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郎的博客

一、粮荒

2008年7月1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联大关于全球粮食危机问题发言称：

“当前粮食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际上出现所谓“发展中大国责任论”，把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

       指责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和价格上涨的问题。但是否认“发展中大国责任论”，恐怕讲的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发展中大国有着庞大的人口数字。据《2007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仅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人口已经达到全球人口总和的37%。如果加上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尼等国家，这个数字大致应该在49.8%左右。而目前大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仍然在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作业方式，生产力水平依然十分落后。

国外的不太了解，我们不妨仅就国内小作探讨，窥一斑可见全豹。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http://news.sohu.com/20071005/n252481021.shtml）。另据有关报道“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以上资料显示出，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大力开发），使大量城市周边的农民失去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打工大潮，20年时间，脱离土地劳动的人口恐怕已经难以计数。广大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基本都依附在发达地区的城镇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农业生产依靠的大多是50、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和部分为数不多的青壮年妇女，这恐怕是有史以来的最奇特的农业生产年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耕种状况建立的基础如今仍然是传统的手工耕作方式。

粮食价格的持续低位，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上涨，使得农业生产基本上已经无利可图，甚至已经出现大面积的严重亏损。农业生产积极性似乎已经跌至谷底。如果说如今的广大农村地区较之十年、十五年之前仍然取得了一些进步，恐怕跟基数庞大的打工收入的贴补是无法分开的。在传统耕作条件下，依赖老年劳动力，粮食的生产恐怕只能维持目前农村留守人口用以果腹的口粮水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两个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慢慢积累，出现“粮荒”只是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也必然同时在面临着像中国一样的局面。

说到底，粮荒的原因在于需求大于产出。在生产方式没有取得发展，甚至出现退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人口大幅度流失，必然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滑。粮荒，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临了。

       如果不能给与农业生产合理的补贴，不能抑制农业生产资料的快速上涨，不能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年青劳动力的流失，指望农民自觉提高生产积极性以改善这种状况，或者寄希望于短时间出现新的农业增产手段以解决粮荒问题，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然，除了上述途径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大幅度减少人口。然而傻子都知道，这只是数学层面的减法运算。除了上帝和疯子，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

二、人口增长的客观因素

       原因，我们都在寻找着粮荒的终极原因。

       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阻止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同样农业生产人口的减少也是不可阻止和不可逆转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致使粮荒的终极原因呢？

除了生产方式以外，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原因恐怕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 我国从解放初期的四亿人口发展到如今的十三亿，仅用了短短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不可谓不够迅速。

从鸦片战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诅咒之中：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三年内战、抗美援朝，每场战争带来的都是流血、都是死亡，整整一百多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喘息机会。

我们对战争思考的结论是“人多力量大”，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家庭也是如此。连绵的战争使人口数字如同下跌了百年的股市一样，在和平时期出现了井喷式惊天反弹。为了延续香火，子孙兴旺，肆虐的战争客观上成为人口激增的宏观政治因素。

三、人口增长的主观因素

解放后，国民政府的高官显贵们仓皇逃离，余下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群体。无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被狠狠地踏上一脚，毋庸置疑，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保留着典型的农民式思维的深深烙印。众所周知，小农经济的主导是自给自足，是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这种几千年的独立生产劳动中，以家庭为基础的每个生产单位都在努力地争取农业生产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譬如土地的优劣、灌溉的便利等等。为了争取到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和优化，人口的多寡就成为左右这些纷争的绝对主导因素（时至今日，宗族势力，仍然是农村基层问题的一大顽症）。于是，从主观上讲，每对适龄夫妇都怀有十分强烈的生育愿望。

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致使广大民众都不同程度地长时间地遭受到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待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有身份地位的改变，才是有效改善家庭或者家族所处环境的根本手段。正如朱老总在《我的母亲》中说的那样：“……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为了改变劣势地位和取得较好的社会待遇，从“广种薄收”、“增大概率”的角度看，主观上的“人口增长”愿望显得合情合理。解放至今将近六十年间的人口增长，是几千年历史的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的结果，所谓的“人口理论”、“计划生育政策”，在历史面前，都显得束手无策，拿粮拿物、拆房扒屋，并不能挡住“超生游击队”的日益壮大，最终也只能罚款了事。时至今日，我们在“公平、公正”的建设上，仍然没有取得显著的建树，“身份转换”的强烈愿望在民间依然有着十分雄厚的基础。

第三个主观因素，就是养老保障。根据前述，“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稍作推算，便可以看出2006年全国农村人口的数量大致在73742万人。这么庞大人口的养老问题，如果没有统一的、有效的社会机制，“少生孩子多养猪”只能是一个超级的令人恶心的玩笑。不罚款，要生，罚款，仍然要生。

四、粮荒的解决办法

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粮荒"的问题。而"粮荒"问题如果迟迟不能得以解决，粮食价格的快速增长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随着局面的加深，轻则通货膨胀民众苦不堪言，重则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甚至不排除会有引发战争的可能。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中国政府似乎早就在着手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然而就在“三农”问题纷扰多年以后，全球性的“粮荒”问题还是出现了，国内呢？

我想国内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十分乐观。

看来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防止粮荒，刻不容缓。

       天郎不才，试作如下对策（本文不作展开）：

一、     建立廉洁高效真正服务于民的服务型小政府

二、     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

三、     建立广泛可行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

四、     努力改进和提高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

五、     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加大农业生产补贴，使农民安居乐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四、结语

       天郎本来只是想阐述一下中国人口增长的迷局，却不小心自圆自话搅进了“粮荒”问题。于是便斗胆作了如上一点设想。当然这么大的问题，我等小民，既非专家，又非官员，既无理论之基础，又无实践之平台，不过是杞人忧天，贻笑大方。

       大文章，要有大手笔，天郎一没专长，二没时间，三没展开的想法，就这么着吧。

       不管怎样，“粮荒”的最根本转嫁，终究是我等“贱民”，不能不作如上思考和对政府的希冀。正如今年比较流行的两句话，同时也借用来算作本文的结尾语——

       愿“天佑中华”！

       “中国，加油！”

2008.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