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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The Bow)这一名称来自于该建筑独一无二的曲线造型。竣工后，它将成为卡尔加里市第一座钢结构摩天大楼，这种结构意味着“弓”所用的建筑材料将大大减少，因为钢构架消除了在承重墙体上建大量更为虚弱的支撑的需要。另外，它还将是卡尔加里市最高的建筑，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团队会把它打造成为一座环保、可持续性建筑。
　　“弓”楼高约18层，分为商业区、购物区和休闲区等三个区域，南向中庭横跨整个“弓”的外立面。外立面将大厦内部完全暴露于充足的阳光下，到了冬季帮助大厦保持温暖舒适的环境。“弓”独特的玻璃结构有利于光线进入，从而将能量保存起来，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更多自然光照，少用人工光照。尽管“弓”的高度只有774英尺(约合236米)，并没有资格在全球一百座最高的建筑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它却是环保建筑思想的典范之作。
　　设计：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高度：774英尺(约合236米)
　　楼层：58层
　　预计峻工时间：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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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者文怀沙先生曾经说过：“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不可稍逊风骚。”

　　其实，在女人的字典里头，“风骚”是一种源于天性本心的自然流露，是快乐女孩的无拘无束漫不经心，是知识女性的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是贤妻良母的温柔内敛善解人意，是古典女人的沉着细腻优雅浪漫。这一切跟浪荡跟妖冶无关。只有那些拥有风骚的女人才是完整、真实和美丽的女人。

　　那么，什么是风骚？怎么样才可以做个风骚的女人？

好多人都说:……风骚就是女人味。怎么样才能有女人味呢？远离粗糙，力求精致。

　　精致的女人不一定细致玲珑、体态如燕；说话的声音也不一定柔情似水、细若游丝；容貌也未必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看来，做一个风骚的女人决非易事。因为风骚不是学来的，也不是“秀”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女子，天生骨子里的风骚和妩媚。这样的女人和读书多少无关，和知识修养无关，和出身背景无关，甚至和相貌是否美丽都无关。这样的女子随风走过，勾起的都是男人夜晚的梦幻。这样的女子是天生尤物，释放出来的气息让男人像蜜蜂追逐万里陶醉其中。

　　想来身为女人，或多或少都是会些风骚的，这是女人的天性和自然。但是能够真正做到“天性自然”这四个字却是难乎其难，难在传统礼教和社会对女人的种种禁锢。

　　古人教导女人曰：……穿衣裳旧如新，凡笑语莫高声，夫君话要顺应，坐起时要端正，客进门要缓行，见生人急转身……等等。仅一本女儿经就把女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自古达官贵人有权有势，所娶的夫人无不知书达理，美貌如花、贤淑端庄，但是能够流传经久的却不多见。皇帝的皇后们没有几个有知名度，倒是那些名唤“媚娘”的女人们，“回眸一笑百媚生”，让皇帝们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还有那些风流美貌，被唾为红颜祸水或为人不齿的青楼名妓者被世人广为流传，经久不息。其原因就是前者被礼教所禁锢，端庄矜持地近乎虚伪。而后者则天性使然，或嗔或喜，或娇或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其实并不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娇气任性，耍小心眼，还整天病歪歪的。虽然才情可人，但那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贾宝玉爱她，后来的很多男人爱她。为什么?就因为她是大观园里最率真、最真实、最不虚伪、最不做作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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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 “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1979年前后，村支书禹作敏想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1981年因宏观混乱出现了第一次治理整顿，各地开始清查社队企业的“乱发展”问题，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 “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12年后，他又因同样的桀骜不驯而陡然陨落。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用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数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 “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禹作敏的这些表演很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诞生过义和团的土地。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1月，美国的《纽约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这个人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 “君王意识”，他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村民则以公众自尊的失去换取了物质上的富足。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大邱庄采访，路遇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凌志军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于是，凌志军表示愿意代她去说理，小姑娘却更加恐惧地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凌后来很有感慨地写到，“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 《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发事件诱发出来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人员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大邱庄极盛时，外来打工的人比村民多三倍，如何管制当然成了一个问题，那些打死人的村民虽然下手重了点，但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大邱庄经济”，他们犯事了，当然要他这个老爷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万元，然后下令200户养一个罪犯家庭，因为，“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被认定有窝藏、妨害公务等嫌疑，而遭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在表面上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朝恶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禹作敏的手上便拽着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自从当上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的副会长后，禹、鲁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而后者更是大方地送出过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鲁与禹是个性完全不同的两个企业家，禹对鲁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而鲁对禹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鲁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 “禹大哥”，他在一份便条中写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事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点宽慰。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大邱庄因此案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禹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标志了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案并没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却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 《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 “平反”。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上海的 《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 “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而之后的新华社则在简短的新闻中称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大邱庄地处天津近郊的静海县，禹作敏出事后，仍然有不少人赶去参观。很多年后，走在这个日渐没落的村庄里，你依然时时处处可以嗅到禹作敏残留不去的气息。此人脸瘦削，肌发黄，满脸沟壑，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一对精明的细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过的大院里，你仿佛觉得他还大咧咧地盘腿坐在里面，旁边搁着一碗散热气的棒渣粥，门口蹲着两只虎视眈眈的大狗。

来源:和讯

图片中的变形僵尸分为少女僵尸（速度僵尸）和重量级僵尸，作为僵尸模式2中的一部分内容，目前正开发中。

女性僵尸的少女僵尸与原形僵尸相比更轻快，因此拥有更快的速度和更高更强的跳跃力。重量级僵尸拥有超大的力气和重量级体重，导致移动速度缓慢和跳跃力较弱，不过人类在它们强大的攻击面前也会显得手无缚鸡之力。

僵尸模式2是改进了原有僵尸弱点的加强版，是能力值比原形僵尸更强的变种僵尸，僵尸使用的道具也将登场。

另外，人类阵营每隔一段时间在地图中会出现强大武器的补给箱，及与更加强大的僵尸对抗的多种道具，僵尸与人类间的对决会更有趣。

还没看到电影，已经被满眼的梅兰芳狂轰滥炸。只要是娱乐新闻，文化消息，就摆不脱梅大师的三长两短，无论是黎明的表演，还是历史上的真人，都被媒体们翻个底朝天。这么一个短期新闻富矿，能挖的本就不多，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什么人都来说得几句。真实的梅兰芳是个‘完人’，银幕上的只有三分之一神采，谁叫黎明又老又木又虚胖。

我还没看，等网上有了，我还是会看的。就为看场意味宣撒的京剧，也值得。 关于京剧，我一直都想写点什么。二黄西皮，并不比摇滚缺少魅力。想来小时候，咱也练过几天武生，虽然只是腰腿的架势，没正式吊嗓子，但多少种下了缘分。

章诒和写《伶人往事》，越写越有份怨气，透过纸张传出来，在不忍续读。这不是我喜欢看的往事，虽然他们的确是在时代背后叹息，但京剧本身并没有抛弃，至少五六十年代的人，还懂得什么是珍惜。

梅兰芳被人说得太多，我就不参合了。影片中他有一段爱情，是和孟小冬的。历史上，孟小冬的确是做‘小’的命运，先是梅兰芳，后是杜月笙，最后孤身一人，死在台湾。

第一次看到‘冬皇’这个称呼，为之霸气一震，让我想到武侠小说里‘夜帝’之类的人物，没想到却冠在一个女人头上。媒体上拼稿子的写法，正好把名旦之首梅兰芳，对应须生之皇，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

然而仔细考究起来，孟小冬与梅兰芳在一起的时候，她在艺术上的造诣，真的能与后者平起平坐吗？孟小冬1907年生人，9岁学习，跟姨夫学的是孙派。天资为前辈所赏识，认为是可造之才，但在沪宁之时，也只不过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角儿，所以才会在1924年北上京津，重投名师。那时不过17岁。

  哪怕在1925年，孟小冬首次上京登台，亮相得彩时，也不过时18岁。一个十八岁的女人，在讲究门派，拍资论辈不容轻狂的旧时京剧界，能红到什么地步？有文章说，她此时能与马连良，高庆奎等前辈齐名。我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因为孟小冬是少见的女须生，被一部分好新鲜的观众吹捧，但论其功底经验和影响力，二十年代尚无法与其他几位须生相比，否则她也不会去天津另投名师。 所以冬皇这个称呼，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叫起，在多大的范围被承认，还有待商酌。

  在二十年代末，谭派的马连良风头似乎更渐，几乎与周信芳齐名。此时的孟小冬虽然是庆麟社的台柱子，但终究是个坤角戏班，而京师的名角是不乐与坤角同台的。直到1931年，孟小冬再拜鲍吉祥为师，才是转学余派。从1924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孟小冬想必是大有进步，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力求开拓，逐渐超脱一个新星的范畴，向真正的大牌靠拢。孟真正的成就，是作为余叔岩传人的，等余派真传，继承衣钵，直到1947年杜月笙大寿后息影。这十几年来，是孟小冬艺术成就逐渐攀上顶峰的时候，‘冬皇’这个称呼，反而显得不合适了。

  而孟与梅兰芳的爱情呢？1926年的枪击血案，就已经出现了裂纹，治丧时的尴尬，基本就扫地出门了，那时她才来北京没几年，新出炉的选秀冠军吧。

  据说孟小冬离开梅家后，通过律师从梅兰芳那里获得了4万元分手费，也不算怎么悲惨，此后专心学戏，服侍余叔岩直至逝世。1950年，孟小冬嫁给杜月笙做妾，留在香港，并没有回到北京的母亲身边。杜死后孟小冬去了台湾，直至病逝。

Luc，2008年12月12日于法国兰斯

的确是个传奇的女人，她比梅兰芳更适合那个时代。梅太完美了，反而不具有代表性。

作者:Luc 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