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能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传统的干部任用制度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干部“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窒息了干部队伍的进取意识和创造意识；另一方面干部辞退难，只要工作过得去，不犯错，就不必担心自己的“铁饭碗”丢掉。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对吃“皇粮”的干部队伍起不了作用，其结果是导致干部队伍不断膨胀，行政效率日渐低下。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完善干部选任制度，逐步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干部的业绩与是非功过，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多数群众不赞成的干部，绝对不是好干部。只有走群众路线，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才能把成绩突出、一心为民者选上台；只有走群众路线，敢于砸掉干部的“铁饭碗”，才能把工作平庸、尸位素餐者拉下马。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实现了组织意见和群众意见的统一，使党管干部的原则同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有利于克服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群众的评议只能起到装饰作用，个别领导拍板才具有决定意义，其实质是看谁的“后台”硬，而不是工作实绩，给少数人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甚至买官卖官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务员退出机制缺位更是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在行使职权时变得有恃无恐，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屡有发生。

当前，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全面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保障。

    山寨机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相当。对于山寨机所呈现的强大竞争力以及其边缘身份，人们褒贬不一。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山寨机的泛滥是国产手机陷入困局的罪魁祸首。

　　山寨机的发展离不开MTK芯片。从手机主板的研发到软件集成，往往需要几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巨大的风险投入使国内的中小投资者望而却步。2006年，台湾芯片商联发科把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研制出了廉价的MTK手机芯片，生产商只要将联发科芯片买来，配上手机外壳和电池，就可以组装出一款廉价的手机。从长远来看，MTK芯片的问世标志着手机生产商技术垄断时代的终结，不管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是否接受这一现实，更多的民间资本将会涌入手机生产领域。

    山寨机异军突起，主要源自于清晰的市场定位。山寨手机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它的生产成本仅是品牌机的1/5，并通过砍掉不必要的维修保障费用，使其销售价格维持在品牌手机的1/3左右；同时，MTK芯片的稳定性随着它的生产规模扩大而不断提高，山寨机的质量与品牌机几乎不相上下，甚至还有品牌手机所没有的手机电视功能。品质好，价格便宜，更新快，使山寨机迅速占领了国内的低端手机市场，而且远销到俄罗斯、印度、迪拜、非洲等地。

    诚然，山寨机厂家确实存在偷税漏税，侵犯知识产权，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MTK芯片的诞生是手机生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国内的山寨机厂家只不过是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用廉价的山寨机赢得了消费者的支持，据新浪网的网上调查显示，65.89%的网民表示会考虑购买山寨机。如果政府置这一现实而不顾，一味采取“堵”的政策，要么国内的山寨机厂家转入地下，要么坐等国外的山寨机厂家吞食我国的低端市场，不管从什么角度上讲，都是我国税收和产业上的损失，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MTK芯片的生产模式。

    目前，国外手机巨头正以低价策略蚕食我国手机的低端市场，而国内品牌机在他们的咄咄进攻下节节败退。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顺应这一变化趋势，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加强对山寨机生产厂商的引导，将山寨机纳入合法、有序的管理渠道。这不仅可以改变传统国产手机的弱势局面，为低端消费者带来看得见的实惠，而且可以造就一个新的产业群、创新模式。

    温州人到美国卖油条的发财梦破灭了，而国内的公共服务行业却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方面，通过垄断市场，防止其它竞争者从嘴边夺食；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的与国际接轨，按照发达国家的收费标准定价。两板斧下来，国门都不用跨出，中国“油条”就变成了美国“油条”的价格。对于公共服务行业精明的商业头脑，这位温州人应该会佩服得五体投地，怎奈又学不来，估计只有流口水的份了。

    把中国“油条”卖出美国的好价钱，电信、电力、金融、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年年是挣得金钵满盆，个个是高薪，可普通百姓的日子就难熬了。美国居民的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美元，买根把美国“油条”自然不放在心上，而我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3587元，中国的“油条”，美国的价，一般百姓自然消受不起，不是遭“水”老虎、“电”老虎咬，就是看病贵、行路难、上学难，公共物品消费支出始终是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除非你有本事到国外洗盘子，否则你的日常生活还离不开这些服务行业，还得乖乖地把美国价的中国“油条”买回家。尽管普通百姓对公共服务领域收费高、服务差的现象抱怨不断，这些主管部门总是以欧美国家为鉴：“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起来，我们的‘油条'不贵，甚至比它们还便宜。”类似的搪塞听多了，老百姓也就麻木了。

    中国的“油条”能卖美国的价吗？美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定价是在市场充分竞争下形成的，即使是那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的公共服务行业，政府也会尽量压低价格，甚至采取补贴的手段，为市民提供低价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而我国的公共服务行业是在不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市场化、产业化，政府的包袱固然是摔了，但是摔到了老百姓的头上，而不充分的竞争，也没有使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赶上欧美国家，“油条”仍是中国的“油条”，美国的价格。

    中国的“油条”，美国的价格，不仅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而且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近年来，政府加强了对公共服务部门的专项检查，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这些公共物品到底定什么价才合理呢？估计这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专家们都难以一时回答出来，影响价格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一方面，炸“油条”的“锅子、面、油”有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劳动力却是国内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所以就不可能产生，也从没存在过所谓的合理的中国“油条”价格。如果专项检查的标准只能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收费标准，或是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那么中国“油条”仍有卖美国价的嫌疑，消费者还得掏腰包花冤枉钱。

             《中国电影报道》女主持疑似“凸点”

   就笔者看来，“中国电影报道”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娱乐新闻栏目，用不着上纲上线，硬生生地给它套上一个政治上的“紧箍咒”。衣着是否得体，主要是看它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否协调，为衬托海滩的美景，女主播即使穿着爆乳装、比基尼去报道，也未尝不可。何必用清教徒的眼光审视娱乐节目，要求主持人把胸脯用布绑平了再上镜？从这一点来看，涂经纬的“真空装”与其主持的节目风格还算是比较融洽的，不仅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还为节目增添了鲜活的气氛，达到了人景合一的效果。况且，“真空装”是一种健康的流行时尚，据有关数据显示，带罩子不利于女性健康。对于这一健康的流行时尚，央视更应该推广之，而不应像过去女人裹小脚一样，非得用布把胸脯裹得严严实实，反倒戕害了一代女性。政治归于政治，娱乐归于娱乐，媒体没有必要把政治标准强加于娱乐，导致娱乐节目的刻板化，而招致别人的讥讽。

   退一步来说，女主播在政治新闻节目中“真空”上阵是否会损害央视在人们心目中的的良好形象，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衣着的开放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的开放程度，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5年选举胜利之前，在发型设计师的指导下换了一个新潮有活力型的发型，最近又身着一身黑色低胸晚礼服出席挪威歌剧院起用仪式，这说明了德国的政治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相反，我国也是一个政治保守的国家，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提倡政治的平民化、大众化，而是热衷于建雄伟的政府办公楼、搞刻板的政治说教，给人拒以千里的感觉，非但不能带来政治的权威，反而导致政治符号化、形式化的泛滥。要求央视女主播裹得严严实实，不苟言笑，无疑也是这一保守思想暗中作祟，试图利用符号化的政治形象把普通民众拒于政治范畴之外。“真空”既然已经成为女性的时尚，何必又要在政治的棒喝下裹上一层厚厚的遮羞布呢，与其保持央视庄重、严肃的栏目形象，倒不如让央视女主播更贴近社会，毕竟人们对女性衣着的可承受程度与社会开放程度是紧密相连的，“真空”还没有突破人们的可接受程度！

    政治的开放是从女人的衣服开始的，至今还容纳不下央视的两个“点”，反思的倒更应该是陈腐的思想观念，而非央视。

张茵，一个财富高速增长的神话缔造者，靠3万元人民币到香港闯荡，用了短短10年时间，成为美国废纸回收大王。其后，在广东东莞、江苏太仓建立玖龙纸业，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2006年胡润百富榜“第一位中国女首富”，全国政协委员。

张茵，一个惯用“点血成金”术的“知名企业家”，在她的工厂里“月月有工伤、季季有人死”，她不是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而是强迫其他无辜工人因工厂出事工伤事故而缴付巨额罚款，借工伤事故敛财，一本《员工手册》上，共有87 条“罚款”条款，罚款金额却由300 元至几千元不等，甚至几万元的罚款都有，每月借罚款高达十万元。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钱又有地位。

可怕在为什么地方呢？可怕在她能够参政议政，引导社会舆论，能够编造出一大堆理由欺骗大众，使她的血腥的资本积累看上去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正义”的。这套理由说服不了他人，但足以说服她自己，如此，她在压榨工人的时候就能够就没有良心的负罪感，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不知悔改了。

两会期间，昔日的女首富、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敢犯众怒，向全国政协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提出“贫富悬殊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怪论，要求将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应减至30%。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要遵守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对员工有责任，对社会有回报，对股东有回报，并向外界宣称，玖龙纸业的员工待遇很不错，员工很满意，因此《劳动合同法》对玖龙影响不大，作为政协委员我是全力支持拥护劳动法。（3月13日《南方日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揭露玖龙纸业严重违反 《劳动合同法》的事实时，张茵正急着把玖龙纸业的员工开除，减少企业的成本，结果导致了工人大罢工。

毋庸讳言，资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着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所以各国都要为企业的逐利本性确立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以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反之，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只是企业家，广大劳动者难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也只能是畸型经济。但是对于张茵来说，贪欲似乎是永远难以满足的，道德和法律在她面前便成了一张薄薄的纸片。短短10年时间，仅靠3万元人民币进行废纸回收加工而缔造出的财富增长神话，个人财富疯狂积累的背后有多少社会正义可言呢，又含有多少工人的血和泪呢？

张茵干的时候应该感到内疚，被揭穿后应该感到羞耻。但现在看来，张茵却完全不受这种“陈旧”的情感所的折磨，她向外界解释说，由于《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工人利益，企业成本增加，确实难以运作。她的秘书回应媒体：“这是无中生有，媒体炒作。”

真是虚伪透顶，无耻之极！！

诚如一位先哲所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无论你的泡沫再大再华丽，最后也会必然会破裂，只留下一点脏水。

    中华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加以传承，也蕴藏于千年学府、寻常街巷、旧坊民居和名阁古镇等物质形态中。但不管是物质化形式，还是非物质化形式，中华文化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淀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就难以体现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寻常街巷、旧坊民居也只能是被拆迁的对象。更何况，花300亿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大兴土木，不体恤民力，本身就有违孔、孟之道，何以谈它具有的文化内涵。盖几座庙宇，添几个花园，只不过是在九龙山多了几处人为景观罢了，对中国文化的振兴起不了多大的促动作用，反而会遭到后人的唾弃。

    中华文化延续至今，主要在于它的兼容并蓄。中华文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现，但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体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为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广泛吸收了法、道、佛等各家学派的长处。也正因为如此，才不至于象历史上其它已经消失的古文明一样，退出历史的舞台。山东是孔孟之乡，更应该具有博大的胸襟，与时俱进，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切不可以妄自菲薄，要求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使之具有“法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只有经济的发达，才有文化的繁荣昌盛，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山东政府来说，要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首先还是要解决民生问题。“饥贫起盗心”，如果民生问题都不能解决好，怎么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对山东来说，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目前，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成为推动世界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山东政府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主要不是因为政府的投资，而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为文化的迅速发展安装了物质利益的驱动器。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文化生产者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并形成了人数众多、分工细密的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产业的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需要山东政府在文化的内涵上下功夫，要在发挥本地文化企业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具有更强的普适性，这才是山东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坚实一步。如果过分依赖政府投资，打造出的“国字号文化航母”未必能经得起市场的折腾，不仅不会给山东带来经济上的飞跃，反而会劳民伤财，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更何况，这一行为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在山东政府眼里，“这是一次新的历史阶段的文化复兴，并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这简直是荒谬至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复兴是通过大兴土木来完成的，文艺复兴是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在特定时期集中爆发而形成的，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再多的土木工程也造不出“一次新的历史阶段的文化复兴”，更谈不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关于排队的原因，银行归纳出来以下几点：银行业务量增加，网点分布不合理，设备陈旧，普通百姓不愿使用自动取款设备，等等。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服务意识淡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眼睛只是盯着所谓的“VIP”客户，便不将普通百姓放在眼里了。“VIP”客户可以尽情享受“人性化”的服务，而老百姓只能遭到“囚徒式”待遇，拼命挤在一、两个服务窗口，还雇几个人维持秩序，防止队伍发生“骚乱”。

    俗话说得好：“喝水不忘挖井人”，就是要告诫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别忘恩负义。在没有所谓的“VIP”客户之前，国有银行是由政府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一点一点“奶”大的。然而，现在它们长大了，下海了，甚至上市了，就忘了老百姓这个“娘”，嫌“母亲”寒碜，不够他妈的“VIP”了。
 

    要它们增加网点、服务窗口，它们说要成本核算，没钱！要说银行没钱，谁信？要说银行穷得只剩下钱了，相信绝大部分人会相信。不然，怎么会银行职员各个拿高薪，而广州的一位老太太却憋死在银行；不然，怎么会宁愿雇几个保安维持秩序，也不愿增加几个服务窗口？

    银行都不将普通百姓放在眼里了，下面的职员自然更瞧不上咱老百姓了。记得一位网民为排队问题而在XX银行的论坛上发了几句牢骚，提了点建议。第二天，便收到了“ACBC”的留言。幸亏这位网民眼尖，立即认出那是在银行服务窗口经常听到的口头禅---“爱存不存”(“ACBC”是“爱存不存”这几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组成的）。银行职员的服务态度可见一斑，说起话来，留起言来，干脆、利落；办起业务来，却左磨右蹭，取笔钱也要花个把小时。怪哉乎！！！！

    城管队员抢车夺秤、踢摊砸铺、暴力拆迁.......在普通百姓看来，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天门事件”还是令我们的道德神经为之一震，城管部门再次成为人们抨击的焦点，以至于有些人提出要取消城管部门的激进建议。然而，在愤怒之余，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城管之恶到底源于哪里？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众所周知，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地方行政部门拥有相当大的行政裁量权，许多强制执法行为所依据的只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甚至是会议文件，其公正性和合理性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而具体行政部门和公检法机关都有法律规定的职权，要依照法定程序办事，自然谁都不愿干也干不好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当这些地方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遭到广泛质疑的时候。城管部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上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舞台，用城管队员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干着替地方政府“擦屁股”的事情。

    城管部门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部门，它既不属于国家垂直管理单位，也不受各省和自治区政府管辖，甚至算不上地方行政机关；它没有统一的管理职能，管理内容主要由地方政府随机决定；城管队员大部分是临聘人员，没有正式的“公务员”身份，工资不能列入财政预算，秩序混乱时可以依靠罚款生存，秩序好转时便“制造理由”获得罚款。正因为如此，城管部门比其它任何政府部门（包括公检法系统）更适合从事这类工作：首先，它的职能不确定，在解决地方上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可以完全摆脱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也不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可操作性强；其次，城管部门身份不确定，而且城管队员大部分是临聘人员，一旦出了问题，便可以把他们作为“挡箭牌”，不至于直接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其三，城管队员主要靠罚款为生，加上不固定的身份特征，使得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强硬和蛮横，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地方政府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对城管部门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过去，城管部门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负责市容整顿、社会治安等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后来，一些涉及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职能部门，如建设部门、工商部门等，出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也先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城管队伍，管理范围主要是根据各部门需要应对的矛盾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庇护下，城管队伍迅速壮大，管理权限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其它部门管不了的事情，也需要他们“协助处理”，其发展势头大有超过公检法之势。

    从根本上说，城管之恶是地方行政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所酿成的。当地方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存在较大争议的时候，一些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城管部门扫除执行过程中的障碍；一旦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管理目标时，便让他们站到一边。城管队员在地方权力系统中被“边缘化”的地位，及其工作的特殊性质，更是放大了他们暴戾的本性。要彻底解决城管之恶，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建立地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引导公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与此同时，要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行政强制法，加强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促使地方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变得更加谦卑、克制和容忍。否则，即便是取消了城管部门，也难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也是媒介的立身之本，新闻只有客观、准确地报道，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否则，新闻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就不能被称为新闻了。这几乎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知道的基本常识，可是为什么还有人制造虚假新闻呢？

    理由很简单，这些“新闻事件”可以制造“轰动效应”，吸引受众的眼球，达到出名的目的。这些人总是自以为聪明，想走一条既不费力气，又想出名的捷径。然而，俗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虚假新闻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事实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一旦真相败露，不仅自己落得个“骂名”是小，也必然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形象。这些人总是从图虚名始，最终以得实祸终。

    炮制虚假新闻的人，归根到底，就是没有树立正确的新闻职业道德观。想通过新闻报道来实现出名的目的，不是一件坏事。新闻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就是通过及时、准确地新闻报道，帮助人民及时全面的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产生理性的认识。对于这些人，人们自然会感谢他们，记住他们的大名，因为他们为人们了解外界的事物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有敏锐的新闻洞察力，通过不断地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的新闻材料。如果新闻工作者只是把制造社会轰动效应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采取炮制虚假新闻的卑鄙手段来吸引吸引受众的眼球，不仅会陷入狭隘的牢笼不可自拔，而且会危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久而久之，也必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落得个终身“骂名”。

    那些炮制虚假新闻的人，他们除了新闻职业道德观不对头，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喜欢投机取巧，想不经过多大的努力，就来个名利双收的好事。可是，古人说得好，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不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不去体验民间生活，哪能得到有用的新闻线索，哪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懒，是这些人的一个通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想在工作中出取得突出成绩，绝对离不开“跑”、“问”这两个字，只有经常到外面跑一跑，问一问，才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儿饼”，那些想通过炮制虚假新闻一举成名的人，不仅愚弄了受众，最终也会愚弄了自己。

    虚假新闻屡禁不止，久打不绝，关键还是新闻监督的缺位。一些地方媒体走向市场化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只想着如何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制造所谓轰动效应，忽视了对新闻真实性进行必要的审查。而一些虚假新闻又颇具迷惑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有板有眼，不由得你不信。如果不去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就很容易被迷惑。因此，要杜绝虚假新闻，不仅要对新闻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更要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监督机制，为媒体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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