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马屁：和。

抗战后期支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的特产是什么？


　　近来买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财政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写），收集的原始资料丰富，对于了解那个年代边区财经状况很有帮助。
　 阅读中，产生了一点困惑，就是，自从1941年之后，在边区财政收入里地位重要的“特产”收入到底是什末东西？
　　在边区财经史上，发生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个转折点。
　 事变前，财政收入“是依靠中央协款，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后方进步人士捐款，总之是依靠外援。”（p14）而“尽量争取外援，减轻民负，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p13)
　 然而事变后，边区财政遭遇空前的危机。原因就在于“1。每月60万元的军饷停发了。2。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停止汇兑了。”（P15)
　　结果1941年这一年，虽然大力加强了税收和公粮征取，仍然财政困难，赤字仍占36%。不得不靠银行垫款解决。这实际上就是饮鸠止渴，增加纸币流通量，只会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仅仅3个月时间，物价指数从1940年底的716。7上升到1941年3月的1224。而物价的上涨，又反过来增加财政开支的膨胀。
　 难道边区要陷入增发货币弥补开支----物价上升----开支进一步增加---被迫继续增发货币。。。。。。的恶性循环中吗?
　　更糟糕的是，为解决财政困局而采取的加强征敛的政策,已经闹得“动员频仍，不胜其烦，形成严重的扰民现象.“（P15) 1941年勉强度过去了，“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附加的程度了”。(P17).而且由于实行由各机关部队经济自救自营的方法，“给财政上带来了极端混乱局面，部队武装走私，严重破坏了政府威信。”(P17)
　　显然，边区的财经对策不能如此继续下去了。“到1942年，不得不改弦更张。”(P17)出路在哪里？
　　翻开1942年之后的边区历年财政收入统计，“特产”一项赫然冒了出来。而且在收入总量中，地位重要。
　　需要说明的事，边区的财政收入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收入部分和公粮实物征收两大部份。而在货币收入中，又可以分成税收，公营经济的生产和贸易创收两部分。边区财政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生产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财政的特点。”(P5)。
　 在财政收入统计表里，公营经济产收入项目是和税收项目并列，一般包括“公盐”（政府组织的食盐贸易），贸易，企业收入，营业收入，生产自给等名目。特产收入应该属于公营生产收入。很明显，在财政收入里，它占有重要地位。
　 如1942年，它被单独列出，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财政收入的40%(p59).
　　1942年，它列在营业收入的名目下，“原计划收一万万元（特产），实收十三万万余元。”（ｐ６７）占该年度财政收入的40。82%（p65).
　 有意思的是，1944年起，“特产”一词在统计细目中消失了。难道边区财政已经非常充裕，以至于如此重头收入可以弃之如弊履？
　 好像还不是这样。因为在1944年，“经费之大部还依靠特产支持.“（ｐ７９）。到了1945年，还称”财政上最大的依靠---特产，在日本投降后，正是秋末冬至，该是销路最好的。。。“(p83).看来一直到抗日结束，“特产”仍然在边区财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到哪里寻找蒸发了的“特产”？在1944年的统计表里，“营业收入’消失，出现了“企业收入”一项，占岁入的36。2%(P77)。在1945年，仍然占岁入的14%(P82).
　 另外，也是从1944年起，出现了贸易税”一项，它和“税收”“盐税”并列，足以说明，这种新的税收不是普通的商业税（如进出境货物税，营业税这两项，已经包括在“税收”这个总类中了),也不是对食盐贸易征的税。1944年，该项税收占岁入的26。63%(P77)，1945年，占47%。而这一年，包括普通商税在内的所有杂税在内的“税收”这一总项仅占岁入的20%。盐税也才占11%（P82).不能不让人疑问，什么商品的贸易能带来这样丰厚的税入？或许，躲在统计数字后面的就是蒸发掉的“特产”。
　　“特产”对于边区财政如此重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
　 食盐？从它单独出现在统计表里是和“公盐”（1942年）“盐税”（1943年）并列来看，似乎不是一种东西。
　　制造业产品？历史上陕甘宁地区曾有过什么如此畅销各地，盈利丰厚的东西呢？
　　农业品？粮食？烟草？棉花?..
　　牧业产品？羊皮？羊肉？骆驼？
　　或是石油制品（陕北出产石油） ?。。。。
　　还好，书里正有一段“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P19).且不嫌麻烦，多引引原文吧。
　 “陕北从来就很穷困，但民国十五年前后，绥米（应指绥德和米脂）一带曾有过商业上的畸形繁荣，那时鸦片贸易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宁夏与甘肃的烟土大批经陕北渡河到山西去，因而繁荣了绥德，米脂，镇川，义合，宋家川，螅利峪等市镇。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不叫它的特殊经济条件----地广人稀，交通困难，生产落后，入不敷出，收入地方性，支出国家性---困死，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1943年才运出价值72709元的，决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是更加危险，1943年8，9，10三个月发行边币10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6元跌到13元。
　 1942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1942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此文出于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 1948年2月18日）
　 从引文能看出，“特产”的产地有两个。一个是晋绥，有其他佐证，“1943年。。。。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p20)这里提到“贸易税”一词，可以说是对于是否”特产’收入就隐藏在财政收入统计中“贸易税”一项背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还有一个来源乃是陕甘宁本地，即“边区自产特产”。
　 这种“特产”的去向如何？　当时的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靠在当地市场销售，能否获得支撑了差不多边区财政半边天的收入？还需研究。
　　不管怎样，“特产”收入对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财政具有重要意义。
　　用１９４３年边区财政厅的《财政工作报告》（ｐ２９）的话讲，就是“边区财政收入，除了机关生产外，主要是救国公粮，税收，盐税，公盐几种，公粮除食用外没有剩余，　税收，盐税，公盐的收入只能解决一部分的财政问题。。。。。在另一方面边区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环境，需要支付的经费很大，仅靠税收是不敷应付的，因此，去年和今年主要依靠特产，没有特产而想渡过去年和今年的财政难关是不堪设想的。如果没有特产的统销，边币的巩固和物资的掌握也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当边区国民经济还相当落后，财政来源不丰，我们的自给经济还刚在发展，盐的运销还不能毫无阻碍的发展时，特产收入在将来一二年中还是解决财政的主要与可靠的办法。”

笔者所见的大部分单位进行招聘，都要经过面试提问的环节。可很多单位往往无法招到满意的人才，只好重新打出广告或者“先将就着”；更悲惨的状况，是遇到“应聘面试型”的员工，面试表现优异但实际无法胜任所安排的工作，导致单位蒙受损失。

为什么会难以招聘到满意的员工呢？面试时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无疑是最大的原因。面试一般时间都很短，而且应聘人员也个个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都在力争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这时候招聘和应聘双方就构成了一个“信息搏弈”的局面：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客观的信息，另一方面却要尽可能的只展示好的信息。如何才能拨云见日，获得最可靠的“准员工”信息，并作出尽量客观的评价呢？笔者认为提问的方法很重要。

面试时间非常短，而对面试者的提问又占去面试的绝大部分时间，因此合适的提问方法是能否获得大量信息、作出客观评价的决定因素。我曾见过一些单位的招聘负责人，面试的时候对着“准员工”滔滔不绝，大谈本公司的优势、战略、未来构想等等，讲完讲高兴了再问几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然后就让回去等通知；还有一些人倒是喜欢提问，但都是诸如“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你能否承受？”、“你是否有销售经验？”、“懂不懂电脑？”、“是否准备在公司长干？”等等封闭性的提问，而收获的结果自然就是一大堆肯定的回答，然后也是让人回去等通知，自己凭感觉、凭简历选人。

笔者也曾多次代表单位招聘员工，结合团队管理的心得，总结出了一点颇有效果的面试提问方法，在这里同大家分享：

一、      多用开放性提问。

何谓“开放性提问”？即回答者的答案不仅仅是“YES OR NO”的问题，例如前面列举的“工作压力”问题，用开放性提问可以这样问：“你觉得自己在抗压能力方面怎么样？以前有哪些在较大压力下完成工作指标的经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不合格的面试者想要凭借一句“完全有能力”来搪塞就很难了。

在提出开放性提问的同时还要注意多引导对方谈具体的案例。例如“是否有销售经验”的问题，可以这样来问：“请讲一个你认为自己做的最成功的销售案例”。这时候，“准员工”就必须要作出比较完整、系统的回答，招聘者也就可以获取更翔实的信息了；

二、      要善于顺着一个问题往深处问，也就是“顺藤摸瓜”。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系统的对员工的情况进行了解，同时也更容易识破浮夸、虚假的工作经历。例如：“你以前销售什么产品？”、“负责哪里的市场？”、“平均月销量多少？”、“主要走什么通路？”、“主要竞争对手是谁？”、“主要卖点是什么？”等等，如果你的“准员工”全部对答如流，那么恭喜，至少他简历上关于销售的这段内容是真的，而且他也确实具备销售的实际经验；相反如果在这些比较基本的问题上都要犹豫半天，那么此人多半是伪造工作经历，至少也是不合格的员工。

三、      要选择性的问一些细节问题。

问细节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一些人伪造工作经历，同时也能够通过这些细节问题的回答来获得对“准员工”的客观评价。例如一名“准员工”自称曾在麦当劳服务，你就可以问他：“麦当劳巨无霸汉堡的制作流程是什么？”对一名宣称在保险公司做过的面试者，可以问他：“原公司销售的最好的保险产品是什么？请详细讲一下这个产品的特点，把我当成你的客户来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稳坐钓鱼台，轻松作出客观评价了。

以上三点，来自日常管理和多次招聘的经验，笔者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希望能够给广大用人单位以些许借鉴。

生活真累。生活的“累”，由很多不同的“累”组成，其中占比例很大的项目就是装逼之累。我们是凡人，都免不了要装逼，但难免有时候能力不足，装不好，露出马脚生产笑料。当一向正襟危坐的老师板着脸训话的时候，同学们忽然发现他的裤子拉链门户洞开，里面的些许物品正在探头探脑的若隐若现，恐怕那严肃的气氛会立即打破，只剩下一脸的尴尬和哄堂大笑。

今天看的《十全九美》，却是把老师们“拉链洞开”的情状信手拈来，将哄堂的嘲笑变成了会心的大笑。国产古装片，尤其是貌似严肃的古装大片里常有很多比低级还要低级的“无级”失误，象零常识、说现代话、穿流行服装和道具穿帮等垃圾东西，被《十全九美》的编剧、导演们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翻将出来，自来水管下面一冲，给弄成了一桌娱乐家常菜。结果掂筷子一尝，嘿，味道挺不赖，比那谁谁家花了多少多少钱请某某名厨炖的那一锅满汉全席好吃多了 ，估计今后承包垃圾会发财。

《十全九美》就好比是个布头娃娃，别家嫌丑陋要扔掉的烂布头，到她这里就变成了美丽的组成部分。你们不是被骂为零常识么？我就故意彻底的什么常识都不要了；你们的现代式台词不是常遭诟病么？我干脆现代到底，连夜店、断背、歇菜都带上；你们的服装设计不是常常被攻击为脑残么？我干脆派上几个90后非主流的洋娃娃逗你玩；你们的道具不是常常穿帮导致笑场么？我干脆直接弄个擎天柱给皇上LOOK LOOK。

反正是娱乐，就娱乐的彻底。如果大家去夜店消费，人人都在舞池里随着音乐的轰鸣群魔乱舞，就你自己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在吧台把玩自己的十指直到散场，体验内心狂热外表寂寞有贼心没贼胆的感觉，那你就脑残到家了。

装逼太久，生活会更累。《十全九美》完美的诠释了真正的娱乐精神——出来玩，就是要放得开！自从冯导不再拍喜剧贺岁，自从星爷装着深沉开始说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影院里笑的如此开心、如此解恨了。娱乐就要象个娱乐的样子，《十全九美》是纯粹的喜剧，彻底的恶搞，坦诚的娱乐。

今儿笑的可真解恨呐。

二、张金柱案件的责任考验
    
    我就是在刘宾雁的影响下走上新闻岗位的，我本来不在新闻业，我开始做新闻是在40岁。我所以选择走上新闻，就是在看了刘宾雁的一些报道以后，懂得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什么，历史使命是什么，我愿意走这条路。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老新闻工作者，我跟他们讲，我是老的新闻工作者，不是老新闻工作者，如果从1984年做《河南日报》记者开始，我的新闻工龄也就是20年左右，算不上老，现在好多年轻的他们工龄都比我长。我一直在河南做新闻，在全国开始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新闻界内部知道我的名字，是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报道开始。
    
    这个报道是我一手操作的，具体写稿人是江华，我当时的职务是河南《大河报》的副总编辑，所有的新闻是归我管的。
    
    我今天从张金柱案讲起有一个原因，我不想表功，我想辩护，我不想给自己辩护，而是要给中国新闻辩护。在现在不少大学的讲堂里，讲到张金柱案的时候是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来讲，认为张金柱案是中国新闻干预司法、新闻影响判决，甚至是 “新闻杀人”的典型。有些人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太多了，多到可以新闻杀人了。我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要为中国新闻辩护。
    
    当年的情况并不复杂，1997年8月24号晚上九点钟，有一辆车在郑州省委前的金水大道上撞了两辆自行车，那两辆自行车的骑车者是中州宾馆的厨师苏东海和他儿子，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路上走，被后面来的一辆汽车撞倒了。
    
    儿子当场死亡，他的父亲和两辆自行车被卷在汽车底盘下面，肇事司机从肇事地点稍微减了一下速然后又加快速度还转了一个弯逃逸了。结果被后面的一辆军车看到，军车拼命追赶，在肇事汽车跑出1500米的时候军车就横着挡在它前面，把这个车拦下来了。就是这样一件撞死一人、重伤一人，而且这个人被拖得很惨，这样一个恶性的交通事故。
    
    这个事故后来引起全国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情节确实挺恶劣；第二是身份不一样，肇事司机是郑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分局长，叫张金柱。
    
    那天晚上出这个事故的时候正好我的夜班，九点钟的时候有读者打来电话报告这个事故，正好江华在，我就叫江华赶到现场去看看。
    
    江华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怪现象，当事故科的交警来了之后到肇事车前一看，交警对肇事司机敬了个礼，然后说了句，“哎哟，张局长，是你啊。”然后就拉着这个事故车直接到事故科的院子里，然后把大门一关，所有记者不准进去。
    
    这个事情当时我觉得很气愤，如此恶劣的事件，而且看来肇事者还有来头，所以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了。
    
    在发消息的同时，我写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里我实际上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无论这个肇事者是多大的官，本报一定要跟着报道，一定要查明真相。
    
    我给江华第二天的任务是今天就是想办法出去查明这个局长是谁，查不清楚你别回来。江华去查了一天，最后回来跟我说终于从公安局内部打听到了，此人是一个分局长，叫张金柱。
    
    我说好，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张金柱我认识，我还和他一个桌子喝过酒呢，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作出这种恶性案件你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从当时操作上就遇到一个技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社会责任感或者使命感如何把它变成一种技巧。
    
    这个事情一报道之后引起舆论的一片大哗，报社的电话那天都被打爆了。每个电话只要一响都是读者纷纷谴责这件事，而且要求查明是谁如此放肆。当知道这个事后我就想这个事儿公安局的压力够大的，他不但是一个公安的干警还是一个中层干部，这事情如果直接报道出来，老百姓的所有愤怒都会指向公安局。因为当时群众对公安干警的警风警纪已经充满了意见，甚至街上大家都流行了一句口头语，“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这类的东西群众里头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真的说明这个是一个公安干部干的，那么这个舆论就会一下子指向公安系统。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新闻人不愿意看到的，谁的事是谁的事。我当天就找到郑州市公安局，跟他们去交换一下意见，我说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张金柱了，我们就要做第二篇报道，希望在我们第二篇报道的时候郑州市公安局能有一个主动的做法，既能向群众交代也能缓和群众的愤怒，不要形成更大的群众对公安局的怒潮。他们说我们一定尽快研究一下。
    
    第二天的消息发的时候就采取的策略一点，标题是这样做的，《肇事人身份已查明，等待有关方面证实》，还没有点出来。这样一登出来确实给公安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台阶，让他们采取主动。所以那天晚上，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兼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去找我，说我们已经定了要把他刑事拘留，把他关到看守所去。
    
    怕群众不相信，请我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到现场监督，让我亲眼看到张金柱被关进看守所。我就陪着他们到了看守所，他们给执行的民警下的命令是晚上12点以前一定要把张金柱抓来。
    
    到11点的时候忽然打来电话说不能把张金柱送来，说张金柱现在心脏病发作了正在医院里紧急抢救，而且张金柱的儿子女儿女婿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说你看我父亲病的这么重了你们还要抓走他，公安民警也下不了手。当时公安厅副厅长问我说老马你看怎么办，我说你们平时执行任务遇到这种情况按常规该怎么办。他们后来研究了一下又给下了命令说把他从医院里直接拉到看守所来，如果他真的有病的话，打着吊针连大夫护士一块儿过来。所以到11点50的时候来了一辆救护车，张金柱躺在一个病床上，后面还跟着护士举着吊瓶，把他送进看守所的监号里。
    
    第三天的消息发出来了，说已经查明是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采取措施对他实行了行事拘留。公安局第一次亮相是主动的，怕群众误解，我当天还又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再呼公安万岁》（因为在两个月前我写过一篇评论《公安万岁》）。
    
    我还记得这个评论里有这样的话，说我们上次写公安万岁的时候是王玉荣救出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和群众一起高呼过公安万岁，现在当我们的公安机关把法律之剑刺向自己身上的毒瘤时，我们再呼一次公安万岁。用这种东西让群众冷静下来，对这个事有个对个人和整个公安之间的区分，这是报道初期的基本情况。
    
    后来，这个案件就一直进入检察院、进入法院，最后张金柱被判了死刑。张金柱庭审的时候我们派了6个记者带了录音机把检察院的起诉书、张金柱律师的辩护词、法庭辩论经过，直到张金柱的最后陈述都记下来，发表时我记得大概是用了五个版还是六个版，把整个庭审的全部情况没加删减的全文刊登出来。因为当时这个案子不仅在河南，在全国都是深受关注的。
    
    我记得在所有案件报道中那次是做得是最大的。但到了那年12月12号，宣判的时候让我吃了一惊，判的是死刑。因为整个庭审过程我都听了，他当时依据的法条不是新刑法的交通肇事，交通肇事致死人命然后逃逸，按现在的新刑法最高是七年徒刑。也就是按照交通肇事和逃逸来说张金柱判刑的最长时间是七年，没有死刑。但当时法庭引用的法令是另外一条，是新刑法里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情节恶劣的最高可判死刑。
    
    但是这条有问题，我当时就认为有问题，故意伤害是需要证据证明张金柱是故意伤害的，而张金柱和他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始终围绕着不是故意。他说那天喝酒喝多了，是在高度醉酒、没有神智或者是神智基本不清的情况下肇的事，他们就是驳斥了这个“故意”二字。但是法庭最后的判决没有提出铁证，我记得当时检察官对这个事情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汽车底下不用说挂了两辆自行车一个活人，就是车底下挂着一根铁丝开车的人也应该觉得声音不对，应该知道，这是一种推理，并没有回答他当时是不是清醒这一点，最后就这样判了。
    
    我记得当时是12月12日上午判的死刑，下午我以我和江华的个人名义写了一份紧急内参，对这个死刑判决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判决证据不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这个内参第二天就紧急发出去了，给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乃至省里的各级都发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人除了忠实于新闻职责的同时，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记者还有一个法治精神，我希望按照法治精神来做事，并不希望对他进行死刑判决。第二天新华社河南分社也发了个内参，也提出来了，他那篇内参的题目叫做《张金柱罪不容赦、罪不当株》也对这个死刑判决提出了疑问。当地最大的报社和新华社都对这个死刑提出疑义，这使张金柱的死刑推迟了，让张金柱多活了五十几天。
    
    但是过了四年之后到2001年，突然在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后来这个报告文学出了个单行本，书名叫《第一种危险》，作者叫做邢军纪，此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个作家，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以前是河南炮校（现在叫防空兵学院）的一个人，张金柱的女婿、儿子都在炮院，跟邢军纪以前都是很好的朋友，邢军纪在过了四年后出了一本书替张金柱翻案，这个可以理解，你有这个自由，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论点，说张金柱案是新闻杀人的典型。
    
    由于《大河报》等新闻单位对张金柱案的报道，导致法庭误判，判了张金柱的死刑，这是新闻干预、影响法律，他直接用了新闻杀人这个词。这篇东西出来之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沉寂已久的张金柱案变成了当时的一个热点。
    
    这个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现在在多数大学的新闻教材里，都这样认定，认为这事儿是新闻干扰干预法律造成错杀，把新闻杀人这个帽子基本给坐实了。
    
    当时这个事情出来时我很气愤，我给发表刊物的主编打过一个电话，让他转告作者，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你以客观的面目来写张金柱案的时候，你采访了张金柱家里所有人，但是作为当事的另一方，作为主控的新闻这一方，你也不是不认识我马云龙，你为什么没有采访过我呢？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包括幕前幕后你知道吗？你说是新闻杀人，我说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是我？12月12日上午公布的死刑，下午我写的内参，我反对死刑，虽然拖延了死刑，但是这个反对无效。后来公安厅厅长告诉我，你别试了没用，在法院判决以前已经有四个中央领导作出批示了，这四个领导里面最大的一个批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第四个人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任建新的批示我看了原文，十个字：“同意。只此一案，下不为例”他知道这个案子按照正常情况，不作政治考虑，单纯从法律出发的话是不该判死刑的。
    
    你说张金柱是被新闻杀死的还是被中国那种非法治状态杀死的？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扣到中国的新闻界头上面？怎么能在中国的新闻自由还没有起码的法律保障的时候，连个新闻法都没有的时候，你又给中国新闻加上一个新闻杀人的帽子？
    
    这是我多年一直想讲的，但是当时赶巧了，正在我要写文章跟邢军纪就此展开论战的时候，突然被撤职了，直到现在邢军纪的那种东西还在成为一种主流舆论，认为张金柱案是新闻杀人的典型。这个我坚决不承认，这不仅仅是我不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闻自由再加上如此下流的大帽子，好像中国新闻可以杀人了，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讲张金柱案是为中国现在可怜的新闻自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