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埃菲社报道，从2月14日晚7时起，“爱情特快”将不间断地行驶两个小时，以便为车上的单身乘客创造相互接近、甚至倾心相爱的机会。

参加相亲的人将轮流与陌生异性促膝倾谈。每过5分钟，他们就更换谈话对象，以免给其他前来相亲的人造成两人已经情投意合的印象，这样双方都可以继续和更多异性攀谈。

如果互有好感，两人可以在组织者的安排下，通过电子邮件交换个人信息。这种方式可以有效保护相亲者的隐私权。

“爱情特快”将从15座城市出发。单身男女可以在2月10日前在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的网站上提出参加相亲活动的申请。

1、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先是六年一个年号，后来四年一个年号。

2、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用到现在。

3、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我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注引臣王赞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据颜师古说，臣王赞生活的时代“在晋初”。这说明汉代的舆地图晋初臣王赞还见过。这也说明汉代已明确出现了关于国家的地域概念。这对后世自然地理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5、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材做官。后世科举之制始此。

6、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7、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始于此。

8、汉武帝在尊儒术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这点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9、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自秦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

10、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11、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12、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以宗世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和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域国家和亲。

13、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屯田。

14、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15、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16、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7、元封五年(前106)，为加强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18、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19、元鼎二年(前115)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从此国家垄断了铸造钱币的权力，对后世影响重大。

20、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21、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曰石单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惟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2、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23、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武帝生前虽未达此目的，但在宣、元时期，匈奴归服汉朝为藩臣。

24、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曰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僮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25、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亲系甚至奸情。

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未发生时，刻意防范，互相监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镜”。既发生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

“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年轻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秘诱惑点燃了偷尝禁果的欲望，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摘自《温故》）

“生辰纲”事发后，宋江“担那血海般干系”为晁盖通风报信，才使晁盖等七人能够侥幸躲过此劫，上了梁山，继而夺得寨主之位，奠定了梁山事业最初的起义组织和领导机构。因为和梁山盗匪私下联络，宋江不仅丢了饭碗，还成为一名杀人犯，这是令宋江所始料不及的。从“春风得意”骤变为“一无所有”，从“救世主”沦落为“阶下囚”，宋江遭受的损失是惨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即便如此，宋江也没有听晁盖的劝告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他选择了“刺配江州”，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皇帝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没有让宋江在那次“大赦天下”的优惠政策中得到解脱，宋江企图在宦海中东山再起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让宋江在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要想名垂青史，出人头地，只有上梁山领导人马与朝廷抗衡，打出梁山的威名，换取迫使“朝廷招安” 的筹码这一条路可走。他的这种心态从他在浔阳楼酒后题的反诗“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和反词“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巷口”中可以看的出来。

晁盖上梁山以后，对于占山为王、衣食无忧的现状非常满足，既没有制定发展纲领，也没有壮大革命队伍；既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近期的打算；既没有考虑梁山的前途，也没有考虑兄弟们的归宿，只是“义气用事”，整日里与弟兄们“逐日宴乐”，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今朝有酒今朝醉似的“得过且过”，没有远虑，没有近忧，没有进取心，没有紧迫感。

宋江上梁山后，晁盖用“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的提议作为对他救命之恩的宋江的回报，宋江在推辞中没有说自己才能欠缺、威望不够之类谦虚的话，自己之所以不做寨主是因为晁盖比他年龄长，自己不能以小欺大，情愿做第二把交椅。宋江此时很明白，自己刚上梁山就夺人之位是很不地道的事，加上自己立足未稳，没有功绩，民心不附，即使有这种念头也不能轻举妄动。但是“自小学吏”的宋江却让“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表面上是让新头领谦让示下，实际上是在与旧头领“划清界线”，因为旧头领都是跟随晁盖多年的手下，而新头领们则绝大多数是宋江拉拢到梁山的，是宋江的心腹。一场由宋江率领的“新势力” 与晁盖领导的“老资格”之间的斗争悄悄的拉开了序幕。晁盖可能也意识到了宋江这种安排对他构成的潜在威胁，所以当李云和朱富二人上梁山后，便有意的让二人“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以增加自己这边的力量。

宋江到梁山后，就迫不及待的要求建功立业，谋求政治资本。宋江虽然武功平平，不懂兵法，却敢率军扫平祝家庄，攻陷高唐州，依赖众位头领的奋战拥护，借助三卷“天书”的指导启发，最终获得胜利。这两次大捷，不仅为梁山争取到了“三五年的粮食”，为梁山兄弟出了一口“恶气”，也使宋江积累了丰富的临阵对敌、排兵布阵的经验，使宋江在梁山的威望渐渐的压过了晁盖，声名远播。很多江湖好汉都是慕宋江之名来梁山入伙的，这就使宋江的圈子和势力远远超过了晁盖。同时宋江很注意收买和笼络人心，杨雄、石秀慕名上梁山后，晁盖听到他二人曾有“偷鸡”、“放火”的行为时，认为他们“连累我等受辱”，坏了梁山名声，便要杀了他们，被宋江好言相劝，救下了性命。随后晁盖把武功不错的杨雄、石秀排在了“地暗星”杨林之下，后来宋江把他们“提拔”到了位列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位置的“天罡星”之列。王英是个好色之徒，但是身材短小，不好找对象，只好威逼硬抢，见到漂亮女人就强行“求欢”，见到扈三娘更是瞪直了双眼，“手颤脚麻，枪法便乱了”。平了祝家庄后，宋江让父亲宋太公认扈三娘委干女儿，并把扈三娘许配给王英，不仅兑现了先前的承诺，还和王英成了“亲戚”，关系更近一步。

鉴于宋江对自己一步步的“架空”和深层次的“威胁”，身为粱山泊主的晁盖心里非常不自在，加上宋江时常挂在嘴边的“招安”投降主义路线对梁山兄弟，尤其是军师吴用的“负面影响”，使梁山的发展方向背离了自己的意愿，因此晁盖对宋江从万分感激逐步演变为非常反感，甚至是恨之入骨。为了证明自己的领军实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领导尊严，为了提升自己的英雄威望，为了巩固自己的寨主地位，自以为是的晁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硬要“亲自走一遭”打上一次漂亮仗，竟然率领比宋江先前出征时更少的人马去攻打曾头市，结果因为头脑不够冷静，加上急功近利，中了敌人埋伏，被史文恭在面颊上射中了一支“药箭”，大败而归，继而“身体沉重”，生命垂危。

按照江湖惯例，一把手死了，二把手就会很自然的接班，没什么可争论的，况且身为二把手的宋江在梁山上具有极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享有响亮的名声，晁盖死后宋江掌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正是晁盖至死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到了最后关头，“已自言语不得”的晁盖，临死前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晁盖知道，仅凭宋江的武艺和手段是捉不了史文恭的。晁盖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说什么也不能让宋江做梁山寨主。晁盖的“遗命”不单单是单说给宋江听的，更是说给梁山众弟兄听的，这是晁盖中箭后说的唯一一句话，也是晁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晁盖虽然死了，但是毕竟留有“遗命”，这条“遗命”是压在宋江头上的千钧担，是扎在宋江心头的一根刺，让他非常痛苦。即使权力交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即使人心所向的宋江对寨主之位垂涎已久，即使“林冲、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宋江也不敢违背晁盖“遗命”做山寨之主，只是答应“权当此位”，并宣布日后不论是谁捉到史文恭，替晁盖报了仇，“须当此位”。

“吏道纯熟”的宋江临时主持梁山工作后，立即着手“调整干部”，很多人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使梁山上下皆大欢喜，“尽皆一心”。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宋江没有急于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雪恨，而是以给晁盖做百日“功课”为幌子，天天“守在山寨”，目的在于时刻提防晁盖的心腹发动政变，害了他的命，夺了他的权。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宋江不惜把“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卢俊义害得啷铛入狱，家破人亡，最后不得不上梁山落草为寇。有这样一个武功高强名声灌耳的人物给自己当下手，宋江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满足。

卢俊义捉了史文恭后，为晁盖报了仇，按照晁盖的“遗命”，应当立为粱山泊主。但是到手的位子岂能拱手让与他人？所以宋江和吴用在晁盖灵前上演了一出早就练习好了的、拙劣的“双簧表演”：宋江再三推让卢俊义当粱山泊主，并阐明了自己在“相貌”、“名望”、“能力”三个方面都比不上卢俊义的客观理由，结果引起“众人不服”。被百十名头领的眼睛恶狠狠的瞪着，这种场面让被迫初到梁山，身边只有一名心腹，只立过一次战功的卢俊义感到惶恐不安，即使完成了晁盖的“遗命”，说什么也不敢接受寨主之位。宋江在“强奸”了晁盖的“遗命”后，为了封住他人口舌，又和卢俊义抓阄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约定谁先打破城池就当粱山泊主。在人员安排上，宋江把吴用、公孙胜列入卢俊义的队伍，吴用和公孙胜都是宋江的支持者，又是军师，自然会不时的向卢俊义灌输某些思想，无非是让卢俊义要以大局为重，顺应民意，放弃竞争寨主之位之类的话。所以卢俊义在攻打东昌府时，竟然“一连十日，不出厮杀”，故意拖延攻城时间，好让宋江先打破东平府城池。与此同等，宋江对东平府是“连夜攻打得紧”，最终赶在卢俊义前面打破了城池，最终名正言顺的坐上了梁山头把交椅。

写《夫妻公约》 帮妻子破除封建枷锁

1889年，从小接受旧式文人教育的蔡元培中了举人，同时也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第一位夫人王昭，这一年，蔡元培22岁。

婚礼之前，蔡元培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结婚后，夫妻之间渐渐生出很多小矛盾，性格上的不和谐也越来越凸显，夫妻时常发生口角。一晃七年，随着两个儿子的出生，两人才渐渐有了感情。

王昭是经历了旧式社会的妇女，在生活中常常改不了一些旧习俗，总是称蔡元培为“老爷”。蔡元培纠正她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王昭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帮妻子破除封建枷锁，接受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蔡元培，1900年写了一份《夫妻公约》，新调整与王昭的关系，公约中详细地说明了男女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等。王昭渐渐理解《夫妻公约》，开始不再缠脚，也逐渐破除鬼神迷信。蔡元培与王昭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和谐和幸福，蔡元培告诉好友说：“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但是，好景才刚刚开始，王昭因病遽然去世，使蔡元培不胜悼亡之恸，作联哀挽云：“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不堪遗恨竟终身。”

蔡元培再婚条件吓退媒人 开演说会代闹洞房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33岁，在江浙一带已颇有名气。前来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但看了蔡元培贴在书房的墙壁的五个再婚条件后，个个退避三舍。

蔡元培要求再婚的妻子：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和，可以离婚。“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字眼儿在1900年是惊世骇俗的，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再说真要找这样的女子也不容易。

无心插柳柳成荫，蔡元培在杭州办学时，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很见功底的工笔画，得知作者就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天足，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又极有孝心，正是蔡元培所寻觅的对象。蔡元培请朋友从中撮合，大胆追求。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这次一次中西合璧的婚礼，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别人闹洞房，他开演说会。

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07年，蔡元培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这四年间，他编著《中国伦理学史》，开始寻求妇女平等权利，黄仲玉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蔡元培和黄仲玉共同生活近18年，在1920年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期间，黄仲玉病逝了。

黄仲玉的去世对蔡元培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在《悼亡妻黄仲玉》一文里字字血泪地表达了他对黄仲玉的无限追思，让人为之动容。《悼亡妻黄仲玉》后被收入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 逾五旬遇知音 苏州留园拍婚纱照

这时蔡元培已54岁了，他时任北大校长，日常事务繁多，不管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还是家庭的需要，蔡元培都得再次续娶。他再次提出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

一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蔡元培的生活。当时的周峻只有33岁，比蔡元培小了24岁。原是蔡元培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对蔡元培还是敬佩和热爱。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姻程序已完全现代化。蔡元培先是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她，之后蔡元培身着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到苏州留园拍摄结婚照片。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一边相夫教子，一边攻读西洋美术课程。两人虽相差24岁，但对彼此的感情并无影响。蔡元培在周峻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题诗道“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