访报道中，我个人仅仅是在这一团队的统一协调和科学安排下完成了份内的采写任务，我个人的表现仅仅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珠。

甚至，相对于其他媒体记者丰富而及时的报道，我为我自己的灾难采访和写作感到汗颜。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这次灾难报道中，我不为自己做了什么写了什么而自豪，反而为我自己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自豪。

从重灾区采访回到成都，同事让我讲讲灾区的见闻，我拒绝了；朋友想看看我在灾区拍的照片，我也拒绝了。因为，我没有见闻可供分享，没有照片可供欣赏。　　

面对死者，在拍照与不拍照之间，我挣扎着，很矛盾。最终，我没有按下快门。我不是摄影记者，不是工作人员，我不能拍照，没资格拍照。我想，我们应该保持对死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我轻轻地走过那片废墟，生怕惊扰了他们；我努力写着每一篇报道，生怕愧对他们。

我不可能成为彪炳史册的优秀记者，所以我觉得，对死者的尊重，对受灾群众的温情理解和人文关怀，远远比记者个人的好奇心理和他的所谓优秀的新闻作品重要得多。在这次采访中，我刻意回避了很多东西。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我是没有尽全力，这是作为一名记者的失职。但是，我心安理得。

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很多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失去了理性，虚假报道不在少数。我不敢说我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在追求事实真相的道路上付出了很多努力，我没有昧着良心作假。

地震后不久，德阳市的一位教师迅速窜红网络。根据某权威通讯社的报道，这位教师被挖出废墟时，身体下面护着4位学生。老师牺牲了，4位学生得救了。我们中国教育报的采访小组在通讯社发通稿的当天采访到了这位教师的妻子和女儿，并于当晚发稿讲述了他们夫妻和父女之间的温情故事。

随后，这位教师的英雄事迹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赞扬和追捧，频频亮相于报端和电视荧屏。随后，他又成为全国抗震救灾英模的重要人选，几乎是抗震救灾英雄教师的典型代表了。

身为中国教育报记者，我对这位教师的事迹进行了密切关注。我在中国教育报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教育导报总编辑杨钢的带领下，费尽周折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来回奔波，采访了“被救学生”、当地教育局、学校校长、老师和学生、当地救援部队、外来空军部队、当地医院、外地医院、新华社记者、当地媒体的记者，等等。我们得到的事实与此前各大媒体的报道并不相符，核心事实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于是，我们选择放弃报道，并汇报给上级部门，最终有效阻止这一虚假报道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

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在推出英雄人物这方面，我自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失败。但是，在用温情的目光关注普通人物方面，我自认为做得非常成功。陈飞、汪涛、郑发富、吉庆云、张苗、宋代勇、姚奎，等等，这些出现在我的稿件中的名字，最终都没有出现在英雄人物的表彰名单中。但是，我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故事，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为大地震留下了一点温情的印记，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

地处汉旺镇的东汽中学是一个例外。正是因为中国教育报和教育导报对该校英雄教师群体的报道，使得这所学校得到很多支援，并且得到众多表彰。但是，在地震之初，东汽中学的校长周德祥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悲痛之中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但是，杨钢站长和我的诚恳和采访态度打动了他，我们跟当地教育局的亲密关系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心情平静后，这位校长第一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如今，这位校长跟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次采访所面临的艰辛和危险是难以估量的。在我们第一时间赶往北川县城的路上，道路两边山峰壁立，巨大的石块似乎就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上，一有余震便会掉下来。中午时分，我们走路进入县城，酷暑难耐，尸臭扑鼻，十分艰苦。返回的路上，大家都感觉头昏脑胀，四肢无力，完全是中暑症状。当晚，我们赶到什邡市，浏览网站时看到新华社发布的因听说堰塞湖决堤群众四处奔逃的画面，时间恰恰是我们离开北川县城的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真的感到后怕，似乎死里逃生，我们相互庆祝说：幸亏当时没有发生余震，幸亏当时没有感染疾病，幸亏当时没有堰塞湖决堤……

一次又一次地穿梭在震后的高山大川之间，最为担心的就是发生余震和堰塞湖决堤，以及感染疾病。但是，相对于那些在采访中受伤和遇难的记者，我们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

的确，我是幸运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幸运地成为一名教育记者。在教育导报的土壤上得到滋养，在中国教育报这个平台上得到提升，在三年的教育记者生涯中挥洒自己的汗水，享受自己的成绩。

我喜欢教育，喜欢新闻，喜欢写作，教育记者这个工作似乎是上天恩赐给我的最好礼物。尽管我也时刻面临困惑，在困惑中不断思考，在思考中获得提升，在提升中享受到人生最充实的幸福！

■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  沈祖芸

专业精神的持续培养需要不断超越与创新

我常常说自己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往往写过一种格式的消息或通讯，下次总想着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再突破一下。去年，我有几篇报道的尝试所获得的体会值得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比较满意的文章是一篇刊发在“走近名师”专版上的〈钱梦龙：我的脚下永远是起点〉。钱老，是我从小就非常景仰的一代名师。要去采访他，我自然非常兴奋。76岁的钱老依然在一所远郊中学任教。当我在寻找这所学校时，给钱老打了个电话，他清晰、生动而准确地标注式阐述让我不仅很快找到了学校的准确方位，而且将一位语文教学大家的形象跃然我眼帘。

可究竟该怎么写他？以前也写过一些名师，虽然都不错，但都停留在重温式报道层面，可先生的经验已出书数十册，小小的版面怎么也抵不过厚厚的书呀，我犯难了。直到采访快结束时，钱老的一件事触发了我的灵感。钱老无意中拿出一本四川的杂志，其中有一篇10多页篇幅的大报道抨击了包括钱老在内的“上一代”名师，认为他们已经过时了。对此，钱老表现得很平和，相反还大度地对我说：“此人的文学功底极好！”顿时，一个谦虚的大家风范再次打动了我。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代名师真的过时了吗？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翻阅采访笔记和钱老的著作，突然觉得豁然，思路奔涌。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完成了这篇报道，试图变以往人物通讯外貌特征——感人事迹——主要成就的“经验再现模式”，而是追寻老一代大家的现实意义。我提出了“淡泊与钟情——名师之名在于甘于寂寞后的水到渠成；执着与宽容——名师之名在于坚持不懈只能感的兼容并包；时尚与传统——名师之名在于秉承创新间的独立思辩”。文章见报过程，我还要特别感谢符德新老师，我原文长达近一万，我不忍心删，她说她来充当郐子手。不久，见报后，她的删改让我心服口服，虽然删了近3000字，但主题、内容更加集中凝练了。

文章见报后，反响也出乎我的意料。对媒体向来有些清高的钱老，亲自登门对我表示感谢，认为此文对其一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后来〈人民日报〉记者要求采访，他一概拒绝，还给了他们一张报纸说，你们写的不会超过这篇了。当然，我知道这是钱老对晚辈的鼓励，但写成一篇好稿还是令我兴奋不已的。

一个月后，上海名师培养基地首次开班。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破天荒地在开学典礼讲话时，面对800多名后备名师，要求每人阅读学习此文，他还将文章的全部小标题宣读了一遍。

从这个事例中，我感受到研究与反思对一名教育专业记者的重要性，同时，突破与创新又是一个教育专业记者可以持续产生能量的动力源。

刚才是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孩子也让我深有感触。大同中学16岁高一学生乐斯文，这个孩子是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典型。在上海孩子中，他无疑是遇到了无法想象的困难：父亲失明，母亲癌症，孩子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家庭条件相当监督，只有十几平方米，但他孝顺父母，品学兼优。

这个先进人物怎么写？当时社会上，各省市涌现的苦孩子实在太多了。作为上海的孩子再苦也比不上农村。论坚强，大家似乎也都差不多；论泪水，人们似乎已不在那么容易被苦难所打动了。怎么办？此时我想到了外国影片〈美丽人生〉，为了给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父亲以戏剧的方式表达了一个悲情的结局，看完让人更加动容。同时，在对乐斯文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强烈感受到这个小孩一点不想说自己的苦和穷，16岁的孩子以自己超出想象的付出成为家中的开心果。何不借鉴电影手法，尽显这个孩子的乐来让读者体验他的苦呢？更何况笑迎困难，乐观豁达更是中学生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

于是，这篇人物通讯，我尝试用轻松乐观、昂扬诙谐，以及情景剧式的描写来叙述，果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所以，这再次证明不断挑战自身固有思维，不拘泥以往模式非常重要。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这6年专职记者工作，我做出些成绩的话，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上海这个平台。身处大上海，你每天都不得不去思考，因为如果你停下脚步，就可能会落伍。加上上海教育对于全国相对而言，在理念和实践层面较为领先，这块土壤的滋养非常重要。

二是上海站这个团队。我们50、40、30、20年龄结构合理的四代记者和谐相处，以研究、切磋、互助为空气，给个人的专业成长带来有力助推。我们记者站多年来始终坚持业务探讨与研究的无形机制。不定期地，我们会对一个阶段的报纸新闻作一些研究，有时候我们大家会就一篇报道的不同理解争得不可开交，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把从各个方面获取的信息和资料毫无保留地给我们分享。我想，有这样和谐氛围的滋养，记者的成长和进步才会日益显现。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报社记者部及各编辑部老师对我的关心、鼓励和宽容。特别是大家对我的宽容，由于我工作较忙，头绪较多，很多时候要“拖到”最后一刻才交稿，让大家总是非常焦急，同时每位老师都给予充分的信任，很多时候在版面的处理和稿件的编排上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我想在此机会深表谢意和歉意。

谢谢大家，希望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也会倍加努力，让自己的工作有新的提高。

沈祖芸简历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4年至2001年任《上海中学生报》新闻部主任

2002年至2004年任《上海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

2004年起至今任上海教育杂志分社总编助理

2002年1月至今，同时兼任《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专职记者

其他资料（仅供参考，不宜宣传）

A型血，注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事比较执着，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

双鱼座，注定是个理想主义者，具有感性和理性，外向和内敛的双重性格

■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  沈祖芸

专业精神的行为特征是深入、深入、再深入

深入成为记者职业精神的最重要行为特征。在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工作的六年，我对“深入”两字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理解。我认为，“深入现场”只是记者采写报道前所采取的最基本的行为方式，而更深层次的“深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入”体现在下慢功夫、细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要克服浮躁的弱点。我认为，哪怕是时效性很强的稿子，也并不影响记者下这样的四个功夫。

大家知道我在上海主要做的是《上海教育》杂志这本半月刊的编辑部主任工作。因为编辑部10名采编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6岁，所以专业能力急待提高，他们的文章往往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遍遍修改。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采访任务，我基本上白天的主要时段都在与编辑部同仁谈话、磨稿、开选题会中度过。采写中教报的稿子只能是用边角料的时间或回家以后了。通常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把晚上8点以后的时间专门留给了中教报写稿。虽然辛苦，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一报一刊的工作节奏给我带来两个好处：一是换脑醒脑。注重管理和改稿有时会让我有些郁闷，这时就用写报纸的稿子来作调节；二是做定位比较，在杂志定位需求与报纸定位需求中做比较，研究媒体的不同属性，也是一种快乐。所以有时觉得自己的这种状态挺不错。

回过来说功夫问题。这让我想起最近的一篇视点稿《阿拉想做实事，怎就起了纷争——上海市一民工子弟学校取缔事件始末》。写这篇文章是当时安主任开完采前会后通知我的，说网上有上海民工子弟学校发生暴力事件让我加以关注。其实教育问题一旦触及社会问题，写起来既要谨慎，又多少让人觉得刺激。当时，我想这所民工子弟学校贞德发生如此恶劣的暴力事件吗？我想是否可以用央视《新闻调查》的风格做采访。可是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们杂志筹备50周年纪念活动，而我又是主要筹划者，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怎么办？选题是令我兴奋的，于是我在跟该区局长初步电话交流后决定将采访的时间全部放在清晨。

以后的一周时间内的三次采访我全部是清晨5点30起床（因为那所学校相当远），9点半准时赶到单位，“若无其事”地转换频道开始一天的50周年庆的筹备工作。晚上10点以后忙完全部工作回到家再整理采访笔记。前两次采访均在局长和校长的陪同下，与教师聊，我总觉得还不够深入。恰巧碰到一个阴雨连绵的周一，我决定立刻再去作一次暗访，看看事件发生后的新一周是如何开始的？是否会有升旗仪式？是否做操，校车接送的情况如何？是否在听一下民工家长和孩子的感受等等。果然我第三次采访又有了新的收获，而且基本可以印证政府的确做了不少事，只是在好事如何更好上缺少智慧。

随后，我花了两个半晚上的时间写就此文，后经与新华社比较，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客观全面的，加上编辑王珺的精心处理，并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四川做法引发的一些思考，使文章更加完善。此文后来受到了广泛好评。以后几天，美联社、联合早报要求了解事实，市府新闻办、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统一口径就是我们这期报纸。市教委领导又多次深入该区，就报纸提及的一些问题做深入调研。

如果说这是十分具有实效性的题材所要花费的功夫的话，有些话题却需要长期关注，数月磨一剑，然后在最佳时机推出。这种“深入”就体现在积累，这是从时间纬度上的考量。简单来说，就是手头要有长线关注的选题。去年我有几篇报道就是在这种耐住寂寞的积累中产生的。《三区联动让大学和城市相互滋养》就是其中一例。

关注这一选题足足有两年。早在2004年春节前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报社让各记者站交流年度重大选题，当时我汇报的是拟写一篇“上海采取新思路进行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报道。会后，我清楚地记得陕西站柯昌万来问我，“各地高校布局结构调整都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你为什么仍旧把这个问题作为年度重点？”当时，我只是含糊地作答，因为我的脑子里只有个模糊的直觉，上海调整高校布局的内涵并非简单的扩充校区或硬件建设，而是有更长远的发展思考，但我又无法一目了然地说清楚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哪里。小柯的问题给我很大的促动——自己还没想清楚的先别急着写。

整整两年时间里，我在采写常规报道的同时，始终没有搁置这一选题。我几乎走遍了这一轮布局调整中的所有代表性高校，亲身参与了以复旦、同济为龙头的“杨浦知识创新区”，以交大、华东师大为核心的“闵行紫竹园区”，以水产、海事为主体的“临港新城”等建设的重要节点。从各级领导的各阶段讲话，到反复修改推翻的每一稿政策性文件，再到每所高校的发展规划，还有与各层面当事人交流的采访笔记，这些资料在我书桌底下足足堆放了一米。在这样长时间的潜心采访中，我才逐步领悟到上海推进这一轮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长远用意——“三区联动”是最精辟的概括，也就是高校的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相匹配，以大学校区为中心，科技园区为基地，公共社区为依托，进行资源共享、融合与转换。这从长远看，就是逐步逼近了“大学和城市在彼此互动中实现相互滋养”的目标。

有了这样的长时间积累，终于等到了最合适推出的时机。就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期间，考察上海三区联动被列入论坛的重要项目。当各地校长正在四下了解“什么是三区联动”的问题时，报社及时刊发了《上海三区联动让大学和城市相互滋养》这一长篇通讯。考察那天，从周济部长到上海市教委新任主任，再到许多校长都手持当天的这张《中国教育报》，边仔细阅读边现场研讨，成了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有意思的是，因当天没有准备统发稿，许多记者向上海教育新闻发言人索要资料，发言人说，“今天的中教报就是统发稿”。

长期深入关注一个选题，让我尝到了甜头。教育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猛料和爆料，要用专业眼光写出专业报道，积累非常重要。此间，我采写的《教师招聘火暴的背后》、《教育收费靠什么令百姓满意》等另几篇热点透视也都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新闻时机得以发表。

第三，“深入”体现在敏感，这是从职业素养上的考量。我认为，哪怕是天生就是当记者的人，他所拥有的优于别人的先天因子也仅仅是对新闻的“感觉”，而不是“敏感”。“新闻敏感度”并非与生俱来，相反是在后天大量的实践基础上修炼而成的。换言之，始终身处采访第一线并不断在思考的记者，才能提升灵敏度，反之则会钝化。

在偶然中产生的敏感，进而形成典型报道，这在我上半年的工作中也有所感触。一次，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开一个学术会议，碰巧遇到新任宣传部长在犯愁。他把我拉出会场问“要出一本思政方面的体会集该从哪几方面搭框架比较合理”“如果要正式出版需注意些什么”。原本只是关于出书相关事宜的询问，可我顺着这根藤爬下去竟然捧到了个“金瓜”。该校英语学院自上个世纪80年代年至今的18年里，200位班主任一茬接一茬地付出着智慧和汗水，无论是80高龄的老教授，还是仅四年教龄的留校生，每一天他们依旧执着坚守、无悔奉献，用最朴素的记录方式撰写了200本《班集体工作手册》和40余万字《班主任耕耘录》，真实呈现了不同年代里大学生思想变化发展的轨迹，谱写了“接力育人”的壮丽诗篇。

得到这一选题，我兴奋不已，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的典型案例，也是对当今思政工作中出现的形式化、浮夸化的有力回应。于是，我当即向站长作了重点选题的申报。金志明老师又实地与宣传部长作了交谈后拍下进行深入采访的决定，随后连续三天让校方安排了教师、学生、校领导的三场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每个参与者的切身感受。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记者站及时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社领导十分支持我们的想法，经过反复沟通，最终决定以头条加视点的方式推出这一典型经验。

报道推出后，在上海引起很大的反响。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先后前往学院实地调研；上海市科教党委书记在报道上作出批示“要在上海各高校中推广经验”，他还亲自为《耕耘录》的出版作序；今年9月，该校还将面向全市召开思政工作现场会。

敏感的捕捉不仅能产生重大典型，还能写出非常鲜活却又与中心工作相吻合的生动稿件。去年我最有感触的是写了一篇《教委主任的生本观》。上海新任教委主任沈晓明趁两段调研之间的间隙，随意来到某中学走走，忽然发现高个男生趴在课桌上写字的情景，作为曾是儿科医生的他立即觉得这对发育不利便上前询问，结果男生竟然说课桌椅都可以调节，只是教师们为了整齐而不准调节。这显然与教师们嘴上说的“以学生发展为本”不符。在沈晓明的推动下，不仅这个班，这个校，后来这个区都恢复了可调节式课桌椅的本来面目。

这个只有800字很短的特写，我越写越觉得重要。以学生发展为本究竟应该如何体现？教委主任用自己的言行作了榜样。这个报道推出后，在各区县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而且2007年的教育工作要点还明确将课桌椅问题写进了白皮书。之后，《解放日报》也受到启发开设小专栏，以寻找身边不以学生发展文本的现象进行分析。

一篇报道的积极效应是推动了一项工作的纵深展开，这是我从此类“深入”中获得的感悟。

另外，“深入”还体现在介入程度，这与自身专业成长相关。一直以来，我都比较重视每天认真读中国教育报。读报的过程就是揣摩的过程，我读报有这样几个目的：第一当然是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文章；二是细读头条，并体会上这个头条的用意；三是浏览整张报纸，并体会近期报道的兴奋点在哪里；四是按标题的吸引度选择有兴趣继续阅读的文章。其间，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凡是对新闻事件介入程度越深的记者，写出的报道越深刻。比如报社关于素质教育、两基攻坚、本科评估、课程改革的系列报道，都是因为记者有直接参与教育部调研或决策进程的机会，才使得报道的视野开阔、分析到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加上六年来逐步形成的良好资源，今年以来，我也有意识地在某些重大政策出台前提前介入制定过程，获益匪浅。比如，上海市科教党委和市教委首次制定的《学校德育十一五规划》和《师资队伍建设十一五规划》，我都早在酝酿讨论阶段就参与了进去。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既能聆听决策者对关键难点问题的把握，又能和专家一起细细打磨规划的潜词用句，还能参与相关的一系列调研活动。这样一个过程，让我多了不少规划出台背后的“内幕故事”，到正式推出时所写的报道自然比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记者来得深入得多。

这样的参与机会会像滚雪球似地良性循环，我不仅参与到市级层面的决策过程，还走到许多区县挖掘最新鲜的“新闻原料”。比如在上海的嘉定区，我对该区进行的全面人事制度改革予以关注和报道。近期，该区又首推校长准入制，从制度设计到每一场竞聘都邀请我参与其中。因此，这样的介入程度也是决定报道深入与否的重要因素。

■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  沈祖芸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早上好！

说实话，今天来到这里，我感到莫名的惶恐和紧张。在中国教育报的新闻战线上，我只是一个新兵。虽然成为记者已经工作了13年了，但真正成为一张大报的记者，成为一张专业报的记者，仅仅5年。在座的许多都是我一直以来学习的榜样和前辈，也有很多都是一直以来交往密切的好朋友，所以当我接到记者部安主任来电，希望我能在参加年度宣传工作期间到报社来讲讲这几年做上海记者站工作一些体会的时候，我的确很有压力。既谈不上经验，也没有细细去输理自己这些年来的主要工作心得，凭着满腔激情一路走来，今天到诸位面前班门弄斧，我不知道是否会对大家有帮助。只是希望借此机会，跟大家更多交流与切磋，如有不妥之处，望大家多多包涵。

引子：由一则“好消息”说起

2007年1月10日，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让我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早上8点，上海市教委新闻办发言人给我电话告知，1月8日我的头条《上海政策调控遏制“择校风”》引起中纪委的重视，有关领导作出批示，派人前来上海，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午，我正在采访回社途中，安主任给我来电，告诉我又是这个头条得到教育部部长周济的批示，周部长提了“消息写得好，方向把握好，政策理解好”。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确非常开心，怎么半天之内有那么多好消息？

回到单位，我又仔细读起自己的原始发稿和8日的见报稿，回想起写稿子的过程，突然觉得这个偶然的个案令我感触良多。

首先这是一次尝试。写这篇稿子的由头是先后参加了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和中等学校招生两次会议。按我在记者站以往的做法，都是会采取当日讯的形式单发两条消息的。可当时我只是觉得单发的话每篇大约500字，而且一般是对一些政策平均施力加以罗列，这样既突出不了重点，又显得每年常规工作很平淡。能不能做些突破呢？

随后，我就开始细读采访笔记，并且把前两年的相关政策放在一起逐一对照。结果我发现两次会议都在调控义务教育择校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措施，而择校问题又是领导和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不可以去粗取精，把其他全部“扔掉”，只把调控择校的这部分思路整合在一起呢？

于是开始动笔，围绕“就近免试”和“名额分配”这两点归纳整合了一篇1300字的消息。像往常一样发出去的消息，我并不在意。3天过后，突然发现上了头条，而且总编室将我原先的标题《上海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无需择校》改成了现在的《上海政策调控遏制“择校风”》。一看到这个改过的标题时，我顿时感到这篇消息的分量一下子重了，突出强调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职能，强调了通过政策调控，而且导语部分也更加精练。同时，我更有一种找到知音的快乐。原本自己的一次小尝试得到了报社的认可，并且把消息放到了重要条位。这反过来让我有了信心，看来自己当初的想法还是对了，消息是可以这样写的。

直到知道又有了教育部领导批示的好消息，我更深层次地体会到这篇好稿背后凝聚的是集体的指挥和心血的结晶。记者的发稿只是毛坯，需要精心打磨才能真正散发出光芒。在此，我要向编辑深表谢意。

事实上，不光是新闻版，这几年之所以自己在新闻业务上有所提高，就是得益于对见报稿件的再研究，因为编辑修改的每一笔，无论是改出亮点还是改出商榷，都是一种信息和一种提示，只有细细研究，就会真正理解报纸的定位。

下面我着重谈谈对教育记者专业精神的理解。

专业精神的核心体现在对服务媒体定位的把握

到底什么是专业精神，或者怎样才算够专业？要有新闻理念、业务水平、处事态度、工作作风、行为方式……这些都是，但我认为这些都是跨入记者这个行当所应该达到的底线标准和基本能力。那么作为一名记者，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直到完成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报道任务后，我才确定了自己的答案。

2006年7月13日至18日，两年一届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首次移师上海。我有幸与报社高教部主任唐景莉、记者杨晨光等并肩战斗了7天。7天里，我们的工作从清晨持续到半夜，共采写近40篇稿件。这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我享受着快乐，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成为好记者的最基本要素”。

新闻大战是没有硝烟的。论坛期间，我留意到一个现象：许多综合类媒体记者比较热中于采访“港大抢生源”、“学术腐败”、“大学排名”之类的“猛料新闻”，而我们比较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国际比较”、“高校如何为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经验”等专业剖析；面对14位国外知名大学校长，社会媒体比较追求“对中国高校扩招的看法”、“诺贝尔奖产生的秘诀”之类的“轰动新闻”，而我们比较关注“对中国高教跨越发展的理性评价”等借鉴思考。

两种采访视角孰优孰劣？我认为并无优劣之分。提什么样的问题、写什么样的报道，关键在于记者对所服务媒体定位的准确把握。然而，论坛期间，我们曾遭受同行的微词，认为我们只会做正面报道，只会歌功颂德，不敢“挑逗”，不擅“炒作”。有记者甚至前往新闻发言人处“告状”，不允许我们再让“老外”评价中国高教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对此，我们其实都作过周密的考虑，并且达成共识，在人手少的情况下，一定要按照既定的策划方案一一落实，否则就难以成竹在胸。而此时第二天就要刊登外方校长评论中国高教跨越式发展的选题，我们的头号目标就是完成目标。

我们的斟酌甚至细致到在哪个时机采访老外最合适的层面，结果发现只有利用新闻发布会的时机最合适，如果是在走道上临时“逮人”，既不一定能“逮”住，而且由于许多媒体都在提问，老外往往会最简单的褒奖来作答。而新闻发布会则弥补了这一问题，他们必须直面记者的提问，哪怕自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其次是他们的回答必须自圆其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决定利用每场次的发布会，参与的记者都问两个问题，一是适度转换角度的规定问题，二是自选问题。

事实也如我们策划的那样，老外校长既欣然接受回答，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连夜我们将所有采访素材汇集到唐主任那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兴奋，一致认为应该是一篇让部长和校长都满意并获得启示的报道。

更重要的是，这是真正符合我们《中国教育报》定位的报道。我们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我认为，每一个能够成为记者的人，文字功底、思维方式和写作技巧等基本功都并无多大差异，取决一个记者优秀与否的标志就是无论服务于哪家媒体，都能迅速判断该媒体的定位风格，从而写出“对胃口”的报道，而不是我行我素，一味追求另类和爆料。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采写了《外国校长热议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人才应当怎样培养》、《社会服务：大学功能的核心》、《创新型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等深度分析性报道，受到了与会校长的好评，许多报道甚至成为校长们参加分组讨论的素材。

论坛之后，我又深入思考了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教育报》来说，我认为主体读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这部分读者虽然不占最庞大的数量，但却拥有最重要的话语权。他们需要从我们报纸上获取什么？政策信息、改革动态和新鲜经验。第二类是各类学校的校长，这部分读者与报纸的依存度最高。他们需要什么？自身办学行为的认可、教育热点问题的参与、校际间的交流与分享，以及对焦点问题的专业评论。第三类是具有教育理想和追求的优秀教师和关注教育的社会人士，这部分读者是报纸所具社会影响力程度的具体显现。他们又需要什么？能够带来启发的服务与信息。

由此，我认为，作为《中国教育报》记者，“对胃口”的报道应体现五大特征，即展示成果、权威发布、专业分析、经验提炼和榜样推介。而无论是哪种报道，其核心都需要用一种解读的方式来体现专业程度。解读得越深入，专业程度就越高，对报纸定位的把握度也就越高。

2006年，我在一些题材上尝试尽可能做一些解读式新闻或在消息报道中渗透解读元素。比如，年初时的一篇《造大楼如何转向育大师》。在高校从形态转向功能，从数量转向质量的过程中，怎样孕育大师成为关键问题，这是许多高校面临的瓶颈，而当我参加了一次入选“医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49位“准大师”的座谈会后萌生想法，通过以医学这个窄领域为例看大师如何孕育问题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经过深入采访，我形成了“对象上：如何从大师短缺到持续辈出”“导向上：如何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环境上：如何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等几个鲜明的观点。这篇报道刊出后，受到上海市科教党委的高度重视，党委书记还为此被市委副书记叫去，专门就医学领域经验是否可辐射到其他领域的问题作可行性研究。

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解读的重要性。我认为，值得解读的新闻必备三个条件：一是人们关注的新闻或者是人们应该关注的新闻；二是新闻是否关系到读者的切身利益，这是读者感受这条新闻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新闻的背景很复杂，读者需要通过引导来理清思路。

还比如，年中的一篇新闻分析《教育收费靠什么令百姓满意》。在此文发表之前，上海召开了规范教育收费工作会议，我们站里的记者计琳已写了一篇不错的当日讯并见了头版，主要是报道上海规范教育收费的主要成效，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达到98%。这篇消息写得挺下功夫，在上海的反响也较好。然而，我当时却萌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我是读者看了这则消息的心态会是怎样的？仔细体会后，我觉得第一个产生的想法是“这可能吗？难道老大难的收费问题在上海不仅不存在还真得如此受百姓满意？”第二个可能产生的想法是“上海有钱嘛，做到这样有什么希奇？”读者有这样两种想法和心态一点不奇怪，这时就需要我们专业报纸站出来作出专业分析，需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证明到底为什么会让老百姓满意的背后原因才行。

由于这个问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且周玲玲老师以北京政协委员的身份曾专程来沪采访过时任教委副主任的张民生，所以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素材，可以证明上海并非简单的就治理而治理，它是一整套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第一步是治理，下猛药，先刹住这股风，不让其蔓延；第二步开始研究治本。乱收费的背后是投入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所致。此后，上海连年加大生均经费投入，并适度向农村倾斜，促进均衡，另一手则从学校内部做起，大力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率先试行校长职级制，将校长评级、分配归口区县，了却校长“为筹资犯愁”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择校费和赞助费；第三步是让批评的人参与督导，这体现了上海人的精明之处，建立社会综合治理网，聘请普通老百姓志愿加入督导队伍，让他们亲身参与治理的全过程，这样经过大的循环过程后，才渐渐使乱收费转变成为了规范收费，老百姓也开始逐步满意。分析了这一过程之后，我想才会真正对其他省份推动收费治理产生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由这些例子，我作了进一步反思，感受到新闻解读并不是写评论，即用逻辑的方式注释新闻，而是以大量的背景材料来支撑、剖析新闻或人们关注问题的原因及其意义，或产生的影响。一句话，我认为新闻解读是以“昨天”的事实来解释“今天”的现象，预示“明天”的趋势或结果。

对报纸定位的认识及对解读的重要性让我想起了4月的一篇未发表报道，关于“复旦和上海交大首次进行自主招生”的争议性新闻。两校刚发布招生政策时，本报和其他媒体同步进行了发布，后因教育部有宣传口径暂停了对此事件的深入分析。然而，社会上的媒体轰炸却随两校招生进程的步步深入而愈演愈烈。

作为教育记者，虽然教育部作了暂不报道的规定，但对此类重大事件的关注却应该“时刻准备着”。我当时想，记者不该据结果作取舍，而应受新闻事件发展所左右，不管是否成文发表，都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于是，我从报名、考试、面试、录取，以及对被录取学生所在高中的追踪全部亲历。

终于，有一天晚上，总编室主任周飞来电告知“自主招生报道解禁”，并要求我连夜赶写稿件第二天发表。当时，我兴奋极了，“时刻准备着”的效应终于显现。可我马上又陷入了沉思：各大媒体已宣传得够沸沸扬扬了，批评的、赞美的都有，一些中央媒体甚至以“自主招生：比应试更可怕”为题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还应该怎么报？最终，我就是以《中国教育报》的定位确定下自己的报道基调：作为教育部主管的报纸，在这场混战中做任何评价性报道都是不可取的。而我发现，当时所有媒体都是截取片段来做文章，于是我选择了不加任何评论，如实记录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并在记录中理智地侧重于读者最关注的“谁有资格参加”“面试怎么说了算”和“到底公不公平”等三大焦点问题来展开。

最难忘的是，第二天，这篇稿件先是得到了报社的认可，被告知予以发表；10分钟后，又被告知准备上第二天头条；20分钟以后，报社再次来电，自主招生内容被教育部再次“封杀”，稿件被撤换。经过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文章最终还是未能发表，但这次经历却让我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只有对报纸定位有清晰的把握和准确的判断，并把解读贯穿其中，才能写出好文章，体现专业水准。

今天在这里，我之所以重提这个选题，并非耿耿于怀，而是仍然觉得这个选题很重要。因为复旦、交大的自主招生进入了第二年，各项举措日趋成熟，今年的轰动程度明显低于去年，媒体不再造势，但对这一中国高校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我们报纸还始终没有进行深入报道，这当然与教育部的要求相关，但如何做好解读又不添乱，还是值得研究的题目。

                 ■ 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  李伦娥

三、热 情 创 新（写好典型报道的几点体会）

当然，要争取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光是能吃苦受累是不行了，最后见分晓的东西还是要靠作品说话。而且随着时代及传媒的发展，还不能仅仅只满足于“用手中笔写眼中事”——仅仅只扮演一个记录者的角色，还得有较多的创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还得有意识地策划和采写一些对全局工作有指导借鉴及促进作用、对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毛泽东语）的新闻作品——还要成为事业和工作的推动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何采写到一个个叫好又叫座的典型集体和人物。这几年，我在这些方面特别是推出典型方面做了一些积极尝试，和同事们先后推出汨罗经验、长沙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经验、邵阳农村职教实施“十百千万”工程的经验、中南大学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等等，还推出了一大批人物，如黄伯云、胡昭程、李春华等等。而且比较自豪的是，每两年的“十杰”中青年教师评选，我写的几个只有一个没评上。

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创新。

一是在表现形式上，学习借鉴他人的许多好的写法。我不是学新闻的，但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读报且认真读，报上的新鲜事、一些新的写法，总是认真研究和揣摩。关于中南大学网络思政工作的报道，之前我们写过好多，一二三都连载了，还配写了评论员文章，可没过多久，中宣部、团中央等又组织集体采访，又要求出活，怎么办？事情没什么变化，但过了一年，其中的人肯定是不同的了。我决定创新一下表现形式，于是选择了3个有代表性的学生，一个是“中国高校勤工助学在线网站营运总监”、一个是来自甘肃的特困生，这个孩子通过网站找到了助学工作；一个是女研究生，她通过校园网查找到了大量资料并写出非常漂亮的论文；我比较详细地讲述这3个人的故事，并且每讲完一个就将学校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关链接”一下，居然反应较好。2004年12月13日，报社头版头条刊登，还在几个地方获了奖。

二是在视角上，更多体现平民意识，人文关怀。这可能与自己的出身有关，与自己每天打交道的人有关。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我比较喜欢写人物，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写了不少的人物，包括比较有名气的，光院士就写了十几个，但我自己最满意的其实是几个小人物。97年《理想的光辉》民办教师于锦村，“扫把大叔”刘朝龙，2003年《一个阳光少年的幸与不幸》；《一个民办校长的苦与乐》等。小人物真实、生动、可亲、感人。平民里有真情。

三是语言和叙事方式上。自己不觉得，是报社同事说的，“一看就知道是李老师的稿子”。

语言力求简洁，读者意识。

让初中生看得懂——我写新闻的目标。

能用原话尽量用原话和土话。鲜活，独特，有生命力。

这些技巧上的东西绝对的“班门弄斧”了。打住。

主要讲讲自己如何写典型。

第一个体会是迅速反应及时捕捉到其典型意义。

虽然我们的国情决定了许多典型的采写都可能是命题作文，但争取成为一个优秀记者的我们，整天在基层一线奔波的我们，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发现和推出典型的，甚至塑造典型。但是一件事情发生了，或者一种现象出现了，一个人物被发现，如何确定其是否有可能成为典型？这对记者个人来说是一个难度系数很高的动作。其政治敏锐性、对时局的判断、对政策的把握等等，要求很高。要由领导老总来专讲才行，我只是作一个提示。

第二个体会是采访深入细致。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体会，写任何一篇新闻作品，采访深入细致都是必须的，而且有经验的记者编辑都知道，采访越深入，素材掌握得越充分，细节知道得越详细，写作就越容易，也越有可能出好作品。我个人历来就认为，新闻是“七分采二分想一分写”，采访到位了，角度构思想清楚了，写作只不过是“码字”而已。有人也认为，如果把新闻作品比作一座宝塔的话，厚实的塔基是采访，雄伟的塔腰是构思，而写作只是塔顶上那金光灿灿的一点塔尖而已。

道理谁都懂得，但真正要做到，要将建造宝塔的材料全部搜集到无一遗漏，却并不容易。在这点上，关于黄伯云的那篇稿件，我特别有体会。我曾经在中南大学工作过4年，因此关于这个学校的信息能知晓得比较及时。关于黄伯云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事，我在去年春节刚过的正月十一，也就是2月19日，离颁奖典礼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第一时间知道了，并且马上敏感到有大文章可做，于是马上跟踪采访。3月3日，主管副省长许云昭指示要进行大力宣传时，我基本已掌握到所有的材料，甚至课题组关于“炭／炭”的论文我都拿来囫囵吞枣了一遍。说实话，尽管认识黄院士有十几年了，尽管“炭／炭”这几个字也是一再听说，耳熟能详，但真正要写起来，特别是要如领导所要求的“写大文章”，还是不知如何下笔。“炭／炭”是什么，为什么能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之前6年空白是什么原因？“炭／炭”做了多久？是怎么做出来的？黄伯云在国外8年，为什么还要回来？……等等等等，尽管已比较详细地采访了一遍，但在我自己心里，我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于是3月5日到7日，我又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再次采访了黄院士，再进一步采访了黄院士的助手、学生、办公室主任、科研秘书、甚至他引进回国的一个年轻博士，前后共有十几个人，除了黄院士死活不同意采访他妻子，有关他的人可以说我都采访到了。就是关于他妻子的一些事情，我也通过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黄院士所兼任所长的粉冶所的总工程师，了解了个大概。我们拟了一个有着21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包括他的留学、科研和治校），事先将采访提纲想办法交给他，之后用其中一个下午，就是专门请黄院士“答记者问”。我们还现场到他的中试车间、到他烧制“炭／炭”的炉膛边，不仅对烧制出来的成品，而且连其原材料——比发丝还细若干倍的炭纤维都研究了一番。

说实话，我虽然是学文科的，但这样一圈采访下来，我可以说对粉未冶金、至少对“碳／碳”的研制原理略知一二了。正是因为采访的深入细致，13000多字的长篇通讯《激情燃烧的特殊材料——记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3月30日，颁奖会的第二天，报社破例以大版面刊发，《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民网、中国教育在线等网站也予以转载。此稿获报社月评好稿一等奖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崛起的中南大学”专题报道一等奖。一些学校如长春工业大学还将本文作为“保先”教育的学习材料。

第三个体会是尊重新闻规律。曾经有人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党决定宣传什么和怎样宣传，新闻事业就紧紧跟上，新闻记者就一丝不苟地照办，这里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循，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说句实在话，这些年湖南推出的许多重大典型，应该说都是“党决定宣传”的。如何将“党决定宣传”的人和事充分地、不打折扣地宣传出来，我感觉，首先必须尊重新闻规律。

那么，新闻规律究竟有哪几条？怎样才叫尊重了新闻规律？专家们有很多种说法，讲起来都比较拗口，我自己的体会是，新闻规律就是以读者为本，就是我们所采写的内容，读者是否爱看、要看、想看、必须看，所采写的东西是否真实，准确，及时，所表现的形式是否是读者喜闻乐见的。

实际上这里也是提到了一个读者意识问题。典型报道不能只唯上，不管领导如何推荐，也要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和心理的接受力。记得宣传胡昭程的时候，我是从医院看望他回来的第一个想法，那是我们坐火车出去采访我就与当时的站长提出来的，之前领导们还根本没有提到。我是怎么考虑的呢？胡昭程生活的地方非常艰苦，自己工作又非常努力，办了许多老百姓喜欢的实事，而且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这样的干部，这样的教育局长，老百姓是拍双手欢迎的。后来的情况也证明果真如此。

第四个体会是寻找特别视角。典型有许多是“命题作文”，如何将命题作文完成得漂亮出色，读者又爱看，关键是一个角度问题。题目领导“命”，“新闻点”还是得自己找，而且所找的新闻点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还得与领导意图、与工作大局、与当前形势紧密结合起来。用我们的行话就是“寻找特别视角”。

举例：比如《小妹妹不走，我不回家》这篇小通讯，源于的新闻事实很简单：2000年春节，一位父亲响应当地媒体的号召，从福利院领一小女孩回家过年，没想到上初中的女儿不同意了，并赌气跑到奶奶家过年，扬言：小妹妹不走，我不回家。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却敏锐地发现其重大主题；如今独生子女们的爱心、同情心都到哪去了？正好此时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一个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谈话，其中心思想就是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我的“发现”和提炼出的主题与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不谋而合，一篇比较好的新闻作品就此诞生。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付出努力辛苦什么的，其实说心里话，这些年尽管很累，尽管因为体制关系，干记者站还有无数的委屈和烦恼，时时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也不属地方，四脚悬空悬在空中落不了地，心里慌慌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报社我年年评优，但在地方，我年度考核基本没有评过什么优秀，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和快乐，因为实在是太热爱这份工作了，因为在我的观点里，工作着就是快乐的，美丽的；而且还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当某所学校或某个老师因为我的报道，学校发展变化了，老师们境遇有所改善了，学生得到救助了，我心里的那份高兴，真的是无以言表。1993年在《湖南教育报》的时候，邵阳武冈黄为博小朋友，因为我的报道，因为我当时所在报纸的努力，家境贫寒的他得到了5万多元的捐助，1992年他生病，当年就到北京儿童总医院进行骨髓自体移植，成功了；1997年我重又去看他时，他已是一个健康的初中生了，我的那份高兴和开心，真的是难以形容。

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这份快乐和满足，我的这些所谓成绩和收获，是因为我有了中国教育报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平台，是因为有中国教育报刊社领导们的关心和支持，是因为有着无数的编辑老师们默默无闻的努力，做标题改文字，无数次将粗糙的简陋的文字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出现在版面上，才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好评和获奖什么的，等等。多少年了，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你们，祈求上天给予你们平安和快乐。今天，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将我的感谢和敬意大声地说出来，谢谢，真心地真诚地谢谢你们，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愿意做记者，还愿意做中国教育报的记者！

按说我的汇报到此就该打住了，但最后，我特别想补充一个意思，就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三个情，“痴情守候，激情付出，热情创新”，我觉得这要在解决这样三个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当记者的，每天你都要问自己，对新闻，你是热爱还是爱好；选择当记者，你是事业还是职业；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奉献还是瞎混。如果答案都是前者的话，那么恭喜你，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而我知道，在座的有许多人是这样践行的。

我的汇报完了，不当之处，班门弄斧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并多多包涵。谢谢。

李伦娥简介

李伦娥，女，中共党员，高级记者，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副站长。1984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

李伦娥已从事新闻工作19年，其中从事教育新闻报道15年，是湖南做教育新闻报道时间最久的记者之一，连续11年被中国教育报评为优秀记者。迄今已发新闻作品3000多篇（件），其中有 100多篇作品分获省以上奖励，包括教育部好新闻奖、湖南新闻奖、全省教育好新闻一等奖、中央驻湘新闻单位好新闻一等奖等。有100多篇作品被转载或收录书籍，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作品3篇，《新华文摘》2篇。去年采写的关于黄伯云院士的长篇通讯《激情燃烧的“特殊材料”》13000多字，《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所出版的专著《“活”写教育新闻》，是全国目前为数极少的有关教育新闻的专著之一；发表论文8篇；目前正承担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研究》。

2000年11月，在共青团湖南省委、省妇联、今日女报、长沙女性频道4家单位联合组织的首届“湖南当代青年女杰”评选活动中，被评为20位“女杰”之一（同时当选的还有奥运冠军刘璇、杨霞等）；2002年记者节，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介绍了其工作情况；2004年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在职的女性高级记者。

                 ■ 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  李伦娥

二、激 情 付 出

    守候的日子是甜蜜的，守候的日子也是寂寞和艰难的。

大家都知道，每个地方记者站的专职记者都只有一人，但我的报道面有多广呢？湖南省14个市州123个县市区的上万所中小学、90多所高校，1000多万名师生，每个县市区跑一趟,一年都跑不完。而我当时（1996年）自己家里是什么状况呢？我女儿才6岁，正上小学一年级，老公在河西高校教书，上班的地方往返有20多公里（这在北京算不了什么，在湖南就算很远的了），母亲已瘫痪在床5年，自己也过了3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里负担最重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能随时出发采访，我开始第一次请保姆，三年后又将自己下岗了的大姐请到家里帮助做家务。这样，只要哪里有新闻，只要有需要，我随时随地拎着包就可以出发。所以在担任专职记者的11年（现在是12个年头）里,湖南的123个县市区我全部跑了个遍,没有留下一个空白县（应该说，全省教育界包括厅长可能都没有这个记录）。最多的县，我至少去了10次还不止。我有过连续9天跑完湘西自治州8个县市的记录，有过连续在外开会和采访22天没有回家的记录，有过一天跑600多公里山路横跨9个县市区的记录，有过光着脚丫子拎着两只鞋在灾区泥泞中跋涉的记录。湖南与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广东、湖北、江西的交界地我都去采访过。有时为了采访支边的老师、本省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我还远去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采访过。我还被报社抽调到外省作过一些大型报道，如2000年去四川参加“西部教育纪行”采访、2003年为配合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到湖北参加“全国农村教育”的采访、2005年到四川参加由教育部团中央等组织的“扎根基层的大学毕业生”的采访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资人事关系都挂靠在湖南教育报刊社，每年我还要为报刊社所办的《湖南教育》、《湖南民办教育》、《科教新报》提供稿件，还要参与社里的书报刊发行、催款等工作。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和礼拜天,有许多万籁人静的夜晚也是在办公室度过的。

1、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女记者，“女人”这个角色肯定就无法扮演好——父母亲人去世，孩子考学，我都没能守在身边。

来之前看了一个心理学家对女性的讲座，题目是“心有多高，天地就有多宽”，是教育女人如何励志的，其中一个观点是说优秀的职业妇女，在“职业”和“妇女”两种社会角色中，首先要扮演好“妇女”这个角色，其次才是“职业”角色。我觉得自己恰恰相反，甚至可以说只基本演好了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妇女”这个角色，又包括四种：妻子母亲女儿媳妇。也就是说，首先得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无微不至的母亲、孝敬父母的女儿体贴公婆的媳妇。这个心理学家是男的，我认为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多“好”，他去试试？做到了妇女这“四好”，就没法实现职业那“一好”了。每天灰头土脸急山赶火地在外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电脑跟前改稿子，哪里还有时间有精神有心情去贤惠体贴？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我妈与贤惠两个字是不沾边的，如果硬要说我妈贤慧，就是说如果我妈闲在家里就什么都不会了。好在这个心理学家还知道，这“五好”中，男人只要一好就可以了。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

整整11年了，算下来，每年我下乡采访的时间都在100天左右，最少的也有83天，当然见报稿件也是每年在100篇以上。当然这在记者站同仁里绝对不算多的，但我自己认为是很尽力了，因为有心人算过一笔帐，现在我们一年的有效工作时间是240天，如此频繁地出差，让我感觉到自己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只要深入到学校去，深入到师生中，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采写素材，就有如山泉般喷涌而出的文思和灵感，而且我坚信“勤能补拙”，坚信“脚底板下出新闻”。所以我总有东西可写。新闻稿是源源不断了，但我对亲人的欠帐也越来越多。说实话，这种付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从来也没有想到最后对自己的生活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所以3年前听到我女儿这么评价我的时候，我心里一震，五味杂陈。

第一是感觉对女儿欠帐太多。眼下我在这里向大家汇报工作的时候，正是我女儿参加湖南省艺术联考的时间，明天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乐理笔试。大家知道我是没有半点音乐细胞的，为什么让女儿选择学艺术？这是个无奈的选择，女儿上学的这12年，正是我当记者的12年，真的非常惭愧，这12年里，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女儿的学习我过问得很少，导致她成绩特别是数学成绩相当不好，只得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捷径”。“不怪你。”现在女儿懂事了，她能这样安慰我，但小时候，她是经常认为我是后妈的。因为在做记者站之前，我做的是湖南教育报的记者，也是常常出差的。

第二是感觉欠父母太多。我是家中5姐弟中惟一的大学生，父母常常将我引以为自豪和骄傲，但他们没想到，这么多年来，其实他们根本没享到我带来的半点福。我17岁离开家上大学，之后就基本上再也没在家住过，除了节假日偶尔住几天外，我在城里住20多年，我的母亲只来我家里住过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因为我要生孩子，我的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仅仅只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其实我自己的小家离父母家仅仅两个小时的车程，但我回去得很少。我能给父母带来什么呢？1990年我母亲脑血栓瘫痪了，直到1999年她去世，我没来得及侍候她一天。本来1998年暑假我是打算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的，可那年的天气太与我作对，湖南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我只能不停地往灾区跑，常德、岳阳、益阳等，所有的重灾区我都去过，前后去了9次，那次赵总也去了。但我的母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去看过。直到洪灾过后很久的1999年元旦前，我才出差路过去看了她。可谁想到，25天后……1999年元月25日我母亲的去世、2003年11月21日我父亲的去世,还有2005年6月2日在我家住了7年为我操持家务的大姐的去世，我都是出差在外,没能见上双亲的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悔和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开年会，也像这样在向大家汇报那一年自己的工作体会，当时房子里好多同事在聊天，接到电话的我连哭都不敢哭，直到晚上在卫生间洗澡，才敢放声哭出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陪着当时的总编室副主任在遥远的湘西永顺采访，那个地方没有信号，等我收到信息时，父亲已离开人世！农村时兴土葬，等到我从县城坐汽车到王村再转火车到衡阳用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赶回家去的时候，我的父亲、之前我的母亲，都已经躺在棺材里了！我只能掀开沉重的要等着亲人见上最后一面才能钉上铁钉的棺材盖，摸摸我父亲、母亲那冰凉而苍白的脸！住在我家里的大姐在我家去世的时候，我与省教育厅的领导在从灾区采访回来的路上，当时我是让车子直接开到太平间的，连我自己今天想来都不可思议的是，晚上12点多钟我到了太平间，痛哭一阵后通知所有的亲人后联系好第二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接遗体安排所有的事情后，大约是早晨5点多钟，我又跑到办公室将先天的灾区采访写了个简短的消息，发到报社我才回家洗了个澡，之后又再去太平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我是穿上了有魔法的红舞鞋,为了新闻这两个字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转啊跳啊,就没有过停止的时候。也许。

有人说是因为责任心责任感。我觉得不仅仅如此。还是因为爱。

2、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女记者，就得忍受孤独和寂寞——寂寞而艰难地穿行在教育新闻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站一般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长期一个人下乡，心力和体力的付出真的是难以言表，而且夜深人静时的那种寂寞和孤独，滋味也是难以言表。作为女记者，采访时晚上的娱乐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的，一般都是安排的采访，如实在不行，也是看材料或电视。

湖南有一所现在赫赫有名的高职——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学校的发展，可以说与我们的宣传密不可分。

1996年9月，应省教育厅职教处的邀请，我到这个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采访，发出一个长篇通讯，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所学校率先在全国办了个殡仪管理专业，而且学生非常抢手，于是主动提出采访。这下可好，学校安排我到学生们主要的就业地——广州、深圳和长沙的殡仪馆去采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深圳殡仪馆去的时候，的士司机都不肯去，说是太晦气。但我不仅是要去殡仪馆，为了把稿子写得生动一些，体验学生们的工作氛围，我甚至跟学生们学着给死人化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死亡，感慨很多。也许，我的“人生短暂，人一辈子也就只能做好一件事”的观点的形成，与那次采访有一点点关系。当时在我们报社发了一整版《125名学生读殡仪》。之后我又对这个学校做了一些报道，十年过去，当年这所4000多人的中专发展成为10000多学生的高职，其民主党派校长已成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我还是一个为人作嫁衣裳的普通的记者。

去年我的好稿不多，但11月好像有一个稿得了月评好稿一等奖。这个稿子见报时才3000多字，而且作者名字一大串，但花费的心力我真的也是难以言表。这是篇命题作文，初衷是为2006年5月在湖南举行的全国素质教育论坛写个材料，回答十年后，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今天，汨罗举的还是素质教育这杆旗吗？我记得很清楚，接受任务是2月13日，刚刚过完年，元宵节的第二天，之后到北京开年会，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2月22日，开始第一次采访，之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前后整整十天时间，不仅白天，而且每个晚上我们都用来采访，全市的5所高中一一跑遍，全市有代表性的乡镇学校、教育界有些名气的行政干部和老师一一采访遍，以至同去采访的同事（借调的）叫我是“黄世仁”。其实我哪里想这样，第二次去采访时，遵医嘱要休息半个月的我才休了两天。但5月初全国的“素质教育论坛”就要在湖南召开，之前无论如何要拿出稿子，我不抓紧不行啊——记者站是一个人干活，得给自己一些压力和时间概念，否则稍一松懈，事情就做不完。3月10日结束采访，3月13日我和同事们开始动笔，4月18日大家把稿子全部齐到我这，我开始统稿，直到4月30日，我终于将三易其稿，共计47000多字的长篇通讯《坚持“四个面向”，追求“六个和谐”——汨罗教育十年写真》完稿送出！我记得，当时带到办公室所读的相关材料都有二十多公斤，5个大塑料袋。以至我在那一两个月里一提到“汨罗”两个字，一打开电脑来改汨罗稿，居然有想呕吐的感觉！满以为事情就此大功成，没想到还没完，之后我又将此稿修改压缩到《科教新报》，再修改到《中国教育报》，还联系《人民教育》发出了这个稿子。我电脑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稿子前前后后修改了七次！

还有几次采访我也记忆深刻。1999年4月13日，我坐火车12个小时到怀化采访，由于连日暴雨路轨被毁，火车被迫停在站外十公里处，为赶时间，我冒着倾盆大雨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搭上一辆便车；怀化采访仅4天，我就发了3篇稿。可18日早晨坐12个小时的火车刚到家，上午陪报社的于主任采访，下午又接到电话：省政府和省教育厅领导要到湘西就贫困地区“普九”现场办公，疲惫不堪的我只好又坐14个小时的火车原路赶至吉首，第二晚再坐火车返家，第三晚又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上海讨论一个大规模的新闻调查（师生关系）——这10天里我有6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且三趟火车往返，除了第二趟有人同行外，另两趟我都是一个人寂寞地独行。

2000年5月28日，我到太原参加西部教育新闻研讨会，临出发时接到北京电话，让到四川参加“西部教育纪行”采访，我二话没说，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太原会议一结束，会议资料托人带回，自己就直奔四川。与湖南相比，四川是真正的地广人稀，有时坐一整天的车还到不了一个地区，但我依然在短短的12天里，跑了6个地市，甚至包括遥远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去凉山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先天晚上坐火车去，第二天晚上坐火车回的。四川采访正好碰上端午节，想到20来天见不到女儿，想到人家都是合家团圆吃粽子，而我则是一个人孤魂野鬼一样，抱着手提电脑满大街找地方发稿子——那个时候还不能发电邮，我真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女记者，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勇敢而无畏地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获取独家新闻

做记者，都有一个梦想，能抓到独家新闻就好。可教育报道，新闻都比较难做，独家新闻就更难了。但我有一个体会，只要能真正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一定能做出独家新闻。

我有一篇4000多字的通讯《青春筑国脉》（1999年10月24日），虽然没评过什么奖，但我自认为写得比较好——不仅采访下了大功夫，写作上也比较讲究。那是1999年7月,应学校之邀我去采访国家重点工程——内昆线上的长沙铁道学院毕业生（内昆是朱熔基非常关心的一条路，这条铁路建国初就作了计划，南北两段早在60年代就修好了，但中间的300多公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工，而这要经过的地方又全是最贫穷之地），8天里行程近万公里，从长沙到昆明，再到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四川彝良、自贡等，所去之处都是这些地区最偏僻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有的地方进出只有一条简易公路，要分单双日进出，且四面是悬崖峭壁,极其危险,路上时常可以看到被埋在泥石流里的车。“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这条路。”领着我们采访的铁五局副局长黄弟福（后来是青藏铁路和常务副总指挥长）说。记得当时话还没落音,前面的一辆车就被倾泻而下的泥石流埋没！好险。车上的几个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有两个女生,还没上工地就在过横江时被水冲走了。”铁道部二局的一位总工则这样告诉我，“你是来这里采访的第一个记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跟他开玩笑。报社用一整版发出了这个长篇通讯。这应该是个独家新闻，至今没见到有任何媒体如此集中地报道修建这条铁路的大学生。

《24年的深山攻关——记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中南林学院会同生态站的教授们》（2002年12月23日），这个科考站，与南极站齐名，可在这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时候，从来没有记者去采访过，就是现在，也还是没有人去采访过，因为那个地方太偏僻了。但是我听说后主动要求去采访，那天汽车也是开了整整一天。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2月12日，我女儿13岁生日。采访过程中，也是险情不断：从长沙去会同，行至沅陵官庄的时候，一男子突然横穿马路，司机一个急刹车，男子右腿被撞断，我也被重重地碰了一下；一路耽搁，半夜12点多才赶到怀化，又急又累的驾驶员躺在床上抽烟又烧着了被子，同行的我们差点葬身火海；回来走到长常高速公路益阳段，汽车左后轮又被硬物戳破爆胎——此前一天，同一路段一郴州车爆胎，当场死亡一人！几次险中逃生，现在想来都后怕。但是我写出了这个独家新闻——是该站建站24年来惟一去采访过的记者。此稿2003年11月获第九届中央新闻单位驻湘记者“潇湘电站杯”好新闻评选一等奖、报社2002年度好稿（通讯类）二等奖、湖南新闻奖三等奖和全国人大的一个奖。现在还是没人去采访。

                 ■ 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  李伦娥

敬爱的各位同事朋友们：

说实话，能够登上这个台子，是经过了自己内心无数次的挣扎，在座的高手如林，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各位无论从学历能力资历还是成绩，我都只能用一个词：望其项背——比我年轻的学历胜于我，比我年长的成绩超过我。我凭什么、我何德何能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让大家听我的罗索？可后来转念一想，抱着学习的态度、请教的态度，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向北京的领导们做个汇报，将自己的新闻体会与大家分享交流，将基层的实际情况告知北京的同事们，让大家多少知道并了解一点记者站的工作实际，机会难得，这辈子只怕也只这一次了。所以斗胆走上这个讲台。当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永 远 的 追 求，这也是我3年前申报高级记者时的业务自传题目，据说当时就是因为我的材料、我对新闻的热爱和投入打动了评委，才使得其实各方面都算不上出类拔萃的我，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的女性高级记者，当然事实上我并不年轻了。今天，我也希望自己的汇报能给大家留下一点印象，让大家有一丁点的心动，至少，以后看到写有“李伦娥”三个字的稿子，不那么轻易“枪毙”。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担任中国教育报记者站专职记者12年来的工作体会。

一、        痴 情 守 候

第一：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人生很短暂，一个人一辈子其实干不了几件事，能全心全意干好一件事就很了不起了。

又经商又从政或者又为文又为官的，那是少数人才具备的能量，是才俊们的本事；我是芸芸众生，智力才能平平，只能做一件事。因为只做一件事，心无旁鹜，比较单纯，好把握，做好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其实中外新闻史上的所有名人无不如此。我所崇拜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早年学医。从16岁时开始悄悄写一些新闻稿子并很快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一直到她去年9月76岁去世，整整60年她的主要的也是惟一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如范长江，当年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继斯诺后,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记者。一本《中国的西北角》让范长江声名鹊起,他的这本书曾经重印七次，以致真正的出现了“洛阳纸贵”，但实事求是地说，范长江后来因为搞行政，新闻作品基本就没什么了。

我1984年大学毕业，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做记者，可是命运老与我作对，我被分到市委机关做公务员，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寻找一切机会给报社写稿，包括新闻稿和散文稿，极不情愿地在行政机关工作了4年之后，终于我有了一个机会到高校，当时的选择是教大学语文还是编校报，大家都知道，在高校校报记者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记者梦，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校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记者这份职业，一干就是19年！尽管其中有好几次“记而优则仕”的机会，我都放弃了，依然做一线记者。我痴痴地守候着我无限热爱的新闻，更确切地说，是教育新闻——如同张家界的望夫岩，默默地痴痴地守候着，不求回报。有一句话叫做“爱是永远不变的星辰”，“爱是掷地有声的承诺”，既然选择了无限热爱的新闻女神，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多大年龄，我都只能风雨兼程，义无反顾！并且只要有可能，我还将继续干下去，继续走下去，直到永远。所以做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是我永远的追求。

第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有了热爱，就没有什么创造不了的奇迹。

我感觉，做一件事情要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想办法干漂亮做出色出成绩，光喜爱都不行，必须是热爱。因为如果仅仅是喜爱，那么实在不行，你拿去好了；实在不行，我绕道算了；一个选题一个任务来了，三两下应付了事，怎么简单怎么来；不就是干活拿工资吃饭呗。只有热爱，才会无论如何都痴情守候，永不放弃；只有热爱，才会尽心尽意，力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热爱，所有的付出才会心甘情愿，永不言悔，不求回报。

2003年3月25日下午，记者部来电话，告知李长春、陈至立、周济等领导对中南大学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非常赞赏，要求我采写重头报道发出。放下电话，我立即进行采访，晚饭都没顾上吃。因为此前我对这个学校的这方面工作非常熟悉，积累了大量素材，所以很快我就完成了采访，趁热打铁写出来吧，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居然一整晚就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开写，一直写到凌晨4点多，3篇差不多有8000字通讯就写完了。记忆深刻的是，锁上办公室门走出去的时候，整个楼道静悄悄的，漆黑一团，只听见我的高跟鞋敲击水泥地板的声音，清脆极了，也难听极了，那一刻，不知想到了什么伤心事，我突然感觉到特别委屈，鼻子一酸,眼泪突然涌出。“何苦呢，我这是为什么啊？拖几天不行啊？写短点弄个消息不行啊？”我在心里这么自己问自己。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也许，这就是热爱和爱好的区别吧。回去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又将稿子传到学校核实有关事实和数据，自己又坐下来配写评论员文章，下午就将4篇差不多一万字的稿子发了出去。这还没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密切注意中南大学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新动向——没有办法,爱就有如此大的魔力,又独家推出了长篇通讯：《紧急拦截——拯救赴藏自杀大学生行动追记》，报社领导和同事们也非常支持，给了整整一个版面。据学校反馈的信息是,在见报后的一个多月里,全国共计有52家报刊杂志和网站转载,包括《文汇报》、《新民晚报》、《文萃》和人民网、中青网等主流媒体。

当然，比起无数的新闻前辈，我在这方面差远了，只读了一年小学的范敬宜，因为热爱，小时候就学着创办报纸；因为热爱，当记者被打成右派文革受冲击仍痴心不改，出差到北京望着人民日报的窗口，做梦都想着在这里工作的人该多神圣和幸福啊，当然他没想到几年后他不仅进了这家报社，还成了其老总。还有如邵飘萍，为新闻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只活了短短的40岁。其实真正办报纸是从1918年创办《京报》，到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才短短的8年时间，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作用，无可替代。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邵就是一个无限热爱新闻甚至为新闻献出了生命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各位特别是年轻的弟弟妹妹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不喜欢新闻，趁早闪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就业拿工资，趁早改行。

                  ■中国教育报云南记者站   杨云慧

1993年，我来到了记者站工作。迄今已有15年之久。

刚到记者站工作，我是真有些两眼一抹黑的感觉。那会，我基本没有做过文字工作，更没有搞过新闻。能做好这份工作吗？我这样问过自己。

我一直认为，我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做教育新闻以后，我是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才进入了些门道，最终也才完成了从学美术的人向教育新闻人的转型。

我了解自己的不足，很敏锐地捕捉教育新闻并非我的长项。我好像就得慢慢来，慢慢地琢磨，也得慢慢的写才行。也因为这样，我的工作业绩在报社对各地记者站人员的考核排名中从未上过15位，总是挂在后面晃荡着。说实话，我常常感到很不好意思，看排名时的心情就和成绩不好的学生看成绩通知单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今天坐在报社领导和同仁面前，我感到汗颜，感到十分惶恐。

我也了解作为西部省份的云南，要在教育新闻上频频闪现亮点是不可能的。那么做教育新闻工作也得紧紧抓住云南的特点才行。但什么又是云南的特点呢？“老、少、边、山、穷”这几个字可以将云南做个概括，而云南的教育也对这几个字做出了很好的诠注。

基于这些考虑，我将自己的视角更多地投向了基层，关注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办教育中的酸甜与苦辣。

10多年间，云南129个县、市、区，我已经走过了百多个，有些地方不止一次的前往。比如去年记者站会议前往的宁蒗县，我一共已去过4次，有两次是去采访宁蒗与江苏海安两地自发开展教育对口支援的情况，较近的一次是2004年，宁蒗县“两基”攻坚进入倒计时时。

云南的国土面积中，94%都是山。可以这么说，只要一出差都是在爬山。常在云海山岭的盘山道上颠簸，身体是感到疲惫。然而，总是有什么在一次又一次的在吸引我前去。是什么呢？经过苦苦的思索，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是因为感动。作为人，我需要触及心灵的感动的滋养；作为教育新闻工作者，我需要在感动中寻找鲜活的素材使作品具有生命。而在基层，我获得了太多的感动。因为感动，我才一路走来。

近些年，我采撷自基层的稿件不断被安排在了教育报重要的条位，并也有不少稿件被报社以及云南省委、省政府进行的驻滇新闻单位评奖中评为好稿。教育厅分管基础教育的厅领导在许多场合对记者站和我个人进行了表扬，并拟提议对记者站的工作进行嘉奖，但终因这位副厅长没有分管记者站，嘉奖并没有兑现，但我开玩笑地对他表示，你的口头表扬已经让我非常知足。其实，因为感动，我就会一直走下去。

下面我就这些年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

一、令我感动又令我感慨的故事，让我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笔墨去写

上世纪末，云南省完成了普及六年义务教育，70%人口地区实现了“两基”，但离国家提出的85%人口地区的实现“两基”目标尚有较大距离。“两基”工作越往后难度越大，实施“两基”的地区贫困程度越来越深，那些地区都是极为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财政自给率极底。

但“两基”攻坚的鼓点是阵阵催人急。深入“两基”一线采访、报道，反映当地干部群众不畏困难，千方百计攻坚克难实施“两基”的精神成为一名教育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在采访中，我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教育报的记者去采访，基层的同志都很重视，都会准备上一堆材料来做汇报，诚然，在这些纸质的文字当中，对当地实施“两基”的情况做过一个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发现许多线索，许多感人的事例。然而，仅这样就着手写一篇稿件还远远不够，反映这个地方特点，并能够说服人的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挖掘，也可以说是要找到文章的“魂”才行的。

那么如何去找文章的“魂”呢？就得要深入细致地采访，不厌其烦地采访。可以说，每篇稿件的完成，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文章中可能只是几句话的一个细节，也可能是用了一天时间才得到的。在采访中我发现，要获得最真实、最感人的素材，还并不一定是在拿着采访本面对采访对象时。这时的采访对象往往是很拘束的，有的是事先做了些准备的。这或许是在云南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民族地区的民族同志往往是质朴和善良的，但面对陌生人或是记者总会有一些紧张。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努力学会了丢开本子面对采访对象，与被采访者像朋友似的聊天，让他们放松心情。这样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情况是最真实和生动的。离开采访对象后，立即补做记录。

去年十月，到怒江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采访，由于交通不便，乘飞机到达丽江后，兰坪派车辆来接我们。车辆驶入兰坪县境时，副县长李维鹏看到放牛放羊的人，就说，原来放牛放羊的大多是些孩子，现在都被动员去学校读书了，现在放牛放羊的都是些中老年人了。我有些不信，就说，真的吗？他就肯定地回答，真的。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兴奋起来，这不就说明当地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行为到位，措施到位，让适龄少年儿童都进了学堂了吗？但心里还是不太敢相。从那时起，我不敢有半点懈怠地一路观察周围山头上那些放牛放羊的人，还请同行的同志也帮助到处看着，生怕漏掉什么。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是忐忑不安，一方面希望李副县长的说法就是真的，另一方面我真怕被我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这个现象对于云南边远贫困山区来说是件太不可思议的事了。为此，我和李副县长就开玩笑打了个赌，我说如果我发现放牛放羊的孩子，那么你请我吃海鲜，如果是我输了，我请你吃。在兰坪采访了3天，我都在十分认真的留意这事，包括在返回昆明的途中也没有放过。最终我都没有在兰坪发现一个孩子在放牛放羊。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也输得十分开心，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结束采访时，我对县委书记李四明说，兰坪采取多种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组织回学校读书了，但巩固还是个大难题，得有一个长效的办法才行。希望下次再来时，依然不要让我找到放牛放羊的孩子。李书记就轻轻说了一句话，放心吧！

这句话让我感到一种震撼。政府行为的到位，让滇西北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在不长的时间里，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群众对教育的认识也是空前高涨。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小自然村的燕麦地里，一对正在劳作的中年普米族夫妇说起教育也是有条有理，他们说政府这样重视教育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的子孙读书就不愁了。

在刚开始实施“普九”的时候，有一个乡乡长在外地学习，党委书记当时认为抓“普九”是乡长的事，所以工作没有怎么开展起来。李维鹏副县长去检查工作时发现后很严厉地批评了这个书记，并责令他限时完成工作，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辙他的职，还对这位书记说，能干书记的人有的是。从那时起，这位怒族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育工作中，并把教育工作与当地群众的脱贫治富统盘来考虑。我去采访时，他讲起全乡的教育工作真是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并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得先抓教育”。

一个个人，一件件事，都是那么地令我感动、感慨，稿子的雏型也在感动与感慨中渐渐形成，而文章的切入点就是打的那一个“赌”。让我犯愁的是，有太多令人不忍舍弃的细节因为文章字数所限不得不放弃。最终我完成了“昔日放牛娃，皆成读书郎”这篇工作通讯。

“教育，就和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说这话的是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张卫东。那是2004年，按照云南省的“两基”规划，2005年省里要对宁蒗县的“两基”工作进行验收，“两基”攻坚进入了倒计时。张副书记说这话时是在闲聊时，用极平常的语调说出来的。话语很质朴的，然而听来是感觉沉甸甸的。

可能就是坚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宁蒗人用小凉山一样的脊梁支撑起了“两基”，最终通过了云南省政府和教育部的验收。对于宁蒗这样贫困的地方，要实施“两基”经费严重不足是肯定，那怎么办呢，就等就靠就要吗？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想尽了一切可以想的办法筹集资金，县委、政府还向全县干部群众承诺：“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力保教育投入”。搞“两基”，许多业务工作都得从头学起，边学就边干，难度是很大的，但当地人乐观地说：“粑粑是揉出来的，‘两基’是干出来的”。为了使每项工作都做到位，他们就把省里的专家一次次的请下去做讲座，一点点的请教。拿出这么大的毅力来干“两基”，就为了早一点摆脱小凉山贫穷和落后，当地干部这样说，“两基”干不好是我们的责任，干好了我们没有任何功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又一次感动中，我写了“托起小凉山的未来”这篇通讯。

去年3月间，我经历了又一次难忘的采访。出昆明界后，只有百余多公里就可到达目的地，但车辆一直就在山道上颠簸了六七个小时才到达滇东北昭通市的巧家县，整个行程就像参加汽车山地拉力赛似的。我后来得知，这条路也真是常举行汽车拉力赛的。到达目的地，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巧家与四川西昌以金沙江一江相隔。当时正值阳春3月，江两岸，开遍了火红火红的木棉花。

巧家在实施“两基”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但当巧家人真切的意识到，不再抓“两基”，就又要耽误一代人，贫穷落后的现状就无法改变。当地人有了一种空前的紧迫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就是已经被推了骑在老虎背上，不想被老虎吃掉，就得好好的骑稳当啦。

只要有了决心，困难再大也就有办法克服了。扫盲任务重怎么办？他们在全县范围动员抽调了万余名干部教师以及中小学生组成“扫盲攻坚志愿者”，头戴小红帽，走村入户，进行地毯式地扫盲。被抽调的干部教师没有分文的报酬，有的是夫妻俩都一起前往。在采访中，记者却没有听到一句怨言，相反都认为人生能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是值得的。初中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成为了辅助扫盲人员，回家后都要教父母或是亲戚认字的。

巧家在“普九”过程校舍严重不足。在国家寄宿制学校建设项目资金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巧家县政府先行贷款2100万元提前启动实施。贫困学生面大，就采取各级政府投入，并动员全县干部职工捐资设立贫困生救助基金，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中小学还缺500名中小学教师，但没有编制和经费，怎么办？巧家就创造性的用招聘“普九”攻坚工作临时志愿者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先后在大中专毕业生中招聘了451人，聘任期间，每人每月发500元的津贴和办理社会保险等。

“穷”则思变，“穷”则生智。巧家人硬是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肯下了“两基”这块硬骨头。什么能够体现这样一种精神？金沙江畔火红火红的木棉花不就是吗！“木棉花开金沙江畔”是这样写成的。

这些年来，在基层采访“两基”工作，看到和感受了许多感人的人和事，于是这方面的稿件也就写得多一些。如“阿佤山人都识了汉字”，“‘小和尚’都进了学堂”，“香格里拉‘普九’攻坚：战鼓声声急”，“看贫困县怎样‘普九’”，“潮涌红河畔”，“修筑造福桑梓的教育工程”，“老苏扫盲”等。

二、在昆明呆一段时间，我就总想往下走，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寻找感动。因为心灵需要滋养

今年是我往基层跑得较少的一年。因为女儿明年就该高考了，孩子的老师也这样要求我。往年，我有时回家就基本不用整理行李，没两天又该走了。尽管我的身体是疲惫的，但我还是一次次的踏上行程。我就为了去寻找感动。

说来有意思，我的父亲曾是一位很敬业的军报记者，当他知道我也可能走上搞新闻这条路时说，你干不了这个。知女莫如父，可能他是有他的道理的。但那么些年过来后，他的这句话没有再说，相反，他有些为我感到骄傲了。

1996年2月，丽江发生了大地震，得知灾情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独自前往灾区，当时还余震不断。为了了解全区教育受灾情况，到达后我就直奔当时的丽江地区教委，但当时的情况让我呆住了，在到处是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当时的教委主任却与几个人在一清静处打牌呢。见我到了，就对其他人说，就让她和那几个摄像的一起跑吧。说这话时，这位主任手里的牌并没有放下。

从那会开始我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还好，那几天教委还提供了一辆车。晚上我就去到亲戚家里，在户外的一顶蚊帐里过了六七天。说真的，2月的丽江夜里是很冷的。

那些天，我每天都把丽江学校受灾情况以及恢复重建的情况及时地发稿给报社，有时找不到传真机，只有找个电话口述传稿。在抗震救灾一线，我看到了许多感人的事例，有的村民自家的房屋都倒塌完了，那会却是忙着先为学校搭简易校舍。部队官兵为建学校也是拼着命的在干。看到这一些，我把刚来时看到的一些极不谐调的东西从心里抹掉。大家这样做，不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吗？

没两天，搞摄像的同志走了，我要去跑点车也没有了。到教委去找车，教委的同志说主任回老家去了，没有主任发话没人能派车。怎么办呢？我就来到要去方向的公路边，拦住军车，请他们带我一程。令人欣慰的是，那些军人听说是教育报的记者去采访，都非常高兴，都把我送到目的地，还会请我去他们所在地采访。那样的时候，我就还能“混”到一顿饭吃。那些天，真的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

大约坚持了一个星期左右，省教育厅的领导下来了解情况。上什么地方看学校呢？是由我来提出建议的，因为当地教委主任并不了解情况，他那些日子所做的事就是找个地方与人打牌，或是跑回自己的老家里守着，最多再派一个人守在电话机旁接听各学校上报的灾情，并把灾情再向上汇报。

那一次采访令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但也看到了许多人间真情。但那时还有一件事让我不安，从报社传来消息说，中宣部有要求，要淡化灾情的报道。我真是怕稿件出不来呀，一切的努力不是就白搭了吗？还好，稿子出来了，尽管是些很小的新闻稿，但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支援教育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细想那次采访，如果我当时看到那些打牌的人就转身离去，能采访就采访一点，没有条件采访我就不采访，这样做应该说我也没有什么错。让我坚持下来的除了那些依然让我感动的事例外，就自己本身而言，是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在支撑着。

职业的责任感是来自于对教育新闻工作的热爱，也来自于在工作中心灵获得的滋养。我在想，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人总还是要有理想追求，要有精神支柱的。为自己热爱的工作付出也该是无怨无悔了。

这么些年一步步的走来，说没有困难一定是假话。记者站与当地挂靠单位由于种种原因总不是那么顺。就因为为教育报工作，就必须放弃许多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不瞒大家，前几年，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每个月的收入就是档案工资的那1700百元左右，那也就是我和我女儿生活的所有费用。尽管云南的消费并不算高，但女儿正是花费较大的时候。要去出差，也得考虑记者站的帐上的钱还能坚持多久？难吗？真的是很难。

有一次当时分管记者站的厅领导曾找我谈话，他说，记者站的经费那么困难，你就换个岗位吧，那样待遇上会好一些，况且你一个女同志成天东奔西跑的也不容易。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是感激的，但也很难过。就回答让我考虑一下。我难过是我必须是在工作与生活上做出抉择。如果想要生活过得平稳一些，我就得放弃自己认为热爱的工作；如果选择了工作，我就得过依然清贫且后顾之忧太多的日子。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份工作。因为我感到从工作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滋养是无价的。

我到记者站工作以来，已进行了六届十杰教师的表彰。我们省6位十杰教师候选人中有5位是我采访报道的。对于我而言，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感动，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洗涤。采访第五届候选人张桂梅，我差不多是流着泪完成采访的。最后写成了“挑战生命极限”这篇人物通讯。张桂梅老师她的人生所遭遇的苦难，以及她对教育的执着和热爱，无不深深的震憾着我，也教育了我。在她的面前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不久前，她获得了首届兴滇人才奖，省委省政府颁发给她30万元的奖金。张桂梅老师她有一身的病痛，每天只用3元钱的菜金，她把自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学生头上以及她担任园长的孤儿院的孩子身上，但这一回，她又要将这30万元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第三届入选十杰教师的大理州巍山县大仓镇梧岗小学的彝族教师凹开明，获奖后，省、州、县都给予了她表彰。有一次这位老师上昆明时来看我，我吃了一惊，才一年不见，他原来一头浓密的黑发变成了花白。我就问她是不是身体哪儿不好，他说不是，是因为在假期里他带着全村人修通了从村子到县城主干道的公路。后来得知，为了修通这条七八公里的山路，他拿出了所有获得的奖金，又去到处募集资金，号召村民投工投劳来修路。但人力修实在太慢了，他们那里一个建筑老板听到这事，也被深深感动，就无偿的帮助了他们，完成了一条祖祖辈辈都梦想的山路。凹老师对我说，杨记者，你下次去就可以坐车上去了。或许我那次上他那里采访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天我是一早乘飞机到了大理，从大理又改乘班车赶到巍山县，又从巍山县乘坐中巴车到了中心校，中心校老师又用摩托带我到了分校，然后又有一个老师带我步行七八公里的羊肠小道，天黑时才到了凹老师所在的一师一校教学点。那天还一路是雨，衣裤全打湿了，鞋上的泥重得都简直快抬不起脚了，很是狼狈。当时凹老师就说了一句话，天下那么大的雨，以为你到不了了。

宣传这些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是我的责任。再苦再难，我也觉得值得。

我曾采访过一位老师，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好。坐在伙房与老师聊天时，我就发现木屋顶是黑亮黑亮的，一开始以为是烟火熏出来的，可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屋顶的苍蝇，吃饭时，苍蝇便嗡嗡叫着扑了过来，点上油灯蜡烛都毫无作用。最无法忍受的是，没有厕所，水也很缺，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和当地人生活了3天。几年后我又去了一次，那老师告诉我，学校有了厕所，村子里也建起了蓄水池，老百姓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我采访过的许多教师，在当地比村干部说话都还管用。往往，他们就是当地文明的传播者，脱贫治富的带头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当地的群众。

拉拉杂杂的说了许多，但应该说都是些我的心里话。

感谢报社领导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说说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也感谢在坐的同仁们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发言。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大家对云南有更全面的和更多的了解。

感动，让我一路走来；感动，还会让我一直走下去。

蒋建华

知识改变生活!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词。

学习改变命运!这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口号。

这体现了电视人对知识和学习的理解，这两句口号已经浸入了我的心扉。

经过几年在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的编辑生活，我还希望加上一句话：让科学引导教育。

也许这句话不能作为一句电视口号，因为电视的表现形式更加口语化；也许这句话也不能作为中国教育报的一项追求，因为这毕竟只是我在编辑教育科学版的几年中迷迷登登的想法。

在这本精华集成稿之后，总想找到一句响亮的口号，说明这本书的最终目的，自己感觉“让科学引领教育”最为恰当，因为虽然自己没有达到“让科学引导教育”的要求，然而却是自己以后的努力方向，同时也希望这能转变为报纸的要求，教育界的要求，社会的要求。

曾经有学者提出教育科学首先要在教育界普及，我甚为赞同，因为实践中不按科学办事的地方比比皆是。教育行为、教学行为、管理行为、行政行为中常常有违背科学常识的地方，其背后就是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

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的报纸是最应该传播科学的地方，因为其易于保存，便于阅读。现在有些人将报纸定位在娱乐工具甚至于传播小道消息的地方，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去甚远。

新闻媒体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面向教育专业市场的中国教育报，承担起“让科学引导教育”的责任，无疑符合时代的主旋律。

现在提倡新闻传媒要“三贴近”，我想最主要的应该是贴近读者的心灵，而不仅仅贴近读者的身体。走向实际、走向实践也许可以贴近读者的身体，这是必要的；然而，我想，走向实践的目的更应该是贴近读者的心灵，在读者的心灵深处发挥影响。而这，就需要科学精神对实践的把握。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常常听到读者批评新闻媒体，你们不要瞎起哄，这也许是对有些媒体不顾基本的事实，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片面炒作的批评。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那就是所编写的文章既要吸引读者，更要符合科学精神。

也许这就是新闻的眼睛和新闻的灵魂的关系。编或写一篇文章，在完稿之后，需要为文章取一个好的题目，这就是画龙点睛。有了新闻的眼睛，就有了吸引读者的前提。然而，画龙点睛，毕竟是为龙点的睛，因此，画龙是前提。

没有龙，再好的眼睛也只能让人反感。实践中，就有一些媒体，读其文章只能读一个标题，因为其中空洞无物。如果需要画一条好的新闻“龙”，这条龙必须具有新闻的灵魂。在这里，新闻的灵魂需要科学的主导。其中必须充满了科学的灵气，包涵着科学的内容。

用“让科学引导教育”来审视教育，我们也许会发现，科学能不能引导教育、科学愿不愿意引导教育，这些工作需要以教育实践界的心态为基础，更是需要教育理论界完成的任务。作为媒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愿所有读者均能关注这个平台，支持这个平台。

（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9月12日，第四版）

蒋建华

教育科学版已经走过了近300期，过去得到了读者的厚爱，有幸在编辑部读者调查中被读者评为最喜爱和最希望增加的版面之一。在这里，我要道一声：谢谢您，支持了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我。

经过几年的摸索，教育科学版的定位更加专一。作为报纸的一个专业版面，教育科学不是万能的，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作为。基于此，编者已经在教育科学版的报头表明了自己的心声：重大教育问题的理论分析，教育科研信息交流与服务，这是教育科学版关注的主要内容；用概念系统表述，用思想深度分析，这是教育科学版的表述风格。这就是几个月来教育科学版不断改版的结果，也是2004年教育科学版的采编重点。写到这里，编者突然想到了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是否可以用这个标题作为教育科学版今后的业务定位和采编要求！

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大智慧代替小聪明。教育科学版不耍小聪明，教育科学版需要寻求大智慧。这是由教育科学版的雄心壮志所决定的：占领教育理论宣传制高点，成为教育界的思想库，构成本报作为读（一般而言，都市报浏览即可，作为面向教育专业市场的报纸，不仅需要提供信息、供给消遣，更需要供读者仔细阅读——编者注）的报纸的重要部分，反映先进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通俗点说，教育科学版就是要为读者提供大餐。众所周知，小吃人们喜爱，大餐人们也喜爱。如果每天每餐均是小吃，人们会感到营养不良；如果人们每天每餐均是大餐，则会营养过剩，同样败坏人们的胃口。我们希望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提供大餐给读者，以改善本报读者的饮食结构，从而达到平衡膳食。

为此，教育科学版在配合政策宣传进行组稿时坚持的理念是：教育理论要配合政策进行宣传，然而其主要职能是在进行政策解读之外，补充、支撑政策，让读者有一种正好需要的感觉。教育科学版希望说到读者心坎里去，当然教育科学版是严肃的，决不图一时之口快，提供的思想在现实中是可行的，力图让读者有一种我需要、然而我尚未能明确说出来的被教育科学版说中了的感觉。

教育问题很多，可惜有很多问题是假问题。所谓假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存在，然而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在理论上已经不是问题了。报纸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然而在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中，隐藏着大量的假问题，这不是教育科学版首要关注的问题。教育科学版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真问题，需要给教育理论大厦不断增加知识。现在教育科学版增加了版面，由以前的每月两个版增加到三个版，更有条件根据专家们研究达到的水平，系统宣传真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解教育科学前沿的平台。

蒋建华

近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名记者清华演讲录》，其中有一篇中国青年报卢跃刚先生的演讲《捍卫常识》。在演讲中，作为一名记者，一名名记者，卢跃刚先生提出要捍卫常识。在新闻采访工作中，他除了详细收集材料外，还对材料进行证伪工作，以便自己在工作中能够捍卫常识。

卢跃刚先生捍卫常识直接来源于他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现象。其实，岂止作为记者需要捍卫常识，作为教育科学工作者也仍然需要捍卫常识。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违背常识的地方，教育科学工作者更有捍卫常识的责任。

同时，对于教育科学工作者而言，仅仅捍卫常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超越常识。超越常识的核心内容在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教育科学研究而言，不可回避，我们看见许多科研成果，从研究选题、研究方法到成果表述，没有超越人们的常识范围，读后让人感到没有新意，与常识无异。

作为科学研究，其本质在于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在于解释人们内心的困惑，停留于常识水平没有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停留于常识水平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根源在于，教育科学研究是门槛很低然而要求却很高的学问。门槛低导致没有对生活采取特殊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人，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或者能够借用特殊的地位发表“科研”成果，从而导致常识性的科研成果满天飞。

为了超越常识，有些学术专著或论文在表述科研成果时，出现模仿古文或洋文的倾向，以为这样方能显示其学术品位。其实，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的情况，许多介绍国外教育理论的著作和文章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

同时，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种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有人以为教育科学的科学化水平在于达到“科学”化：即人们常常所理解的数学化或模型化。这一思潮根源于十九世纪以来反映工业社会知识型的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的影响，特别是迄今仍然存在的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美其名为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一个很小的常识性课题常常受到一些专家们的青睐，常常受到千万乃至上亿美金的资助。

随着对外交流的开展，海外学习者的回归，西方世界的科研选题思想和操作技术在我国也时兴起来，因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不仅在一般的普通研究者中出现了停留于常识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些著名专家中也出现了停留于常识水平的成果。

可以举一个例子，本人曾经阅读了一些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教育和心理科学博士论文，作者花了几年时间去基层单位调查研究，进行教育实验，收集了一大堆数据，并且用各种图、表将数据明晰化，可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人人皆知、不证自明的道理。

我认为，教育科学研究要体现研究的基本特点，应该有起码的论点、论据和严密的论证。通过调查、实验获取数据，其本身并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只是教育科学研究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教育现象，是要得出一个论点，而不是为了一堆数据。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需要教育科学工作者提供不同的解释，这是教育科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性所体现的任务，要追求永恒的真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教育科学研究提倡超越常识需要提倡研究中的视角主义态度，即是在一定的视野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收集研究资料、进行科学实验，最终解释所收集的数据，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数据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既要超越常识，也需要捍卫常识，其办法不应该是将教育科学变成深奥的科学，而应该是找到教育科学与实际、与大众的结合点，用大众与科学两方面的思想来规范现有的教育科学问题、研究方法与成果语言。从大众方面考虑，是捍卫常识；从科学方面考虑，则是超越常识。这样用大众的方法、研究大众的问题、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研究的结果所形成的教育科学体系，就可以既满足捍卫常识的需要，也可以满足超越常识的需要。

这样，就要求教育科学工作者：无话不要说，实话实说，说大众话，为大众说话。“无话不要说”，针对现在有些所谓的科研成果没有具体、科学的内容，没有启迪人的思想，却到处拉关系、走后门发表、出版，既浪费纸张，又破坏教育科学的形象；“实话实说”，针对现在有些人专门写奉承文章，对政策、经验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胡乱吹捧、夸大其词，不像科学文章，因而不属于科学范畴。“说大众话，为大众说话”，要求教育科学工作者不要将教育科学变成了玄学。

我认为，捍卫常识和超越常识、走向创新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不管是普通的研究者还是专门的研究者，既然是从事科学研究，称自己为研究者、称自己的成果为研究成果，那么就需要树立一个基本理念：在捍卫常识的基础上超越常识！

捍卫常识和超越常识是知识创新背景下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底线伦理，也是提升当前教育科研水平的迫切需要。

——结合行业报刊实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初步体会

　　　　　　　　　　　　　　新闻研究中心　蒋建华

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国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五大发展趋向，十七大报告以此为背景第一次全面准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同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着重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主要是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从字面讲，认识科学发展观，首先是需要形成观点，这种观点是科学的，不是经验的，更不是伪科学或者反科学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并且这种在科学指导下的发展不是急功近利的发展，而是持续的全面的为了人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联系行业报刊的实际，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心中的困惑有解了，工作有了依据，有了手段，需要切实实践、贯彻到自身工作中去。作为行业报刊的一员，一位基层干部，一位新闻研究中心的干部，理应成为行业报刊发展的眼睛、参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其主要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把握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结合行业报刊经济、文化、产品现状，分析行业报刊发展的观点、科学和策略。

一、非常及时

现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行业报刊而言，非常及时，具有紧迫性。原因在于中央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确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并且推进改革的有关细则年底即将出台，有关思路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行业报刊密切关注、主动应对，可以预防被动局面的发生。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之下已全面提速，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整装待发，行业报刊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1.路线图与时间表

2008年4月10－11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新闻出版业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全面推进。200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总署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上的讲话《文化体制改革既有路线图也有时间表》，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其中的一些基本要求值得行业报刊重视：不改革，就难以应对国际文化竞争，新闻出版单位就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一个个孤岛。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传播技术、运行机制和国际环境变了，整个社会都是市场机制了，你不改革能行吗？思想僵化一定没有出路。

新闻出版领域改革任务占了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的2/3，现在，中央决策明确，改革已经没有政策上的障碍：公益性出版单位要企事分开，该管住的要管住，该放开的要放开，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经营性出版单位要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报刊的改革要分三步走，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在第一阶段完成改革，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第三阶段是部委所办的报刊。随着试点期结束，改制在“面”上怎么推？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继续保留事业体制的有三类：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公益性报刊，除此之外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学术类，还是大众读物类，都要转企改制。

力争三年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完成中央交给的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创新和企业重组，在我国培育出几家年销售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在国内外文化市场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意味着，“转企改制”不再是新闻出版单位内部“边边角角”的“修补”，而是“脱胎换骨”的转变。

2.具体措施将出台

新闻出版总署余昌祥司长在任报刊司司长时曾说：根据报刊业改革思路，目前正在对中央单位所办的220多种报纸，2600多种期刊，逐一列出名单，进行分类，想法是通过转企改制，吸纳更多的资源，整合多种形式的媒介资源，报刊业能够形成10到15家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综合性传媒集团。

事实上，早在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伊始，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对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人员分流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现在中宣部、财政部正会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此次修改不是收缩原来的政策，修改之后的文件只会比原文件的规定更优惠、操作性更强，也更完善。

2008年5月5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就透露，新闻出版改革三年规划、北京地区改革单位加入社保办法、分类指导方案、解决投融资问题的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改革细化指导方案将出台，一套针对“主管主办体制”的改革办法也有望年内颁布。

3.基本思路已形成

据了解，中央保留的党的机关报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党中央的理论性杂志《求是》等，其他中央级报纸、杂志和各行业、各部委报刊等，一律和原单位“脱钩”，另由政府监管成立的法人团体来管理。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只保留一份省（市）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也一律和政府部门“脱钩”，由法人团体管理。其实，早在2003年，中央就确定了9个综合性的试点地区，同时确定了35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业有21家。重庆的《电脑报》、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等都在试点之列。目前，《电脑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机电商报》、《中华建筑报》、《中国计算机报》等都已实现整体转企改制。

2008年8月7日，当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英大传媒集团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集团登记证的时候，我国新闻出版改革走出了新的尝试。国家电网报社与同为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整合成立英大传媒集团。这其中，国家电网报社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转企改制的报社，而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出版单位中第一家整体转制的出版社。

“今年推进新闻出版改革，跟前两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仅有路线图，还有具体的时间表，使得改制更加快捷，推进改革的力度更大了。”7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二、什么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基于对现阶段基本国情和新发展要求的科学判断。我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仍然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基本国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既包括正面的成绩，也包括负面的问题和困难。比如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够全面，发展不够公平。站在时代背景中，站在社会变革的高度来理解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就行业报刊而言，具体应该形成以下几个观点：

1.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

计划经济时代是简单社会，表现为一切均可控制，也均需要控制。市场经济则是一种在法律法规控制下的解放经济、自由经济，各种人、财、物均活跃起来了，因素增加了，这样社会就变得复杂化了。同时，政治民主化和技术网络化为从简单社会过渡到复杂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技术保障。

简单，是以前社会的主要特征——鸡犬之声想闻，老死不相往来；复杂，是现在这个社会的显著特征。经济状况复杂化了，社会运行机制复杂化了，权力分化了、利益多元化了，人也复杂化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了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路向，并且渐进式改革带来了两种体制、两种观念的长期并存。对外开放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新观念也来到了中国，从而使中国问题国际化的同时，更加复杂化。在复杂社会面前，需要尊重多样性，如果采取简单的方法、采取非此即彼的思路思考、对待行业报刊发展中的人和事、其中的细节，有可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就具体观念而言，我国社会存在着中国传统观念、市场经济新观念和国际社会新观念等相互补充更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社会观念基础。整个社会也开始从高度集中统一分化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社会领域作为国家有意安排、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从国家政治领域分化出来的“小”社会，可以在法制规章的指引下，不受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开展工作；个人权利与利益凸显，个人也从国家无所不包的体制中逐渐解放出来，主要接受国家法律规范的约束，从道理上已经解除了个人对单位的人身依附。

2.增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基本含义是要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发展是第一要务简单地理解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七大报告在继续强调这一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出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论、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里的发展，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科学发展。这里的发展是第一要义，实际上是科学发展是第一要义。同时，报告对发展理念作了进一步拓展，提出“实现三个发展”。一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三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在现阶段，作为行业报刊需要突出强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前我们发展依靠什么，以后发展需要依靠谁，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并切实落实到操作层面的问题。毫无疑问，个人发展需要能力，作为法人的组织发展也需要能力，这涉及到行业报刊的能力建设。能力有两方面来源，一是行政权力的分权，这属于行政授权，属于一种依附性能力，这种能力的特点是强大、来的快、在行业报刊中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能力还需要另一个来源，那就是知识，Knowledge is power，除了大家翻译的“知识就是力量”外，还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建设学习型组织就是希望组织的权力来源于知识。

与来源于上级组织的能力相比，来源于知识的能力建设是自身的能力建设，更为持久，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行业报刊的能力建设上，只要有可能，仍然需要争取上级组织的行政赋权，然而来源于知识的能力建设需要尽快实质性地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这个行业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在依附能力的基础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生存能力，才能在广阔的行业市场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3.机制从控制走向解放

行业报刊的机制建设对其发展观念、发展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基础地位所决定的由计划经济的控制模式走向市场经济的自由模式，是符合潮流的正确选择。

从社会运行机制而言，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各种运行机制相互胶着。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有效运行，先后创造了四种运行机制：以志愿求公益，以志愿求私益，以强迫求公益，以强迫求私益。以强迫求私益是封建社会等专制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强制求公益是政府机关的主要运行机制，以志愿求私益是现代企业的运行机制，即在平等志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最大利益，以志愿求公益是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机制，是现代社会第三部门——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运行机制。

现代社会主要是以强制求公益，以志愿求私益和以志愿求公益三种运行机制在发生作用。就我们目前的情况，以强制求公益的政府机制发展得比较完善，以志愿求私益的市场机制也正在逐渐完善，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是以志愿求公益的社会事业运行机制。这样的社会机制运行状况本来就比以前复杂，何况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各种机制错位特别是强制机制的错位运行，甚至还有专制社会、封建王朝以强制求私益的遗风。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对行业报刊的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行业报刊，长期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政府运行机制或明或暗地存在其中。改革背景下，运行机制需要从以强制求公益走向以志愿求公益，通俗点说，就是从大棒式管理走向胡罗卜式管理，从威严式管理走向心灵管理。建设与现代企业、现代政府相适应的现代事业制度。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事分开、自主发展。

规章制度是规范行业报刊及其所有员工行为的，传统上喜欢用规章制度限制人，而行业报刊的发展恰恰需要解放人，解放生产力，因此规章制度应调整路径，从大棒式的规章制度走向胡罗卜式的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业报刊规章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时代控制式的思路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差别，外加上作为行业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的惯性所在。作为行业部委直属单位，从其规章制度中吸取有用的加以改造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然而这样简单化的工作方式必然结果是——行业报刊只是在开展舆论宣传这个职业，而不是谋求行业报刊舆论建设这个事业。从行政机关克隆规章制度，没有找准事业单位运行的基本坐标。

二、哪些科学

要形成行业报刊发展的观点，需要相关的科学提供支撑。那么，对于行业报刊而言，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是什么呢，这就值得进行分析。由于行业报刊依托相关行业部委，讲政治是其首要的工作，因此，政治科学必不可少；行业报刊属于事业单位，然而很多已经企业化管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经济特别是媒介经济科学非常需要；行业报刊属于新闻出版，新闻科学当然需要，只是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科学值得考量；什么行业涉及什么行业的科学，作为教育行业的媒体，教育科学更是需要。另外，任何行业离不开人、能人，何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人才科学更是必须。

1.政治科学

行业报刊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框架范围内开展工作，即使改革后实行政事分开，由政府监管成立的法人团体进行管理，与具体行业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如果需要面向行业市场，也必须讲政治：这既是中央对宣传媒体的要求，也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讲政治需要顾全大局，服务大局；讲政治更加需要落实到具体行业的政策宣传上去，因为政策是政治的具体表现。在政务公开，网络媒体为主的新新媒体的冲击下，讲政治还需要讲策略，在政策宣传、政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既需要完整、准确地宣传行业政策，更需要配合型的、支撑型的政策宣传。政策宣传是行业报刊的主要任务，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也可以称其为主要产品。做好政策宣传，既责无旁贷，也是其事业所在。可以说，政策产品生产好了，就找到了其事业发展的支柱。在政策宣传中，需要体现“三贴近”的要求，创新新闻手段，体现出宣传水平。

政策宣传首先需要找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要站在正方立场即以正面宣传为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而不是解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宣传好政策。常规而言，对每一位编辑、记者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如果要宣传到读者心坎上、能让利益相关者均能从政策中明白自己的权利，则对行业报刊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问一句，在政策宣传时，对政策已经很熟悉的政策制定部门是不是愿意还想看媒体的解读，这种愿望不是来自于对宣传是否会失真的担忧，而是知道媒体的宣传有助于找到解决其“舌尖现象”（即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方案；还可以问一问，政策是为社会服务的，新闻报道是否针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需求，贴近了政策受益者的心灵。讲政治不仅仅是照抄照搬的问题，更主要是对政治的把握和理解问题。

站在正方立场说话，需要智慧。往往站在正方说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宣传似的说话，一种是学者似的说话。习惯上，宣传似的说话就是要原封不动、不走样，统一口径，学者似的站在正方说话则是出主意、想办法，将政策宣传做成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外脑、思想库。走向极端的站在正方说话，则是封建社会的遗风，近似于奴才式的正方说话。立场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屁股坐在哪个地方说话，是坐在政府的凳子上说话，还是坐在市民社会的凳子上说话，还是坐在公民个人的凳子上说话。在现实的中国国情中，首要的选择应该是站在政府一方说话，因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在我国的国情下，政府永远是强势一方。站在政府一方说话并不代表就是重复或者简单注解政府的政策或行为，而是积极出主意、想办法，通过为政府分忧、从而为百姓解难的大智慧方式，其出发点是紧紧依靠政府解决行业问题。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何不可，不过，要仔细衡量其最终是否会促进行业的发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因为，“知天命、耳顺”毕竟只是社会或者个人进入中老年时期才能达到的境界，也就是社会或者个人进入成熟时期的境界。

2.经济科学

行业报刊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从经济科学特别是媒介经济科学那里吸收营养。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更需要与社会接轨，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金流动问题、资本运作问题、风险资金问题、规模经济问题，均是我们需要了解甚至掌握的科学，应该将其基本观点运用到行业报刊的改革与发展工作中去。

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提出的行业信息资源平台发展计划，具有深厚的媒介经济学支撑，对行业报刊均有启示意义。具体内容是：引导行业类报纸树立“资源中心观”，努力建构行业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开发多层次、多形态的内容产品和增值服务业务，向面向所在行业提供新闻、资讯和增值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媒体转型。该计划选择50种全国性及区域性行业类报纸出版单位，实施“行业信息资源平台”发展计划。整合所在行业的政府资源、行业资源、关联资源和媒体资源，建构以行业数据库为基础的、具有行业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发布功能的信息资源平台，并以此为依托部署不同层次的内容产品、信息产品及电子商务、教育培训、产品及服务推广等等。加入“行业信息资源平台”计划的行业类报纸出版单位，其核心业务或业务组合、运营组织及流程要按“行业信息资源平台”的发展要求进行重大调整，由传统的“媒体中心观”引导下的单一报纸出版业务，向“资源中心观”引导下的全方位的行业信息服务和增值服务转型，力争在“ 十一·五”时期形成一批在行业内具有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品牌影响力的权威行业媒体，实现报社收入的结构性调整，即直接来源于报纸发行和广告的收入仅占机构总收入的30%以下，依托资源平台开发的其他内容产品、信息产品和增值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主要部分。

从新闻单位的外在的、旁观者思维走向新闻与行业单位相结合的参与思维，即从媒体中心走向资源中心。作为行业、专业传媒集团，做些、鼓励些或者参与些行业研究课题是必要的，因为从媒体中心向资源中心转变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置之度外，更要参与其中”，不仅要见证、记录当前行业改革与发展，而且更要参与当前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如果我们相关人才储备足够的话，还应该推动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让我们的传媒集团借助掌握话语权的优势，成为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库、智囊团与工程师。在文化体制改革、报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参与、推动行业改革与发展，那么行业报刊的市场前景应该更加广阔，因为行业报刊已经与该行业甚至相关产业链融为一体了，而不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仅仅附属于行政部门而实际上则游离于行业的事业之外。

3.教育科学

行业报刊需要行业的科学，正如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所说，教育新闻要传播感动，更需要传播深刻。媒体的重要职责是要引导读者、引领舆情。作为教育媒体，就要从教育的角度，想在前，做在前，做得专，做得深，做得透，做出精彩，做出味道，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当前，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处于矛盾的多发期。教育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却日渐增多；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但深层次矛盾仍没有解决；素质教育大力推进，但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两会上代表委员在批评教育，政府官员在关注教育，市民百姓在热议教育，媒体在热炒教育，各种所谓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也在影响着教育。教育成了社会的热点、焦点，谁都可以对教育指手画脚，谁也都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

教育在从未有过的关注、监督下，公开、透明地运行着。可是，教育是有着内在的规律的，教育运作周期长、效果不明显，教育不能立竿见影，教育更不能急，很多是发展过程和解决过程的问题。这样的结果造成浮躁、浮夸、肤浅现象滋生；学校战战兢兢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只做表面文章；社会只看显性效益追求短期行为。表面看，学校热热闹闹，但教育不深入，工作不扎实，没有深度和厚度；学生学习成绩可佳，也掌握了一些技巧，但既没有打下身体的基础，夯实做人的思想道德之本，也没有扎下做学问的根，没有后劲，不能可持续发展。科学、严谨、严格的教育规律被践踏，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被忽视，天真、活泼、可爱的学生形象被改变，纯洁、朴素、炽热的师生关系被扭曲。

教育是人人关注、人人需要、关乎家家户户的事业，教育又是专业性、规律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做教育新闻是很有讲究的。作为从事教育新闻的专业媒体，必须要从众多的表面现象中去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分析产生事件的原因，直面规律性的、深层的、多角度的东西。把教育新闻做成内行看有嚼头，外行看有读头，同行看有想头，领导看能认头的深度新闻。需要每一个编辑记者，都把自己当作教育工作者，不论新闻采访还是编辑稿件，都要以专业的眼光看问题，从教育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写好每一篇报道，审定每一篇稿件。

4.新闻科学

行业报刊作为新闻媒体，还需要新闻科学的支撑，更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引领，作为教育新闻行业而言，则是需要形成我们独特的教育新闻观。就教育新闻而言，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关于教育的新闻，这是从现象角度进行的理解；教育新闻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词语独立存在，从专业角度进行理解，注重深度报道、专业报道，这是从本质角度进行理解。一直以来，教育新闻就是关于教育的新闻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困惑着对教育新闻产品的评价，困惑着教育新闻产品的生产和组织。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教育新闻是什么，必须要有专门的理解，中国教育报刊社作为专门的教育媒体集团，更是责无旁贷。因为，这决定了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决定了我们产品符合教育“市场”的程度。

考察教育传播领域，其中的共同特征，就是作为一个媒体自居超然于教育之外。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工作思路的基本假设，教育宣传者只是教育的第三者，不是教育的参与者。这样来理解，有其片面的深刻性。然而，这只是计划经济思路下社会分工的一个环节，教育新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落实到促进教育的发展。将教育新闻理解为教育事业的旁观者，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我国固有的或许优秀或许糟粕的文化中，处事原则和行为准则中，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外在的方式。其实质就是“看”是永远正确的方式：既不辛苦，也不触及利益特别是私人、小集团利益，还永远正确。在一定时期，这样的思路，成就了教育宣传者。

站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思考教育传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甚至全新的框架，以前的思路也许存在着问题。在加快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旁观者，更需要参加者，最终需要的是建设者。在这个正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复杂社会中，呼唤教育事业的参加者，只是第一步。我们这个国度，曾经流行阶级斗争为纲，在教育事业的参加者中，不乏教育事业的搅局者，他们参与教育事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为了通过教育事业获取自身的利益，并且还只是狭隘的眼前的蝇头小利。这，就更加需要教育事业的建设者。作为建设者，必须具有参与教育事业的能力；如果能力不足的话，起码需要参与教育事业的人品。首先要冷眼旁观，最终却更需要真抓实干。

5.人才科学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更需要人才科学。十七大报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以人为本。一是以人为本的性质和含义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二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以人为本的目的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里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由谁享有发展成果等发展的根本问题。通俗地讲，第一层与第三层意思包含着以人为根本的意思，第二层则包含着以人为资本的意思。近年来，媒介设“岗位首席制”，就是传媒组织提高管理效能的思路。首席制的目的是建立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和人才评估体系，完善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以绩效评价为核心、量化评价为基础的个人考核指标评定制度，形成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努力营造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优厚待遇留人”的氛围。从2004年12月4日起，浙江富阳日报实行编辑中心制。首席编辑对自己所编版面负总责，记者每天所获得的新闻线索，将及时向首席编辑汇报，记者的写稿将在编辑的指导下进行。

新闻出版是智力高投入的产业，人才是关键，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媒介岗位首席工作思路和思维独特、风格迥异，具有个性和外表魅力。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媒介组织角色的独特性，使得分配制度平均化在各行业中显得更加突出，有效的媒介组织首席制实施，能为组织构筑良性的人力资源竞争环境，提高人力资源效率和提高组织效能与竞争力作出贡献。岗位首席制的目标是完善与发展组织，不能演变为福利，更不能变成轮流制，部门指标化，特别要警惕“首席记者”又成为“官本位”的变种！其实，从许多新闻单位的改革初衷来看，实行“首席记者”制正是为了淡化“官本位”思想。

报刊集团级首席记者、首席编辑应在非常优秀的记者、编辑中选拔，一般应有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经历，具有精湛的采编业务能力，采编的新闻作品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获奖作品多且档次高，对某一报道领域有较深研究，在新闻界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报业集团级首席记者、首席编辑，可以根据所在媒体编委会一个时期的报道意图，结合自身的业务和专长制定报道计划，经总编辑同意后实施。首席记者可不受报道领域的限制采写稿件，可以优先独立采写或牵头采写重大报道，同时应提供重大报道线索，撰写重要内参，见报稿可以署首席记者称谓。首席编辑在完成版面策划编辑的同时，协助值班副总编把好分工领域报道的政治关和文字关，参与重大报道的组织策划，提出策划方案，提供重大报道的线索、选题。

媒体应为首席编辑开辟工作室和个人署名言论、评论专栏。首席记者、首席编辑列席编委会的业务会议。首席记者、首席编辑可以实行年薪制或项目工资制，完成年度考核任务的，其经济收入可以高于所在媒体中层干部总的收入水平。     　　    

三、如何发展

1.全面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协调发展，就是努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特别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产业协调发展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方法。统就是统揽，总揽，就是宏观调控和总体布局。筹就是筹化、安排、协调。兼顾就是照顾到各个方面，平衡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报告对统筹兼顾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统筹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还要统筹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三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四是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统筹兼顾的目的。报告还提出在统筹兼顾中注重抓主要矛盾，重点是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解决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2.从好文章到好项目

科学发展观是为了发展——大发展，行业报刊大发展，而不是为了开小卖部。作为事业单位，并且是企业化管理，改革在即，需要从产品生产的角度进行考虑。我们的产品是两报四刊一网，具体产品是文章、版面、页面，且实质内容是政策产品为主，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随着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的施行，政策的独断性减弱。从可持续发展看，报刊社产品生产应从文章、版面、网页向项目发展，设计一个一个参与、影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家长、学生等方面）改革与发展的项目。要求低点，每一个一般干部有一个年收益一万的项目，副处二万（带领部门），正处五万（带领部门），等等，依次类推，则报刊社这个金饭碗不愁没有发展。生产好文章、好版面、好策划的目的是什么，虚一点说，是舆论建设，实际点就是通过教育部、教育界满意的舆论建设实现报刊社及其其中每个人的发展。

围绕行业舆论产品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做大项目，从而完成从文章写作、版面美化走向项目组织。市场经济背景下，行业报刊以“舆论产品”生产为龙头，由文章产品组成版面产品，由版面带动项目开展。我把文章看成是行业报刊产品的零部件，期望生产人员隔一段时间产生一篇代表作，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印象；将零碎产品组装成完整产品：栏目、策划或者版面，力争每一个版面、隔一段时间一个专题涉及大家关注的行业热点、难点、敏感和盲点问题。这样，每个版面、一段时间的几个版面能够在行业、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打上烙印。栏目、策划或者版面这些完整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组装设计成拳头产品：项目。通过设计好项目，超越好文章、好栏目、好策划、好版面的思路，依托行业形成拳头产品。一方面充分为最高主管部门服务，从而能够充分利用行政力量支持行业报刊的发展。我们参与推动并具体设计的社领导主持的国家课题“提高教育舆论引导能力的战略研究”课题，设计的配合行政部门职能转换且与高等学校优势互补的教育部“教育舆论研究中心”项目（已与教育部新闻宣传具体领导有基本共识），设计的中国教育报刊社教育典型发展基地项目（已有地方闻声追逐），我主持的一项教育部规划课题，就是这一思路指导下的具体行动。

3.宣传报道与信息服务

行业媒体在各自所在的领域往往拥有独到的资源，包括行业信息、行业受众、行业机构、企业及市场等资源。行业媒体的前途取决于对相关资源的整合能力，将行业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在“资源中心”观念下，行业媒体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我是什么报刊”或“我是什么网站”，而是“我能提供什么信息服务”。媒体的核心资产不再是报刊、网络等“传统”或“新”的媒介形式，而是信息内容和服务品牌，利用其占有的行业、专业资源，开展新闻服务（如报刊）、知识产品服务（如情报、研究、咨询、工具、终端产品等），以及相关的学习、教育、培训服务，从而提供行业市场、职业发展与专业人士所需的信息解决方案。

我有一个梦，我梦见我们行业报刊能够在已经取得的行政权威基础上，成就为行业传媒市场的市场权威。“想”是痛苦的，“干”是辛苦的；寂寞的“想”是最痛苦的，“单干”是最辛苦的。期望着与同仁共享，期待着与同仁的协作。

搜狐网：《对话的逻各斯》栏目，嘉宾主持。该专栏受到了网民和专家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徐志勇博士在《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发表文章《试析网络上的教育政策话语形态——以对搜狐网站“教育评论”栏目的分析为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和他的学生徐志勇发表在《教育研究》杂志上的《当前中国教育政策问题的媒介话语空间》一文，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站教育论坛”三家媒体关于“教育乱收费”及治理政策的报道为案例，对政策议题在媒介中展现的话语形态进行了框架分析。

腾讯网：《问教2009－还有多少课程要进校园》，嘉宾主持

羊城晚报署名评论：

《义务教育如何实现免费之实》，《羊城晚报·首席评论》，2005年1月25日；

《期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美梦成真》，《羊城晚报·首席评论》，2005年6月2日。

中国教育报署名且具有影响力的随笔：

寻求教育大智慧，2004年1月3日；

从捍卫常识到超越常识， 2004年1月31日；

让科学引导教育，2005年9月12日；

教育让人民满意面临社会心理困境，2006年5月27日；

提升人格和掌握知识也是获得一种权力，2006年8月12日；

用勇气和智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2006年9月21日；

教育需要大手笔，2007年5月5日；

呼唤大众教育科学，2002年10月10日；

编写教材不妨来点新闻手段，2005年2月5日；

做好教育科研的下半场，2007年9月17日；

学校教育创新的难为与必为，2008年12月29日。

中国教育报署名且具有影响力的采访：

重视能力对 轻视知识错，2004年3月6日；

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中国气派，2004年5月15日；

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2004年2月7日；

教育改革不是打倒一个另立一个，2004年6月5日；

素质教育不要“骑着毛驴找毛驴”，2006年1月29日；

公共利益：基础教育改革的首要坐标，2004年4月17日；

警惕怎么都行的教育观，2005年8月27日；

专家讲述：教育改革要谨言慎行，2005年8月13日；

传授什么知识？怎么传授？大可讲究，2005年6月26日；

让德育成为最美丽的风景，2002年8月3日；

道德教育需要精耕细作，2005年3月26日；

深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纵深地带，2004年7月17日；

基础教育改革已到制度突破时，2004年9月18日；

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做哪些相应的政策调整——访潘懋元教授；

大学是生产知识为基础的学者社团系列采访——访北京建工学院党委书记柯文进；

如何认识和对待媒体对教育问题的报道，2005年9月12日。

联系电话： 13501314016

电子邮件：jiangjianhua@vip.sohu.net

1.1985.7-1988.9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2.1991.7-1996.8  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材办公室 科技管理中心

3.1996.8-1999.12  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月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区委研究室

4.1999.12-       中国教育报刊社  其中

1999.12-2003.7   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主编

2003.7-2006.7    中国教育报理论部副主任  教育科学版主编

2006.8-2008.12         中国教育报刊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2009.1－        中国教育报机动编辑、记者（正处级）

2009.9－        教育部《抗震救灾志》编撰办公室 编撰专家

——2001年至2005年，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教育报刊社社级优秀。

——《应以平和心态对待教育收费》，获教育部优秀教育新闻评选二等奖，评论类。

——编辑作品《让班主任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周济部长的批示是：基教司并小娅同志阅处。要认真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调研，尽快形成《班主任工作条例》，要总结经验，同时要重在创新，特别是要将班主任工作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业岗位来对待，而不能仅作为“副业”或“次要职业岗位”对待，成为起草班主任工作条例的契机。2005年全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要求学习这种抓问题的精神。

——劳凯声教授思考学校乱收费系列在教育部、多省教育厅、高校领导和学者中，有重大反响，周济部长文字秘书电话索要全系列，北京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劳凯声教授文集中收录了这几万字访谈文章。

——在课程改革成为教育工作的重点之际，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专题讨论，在坚持政治方向、符合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将这个专题做足做够了，做出了影响力、冲击力。

——在编采过程中，具体实践了教育科研成果新的表述形式，这些实践包括教育理论表述的口语化、情绪化、系列化、通俗化、新闻化和社会化。

学术兼职：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

社会兼职：

广东出版集团年度中国系列教育卷主编，每年一本，劳凯声教授为教育系统顾问；

羊城晚报《首席评论》栏目特邀评论员，两期；

第九届“挑战杯”飞利浦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委员会委员；

“首届儿童发展国际论坛”国内外专家遴选工作组成员；

2004－　　中国教育报刊社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