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百战鹰扬 -- 采访志愿军老兵难忘一页

上次回京的时候，蒙朋友帮忙，得以采访了原冀中九分区出身的刘居人将军。他曾作为志愿军的一员入朝作战，参加指挥了金城反击战，此战之后，双方随即签署停战协议，朝鲜战争至此结束。老将军讲的一段话让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才能不失真，是朝鲜停战之前的最后一战。当时离停战还有一个小时，美军韩军开始走出隐蔽部来大大咧咧的满山跑，和平啊，多让人热爱的世界。就在这时候，刘老他们的炮兵开火了，蓄谋已久。照刘老说38，67，68各军的炮兵在这一个小时打出去的炮弹比几个月的都多。

刘老当时是师作战科长，这场炮击的直接策划者之一，所以他最清楚战果。那一顿炮打得酣畅淋漓，中国军队罕见的万炮齐发阿，所有标定的目标一块儿打阿。轿岩山前线的美韩军阵地一片火海。猝不及防之下，把整条战线上的美国人韩国人全都活活闷回坑道里去，当然，也丢下不少来不及隐蔽的。在王树增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提到过这次炮击，从他们的描述看，美军是有还击的，但基本是乱打，似乎观通系统和指挥系统已经混乱。所以，当时志愿军官兵都是站在外面看炮击。美军最后也没有打出像样的还击，因为停战时间到了，时间一到，中国方面也立即停火。

说这顿炮酣畅淋漓可能会引来很多争议，好像我们不热爱和平似的，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那边一下子就扔下了几百条"炮灰"，再也没法回家跟亲人团聚了。但是，看了当时刘老的表情，我才理解这排炮背后的含义。这次排炮之前多少年，我们和人家签了和约，都是小心翼翼地自己不犯错误，千万不要让人家抓住了把柄，不要"衅自我开"，不要"打第一枪"。总之，我们要不刺激对方，避免引来豺狼虎豹。

我们直到今天总是强调自己的自卫，反击，或许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惯性思维。可是无论你怎样小心，日本兵在东北军的刺刀上划火柴张学良都不让动手，人家照样打你九一八。要说张学良天生懦弱那也不对，归根到底，他那支东北军确实烂泥扶不上墙，后来在热河和古北口的崩溃就是最好的注脚。他没有底气跟人家打。但是朝鲜停战之前的排炮打完，中国的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刘老说这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满脸的挑衅和张扬。那才是一支百战雄师的威严，那是告诉美国人——我就是打你了，怎么着吧，你有种还手阿，不服，再打！和平协议我们是签了，我们也愿意和平，也觉得这个和平合理。但是，我得告诉你，并不是我们打不过你，怕了你才和你签和约。现在我就打你了，给你个机会推翻这个协议跟我再打一场，你来吧！轿岩山已下，金城以南美韩军两道防线已经洞穿，纵深根本来不及建新的防线，这时候急着签字的是他们。我不知道这是示威，前线将领的骄横还是有计划的心理战，但效果是真出来了。就是一句话--我不怕跟你再打过。

百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骄横。这次美国人很大度地表现了自己的文明--你打我？OK，我不是不想打你，但是按照咱们的协议，到停战时间了，所以我不还击，因为我是讲规矩的人，咱们和平吧。。。其实学历史的都知道，美国人并不是那么遵守规矩的模范，否则也就不会有美西战争了。这些年，接触过不少现役军人。他们对部队的了解远胜于我，其中的黑暗面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以为，这份曾经骄傲，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法磨灭的，也是属于所有穿这身军装的人们的。

附：当时采访刘老，是和他一位老战友刘线武刘老一起谈这件事。刘线武将军是当时的谈判划界代表，俩人都是冀中九分区出身，一个在前面谈，一个在后面打，他们俩说起来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堪称珠联璧合。刘线武将军提到，他到美军那边去作越界处理谈判的时候，就是刚停战，对方虽然作了收拾，但过一座小桥的时候，桥边草地上的血迹，脑浆，散发的腥气至今难忘。刘居人将军年龄大了，有时候记忆力不太好，还要老战友补充，但说到最后的炮击一段，一提那个时间，突然砰地在桌子上猛击一掌，推案而起，八十多岁的老爷子眼神凌厉得跟刀一样，感觉房间里的空气都变了。

附：日前讨论这篇文章时候的一段说明，或可为一些问题的答复：

    具体到这个战例中，中方的炮击并不可以称为阴谋。美国士兵或韩国士兵，只要没有停战就是敌国士兵。相信那边也会同样如此看待中国士兵。但是否一纸停战协议就可以带来太平？唐太宗是千古传颂的名君，是否可以看看他怎样擒获的颉利可汗？后人对此又是怎样的评价。

    和平要实力为后盾，这个实力包括物质实力，也包括精神决心。

    这样的炮火，我的看法无非是说明了一种决心也说明了中国对自己军事力量的自信 -- 我不怕和你再打。这种决心足以让对手在下一场战争之前更加谨慎地审视中国，从而避免无谓的战争。几百名死者的价值是换得了在可能在未知战争中死亡的更多的人的生命。

    如果认为这是虚幻的理论，我们可以以朝鲜战争为例。

    以朝鲜战争为例，起于三八线，终止于三八线，证明了双方的力量其实是一个均衡，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对峙于此的局面。可是，上百万人已经死去无法重生。

    简单的一句话 -- 假如开战之前双方认识到与对方的均衡，何必打这一仗呢？

    双方决策的还都是绝顶的聪明人，还是要打了才知道。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赢得了五十年的和平，我的看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认识到了和中国开战不是可以轻易获得所求利益的。

    OK，这最后的炮战，似乎也是这个范畴吧，教育对方的前线官兵不要轻易挑衅，挑衅这边并不会一味容忍的，因为这边也喜欢没事儿找事儿呢。

    挑衅可能造成流血，当然也可能酿成战争，那会死多少人，建议您好好计算一下，这应该也是不难的。

    对于最后一次炮击，不同的材料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从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开始，我就抱着一个原则，即便有争议的内容，只要历史的当事人提供这样的材料，我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写出来。这是让有争议史料留存于世的一点努力。我们不是上帝，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往往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审查一段历史材料的真实，所以，我们只是记录者而已。

    如果把自己看得太高，那我以为还是看历史系的论文比较好，但是，当事人离开世界以后，很多本来可能留存的史料也不会再有了，而我们留给后世的材料，可能只有“正确”的。这中间的取舍，是否值得想一想？

    最后的排炮，我认为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提问。正是因为几十万人的牺牲，这两支军队间真正平等的斗智斗勇才能够实现。否则，一边严格地绑缚自己手脚的情况就会正常出现 -- 那是实力差距造成的被迫，而不是指挥员个人的勇敢与否。

    也就是说，志愿军不到停战最后一刻不停火，因为它是一支真正有信心也有力量的军队。如果是鸦片战争最后一刻也有一个将领很疯狂地对英军开炮，结果可以想象。南宋末年，蒙古一度有在屈辱条件下保留南宋的倾向，但派来的使者在独松关被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将军所杀，此后引发的就是灭宋之战。

    所以，志愿军打出排炮不算什么，打出排炮而且对方并不敢因此而撕毁和平条约重新开战，证明了朝鲜一战让中国军队赢得了尊重和重视。这才是我认为这次战斗的意义之所在。

    说一阵排炮打出了尊严之类的话，其实是一种曲解。如果这篇文章给大家这样的看法，那是我没有写好而应该检讨的。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cxnh.html

来源：http://bbs.huanqiu.com/zongluntianxia/thread-164505-1-1.html

这是2月21日拍摄的在巴黎大皇宫预展中的兔、鼠首铜像。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尊敬的法国政治精英们，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你们“文明”、“伟大”国度的伟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先生在一百多前写给英法赴中国远征军巴特莱上尉的公开信。一百多年后，我以一位普通中国网民、一位中国人的名义也给你们写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法国政治精英们，如果你们没有“选择性遗忘”的话，让我与你们一道重温一下1861年雨果先生对你们祖先“文明史”的描述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现在，佳士得拍卖公司要拍卖雨果先生所称的“法兰西强盗和英国强盗”从中国掠夺来的“赃物”了。对！你们是“民主”国家，你们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自由为尺度，“理所当然”地驳回千里迢迢远赴巴黎的中国律师们停止拍卖鼠首、兔首铜像的要求。我不是国际法专家，也不是研究你们民主政治的学者，但我作为一个稍懂历史、略知人性的普通人，想对你们说：你们是否知道，佳士得拍卖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也是在拍卖你们祖先的耻辱史！

　　尊敬的法国政治精英们，别跟我谈法制，1995年的国际公约规定，任何被抢夺的文物都应该归还，但你们的议会没有批准这一公约。自称“法治国家”的法国，为何你们在完善法制方面就选择性忽略这一能充分体现“文明”的公约呢。如果“法制”是为了让“强盗行为”合法化，那你们的法制是否应被称为非文明的、强盗式法制呢？

　　尊敬的法国政治精英们，别跟我讲“文明”，看看雨果先生一百多年前对你们祖先“文明史”的评价吧：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尊敬的法国政治精英们，我想你们也非常清楚，刚刚过去的2008年是中法关系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你们领教到中国民间舆论力量的一年，更是你们感受到全球华人维护民族尊严决心和意志的一年！如果你们还不是特别健忘的话，回顾一下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期间、你们的总统萨科齐高调接见达赖时中国民间和全球华人的愤怒吧！如果你们还想以“辉煌法兰西”的姿态来看待中国的话，那我还想提醒一句：如今，中国已经不再是拿破仑所说的“沉睡的巨龙”了，而是戴高乐所称的“东方大国”！

　　最后，我以雨果先生一百多年前的“希望”来结束我这封致你们的公开信：“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我，一位普通的中国网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长眠于法兰西的雨果先生一起等待着法兰西回归“干干净净”！

　　环球网网友 wkwk99

一位中国网民致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公开信

来源：http://bbs.huanqiu.com/zongluntianxia/thread-164666-1-1.html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2009年2月25日晚间在巴黎拍卖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两个兽首分别以一千四百万欧元的价格被一电话买家买走。

　　法国巴黎大审法院23日驳回了中国律师团停止拍卖圆明园被劫鼠首、兔首铜像的要求。对于你们佳士得拍卖公司来说，在这场较量中，你们取得了首场“胜利”。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网民、中国民众、全球华人乃至世界稍有是非判断能力的人们都在密切注视这场肮脏的交易！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就会明白这次赢的是面子，输的可能是维系你们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里子”。

　　作为以追求利润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拍卖公司，我非常清楚，跟你们谈历史、论道义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以贪婪的眼光审视人类文明结晶是你们能延续两百多年“辉煌”拍卖史的根本。但作为拍卖行业的领军者，我想你们非常清楚，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在欧美拍卖市场日渐萎缩的情况下，中国这个新兴市场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你们今后与主要竞争对手苏富比的鏖战中，失去中国市场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我以一位普通的中国网民名义，善意地提醒佳士得拍卖公司，在你们25日拿起拍卖槌前，把视线暂时从这场肮脏的交易会移向中国吧，因为中国民众正在抡起砸向你们的大锤！中国外交部已经就拍卖铜像一事表达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中国对其拥有不可争议的所有权，这些文物理应归还中国。当然你们也不应忽视中国民间的愤怒：多所中国高校已经发起了抗议佳士得拍卖圆明园兽首的签名活动；中国电视以及平面媒体这些天都在跟踪报道佳士得拍卖中国文物的事情；汇聚民间力量的中国网络上正掀起排山倒海式的抵制佳士得公司的浪潮。

　　如果佳士得公司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继续这场肮脏的交易，中国网民将联合起来，呼吁中国政府全面封杀佳士得拍卖公司在中国的所有活动；呼吁全球华人不参与佳士得公司的任何拍卖活动！

　　环球网网友  lihe

    长期以来，关于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王牌”军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死因，流传着多种说法，如“自杀成仁说”、“顽抗被毙说”、“降后击毙说”。近年来，在一些刊物特别影视作品中，“自杀说”一度盛行。那么，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请看——

●“当场击毙”:我军军史上一直公开的说法

    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当场击毙张灵甫，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军当时和后来一直公开和明确的说法。5月18日，即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即从华东前线发布我军孟良崮大捷的消息。5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军在孟良崮战役击毙整编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等。同日，《人民日报》在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中写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另从新近出版的《粟裕文选》收入的一则电文中，亦可进一步明确这一事实。5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说:“据最后检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十六号下午二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后来，我军军战史和我国大陆相关出版物，使用的都是“击毙”或“当场击毙”的说法。1987年7月，首部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其中记载为“击毙”。1989年，为纠正此前的一篇传记作品中关于张灵甫“自杀”的错误说法，何凤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文，详细地记述了率部击毙张灵甫的经过。这篇刊登在同年《军史资料》第3期的文章中写道:“1947年5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遵照陈(毅)粟(裕)首长的命令，于下午2时再次对敌七十四师发起总攻击。我当时是第六纵队特务团副团长，率领我团一营参加了总攻孟良崮的围歼战斗。”我军乘胜向孟良崮崮顶北侧山洞七十四师指挥所前进，“经我军发扬火力，勇猛冲杀，白刃格斗，迅速全歼了洞外之敌。我团三连攻占了敌七十四师指挥所洞口。张灵甫又命其卫士队长率20余人从洞中冲出，向我反冲击，大部被我军击毙。当时，我曾追问被我击伤(后因伤重毙命)的敌卫士队长。他说:‘张灵甫师长在洞内。’我遂叫部队喊话，命令敌人投降。后见洞内无动静，我即命令部队用轻机关枪、汤姆冲锋枪及手榴弹，向洞内射击。过了一会儿，听到洞内有人喊叫:‘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已经被你们打死了。’我立即率人冲进洞内搜索，只见洞内敌人尸体横七竖八，血污满地。我问被俘的敌报话机台长:‘哪个是张灵甫？’他战战兢兢地指认了被击毙的张灵甫”。何凤山还说到:“当生俘的敌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被押送到我第六纵队司令部时，魏对王必成、江渭清、皮定均等纵队首长说:‘俘虏我的那个部队已经活捉了张灵甫。’纵队首长立即派作战参谋陈亮到我团俘虏中查找张灵甫。我向他说明了张灵甫在战斗中被我击毙时的情况。”“上级查明张灵甫确已被我击毙后，命我团将张灵甫的尸体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两天后，将其埋葬在山东省沂水县野猪旺村村后的山岗上，并在坟前竖一木牌，上写‘张灵甫之墓’。当时，新华社曾广播，希望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降时击毙”:几十年后公开的隐情

    但40多年后，当年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任参谋的金子谷，披露了一段隐情，即张灵甫是在投降时被我军当场击毙的。1987年8月25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记孟良崮战役》一文中说:“战役接近尾声时，我六纵穿插部队一个排，冲进张灵甫躲藏的山洞，张灵甫举手投降，排长恨敌心切，端起冲锋枪将他击毙。”这一隐情公开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作为司令部的参谋，金子谷是知情的。随后，这一说法在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1988年，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4军军史编写办公室编印的《劲旅雄风》一书，收录了王必成撰写的回忆文章《飞兵激战孟良崮》。在这篇内部文稿中，王必成记述了6纵特务团活捉张灵甫后，被一名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干部打死的情况。但1989年10月，这篇文章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册正式出版时，删去了以上记述，改为与何凤山的说法一致。

    1996年，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一书，再次公开了这一说法。江渭清在书中写道:“我六纵特务团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捣敌七十四师指挥所。”“特务团一营三连在指导员邵至汉率领下，首先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前，他身上多处负伤，仍坚持战斗，不幸被从洞中冲出的亡命之徒击中，英勇牺牲。三连指战员怒不可遏，用抵近射击和白刃战消灭了占据洞穴和石岩的残敌，击毙敌卫队长，活捉了张灵甫。”他说:“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第6纵队是担任主攻孟良崮的部队之一，击毙张灵甫的特务团是该纵所属，两位纵队指挥员是直接了解情况的当事人，此说应是真实准确的。实际上，从前述陈毅、粟裕等5月30日向军委等的报告中，也可印证这一事实。仔细解读这份电文，我们也可得知:张灵甫等被当场击毙，是在何凤山走近石洞，74师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时。足见这是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只是电文中没有说出他们当时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而已。

    张灵甫被我军击毙，事实毋庸置疑。他在降时被击毙，本来对“自杀说”是有力的反证。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什么未公开实情呢？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违反我军俘虏政策的错误行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将会对开展争取和瓦解敌军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何凤山持乱枪击毙的说法、王必成在回忆文章公开发表时的修改，应该是为避免产生负面影响而维护原有结论。然而，在华东野战军内部对此并未回避。许多华野的老同志都直接或间接地听到陈毅对此事的严厉批评。今天看来，在那生死搏斗的战场上，这种错误的发生也是不足为怪的。此前，华东野战军在苏北战场的作战中，指战员们曾目睹张灵甫的骄狂残暴，众多的战友牺牲在他的枪炮下。战前野战军提出的口号是“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张灵甫被击毙后，特务团曾因担心上级追究，还曾假报为“自杀”。战役结束后，华野于5月29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总结时，陈毅就此严肃地指出:“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同时他还指出:此次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强调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认真执行俘虏政策。陈毅的这一讲话已收入《陈毅军事文选》，公诸于世。

    今天公开张灵甫被击毙的这一隐情，还原历史真相，有利于避免误说流传。

●“自杀”身亡并非事实，遗书真伪另有一说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自杀”身亡，是国民党方面的认定和一直所宣传的。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之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对国民党政府以极大的震动。5月19日，蒋介石在其举办的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痛陈74师在孟良崮失败的教训，声称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当天他还亲自飞往徐州，与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部队全面整训。随后，国民党报刊相继报道了张灵甫等“集体成仁”的消息。29日，蒋介石发布为追念张灵甫“成仁”通告国军官兵的训词，其中称张灵甫等“最后不屈相率自戕”，张灵甫等人“集体自戕殉国”，后即被载入国民党军战史中。

    国民党为鼓舞士气，曾借此大事宣传。先是在安徽滁县为张灵甫等举行追悼大会，后又在南京玄武湖立碑纪念。为证明“自杀”的事实，他们还借逃脱出来的74师官兵之口，述说张灵甫等“壮烈牺牲情形”。国民党军《第一兵团蒙阴东南地区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据归来官兵口述:“张师长、蔡副师长等，皆于手毙匪徒后，以其最后之一弹，慷慨成仁。”试想:能目击这一情景发生的人还能从那里逃脱吗？

    作为张灵甫自杀证据的，还有他的两封遗书。据派出参与孟良崮战后调查的邱维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了解到张灵甫在通讯中断、弹药用尽后，在掩蔽部内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蒋介石，另一封给妻子王玉玲。并安排随从参谋逃出送信，以及最后留在指挥所内的人准备自杀等情节。有人还听说给蒋介石的信并用电报发出。在行将被歼前，张灵甫有可能作出自杀的打算，但毕竟未成事实。

    至于上述两封遗书，给王玉玲的信，有其手迹面世；给蒋介石的信，至今未见国民党方面正式披露。然而，关于两封遗书却另有一说:由萧乾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三秦轶事》一书中，所收入的吴鸢关于《张灵甫遗书之谜》一文记述:国民党宣扬张灵甫等是集体自杀，其根据是张灵甫的遗书。实际上遗书是张的老上司、原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精心编造的，连蒋介石也被蒙在鼓里。他说:孟良崮战斗刚一结束，蒋介石电询王耀武有无张灵甫等人详情，该师有人到济南否。这时该师恰有少数人逃到济南，内有师部副官赵某。王耀武面询作战经过后，召集副参谋长罗幸理、第一处处长吴鸢、第四兵站副总监郑雍若、秘书主任钟晓林等商议，决定为张灵甫写两封遗书，一致蒋介石，一致其妻。张灵甫长于书法，笔力遒劲，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同年，平日喜模仿张字，当即由李书写。经过再三推敲，认为没有破绽，才派人送到南京转呈，说是张自杀前写好，交副官带出的。王耀武之所以编造这两封遗书，是为自己和张灵甫脸上贴金，捞取政治资本。 (作者系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室研究员)

犹太人在哈尔滨的部分留影

摘要：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河豚鱼计划”之间的关系，既是日本人与犹太人历史“友谊”的某种延续，又是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目地出发的相互利用；既蕴含着东西方文明对于“异教”的不同反应，又是日本人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体现；既不能否认哈尔滨犹太人对日本人的迎合谄媚，又彰显出世界犹太人组织的严辞拒绝；既可以看成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也不能排除这一行为间接地伤害日本铁蹄之下的中国人民。哈尔滨犹太人与“河豚鱼计划”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犹太人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复杂的、多层面的。

关键词：哈尔滨犹太人 日本人 河豚鱼计划

Jews in Harbin and Japanese “Fugu Plan”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Jews in Harbin and Japanese “Fugu Plan” is not only the “continue ”of 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 of Jews and Japanese, but also the mutual exploit; It includes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west and east civilization on “paganism” and also embodies practical foreign politics of Japan; It manifests the flatter of Jews in Harbin to Japanese and the refuge of Jewish association in the world; It can be looked as the action of misery Jewish who has no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it indirectly hurt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Japanese. The relation between Jews in Harbin and Japanese “Fugu Plan”is a typical epitome of political life of Harbin Jews in 20 Century. It gives us a lot of complicated and multi-level reflected thoughts.

Key words: Jews in Harbin, Japanese, Fugu Plan

毫无疑问，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于整个犹太民族有着撕肝裂胆的痛苦记忆，正因如此，研究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活动情况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讨论20世纪30-40年代作为中国犹太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关系问题，它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一问题讨论的关键就是人们如何看待日本人针对犹太人而制定和实行的所谓“河豚鱼计划”（Fugu Plan），以及这一计划带给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不同的影响。为了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一个更好地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日本人对犹太人交往的历史。

一、  日本人同犹太人交往的历史

1、日本亲犹情节的由来：希夫贷款在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帮助。......

2、日本反犹情节的由来：武装干涉苏维埃活动中，白俄军官反犹宣传对于日本军人的影响。......

二、什么是“河豚鱼计划”

1、什么是河豚鱼计划。......

2、日本人为什么要实行河豚鱼计划　......

三、“河豚鱼计划”的特点......

四、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河豚鱼计划”的意义和影响......

1、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言，虽然“河豚鱼计划”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是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来看，它还是间接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2、对于日本人而言。为了“河豚鱼计划”的制定、实施，日本人从军队的“犹太专家”、大企业家，直到政府的最高决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真可谓煞费苦心，但是，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日本人预期的效果：既没有引进国外犹太人的资本，也没有起到改善日益严峻的日美关系的作用。“.....

3、相对于旅居中国的犹太人而言，“河豚鱼计划”是件“好事”，它在保障犹太人生存权，并为犹太人在日占区争得生存空间方面具有肯定意义。......

总之，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河豚鱼计划”之间的关系，既是日本人与犹太人历史“友谊”的某种延续，又是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目地出发的相互利用；既蕴含着东西方文明对于“异教”的不同反应，又是日本人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体现；既不能否认哈尔滨犹太人对日本人的迎合谄媚，又彰显出世界犹太人组织的严辞拒绝；既可以看成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也不能排除这一行为间接地伤害日本铁蹄之下的中国人民。哈尔滨犹太人与“河豚鱼计划”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犹太人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索。　 

资料图：沃维汉(左)在女儿婚礼上。

　中国公民沃维汉充当间谍，窃取战略导弹等绝密情报，以间谍罪被执行死刑，却牵动着西方国家的神经。今天出版的《环球时报》独家披露了沃维汉一案的始末。

　　据《环球时报》报道，沃维汉194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81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医学系，1987年赴德留学并随后获博士学位。在德国学习期间，沃维汉经济上并不宽裕，政治上又与“民运人士”搅在一起，最终被在德国的台湾间谍机构策反，成为台湾军情局的间谍。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沃维汉受台间谍组织派遣多次进出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并偶有得手，包括获得解放军某夜间作战装备，把准备发展的成员情况向台湾间谍组织作汇报等。

　　上世纪90年代初，沃维汉结识了大陆导弹技术专家郭万钧，并以金钱将其收买。郭万钧参与了某型号战略导弹的设计。他见钱眼开，利令智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郭万钧一步步陷入深渊，胆子从小变大，后来在明知道沃维汉是在为境外间谍组织工作的情况下，郭万钧向沃提供了大量有关战略导弹的情报。为了让沃维汉能够理解导弹专业知识，郭万钧还给他进行了导弹专业知识的“科普”。沃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做得非常详细。这些笔记已被携带出境，在欧洲某国转交给台湾军情局。也正是因为这些情报，台湾军情局某一副局长还专门在欧洲某国接见沃维汉，该局长告诉沃，他的情报美国非常重视。我国家安全机关于2005年初将沃维汉、郭万钧抓捕归案。经法院审理认定，郭万钧先后向沃维汉提供了涉及战略导弹等7项绝密情报，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造成了特别巨大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资料图：沃维汉

　　据《环球时报》报道，在整个破案审查包括国家安全机关预审、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都严格依法办事。被告沃维汉、郭万钧均依法享受了各种权利，包括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案件审理期间，沃维汉曾旧病复发，但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还一度取保候审好几个月，在北京的住处休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理，在反复核证证据的基础上，2007年5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沃维汉间谍案进行宣判，沃维汉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院以间谍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沃维汉死刑。郭万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判处死刑。因涉及国家秘密，按中国法律规定，法院没有对沃维汉间谍案进行公开审理，对郭万钧案也没有公开审理，但都依法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决死刑后，两人不服，依法提出上诉。2008年1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8年11月28日，沃维汉、郭万钧被执行死刑。在死刑执行前一天，沃维汉与妻子、小女儿见面，依法行使了探视权。

沃维汉间谍案 中方:不因有外国亲属而区别对待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2008年11月27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有记者问到的沃维汉被判间谍罪一事做出了回应。

　　问：美国等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不要处决被判间谍罪的一名医学研究人员沃维汉，称其未受到公正审判，对其处以死刑过于严厉，应予以重审。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秦刚说：“你提到的沃维汉是中国公民，触犯了中国法律，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审判。审判的程序是公正的，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伍维汉是外国公民的亲属，而对他区别对待。”

郭万钧个人简介

    郭万钧，男，1942年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是当时高材生，后来成为一名导弹技术专家，参与了某些型号战略导弹的设计。

    郭万钧与沃维汉的认识，是因为彼此是亲戚。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婚礼上，沃维汉回国来祝贺，两人就这样认识了。沃维汉本来就是有意识地攀拉各方面人员，发现郭万钧后分外热情，千方百计紧盯不放，既炫耀自己的风光，又许诺各种好处。而当郭万钧看到留学回国、西装革履、开高级轿车的沃维汉时，也被沃的蛊惑搞晕了头脑，与沃打得火热。随后，沃即将郭万钧的情况报给台湾军情局，得到的指示是重点联系此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沃见时机成熟，便按台湾军情局的要求，对郭万钧下手。沃维汉告诉郭万钧，导弹情况可以变成大价钱。郭万钧见钱眼开，利令智昏。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初，郭万钧一步步陷入深渊，胆子从小变大，后来在明知道沃维汉是在为境外间谍组织工作的情况下，郭万钧向沃提供了大量有关战略导弹的情报。涉及战略导弹等7项绝密情报

为了让沃维汉能够理解导弹专业知识，郭万钧还给他“科普”导弹专业知识。沃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做得非常详细。这些笔记已被携带出境，在欧洲某国转交给台湾军情局。也正是因为这些情报，台湾军情局某一副局长还专门在欧洲某国接见了沃维汉。该局长告诉沃，他的情报美国非常重视。为此，台湾军情局还先后奖励沃四十多万美元。 

    郭万钧泄露的情报对我国家安全影响很大。据沃维汉供认,台湾方面为了处理此情报信息,针对郭万钧提供的情报,专门成立了分析小组。他们明确告诉沃维汉,这些情报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每次接收情报并经过一番研究后,分析小组都根据美国方面提出的需求专门拟定问题清单,沃维汉就带着这些问题再回到大陆当面来问郭万钧。

　　经法院审理认定,郭万钧先后向沃维汉提供了涉及战略导弹等7项绝密情报,为此,沃维汉先后转交了间谍情报组织提供给郭万钧的数万美元和1块手表。

　　沃维汉在间谍机关指导下,以商人外衣掩护,活动非常隐蔽。沃和郭的活动也以亲属联系避入耳目。但国家安全机关警惕的眼睛还是及时盯住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在保障国家安全利益不被继续侵害的前提下,进行了一段时间深入缜密的侦察,于2005年年初将沃维汉、郭万钧抓捕归案,保护了国家利益。法院审理认定,沃维汉、郭万钧所获情报的泄露,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造成了特别巨大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来源：环球网

英语系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2008年9月21日

英语系80级校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发言

    北大原来从未邀请过校友在开学典礼上讲话，2008年开学典礼，北大邀请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老师讲话，这是俞老师的一种荣幸，更是新东方的一种荣誉。

北京大学2008级新生开学典礼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了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也许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找这个同学去，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教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所以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我值得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下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的分数高，我认为我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去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活动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稍微男女生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阅读提示：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今日发表文章分析指出，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同时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最终制造出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以下为文章全文：

(今日感悟) 亮菌甲素案没有结束，三聚氰胺又来了！什么时候大头婴，结石儿不再在中国大陆出现？善良的人们，用您的正直，用您的良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吧！上天会记住您的！

 可怕的三聚氰胺，可怜的三鹿宝宝

      朋友在问我，三聚氰胺是何物？大家记得否，就在不那么久远的2007年，我国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公司在宠物食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其元凶是什么？就是三聚氰胺！

 　　在食品制作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 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因此，三聚氰胺被派上大用场了。（具体参考技术专业书籍）　　
　　　　
　　为什么要用三聚氰胺呢？关键是含氮量很高，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给了掺假、造假者极大地利益驱动，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表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为什么我们还这样做呢？
　　
　　我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是生产奶粉，而不是生产氮，就算是给畜生吃也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呀！它既不是填充剂也不是代用品，而是一种废物，一种造成肾结石的元凶！

　　据说当时美国人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啥添加这玩意，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记得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这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这复杂的高科技造假过程。
　　
　　大家注意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污染”的都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显然，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大量生产岂不亏老本了吗？于是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这大豆蛋白粉本来也没啥大事，但是，恰恰这次里面被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玩意，于是最终制造出这起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当然，成人奶粉中肯定也添加了这种高科技玩意，因为成年人的代谢能力比婴儿强大得多，除了特殊的病人，自然也不会有中毒事件发生。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三聚氰胺这玩意在中国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应用的广泛性，“蛋白精”也许就是这个玩意！

      其实，造假也是一种创造，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总之一句话，你高科技的爷爷都检测不出来这是假的蛋白质。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社会里，你觉得安全吗？
　　
　　有文章这样质问：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没有谁做过三聚氰胺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吗？我想肯定还没有，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去吃这种跟食品风牛马不相及的塑料工业的原料。

      大头婴，结石儿何时不再在中国大陆出现？善良的人们，用您的正直，有您的良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吧！上天会记住您的！

文章来源：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s12615,w1221184427087761

美媒爆金牌榜又有新算法 美国力压中国金牌第一

　
    搜狐体育讯 美国代表团已经没有办法在金牌榜上超越中国了，除了从奥运会开始就以奖牌榜来排列座次之外，他们又找到一个新的办法从而证明自己是奥运第一——金牌榜第一。

　　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美国奥组委内部开始用挂上金牌的队员来统计，即只要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人就计算一块金牌，这样他们在金牌榜上超过中国，卫冕金牌榜第一。

　　根据美国代表团CEO吉姆-西尔说，相比中国代表团，美国人获得金牌更多，因为他们在集体项目上获得的金牌更多。比如女足决赛中，她们战胜巴西队，捧得金牌的人数达到18人。

　　“我们不会放弃那些集体项目，将精力放在个人项目上，或许个人项目的培养代价更低一些。”西尔说。 《纽约每日新闻》指出，西尔的话语明显带有背后攻击中国的意味。

　　如果按照人头来算，美国肯定是金牌榜第一，在三大球中，他们除了男足没有打进决赛之外，均出现在其他五个决赛中，女篮对阵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西班牙，女排对阵巴西，男排对阵巴西，女足赢了巴西。如果其他四项美国队全赢，他们将有48人挂上金牌，已经超过中国代表团目前的47块金牌了。

唐朝马球运动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球类形式中，较具特色的项目是蹴鞠、马球和捶丸。

　　蹴鞠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足球。中国古代的蹴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普及了，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当时大政治家苏秦向魏王介绍他所看到的齐国首都临淄的繁荣景时说，临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欢乐，经常斗鸡、走狗、蹴鞠。说明蹴鞠在北方的齐国是一项很典型的体育活动。在当时的南方，蹴鞠也很流行，刘邦建立西汉以后，把在老家楚国的父亲刘太公接到了宫里，刘太公整日闷闷不乐。刘邦感到非常奇怪，派人去了解原因，原来他老父亲在家乡楚国丰邑的时候，经常跟一帮老邻居、老哥们儿一块踢球、斗鸡、打六博等等，来到这儿虽然吃得好、穿得好，但很是郁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邦就命人在都城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了一座城——新邑，把刘太公的老邻居全都一块儿迁过来，一块儿踢球、斗鸡、走狗、六博等，从此以后，刘太公又高兴起来了。这说明当时的蹴鞠活动在民间是非常普及和流行的。

　　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是靠技巧踢出动作来；一种是竞技性的蹴鞠比赛。汉代有一个叫李尤的人写过一首诗，叫《鞠城铭》，其中把蹴鞠的规则以及裁判、比赛当中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记录了下来，并说明当时的比赛双方各设六名队员，还有正副裁判。这种竞技性蹴鞠除了在民间，也影响到军队当中，著名大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的时候，战斗之余就是以蹴鞠来训练士兵的。

　　唐代的蹴鞠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球的变化，过去的蹴鞠用球是实心的，在动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发来踢。到了唐代，发明了充气的球，中间的芯是用动物的尿胞冲上气，周围用八片皮子缝起来作为足球，跟现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样。第二是有了球门，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这种形式直接对抗性不是太强烈，讲究的是技巧性。只要把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洞里，就算胜了。技巧性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个特点，相反竞技性比起西方体育来说就稍微逊色一些。

唐宋时期蹴鞠门示意图 　（选自《蹴鞠谱球门格范》）

　　到了宋代，蹴鞠基本上延续着前代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蹴鞠在唐宋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也传入日本，并一直流传保存到现在。宋代蹴鞠除了带球门的竞技形式，还有一种是“白打”。“白打”是踢出花样，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一块踢，以技巧性为主，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当中的颠球。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钱选临摹的《宋太宗蹴鞠图》，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进行“白打”蹴鞠的情景。看过《水浒传》以及相关电视剧的都知道，《水浒传》里边描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被提拔做了高官。这些都是当时蹴鞠盛行的一个标志。

　　蹴鞠发展到明清，逐渐走向衰落，并成为儿童、妇女当中流行的主要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娱乐性增强了，竞技性衰退了，它的影响也就逐渐变小了。近代，随着西方足球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逐渐地走向了衰亡，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运动形式了。

　　在球类运动中，还有一项是骑在马上以杖击球的运动项目—马球。马球运动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在公元三世纪，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样的诗句：“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里的“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说明在汉末的时候，马球就已经存在了。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唐长安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它是马球场设立的一个见证。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得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此外，在国内外的许多文博机构，还常常见到一些唐代的马球陶俑被收藏，这证明马球运动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项运动形式。

    根据文献记述和考古资料证实，这项运动早在中国的东汉时期就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这一运动形式除了马以外，主要器械为球和杖。其中的球仅如拳头大小，是用质量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的，中间挖空，外边涂上颜色。一般呈红色或彩绘，与现代马球的白色迥异。而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鞠杖”。由于球棍顶端的弯曲部分形如阴历月初的“半弦月”，古代诗歌又常用“月杖”或“初月”来形容它。如蔡孚《打球篇》中有“初月飞来画杖头”。球杖的质地有用木制的，也有用藤制的，外边裹以牛皮。由于这一运动形式具有较强的竞技特点，因而在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唐代，成为了一项影响最广、声势最大的运动项目。当然，它的盛行是与当时统治者的提倡，尤其是皇帝的爱好分不开的。因为在整个唐王朝300年间的22个皇帝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

　　唐朝自开国皇帝提倡马球运动后，300年间马球运动久盛不衰。唐中宗景龙三年，吐蕃派遣使者尚赞咄（官名）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邀吐蕃使者观看汉人比赛马球，尚赞咄见汉人打球艺术一般，便上前禀奏唐中宗，要与唐朝马球队比赛。中宗答应了吐蕃与汉人交锋的要求。结果。经过几局的较量，“吐蕃皆胜”。唐中宗见吐蕃人球技高超，又派皇室中的马球高手临淄王李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出战吐蕃十人。开赛之后，李隆基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所向无敌，连连洞穿对手大门，并大获全胜。唐中宗大喜，赏赐了优胜者。

　　七年后，唐玄宗登基，其马球瘾不减当年。玄宗曾数次登楼观看打球。《题明皇打球图诗》中说：“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玄宗登基35年后，也就是天宝六年，颁诏规定军队须练马球，由此马球与军事体育结缘。由于唐玄宗的球瘾名扬天下，于阗国特派使臣送给玄宗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当时交通不便，从于阗（现新疆南部）到长安，少说要走半年，可谓万里迢迢。

　　在唐玄宗以后的皇帝中，穆宗李恒算得上是一个大马球迷了，以致因打球受伤而丧命。穆宗死了，敬宗李湛继位后也是日夜打球，并从各地招来一些马球选手，一起打球，不理国事，以致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宝历三年，敬宗与马球将苏佐明等28人一起喝酒时，终被苏佐明杀掉，时年18岁。

　　唐代的几个球迷皇帝中，要算宣宗李儇的球技最高。他击球时：“每持鞠仗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雷电，两年老手咸服其能”。而其后的唐僖宗竟然还想出了“击球赌三川”的花点子。那是在与四位大臣一起击球时，“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比赛结果，大臣敬瑄以赢球的方式赢得了三川节度使的职位。此事虽说荒唐，但可看出当时的打马球已发展到何等狂热的程度了。

　　唐昭宗李晔是唐代最末一个皇帝，也是朱全忠的傀儡。当他被朱全忠逼迫迁都洛阳时，六军都已逃散。尽管如此狼狈，他还将十几个马球选手带在身边不离左右，可见当时唐朝宫廷中是如何沉湎于马球了。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带头参与，马球运动也普及到了民间，甚至妇女也成为马球活动的参与者。前蜀王建的“新调白马派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指的就是皇宫内宫女们的击球情景。而他的妃子花蕊夫人的诗句“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铵初跨柳腰柔”，同是形容女子打球优美、活泼的姿势。

　　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从唐开始，一直到明，前后沿续了1000多年，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流传下不少诗篇。遗憾的是盛唐时的马球热，在进入清代后期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传入的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已经逐渐地销声匿迹了。我国目前开展的马球运动还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球类运动的另一项形式是捶丸。关于捶丸出现的具体时间，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出现的署名为宁志斋老人编写的《丸经》里，曾记述捶丸最早在宋徽宗时就出现了，在宋元明的时候曾经大盛。关于捶丸的形象资料，早期见的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资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庙中《捶丸图》壁画，图中把击球者的动态、球窝、球杖

元捶丸图壁画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

　　以往，许多人认为高尔夫球起源于12世纪苏格兰人所玩的一种叫做“巴卡尼克”的游戏。在英国，也有证据显示，早在14世纪中期，英国人就已经在玩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游戏。然而，按照《丸经》的记述，我国捶丸的竞赛规则早在1282年就已经出现，时间比英国的高尔夫球竞赛规则的确定时间早472年（现代高尔夫球的规则，最早于公元1754年由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友会制定）。同时从技术上讲，捶丸和高尔夫球运动有三大基本特征是相同的。第一，两者都有球洞。捶丸曰窝，高尔夫球曰穴，而且赛场球洞差异不大。《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有10个洞，高尔夫球则设9或18个洞；第二，两者都用球杖击球，所用的球杖基本相同；第三，场地选择极为相似。捶丸要求以地形有凸、有凹、有峻、有仰、有阻、有妨、有迎、有里、有外、有平的园林为场地；而高尔夫球场也要求有平坦的地形，还要有凹凸粗糙不平的地段，再加上沙洼地、水沟等障碍物。因此，从捶丸同高尔夫惊人的相似这一点看，二者显然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法国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莱麦撒，根据大量的史料，考证出我国古代文化由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的种种事实。蒙古人的西征，将以前闭塞的欧亚路途完全打开，不独堂皇命使东西往来如织，其不知名的商贾教士及随从军队者尚不知凡几。因此，作为一个大规模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在这种东学西渐大潮的冲击下，捶丸的入西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不是值得惊奇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尔夫球这项吸引了成千上万爱好者的现代西方体育活动，与在古代中国文明大地上盛行了千余年的捶丸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体现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

　　中国古代棋类游戏，是古代体育活动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而最典型的形式是围棋、象棋和六博。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所见较早的是发现于河北望都的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形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候的围棋已经出现了与现在围棋一致的十九道的棋盘了。说明当时的棋盘是十九、十七道两种形式并存的。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的梁武帝在推进围棋的发展中设立了“棋品制”，这种“棋品制”是授予棋艺相当的棋士为品格，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

　　隋唐时期，十九道的围棋已经完全定型。在日本的正仓院，就存有当时十九道的围棋盘，它是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新疆吐鲁番还出土了唐代《仕女围棋图》绢花，上面描绘了唐代仕女弈棋的形象，反映出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到了明清，围棋的发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更为多样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围棋走向成熟的时期。

　　与围棋相关的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关系。象棋最早称为“象戏”，到了唐代，它在形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王、军师、马、砲、车、兵等几个棋子，其中砲是比以前多出来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局制有很大的改进。北宋时期，象棋已经基本上定型，无论从制度上，还是象棋子的特点上，都基本上跟后代没有大的变化。河南省洛阳曾经发现了一副瓷质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十六枚，棋子的类型跟现在象棋基本上一样，可见宋代的象棋与现在的象棋已经别无二致了。

唐代“仕女弈棋图”绢画 　　（新疆吐鲁番出土）

　　在棋类当中，还有一种六博棋。这种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实际上在古代的棋类史上它是比较早的一类棋，如苏秦在向魏王介绍齐国的繁荣景象时，就曾经提到临淄的居民玩“六博”的情景。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六博棋主要包括棋局、棋子、鱼、箸以及博筹等，它是掷采行棋的一种方式。战国到秦汉，曾经发现了许多与六博棋有关的棋局，如画像石上的有关刻画、铜镜上六博的花纹等等，都是当时六博普及盛行的一种标志。但是，自汉代开始，六博逐渐转化为一种赌博的形式了。后来，六博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东晋十六国的时候也传入印度。但是隋唐以后，传入印度的这种六博棋也逐渐消亡了，因为它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棋类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生命力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也就逐渐消失了。

结语

　　上面所分析的四大类型古代体育类型，代表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主流。当然，作为具有数千年文化发展历史的中国古代体育，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形式，包括龙舟竞渡、拔河、秋千、高跷、放风筝、跑旱船、舞龙以及踢毽子等等。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地成为各个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形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盛行于华夏大地的中国古代体育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体育文化形态的，是其各类活动形式在产生、发展和活动方式上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特征。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充分发展。因此，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更注重礼仪和实用性。同时，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体现在中国古代体育之中，便是诸多项目是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武强兵为目的的，如蹴鞠、马球、武艺武术、“田径”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又一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最初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体育活动，其娱乐性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某些体育活动项目逐渐冲破“礼仪”的束缚，出现了娱乐化的趋势。许多富有技巧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项目大量出现，而这一发展势头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达到祛病延年目的的活动——养生保健术的产生，被纳入古代体育之中，显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第三个特征。可以说，养生保健术在古代传统体育活动中，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最为密切，是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的养生保健理论，一直成为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之目的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异趣于古代西方体育的一个显著特色。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体育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体育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导的地位，并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许多充满生命力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却更像深深扎根在大地上的古树，尽管岁月给它刻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仍历尽沧桑而不衰，至今郁郁葱葱。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作为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表，既是中华各民族体育文化汇集、融合的结晶，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08月08日 光明日报)

崔乐泉

　　1959年出生，山东省桓台县人。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日本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近年来出版有《中国近代体育史》、《图说中国古代游艺》、《奥林匹克运动通史》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等专著20余部。主编和参与编著《中国体育通史》（八卷本）、《中国体育思想史》（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体育卷》和《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等3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150余篇。多次赴国外及港澳台进行学术交流，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大专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作学术演讲。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而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所讲的中国古代体育，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从体育活动的出现，到十八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的这段时间；从内容上来说，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并发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它既包括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也包括民族交往历史过程中，周边民族或国家传入并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而中国古代体育除了那些带有竞技特点的技巧娱乐性的活动形式外，还包括人们为了增强自身的体格和技能而实施的一些自我训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些形式和现代体育（主要指近代历史上从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的一些形式有些相类，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体育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特征，如西方体育强调的多为竞技性，而中国古代体育注重的则是娱乐性和技巧性。同时，中国古代体育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甚至拒绝仅仅用一些赛场上人为的量化指标，去判定人们的健康水准，特别是在人们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长时。

　　总之，中国古代体育强调的是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古代体育反倒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这种运动形式在中国古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型。

脱胎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的体育活动形式

清王致诚《乾隆射箭油画挂屏》　　　　　（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最基础的运动形式就是脱胎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的射箭、“田径”、水上与冰雪运动以及御术和马术等。

　　射箭，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这是用石头磨制的箭头，绑在木杆上作为当时射箭的用具。从商周直到秦汉，随着青铜工具和铁器的出现，箭头的形制和质地也变得多样化了，同时射箭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周代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中，射箭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以致形成了以竞赛为特色的礼仪形式——射礼，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当时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而且也鼓励学生射箭。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经提倡“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技术引入内地，同内地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把射箭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汉代的射箭运动，不仅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总结，仅《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射法，就包括《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八种六十九篇之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出现了专业的比赛。在《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园举行了一次射箭比赛，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十余人进行竞射，最后谁把这个酒杯射着了，谁就把这个酒杯据为己有，最终，一位叫王顺的人射中银杯，获得了胜利。这在当时叫“奖杯赛”。在中国体育史上，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五代武士习射图壁画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46窟壁画）

　　唐代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从唐代到宋代，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到了明清，由于满族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场所，推动了整个射箭活动的开展。当时，由于射箭活动比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射箭逐渐地从军事领域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项目。

　　田径，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词，但是与田径有关的同义词，如跑的同义词“走”，投的同义词“掷”，跳的同义词“逾高”、“绝远”等等经常见之于文献当中。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的许多动人故事，如“夸父逐日”、“逾高绝远”等等，都是反映当时“田径”运动的一些传说和故事。

　　从战国一直到汉代，由于军事作战中的车战改成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因而士兵的走、跑成了部队的主要训练方式，具有长跑能力的人，就成为当时军队的重要人才。在汉画中常见的一类《车马出行图》中，往往有两个被称为“伍伯”的武士在飞驰的奔马前边跟马一起跑，由此而练就的长途奔袭能力，使得他们在传递信息或者重大战役当中，往往发挥马拉松的作用。从汉代开始，由于长跑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专业的比赛。元代曾出现了一种“贵由赤”的长跑比赛，“贵由赤”是蒙古语，就是快行者的意思。当时“贵由赤”比赛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今内蒙古），距离180里，赛跑是两个地点同时进行。大家知道，现代马拉松是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设立的，而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时，最终确定为长度42.195公里。元代的“贵由赤”比马拉松的距离长两倍多，而且时间上要早六百多年。所以说，中国古代“贵由赤”的长跑赛在体育史上比马拉松的意义还重大。

　　除了跑，跳也是田径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六韬》、《吴子》等战国兵书中，都记载有这样一项内容：选择善投掷、善跳跃的士卒组成特殊兵种进行训练。这一训练方式，促进了田径运动中跑以及投掷、跳跃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民间曾经流行着一种跳跃运动，叫做“赌跳”，赌就是赌博的赌，赌跳就以跳高为胜，当时刘宋皇帝也鼓励大臣、军队进行跳高比赛，这对整个军队、民间跳跃比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投是田径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战国时期，秦军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在部队当中提倡一种“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投、练习臂力，极大地增强了军队以及士兵的素质，提高了战斗能力。汉代以后直到唐代，军队对于有投掷技能者都是“具禄封进”，进行嘉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投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进，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种投掷用的“布鲁”，有多种投掷形式，如投远、投准等等。投的发展，对现代体育当中包括铁饼、标枪、铅球等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弄潮游泳与跳水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转化出来的另一类体育活动形式。东周时候，南方各国都提倡水战、舟战，所以水上兵士训练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壁上就有一幅雕刻兵卒在水中进行游泳的画面，其中人与鱼共游的情景是非常有特点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个画面

　　宋代的弄潮游泳还是以南方的浙江之潮为主。当时钱塘江之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把当时在南方弄潮游泳的壮观景象用一首诗来表达：“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旗惊飞，跳鱼直上，蹴踏浪花舞。”游泳健儿在水上活动的场景跃然于纸上。到了明清，游泳在全国各地已比较普及，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就绘有一幅当时游泳的画面，反映当时的人在水中游泳、跳水的情景，非常形象。

　　北魏弄潮游泳图壁画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画）

　　与游泳有关的活动形式还有跳水。跳水在古代也叫“扎猛子”，它主要是流行于民间。到隋唐时期，随着游泳技术的改进，跳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宋代曾经出现了一种叫做“水秋千”的跳水活动，就是在大海当中的船上竖两个很高的竹竿，竿上扎上秋千，当跳水者荡到跟秋千的横梁齐平的时候，突然一个跟斗从秋千上跳入水中。由于这种方式非常惊险，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它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耐力和勇气。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跳水毕竟是民间的一种活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西方跳水运动传入中国，竞技跳水运动才在我国缓慢地发展起来。

　　古代冰雪运动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首先进行的。在当时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曾经发明了一种竹马滑冰，人踏在竹马上，手执一根曲棍，向前滑行，这是最早的一种滑冰方式。《隋书·北狄传》曾记载了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大兴安岭的“室韦人”“骑木而行”滑雪的情景，即脚踏在两个滑板上，相当于现在的雪橇，进行滑雪。从宋明以后，冰上运动更为兴盛。据文献记载，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冰上运动会，其中第一个项目是冰球，然后是花样滑冰表演。当时规定，凡是冠军获得者赏银二十两，亚军十两，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

　　清代，满族人把一些冰上活动带入内地，并规定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宫，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训练和表演。当时的画家金昆、程志道曾把这个壮观场面绘制成了一幅《冰嬉图》。从《冰嬉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有花样滑冰的金鸡独立、哪咤闹海，杂技形式的弄幡、爬竿、冰上射箭、冰上踢足球等等。这都是当时滑冰表演的体育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现在的花样滑冰还要丰富得多。

　　在我国古代的驾驭技术中，包含了许多御车运动的技术因素。因为要使用车马，就必须掌握驾车驭马的本领。因此早在周代的六艺教育中，就有了专门教习驭马驾车的内容，出现了一项独特的体育活动——御术。

　　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早期的御术有“五驭”：一为“鸣和鸾”。指挂在马车轼木上的和铃与挂在衡木上的鸾铃，在驭手驾马行车之时，和铃与鸾铃发出轻快而有节奏的振荡声。铃声不乱，表明驾车马的步伐整齐轻快，说明驭手控马有方，驾术高明。二为“逐水曲”。指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地控驾车马，使之快速前进，而又不至于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高超的驾驭技术。三为“过君表”。培养驾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车滚马腾，飞奔驰骋，人之情性容易浮躁不端，丧失基本的礼节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国君面前通过的特殊礼仪培养驭手。四为“舞交衡”。交衡系指十字街口。驾车穿街过巷，车辆相汇，人流相交，车人相傍，穿梭前行，如入无人之境，但又不能横穿乱撞。五为“逐禽左”。这是第五种驾驭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驭手驾车在田猎、征战中，要尽可能把猎兽鸟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敌人驱赶到车马的左方，好让车上的弓箭手开弓射物达到最佳角度，这是田猎和实战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的贵族们，虽已有现代化的猎枪围猎，但仍要求骑手把野兽驱逼至马匹的左前方，进入最佳射击角度。这其实就是“逐禽左”的驾驭技术在当今马上活动的留存。

　　秦汉时期，由于马车在社会上还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驾驭之术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随着骑术作用的逐渐扩大，马车的作用日渐消弱，御术也在魏晋以后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清金昆程至道福隆安《冰嬉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马术活动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赛马和马戏等。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中就发现了史前的赛马，在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发现有《赛马图》，这是很典型的描绘赛马的资料。除了赛马，马戏表演同样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有下了无数著名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如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描绘大型百戏的一石刻图案，其中小孩表演的马戏形式，非常惊险，堪称中国古代技巧史上的绝技。到了明清，马术表演除了在民间流行，还成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以技击和保健为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

　　这方面主要包括传统的武艺武术、角抵与相扑以及保健养生活动等。

　　具有技击和健身特色的中华武术，突出表现在器械、徒手技击和器械演练方面。武术器械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

　　除了器械，徒手技击也是武术当中一项重要内容，《诗经·巧言》曾有这样的记载：“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说明当时徒手技击的拳术已经开始萌芽了。到了汉代，徒手技击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仅《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就有《手搏》六篇，这是最早的有关徒手技击类的记述。从汉代一直到隋唐，整个徒手技击在民间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宗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圣地，徒手技击的重要形式——拳术成为一种武术演练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拳术、拳法得以总结，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曾经记载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长拳”。明代的拳术已经出现了内外家，内家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外家则以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武术为代表。到了清代，几大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拳系有几十个，拳术套路有几百种。反映出徒手技击的拳术在清代已经非常普及了。

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吴 　　（安徽马鞍山出土）

　　除了徒手技击，器械演练也有很大发展。实际上，器械演练是随着武术器械的丰富和徒手技击的发展而出现的。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器械演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击剑、剑对钩镶、剑对戟等等，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反映出器械演练在民间有了广泛的普及。三国时期，这项活动更为盛行，三国吴朱然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绘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就是当时棍术的器械演练形式。从宋元一直到明清，还出现了一个关于器械演练的统称——“十八般武艺”，其实“十八般武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只是一个器械演练的统称，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这个名称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器械演练技术已经相当丰富。

　　摔跤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类武艺形式。古代的摔跤基本上是沿着角力、角抵和相扑、摔跤这几个形式发展过来的。

　　摔跤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民间竞技活动。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一件铜牌，上面就有两人在竞技角抵的画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早期摔跤形式。

　　汉代，由蚩尤戏发展过来的角抵的形式，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当时有一出戏叫《东海黄公》，戏中黄公的父亲被老虎吃了，黄公为了报仇，跟老虎进行搏斗，就是角抵，当时跟老虎相斗的黄公是佩带道具的。它与蚩尤戏是一个体系发展下来的，而且有较高的表演因素和一定的文化内涵。后代戏剧当中的武打，与它们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而《东海黄公》可以说首开了中国武打戏的先河。

战国角抵图铜牌饰　　　（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

　　角抵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在晋代出现了另一个名称——相扑，它在整个宋辽金元时期的发展占主要地位。宋代出现了一部名为《角力记》的书，它是一个署名调露子的人编写的。书中把宋以前有关角抵的形式做了记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宋金元时期相扑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比赛的，就像打擂台。这种形式，如《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扑擎天柱”，其过程就是描写相扑正式比赛；另一种相扑，是表演的形式，在当时的东京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装基本延续前代。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两块金代砖雕，上面雕刻的画面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两个力士在相扑前的一个瞬间，画面中的相扑者上身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间系一个兜裆。这一形式跟现在日本的相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相扑从中国晋代以后，通过文化交流传到日本，而日本把这个形式一直保留了下来。

　　相扑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另一个名称——摔跤。明末清初有一个叫陈元贇的人，在抗清失败后曾经东渡日本，把中国的摔跤与中国的拳术进行糅合，在日本授徒传技。最后经过日本人士的辗转传播，发展成了现在的柔道。在清代的宫廷和民间，当时流行两种摔跤形式，一种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做“布库”，当时宫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善扑营”来管理，善扑营的布库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级领取钱粮。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养心殿御前进行摔跤表演。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鳌拜，就有他所训练的一帮布库们的功劳。此外，在当时的军队中，摔跤也被作为一种练兵的方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塞宴四事图》的绘画，其中描绘的四事之一就是摔跤，尽管画面极力宣染其中的艺术色彩，但也难以掩盖其中的一些竞技气氛；除了“官跤”，在民间还有一种叫“私跤”。当时在北京东四、西四、东单、西单、日坛、月坛、地安门等地方都有“跤窝子”，也就是老百姓的摔跤场所，每到有关节日、集会、休闲的时候，几对大汉就在跤窝子里摔跤。

金代相扑泥俑　　　　　（陕西省博物馆藏）

　　中国现在的摔跤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的摔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它是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的。

　　保健养生是与传统武术相关的一类体育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为中华武术之魂，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基础。保健养生在古代主要分三大部分，这就是行气术、导引术和按摩术。

　　行气术，又叫吐纳、胎息或者练气。行气术起源于什么时候，文献记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天津历史博物馆保存的《行气铭玉杖首》，上面就用“三字诀”的形式，以四十余个字把行气的要领与功能做了全面的描述，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目前发现最早的行气养生文献。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一件写在缯帛上的《却谷食气篇》，它叙述的行气的要领和内容更为详细，是行气术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与行气术有关的导引术，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一种锻炼，当然它配合呼吸。导引术最早的资料也是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是一件《导引图》，它跟前面的那件《却谷食气篇》同绘在一个画面上。这一画面描绘了四十多个人物徒手、执器械进行各种养生锻炼的情景，其锻炼方式多种多样，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保健养生体操。汉

清郎世宁《塞宴四事图》局部摔跤 　（故宫博物院藏）

　　与行气、导引发展的同时，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在明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医研究院收藏的清人绘的《导引图》、中国医史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度按摩图》，就很典型地把整个按摩的形式做了形象的描绘。与此相关的，在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馆，还存有明清时期的按摩器，这都是按摩术盛行的标志。

　　无论行气术、导引术，还是按摩术，它们在体育发展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流传的有关保健养生的一些体系，多是在古代保健养生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

    环球时报记者雷风云报道 环球网友30日爆料说，韩国SBS电视台偷拍到了北京奥运开幕式彩排内容并将其曝光，中国网民纷纷对此表示严厉谴责。

    环球网友爆料说，韩国SBS电视台将偷拍到的开幕式视频做成新闻，主持人还对视频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不少中国网民获知这一消息之后，都对韩国SBS电视台的做法极为愤怒，有位网友气愤地写道，作为奥运主办方，中国在与北京奥运开幕式有关的保密工作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韩国媒体这样做极不道德。还有网友说:“世界上这么多大型媒体，只有韩国SBS电视台干这种事，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无耻。”

韩国SBS电视台偷拍北京奥运开幕节目截屏

    一位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韩国SBS电视台是汉城的一家私营电视台，但在韩国却是与KBS电视台、MBC电视台齐名的三大电视台之一，在韩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这位留学生对身边的韩国朋友提及这件事时，多数韩国人都认为SBS电视台这样不应该。

    此前有官方声明表示：泄露北京奥运开幕方案最高可判七年徒刑

    浙江「都市快报」报道，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工作人员签有一份保密协议，按协议如果泄露开幕式方案，最高可被处以有期徒刑七年。 

　　报道引述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营运中心、残奥会闭幕式执行副总导演崔巍，披露了有关保密协议的情况。 

　　崔巍是杭州歌舞剧院副院长，也是中国人大代表。 

　　根据报道，崔巍在受访时先亮出一道「挡箭牌」说：「你们可千万别套我的话，我可是签了保密协议的。」透露了这份保密协议的存在。 

　　据指出，这份保密协议是由参与奥运开幕式工作人员和北京奥组委签订的。 

　　根据协议，与演出直接有关的内容属于「绝密」，一旦泄露，最高可判有期徒刑七年。 

　　崔巍说，由于要遵守保密协议，「所以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 

　　对于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如何点燃圣火，是不是如媒体流传，「鸟巢」体育场设计者已走漏风声采用「巨龙喷火」方式，崔巍一概不作回答。 

　　崔巍说，「一定要把神秘感留在点火那一刻。如果秘密泄露了，点火仪式方案就要推倒重来，这个创意过程实在是太艰辛了，所以大家都像爱惜生命一样保守这个秘密。」 

　　她只说「中国不再只是古老的，所以节目中会有一些时尚元素。」 

　　崔巍表示，北京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她参与其中两个，担任执行副总导演。执行总导演是张继钢，而张艺谋则是总导演。四个开闭幕式都在「鸟巢」举行，残奥会开幕式演出时间大约一个小时。 

　　而除了导演组，还有音乐、舞美、灯光、创意、编导、仪式、服装、特效、烟火等工作室。

7月19日，加德满都当地警方逮捕一群被达赖集团利用、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非法示威的藏族孩子。在“达赖学校”就读、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的他们，已然成为达赖集团借以博得西方舆论同情的政治工具。(路透社)

    达赖集团多年来通过多种“优惠”条件，引诱藏族青少年出境就读“达赖学校”，并借此对他们进行重点渗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廉海东、李童发自新德里、北京：“上学免学费”“包吃包住包穿”“每个月还发零花钱”……

    据《国际先驱导报》独家调查获悉，达赖集团多年来通过以上多种“优惠”条件，引诱藏族青少年出境就读“达赖学校”，并借此对他们进行重点渗透。赢得青年就能赢得未来的道理，他们很明白。在未来力量的争夺上，他们不择手段。

    一场争夺青少年人心的反分裂斗争，已经打响。

    公职人员子女必须召回

    据《西藏日报》日前报道，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制定出台了《关于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送子女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的纪律处分规定》（试行）。

    《规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准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所建寺庙入寺或学经），这是一条严肃的政治纪律。若在《规定》下发后，凡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学校”上学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至于规定下发前，曾经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学校”上学并已返回的，要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子女接受过境外反动教育并参与分裂破坏活动的，要主动向组织做出深刻检查，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子女正在境外“达赖学校”上学的，限期两个月之内劝返，期限内返回的，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对隐瞒不报或限期内没有返回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这项《规定》的颁布，无疑在是反分裂斗争的制度建设层面，加设了一道厚重的防护闸。

    而在《规定》颁布前的1993年到2006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经过尼泊尔所谓“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接待的出走藏人共有33343名。这些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一是受达赖集团引诱的学生和失学儿童，占全部出走人数的30%；二是喇嘛和尼姑，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藏人出走与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因素有关。而他们的去处，多半是“达赖学校”。

    据《国际先驱导报》调查，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从1960年就开始兴办各种“达赖学校”。到目前为止，海外藏人“流亡社区”内共有80余所学校，其中成人学校、高中、大学21所，初中24所，小学40所。目前在校学生超过2.7万人，教师近2000名。此外，还有佛学院、寺院数百座。

    成人学校学生待遇优厚

    成人学校，几乎是每一个出走的青年、成年藏民都要去进修的地方。

    从校舍看，达兰萨拉的一些成人学校似乎非常不协调:这边是二层、三层带有西藏传统建筑风格的现代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那边却是低矮交错的铁皮工棚。

    据了解，新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是给学生用的。成人学校的学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钱的学费，而且所有的生活费用全由“西藏流亡政府”开支。一个学生一个月大约要花费2000卢比（约合50美元），另外每个月还发给学生100卢比的零花钱。这个学校刚建立的时候，只有150多名学生，现在已发展到650多名。

    相比学生的“优厚待遇”，学校老师每月薪资只有三四千卢比。由于经费问题，许多教师只能住在铁皮工棚里，条件非常艰苦。在该校36名全职教师中，有的是从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后自愿回来教书的藏族人，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西方志愿者”。

    教学内容上，除一些基础课以外，成人学校开设了多门实用课程，比如木工、水管工、电工、缝纫等。那些“西方志愿者”，则负责全部的英语和电脑课教学。学习时间3到5年不等，学生毕业后，就直接可以到社会上去谋生。

    儿童学校拒绝汉语教学

    儿童学校，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达兰萨拉儿童学校多半位于山顶，日照时间长，所以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可以用热水洗澡，“西藏流亡政府”为此花费大量投资。

    记者所了解的一所儿童学校建于1960年，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2个年级、2700多名学生、130多位教师的大型系统学校。学校的最高处是幼儿园。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贵，但幼儿园的屋子里居然铺着木地板。

    据调查，来儿童学校上学的学生，生活在一种特殊的家庭环境里。他们的家，都是一栋栋砖瓦小屋。这些小屋里的住户，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一对自愿服务的夫妻，往往带着十几名年龄从四五岁到15岁的孩子。这些屋子大多由两个分别为男女卧室的大房间和一个大厅、一个厨房组成。在这里，这对夫妻就是孩子们的父母，大孩子就是哥哥姐姐，小孩子就是弟弟妹妹，由此构成“流亡社区”独特的家庭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流亡社区”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的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起因。

    “西藏流亡政府”还“贴心”地为这些藏族青少年提供一条龙服务: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甚至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据了解，目前藏族学生升读大学的比例有大约40%。对部分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佛学院成为政治资本

    “流亡社区”除了有通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轻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000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在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英语等课本则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

    从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达赖集团就一直宣扬“传承与发扬藏传佛教”。但在“西藏流亡政府”主政的这些“政治喇嘛”眼中，“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却是他们最好的政治资本，以及维护、延续政教合一体制的基础所在。“控制了一座寺院，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正是达赖集团长久以来的政治逻辑。

    从流亡初期开始，达赖集团就集资建立寺院，并由僧侣根据携带的经书以及个人记忆，整理出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随着“流亡藏人”的逐步定居，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就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223座，共有3万左右僧侣，平均每所寺院135名。

    目前，藏传佛教四大法王——红教(宁玛派)敏令赤钦法王、花教(萨迦派)萨迦姑玛法王、黄教(格鲁派)达赖喇嘛，以及白教(噶举派)噶玛巴大宝法王都在境外。这些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佛学院。对于那些出走到此的僧侣，流亡社区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

    特别要点出的是，“流亡社区”会为僧侣提供15年的经济资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

    西方支持达赖“洗脑计划”

    如上所述，透过宗教、教育的外衣，达赖集团实施的其实是一套完整严密的“洗脑”计划。

    目前“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而达赖喇嘛作为“最高领袖”，更是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

    暂且不论“达赖学校”对汉语教学的排斥，以及蕴含在宗教理念中的政治立场、价值观的灌输，这些出走的藏族青少年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接触的都是所谓“西藏内阁、西藏议会、西藏最高法院”的林林总总，耳濡目染之下，“西藏独立”的理念自然根深蒂固。

    很多在“达赖学校”就读的藏族年轻人，甚至成为达赖集团利用的政治工具，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与印度、尼泊尔等当地警察的冲突更是成为家常便饭。

    众所周知，达赖集团及“西藏流亡政府”与西方反华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纽约的“西藏基金会”，目前资产高达上千万美元；美国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乔治·绍罗什的“公开社会”，也大量给予达赖集团援助。所以，“达赖学校”这般高成本运作背后，以及提供不收学费反而给学生发零花钱的“义务教育”背后，也闪现西方大笔援助的身影。 (来源：新华网)

    西藏要求公职人员召回在境外达赖学校学习子女

图为中国主要地震带示意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8年第6期)

2008年07月22日 新华网

    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琉球三国明确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成立了历史上的琉球国。1879年，日本增派了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镇压了琉球“藩王”，并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琉球国从此变成日本政府直辖下的冲绳县。

康熙亲笔题词——中山世土

 

日本看上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

    据《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海上，《隋书》中称为“流求”，《元史》中写作“瑠求”。据说该岛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包围着，最初有一对夫妇住在岛上。他们搬土运石，种草植树，繁衍后代。后来岛上的人多起来，人们就选出了第一位领袖“天帝子”。相传天帝子育有三男，长子天孙氏被立为国君，传国二十五世后被叛臣利勇所杀。后有尊敦起兵诛灭了利勇，被拥立为君，称舜天王。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元朝末年，琉球分裂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中山、山南和山北。其中，以中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琉球三国都是与日本历代政权平等交往的国家。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政府派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琉球三国也明确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

    此后，琉球国一直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隔年进贡，谨守臣节。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了藩属关系。清军入关不久，琉球国王尚贤就派遣使者金应元前来请求册封。由于琉球使者没有携带明朝政府的册封印信，因而请封未成。此后恰逢尚贤去世，于是改由其弟尚质继续上表请封，后来琉球国王被清廷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康熙元年，又改封琉球国王。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

    但是，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日本将历史上的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

    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的“太政官令”传达到了琉球，将琉球王国置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管辖之下，随后又将其改为政府直辖地。1872年10月，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鹿儿岛县秉承明治政府的旨意，令琉球王子伊江等人进宫朝拜。伊江等人从鹿儿岛乘船出发，先抵达品川，后进宫朝拜。当时，琉球的贺表上写的本是“琉球国王尚泰”，而日本外务省擅自去其国号，改为“琉球尚泰”。明治天皇下诏将琉球王室“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第二年，又下诏书命琉球受内务省管辖，租税上缴大藏省，将其纳入日本内政的轨道，而这一切都没有获得琉球国的同意。

日本借琉球事件出兵台湾

    就在日本加紧控制琉球的时候，“牡丹社事件”为日本人彻底占领琉球并染指台湾找到了借口。

    1871年11月27日，66名前往中国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因遇到大风，船舶漂流到了台湾，被不明就里的台湾土著牡丹社民误认作敌人，杀死54人，另外12人被清政府护送回国。“牡丹社事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中国子民，一方是中国藩属国的臣民，本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蓄谋吞并琉球，并借机插手台湾。

    1873年日本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到中国，他们本是来换取3年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文件的。但到达北京后，副岛种臣前往礼部商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而副使柳原前光则前往总理衙门，拜见了办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他分别与两位大臣谈起了不久前发生的台湾土著杀死琉球人的事件。毛、董二人在谈话中无意流露出“杀人者皆属‘生番’，系化外之民”的意思，结果被日本人抓住了话柄，强词夺理地说这些“化外之民”不归中国政府治理，进而表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为“代表”琉球出兵台湾找借口。

明神宗御笔：守礼之邦

    就在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意图疏于防范的时候，日本人的侵略行动已经开始了。日本先派海军将领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到台湾秘密考察，后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大藏卿大隈重信为侵台军政长官，出兵台湾。此时的日本毕竟还是羽翼未丰，因此向美国寻求帮助。而刚刚从南北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美国也正伺机向外发展。与日本一拍即合的美国，派遣驻厦门兼台湾领事李仙得等人为顾问，租借美国邮船“纽约号”，随同日军出兵台湾。

    不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得知了此事。他担心美国卷入中日冲突会打破力量平衡，破坏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迫于英国的压力，美国只得宣告中立。但日本政府仍派兵3000人，伙同美国顾问于1874年四五月间在台湾琅峤登陆。

   此时，清政府从威妥玛口中得知了日本侵略台湾的消息，但仍未对台湾局势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以夷制夷”上，寄希望于外国干涉。由于清政府的消极防御政策，日军在琅峤登陆得逞，15天后进攻了牡丹社，杀死台湾同胞30余人，并将社内房屋全部焚毁。李鸿章在相继得到英、德、美等国的报告后，才确信日本已出乎他的意料进犯台湾，遂大骂日本人背信弃义。但由于此时西北有浩罕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侵略新疆，沙俄又乘机出兵占领伊犁，清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日军侵台之事。因此，李鸿章决定使用和平手段处理台湾事件。不过，与以往历次与西方列强屈膝妥协的屈辱外交不同，这次使用了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外交手腕。

琉球王宫

《北京专条》给琉球亡国埋下祸根

    1874年5月，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率兵到达台湾，企图在悄无声息间解决问题。随后，清政府又派福建布政使潘霨协同沈葆桢处理台湾事务。沈、潘二人到达台湾后，在军事上展开了部署。此时，在台清军共有一万余人，但由于李鸿章一味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但使清军丧失了战略主动，而且使得日军得寸进尺，攻破了18个番社。早已到达上海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为了等待前方消息，以日本政府的台湾问题全权大臣是在台湾的西乡从道为理由，拒绝与清政府谈判。

    其实，在台驻军良久的日军，因水土不服，经常遭受高山族同胞的突袭，伤亡已达全军的1/3。但西乡从道仍不示弱，一再宣称还要派大部队来；而李鸿章也丝毫没有退缩，宣布打算增兵两万，迫使日本不得不转向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9月1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到中国。大久保利通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美国驻华公使忻敏求助。在他们的调停下，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先付10万，其余40万在12月20日日本退兵后支付。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3条，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敲诈清廷的阴谋得逞。但李鸿章为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北京专条》却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承认了日本为被杀的琉球人出兵的合理性，这就等于隐约承认了琉球是属于日本的，将琉球这个一直依仗中国扶持的小国推到了日本的魔爪之下！另一个害处则是使得西方列强更加蔑视中国，将洋务运动在列强心目中建立的自强形象损失殆尽。最大的受害者则是琉球。

琉球王国变成日本的冲绳县

     《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眼见形势不妙，琉球国向宗主国清政府告急，派遣尚德宏到中国求助。尚德宏到达福州后，向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说明此事，又通过他们向清廷急报。

    但清政府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给驻日公使何如璋下了个命令，命他调查此事。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虽然何如璋对此事尽心竭力，但由于清廷在对日交涉时过分注重情理，没有适时炫耀武力，反使日本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变本加厉。1875年9月，日本派遣军舰侵入朝鲜领海，逼迫朝鲜政府与其在次年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日本在朝鲜尝到甜头后，便加紧“处置”始终不肯归顺的邻邦琉球。

    1878年4月，日本政府悍然决定废琉球为郡县。虽然琉球上下并不甘心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无力抗衡日军。日本政府令琉球国王尚泰到东京听候处置。当时他正身染重病，所以派王世子前往东京，亲自哀求日本政府暂缓国王赴日的行期，以为缓兵之计。此时的琉球一心巴望清政府能够救其出水火。8月30日，日本政府在何如璋按照清政府旨意的喋喋不休的交涉声中，正式宣布改琉球为郡县，声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由日本外务省处理，琉球终于没有逃脱被日本吞并的命运。

清代册封的琉球国王印

    此时，身在中国的尚德宏赶紧向李鸿章呈上了一封求助信，表示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正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威惠于天下”，希望能“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国于水火。但琉球问题又正好跟此时阿古柏侵扰新疆的事件碰到了一起，清廷当然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面对尚德宏的哭泣，清政府在犹豫不决之中让日本占了先机。

但清政府毕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听任琉球灭亡。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在与格兰特的会谈中，李鸿章详细介绍了琉球一案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利用格兰特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但格兰特一直弄不懂儒家色彩浓厚的“册封”、“藩属”等概念，调停始终不得要领。在调停时，日本人拿出了清廷在《北京专条》中埋下隐患的条款，使格兰特哑口无言。

    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日本废琉球为县后煞费苦心，极力淡化琉球人的民族意识，尤其避免“中山”的出现，企图使琉球人忘却本国历史。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