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以来，受到群众广泛赞誉。要把好事办好，关键在于公开、公正、公平。如有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这项政策，请您举报。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举报电话：0791-6230481；吴新雄省长手机号码：13767010237，史文清副省长手机号码：13767032397，南昌市市长胡宪手机号码：15979065858。(据江西新闻网报道)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廉租房建设,对于省一级的政府来说并不是重大的施政内容,但在高房价已经压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廉租房、经适房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矛盾的时候,省政府为了公平起见,公布包括省长在内的手机号码,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保证整个“两房工作”在公平实施,这种方法不论效果如何、最终是否能达到目的,但吴省长的这股“认真劲”,给诸多“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的确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本来维持经济领域的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机关是主导力量, 纪检监察部门是责任单位,可是执法机关、这些权威部门有这股认真劲吗?我们见到这方面的书记、部长、检察长、院长、局长的手机号码的机会,比看到这类人犯事了的新闻要少得多。

省长为了两房建设和分配,可以公布自己的电话号码,而肩负惩治贪官污吏、维护社会正义重任的执法部门,你们又是如何积极主动地去查线索、调查研究去的?你们怎么就不能直接接听老百姓的电话?你们节制下的国家执法系统,为什么现在是“污”云密布,越来越让人担心?

其实谁都明白,就拿一个国家的反腐来说,纪委书记、监察部长、反贪局局长不亲自接举报电话,带来有形损失(知情难报、不报和不敢报)和无形损失(震摄力)是多大。

我仅仅举了反腐的例子,而其它各部门都存在 “认真劲”的缺失问题,这是吃皇粮的人让老百姓尽收眼底的事情。

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问题。历届奥运会上，东道主的掌声大小有别已成了惯例，毕竟有掌声的此起彼伏，就有掌声大小的区分。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帮助美国打破了前苏联计划抵制本届奥运会的企图，因此东道主美国人毫不吝啬地把“第二热烈掌声”给了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中国。所以说，体育应有别于政治，而掌声也不能与政治挂钩起来，我们把“第二热烈掌声”献给最有感情的别国，这是现场中国人的自由，谁也无权以“和平精神”为由对我们说三道四，说我们没有国际主义云云。

我们把“第二热烈掌声”献给哪国代表队？可供选择的国家其实很少。该国要对中国人民有情有义，我们有恩于他；该国总不能在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昧着良心投反对中国的票，或者作壁上观；该国从古至今不应与我们发生过冲突，而且一直影响着人民间的感情；该国与我们的感情，最好不是建立在“因他国弱小受欺而我们惜怜”的基础上，这样的感情不长久、不坚定、不入国际社会主流，而且容易日后反目。因此，我十分赞同有位网友的意见：巴基斯坦。他给出的理由是：

许多人都向地震中的汶川伸出援手，其中也有巴基斯坦。他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降半旗为我们四川遇难同胞哀悼的国家，并且动用了国家全部的运输机，搬光了国家战略储备的帐篷，真可谓倾囊相助，是我们坚定的盟友。据了解，当巴基斯坦的医疗队赶赴灾区时，接待人员想给医疗队员做出妥善的生活安排的时，他们的领队回道：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中国人有句古话：患难见真情，生死相依，血脉相连，兄弟永远是兄弟。我们的盟友，其实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这样真心对我们了。

在此，我想补充三点我的认识：一、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各种大会上的投票，都有利于中国，而朝鲜、古巴等国没有做到；二、巴基斯坦从而都是平等地看待我们的友谊，我们之间不是一时的施舍，一时的投趣，而是毫无其它动机的彼此信任和支持。两国有接触史以来，从来只有友谊，不管谁当朝为政，友谊一直根深蒂固；三、巴基斯坦为了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做出了重大牺牲，他们抵制大国利益集团的各种诱惑，放弃各种地缘政治可以利用的手段，比如，我们的外销军事技术，巴基斯坦高度信任，从来都是第一个购买者和合作者，而他们稍变一下立场，完全可以拥用更多更好的欧美军事技术。

也许，韩朝代表团联合入、伊拉克重返奥运、巴勒斯坦弱小可怜、有可能古巴等国会拉着支持中国的旗帜入场，这些会吸引你的眼球，让你如痴如狂地鼓掌喝采，但请别忘了给巴基斯坦更热烈的掌声，这种民众代表国家的情感释放，机会真的太少太少。

各抒已见，智者见智，绝没有影响您个人政治感情投入的意思。

如果将瓮安事件定性为“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将有三个疑问说不通，谁被愚弄还真不好说。正确定性该事件有利于教育政府和群众，因为：“畏民多不畏民少”的政府作风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而社会不稳、治安动荡，最终倒霉的还是人民群众。

6月28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的上千名参与者因对公安部门处置一起刑事案件不满，放火焚烧了该县县委县政府大楼和公安局大楼，令世人震惊。

国人绝大部分是7月1日新闻解禁后才得知此事的。媒介第一次通报此事采用的是源自地方的新闻通稿（当然应经更高层的新闻控制部门认可），曰之“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县政府”事件，直至今日才有稍许详实的报道，但对此事件的定性仍然是“瓮安打砸烧事件”。这不禁给人如下疑问：

1、纵观世界，除了动荡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敢打砸抢烧政府，哪有不法分子把暴力手段直指政府的？岂不是引火烧身，为日后所不能为？如果短短3天时间就能判断该事件的参与者为“不法歹徒”、“黑恶势力”，那么为什么平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如果说整个事件的参与者是“为黑恶势力所利用”，那么黑恶势力是怎么利用的，发钱还是许以重赏？显然因一个事不关已的少女之死，黑恶势力不可能兴师动众、不惜血本的，黑恶势力追求的无非也是政府、经济和社会利益，敢打砸抢政府不如打砸抢银行了！冠以“黑恶势力作祟”，被愚弄的只能是无一人敢立于政府门前、“黑恶势力”面前的政府机构。

2、该事件从起因至暴力升级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为什么有关部门特别是地方两级政府未能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一般的企业都知道出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要研究起因、分析后果、防范扩大、应急处置、有效控制，对待正在发生、不断升级的群众事件，政府怎么畏首畏尾、毫无意识？现在的地方政府真的如龙永图所说：“面对刁民硬不起腰板”，由“最会做群众工作”沦为“最不会最怕做群众工作”的政府？

3、事件从刚发生（仅有300人游行时）时，新闻就得到了“全面封锁”，不论是近事件咫尺的参与者、旁观者，还是远在事件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事件真相，于是麻木随从者不断，非议政府的群众也在不断增加，这与事有无补、有害无益，难道政府人员一点“堵不如疏”的公关意识也没有？如果事件的起因真是一起简单的“少女溺水案件”，为什么不能利用控制于自己股掌的宣传工具，在事先就采取舆论疏导，而是越发积发群众的不满，让一大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众也参与进来？如此重要的新闻事件，本身如无政府的阴暗面，为什么有3天的网络空白，又是谁愚蠢地下达“新闻网络屏蔽令”的？

拔开现象看本质，通过上述的疑问，我们可以断定这起事件是典型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暴力事件：无关群众受少女家长等少数人的单面说词影响，并受到个别煽风闹事的群众的影响，在政府处置不及时不果敢、公安部门接待处置不周全的情况下，因长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交织，迸发出来的暴力冲突事件。将这件事件定性成其它性质，皆可认为是文人在官员面前卖弄闪烁之辞，官员在群众面前搪塞难言之责。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昨日的通报会上承认：“一些社会矛盾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这话是倒是很中肯的。

笔者认为“给该事件正确定性非常重要”，并非想剖示事件本身，查探某人某部门之责，而是想通过政府和群众两方面，说明在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前，官民应有怎样的认识。政府对待非直接利益冲突不注重平时的自身作风建设、临战不积极迎战，而采取新闻堵截、秋后算帐的办法，显然不利于化解矛盾，对事件本身定性不明，一贯只以“打抢砸烧”论之更是错误的，定性正确才能真正汲取到事件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日后工作上加以防范，真正做到让人民满意，而不论其性质如何一律以“刑事口吻”处置，是不仁道的行为，只会加重群众怨言，对“瓮安事件”正确定性，也许有利于个别官员加强这方面的思想认识。

参加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一点在人民群众意识中很浅薄，造成的原因就是有些政府的作风，因此对“瓮安事件”正确定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教育群众。畏民多不畏民少，民少得不到解决，民多就避而不理，最终最使得“刁民论”很有市场，而事实上和谐在于点点滴滴，人民群众的小事都是大事，这绝非大道理，而是被事实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因此，政府的作风缺点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始作俑者。

过分无度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从而引发暴力事件，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这其实是意识清晰的人民群众所不愿看到的，道理很简单：社会不安，治安动荡，最终倒霉的是谁，相信读者皆有统一的答案：个别成功利用群众者和无业流民。真正的人民群众都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因此，奉劝大家把政治热情更多地投入到“网络自由民主平等”诉求上来，别参加暴力抗争事件，从而沦为“黑恶势力”的范畴。

其意并非指向“世界上最可敬的人民子第兵”，而是想说一下：新闻报道虽要讲究人性化，情感化，但在报道的中国军队，在救灾救命危急关头，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人民解放军空降救灾属于“冒死行动”，是否已经不严肃到了“影响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战斗力”的地步了。如果和平年代空降救灾是“冒死”，那么真的打起仗来岂不是“送死”？（主要指中国腾讯网14日的一则文章）

总理昨天十点多，知道特种部队15军计划空降汶川时，对指战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句话说得再好、再准确不过了：人民军队怎么能在灾情火线面前提个“死”字？他们虽然也是父母的子女，但当前是灾难如敌，就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要说是在“地震、山地、暴雨、通讯中断，但关键处于和平年代”状况下完成空降任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应义不容辞，这是宪法、军纪和纳税人的重托。总理的话应该还有一层含义，本人不敢断言，可读者自读。

再说，地震与实战相比毕竟局势不一样，环境再复杂，困难再多，也不至于血光火海，导弹横飞，部队从军力、训练、装备、素养上足以能战胜，而把救灾空降30小时内都赶不到现场的原因归集为太冒险，实在说不通，除非真的打起仗来的确不怎么样。这实在令人不敢想象。

当然我相信这只是新闻界措词不当，人民军队绝不会是畏首畏尾、反应缓慢的鼠辈，“冒死救灾”的赞许绝不是他们刻意索要的。

 普京的这种威望从何而来？老百姓的热情又是从何而来？我有意将俄罗斯与中国的最近8年作了一个比较，并没有发现俄罗斯的政绩高于我国。俄罗斯这几年打造铁腕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许多地方首长都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相违背，备受国际争议。虽然普京从前任接手时面对的是动荡的政局、衰退的经济，强化中央权威有助于恢复经济和稳定，但俄罗斯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如中国，该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不超过7%，远远低于中国的10%，虽然进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但即便坐拥了“能源经济”的优势，贫困也没有彻底消除。俄罗斯的物价还是高居世界前列，许多俄罗斯人只能进中国人开的小商品市场买东西，而却步于超级市场门前。在军事、外交领域，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并不亚于中国，在传统优势项目中创造的成就，也不如中国，在此不必一一枚举。即使是最令国人憎恨的腐败问题，俄罗斯也曾在2005年的“世界清廉国家排名”中，位列第126名。

但是，我们实身处地的想想，普京在中国我们会给他如此厚爱吗？看看中国人毫无建树的政治见解，纷繁复杂的政治评价，即使不用演练（也不可能演练），这就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在这样无序的政治见解前面，谁能保证国家经济的改革能如同俄罗俄一样，有民主政治进程作稳定的担保？

俄罗斯的这次总统选举，事情并不关乎中国，但却给我们上了一堂“民主的课程”。“民主”本身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课题，如果俄罗斯人民的政治见解和评价如同中国一样无序，普京就无法确保他的继任者会延续他走的道路，那么只要他同意，俄罗斯人公民公决修改宪法，为普京超任期连任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用西方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民主逆流”，但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看，他们只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作比较，并很快给出相对统一的政治主张。

梅德韦杰夫在选举前的讲话中，曾明确说明自己的施政纲领将是“普京计划”的延续，就凭这句话，俄罗斯人就选择了他，这也许是民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

（有关执政者如何引导全体选民树立相对统一的政治氛围，本文不想作评述）

中国的农民像赵本山塑造的“黑土”傻冒形象的已不占多数，更何况到改革开放最前沿打工的，应该算是农民中有经济头脑的、素质较高的农民群体吧，怎能连投保的好处也认不清呢？于是有人查找出了原因：这些农民工在投保后都面临“无法转保”的问题。根据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险普遍都设置了最低缴费年限（一般为15年），而且费率高（一般单位和个人缴费比为17：11，明显高于公务员和城镇职工的社保体系），由于种种原因，一旦他们转移工作地方或者回乡，参保的资金无法转移。这对于流动频繁的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实际是做了“一走就非退不可”的强制规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15%、 医疗保险参保率仅10%”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种原因”上。应该说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公有、个人帐户资金合二为一的“专有账户”并非难事，也不存在任何技术难题，而且一旦建立了这种帐户就可流动。但是不同的社保统筹单位总是以“政策没有统一、互通很难”为由，将“建立农民工专有账户”拒之于千里之外。

既然参加无法实现保障的社保已毫无意义，农民工即使损失企业为他们交纳的公有共济基金（约占三成），也会去退保，退保自然会形成潮涌。但人走了，地方企事业单位交纳的钱却留下来了，而不是“实现可流动”后人走了，当地的钱也带走了，这一退退出了各地方统筹单位的经济利益了。

于是各地方对农民工的退保一般听之任之，并未切实采取措施和办法，久之对于“如何普及农民工的参保率”也就不感兴趣了。这才是出现“退保潮”的原因。  

17日广州市政协郭副主席炮轰铁道部，倒是让人耳目一新：终于有人敢站出来讲话了！我们不争论铁道部作为一个群体，和郭副主席作为一个个体（很遗憾，传广州市市长也曾要求铁道部要“加强与地方沟通”，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义正辞严”地反驳郭副主席的指责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发表了关于“指责铁道部不代表市委市政府的态度”的声明，因此郭副主席只能是个体），他们孰是孰非，但凭他们的态度的反差就能看出来：运输部门现在好牛，简直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因此，全社会必须要站出来摆正一个事实：抗雪灾后难道不应该要总结经验教训吗？说即便指责别人的人说错了又能怎么样，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我们的工作以后会更好，让中国在以后面临大灾大难时，将损失降低到最低，将社会建立的更和谐？铁道部一听指责就火冒三丈，说“惊讶、难理解”，还历数自己在抗灾中的“重大贡献”，这是什么态度？这算是态度吗？

雪灾期间广州滞留了350万务工人员无数回家，他们等候最长的人等了12天后才上了火车，面对这样的事实，你铁道部就算有千万条理由，也应带着抱歉的心态面对老百姓的指责，更何况是面对“政协副主席”的指责，他是政协领导，理论上可以代表民意啊。有人说了：天灾人祸，铁道部担何责任？那么，大小干部引咎辞职、公开道歉又有多少不是因为天灾人祸？

即便是天灾人祸，铁道部难道真象新闻发言人那样一点责任没有，反而成了“占世界6%的铁路运输完成25%的运力”、“公路、航空都中断，唯我铁老大撑着2008年中国春运”的“救星”和“功臣”了吗？为什么京广电气化铁路南线段的电力设备如此脆弱？发生断电事故后可不可以采取“联运”措施？为什么铁路服务人员与乘客在紧急时期还争吵不断？广州站怎么会出现了乘客遭踩踏至死的事件？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应对以后的春运、以后的暴风雪，这些，铁道部能标榜功劳、一推了之吗？

当然，汲取抗击暴风雪的经验教训绝非铁道部一家。交管、运管、部队、地方政府等等部门都应站出来，主动进行检讨和探讨：我们在今后抗击类似灾害性天气的战斗中，应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包括公布信息过于笼统、滞后的国家交通部。我们发现雪灾会对春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对电煤运输、燃油供应造成严重的影响是何等的滞后，我们的交管部门在雪还没有怎么下时，就关闭了许多的高速，造成雪前交通就拥堵，而后来发现不能关闭，任凭雪怎么下还让汽车上高速，险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物价部门、商务监管部门对春运期间的街头物价的管理近乎“真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扫雪的发动力度远不如十年前，部队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寻求参与抢灾运输，只是参与了扫雪保路，这些不得不让我们警醒和反思。假如我们在今后春运中、一旦发生战事时遇到更严重的灾害天气，我们怎能在2008年春运中汲取教训，得到提高？

但有一条：面对外界的批评，不论对错，我认为都不应该象铁道部那样！就凭这态度，我支持郭副主席要求铁道部的领导承担一定的责任。雪灾前后我们没有在新闻媒体上看过他们的身影，看到的却是国家领导人飞赴各地指导抗灾；雪灾之后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的正确态度，而是同样“在家坐阵指挥”，教新闻发言人如何驳斥外界的指责，这算是国家运输老大机关、窗口形象单位、事关人民正常生活的指挥中枢应有的形象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五十年一遇的雪灾发生之后，我们怨天无用，倒是可以怨怨我们的部队反应过慢。大雪灾发生初始是元月10日华南出现极端天气，元月24日雪灾全面暴发，30万部队全面参与抗灾则是于1月30日胡总书记发出号召后，这期间路面结冰降雪几乎有5天没人过问，偶有兵力参与抗灾，也只是在火车站、铁路沿线做保障工作，兵力不足不说，也不是在抗灾、护路、保畅通的第一线。道路市场化运作多年、年年春运虽紧张但有序，降低了有关部门的警惕性，导致没有军队参加的“义务救灾”和“花钱救灾”行动动作慢、成效低，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高速公路被迫提早关闭，才最终发生京珠线瘫痪、京广京九线断电事故后，全国道路、航运、铁运全线告急。

我们知道中国的军队是人民最基本、最有力的保障，军队参与的救灾成效才能明显，这在“九八年洪水”事件中已经得到教训和检验。事已至此，所幸部队已全面参与全国范围内的救灾行动，30万陆军武警部队已战斗到一线，雪灾虽已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时下正值春运高峰时段，统计经济损失眼下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力所能及地让那些望眼欲穿的人们，离开外地回到眷里探亲。据悉，现在的广东各市县火车站火车票只能推迟数天上车，飞机票更是千金难求，而且中国南方公路大动脉——京珠高速公路上还有上万辆车积压在路上，有些车已面临无油无粮的局面，这对在外打工、在外工作的人心里的压力是多大？难道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政府一点力所能及的办法也想不到？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军用机最多的国家，加上非战斗用机有近万架，其中空军和陆军的运输直升机有近千架，除去在执行任务的作战飞机2500架，为什么不能临时动用一部分执勤、演练的飞机用来运输返乡人员呢？另外，这么多年来，中国能用于“非正常运输状态”的空中运输工具难道没有编制临时应急预案？比如“转程运输”或者空中运输力量的“临时调集”？铁路运输的临时“避重就轻式”中转运输方案等等，如果一直照现有运输条件维持，现在的局面何时能缓慢？今后会不会发生了？如果发生了战事，情况不是更遭？！这些都需要我们来考虑！

此外，广州市委书记昨天要求各单位提倡员工年后带薪休假，笔者认为：在运输能力很薄弱、运输数量庞大的中国，这种制度应该以更强有力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才是避免和平年代运输业屡屡超负荷运作的根本方法，也是运作经济杠杆“堵不如疏”的有效方法。

正值春运高峰的这场大雪灾，让多少人无法返乡过年。中国如不抓紧建立交通运输临时应急预案，建立陆海联运、异地联运、空中军事力量联运等等的应急方案，恐怕今后类似事件还有发生，因为谁也难保2009年及以后不下大雪，谁也难保不会发生战事。一场大雪不知道能否提高中国运输的应急能力。

这是自“非典”时期以来，中央第一次出台“价格干预措施”。不难看出“措施”中的许多做法，与“非典”时期的物价干预办法一脉相承：划定商品范围，将过去针对普通商品的“备案制”物价管理，上升到像水、电、气等特殊商品的管理档次，实施“政府指导价”。但要知道，“非典”时期的物价问题与当前的物价问题绝非一样，这样的办法很难再起到“药到病除”的功效。

“非典”时期的物价问题集中在生活必需品、食品、消毒品、药品等上，操控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没有必然性，而当前的物价问题却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不是偶然间发生的，带有根源性、普遍性和剧烈性，是经济市场化的结果。一纸禁令如能控制得住严峻的物价问题，那么我们搞的就不是市场经济。

2007年的物价问题是前年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后的后续反应，老百姓在“涨”声一片中度过了2006年，这一年水、电、气、煤在国家发改委（有人戏称是“国家发财委”）以“国际接轨”的名义“调高”后，生产资料价格再度升高，粮油的价格也一路直冲而上。钢材、建材、有色金属、煤油电价格涨了不少，服务项目价格也在悄悄涨，农副产品价格也跟着涨……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行业的主要物价指数都正“蠢蠢欲动”。加工制造业、包装业几年前就有全行业“整齐划一”的呼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使他们利润十分低下，自己的产品也要涨价已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现今物价问题，非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原因所在。

近几年来，国家物价管理者们一直有一个认识，认为社会经济近十年来一直处在“低物价”运行环境中，认为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出现物价上扬是正常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近节日就以“红头文件”这种非市场经济的方式强压物价，到头来，物价问题越积越深，已非涨工资、涨退休金所能承受。而事实上想以一再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式，反作用于物价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许多的行政文件都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出台惠民政策、减少企业的负担，价格只会一路上扬。

只要以原油、电、水、气、有色金属、钢铁、化肥、水泥为代表的上游产品涨价；只要继续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垄断行业利益；只要暴利行业仍然充斥着全社会，物价部门的管理职能继续缺失；只要社会乱收费现象继续存在，接受社会服务的成本继续增长，涨价绝非一纸文件所能解决，它只能是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

试问：超市的牛奶涨价了，物价能追究谁的责任：超市的责任？超市会往奶厂身上推；奶厂的责任？奶厂会往牛奶农场推；农场的责任？农场会往饲料厂、养牛农户、水电公司身上推，你能追究到谁的责任啊，到头来只会推到近几年来国家发改委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来。

　　病急一方面会乱投医，另一方面也会迫使医生加重剂量。广东省人大代表朱某日前在参加两省时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当物价显著上涨时可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便于计划经济手段与市场经济互相补充。笔者认为这倒是一个好政策。既然物价是一个连锁反应，只能由市场来慢慢化解矛盾，国家的干预在于政策引导和调控，对那些无法面对高水位物价的低收入群体，以票证的方式给予实际性补偿，这不失为一个好计策，而且会实质性帮助那些最困难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稳定职业和产业，物价在高水位时，他们只能受其害，而无半点益处，与其出台收效不会很明显的文件，不如实行票证供给制度，给最需要的人以最有力的帮助，然后通过市场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绝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的双重作用，慢慢稳定住物价。美国出现物价飞涨时，也曾使用过这个政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购物袋已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今后将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该《通知》再次将绿色环保的“宝”押在了“收费”上。难道塑料袋标上价就“绿色环保”了？我们到底是想引导一个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还是想引导一个“可以花钱买污染”的消费理念？从《通知》的字面上看有些扑“塑”迷离。

不能说“加大污染的成本”不是治理污染、引导绿色环保的好方法，但引导绿色环保绝不是简直地提高价格就能解决的。拿塑料袋而言，过去超市等商品零售场所是免费提供的，现在明码标价，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这部分收费并没有额外成本，可以不可以考虑将收取的这部分费用用于治理“白色污染”、奖励用自备环保篮、框购物者呢，或者用于环保新产品开发，鼓励绿色环保自愿者宣传服务呢？这样不是更利于引导一个绿色环保的社会吗？面对存在的问题，只知简单地提高价格，是不是过于简单过于粗暴？

西方国家一直十分注重绿色环保，他们的人民爱环保，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的水价高、电价高、塑料袋价高，因为他们的国家早就按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立法先行，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奖励促进绿色环保”，政府不光在废物收费、生态税上严惩污染、扩大责任、毫不留情，而且在废物处理产业化、环保税收优惠、“绿色补贴”、鼓励宣传等上，早已建立了一套奖励循环经济的机制。可惜，我们的环保政策，现在还停留在“花钱可以不环保、环保却得不到钱”的原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