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早就指出过：“传播是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在国内如此，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传播对于国际权力政治有十分重要的含义。”[1]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全世界是一个整体系统，国际社会是个大系统，大众传媒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各系统之间必然会发生频繁的互动。这样一个现实不容忽视，跨国商业性媒体凭借雄厚的资金、高尖端技术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为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并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跨国商业性媒体渗透至国家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合谋”，成为国内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008年中国西藏拉萨事件。3月1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都使用了同一张图片，声称一辆军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虽然CNN网站的图片说明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见投石块的人。事实上，当时军车旁大约有10名不法分子在向军车投掷石块，而CNN和法新社却把照片上最能显示不法分子恶行的图像故意抹去。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英国《泰晤士报》9日文章称，中国奥运圣火护卫队“具有攻击性”的圣火护卫方式已经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该文称：“由30人组成的境外圣火护卫队担负着控制骚乱局面、维护圣火安全和保护外交人员的重要任务。”“现在的问题是谁允许这些人在伦敦进行圣火传递时出现在场。”

这样颠倒黑白和视事件真相于不顾的新闻报道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陌生。1998年,克林顿的中国之行,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传媒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这种态度甚至牵制了当时克林顿政府与我国改善关系的步伐。克林顿访华期间，媒体贯穿始终的关于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西藏、天安门事件等的报道让克林顿感到了压力。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克林顿总统在中国走下空军1号飞机时将带着沉重的行李。从6月25日到达至7月3日离开这一期间，克林顿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仔细的审视，因为他是1989年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西方学者认识到：新闻报道中设置议题的工作是由媒体信息的最初来源者——那些政治精英们完成的。他们试图在传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他们通常是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发起者，也是这些事件最初的“定义者”和“架构者”。[2] 在媒介设置的议题面前,受众如何接受信息？有学者认为，意义是由受众本人从信息中抽取和组织出来的，并不是报纸专栏或电视节目中固有的。因此，受众并不是像海绵一样被动吸收,而是在媒体提供的文字中体味意义的积极的“领航员”。[3]他们还能拒绝表面文章的引导,从中找到相反的理解、作用和满足感。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当前国际电视媒体的受众中,包括大量政策决定者、外交人士和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电视新闻直播中获取最新信息、监控局势、制定策略。比如，在海湾战争初期,有关机构对35位外交决策者的调查中,87%的人承认有时候媒体是他们制定决策时唯一的信息源。65%的人同意CNN等国际媒体往往是制定决策时最快的信息源。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说:“我从CNN知道的比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的还要多。”[4]在德国早期的对外广播和前苏联的对外广播中,都有许多本国经济建设成就的宣传。美国之音除了在时事类节目中有许多经济报道外,还在《谈谈美国》、《今日美国》等专题节目中大量介绍美国经济。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BBC也在其《对外广播手册》中规定,要“维护英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宣传英国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成就,塑造英国的形象。”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中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工具或中介。美国克林顿执政期间，关于传媒与国际事件的关系，有学者说：“通常情况下,电视决定什么危机。电视认为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巴尔干的冲突是一切危机,然后它们就不停地报道,所以克林顿政府就必须要寻找方法做些什么。”[5]

    也正以为如此，权力政治很容易与媒体达成一致，甚至是“合谋”，在这样的状况下，新闻媒体的真实观就迈进了政治运作的轨道，这种观念之下所报道的新闻，其真实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注释：

[1]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78.

[2]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9.

[3]毕研韬.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A].商娜红.信息传播与和谐社会论文集——2005年中国传播学论坛[C].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502.

[4]AMMON·R·J.Global Television and the Shaping of World Politics[M].NewYork: Mcfarland&Company, Inc,2001.72-76.

[5]COHEN,BERNARD.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13.

    刚从南方雪灾走过来，西南地区的这次大地震又将中国带入空前的阵痛。这是一个新世纪的信息时代，亿万人在同一个时间了解到最新消息，或痛或哭，或喜或悲，彼此传递着各自的心声，并将这样的心声传之于世界。
    2008年5月12日16时，我从互联网上就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消息，这个时候离事发时间仅有一个半小时，互联网的一些重要综合性网站已将有关新闻分门别类地做成了专门的网页。从有关消息发布来看，中央和国家领导也在同一时间迅速部署紧急救援工作。这也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快速迅捷为大灾大难提供了强有力的救援保障。
    约在灾难发生3小时后，成都军区等人民解放军已经集结完毕奔赴灾区。我也将汶川地震的信息传至国内外的友人，但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灾区的亲人取得联系，互报平安。约几分钟，一些朋友回信说此前已经掌握到了有关信息且已联系上了亲人，感谢我的关心。
    打开网站，亿万中国人在互联网上互通信息，表达对灾区的关切。我看到这样一些话：“我们在一起”、“灾区的父老乡亲，你们还好吗？”、“坚强，灾区的人民！”、“挺住，苦难的灾区人。”、“用我们的爱心祝福正在受灾难煎熬的人们。”、“坚强，中国！”……
    这些话语一定感染了许多人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心灵彼此告慰的大军，相互打气，手牵着手。
    也有一些热血者提出了质疑，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科技如此发达，地震的预告为什么不能及时下达；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多个小时，救援部队的身影却不能在震中区出现。我正为这样的质疑感到百般为难时，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回答，地震预报一直就是世界性的科技难题，准确预报几乎不可能，但地震的特点是来得快，容不得半点时间的思考；救援部队迟迟不能到达震中区，那是因为四川为蜀地，其路“难于上青天”，加之天气变化，道路损坏，救援部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
    看到这样的一问一答，我的心也随之起伏，随之豁然开朗。
    一些热心者，还有一些评论者做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和建议。有人说，中国有作战能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可以派出先遣队，通过空投的方式先期到达毁坏严重的灾区。中国还有摩托车部队，也可以用机动的方式跨越千山万水奔赴灾区。中国军人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红军就是在后有追兵前有埋伏的情况下跑步及时赶到预定地点。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到，某军区司令员发出命令，飞机无法下降时，部队可以打开降落伞空降灾区，摩托部队迅速开赴灾区，与时间赛跑，某部急行军已经到达震中区。也许，这只是巧合，但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总是激动和欢欣鼓舞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通过网络和手机散布一些不实的谣言，如还将爆发大的地震，并且指明了某某地方，一时间也弄得人心惶惶。政府有关部门及时通过种种渠道辟谣。人们也在互联网上揭穿这些蛊惑人心的话。许多人用手机互发短信，告诉对方真实的信息。那些谣言也在瞬息之间灰飞烟灭了。
    我们不得不惊讶这样的奇迹，在电力通讯瘫痪的地震灾害中，位于震中的阿坝州政府网站通过互联网持续披露灾区信息，成为全球媒体和所有心系灾区的人们了解灾情的重要渠道之一。他们靠着勇气、毅力和沉着迎战的心理克服了重重困难，让那根与外界通联的心线始终在发挥作用。
    信息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国人就是这样从容应对，显得沉稳冷静。我们以前经常抱怨国人的急躁和慌乱，没有现代人的风度与素质。而在这一天的时间，我却看到了中国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理性、成熟而坚强，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世界现代文明。倘若将这种理性与从容继续发扬，不难想象，在日益发达的信息时代，世事无论怎样风云变幻，中国人定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看清楚未来，走自己的路。

【附录】方方：林昭的光芒

照理，在中国的二月里，每一个日子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二月总是象征团圆象征幸福象征新春的来临。作为办刊人，我们总想让自己的刊物最重要文章能同人们的欢乐情绪融在一起。然而，发稿前夕，我们收到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寄来的稿件。1998年，我们曾籍北大校庆之时，独家发表了有关林昭经历的文章。从此，林昭的名字便带着她特别的光芒进入千千万万的人心。远在美国的彭令范女士在第二篇文章中，再一次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林昭在狱中的种种惨烈经历。这是关于林昭的又一份沉甸甸的控诉。我们岂能因为民族的节日而放下林昭？因为有了林昭，我们才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为了真理，不惧死亡；有了林昭，我们也才看到了人类最灿烂的光彩——为了自由，宁舍生命。
 
对于我们，林昭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有一句老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类的老话，找出千条也很容易。它们的存在使无数软弱的心灵得到了安慰。面对林昭时，这些心灵常常也并非就会惭愧。这不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有反抗的权利，也有沉默的权利；有勇敢的权利，也有胆怯的权利；有始终不肯放弃真理而宁死不屈的权利，也有暂且回避一时、徐图今后的权利；有拼命上书、驳斥谬误、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也有把自己思想深藏于心，人云亦云地符合几声的权利……如此种种，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千丝万缕的客观条件亦有异，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说错。但是要说的只是：你既作了选择，你就要默认一个事实。即：只有一种选择才能被人称为英雄。而人格的力量也只在一种选择中光彩夺目。比方林昭。还有张志新。还有遇罗克。还有……这样的人也实在有限，因为世界不是由英雄组成的。我们都崇拜英雄，但能成英雄的总是少数。
 
人们习惯用忘却来抚慰自己受过伤害的心灵。“好了伤疤忘了痛”也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那些本该永远铭刻在心的东西竟是被我们有意无意中地淡忘。许多的我们喜欢抿起嘴角风趣地谈论风花雪月的温馨，谈论时尚的冲击波，谈论蝇营狗苟的趣事使生活多么丰富，觉得它们对于我们人类是何等重要。然而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着这么容易忘却又这么容易满足的我们。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着果敢和无畏。她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们自己？她的诘问令我们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取自由，在监狱中惨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亲交上五分钱子弹费而被枪杀的林昭。

林昭在前，我们怎能不无数次无数次地反思。反思一段漫长的历史，反思一个时代劈头盖脑地传存下的观念；反思我们自己。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付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

真的，这样的时候说林昭，会有人说我们不合时宜，可是不合时宜就不说了吗？我们还是得说。一直说到人人都记得这个名字，人人都知道她为何而死。

    如果有新闻报道某位领导干部的先进模范事迹，仇官者就会大骂：新闻全是假的，都是骗人的！
    如果某位干部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不贪不占。仇官者就会大骂：廉洁是作秀，不贪不占的人往往都没本事！
    如果某位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强，仇官者就会大骂：那是为了捞政绩往上爬！
    在仇官者的眼里：当官的都没有一个好东西。只要是当官的，说什么都是骗人的，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

    当阳女市长很不幸，她所在的这个时代多少有点“苛刻”，需要她承受一些额外的压力。我看到了这样一些新闻报道，一些媒体因女市长开车撞死人这起事件本身易无多大的新闻可追，就主动出击，寻找“话题”。我从这些话题中可以清晰地闻到一股“肃杀”的气味——务必将当阳女市长立即拘捕并绳之以法。譬如：

    由记者主动采访所做的报道之一：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建国表示，当地交警部门有行政不作为之嫌，法律专家乔新生则关注该事件中公务用车是否超标等问题。
　　据了解，案发后范晓岚多次上门向死者家属道歉，并给与了家属王明华20万元的赔偿和2万的安慰金，王明华也表示不想继续追究此事。
　　徐建国对此认为，赔偿金作为民事赔偿，是必须的，并不影响本案的刑事程序。不管家属追不追究，撞死人构成犯罪的要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承担刑事责任。
　　徐建国强调，按照法律规定，交警部门勘查交通事故现场后20天内必须下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目前看，当地交警部门超出了这个期限，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由记者主动采访所做的报道之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则更强调此案中，当事市长是否违反公务用车制度和是否用车超标等问题。他指出，违反公务用车制度的，要追究党纪责任，撞死人属于造成了严重后果，性质更加恶劣。而市长所驾车辆是否超标，也应该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由记者主动采访所做的报道之三：中国政法大学博导张凌教授说，斑马线是专为行人设置的。司机在学习交规的时候就应该掌握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即司机遇到斑马线时应该减速慢行。当阳市长范晓岚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不管交通标志有没有提醒这一点，她都应该承担责任，属于交通肇事罪。
　　根据《刑法》，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张凌表示，交通肇事罪本身就在主观方面存在过失，涉及这个个案，范晓岚遇到斑马线并没有减速行驶，这就是她的主观过失。即使她已经赔偿，那也只是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没什么关系。但法院在判处的时候可以根据她的各种表现及态度相应减轻她的刑事责任，在量刑时会考虑这一点。
　　而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我在此并非包庇袒护有过错的女市长，我也不否认有许多干部是不称职的，甚至是严重腐败的，应当清除出干部队伍；我同样不否认社会上有许多丑恶现象，需要全社会的批评和监督。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许多干部是勤政为民的，社会上也有很多感动中国的真实故事。如果只看到事物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显然是有失理性和客观的，是不公正的。这个“倒霉”的女市长，虽然新闻媒体这般穷追猛打，我至今却看不见有关她贪腐渎职的“爆料”，我看到的是倒是她真诚忏悔和登门下跪以求原谅的的场面。一个人用最大的真诚来谢罪，却得不到别人的原谅，不管怎么说，对于忏悔者而言，这公平吗？忏悔者会因此而寒心和绝望吗？我不得而知。
    仇官心理的形成，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仅从个人心理健康和个人修养的需要来讲，多一点理性，多一份宽容，尤其是对于那些真诚的忏悔者。就着时髦来说吧，仇官者的不健康心理，既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消解这种社会“仇官”心理，还需有关方面扎扎实实将反腐败工作推向深入。

    最近一段时间有颇多的事情让人深思，先是拉萨的“打砸抢烧”，西方列强（请允许我继续沿用这样的称呼）的媒体进行颠倒黑白的报道，随后是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旧金山遭到阻拦，部分政客发表抵制北京奥运的言论，现在是CNN节目主持人对中国赤裸裸的谩骂。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一帮人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还抛出很多的言辞，说是如何关心中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的现状表示深深的忧虑。看这番模样，这些人是多么地支持中国，关心中国人民，支持中国的发展，似乎中国急速地成为世界民主繁荣的国家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倘若中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和民主，他们又该是多么的悲伤！
    我常想，中国人其实很不健忘，也不应该健忘，因为很多事情是无法忘却的。
    那些赤裸裸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中国人都历历在目。有些事情我们却容易忘记或者忽视。19世纪40年代，即鸦片战争后，来华商船增多，为了维修船舶，外国商人投资擅自设立船坞料和劳动力，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非法开办了一批加工厂，如砖茶厂、缫丝厂等。从此，外商企业在主义经济在华产生。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外国侵略者还把持了中国海关管理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市场。从70年代后期起，外国侵略者非法对华资本输出，在通商口岸开办各种工厂，设立银行等。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使列出合法化，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分中居于垄断地位。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对华资本输出，抢夺路权、矿权，开设银行，开办工厂，并附加苛刻的条件。《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不断增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列强继续扩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和重工业。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矿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司殖民地经济形成，在“以战养战”的目的下对工矿业、农业和财政金融业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在国统区，强。解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特权，品市场和投资市场。
    正常的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当然是必须的，也能促进中国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一幕幕：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进而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成为了凌驾于清王朝、北洋军阀等等之上的“太上皇”，西方列强可以随意割去中国的领土，只要高兴和愿意就能骑在中国人的头上肆意侮辱一番。毫无疑问，这就是造成100多年中国人民的苦难、阻碍近代和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
    最为让人愤怒的是，对于以上的种种行径，西方列强却美其名曰“帮助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道路”。
    当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那些“帮助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列强却孤立中国，封锁中国，其理由为“中国人太愚昧、太闭关锁国、太不好打交道”。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美国继续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只是这种考虑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变为战略敌人，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孤立和封锁，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战略考虑，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战略设想中抗衡苏联的筹码，一直到冷战的结束。冷战后，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合作反恐、维护亚太安全和全球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于是就有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之说。后来暴露出了许多的真相，让他们的嘴脸袒露无遗。譬如，美国就有一个和平演变中国的计划，正如美国有一个和平演变苏联的计划并获得成功一样。在他们看来，就是要做这样的四件事情：其一，让中国实行大选，其二为开放党禁，其三为开放报禁，其四为军队国家化。可以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直处心积虑地要中国实现“民主”，中国人要有“人权”和“自由”，其实质也就是实现上面四件事。然而，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根本基础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自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弱小、不足以挑战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因此也才有克林顿之前的多位总统关于一个稳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宣示。近年来，美国似乎不那么自信，因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似乎正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遂成为萦绕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的疑问，加上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不信任，所以在一些战略家的思想中，“强大中国”的范式正在取代“弱小中国”的范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基础。于是，“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还有如何“防范”中国的热议。“强大中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主导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思维。
    说穿了，西方列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强硬地要求中国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一方面又不希望看到强大的中国。他们愿意看到13亿中国人拥有他们一样的思维，和他们实行一样的政治制度，却不希望13亿中国人未来过上2亿美国人那样富足的生活。因为道理很简单，地球只有这么大，资源只有那么多，中国人过好了就意味着他们的资源急剧减少。
    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近一些年来西方列强针对中国的言论。譬如，你如果不实现这种“民主”，他就要没完没了地找你的麻烦，要不断地出什么银河号案件、人体器官贩卖假案、劳保产品案、计划生育案、政治献金案、偷窃核机密案……。
    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洞察到背后的本质。拉萨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报纸、电视和网站上充斥着对中国政府“镇压”藏人的报道，有些媒体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偏概全，误导受众，掀起一场“妖魔化中国”的鼓噪。这些西方媒体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和正义的捍卫者，置西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事实于不顾，反复指责中国政府“剥夺藏人宗教自由”、“灭绝西藏文化”。他们还将矛头指向北京奥运，鼓吹抵制北京奥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15日在其网站上就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针对中国发表“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卡弗蒂言论中文翻译为：“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不同了，但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肯定是不同了。其一，中国人对我们的敌意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拉克战争。他们拿着我们数以千亿计的美元，我们也累积他们数以千亿元计的贸易逆差，因为我们不断输入他们带铅油漆的垃圾产品和有毒宠物食品，又将工作出口至一些地方，在那些地方你可以给工人一元的月薪，就可以制造我们在沃尔玛买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肯定有改变。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同过去50年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
    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实现了这种“民主”，即使在这个国家出现了总统动用军队进攻国会大厦的事，他们也毫不在意，中国政府负责任地处理一些暴徒的“打砸抢烧”则为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没有民主。
    在他们看来，中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就，思想却依旧是顽固不化，愚昧不堪。
    他们执拗地故意忽视这样的现实：尽管中国有这样和那样的落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拥护现存的政治制度。不然，中国人就不会有对50周年国庆的高涨热情，对奥运的热切期盼甚至迷狂。
    西方列强对中国武力侵略过，经济上掠夺过，文化上侵蚀过，和平演变过……这个东方巨人依然坚毅地走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无计可施的西方列强又能如何呢？他们只要好采取“栽赃”、“黑白颠倒”、“谩骂”等等下三滥的手法，他们也在发挥“纸老虎”的精神，我行我素地做着一些徒劳的努力。

    最近几天，一些朋友，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发来短信，恳求我将短信转发并按照短信的倡议去做，我想这样的短信很多人都收到过——不去家乐福购物。还好，我身边没有家乐福超市，即使有我也去不成，我上超市的机会很少，不为购物当然懒得去。不过，前几天一位朋友的电话让我多了几分忧虑，他诉苦说，一位亲戚在家乐福做仓库管理员，家里经济情况很差，每个月靠她的工资度日，这个亲戚几天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原因众所周知——超市的生意突然冷清了下来，还不时地有人在家乐福大门前打出横幅要抵制法货。
    看样子，手机短信的传递方式起了作用，我们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抵制法货的行动，否则这位朋友不会与我诉苦，我自然为他的亲戚担忧，害怕这位亲戚的收入减少甚至失业从而影响她家的生计。当然，我也很难去劝说那些抵制家乐福、抵制法货的同胞兄弟姐妹，他们的言行崇高而伟大，应该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倘若去劝说，他们定然会群起而攻之，嗤之以鼻，愤怒地骂我是“汉奸”、“卖国贼”。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思考这样的大问题，什么是爱国主义，应当怎样去爱国？
    我想，爱国首先是一个人热爱国家的朴素情感，更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那些发起抵制法货的同胞就是出于这种热爱国家的朴素情感，出于一种责任感。仔细分析一下，爱国主义中的责任当包含两方面内容：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争取民族尊严与平等地位；对内，建设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道理很简单，没有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实现国富民强就是一纸空谈，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国家的尊严就会被外来者任意宰割和欺凌。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欣赏李敖的一些言辞，他讲了这样的话，很是刺眼刺耳：“一百多年前中国简直就是个性奴，西边几个几猛男一起上，日本也没闲着，他说让外人上还不如让邻居上。于是日本在中国身上玩虐待，光这样还不够，他想让全亚洲都当他性伙伴，玩腻了还想找山姆大叔搞玻璃，结果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和虎背熊腰的大汉扭打起来，流了鼻血死撑着，直到档部被踹了两脚他才冷静下来，战后中国没找日本索赔，怕别人说我们拿嫖资还是怎么地？我真是纳闷，我伟大的祖国在和强奸犯行什么妇人之仁。打胎费总得要吧？”李敖是针对日本近些年对于中国的言行所做的感慨，这样的话发人深省，虽然难听了一些。李敖在文章中继续说了一段话：“说到中国现在的那些‘精英’，想到三国时期曹操要攻打吴国，蜀谴派诸葛亮连吴，吴国的高官们都劝孙权投降，国家好吃好穿养了他们，他们居然说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谓当时的‘精英’，所有后来才有诸葛亮的舌战群儒，看看？三国演义？里那些人什么嘴脸，再看看如今的精英们什么嘴脸，你就会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
    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同意了，按照李敖的说法，我接到抵制家乐福的短信而不去行动就一定是不爱国了，一定是没有了民族尊严和自尊感的国民了。李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我同样很欣赏他且带有几分崇拜心理，他不过终究给人一种“老顽童”印象，学界曾评价他“童言无忌”，这有一定道理的。因而，对于李敖的话，只能听听而已，千万不能当真！ 
    其实，有历史和时事知识的人懂得国际间的一些常识，因国家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摩擦继而冲突，而且是频发的。面对那些看似简单实质复杂的国际事端，我们就得有大局意识了，保持足够的理性，去思考这些摩擦和冲突。譬如最近的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奥运圣火传递受阻、抵制法货等等。个人当然有表达爱国情绪的权力，但作为一个大国的公民，我们的爱国行动怎样才是理性且有为的呢？我和很多人一样这么认为，爱国不仅仅是自己的私事，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就必须以大局为重，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基本价值观和基本情感不会改变，但其实现形式却会根据时代特征和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和丰富。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是打日本、反侵略，今天的爱国主义是搞好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不只是经济的逐渐强大，更应该显示出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应该从我们每一位公民的身上体现出来。”我很同意这样的话，虽然听起来感觉大话连篇，细细思之，不无深刻。
    我要补充的是，爱国主义不是大箩筐，不经挑选就可以往里面瞎装的，否则我们的爱国主义就会贬值，变质。

    清晨拎着包去上班，校园广播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说，法国巴黎市议会决议通过了授予达赖名誉市民称号，我心里不禁一紧，还有了隐隐作痛的感觉，随后是胃部的不适，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暗暗骂着“法国真不是个东西”。在学校食堂里要了早餐坐好了，想到今天还得给学生上一天的课，在讲台上足足站8个小时，那可需要足够的耐心、毅力和充分的身体热能，我的心情不知不觉中亮堂了许多，胃部感觉饥肠辘辘了，于是大口地吃着嚼着食物。我拍拍肚皮，居然心满意足起来。
    这段时间，不断地传来消息，西方一些国家借西藏和达赖抵制北京奥运，抵制中国，在我也在其他许多中国人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这种阴影压迫着我们，让我们有点透不过起来，同时也考验着我们的思维和心态。我能够在极端愤怒的状况下迅速调节过来且能大口地享用早餐，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心态？我由此联想开来，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国心态和民族自尊。我思考着……
    台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内地考察时，他到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大胆放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围绕这个话题，他又发问，“我们中国人做好准备了吗？”后来，接着宋楚瑜的话题，一些有识之士说，作为大国的子民，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国人首先是要调整心态，具备大国抱负、大国意识、大国风范。有人将其概括为“历练六种心态”：第一，自立自强的心态。中国的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恩惠，更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第二，理直气壮的心态。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事业，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是光明磊落的发展道路，他人无可置喙。第三，开放包容的心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要善于集世界文明之精粹，与不同制度的民族和国家和睦相处、和平竞争、共同发展。第四，善于守拙的心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温家宝总理说得好，再大的问题，一被13亿人口除，就变成小问题了；再小的问题，一被13亿乘，就变成大问题了。第五，面向未来的心态。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必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应从长计议。第六，谋求共赢的心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利益交融，不能指望靠损害他国的利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
    我已经记不清“历练六种心态”出自谁的笔下或者口中，我当初看到这些言论时就立马毕恭毕敬地讲这些话记录了下来。追寻其来历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在各种场合去宣传去思考“历练六种心态”。当下就是我们认真历练的时候了。面对国际上一些人的言辞甚至于攻击，我们就应该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理当清醒地看到问题实质。实际上，某些人开始使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去攻击中国和中国人民，正表明这些人已经自认为没有压倒性优势了。有点像体育赛事，那些要使用非正常手段，譬如服用兴奋剂、贿赂裁判等，靠这些来赢得比赛，那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光明正大地击败对手才出此下策。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西方国家的“狼性”，我们要学会与狼共舞。这不，与狼共舞了30年，我们国力迅速提高了。
    大国心态与民族自尊常常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常说的“民族与国家”的话题了。抛开学术上的争论，或许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民族自尊心的表达。胡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做了一个讲话，其意为，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在那场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自尊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这种民族自尊在现在的时代也不得放弃，且有了新的含义。比如，在当前整个西方世界掀起的抵制中国，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民族自尊？是否应当像“誓死不当亡国奴”那般的同仇敌忾？
    时代的变迁和国际时局的变动要求我们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大思维。民族自尊很容易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一种只认“自我”、“我国”、“我中华”、“我炎黄子孙”等，没有考虑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将自己孤立出来，最终走向世界大家庭的对立面。我们必须学会在全球化的格局中用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一种儒家普世救世的观念来建立大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狭隘的、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小民族主义。我们在向西方抗议他们的偏见和抵制他们时，务必做到有理有节，而不能简单粗暴，甚至走向反面。那样，别人就会说，看看，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世界的敌人！民族自尊是建立在国家富强和的基础上，为了国家富强，除了每个人不要动辄“愤怒”，而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外，我们还要懂得按照国际惯例、全球化市场规律办事，懂得遵守人类文明的一般规则。
    幸好，我看到了中国留法学生李洹同学在巴黎集会上的讲演，他在表达中国人的不满时从未忘记法国人，忘记法兰西，演讲的开头，他说，“我想代表从别的城市，乘坐大巴、火车和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自费赶来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很多朋友没有能与我们相聚于此，但是我想替他们表达他们与我们一样的对中国、对法国、对法国人民，以及对中法友谊的关注。”在演讲的结尾，李洹真诚地说，“我们想给你们其他一个信息。我们中国留学生，非常诚恳地希望中法人民之间不要有敌对情绪，因为不管怎样这都是不理性的，也是没用的。了解两种不同文化的我们，希望成为这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一个信息沟通点。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这正是中国大国心态下的理性语言，也是大中国民族主义概念中的话语。
    看到中国人这样的言辞，我骄傲。真的，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