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4日凌晨四点钟光景，一辆载满了荷枪实弹宪兵的卡车在夜色中飞驰向远离闹市的姚家井，这里是北平第一监狱，对川岛芳子的执刑即将开始了。蹲守在四周的记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民众也不顾清晨的寒气相携而至。

    天空寂寥、疏星零落，到达了第一监狱的宪兵把周围警戒起来。六点整，执行检察官何承斌、书记官陈继周、检验员宋纯义进入大门，他们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女监主任赵爱贞。当这个信封落到川岛芳子手里的时候，她还在装疯卖傻，时而傻笑时而呆滞，可是跟她熟络的赵爱贞没心情再看她的表演，转身离去。安静孤寂的监牢里，川岛芳子颤微微地把信封捡起来，她知道这封信的涵义是什么。拆开，一份由元书红格纸写着的文件飘落下来。文头上一行醒目的朱红大字写着“驳回被告川岛芳子上诉的最终判决”，惊惧的表情爬上她邋遢的面庞，继而是仰天狂笑，跌倒在床被上。

    直到赵爱贞再次来到监牢，川岛芳子仍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凝固啊。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把沉浸在思考中的川岛芳子带出了最后的梦幻，不曾梳头也无须洗脸，两人打了个照面，便在沉默中相继走出。

    万籁寂静，刑场上没有一点声息。站到被指定的地方后，川岛芳子脑袋低垂着，摇摇晃晃像是要睡去了一般。执行检察官何承斌用司法人员特有的庄重声音，例行地开始询问姓名、籍贯和年龄等，川岛芳子梦呓般地应答着。

    所有问题都要答完，那个最终的时刻就要来临，忽然间，这个好似梦游的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头猛地抬起，神情紧张，嘴唇轻轻地发颤，她用急切的、恳求的口吻说道:“我要给我的父亲写封信！”几个执行官对视了一眼，然后点点头:“你说吧。”“不，我要自己写。”一叠纸被递到她手上，眼眶中的泪水一个劲地打转，川岛芳子用蘸着浓墨的笔写下了短短数行:“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两位法警把川岛芳子扶住，又按了下她的肩膀，令她面墙跪下。法警闪开，一个刑警托起马枪，一枪射去，她应声倒地。子弹从后脑穿出右额，头部浸在一摊浓浆的血泊里。几位执行官长长地舒了口气，检验员宋纯义把她还没有僵挺的尸体翻过身来，验明了正身，点点头表示认可了。三个执行官迅速地离开，留下法院收尸的夫役把尸体放到一块门板上，搭到墙角边，盖上半片破旧的席片。

    7时过后，一副担架从监狱的后门抬出。记者们涌了上去，被血污涂盖的脸已无法辨认。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认领了尸体，日善后连络班广赖和川岛芳子堂姐金幼贞也赶了过来给她裹上白毛毯和花布，做完佛事，送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后来古川大航透露说，在川岛芳子死时的衣兜里有几只毛粟子，手里还攥着写着绝命诗的纸片。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可以看做是她对自己生平一个最好的注解了吧，它真实地记录了汉奸在寻找灵魂的归宿时，普遍会遇到的难堪。

    各报记者们对于监狱方面阻碍新闻自由极为不满，事后不断向司法部门提出质问。法院对于记者们的质问也无可奈何，不了了之。但是，对川岛芳子的枪决真相却是传说纷纷，闹得满城风雨。报纸和杂志上成篇累牍地把这件事情加以渲染，有的报纸还设立了连载追踪报道，一时间几乎没有人相信川岛芳子已经真的死了。其中最神乎其神的一条传闻是:一位名叫刘风玲的女犯作了川岛芳子死刑的替身，其代价是10根金条。整件事的经过传说是这样的:囚犯刘风玲在监狱里得了重病，医生诊断没有治好的希望。监狱官员便找了刘风玲的妈妈，说要其女儿为某个身分很高的人作枪决的替身，如答应可换来10根金条，若不答应，母女二人性命难保，刘风玲的母亲就边哭边答应了。但当时只领了4根金条为定钱，剩余6根待执行死刑后去取。当老人按约定的日期前去领金条时，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囚刘风玲的妹妹刘风贞便向当局要母亲，并向报界公开揭露了此事的始末。

    亦有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的手法，花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川岛芳子的老师本多松江甚至直接就作了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直到1972年日本一位研究川岛芳子的专家、东京大学渡边龙策教授，就川岛芳子之死还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这位把川岛芳子看做“同胞”的专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在他的书中论述“替身说”的种种可行性与可信性。他还提及:川岛芳子的哥哥金宪立说川岛芳子已到了蒙古，后来北去苏联；还有人说川岛芳子已去美国。但所有的推断都是来自假定，证据不充分。

    按照川岛浪速的嘱托，川岛芳子的骨灰被分成了两份，一半留在中国，一半捎回日本。在火葬场的树林里，川岛浪速的几个学生选了块墓地挥锨挖坑，把装在瓷罐里的骨灰安放进去。在墓前还竖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上面刻着川岛芳子的法名“爱新璧苔妙芳大姐之位。昭和二十三年。”

    另一半骨灰，在当年年底被古川大航长老抱回了日本，送到了川岛浪速所在的黑姬山庄。不久川岛浪速也结束了生命，对父女俩人的安葬追悼被安排在一起，在位于松本市的旧护国神社美须须宫进行。到了1957年，川岛芳子和川岛浪速以及义母福子被共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芳子 芳云院龙种东珍大姐 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推定四十二岁。”

    （一）  
　　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来到一家私人侦探社，甩下2000元，委托私家侦探收集花心丈夫出轨的所有证据。  
　　过了一周，老公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老婆起诉要离婚。  
　　最后丈夫被判过错方，房子、家产尽归老婆。  
　　这是个北京老婆。
　　　  
　　（二）  
　　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老婆上午到美发店做个离子烫，下午做了个面膜，顺便到情趣商店买套性感内衣。晚上在家准备一个烛光晚餐，一共花费四百元。老公晚上回到家后，看到美丽性感的老婆，惊讶得嘴里可以放下一个鸡蛋，深悔自己有眼无珠。并发誓一辈子不会让老婆离开自己。  
　　一周后，老婆写了一篇题为《我怎样留住了我得花心老公？》的文章，并在杂志上发表，还得了五百元稿费。  
　　这是个上海老婆。
　　　  
　　（三）  
　　老婆一夜没睡。  
　　第二天，老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初恋情人打了一个电话：喂，还记得我吗？  
　　我很寂寞，我今天晚上有空......  
　　于是老公在外面继续潇洒，老婆在家里私会情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这是个广东老婆。
　　　  
　　（四）  
　　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丈夫的换洗衣服叠的整整齐齐，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丈夫按时吃药。于是回娘家了。  
　　后来老公良心发现，到岳母家负荆请罪，请回了老婆，并发誓好好过日子。  
　　这是个四川老婆。
　　　  
　　（五）  
　　老婆一夜没睡。  
　　第二天，老婆把家里的两把菜刀磨的雪亮，前.、后背各掖一把，决定和丈夫摊牌。心里说：哼哼，我跟你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后来老公乖乖和老婆回到家里。  
　　这是个湖南老婆。
　　　  
　　（六）  
　　老婆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摞起袖子下厨房。平时一顿可以吃二两汤面加一张烧饼，今天做一斤汤面外加十张烧饼，并且一顿就消灭掉。  
　　吃完以后，老婆摸着圆滚滚的肚皮，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依尔呦......  
　　老公并没有因为外遇离婚，可是半年后提出离婚，理由是老婆胖的像一头猪......  
　　这是个山西老婆。
　　　  
　　（七）  
　　老婆一夜没睡。  
　　第二天，老婆哭着回到娘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弟弟喊上姑姑家的大哥、舅舅家的老弟。一人手里提着条木棍，在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候......  
　　后来鼻青脸肿的老公到法院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双方离婚，财产一认一半。并判老婆负担老公被打的医药费。  
　　这是个东北老婆。　
　　  
　　（八）  
　　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起床，跑到丈夫单位大哭小叫，当众把丈夫和他那位年轻漂亮的"狐狸精"同事的丑事揭露出来，单位答应一定给予处分。  
　　后来老公和她离婚了，离婚后一周就又和那位年轻妹妹结了婚。  
　　这是个山东老婆。　　
　  
　　（九）  
　　老婆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早的起来赶回了娘家  
　　并留字条，保重二字  
　　等待老公的是  
　　再掏20万  
　　要不就离婚    
　　这是个河北的老婆。
　　　  
　　（十）  
　　老婆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起床，老婆把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存折藏了起来。并切断丈夫的一切经济来源，然后洋洋得意的对丈夫说：我看你拿什么来养那个狐狸精......我也不和你离婚，*死你！  
　　这是个......  
　　……  
　　……  
　　……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而且也是胸怀博大、富有感情的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毛泽东作为一位多情善感的质朴常人，他的坚硬如钢的意志和他的善良柔和的心地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因而导致毛泽东有“五不怕”的革命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有三怕。这三怕并不是毛泽东胆小懦弱，而是其心肠慈善，时时处处为广大人民群众考虑，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一怕泪。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

　　1948年5月，在东渡黄河后的一天，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着。

　　当行到平山县大路上的一个村头附近，大家发现离吉普车不远处路边草丛中好像有几个人。车子驶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

　　当车子从她们身边驶过时，车上的人看清那女孩子身上盖着一件破衣裳，身下铺着茅草，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

　　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抚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悲痛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周围的人同情地看着这对母女，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停车!”毛泽东突然叫道。

　　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村来啦？”毛泽东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

    是啊，在这深山僻壤，穷人有病，一无医，二无药，三无钱，多少人不都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这时，毛泽东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

　　“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经历，使她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量了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泽东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

　　“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毛泽东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然后给孩子擦了擦脸，用纱布紧紧扎住耳朵上的动脉。

　　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

　　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道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二怕血。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毛泽东身经百战，指挥战役大大小小何止千百次？战场上哪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毛泽东的亲人和战友牺牲的有多少？那长长的名单证明毛泽东从来未在敌人的凶残面前有丝毫恐惧和退缩。

　　毛泽东怕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爱护和珍惜，表现了其性格中悯善悲慈的一面。

　　刚进北平，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当时一起在山上住的还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其中有不少是行伍出身。这些将军都是子弹堆儿里钻出来的人。听惯了枪炮声，都是几天不打枪手痒心痒全身痒，现在一下子没仗打了，耳边只剩下莺歌燕舞，自然很不习惯，也很不适应了。

　　不久，他们终于找到了解痒的法子。香山有的是麻雀，打吧!不知是谁挑头开了第一枪，于是大家都可尽情一试身手了。

　　那时还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世界上也没有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解放战争还在南方猛烈进行，死几千人都不算什么，何况打几只鸟？于是砰砰叭叭的枪声便打破了香山的宁静。

　　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刚下车，正有几名警卫干部打了麻雀回来，他们枪法好，打了很多，拴成一串，兴高采烈地走过来。毛泽东听到喧笑声，朝那边望了一眼，只是随便望了一眼，突然停住了脚步。那几名警卫干部见到毛泽东，礼貌地停止喧哗，放慢脚步。

　　毛泽东眉梢抖动了一下，渐渐皱拢，习惯地吮吮下唇，问：“你们拿的什么呀？”

　　“打了几只家雀。”一个人将那串麻雀举向毛泽东，这样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鸟羽上沾满的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了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

　　毛泽东面孔一抽搐，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退了半步，突然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那人吓得赶紧将滴血的麻雀藏到身后。

　　“谁叫你们打的？”毛泽东皱紧眉头责问道，“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的，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几个人无言以对。

　　“以后不许打，任何人不许打!”

　　“是首长们先打的。”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悄悄解释，“后来大家打跟着打。”“今后任何人都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都不许打!”此后，那些疲于奔命的麻雀，又有了安定宁静的生活环境，得以自由歌唱翱翔，热热闹闹地繁衍子孙。

     三怕喊饶命。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于穷苦人的讨饶，他总是心存不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确实是怕听人喊饶命。

　　毛泽东怕听人喊饶命，却不像寓言中那个农夫将冻僵的毒蛇暖入心口窝那样是非不分。无论蒋介石或者其他敌人怎样喊饶命，毛泽东的回答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陕北时期，是革命斗争生活最艰苦的年代，有名警卫战士受不了苦逃跑了。警卫战士逃跑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的逃兵，那是知道不少秘密的呀，泄露出去还得了？

　　警卫部队立即调动人马追捕，终于将那名逃兵捉住，捆了回来。战士们本来就憎恨逃跑行为，何况为了追逃兵大家受了不少劳累，担了不少的心，一肚子的火正等着要发呢。“揍那个龟儿子!”“毙了狗日的!”

　　愤怒的吵叫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看到了押过来的逃兵。那逃兵年纪不大，长了一张娃娃脸，脸色煞白，鼻涕眼泪涂得满脸都是。身上脏兮兮的，本来就吓得抖个不停，当一听到喊要枪毙，一下子哇哇地哭叫起来：“饶命，饶命，饶命呀!我不是投敌呀，我实在是想家啊，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吧!”

　　毛泽东本来是很痛恨叛变，憎恶逃跑的。可是，目睹这个不是投敌的小逃兵被抓回来的惨样，他竟悲怜地皱起眉头，眼圈都有些湿了。他扬起一只手喊：放了放了，快放了他!“他是逃兵!”“这小子坏着呢。”

　　“哪个坏？”毛泽东依然皱着眉头，“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一名干部不服气：“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就带不了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换上温和说服的语气：“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罪，想家。你再关他他不是更想家了？他又不是叛变投降，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点家，听见没有？”于是，这名逃兵被放了。不但没受任何处罚，反而连吃几天小灶，当然，这名警卫战士再也不曾逃跑。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刺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柞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壁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壁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枢北归后大部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邪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刺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刺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玉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玉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吉大汗的统系。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刺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刺不华手里。

　　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刺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

　　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摧用辅粥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刺军队溃败撤兵。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渤海二号”事故给中国石油人带来毁灭性冲击

　　如今年届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国海洋上所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因为这个事故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难；还因为“渤海二号”事件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尤其是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最重要关头和最热闹的时刻。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

　　“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

　　秦文彩是“渤海二号”事故仅存的几个没有受到多大牵连的石油部领导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主持同几个国家的石油公司谈判而在各国间奔走。

　　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故作出决定后，石油部连部长一职都空缺在那里，临时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工作。

　　这年秋天，秦文彩从解放军总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堵得慌：他刚刚从康世恩的病房里出来，65岁的老部长在吃了处分没多长时间便突然倒下了，经医生检查，发现是膀胱癌。这在石油人心目中，仿佛又是一个“渤海二号”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泪。然而他无法停止和拉回已经驶出海岸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合作航船……与法国、日本和美国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经签订，诸多国家的物探船队早已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展开工作，如果因为中方的原因，这些合作受到影响和耽误，其产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且必须由中方承担。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压顶……

　　邓小平沉思良久，批示约集专家召开论证会

　　对“魏宗国”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爱国主义”行为，呼应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号”事件的出现，“卖国主义者”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张文彬，当然还有康世恩，他们都是被人背后谩骂为“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整个石油部仿佛也都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过关地走到中共最高层手里，最后到了邓小平办公桌的情况说明了一点——谁也不敢轻易放掉石油部那么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这回轮到邓小平沉思了：是啊，这一阵子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讲什么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暴露出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激烈争论。

　　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卖国主义？什么是真爱国主义，什么又是假爱国主义真卖国主义呢？所有这些问题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认识和了解清楚！

　　在搞清楚这些问题时，要防止“左”的东西，同时还要防止右的，总之，讲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静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将那封信和“魏宗国”的文章搁在一边，然后点上一支“大熊猫”，开始了思忖……许久之后，他拿起一支红芯铅笔，在信的上端重重写下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那一段时间，余秋里心情非常不好，石油部宋振明部长被撤职时常有人将各种怨气怨言传递到他余秋里的耳朵里，而报刊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指名道姓地点他余秋里的也已经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个“卖国贼”的大黑窝，他余秋里就是这个“卖国贼大黑窝”里的“总后台”。
　
　　“有人就这么说你！”余秋里的子女中就有人对他这样说。

　　每每此时“独臂将军”都会大发雷霆一通：“狗屁！他们知道个狗屁！我们石油部要有卖国贼的话，中国就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了！早就让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场合，余秋里仍然保持着国家副总理和老将军应有的风度，他冷静地思考和应对着眼前的艰巨任务和风雨飘摇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广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文彩，你们要认真准备，做好汇报，阐述你们的意见、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有人骂我们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我们要认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含糊。”余秋里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办公室，及时作了布置和交代。

　　一起参加谈话的还有能源委副主任杨波同志。他补充道：“这次证论，来头不小，你们要充分重视。到时候，要讲出为什么要对外合作，那些项目是怎样批准的，都要讲清楚！”

　　“是！”秦文彩坚定地向两位领导保证道：回去马上着手准备，一定全力应对这次大辩论、大论证。

　　“魏宗国”美国发文，成为渤海论证会的导火线

　　就在国务院正式作出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同时，石油部紧接着面临的一场更大考验已经逼近他们——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不得不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过问、中央组织的由24个部委和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秦文彩领衔上百名石油专家和从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一群“卖国贼”，同把他们推上“审判台”的“爱国者”们面对面交锋的“3·23大论战”，它的官方名称是“渤海论证会”。

　　一时间，石油部上空黑云阵阵，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回事！”

　　“石油部里有卖国贼……”

　　这样的骂声，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经常能在街头和公共汽车站台上听到。那时“小道消息”不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传播慢。

　　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秦文彩他们面临的这场斗争，首先是来势凶猛，其次是铺天盖地，再次是里应外合，大有彻底扼杀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决策之势。

　　导火线是美国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华侨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公布一个来月，距秦文彩他们与日本、法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半年时间。

　　“魏宗国”——（“卫中国”的谐音），其文章一上来就充满着火药味，他出于对“卖国主义者的强烈义愤”，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剖析”，认为：“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显然，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中国石油部和一些官员在与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以“事实”说明：“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魏宗国”据此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这还了得！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1000亿美元的概念，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石油部的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想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小日本啊？”中国人有“窝里斗”的毛病，现在一听说有人要出卖国家利益，于是便有人立即呼应起来。这时候，中科院情报所有一位女士，借着自己的工作便利，当她读到“魏宗国”的文章后，出于“爱国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大有拍案而起的勇气，立即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倾洒在笔端——她以万字檄文，向中央领导反映石油部的“卖国主义行径”和“铁的事实”。信发出的时候，还附了《华侨日报》“魏宗国”的那篇文章。

　　证会阵营空前豪华，但火药味极浓

　　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如期举行。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你说可笑还是可悲呢？”三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彩这样问我。

　　所有答案都会在客观的和铁的事实面前获得结论。

　　此次论证会的阵营之豪华是空前的，原因有二：一是参加的单位之多，除了石油部，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全国人大法制委、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地质部、石油部、财政部、外贸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国银行、中国贸促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4个国家部委及主流媒体单位；二是近百名国内顶级的专家，主要是从事石油和地质及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中有为新中国石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汲清、张文佑、顾功叙、翁文波、侯祥麟等石油与地质专家，还有马洪、徐寿波等等。

　　会议的主持人，是江泽民同志。那个时候的江泽民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论证会是中央决定由进出口委与能源委一起主持召开的。另一位主持人是杨波同志。

　　第一天的会议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宣布开始。随即，身兼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副总理作了简短讲话——因为此刻的余秋里虽为国务院副总理，其实论战的另一方早已私下里把他同样列在了“怂恿和指使石油部进行卖国行为的总后台”的角色，所以余秋里非常知趣地在作了一番开场白后，很快离开了会场。

　　不过，余秋里作为国务院领导，他的开场白说得还是非常有力。他说：“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中央对此极为重视。这次论证会，应在经济、技术方面充分论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搞好我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整体工作。”

　　余秋里走后，秦文彩注意到，本来火药味就很浓的会议现场，一下又显得气氛更加凝重与沉闷。令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那个写信告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女士，今天显得十分得意，眼睛不时地在现场到处寻觅和探秘什么。而新闻单位的一些记者仿佛也把她当作了“英雄”，不时地走过去与她交流和交换联系的电话号码。“沉住气，现在我们是‘被告’呢！”秦文彩暗暗告诫自己。当他把这种告诫的目光传递给坐在自己身边的赵声振、钟一鸣等人时，反倒觉得有些好笑了：因为秦文彩看到赵声振、钟一鸣他们个个比自己更加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坐在那儿，还真有点儿“被告”的样子。

　　“哎，用不着这样，我们是庄严陈述的！没什么了不起。”秦文彩胳膊和目光并用，向自己的战友们送去力量。

　　顿然间，他看到赵声振、钟一鸣等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宽慰和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

　　作为主要“被告”，秦文彩必须首先要代表石油部作一个总体的发言。而他的发言，是经几位从事对外合作的同志共同起草完成的，当然也经过石油部党组主要负责人看过并同意的。尽管如此，秦文彩知道，这一次发言，意义非同寻常，既要回答骂他们“卖国贼”的那些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事实来回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张的中国石油对外开放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已经做的工作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以及是怎样与国际海洋石油开发的通用法则与做法接轨的。秦文彩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现在，我代表石油部发言。”秦文彩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得简洁又掷地有声。

　　“……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对中国主权没有任何损害。合同区块划分大小，都是由我们主权国来决定的。合作区块的主权永远属于我们中国！”

　　这是针对那些把石油部按照区块划分同合作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开发说成是“出卖主权”的说法的正面回应。

　　之后，秦文彩从八个方面，就中方与外国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吃不吃亏、合同主要内容和具体操作等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他的长篇发言，简单地归结为：

　　——勘探期内，不论有无商业性油田发现，全部勘探费用由日方（或其他外方）独自承担；

　　这么好的买卖有什么错？会场上，有人已经开始在私下里讨论和交换意见了。

　　——双方投资购置、建造而形成的固定资产，最终归中方所有；

　　那是用人家的钱建起来的东西，有的肯定还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和装备，我们少花钱就能得到它，这是一桩便宜买卖嘛！有人轻轻拍手叫好。

　　——油田从开始商业性生产之日起，无论成本高低，也不管盈利多少，首先提取年产原油的42.5%作为中方固定留成；

　　嗯，这一条得细细研究，42.5%是多还是少呢？听听再说。

　　——所发现的油田建成并进行商业性生产的两年中，中方可以接管操作权，操作费按年产量的15%由中方包干；

　　一旦发现了油田，就把操作权拿回来，这很重要。应该说这做法很好嘛。

　　——油田在投产后的15年内，日方可获得年产原油的4.8%作为投资回报；
　
　　15年？4.8%？是多还是少了？不过，人家花了好几个亿美金来帮我们勘探开发，风险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发现油田，所有投资都得扔在海里。找到油田让人家获得一定的回报这很正常，而且人家来投资本身就冲着要赚点钱、占些小便宜的嘛！我看这条没问题！

　　——回收双方的投资和利息，其年额度不能超过年产原油的37.7%；

　　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噢，就是用原油来抵偿投资方的投资与利息，可以嘛！我们就是因为国家穷，没钱，才找人家来合作嘛！国际惯例应该是多少？听听，听完再问问。

　　——合同期内，每个油田的累计采出量，不得超过整个油田储量的85%；其余的15%归中方所有；

　　嗯，这规定好。如果合同偿还期的15年内把油田的油都采完了，不等于为别人开发了嘛！留出保底储量是主权的体现。好！不过15%到底是多还是少了？

　　——油田建设开发投资，中、日（外方）的投资比例为51%∶49%。中方的投资，原则上由日方（外方）提供低息贷款。如中方拥有自有资金，也可以不用日方（外方）贷款。

　　对嘛！一旦油田建设开始，我们是大股东嘛！中国就是现在穷，穷了你就得让点利给人家。我看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嘛！

　　可不是，哪像那些人传言的是卖国行为，更没有丧失什么主权嘛！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堂堂人民共和国石油部，怎么可能做赔本的买卖？再说，他们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要说在同外国公司合作中，有没有个别人想占点小便宜，我不敢保证，但谁想说石油部的人都是“卖国贼”，他们干的都是“丧失主权”、“为外国赚大钱”的话，打死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我看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是别有用心。”

　　以强有力数据，一一反驳“魏宗国”指责

　　秦文彩在台上一条条陈述的时候，台下已经有人不停在窃窃私语。然而再看看另一方也不含糊，他们（她们）一个个不时瞪大眼睛看着秦文彩，不时又拿着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并交头接耳地互相鼓着劲，全力准备着进攻……

　　“下面，我想就用一些具体的数据和事实，来回答《华侨日报》上‘魏宗国’一文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的是，‘魏宗国’的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数据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事实的！”

　　论战正式开始了！秦文彩开始了他对《华侨日报》“魏宗国”文章的一一反驳——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魏文所说的‘日本在15年内，享有石油出产的42.5%’，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按照合同，一旦找到油田，在原油总产量中，我方享有42.5%的固定留成油，还有15%的操作费包干；而日方只有4.8%的报酬油。至于其余的37%的原油，合同中也写得清清楚楚，是中方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日方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既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同时又根据国际油价基本上是朝着不断涨价的情况来确定的，所以说它的出售定价，是根据产油时的国际油价来确定的。这既合理，也总体上有利于我们这一方。至于为什么要把37%的原油卖给日方，我们在合同里也非常清楚写明白了，它是作为我方投资建设和开发油田所需的经费的还贷和需要还付的利息。一旦偿还完毕建设投资和利息后，原油销售收入，则完全归中方所有。在这一点上，‘魏宗国’的文章混淆了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

　　“其次，魏文中说‘中日协议中石油产权的报酬比例，双方几乎高达1∶1.35’，这完全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无稽之谈。下午，我想请诸位认真看一下我们与日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便知真相。在此，我想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按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测算，扣除双方投资的本息及操作后，中方与日方的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如果是发现了高产油田，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3.9∶1；产量低的油田，其比例也可保持在8.81∶1的水平上。”

　　“你们问世界其他国家同类的石油合作合同的比例是多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4∶1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源国和投资合作商之间的分成比例一般为4∶1。请听清楚了：我们同日方签订的分成比例的平均水平是9∶1，高出一倍以上！”

　　“第三个问题是：魏文中讲到的所谓的日方‘不到十几天，7亿美元的投资已连本带利全部收回’，则更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按照合同规定，日方在渤海湾的勘探开发投资远不止7亿美元，且按照现在的合同规定，日方想收回其基本投资最少也得7年，怎么可能在十几天内收回投资呢？魏文的那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在国际海洋石油合作开发史上也是从没有这种先例的，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是‘魏宗国’先生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常识，还是有意捏造出这样的天方夜谭！”

　　“嘿呵呵——”秦文彩听到下面已经有哄笑声了。

　　突然他提高声调：“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魏宗国’的文章中说日方在收回投资后，‘所得到的将是源源不绝的免费原油供应，是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这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一是石油资源永远属于我们资源国国家所有；二是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意味着我们渤海湾要发现相当于7个大庆油田，或者说会有两个欧洲北海油田的资源量！我和我的同行对渤海湾再乐观的估计，也没有想得到可能有7个大庆油田或两个北海油田这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发现！”

　　“哗——”秦文彩结束讲话，台下顿时响起热烈鼓掌。

　　有几个人的脸色特别难看。其中有那位女士。

　　与“原告”正面交战，再次赢得掌声

　　“谁对秦文彩同志的发言有异议或问题，可以自由提出来。”杨波清了清嗓子，示意会场安静。他把目光移到以那位女士为代表的“原告”一方。

　　“我想问：石油部在不同地质部商量的情况下，便同外国公司签订了协议，这样做是否超过了石油部管理的范围？”早已耐不住的那位女士站了起来，对着秦文彩责问道。

　　“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石油部只是作为职能部门在行使自己的工作职责。再说，地质部孙大光部长是知道我们的工作的。”秦文彩站起来回答道。

　　“你们是不是在搞租让制？”另有人提问。

　　“不是。”秦文彩回答得干脆，“我们搞的是风险合同。它是一种中外双方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而且，即使在合作区块内，我们中方也保留着打井的权利。”

　　“南海对外合作，你们有没有同总参商量过？”有人提出一个军事保密问题。

　　“是的，我们不仅与总参有过多次的沟通与协商，而且国务院在作出相关决定时，总参的同志是参加了会议的。”

　　“听说外国公司都有自己一套非常有经验的谈判专家和经济学家，你们都是新手，谈判能不吃亏吗？”

　　“这同志提得很对。确实，我们在对外合作中深感自己的经验不足，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法律和条款问题，有时被搞得头都会痛，但有几点可以保证我们在谈判中少吃亏、不吃亏：一是我们的同志虚心好学，包括我们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用他言传身教的作风，带领我们从不懂到懂、再到完全能懂并一直到熟练；二是我们为了避免吃亏，尽量地多选择几种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更有利于我们的最优方案；三是我们也请了第三方有丰富经验的国际专家帮助我们一起工作；第四点最重要，是我们参与对外合作的同志，他们都是石油部百里挑一的好同志，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我们的人民忠心耿耿，勤劳机智，工作一丝不苟，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十分注意在实践中进取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与外国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给国际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专家们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中方不仅没有吃亏，而且应该说是极有利于我们中方的，属上佳或最佳的方案……”

　　再一次热烈鼓掌。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九天半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进行集体论战，就是在下面的小会议室翻阅资料，准备迎接挑战。”现年75岁的邱中健院士站在他的办公室，推开窗户，指着中石油西南方向的那栋楼，给我讲述约三十年前的那次大论战。“很热闹，有人说我们是卖国贼，很好笑，怎么可能呢？当时从事海洋石油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像余秋里、康世恩和张文彬、秦文彩他们，都是打过仗的人，像我和黄汲清、翁文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吃过帝国主义和日本人的苦头，怎么可能做出卖国的事嘛！”

　　骂卖国贼者反成真“卖国贼”

　　“渤海论证会”，亦称“3·23论证会”，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一次规模最大、声势空前、内容广泛的大论战。它涉及到主权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和劳资问题等等方面，是一次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作先导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辩论、大交锋和大总结。正如后来江泽民等同志在向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汇报时，中央领导充分肯定的那样：渤海石油勘探开发论证会开得好，很有必要，而且通过这种由多个部门和众多专家参与的集体论证形式，有利于增进对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中央再次充分肯定石油部所进行的包括渤海湾在内的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项目的进展，总体是好的，对我方是有利的，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吃亏。

　　让秦文彩和石油人特别欣慰的是，中央再次强调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坚持下去，甚至可以不断扩大范围。让外国公司有利可图理所当然，不应因此束手束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争取到更多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有利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石油部可以放手大胆地干。同时，在与外国合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和资源国的自身优势，比如在建设服务基地和基地服务工作方面，尽可能地不雇用外国人员，由我们自己来做，争取“肥水”不外流。

　　中央领导十分肯定论证会上专家们提出的关于加速我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议，给秦文彩留下了深刻印象。
　
　　“秦部长，报告一个好消息：听说那位女士已经被抓起来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兴高采烈地跑来对秦文彩说。

　　“哪个？”秦文彩愣了一下，问。

　　“就是写信告我们是卖国贼的那位女士。中科院的！”

　　“噢——她怎么啦？”

　　“她向外国人出卖情报，被我安全机关抓住了，据说马上要判刑！”

　　秦文彩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没想到她骂了我们好一阵卖国贼，最后自己反倒成了真卖国贼！可悲。”

　　“现在想起来，我们真得感谢这位女士，是她挑起的那次大论战，反倒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同外国公司合作中必须坚决捍卫的国家利益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当现在的秦文彩再评说起那次大论战和那些辱骂他和石油部是“卖国贼”的人时，已经并不在乎了。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出任首任军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未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就向国民党提出南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中共曾提出，将其改编为正规军，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但蒋介石不同意改编为正规军，更不同意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项英曾和国民党江西地方政府协议，将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１９３７年初，叶挺全家迁至上海。中共中央曾考虑恢复叶挺的党籍问题，但考虑到他当时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发挥特殊作用，便没有恢复。抗战爆发后，叶挺主动提出组建新四军参加抗日，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７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会见了叶挺。周恩来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周恩来并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淞沪会战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铁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同意陈诚的保荐，接受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只是加上“陆军”两个字。９月２８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新四军正式宣布成立。

　　叶挺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中共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可辞职。

　　１０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叶挺，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中央党校等处参观。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２个师４个旅８个团。”人选方案，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两个师，第一师师长为陈毅，副师长为张云逸；第二师师长为张鼎丞，副师长为谭震林。希望照这个设想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项英也来了，和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望着叶挺向大家宣布：“他就是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毛泽东说叶挺是第一个“共产党的总司令”。

　　随后，叶挺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太和街２６号。朱克靖、吴振邦等许多叶挺的故旧、部属纷纷赶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的筹备工作。１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叶挺，叶剑英陪同前往。叶挺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方案，副军长、参谋长，各师师长、副师长名单。蒋介石问：“谁要你去延安的？”叶挺没有说是毛泽东要他去延安的，而是回答说：“这件事我同军政部长何应钦谈过。”

　　１２月２３日，延安派出的到新四军参谋处任处长的赖传珠乘火车到达武汉，而由项英率领的部分人员则途经西安，然后乘飞机飞抵武汉。叶挺带他们住在汉口太和街２３号。１２月２５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８省１４个地区（琼崖除外）留下的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军部先后的十个旧址

　　（１）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太和街２６号（现胜利街３３２－３５２号）成立新四军军部。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郭沫若也在此居住过。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１２天。

　　（２）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新四军军部迁移到江西南昌市象山南路三眼井友竹花园７号。这里原是北洋军阀张勋１９２３年建的公馆。１９２７年，该建筑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钧的住宅。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将王钧的部队歼灭。军部组织改编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宣布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下辖４个支队和１个特务营。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全军共约１．０３万人。第一、二、三支队和特务营奉命于２月至４月间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进行组编点验和军政训练，第四支队集结江北霍山县流波瞳。军部在这里３个多月。１９３８年４月军部迁移。

　　（３）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至皖南歙县的岩寺金家大院。岩寺，位于徽州盆地中心，地势开阔平坦，古称岩镇，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政府所在地。军部在这里约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７月军部撤离。

　　（４）１９３８年７月至１９４１年１月，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泾县城西２５公里外的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驻扎约２年零５个月。云岭北濒长江，西依九华山，南临黄山、太平湖。叶挺在这里指挥新四军时间最长，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前夕。他在这里还写下这样一首诗：

　　云中美人雾里山，
　　立马悬崖君试看。
　　千里江淮任驰骋，
　　飞渡大江换人间。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后，率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开创了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和淮海等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５月，新四军一部北渡长江，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主持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初，叶挺指挥皖南部队将进攻泾县云岭的１万余日伪军击退，共歼敌近３０００人。在争取和扩大新四军兵员、装备、给养、防区等方面，叶挺等人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与斗争。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９日，蒋介石发出“佳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０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１９４１年１月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调集７个师８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部分部队，浴血奋战８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粮绝，除２０００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或被俘。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项英牺牲，叶挺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先后被转到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监禁５年多。毛泽东得知后伤感不已，将叶挺在延安的两个儿子接到家中安慰说：“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５）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军部设在江苏盐城泰山庙，在这里驻扎约７个月。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７个师和１个独立旅，全军９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６）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江苏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村中有一个大水塘，水塘中间有一个约２亩地大的墩子，传说凤凰在这个墩子上停过翅，因而这墩子就叫凤凰墩，这个村便称停翅港。这里地形复杂，周围皆芦苇，便于隐蔽；傍倚阜淮公路，交通便捷，是个能攻能守的好地方。新四军军部在这里驻扎１年零３个月。

　　（７）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苏盱眙县黄花塘乡。黄花塘原名黄晖塘，又名黄昏塘。当地军民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将该塘深挖，增加蓄水量，张云逸、罗炳辉提议改名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期间，代号为“黄河大队”。在此期间，军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指挥抗日，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攻，在苏、皖、浙、鄂、豫五省开辟了８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２年零２个月。

　　（８）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８日，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苏盱眙县东南约５０公里外的千棵柳村。千棵柳村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今名长江村）。新四军军部在这里指挥新四军顺利进行了战略反攻以及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７个月。

　　（９）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军部迁移至山东临沂城兰山路中段德国天主教堂后院。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４月罗炳辉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二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设在此，教堂门前挂“新四军军部”、“山东军区司令部”两块牌子。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１年零２个月。

　　（１０）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新四军军部设于临沂河东区九曲镇前河湾村。前河湾村靠近沂河，对面就是临沂城。陈毅、张云逸等在此指挥了著名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临沂阻击战，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镇压了叛匪郝鹏举等。这里是新四军军部最后一个驻地。１９４７年１月新四军改属华东野战军。

　　一说起中国古代的名妓,人们便会从古典作品与诗歌联想到这样的形象:美丽、懂事与才情,总之是泛泛的而不是具体的,即便是张岱笔下的王月生也只是“楚楚文弱,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矜贵寡言笑”之类。而古印度的名妓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名古代印度的名妓必须研习64艺（这是一种包罗万象而且不可思议的艺术）:（1）歌唱。（2）乐器。（3）舞蹈。（4）舞蹈、歌唱和音乐的综合。（5）书法和素描。（6）刺绣。（7）以米和花恰切地装饰神像。（8）插花。（9）给布或身体部分诸如头发、指甲、嘴唇染色的技巧。（10）玻璃刻花。（11）以最令人舒适的方式铺床、安设地毯及垫子的艺术。（12）奏水碗乐。（13）水箱、水管、蓄水池的水的排放和保养。（14）绘画、装饰和构图。（15）如何制作念珠、项链、花茎及宝冠。（16）以花及鹭鸶毛制作头巾和腰带的艺术。（17）演剧艺术和戏剧笥表现的营造。（18）耳环的设计艺术。（19）香水的调制和配备。（20）穿着艺术及宝石与饰品的雅致安排。（21）魔法和巫术。（22）戏法。（23）烹调术。（24）以适当的食料和色素调配果汁和酒,（25）裁剪和缝纫艺术。（26）以羊毛和丝绸来制作鸟、花束、散花、球等物。（27）猜谜。（28）诵诗游戏。（29）模仿艺术。（30）朗读和咏唱。（31）绕口令。（32）剑、棍、铁头木棒、弓、箭的知识。（33）因明学。（34）木工。（35）建筑。（36）金石鉴定能力。（37）化学和矿物学。（38）玉石珍珠的颜色。（39）铁矿和煤矿的知识。（40）园艺,修剪和种植草木的艺术和详细知识。（41）斗鸡和角羊的规则。（42）教鹦鹉说话的艺术。（43）香水洒身和香油搽发的艺术。（44）文字的深厚功底,以不同形式创造词汇的能力。（45）拼读和变换词形的艺术。（46）语言和方言的知识。（47）为宗教和节日庆典装饰花车的艺术。（48）描绘秘法图案,准备护符、咒语之类的艺术。（49）智力训练,诸如完成一首未完成的诗等。（50）诗的创作。（51）词典和词汇知识。（52）装扮和改变人的外貌的艺术。（53）雅趣幻像的艺术,诸如使棉布呈现丝绸状。（54）种种游戏。（55）借祈祷文和神秘符咒来自救。（56）参加青少年运动的能力。（57）社交知识。（58）战争、武器和军队的技巧。（59）体操。（60）揣摩一个人的形貌以断定其性格的能力。（61）快读诗行的艺术。（62）数学的游戏。（63）制造人工花朵的艺术。（64）以陶土塑造人物和偶像。

　　除以上64艺之外,一位古印度名妓当然必须美丽、亲切、懂得欣赏他人,喜欢豪奢,富裕,乐于与其喜欢的男人性交,健壮而果断。同时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知识、新经验。不郁郁寡欢,热衷于加入社交界和艺术圈。其实她可综合女性的理想品质:聪慧,举止优雅,可信赖,爽快,有鉴赏力;谨慎,有先见之明;精力旺盛;管理得法;在恰当的时候和地点有意识地做特定的动作或请求帮助等等;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无粗俗、怨恨或愤怒之态。

　　当她具备了这些素质和64艺,她将获得逸品名妓的称号,在男性社会中,她有权坐在荣耀之席上,受到普遍的尊崇,人人都想得到她的青睐。国王访她,圣贤赞她, 总之,她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珍宝。但人间到底有无这种珍宝呢?如此奇怪的64艺练习或许要穷其一生,到时美人已变老太婆,而且可能64艺还练得不精,岂不要大呼冤枉?写到此处,想到杜甫《赠花卿》中的两行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改第一名中第一个字,那就是“此物只应天上有”了。如此,这样的名妓还不如泛泛的中国名妓那样来得令人信服,令人感到亲切。

　　1943年后，战争态势越来越明显，盟国开始了战后的划分。蒋介石主张韩国、泰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独立自主，甚至提出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蒋介石夫妇还亲赴印度，劝阻拉o甘地和尼赫鲁放弃自治的要求，团结一致抵御侵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为此做出的努力。此时美国将军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品性、隶属关系及其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却造成了中国自开战已来最大的危机。两人的矛盾迅速变成中、美两国的误解。雅尔塔会议上，史迪威的报告，使罗斯福认为中国不具备反击日本的能力。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本的出兵。

　　丘吉尔：“蓄谋已久”“千方百计”

    1943年11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秘。

　　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的11月22～26日，美、中、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儿举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在会上，三位领导人免不了互相夸奖客气一番。不过，蒋介石与丘吉尔面和心不和，这几年来，他俩的分歧越来越深。11月2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经昆明巫家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派出军乐队奏迎宾曲。

　　其实，丘吉尔不止冷落蒋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不过，该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严加保密。

　　随后，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有两名军统（戴笠领导）的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军官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地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绝对受信赖。两名上尉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启发：“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协助。”

　　丘吉尔等人想收拾掉蒋介石，是因为他们想保住罗斯福：“不动声色”“秘密埋伏”

　　会议开完后，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没走，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商量。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

　　史迪威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军4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装备的13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配合作战。”

　　罗斯福听着，双眉紧锁：“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的上帝，这可真是个难题。”

　　罗斯福考虑再三，对史迪威下令：“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

　　几天后，史迪威带着总统的绝密口头指令返回中国，只向副手多恩准将作了传达，指示他具体执行这一任务，代号为“蓝鲸行动”。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逾期自动失效。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中国抱有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从中牟利。另外，蒋介石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大半年前，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佳” 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使丘吉尔相当恼火。可见，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潮。

　　英美联合：“暗地勾结”“心照不宣”

　　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中空军已夺得大西南制空权，战时陪都已多日没发出空袭警报声。一辆美军14航空队的吉普车驶进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馆。

　　车里坐着该航空部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利中尉。他俩是应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之邀前去开会的。会议主题是盟军反间谍部门如何有效打击西南地区日本特务的猖獗活动。

　　这时，莫瑞特对本国的除蒋计划还一无所知。

　　英国驻华使馆内，灯光暗淡。查尔斯上校瘦高个子，鹰钩鼻，褐发碧眼，神态阴郁而矜持。眼下，查尔斯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如何粉碎日军谍报网，而是如何取得莫瑞特的配合支持。

　　老奸巨滑的查尔斯经过一番试探，才向莫瑞特亮底：“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过重庆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下不了这决心。”

　　莫瑞特脸色严峻，不无忧虑地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分歧。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弄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京电台就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弄不好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毁大局的内乱。”

　　查尔斯阴沉着脸，陷入沉思。他极力拉拢莫瑞特是有原因的。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出入重庆大本营和各情报部门、特工机关。如果能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绝密计划，那形势就大为有利。

　　“贵国政府同意你这么干吗？”莫瑞特小心地问道。

　　“请原谅，我不好明确地回答你。”查尔斯神秘地笑笑。

　　“好，让我考虑考虑，毕竟这事非同小可。即使我不便帮助你，也绝不会坏你的事。”

　　莫瑞特点点头，为表达理解与信任，他与查尔斯用力握握手……

　　实施方案：制造空难 掩盖阴谋

　　1944年2月19日，重庆沙坪坝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小洋楼的二楼上，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秘密召见了莫瑞特，向他交了底：“我和史迪威再三考虑，暗杀蒋的行动必须得到你的协助。”

　　“当真是总统先生的意图吗？”莫瑞特心情异常激动，似乎还存在疑问。

　　多恩用力拍拍莫瑞特的肩膀：“绝无戏言啦，亲爱的处长，如果行动不幸失败，责任将全由我负起来，你也可以推责于我，而我绝不牵扯到史迪威将军，更不会承认总统做过这口头指令。你明白吗？这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莫瑞特郑重地握握多恩的手：“我为你如此信任我而备感荣幸。将军阁下，就我所知，英国方面也拟定了一个除掉蒋的计划。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

　　多恩来了精神，详细地向莫瑞特询问了查尔斯等人的行动内容，而后摇摇头：“他们干他们的，我们没必要与他们合作。英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关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功。我们干肯定有把握。根据可靠情报，蒋介石夫妇已定于3月中旬应邀访问印度。蒋介石还要去兰姆加尔基地为卫立煌、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动手的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将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的降落伞都将失灵，结果是机毁人亡，同归西天。第二天各国的报纸都将刊登‘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惊人消息。人们肯定不会怀疑是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人们倒会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

　　莫瑞特点点头：“看来，确实得由14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兰姆加尔都有飞行基地和雷达站，拥有好几千地勤人员。蒋介石的座机也常请我们的机械师维修检查，我们做点手脚也就行了。将军阁下，请你放心，我会做安排的……”

　　“太好了，处长先生。我的判断果然正确，你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我想，我们合力一定能取得成功……”

　　结局：千虑一失 老天助蒋

　　1944年2月下旬，陪都重庆郊外黄山的蒋介石别墅云山岫楼。这儿戒备森严，所有进出大院的小汽车都受到三四道哨卡的严格盘查，卫兵荷枪实弹。

　　别墅里，军统局长戴笠正向蒋介石汇报：“委座，卑职想说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又指挥他手下情报人员四处活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查尔斯特为邀约14航空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象却很可疑……”

　　蒋介石冷冷一笑，摇摇头：“雨农（戴笠的字），你的神经太过敏，我就不信英国人想暗算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可能，史迪威虽说脾气不好，又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中共和日本那边……”

　　戴笠只好连连称是，恭敬地鞠躬告辞……

　　蒋介石本想近日就出访印度，显示大国领袖的地位，可是当时豫湘桂大会战正在紧要关头，他一时脱不开身。后来，军事重镇衡阳失守，桂林、柳州又被日军主力围攻，战事更加不利。蒋介石只好取消了出访计划，美国人的谋杀计划自然也随之流产。

　　仇人共事十余载

　　一切仿佛压根儿就没发生过，查尔斯上校黯然神伤。不久，他去了印度。莫瑞特得到多恩将军的秘密通知后，立即中止策划谋杀的活动，为保住秘密，他还设法调走了那几名美国空军机械师，调他们去印度兰姆加尔盟军基地工作……

　　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底终于被罗斯福解除职务，召回美国。有趣的是，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于1949 年撤退台湾后，多恩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长，竟然与蒋介石共事十余年，关系融洽，足见蒋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多恩奉调回国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惊人的秘密，内中详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为世人所知。

　　即使如此，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华国锋告别仪式的规格如此之高。其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九常委全部出席华国锋同志告别仪式，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告别仪式；其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已经退休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出席告别仪式；其三，告别仪式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华国锋同志于8月20日去世，而北京奥运会是24日闭幕，闭幕式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展开了早已安排好的、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主的出国访问活动，8月30日刚刚回京，他回京后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参加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如此高规格的告别仪式，既正常也让人感到激动。说其正常，是因为华国锋同志毕竟曾经担任过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口碑。说其让人激动，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华国锋同志退出了政治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少人对他了解并不多，很多青少年对他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因此，如此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历史更加真实，也让历史能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第二个没想到，是在与告别仪式同时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里，我们主要看到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的重要贡献和以后在拨乱反正、维护大局中的历史作用，而没有看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叙述:“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这样的评价，让很多人感动，尤其让那些对那段历史铭记在心的人感动。确实，作为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尽管在对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新时期的路线的理解等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仍然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推进科教工作正常化等方面都作出过很大努力。与华国锋同志的历史局限相比，他的历史贡献更大。所以，“生平”除了客观地评价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外，更多地赞扬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作的历史贡献:“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这一段文字，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作了简洁而清晰的阐述，对华国锋同志在那个“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作了高度评价。我想，这样评价，对被毛泽东称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华国锋同志来说，一定会含笑九泉的——我们的党是尊重历史的党、尊重客观的党、尊重“老实人”的党。

　　华国锋告别仪式上的这两个“没想到”，让我们感慨万千。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党，才能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客观对待历史，真情对待同志。华国锋同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前夕逝世，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我们对华国锋同志的尊重、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正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党了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实践上都充分成熟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