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有喜

——简析第六代女导演的女性意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导演行列里的女性身影本就格外稀少，而能够运用摄影机为自身争取一些话语权的女导演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近些年来风生水起的第六代导演中，李玉、马俪文、李虹等几位女导演纷纷在国内外捧得大奖。令人欣喜的同时，媒体、业界纷纷猜测这几位新锐女导演是否会在内地影坛掀起一番“女性主义运动”。然而，不是每一位女导演都会有“女性意识”，也不会因为女导演数量增多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必然引发某些风暴。

说到女性意识与电影，就无法不想起《钢琴课》——新西兰著名女导演简·坎皮恩拍摄的一部反映女性觉醒与自立的杰出影片。凄美动听令人迷醉的爱情故事之中氤氲着无声而澎湃的强烈反抗与争取，优雅浪漫而又充溢着原始野性。而“第五代”小师妹、内地女导演宁瀛的《无穷动》也是一部有着较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影片将男人以至其所代表的话语、权力中心玩弄于唇齿之间，嬉笑怒骂中消解着作为男人的权威，影片中甚至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形象，我们只在几个女人的对话中依稀看到男人的影子。关于性别的歧视由来已久，女性主义者主张在尊重男女平等的前提下充分认识性别间的差异，向既存秩序挑战，改变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

        “第六代”中的美女导演李玉凭借《红颜》在国外多个电影节上拿了大大小小不少奖项，她表示在影片里是想探讨或者说是表现关于女人精神出路的问题，可是在这个“俄狄浦斯”似的故事里，并没有让人感受到明确的觉醒、抗争意识。片中女主人公怀孕、被学校开除、诞下男婴却被偷偷送走、和剧团已婚男演员相恋、与自己多年送走的儿子渐生情愫……这一系列过程中，导演将一个女人在社会中的无奈和痛楚表现得丝丝入扣，一切苦难如潮水涌来时她都默默承受，却并没有想要改变或者反抗，即使最后离去也不过是被“逼迫”到极致的一种本能式躲避和自卫。《红颜》诚然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李玉导演对于女性的关照，但这种关照是形而上的，止于皮毛。

        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内地“玉女掌门人”徐静蕾，用《我和爸爸》牛刀小试之后，便欣然拍起了改编自茨威格同名作品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一举拿下西班牙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如果说《红颜》尚不够彻底和尖锐，那么打出“我爱你，与你无关”这样一句堪称“豪迈”的惊世宣传语的《来信》便是一部非常彻底的“伪女性”作品；如果说原著还有一些动人的情绪在里面，那么《来信》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只剩那声声断肠的琵琶曲。谁也无法规定一个界限来界定怎样的情感才是爱情，但片子里的“爱情”我想每一个男人都会非常欢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乃至最基本的牵挂、责任等等，就能得到一个美丽女人持续一生的迷恋、追寻，这难道不是作为男人最想抵达的“桃花源”么？如此的爱情不是不动人，不是不深挚，但绝不是一个女人理想中的情感，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暗合了某些封建男权思想：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必定从一而终。拿这样一种情感却号称“为女性呼喊”，简直称得上可怕。

        而擅于“烹制”温情作品的马俪文，她的《我们俩》倒是散发出些许反叛气息，只是这种反叛在浓浓温情的掩盖下，变得温和起来。小女孩搬进四合院和老人同住后，处处皆有磕绊，女孩的行为举止看似不合规矩，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古板怪异的老人。格里尔（Germaine Greer）在其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说，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此获得女性气质，而强大而独立的女性气质才是全人类的革命性的未来。小女孩身上便带有清新而强大的独立和反叛意识，这让影片在温暖之余，多了一份脱俗的气质与坚实的筋骨。

        总之，第六代女导演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还只是朦胧的、肤浅的、不自觉的，导演们表达这种意识的手法也尚嫌稚嫩，有时甚至弄巧成拙。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度是很正常的，诚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一个将妇女禁闭在后宫民族的诗歌不同于一个给予妇女无限自由民族的诗歌。”不过让人欣喜的是，年轻的女导演们已经路途中上下求索；假以时日，她们会有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