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关系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本文仅关注夫妻之间的民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具备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相互享有的财产与人身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关系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体的异性自然人因一定的法律行为（婚姻缔约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关系的总和。属于民法中亲属法的调整范围。亲属法为私法。亲属法之内容，关于一般私人间之身份生活，故为私法，但就特殊事项含有法院干预之公法的规定，然并不因此而失其本来之私法的性质。[1]

二 私法自治在夫妻关系中的体现

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民法的主要特征及规范意义在于私法自治，即个人得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 所谓私法自治，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原则系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之上，排除了当时封建身份关系及各种法律对个人的束缚，对于维护个人自由与尊严，促进社会发展，文化进步，贡献至巨。私法自治原则适用于一切私法关系，婚姻或家庭亦受其规律。[3]法律行为是实践私法自治的手段。夫妻关系从其产生（结婚）到终结（离婚），大多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规律。如婚姻自由应是合法婚姻的首要条件，我《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保障婚姻自由即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自愿离婚及协议离婚亦同。 在财产关系上虽有法定财产制的推定，但此种规定系任意规定，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得约定排除其适用，约定财产制即其适例。

三 国家强制在夫妻关系中的体现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不具有绝对意义，而是相对的。 因而私法自治原则亦非毫无限制，为维护公共利益及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法律得限制之。表现在民法上若干基本原则对法律行为效力的限制。如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者无效，法律行为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在此种意义上史尚宽认为亲属法为强行法。[4] 夫妻关系涉及社会的传统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念，多设有强行规定，如我国婚姻法反对同性恋婚姻，规定可以缔结合法婚姻关系必须异性男女。因为我国自古就颇不接受同性恋行为，视之为一种病态行为。虽社会已进步很多，亦有相关人士呼吁不得歧视同性恋者，但作为我们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婚姻法从我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规定同性婚无效。再者婚姻关系事关社会稳定，为保护婚姻关系法律亦多设有保障制度。如今经济发展，人民思想开放，第三者破坏婚姻关系亦颇为常见，为保护日趋脆弱的夫妻关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6条规定，因奸经判决离婚或受刑之宣告者，不得与相奸者结婚。第993条规定前配偶对于违反上开禁止规定之结婚，得向法院请求撤销，旨在维护善良风俗。再有1980年台上字第2505号判决：“以相奸行为作为契约之表的，系以金钱之给付，维持不正常之关系，系违背善良风俗。”另有1976年台上字第2436号判例可查。[5]

结论：

    夫妻间的关系属于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虽因婚姻家庭关系事关社会公益及传统道德及社会稳定，但终究不能否定其作为私法的一部分之地位。因而民法最基本的私法自治原则原则上有适用余地。但为兼顾其他法益及公益，得以概括性条款限制私法自治的适用，以求夫妻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