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是群容易满足的人。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一个容易满足的群体，分散在重庆生活的各个场景中，“知足常乐”。在重庆，只要不触及重庆人的生存底钱，重庆人大凡是不会站出来反抗社会或体制给他们带来的不公平待遇。

这种底钱在生活中表现就是，“只要有一口饱饭吃。”他们就会“知遇而安”。重庆人信奉的是源于生命本源的“活命哲学”。

这种世界观，注定了重庆人不太注重生命的质量，而侧重生命的数量。当在忍让退却中保持生命的延续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时，其实重庆人内心深处是极其矛盾的，这也使得重庆人大都充满“仇富”心理。以至看到对不按规矩出牌，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士进行严惩时，大都把巴掌拍得特响。虽然这些人的商业行为范围很小、圈子也很狭窄，对社会危害并不大。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更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耙，但这些不按规矩出牌，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士在短时间内暴富就注定成为了“仇富”者们共同的敌人，在一群希望天下都平庸的平庸者眼中，就不可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重庆人的“仇富”心理在日常生活中还表现在他们对目标的淡薄意识，举个例子说，两个人合伙共租一店做生意，在一店内各卖各的货，相互协商一方不在另一方帮忙卖了货，就按比例提成。由于在利益分配上不匀衡，出资者分得的利益多，帮忙卖货分得利益少的。为了阻止合伙人发财致富，常常就导演出宁肯不要提成为自己创收的闹剧来。

经商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有了“仇富”心理，常常忘记目的的重庆人并不是少数。在重庆的旅游开发景点，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景点推广出去，使景点的人气聚增。一些景点在带来了人气的时候，同样也带来了商机。但有些商机不是人人都可以抓住的，因为其技术含量的因素，就相当挑剔和选择人。当地居住人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份商机，又怕有能力的人来了致富，“仇富”心理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就不愿将这份机遇留给有能力想来的人，结果在这些旅游景点，当地人宁肯将他们多余的房屋闲置空起，让资源浪费，也不肯出租，挣一点额外的收入。其实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并不是钱多了或根本不爱财，他们大都在企业打工或从事其它小商小贩生计。在企业打工的工资奖金领少了，天天在家里和他人面前抱怨。从事小商小贩的为了多赚几个角角钱或分分钱，从没有停止过跟顾客没完没了的讨价。由于有“仇富”心理的人的客观行为，结果使这些开发的旅游景点里，公共空间一直得不到拓展，最后导致人气在经过短时间的聚集后，便骤然下降。旅游景点的开发打造，也就不得不宣告失败，从而让当地政府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浪费。

重庆人的小商小贩传统让重庆人把钱看得很精贵，这些传统也直接或间接地带进了本土的文艺界，在本土的文化艺术界就鲜有文艺界的成功人士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出仗义疏财或风险极大的投资以促进推动这个领域发展的传说。这同文化中心完全不同，在北京，文艺界的成功人士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从来就不乏仗义疏财的义举，宋祖德支助过患病女作家张楠，韩美林支助过当时经济困难的画家杜撼，王朔投资过孟京辉的实验话剧，方力钧收藏当代艺术家冯国东的作品……文化传承有了这些人的推波助澜，这也使得文化中心城市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延续性。

更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从事文化创作者的信心，先锋性、实验性的的文艺作品也就有了生长的土壤。这些人营造出的文化气氛，让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感觉到只要是有想法，有创造力的东西，好象都会产生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充满想法有创意的艺术家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生活就总是充满着希望。反观重庆，本就缺乏这样的氛围，而传媒却不警醒，而只知道成天守在医院门口，报道不幸的病例。将灾难性的知讯用硕大的标题，放在知讯媒体显著的位置，让人总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好象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一样。

在重庆，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进入这一领域，好象都只将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当成一种生意看，有着纯粹的功利性，最显著的就是“写诗的人不读诗”。有着这样的观念，加上小商小贩的意识，赔本、蚀财的买卖不做，重庆的文化产生出断代，也就不是不可能。

重庆人知道赚钱重要，但又缺少赚钱的创造力，很多就照搬外来模式。在重庆的商业领域里，就出现了家乐福搞促销将2.5升的七喜饮料定价为4.7元时，在最成功的本土连锁超市新世纪内，2.5升的七喜在降为4.76元时，架上2升的七喜依旧贴着5.8元的标签。

拿来主义营造的重庆文化环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扼杀着重庆人的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自主经营大多不能“开源”的经营者，就走“节流”路线，内部挖潜。在这种大环境下铸就的上行下效，也养成了重庆人节俭之风，可节俭的重庆人似乎只知道钱重要，而不知道生活更重要。所以在生活中我们看到重庆人的兴趣和爱好大都是建立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娱乐活动中。如果是渴望干的事和爱好跟随经济牵连在一起，需要有一定的经济付出，他们大都会忍痛割爱，象当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地将它割掉，让自己在节俭金钱忍耐中，为节省每一个分币而让生活倍受折磨以至煎熬。所以，在重庆除了“进口货”以外，很多形而上的物质和精神物品都没有市场。

南山匹夫于2009-11-18

重庆人节俭的作风沿着石板路、吊角楼一路传下来，随着炒米糖开水、涝糟汤元此起彼伏叫卖声的远去，似乎这一切也该走远。

重庆大剧院的峻工，解放碑商圈会仙楼这幢有着特殊意义建筑的折除，伴随着往日的辉煌同上世纪一起走向历史，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可这一切似乎只是表相，在华丽的高楼中包裹着的小商小贩和力夫后裔们从思想本质上其实还没有彻彻底底的得到改造，新的贵族也还没有完成上层文化积累，他们身着皮草的外衣里还裹着前辈人留下的破棉袄。还有更为忠诚的后裔新贵象葛朗台一样守着庄园。

这也反映出重庆的历史决定着重庆人的性格，而重庆这种历史和环境培养出的重庆性格也使得先锋文化在重庆一直匮乏适合生长的土壤。先锋文化隶属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需要一群有经济基础的人来支撑。从而使这种文化延续下去，以给这座城市培养出新的生命支撑点。

但重庆现在似乎还没有找到。

最近重庆传媒报导，背靠四川美术学院的501基地即将落幕。有媒体用“501即将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对此作了报导。其实501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当代艺术在重庆基本上就没有市场，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在重庆，不论是外来的还是重庆本土的现代艺术爱好者和收藏者都匮乏，这同北京、上海不一样，甚至跟广州都没法比。

没有市场，就缺乏造血功能。缺乏造血功能又要让其生存下去，必然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要勇于作出牺牲，大家都伸出手来，给其输血。艺术家要有这种精神，给艺术家提供物质支撑的商业界同样要有这种精神。

重庆不同于中原地带交通便利的北方城市，也不同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重庆过去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城市。这种地理环境也直接导致培养出重庆人的务实作风，在动乱年代就是“川东出将。”

重庆人务实，看重实实在在的东西。在生活中就总是难以抵抗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诱惑，对形而上务虚的精神品质追求大都嗤之以鼻，重庆人常说：“说这么多有啥子用，都是空了吹，还是包包头有钱才硬肘。”这也决定了重庆人对生活的本质认识不同于“川西出相”的成都。很偶然的发现，重庆媒体最近也说：“重庆挣钱，成都消费。”

其实，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来说，挣钱往往是一种被动行为。大多是受生存压力的协迫或求生本能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自缚或奴役行为。而“文化是一种非暴力或协迫方式改变或影响人的思想或行动的行为方式。”这同消费恰恰相反，因为消费是一种主动行为，是在自由状态下，由自我意志支配的。同挣钱相比，消费就成为典型的文化行为方式。

从重庆人踏恤外地人：“逑钱没得，屎凑闹热。”的观点来看，重庆人对消费观念的认识似乎不足。

在西部地区，重庆生产制造业发达，产业人员甚众。这无形地奠定了重庆在西部生产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当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商业硝烟的时候，重庆人在重庆这种氛围中学会的似乎只有工作挣钱。当挣钱成为重庆人一生的兴趣和爱好，娱乐在无形中也演化成为了一种工作。所以，在桌球风靡的年代，美式桌球遍布城区每个角落时，重庆人就将15个球简化成10个球，在不改变其娱乐方式时，加快其节奏，以促进对局次数的增加，从而显示工作量的增加。在重庆的麻将文化中，这种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这表现在重庆人打麻将首先讲求的是效益，而不是繁文缛节的规矩。在重庆，麻将的打法被简化到不能再精减时，去掉了中、发、白的“倒倒伏”便横扫大街小巷。外地商人看重庆人这么追求时效，于是将节省洗牌时间的机麻引进重庆，让重庆人的麻将在节奏上步伐加得更快。重庆人忙，忙着挣钱。结果打着茶馆、茶楼招牌的麻将馆越来越多，真正纯消费的茶馆、茶楼几乎都退出了商业舞台。重庆人似乎更懂得“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他们就不会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没有希望挣钱的纯消费消缱活动中。这就使重庆有品味重情调的服务业一直滞后。而文化中心城市恰恰相反，她们的工业文明在随着文化繁荣后而逐步走向衰败，从而进入以休闲消费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后工业时代。

没有文化中心城市那种气场，重庆人似乎很难培养起“有一点闲钱、有一点时间、有一点文化品味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缺乏这种小资情调的资源，重庆的夜生活就不可能活跃，重庆这座城市看起来就总显得呆板。

重庆一直缺乏传统的贵族，一代接一代的白领又大都来自更为偏远的乡村，乡村文化给他们烙下的烙印还没有彻底消退，生活在城市中，他们便不停地用“种田钱，万万年”告诫自己。以最低的生活标准来要求甚至折磨自己，以使自己常常处于饥饿之中。他们心里常常叨念着从贫苦的生活环境中不停地奋斗的艰辛，深知今天的金钱来得并不容易。

节俭作风在重庆的白领阶层中没有从本质中得到彻底改变，这也使得重庆的白领阶层始终培养不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结果也直接导致有情调的小酒吧和咖啡厅在重庆没有市场。

南山匹夫于2009-11-1

“……艺术数据网执行主编王小箭先生在油画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倡议下，愿意以网站名义组织《“我们”艺术展ll》，并邀请第一次“我们”艺术展策划小组的三名成员：张乃麒、耿纪朋、田萌组成此次展览策展小组。由于这次展览的征稿对象已扩大到黄漂艺术家，参展人数达156人之多，经多方商议决定更名为《我们2009——黄桷坪年度艺术展》……”

儿子读高中了，是一所设置了门坎的重点中学。可一年还没读完，儿子却不想去学校了。他说要在家里自学，说话也显得有气无力，情绪低落，精神状态很不理想，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手足无措。

我们到学校去问老师，老师说他最近挺努力的，名次前进了一百多位，还正准备给他报“进步奖”。我将这消息告诉儿子的时候，儿子很紧张，忙说让我们转告老师，他不要这个奖，要求转让给其他同学。

儿子强烈抵触的情绪反应，引起了我的惊诧。儿子过去很看重荣誉的。怎会忽然一下对名誉淡薄起来？我记得儿子读初中时，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有次得了个“优秀科代表奖”，还将它贴到家里最显眼的位置。相隔才一年多，竟落下如此大的反差？

“进步奖”！忽然之间我发现似乎这名有点问题。直觉告诉我，不是儿子对名誉不看重了，而是儿子太看重自己了。可能坏就坏在这名上？

在学校，“进步”实际上总是同落后的“差生”联素在一起的。这也意味着这一段时间儿子在学校处境的窘迫。从儿子拒绝领这个奖可以感悟到，儿子被列入“差生”，他内心是充满反抗的，不愿意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差生”。从逃避到学校去上学这件事上看，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当“差生”。 但学校搞个考试排名，从分数最高的一位一直排到分数最少的一位。有了这种排名，就总有个先后。排在后面就自然成为“差生”了。也就是说有了这种排名，“差生”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要搞这种排名，“北大”、“清华”也会有“差生”。

儿子几次考试可能都不太理想，落在了后面。成为了这种“差生”的受害者。想儿子过去读书一直顺风顺水，总是受宠于老师和同学之间。而现在情景却来了个逆转。儿子成为了人为设置的“差生”牺牲品，成为了这种排名的祭品。让他一时怎能适应。

在以学习成绩为标准的重点中学中，戴上“差生”这顶帽子，实际上也意味着成为一个受歧视的对象，同学不屑的目光，老师不经意间的言语伤害。甚至就是颁发“进步”奖之类的轻蔑都可能在无意中剌穿他们的自尊。

有人说，这种排行榜是要孩子们变压力为动力，知耻而后勇。可实际生活中有这种承受力的孩子毕竟是少数。而多数稚嫩的肩膀还是扛不住这沉重负荷，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经不起打击的。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人还是需要豉励。大多数人是还是在表扬的巴掌声中前进的。用鞭子抽着学习的鞭策，只适合有超强忍耐力且有受虐倾向的少数人。

过去有句话叫“名落孙山”，我想可能就是孙山以后大概也就不排名了。因为排在后面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如果是耻辱，是一些羞于见人的事，那就应该算着人家的隐私了，而故意将人家的隐私公布于众，揭人家的伤疤。去做有损人家尊严或人格抑或形象的事，就有侵犯他人隐私权之嫌了。

而张榜的目的是奖励先进，豉励后进。只有名列前茅的榜上有名，搞有奖不罚，才会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大家都乐于上榜。这样的榜，是快乐学习的榜，既让大家有追求的目标，又让大家感受得到学习的乐趣。模糊后半截，实际上就是在卸掉学习带来的包袱，让大家都感受到学习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而不是一种负担。这样才会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而不会扭曲。

到学校去读书的孩子应该是都抱着良好的愿望去的，他们都希望学好，考个好成绩。而事实上他们很多都很努力了，但却事与愿违。客观的说，这种结果并不是他们想得到的，也不应该归罪于他们的过错。既然他们没有错，就不该受罚。但他们却要背负“差生”的罪名，去承受身心摧残，让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遭创打击，让自信从此变得没有着落。这既不公正，也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我们无法改变，可后天的这种人为障碍，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它泛滥。

严格的说象我儿子读这种进去有门坎的重点中学，是不存在“差生”的。他们都应是聪明的，学得进的孩子。既然有这种天资，谁不想到优质的学校，受到优质的教育，出好成绩？所以对学生，我们首先得肯定他们到学校来的愿望是好的，而不是希望来受歧视。家长们为他们支付学费，则更不可能希望看到孩子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况他们正是长身体发育的时候，心理和生理都获得健康是最重要的。对社会来说，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挽救一个因人为制造的障碍而失学的孩子，实际上远比培养出一个孩子意义更重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原本天资不错的孩子，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中，反而成为了厌学的失学孩子。从本质上说，这种教育环境就是在扼杀和戕害潜在的人才。

用反思的方法来看待这一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方式很失败。

南山匹夫于2009，5，6

重庆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改造，没有洋人来重庆建设个十里洋场，把重庆城市人那些从乡下带来的乡村文化习俗彻肃清。从农村到了城市，以力夫和小商小贩文化为主体传承的重庆人，在本质上就多多少少还残存着一些乡村情怀。虽然他们住在城市，从表相上看他们同城市已经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内质还残留着乡村的文脉。所以，那些生活在城市找不到媳妇的城市人，将目标转移到农村，娶了农村媳妇以后，他们往往不是用城市文化去带动和感染从农村来的媳妇，反而是让农村来的媳妇率先从思想上改造了他们。这些本就残流乡村血统意志又不坚定的城市人，在农村媳妇肋推下，应该是让他们还没有彻底城市化的本质又进一步得到巩固。

带着乡土文化气息的城市人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对城市文化有种又爱又恨的感觉。这种爱缘自于他们对城市的眷恋，而恨则来自不能融入其中的自身文化差异。这些披着城市外衣的伪城市人，他们的文化体征表现在思想行动中，最常见的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上。他们在乡村文化中承袭的“种田钱万万年”，再加上老一辈重庆城市人延续的小商小贩意识，让他们想到的首先便是存钱罐。

这些伪城市人住在城市里，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更不懂得情调。他们除了节俭以外，还是节俭。对待生活，除了延续生命，他们已显得麻木不仁，不屑一顾。他们一个劲地攒钱，大都成为只会挣钱不会花钱的机器。

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来城里的农村人多了，乡村文化便在城市里漫延。在重庆，本就城市化改造得不够彻底的重庆人，多多少少又不得不受到乡村文化的袭扰。

生活在重庆的重庆人，在重庆这座城市里生活，直面的大多是小商小贩和怀揣乡村文化的新城市人，这也使得他们对城市的概念大多停留在民生上。

在重庆，小商小贩的城市文化根植在重庆的城市土壤里，这使得重庆城市文化的浸润一直营养不良，再加上乡村文化的侵扰，这更使得本就缺少城市风范的重庆文化同北京、上海等地产生出明显的距离感来。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城市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他们会将一些自私自利行为，毫无遮掩地展示在社会中。在重庆城区那些象香港一样高耸的楼房，在它们华丽的外墙上，冷不丁就会冒出个不协调的饰物来。在解放碑最中心的高楼群中，我就见过在面对繁华大街的窗户外挂着拖地的帚帕。更不用说住在街面的楼房上，为了增加室内面积而破坏房屋外墙结构，将原本敞开式的阳台封起来，装上象笼子一样的防盗窗，然后将衣服晾晒到窗外破坏市容的重庆人了。

揣着乡村文化的城市人在现实生活中，为占便宜不惜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还不在少数。最为常见的是他们常常为了个人的一点小利益，有时甚至不惜破坏邻里情。这种事最容易看见的莫过于在商住楼里将门前的空地据为己有，利用公共资源成为自家堆放杂物的库房。有的甚至象“跑马圈地”一样，用铁笼将门前的空地圈起来，让公共资源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私家自留地。

这些自私自利的行动，其实也使得城市人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孤独、无助。于是，他们对将来也就怀揣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了这种忧患意识，他们对末来就丧失了自信。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他们也就缺乏了对社会和自我的肯定。从而也使得他们总是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将来的路途。于是，面对末来就总想着给自己提前预留一条道路。在这种时候，他们想得最多的，并且付诸实践最多的，就是用挣来的钱去购置不动产，把活钱变成死钱，甚至不惜让生活品质下降到自虐的境地。所以，在城市，房地产的冷热，跟他们的收入总是成正比。于是，在重庆可以看到，买几套房的“房奴”比例远远高于买一辆车的“车奴”。

乡村文化在重庆城市，在很多地方还渗透到一些经济实体的管理理念中。这种体现当是农村本质的乡村知识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之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会让他们封建“朋党”观不断的澎胀和壮大。然后，他们就会在合理的体制中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家族制或类似家族式的产业在城市便迅速地得到扩张和澎胀。

南山匹夫2009-4-26

据媒体报导，全国有千万富翁三十二万。其中广东省最多，其后是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重庆有千万富翁一万余人，排列第六。

又据《2009胡润财富报告》“全国有82.5万个千万富豪，其中包括5.1万个亿万富豪。其中重庆有亿万富豪570个，排21位。千万富豪8900个，排19位。”

姑且不说这个统计那家更准确，但至少从这个统计中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重庆有一个不小的富人群体。

8900再加上不可胜数拥有百万资产的有有钱人，应该不算一个小数目。这么大一个富人群体，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庞大的潜在高端消费群。按理说重庆应该有很多格调高雅的文化娱乐场所，来匹配这一群高收入人群的精神物质文化需求。可在重庆，从理论上的推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理论和实践的距离相差已不是我们的想象。

在重庆，主流渠道的艺术团体随着体制改革，被端掉“大锅饭”以后，缺乏进取精神和风险意识的文艺分子早已分崩离析，作鸟散状。他们将自己的领地拱手让给了小商小贩们，靠小商小贩们挣的场租费来维持生活。一年到头也上不了几次舞台。缺乏创造精神，意志力不坚定久疏战阵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另谋生路。留在阵地上和想从事这一行的文艺工作者，在重庆学作炒一些港台抑或外地的冷饭，在节假日广场的露天舞台和各式各样的丧事音乐会上将重庆的文艺活动延续下去。而在平时，重庆人文艺生活中最打眼的则是从小舞厅走来的坝坝舞，这种低成本或无需成本的文化生活，将城市文化又轮回到乡村的原始状态。

没有了高端文艺团体的商业活动，文艺活动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找不到消费市场。

重庆有这么大一帮有钱有闲的富人群体，他们作为一群消费主体，这让有商业意识的文化商人们看着都不得不眼馋。他们便向这块领地不停地发动攻击，然而却大多出师不利。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折戟沉沙。

在主城区，富有异域情调的高雅咖啡厅，很多在其它地域相继窜红的连锁模式，到了重庆就不得不相继关门，而装修华丽情调高雅的高档茶楼为求生存，也不得不委身婚托，成为婚托欺骗善良客户的帮凶。

可重庆毕竟有一个庞大的富人和准富人群体，这也决定了重庆在休闲产业上有一个大市场。就在这些以休闲为主的第三产业经营举步为艰时，由农民兄弟支撑的、新兴实在更为直截的低俗休闲方式“洗脚城”却异军突起。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洗脚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占据了重庆休闲产业的主体，直到现在都还在不停的扩张。且还有不少将阵地移到了主城区商业繁华地带，成为了重庆的一大景观。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这其实同重庆的历史文化文关，也同重庆当代城市的人文素质脱不了干糸。

随着社会改革进程的发展，城市门坎的降低，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抢占了重庆城区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后，重庆城区主体人群在重庆社会的分布同过去产生出裂痕。

在现实社会中，城市青年就业观和择业观开始同前辈们的思想观产生裂变，由于他们不可能再沿裂前一辈重庆城区主体市民在企业中得到安稳的生活保障，就不愿委身同乡村移民来城市的新城市人平起平坐，携手工作，以延续前一辈重庆城区人创下的基业，共谱城市建设的乐章。他们更多的是走上投机取巧的道路，以期在经济上或生活上获得有别于上一辈或当下新移民难以得到的成功，以彰显城乡差别。于是，城市人不愿当工人，“农民进工厂”便成为了当下重庆的特色文化。

放弃工厂的工作，务虚的城市人大多又在其它领域相继失败。于是，没有稳定收入的城里人、城区青年便成为了城市社会中的一道文化景观。他们无所适事，更多的时候只能成天游手好闲的游走在这个社会边缘。他们成为“啃老族”…… 成为这个社会多余的一个群体。

于是，城市的经济杠杆开始倾斜，集中到新移民的手里。当消费市场的主体依靠“农村城市人”来撬动的时候，重庆的消费流通领域就必然发生变化。

那些还没有经过城市改造的新移民同经过高校改造抑或通过军队改造，但并没有从本质上脱胎换骨的“乡村城市人”，大多抱着乡村文化来到城市，他们住在城市里，却又同城市人保持一定距离。没有同城市人打成一片，他们就很难将城市文化彻底的继承过来，他们相互之间住在城市形成一个小圈子，用乡巴头的文化在城市生活着，将城市文化乡村化。其结果就使得重庆城市文化的主体进程又回复到老城区市民祖辈们的时代，使城市文化成为一个周期很短的轮回。

乡村文化城市化对于城市文化来说，不仅仅是缺少建设性，很多时候还具有破坏性。抱着乡村文化的“农村城市人”在城市里，大概他们经济创意最直接也最胆大。只要自己方便，对自己有利，他们什么都敢干。这就有了“牛皮廯”不仅贴在公共壁画上，也敢画到文物上。

在重庆，现在随地吐痰和在公共场所吸烟也大都成为“农村城市人”大势的表现。

“农村城市人”大多倦曲在城市的缝隙中。所以，在越是低俗的城市公共环境也越容易看到城市的不文明现象。

文化的差异，不是有点钱就马上可以解决得了的。文化是一种积累，是一个相当长的积淀过程。在城市，经过城市文化洗礼的城市人，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些自知知明。这种自知知明大多来源于他们对自己的自责。但“农村城市人”没有，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在并不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争抢座位。他们的目标和竞争意识停留在眼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来个质的飞跃。

当然，在城市也有些遗传基因浓厚、意志不坚定容易受低端文化影响和浸淫的城市人，好象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不成功，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内疚，也不自责，甘愿停留在“农村城市人”的祖辈意识里，自甘堕落，同新移民的“农村城市人”一道，共同将城市文明诟病发扬光大。

南山匹夫于2009-4-16

重庆是块并不保守的地域，重庆人对崇洋媚外也并不憎恨，但对洋为中用的外来文化，在本质上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却常常无法彻底接受，这也常常使重庆文化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搞出一些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洋泾滨”来。

重庆东泉过去以裸浴著名于世，裸浴成为这一地域习俗，当然有其深刻历史根源和意义。从重庆城区沿蜿蜒的乡村公路行驶，接连穿过四至五个乡镇之后，用近二小时车程才可抵就的东泉镇，在秀水青山的怀抱中，确也称得上“养在深宫人末识”。可以想象，在过去交通不方便的年代，这里的人们要出一趟远门，是何等的困难。

从这种困难中可以揣度，这里并不稠密的人群，在交通不便年代，他们就象是生在荒山野岭。生处荒山野岭的他们，在大自然恩赐的温泉诱惑下，就没有理由拒绝和浪费这样难得的资源。闭塞的交通，贫困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在无意识中走上了无枸无束亲近大自然的道路。

开发旅游，让社会共享这一自然资源的时候，也让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如今这里楼群林立，所有的温泉水源都被圈上圈划成宾馆及其它营运方式的领地。城里的猎奇者一窝蜂地赶来时，东泉历史习俗已荡然无存。为了满足游客们的猎奇心态，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圈地的宾馆也试着搞些接近传统习俗的项目，于是便有了西方式带私密空间感的“天体游泳池”。以期让游客们自己从猎奇者改变为体验者。可来这里的猎奇者并不愿改变身份，“天体游泳池”也不敢在重庆文化上“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天体游泳池”里全是些穿泳装的“天体”猎奇者。“天体游泳池”也成为典型名不符实的中西文化怪胎。

在东泉并不流动的溪水边，居然长着高大的白扬，这在重庆是很少见的。但同样在溪旁还可以看见不成材，可生命力顽强长得硕大的剌桐。二棵互不相干的树相距不过十米，可以说也是东泉的一景。

在重庆的国有企业中，随着“下岗”后再“上岗”的程序转换，“合同制”的概念已经得到贯彻并深入实践。这种职工身份所有制的转变，也彻底粉碎了先期居于城市的城市人同后期移民城市的“农民工”之间的距离。在城市里人口面积最大的主体人群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农转非”的诱惑也随之被淡化。城市人最后的一点优越感已经丧失怠尽，城市户口已经变得无足轻重。随着房地产商“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市户口不仅仅是不重要，其实是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在上海注重“血统”，北京等地还处于地方保护主义时，重庆开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缩小城乡差别，模糊城乡界线，从而促就城乡文化大融合的“城乡一体化”，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就是纵容“平民意识扩大化”。

“大锅饭”式的平民文化，使重庆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标准都在降低，这在拓展就业渠道，增加就业面上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参差不齐的人文素质却不可避免的给行业形象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在重庆的公共交通中，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发时，重庆出租车三五成群守候在重庆的火车站或轮船码头，本以为作为公共交通补充的出租车能给远道而来的顾客们提供方便，可不想守在这里的出租车就很难看到一个正常打表营运的，他们只讲“坨坨钱”。一般在节假日或双休日，“打的”也会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样的时候，大多是出租车在挑顾客。他们常常先发制人地问顾客去那里，然后再挑肥捡瘦的作出营运的决策。所以，在重庆提着大包行李的，老弱病残或年龄幼小的出租车客户，都成为“打的”困难户。重庆的很多本土市民多多少少的都品尝过这种拿钱受气的滋味，于是很多市民便从抱怨发展为抵触。这就形成另一种态势，重庆市民的收入在增加，重庆出租车的客源却在减少。出租车司机们本以为开出租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包赚不赔的致富行业，却不想白天黑夜的奔波，居然也象其它行业一样充满风险。于是，他们便壮着胆子找政府部门扯皮。

文化是一种积淀，与金钱无关，也与金钱有关。因为金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部形象，但却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应该说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重庆人口众多，重庆有个大市场，这是勿容置疑的。所以，重庆也有很多有钱人。但重庆这些有钱人普遍出身门弟低。他们吃苦耐劳且节俭，这种本质也是承袭了力夫和小商小贩的传统所造就的。有这种本质基础作为背景，在重庆富有传奇经历的这一代有钱人，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精神上来一个彻底的反叛和颠覆。所以，重庆的有钱人常常会把口袋捂得很紧。这样的积累过了几十年后，通常他们除了能拿出大把的钱外，很难找出几件能象达官贵人和书香门弟家庭那样能把玩炫耀的家什来。没有这些稀世珍宝作陪衬，就让重庆的有钱人在进入上流社会时显得很尴尬，从而也使得他们身处上层社会往往显得“富”而不“贵”，“华”而不“荣”。

南山匹夫于2009，3，29

重庆的历史久远，但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得到认同的都城文明，却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表现机会，民国的陪都和元末明初的大夏政权所创建的都城文化总的加起来也不足十年。大夏政权陪养的新贵族还没有品出贵族该享有的高贵品质，就被逐出重庆。而抗战结束的还都令，将陪都的文化人和纨绔子弟几乎一网打尽。

这些过程的不断重复，也决定了重庆没有时尚。因为时尚是件奢侈品，而且时尚总跟艺术搅和在一起。而艺术这样的奢侈品，并不是一般的普通大众就能接收。能消费艺术的，首先得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而这样的修养需要时间积累。欧美人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而一个贵族则需要三代人的培养。”

可在重庆，权贵早已被摈弃。贵族基因的历史已被断裂。重庆人没有大富大贵世袭家族这样的历史积累，也就缺少这种文化传承，重庆就产生不了把钱看得不那么精贵，而执著于精神领域的玩家。

“玩物丧志”、“冷酒馆吃脱家当”是重庆人常常用以督促和激励自己的座右铭。重庆人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弱小的个体，为了增加抗风险能力，他们在生活中也就很节俭，这大都缘于力夫和小商小贩文化的传承。于是，重庆人悄悄地攒钱，直到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塞满了，出门办事还是那样低调。他们说：“乌龟有肉肚子头”。

前段时间有重庆媒体报导，重庆茶园别墅前的草坪，被业主们铲除，种上了时令的经济作物。马克思的从量变到质变，在这里没有成为垣定的规律。重庆人的力夫情结、小商小贩意识就是割舍不下。

重庆人记性好，他们好象总是忘不了自己过去的历史。或者说这种历史给他们烙下的阶段烙印，已经植入到他们的骨子里，让他们既便是在经济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他们过去的对立面，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也还总是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产生出抵触，所以，重庆的白领就不会象其它地域城市的白领一样，根据自己的收入来确立自己的生活品味和阶级地位，去过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去品茗“小资”情调。

重庆人的传统是务实，他们总是兢兢业业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所以在餐饮商业领域，重庆人开餐馆就讲究实惠，注重份量和味道。用重庆话说就是“要好吃和汪实”。

以这样的观念作为指导思想，重庆餐饮行业的商人对环境要求就大多不会太考究。所以，企业文化对重庆来说大多都一直处于被动的接收状态。于是，重庆人开的餐馆在装修上大都品味不高，格调低俗。

缺乏创意，缺少情调也就成了重庆这座城市不容质疑的硬伤。

其实，重庆人这种情结还不仅仅表现在商业领域里，既便是在娱乐行业，重庆人也摆脱不了这种情结带来的影响。于是，麻将中的“倒倒伏”诞生在重庆，成为重庆本土麻将的典范也就不足为怪。

重庆人生活的品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好象生活中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了。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甚至娱乐也是工作。前段时间，缺少情调的重庆人在成渝网上论战就被垢病，“‘四川美术学院’选址选错了位置。”

重庆没有六朝古都那样的辉煌历史，也缺少在历史上纵横驰骋的王候将相。重庆地理位置相对于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比较偏僻，不便的交通阻塞了重庆的对外交流。但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物产，却足以保障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有这种优越便利的条件，也足以使重庆成为一个很独立的城市。重庆可以不依靠外来的经济支持和互换，独立生存。这种独立存在，适宜重庆的群体，也同样适宜重庆的个体。

这种独立现象，就是现在在重庆一些城区以外的农村，都还可以一窥重庆人过去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大貌。重庆人不象北方和其它地域，大家集中群居在一起，相互之间就免不了襟襟绊绊的邻里纠葛，这种文化使他们相互之间产生出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赖。重庆则不同，重庆是丘陵，重庆人为了生活和耕种的方便，大多都居住在离耕地不远的田间地头。结果他们的邻居大都相距甚远，几十里甚至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也就不足为奇。既便是现在，在远离主城的农村近郊，都还可以看到这种居住痕迹。这样的家居生活方式，不经意的看上去，就象是修道。这也可能就是重庆天生的道教情结。

近来，外来的重庆新一届领导将一些新文化思想一并带了过来。他们好象不太亲睐生命力很强，寿数很长却不成材的黄葛树。于是，重庆主城的人行道上，种上了高大挺拔的乔木和法国梧桐，街边的绿地和公园里，象玉兰花之类的名贵花木数目和品种也越来越多。

重庆的旧城改造正如火如萘，重庆的高楼象森林一样种在了那些捆绑吊角楼旧址上。当人们惊诧于重庆的建筑风格和环境都可比肩港澳时，走近一看那些高楼围住的小区连名称都是维多利亚之类雅称，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香港。

重庆的环境在改变，重庆人似乎也在改变。

在重庆繁华的街上走上一圈，可以看到的是，重庆人也吃德克士、肯德基了，似乎是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重庆也有了中西合璧的“乡村基”。而在面向大众娱乐活动里，最大的变化是，重庆人也打“成麻”了。

南山匹夫2009-3-20

——宋庄现象及其文化

在宋庄居住久了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这首先表现在来宋庄居住的外来人口学历普遍偏高，其次则是他们的很多思想和观念大多与世俗不和。从而也就造成了他们不同于世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宋庄以传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来判定，人们通常认为不正常的事反道显得很正常。一个行为规范都很合乎当今世俗道德标准的人，到了宋庄，反倒让人感觉得不太正常。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去宋庄的人都有一本不同寻常的故事。这种由一群在这个社会上不太正常的人组成的特定环境，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常常有些本缺少故事的，到宋庄去居住久了，也慢慢的在自己人生经历上长出些不同寻常的故事来。不管是事业、婚姻、家庭……诸如此类大都如此。

所以号称是艺术家聚集地的宋庄，就是艺术门类中最普遍的架上艺术，在宋庄的展览上和画廊里也很难看到在世面上广为流行的学院派和行画的影子。如果一张行画或标准的学院派表现方式作品挂在了宋庄的展厅或画廊里，其与现存环境格格不入也就顺理成章，到宋庄的人就没有谁不怀疑糸挂错了地方。以这样的推理，那些事业、婚姻、家庭等都没有波折如同常人一样的典范到了宋庄，也同样成为了不正常，也就不难理解。

来宋庄的人，在他们当地世俗眼里，大都成为了世俗的另类。当一群与世俗都格格不入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就都多了一份宽容与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与世俗不同的分歧，共同的抵触，使他们找到了一个相互怜惜的契点，从而促就他们建立起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战线。

来宋庄的人在宋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看不到异样的目光，他们可以生活得没有顾忌，这也使得他们在宋庄恍如隔世。同时也使得他们本就叛逆的性格，更加张扬、更为卓荦、更为独立特行。宋庄的环境孕育着个性化，而个性化的生活又将他们同世俗的标准越推越远，偏离这个社会的主流。从而使他们一旦驻入，就无法再回到先前的社会中去。所以，老赵说：“回到家乡，我同过去的朋友已没有任何话说。”

在宋庄，就连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与我们现存主流社会都略有差异。

来宋庄居住的人，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工作上的业务往来，就不可能产生同事般的友情。他们来宋庄后，选择的工作方式大都有很强的独立性，这也决定着他们我行我素的生活态度，这种相互之间独立的秉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决定着他们之间少了经济上的利益冲突。从此让他们在外感上更彰显清高孤傲。来宋庄的人，他们大都习惯于孤芳自赏，也往往将一些天马行空的遐思付诸于实践。他们企妄着象高古的隐士一样，鄙视世俗的卑躬屈膝，阿夷奉承，对领导大献殷勤的诌媚状，逃离现实社会。结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更多时候就依附在主题性聚会和一些在当地举办的艺术活动中。这些年，当地政府也开始介入艺术家的生活，时不时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午餐”，这也拓宽了他们的交往方式，让他们在宋庄又多了一个相互交往的平台。

到宋庄来的人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大都充满自信，这也决定着他们很少受外界的干扰而改弦易辙。他们对社会的风云变幻大都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既不报怨物价上涨，也不对就业矛盾之类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长篇累赘的不敬之词。在生活中他们看上去显得很漠然，好象既不关心社会，也不关心自己。只要在经济上还不至于危及到他们最低的基本物质生活，他们就会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过他们先前的日子，用老马的话来说就是“啤酒该喝还得喝。”

宋庄没有流行色，也缺少超级“粉丝”。在宋庄，那些在国际拍卖展上红透半边天的顶级艺术家门口就不会堆积成群的“追星族”，手里捧着他们的图片，要求拍影留恋和索取签名。在宋庄，放眼望去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落拓文人，他们把自己反锁在宋庄的农家院里，闭门造车，做着一鸣惊人美梦。

宋庄就象冬日的一池清水，水面上凝结了一层平整的薄冰。抬眼望去，是那么平静与安详。但在这冰层的下面却危机四伏，那些蜇伏于水底的巨型物种，在不停地吸取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体型正日趋庞大起来。

宋庄，随着季节的更替，必将出现一种新的景象。

南山匹夫于200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