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开博批于丹

于丹说：“《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她说的“说话和做事的标准”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于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达到了，才淡淡地说出来。”显然，于丹取用了“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断句，意思就是“先做后说”。朱熹的《论语集注》也持这一观点，这当然与孔子主张敏行慎言、言行一致的观点相符合，对我们的日常交往处事也有指导意义；并且这句话是回答“子贡问君子”的，子贡这个人口才比较好，也喜欢卖弄，孔子有此劝戒也顺理成章。

但这一理解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论语·为政篇第二》是《论语》一书关于“为政”的系统论述，子贡所问的“君子”之道并非单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而是问孔子当如何做好为政的事，这个“君子”显然是有君子之德的为政者。作为对为政者的要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理解不仅违背为政的基本常识，也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方针等国家战略问题并不能“而后从之”，而恰恰应该先行制定出来，公告天下。现代政治更是这样，每年必须做年度回顾总结，还要做下一年的施政计划，这些岂能由执政者先做起来或者先做好再公布呢？孔子生活的时代自然还没有达到维护民众知情权的高度，但邦国如何发展，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实行什么政策，也是需要让民众有所了解的。即便是个人人生发展，恐怕也是先确立目标才能够制定出个人发展的具体规划来。我们说孔子主张民主，可能有点美化孔子思想，但孔子重视民众的价值却是孔学的一贯思想，也是其思想精华所在。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就是说，民众的认识水平达到的话，就由其自然发展；民众认识不到，作为执政者就有告知和教化的义务。所以这里子贡所问的“君子之道”，其实还是为政之道，那么“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则是对为政之道的回答了。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道理是应该先确立为政的原则和目标并进行落实，这就是“立言”的重要性；而做到这些之后，老百姓就会明确国家的发展思路，并看到逐步落实了，就会“从之”。所以符合孔子为政思想的断句应该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行其言”的主语是为政者，“而后从之”的主语是老百姓，总之讲的是为政如何得到民众拥护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理解《论语》并非无章可循，也不是“有一千个读者就又一千种理解”，在大多数章句的理解上，判别正误的标准是很明确的。如果我们撇开《论语》是政治伦理哲学这个基本定位，就不可能准确理解《论语》的章句，而得出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来。于丹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就属于听起来没错，甚至很符合为人处事的原则，但偏差已经很明显了。其根源在于于丹并没有把握《论语》到底是什么，孔子思想到底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而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有些社会经验的长者，把《论语》矮化为一位老人是生活智慧了。有媒体把于丹理解的孔子形象地说成“邻家老头”，这对于丹来说是很贴切的，但孔子毕竟不是“邻家老头”，而是一个把通过从政而推行大道的积极入世者甚至可以说是求仕者，他毕生所研究的是国家、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毕生所追求的也是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为雍也第六》）当成个人的最高人生标准。于丹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坚定地认为“一个真君子，总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说”就不奇怪了，反而应该奇怪的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我先确立奋斗目标才开始有所行动的，也就是为了理想而奋斗。孔子在教学中还要求学生们“各言其志”。于丹是很多支持者是中学生，其中很有几个就确立了“一定报考北师大”的愿望，这也是有“言”在先，下一步就该“行其言”了，等他们实现了这一理想并做出成绩的时候，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学生“而后从之”的。

在于丹对《论语》这种矮化认识的前提下，她的许多理解都难免出现矮化的偏差。比如随后的“君子不器”，本来也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但于丹却将其解释为一般的职业标准了，并且在于丹看来，所谓的“器”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君子不器”到底是说什么呢？这里的“君子”依然是指在位者。器是器皿，比喻具有单一技能的专业人才。孔子说，作为为政者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一种器皿那样仅仅具备单一的专业能力。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孔子的学生樊迟学稼就受到老师的批评，因为在孔子看来“稼”不过是一种单一的专业技能，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不应该把这些技能作为个人专业，而应该学会国家管理这门大学问。当然，在现代看来，国家管理其实也是一种要求专业知识的职业，也是一种“器”。孔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必然存在这样的认识局限，不会把国家管理和他心目中的小技能的“器”等量齐观。但这并不影响“君子不器”的现实意义，尤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管理”尽管作为一种专业能力独立出来，但与一般劳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比如，医院院长未必是最好的医生，剧团团长也未必是最好的演员，而应该是最好的管理者。这样，我们对医院院长和剧团团长的要求就不能用“器”的标准来衡量。但遗憾的是，至今很多领域还不能达到孔子的这一认识，大学教授往大学校长混，剧团演员往剧团团长攀，上级甚至也用这个思路来考核提拔管理者。

而于丹并没有把这里的“君子”当成“管理者”，而是作为道德标准的“君子”了。但即便按于丹的逻辑，问题还是有的，从事什么职业和道德标准有关系吗？只要是合法的职业，“器”或“不器”的职业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何来“君子不器”呢？于丹对“器”的看不上的，她一句“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的引导，让多少中学生甚至更多的人对职业产生了误解。现代社会，社会分工明确而精细，除了管理者之外，各个行业和领域需要更多的恰恰是专业的技术人才。如果让大家对这样的正当职业都心存鄙视，那我们还能去做什么工作呢？于丹教授其实也是一种“器”，难道可以说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吗？

进而于丹更莫名其妙地由此“心得”出“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来，“君子不器”和“理想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怎么不是“职业主义”呢？我们知道，“职业主义”是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社会成果并以此为谋生的职业，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技术，更是职业的精神和责任。为政者又何尝不应该具备职业主义精神呢，这又与“理想主义”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无论“器”与“不器”，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并且与道德标准没有任何牵连。所以于丹在讲“君子”与“小人”区别的时候，把“君子不器”引用出来又犯了“两张皮”的毛病了。

于丹用三个建筑工人的故事来试图说明她对“君子不器”的理解，但最终我们还是很难确定这三个对工作存在不同认识的工人谁是“君子”，哪个又是“小人”。于丹对此很难做出结论，因为自从她讲“君子不器”那一刻起，她已经忘记自己在做“君子”、“小人”之辨了。其实，无论把工作当成“搬砖”、“砌墙”还是“盖教堂”都谈不上“君子”或“小人”，而“盖教堂”的工作就如同于丹所说超出了“器”的范畴了吗？显然还是没有的。我在多年前见过这个故事，印象中第三个工人说的是“我在为帮助人们和上帝的交流而工作”一类的话，或许更有些“境界”，也符合于丹的思路，但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统统与《论语》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