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云/文

Joanie madden 有一首曲子叫《黑玫瑰》，我安安静静地把她听了一便又一便，然后安安静静地爱上了一个叫做龙珂予的女孩儿。听轻音乐是应该闭上眼、半躺在沙发里、最好是还有一点午后的阳光的，一切都沉静着，逍遥着，安静的午后，或许有一点云，风把树叶吹地幽怨，幽怨而又缠绵。

她哪来得这么大的力量，叫我们这些都市里忙碌惯了的过客们停住匆匆的脚步？或许生命真的是这个样子，忙碌之后是平静、是一汪秋水，是这样的轻音乐，好奢侈的轻音乐，叫我们这些游移着的孩子们，猛得住足，也落泪……

她的曲子是这么的撕痛我们的心肺，仿佛安静的湖面经不起半个小石子的波澜。这个世界应该是水做的，是流淌的，如这个曲子，也如推荐这个曲子的女孩儿。空灵的艺术，突然遇到空灵的城市漂泊者，她也变得飘泊，变的如云雾、晚霞、还有山间那最后一抹的暖色。我们在询问，在追溯，在苛求，在寄寓，在漂泊中长大，哦，原来我们真的长大了！不是吗？我们害怕漂泊……匆匆的过客，大抵是听不到这样的曲子的，因为他的前面是坟墓，是黑暗，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哪来的曲子，叫我们哭泣，叫我们生活，人的世界，空灵的人的世界吗？花谢了还会有花的飞，红消了还会有香地再来，燕子，那雨后屋檐下回巢的燕子，她在秋天也去了南方，而她也会有再回来的春天，可我们呢，我们这群孤寂的孩子？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吟诵这句词的人到哪去了？他说他也随着花瓣飞到了天的尽头，天的尽头，天的尽头是一剖黄土，没有别的，我们也并不渴望有别的。

多么的安静，下午，空着肚子，喝一大口浓茶，翠绿的茶叶儿就粘在了有小碎花的白瓷碗上，而你听着这样的音乐，想着这样的女孩儿，那浓茶在你的胃里化做秋水，那女孩儿在你的眼中化做相思泪。或许会想到杜鹃，想到夜莺，想到英国的乡间小路，想到法国那一大片紫色的熏衣草，应该有几只蜜蜂，几只一如我们在龙泉山芍药花上见到的那样的蜜蜂……哈哈，刹那，永恒——永恒，刹那……

刹那的是，我们不也就是这莽莽大地上的过客嘛！生来的时候的，我们会哭，死的时候，会有人哭我们，可除了哭泣，大家到底还做了什么？想到这里，贾宝玉披着猩红的袍子，走进了那白茫茫的雪地里，白茫茫的一片呀，真个落得干净！

永恒的是，我们并不是这莽莽大地上孤独的过客！牵，牵，牵一个人的手，跟她走了一辈子，听了一辈子这首叫做《黑玫瑰》的音乐，她还是喜欢听，无论在哪，也无论何时，你们陶醉，你们不知今是何世，更无论——魏晋！

这又将是怎样的曲子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姑且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的爱人，龙珂予。

——兼论司马南现象一二

马庆云/文

物理学上有一个很有重要的现象，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甲物体作用于乙物体多大的力，乙物体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出现。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专制的力量有多大，她的民主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大。针对中国非民主一面的作用力，当然会出现与之相抗衡的民主的力量。中国媒体的民主力量集中地很有意思，南是《南方周末》，北是《博客中国》，大有南慕容、北乔峰的境界。这两大“民主”阵地在中国的出现并红火，正源于中国民主进程中尚存的巨大的非民主的一面的作用力。这样看来，《南方周末》抛出普世价值观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博客中国》连续地做那么多的司马南与南方报业的相互交割的版块也是有其出发点的了。

当然，“普世价值观”的力量有多大，它的反作用力也就有多大，司马南兄弟的出现，我看不能说是反民主力量的再现，而是“普世价值观”的反作用力的出现。司马南兄弟大概也是不反对民主的，并不如某些心急火燎的“民主人士”所说的那样，他一味地反对民主，支持专制，保护现有体制，维护现有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司马南反对的是以一种民主的形式形成一种“要实现民主”的新的话语霸权。大概是这个样子。最近一直读大家关于这方面的文字，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当然，普世价值观是否就是民主观念本来就值得怀疑，把它们俩等同起来更是不明智的，与概念偷换的。

在充分肯定民主的基础上，我们不妨来看看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知识分子界引发的新现象，它们也是值得研究与注意的。在司马南的作用力的前提下，马上出现了博客中国里众多的打压司马南的反作用力，整个篇幅地说着民主的好处，司马南的坏处与别有用心，甚至许多“讨论”已经超出了普世价值是不是等于民主的范畴，转而搞起扣帽子拍板砖的把戏。这种一边倒的力量本来就是可怕的力量。民主的“美好前景”让我们再次的躁热起来，冲动着，暴力着，不理智着，我们惟恐谁不叫我们实现民主，惟恐有人出来说些其它的话。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编辑说我们的报纸同样欢迎与抗日题材无关的作品马上遭到攻击，这与今天的司马南现象很是相同。

我们把民主想得过于美好，也过于简单，甚至到了不愿意再多动动脑子的程度。民主是否应该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已经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考虑的范畴，我们在急于求成面前把我们天生的怀疑精神抛弃了。民主不应该被怀疑，在我们的脑子里一直是这样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下去，最终还是跟着西方社会的尾巴走，人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人家在民主的道路上不走了，我们也乐呵呵起来，认为社会极乐了。抛弃了怀疑精神的我们，很难在民主之后甚至实现民主上做太大的贡献。

当民主成为一种呼声、思想与运动时，我们如果不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完成她，民主则很容易成为新一轮的不民主。当我们拿着民主的大旗打压异己时，民主已经成为下一个话语霸权。

作为中国的民主阵地性报纸，我们对《南方周末》有着不加思考的爱与关怀，我们对她抛出的普世价值观有着深信不疑的态度，但也许正是这种态度，有时候叫我们犯比专制更可恶的错误。

鲁迅先生当年骂一个异己是不拿资本家钱的走狗，他果真被人们当成了走狗几十年，可几十年后他怎样？国人又重新发现他的价值，翻印他的书，讲起他的学问来。在话语霸权面前，我们是否应该警惕下一个专制的力量？现在我们做了鲁迅先生，骂司马南是既得利益者的走狗，或许几十年后才发现他提出了一个我们都忽视的问题，那时是不是有些晚了呢？

在承认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以民主的名义胡乱词语搭配的行为，我们保持着怀疑精神，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我们应该以民主的精神对所有意见报以宽容。

如果任何一个组织基本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其他所有方式都是可耻的、被诅咒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它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措施。房龙在他的《宽容》中如是说。民主虽好，但也不要贪杯！

马庆云/文

我写这样的文字，肯定又会刺痛某些吃肉者的神经，他们对这样的东西往往过于高度神经质，一小点的指责都会把他们的神经末梢的灵敏度推到极点，也肯定又会有惶惶的某类东西的报告，惶惶的某类东西的叫嚣。一如石家庄的某所高校，连一点对她的支援教育的批评意见都听不得的一样。石家庄的学习氛围不浓厚，石家庄的文化氛围不浓厚，石家庄的商业氛围不浓厚，石家庄的环保氛围不浓厚，可偏偏一到这官僚氛围中它便浓厚起来，洋洋得意的样子了。

当然，我这里的官僚化，并不仅仅指那些从事政府工作的人员身上所携带的东西，而同时包括所有人，所有有一点哪怕是有一丁点权利的人。我说石家庄的官僚氛围浓厚，是有据可考的，不信，你去某高校的图书馆看看，一个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都能够对学生耀武扬威，而就是这些耀武扬威的人人，在比他们仅仅略大一级的人面前就像哈巴狗一般了。可鄙的官僚化氛围，已经快把石家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磨平了，难怪我们有些作家一动笔就是歌功颂德，韩寒说某些人看着文件写作品大抵是有道理的。文件看没没看不可知道，可出来的作品确实是十七年时期的样板文字了。他们首先是可怜的，然后才是可耻的！

石家庄到底有多么的官僚化，我们不妨从一个侧面来看一看。判过河北高考作文卷的老师们大概都知道河北省为什么很少甚至不出满分作文，是某些“高层”害怕出现满分作文而太惹眼，被众人关注，害怕别人批评他们没有水平，这样的作文也给满分。他们是没有魄力的一群，是石家庄的官僚化造成的他们如此这般。高度的官僚化让许多人丧失自我，只能在高压的环境中打转转儿，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直言什么叫做真理——这是官僚体制下最常见的明哲保身！是否还记得06年的那次高考作文阅卷“事情”，那么多阅卷老师，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可鄙的官僚体制，可鄙的官僚化。

河北省各处特别是石家庄为什么形成了这么浓厚的官僚化氛围？我看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

一，河北自古是京畿之地，养成了大事小情都要向北京政府中央政府汇报的好习惯。有个玩笑说得精湛。长江七号被广州人发现了，首先研究它怎么吃，被香港人发现了，首先研究它怎么炒作，被上海人发现了，首先研究它怎么出口，被石家庄人发现了，首先是向有关部门汇报，有关部门上报市委政府，市委政府上报省政府，省政府马上开车去北京汇报党中央。近水楼台先得月。自主意识的逐步退化，则必然造成官僚程度的逐步强化！

二，河北省会石家庄浓厚的山城意识。沿海城市大多是开放的，与商业化的，开放与商业化可以淡化政治。而石家庄不同，她从一定意义上讲还是山城，还是一个太行山边上正在长大的城市，我们不能不考虑她的地缘因素。

三，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对教育、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力度不足，民众心态的保守与安分自保等等诸多因素的重叠出现。

四，对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长期打击与摧残，各种生活层面上畅所欲言的严格限制，对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与网络媒体的过分监视与控制。三鹿事件中河北媒体的集体性沉默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

石家庄人的心态中一方面抵触政治与官僚化，一方面又畏惧政治与官僚化，甚至时不时的充当官僚化的帮凶。要把官僚化的迷雾打散，需要一些具有冲击力的事件发生！

我想，石家庄副市长与一把手书记的先后外力性离职，对石家庄这个高度官僚化的城市的冲击力应该不小！大家最起码能够在一个李真之后尽量不在为李真这样的人成长创造社会条件了。一个副市长的离开，或许没有什么，但一个党委一把手的离开则是在全国开了先例，问责到书记，或许叫所有的一把手当不寒自栗了。你个局长一把手怎么办？你个校长一把手怎么办？你个院长一把手怎么办？你个图书馆长一把手怎么办？这是石家庄人都在考虑的。如果说一把手的离开有跨时代的意义，那我们不妨用辛亥革命来比拟。

石家庄，但又不仅仅是石家庄，能否在三鹿问责中长大，我们这个市乃至这个省这个民族能否在这样的问责中抛弃可鄙的官僚化作风？知识分子不妨重新拿起你早已扔掉的批判精神来拭目以待！

马庆云/文

中国的文人大抵是这样，学得几个文字便得意起来，觉得自己不同于那些引车卖桨之辈，但经济上又实脱不了此辈们的抚养，他们每每想到此处就默默地自卑起来，怀才不遇啦，望宣阕何年啦，画眉毛深浅、入不入时俗啦！有趣的是，这些文人往往找到去问眉毛深浅的地方，也每每给那些告诉他们眉毛怎么画漂亮的人当起狗来。这样的文人与狗是不同的，暂时坐稳了狗位的狗大概不会发展下面的跟班随从，而文人则有其智慧与区别于动物的一面，没看到奴才的后面还有狗腿子了嘛！真正把奴才的位置坐得安稳的奴才们，大抵知道文人的称号是用来做甚的，于是它们团结，它们用人民的名义来豢养自己。后来，它们俨然成了人民的主人，要做起父亲来了。

父亲大多是不好当的，尤其是那种没有血缘关系而又无社会道德认可的要给人当父亲的人。但透过千难万险，披荆斩棘，终于用假设的方式当起父亲来得文人们，突然发现他们要给人家当父亲的原始初衷竟然无法达到，不免要坐下来好好地沉思沉思，然后喝一杯茶，拜拜老祖宗，请出几位文坛的高人来，呵斥一下那个名义上的小儿子——你丫假设做了当家人，就要异爨改造，就要解散宗族牌坊下的各大门户，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文人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尤其是那些吃着黄粮、穿着黄马褂的文化名流们，他们儒雅的很呢！你丫假设，那我就在你假设的基础上做你爸爸，弄死你算了！这批人大抵有做爸爸的癖好。魏忠贤不也俨然做起爸爸来了嘛，太监都能做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能？

被精神阉割的不完全的中国文人，有着浓烈的太监一样的自卑心态下的过分变态心理，一直给掌握画眉大权的人当孙子了，当然要做一做爸爸，尝试一下做爸爸的光彩，好在不知情者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生殖功能，而实际上被阉割的中国文人一代，还能做出什么完整的东西来呢？如果作品之于文人，正是父与子的关系，那么这批被精神阉割的一代，正是要乐忠于做人爸爸的一代了——古代的太监不就喜欢认几个干儿子嘛！自己生不出来，认几个却是好的，来得方便自在。若不是阉割心理在作祟，给人家当起爸爸来做什么呢？只有自己的鸟勾不出笔墨来才怕人说，怕人提，怕人搞批评，赖疮疤的阿Q总比这样的阉割文人来得实际。老阿被说头顶疮的时候，大多会揪着敌手的辫子的；阉割文人来得儒雅，他们不揪辫子，却做起父亲来了，父亲大概是可以掐死儿子的吧！

有一种不入流的文人竟连做别人爸爸的胆量也没有的。

“一个轻浮到这种程度的人，肯定连他的父母亲想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他的父母健在不健在，健康不健康我不了解，正因为我不了解，我不会说他的父母自在哪种生活状态。”

不敢做人家爸爸的阉割者们，开始关怀起人家的父亲母亲来，健在不健在成为他们下一步行动的指南针，大抵是这个样子。这一样的文人，又不如前一种来得明了豪放，不免落入卑劣恶毒之属类，枉做了几十年的文人，往唱了一辈子的凯歌。

要做爸爸，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鲁迅先生怎么说做爸爸的？

做一个好爸爸，是要记得自己年轻时的想法的，鲁迅说上了年纪的要时常看一下自己年轻时的日记，记得自己的理想，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年轻人，帮助他们，乃至不迫害他们。而今却总有几个文人一样的人乐忠于做起别人的爸爸来，可他们要做爸爸，要关心别人的亲生父母的真实意图却是打压，却是迫害，这样的爸爸，是否可笑，是否叫我们想起点其它的什么心理？

做爸爸的前提是要给孩子们立一个好榜样，起一个好带头作用，是要好好审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连给谁做起孙子来都不知道的人，是没有资格当好爸爸的。

当孩子们问起“爸爸”的爷爷是谁时，那些习惯了当孙子的文人到底怎么回答呢？猛得想起那首词《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大地震的悲痛中时，到是谁装了一回孙子，替鬼言志了？

这样看来，爸爸是不好当的，只有精神阉割的文人才会乐于做别人的爸爸，他们也许只有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太监心理了吧。给人做了爸爸，那不妨想想给谁做了孙子！意识到做了孙子的，不妨想想被阉割了什么？

这样一来，爸爸大概是不敢再做的了，天下起不是太平了……

在国家免检面前我们是否应该慎重考虑

马庆云/整理

奥运焰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让金牌第一的骄傲颜面扫尽的丑闻就扑面而来——三鹿奶粉中监测出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并且这次受害的也不是美国的阿猫阿狗，而是数万名婴儿，绝大多数都在农村。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可以做出判断，三鹿集团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知晓有毒奶粉在市场上销售了；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三鹿选择的是“公关”封杀当事人和媒体报道，让毒奶粉消化在婴儿的胃肠中。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四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

在此事件中，三鹿奶粉也名列其中，并且甘肃、南宁、海南、广州等地工商或质检部门也纷纷发现三鹿牌不合格奶粉。
但没有多久，各地执法部门都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来的通知，结果是地方当局全部发还查扣的奶粉，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就此向三鹿集团“道歉”，同时三鹿集团被国家质检总局列为质检保障体系完善企业名单首位。
两次事故，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次纸里终于没有能够包住火。

为什么质量事故频发而畅通无阻？值得注意的是，三鹿不是个体户，不是街边的流动小贩，而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产品是经过“1100道检测”“2000万妈妈选择”的国家免检产品。

免检意味着什么？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凡获取了免检证书的产品在免检有效期内，国家、省、市、县各级z府部门以及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也就是说，只要取得了这个证书，无论其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各地质检工商部门均没有权利对其进行监督检查。

所以说，获取免检证书就如同产品披上了黄马甲，一般人是动不得的。

我们要问，为什么市场竞争还需要免检制度？根据官方说辞，免检制度是为了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扶优扶强，引导消费而设立的。规定“对质量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执行的产品标准达到或者严于国家标准要求，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监督检查均为合格，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在本行业排名前列等条件的产品授予免检资格。”

文字上看可谓冠冕堂皇，但是分析免检政策的出台背景，含义则另有不同。2000年3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之文件精神，制定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在政策出台之前，商品的质量安全由各地区的质检部门和工商部门负责。但是，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区对外来产品实施“质检”封杀，有地方的质检局局长甚至放言“只要让我查，就没有查不出来的问题！”某些国内知名品牌在各地区频频遭遇质量门。对于这种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权利割据，企业纷纷向主管部门投诉。也正是这种为了扶优扶强、打破地方利益保护和行业垄断的手段，中央出台了“免检”政策。换句话说，也是中央对地方权利的剥夺。

应该说，免检制度推出之初确实解决了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也愈来愈远离设计当初的本意。

一方面，企业认识到免检这一金字招牌的含金量，千方百计想挤进免检名录，手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地方z府和地方企业出于利益一致性的要求，也不遗余力为企业大开绿灯，只要关系勾兑得融洽，免检的层层审批也变成了摆设。

而质检总局，出于扶持和引导的需要，也会特事特办。比如汶川大地震之后，就针对灾区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不仅放宽申请免检产品的企业入围条件，同时也在治标上对灾区倾斜，一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被地方推荐进入名单。

从此，这一制度在各方权利的博弈下也变得千疮百孔，免检也堕落为gs勾结的新手段。

如果说市场竞争应该是在“公开公正公平”标准下的一场比赛的话，免检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首先，免检是一种权利参与竞争的表现。因为免检是国家的担保，所以获得免检金牌的企业事实上是拥有了某种豁免权，即使有了消费者的举报，碍于面子质检部门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次，免检是一张挡箭牌。因为有了官商利益的一致性，企业自然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并且这种借口可以假国家公器之名说出。

拿三鹿的事情来说，今年六月起就有人在质检总局网上举报三鹿奶粉质量问题，举报信息却被隐藏，任由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在货架上继续售卖。8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工作督导组还到三鹿集团调研，而调研的目的不是毒奶粉，而是为了宣传三鹿好的质量管理经验与方法，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入9月份，事件波及面继续扩大，各地卫生部门不约而同地将疑点集中于三鹿奶粉，而三鹿集团每次都把责任推给消费者不懂得“科学喂养”，并且不忘把质检部门挂在嘴边，而质检部门也很配合地不予以否认。

直到9月11日，卫生部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疫情，三鹿销售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才终于大白于天下，并且数量是700吨。而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河北省z府也发言撇清同三鹿的关系，一时间墙倒众人推。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卫生部和质检部门的利益博弈，这件事情还要拖多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鹿毒奶粉事件反映的不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事故的个案，而是反映了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利博弈的现状，这种博弈不仅仅体现在集权的各利益部门之间，也体现在各地方以及利益团体对权力的滥用、垄断、相互制衡的复杂局面上，我们距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三鹿事件源于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马庆云/文

我不想为三鹿辩护什么，因为它不值得我同情，被三鹿奶粉危害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在生命与死亡之间，任何的托词都显得无比卑劣。最近几天，尤其是在石家庄市区及其周边地区，三鹿奶粉中毒事件已经被老百姓提到最关注的高度上，不仅仅因为石家庄也存在大量的中毒儿童，同时也因为石市这个土生土长起来的企业着实伤了石家庄人民的心。

我的第二故乡是石家庄，我对她的感情是很深的，我曾经在写给某专栏的文章中不讳地说，石家庄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她是不同于周边的北京、天津的，她可以而且能够发展的更好。我去年对老家也是这么评价，可后来，老家的小洋人乳业就因为污染问题上了全国人民监督的耻辱榜。三鹿的命运与小洋人真是类似。

有一位在三鹿集团工作的朋友说了句很直接的话，全国的奶业集团都是有大脓包的，只是谁先挤破的问题。这大抵是来自中国奶业内行人的最雷人的话语了，我们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所有人都忌讳的事实。

我第一次知道三鹿乳业收购的奶有问题是在三年前的承德丰宁之旅。丰宁县有著名的坝上草原，虽然是山区，但玉米等适宜奶牛生存的物质条件却是很充足，所以，三鹿乳业在丰宁县北二十公里的撒袋沟门一带建立了一个生产奶制品的公司。听说那个地方还因为三鹿违规圈地而引起过当地农民的愤怒，并集体上访的事情。当然，民众上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山一带钼矿开采厂给当地农民几百万的污染费一分也没有落到民众的手里面，不知道被谁吃了。那斯们大抵是胖的，而民众的水却从此不再干净。

还是回到奶的问题上来。当时一位老农给奶牛挤奶，我正在场，因为受贾平凹小说的影响，我也固执地认为，文人应该钻到牛肚子下面去喝奶，所以要看看究竟，也就知道了全部的“内幕”。原来奶农们挤出奶来之后，都要向里面添加一些酒精、水等东西，可能还有别的，我是不认识的。当我问到，为什么不交鲜奶时，奶农的回答很简单，都这么做。后来才知道，原来酒精的作用很简单，过夜的奶为了保鲜可以用这东西来勾对一下。

中央电视台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三鹿的奶经过一千多道检测工序制造而成，可是根据我从丰宁县看到的前期的情况来看，却不得不怀疑这个数字了。奶农们交奶时，验收的人也仅仅是通过一个ph值的酸碱度验证来完成的。这个过程在化学上十分简单，具备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酸碱的变色原理，所以就很难保证奶农们不在这上面做文章了。

这里面诚如三鹿集团所说，有奶农的问题，但三鹿在验收过程中就真的天衣无缝了吗？

当然，我们不得不想起文章开始时那个业内人士说的话。我老家的奶农也通过这种方法交奶。其它的奶业集团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吗？我看未必，三鹿出事之后，估计所有的同行都在提心吊胆吧！中国的奶业集团都怎么了？是我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问题源自于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大多数奶业的牛奶供应者还是散居的中国农民，很少有企业完全使用自己的奶牛厂生产的牛奶，在这种散居的情况下，出现牛奶勾对的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了。种种不良添加济的加入，牛奶不出问题才是奇怪呢！如果在牛奶的上交这一环节上不存在利益交换问题，那么也就能更好的避免添加济的问题了。这也正是社会化大生产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把奶牛的饲养归于企业所有，上交牛奶的重量与奶农收益没有直接关系，怎么能够保证所有牛奶制作工序的企业直接负责，等等！

如果真的能够把中国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企业的内部员工，也就不会在牛奶的前期质量上出现问题了。当两个集团化为一个集团时，他们之间围绕牛奶质量与重量的争执与斗争不也就消失了嘛！

排除企业的内部质量检测之外，是否是我们的一些体制性的东西出了问题？中国农业的改革在这次事件之后，是否应该更加的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呢？

集体创作地残暴与文人创作地温情

马庆云/文

        中国的当代小说史上有四大名著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的存在反映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与不同的审美追求，如果抛开文艺批评家的文人心理情结来公允地评判它们，到是可以看到各有千秋的一面。但是，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与文学的历史，一向是由士大夫阶级一样的半有权阶级操纵的，可以说，中国的文艺历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探索史与追求史，其间到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士的心灵痕迹。

        但是与文人心态和足迹相对的是，中国也一向存在的民间文学、群众文化等集体性自发性的艺术创作，它们或多或少的以不同的形态与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诗经》与《离骚》正是开了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先头。中国的文学乃至文化，无时无刻不是在这两者之间运动，北大的童庆炳先生在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认为这两种方式的相互渗透与糅合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根本动力，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文学艺术是向前发展的吗，后代文学一定高于前代文学吗，当代诗歌一定要胜于古体诗歌吗？诗歌评论学者陈超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他们不存在优劣之分。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集体创作与文人个体创作是推动文学衍变出不同新形式的一大力量。

        仔细研究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中国民性的共同点，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或许正是这些本质上的不同纠结起来，环绕出了气势恢弘的中国文学。我们这时候，不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四大名著的地方，来看一看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不同之处的一瞥。

        我们选取《水浒传》与《红楼梦》进行比较，我认为它们两个或许可以更好的代表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的鲜明痕迹。诚如袁行霈的古代文学史所言，水浒故事自宋元以来就以话本的形式存在，并在民间艺人的嘴头上进行着适合民众胃口的加工改造。它的诸多情节的设置与诸多场面的描写渲染正是民众精髓的集中体现，说水浒故事中有中国原始资本倾向与城市居民情趣倾向是有其道理的。水浒故事直到成书，也保留着它鲜明的市民审美趣味与小生产者的意志倾向。正是这种民众的审美趣味施加于说书人的影响，使《水浒传》有着鲜明的集体创作的痕迹。而与此相对的是，《红楼梦》却是一部完全由文人创作的个人抒发怀抱的著作，有着鲜明的文人痕迹。更有趣的是，当代民众依然看重水浒的故事性与情节性，知识分子与文人依然看重红楼的生存探索性与文人心态的大忧郁性。

         选取《水浒传》与《红楼梦》中的一些场景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水浒中多是血腥、屠杀、江湖、义气，而红楼中则多是眼泪、缠绵、小儿女、爱情，这也正是中国民众的集体心态不同于中国文人的个体心态的一个缩写。可以说，在中国民众的集体心态中是嗜好鲜血的，我们喜欢用一种集体的形式，以一种暴力来代替另一种暴力，比如武松拳打蒋门神，我们看到的是醉拳挥动下的快感，而丝毫没有想到武松饭食的施舍者正在以一种更高于蒋门神的保护费压制老蒋地盘上的商家们，武松到底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国的老百姓是不管你充当什么角色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里说他不敢说出全部的真相，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他最起码说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民众喜欢充当砍头的看客！这种嗜血的情结在集体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可见一斑了。杨志卖刀杀人我们在欢喜，李逵救法场“一路砍过去”不管是兵是民，我们也在欢喜，一流血我们就亢奋！

        而《红楼梦》中又是怎样的？贾宝玉为一切儿女的苦难做精神担当，他的爱不独独是辖制在林黛玉、薛宝钗，也不独独是辖制在怡红院、大观园，而是世界宇宙大观下的整个苦难，他承担着人类存在的一切根本性的哲学苦难，这正是一种文人心态。一有人出嫁，宝玉就会伤心，一有人死亡，宝玉就会落泪，他的《芙蓉女儿茉》大抵就是这个道理了，可以好好读读的。我们由水浒的集体创作心态转而看中国文人的创作心态，血腥背后的是为血腥的罪恶做精神担当的灵魂，中国文人看不得血，看不得繁华落尽，但中国文人绝不会惧怕鲜血惧怕罪恶，就像基督坦然于钉死他的十字架一样。

        幸好有文人的精神担当，幸好有中国文人的温情，要不然，中国亦或整个世界民众都不知将要走向何处！坦然地说，文学不会死亡，文人也不会消失，只要社会还有苦难，还有哲学上的生存问题，知识分子就会像《红楼梦》要化解《水浒传》的血腥一样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有鲁迅一时代的民众集体心态，就会有拿着笔的鲁迅。刘再复先生在他的《红楼梦悟》中批评水浒是畸形的、变态的中国民众文学，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还怕没有克服它的力量被发现吗？也许，世界的曙光正在于这种文人情结下的苦难担当，但是海子说，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曙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如在这里停住，去思索值得思索的问题来得好吧。

我们为什么要组织抗震救灾家教中心

                                                                     马庆云/文

       作为抗震救灾家教中心的发起人和总策划者，大家叫我起草这份工作宣传文章，实在是对我工作的莫大肯定与支持，我向我的团队和所有为团队工作做出积极贡献的朋友表示深深地感谢。

        众所周知，2008年5月12日在中华古国的川蜀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巨大自然灾害——汶川大地震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并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变得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相当惨痛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四川大地震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教师形象，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学生的生命，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英雄凯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受着师范类教育的有志之士所应该学习的。

       我们除了学习，还能做些什么切实可行的事情呢？我认为可以做以下三件事，当然这三件事也是抗震救灾家教中心这个团队应该努力实践与完成的。

        第一，在以后的家教授课甚至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努力向那些英勇的人民教师学习，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用我们的关爱与真诚来教育每一个孩子，把先进的文化知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第二，用我们微薄但不平凡的力量为灾区的学生做出金钱方面的援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把这种爱心精神代代相传。对于金钱方面并不充足的大学生来说，我们正努力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我们的使命。首先是，抗震救灾家教中心通过我们这个团队地积极宣传，得到人民及其学生家长的认同，通过我们联系到称心如意能够在学习上切实帮助孩子的家教老师。这样，我们可以安排更多的师范大学的学生来从事家教甚至其它一些兼职工作。我们家教老师的工作所得会有部分捐献四川灾区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也许我们这个团队并不能像许多大企业一样拿出几千万来支援灾区，但是我们的行动对社会道德来说，本身就起到一种积极的循环作用，我们的存在能够唤起更多的社会良知与社会关爱。当然，我们发起这项运动的百年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学生自己的救灾基金会，通过大学生自身的力量来为社会灾难进行物质承担。而且我坚定的相信我的团队和我的后继者们能够实现这一远大的目标，能够在社会大灾难面前展示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风貌与救灾能力来，虽然这是一个长期与艰难的过程。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家教等兼职工作成立自己的爱心基金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在这一活动的实践中我们会得到人生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也是一直支持我在这条荆棘坎坷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的精神动力。

        第三，在时机成熟，我们的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团队成员亲自去灾区一线做志愿老师，用我们的身体实践来支援灾区的教育重建工作。当然，这是一个百年的大工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需要支援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迅速的在实践中成长起来，帮助更多的地区与孩子。

        我是石家庄人，我的团队也是在石家庄组建的，我们眼目下能够做的还是靠在校大学生自己的努力工作来积累资金，援助灾区，我们同样需要社会的认可与帮助。

        我们希望石家庄市的家长及至各个用人单位能够给这批有志青年以关注，通过我们的团队来给这些要服务灾区的学生提供家教及其其它工作岗位，为他们的捐献提供必要条件。

        我给我们的团队起的名字叫——爱心家教兼职中国行——我相信，我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把她从石家庄做大，并走向中国的各大城市，从一开始的少量捐献到后来的大量灾害储备基金的积累，这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坚持执着与奉献的过程，我们相信路途漫漫，但求爱地奉献！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组建这么一个团队。我跟他谈了很多，也跟团队中的所有人都谈了很多。人生的真正价值也就在于这种爱与奉献之中，这或许是一种解脱，一种用爱来为自己的追问进行解脱的途径吧。

       我仅希望通过此文，使需要家教老师的家长和需要学生兼职的公司认识我们，并通过我们为这些爱与奉献的大学生提供家教与兼职机会，为我们以后的那个梦想做出准备。

      我们的联系电话

      家教 13363828890

       兼职 15931091748

        各城市加盟电话 013363828890

        爱心家教兼职中国行总负责人马庆云

女性文化研究的关键在哪里

                       马庆云/文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很久以前就搞起女性文化的研究来，从女性文学到女性文化的过度，叫这位老师有更多的话本素材来为自己的言论编织完善的论据证明，也给了这位老师充足的理由对过度男权化的社会超离愤怒。在大愤怒之余，我们是否应该想点别的，女性文化研究的关键到底在哪里，是否仅仅是生理·心理·物理之需求，仅仅是为更好的了解社会准备一些必要的内部材料呢？

我看这个问题远没有如此的简单！

这位从事女性文化研究的老师曾经在论证男女社会地位之不平等时举到过这样的例子：两个不同性别的学生共同面试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工作岗位，最终男生获得录用，女生十分气愤，直接找到彼学校校长，要讨个说法，被告知，男生本身的存在就代表着一个英语六级证书与计算机二级证书。

这时，我的这位大学老师对社会之不公正之愤慨已经俨然超离出愤怒。那时，我却提心吊胆起来，遥想当时会不会被众多女生当作出离愤怒的发泄对象，毕竟在这门课上落座的大多是女性同胞，各个都有杨门女将的雌姿，而我们这几个不知好歹混进女性队伍里来的男同志是否会被揪上讲台，挂上牌子，抽打鞭子，勒令老实交代，到底还敢不敢给女性同胞以不公正待遇。一堂课下来才发现原来新旧社会两重天，红女兵批斗人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的女权主义者们却明明还做着这样的勾当，红卫兵一样的勾当，她们看似在为女性同志们服务，看似在救国救民，实际上只是把上下搅拌的乱七八糟，最终自己都找不到解脱的出路，尚不如鲁迅先生娜拉走后会怎样来得干脆而有力度。

我是不反对女性权利的人，相反我更加地坚信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充分肯定女性同胞对社会巨大贡献的同时，我想从以上的那个例子谈起，讲一讲女性文化研究之关键之必须到底在哪里？

正如例子中所见到的那样，许多中学的语文教师岗位上是不欢迎女性同胞的，那除了生育、繁衍、家务等牵累原因之外难道就不存在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尚不能或者不敢面对的呢？

有的，一定有的！

如果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将，女性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永远是不深刻的，甚至偏执的，有问题的。尼采在这一点上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毫不客气地说，当一个女人说她热爱艺术的时候，是多么大的谎言。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定地区的中学语文老师讲课视频整理出来研究，不难发现，女性语文教师对课文文本的理解与解读是多么的可笑与另人愤怒，是多么的无知与照本宣科。甚至最基本的，太多的女性语文老师对文化甚至文学都不是源于一种爱的出发点，而是携带着功利、世俗与偏颇。对文化与文学没有最根本爱的人，怎么能教好这门学问？尼采甚至毫不客气的说，女人根本就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爱！

在哲学大师与勇敢的言说大师尼采的著作里没有把真正意义上的爱到底是什么充分展开来说，因此许多女性维权者读到这里的时候气愤地骂尼采信口雌黄，同时她们会拿出母爱、爱情一类的证据来批驳此一言论，而此事也正是她们爱的无知的一种外在表现了。在女人的身上少有博爱的胸襟，她们的所谓的爱很少能够超出自己的丈夫、儿子、家庭，她们身上少有对人类的爱的关注，少有宇宙境界上的大慈悲，少有历史形态下的大忧郁——这些正是限制她们学不好甚至不会学文化与文学的症结所在。这里我们不如来看这么一段话：

“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

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者中有苦痛之知识者能有几个？

缺少这种大关怀、大慈悲与大忧郁，女性同胞们只能在厨房的油盐酱醋上过家家了。这样看来，历代文人推崇林黛玉就有了它纯真的原因。你看，林黛玉在那首葬花的曲子里怎么唱？花谢花飞——锦囊艳骨——一掊净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才是一种爱、慈悲、关怀与忧郁地追问，她的境界甚至要远在屈原的天问之上。这样的女人才是大语境下的合格的女人，才是文化学里的成功者，才是文人心里最渴求而求之不得的艺术形象。而我们当代的女性中，能有几个深得其要领呢？

缺少了这些，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文人，不是合格的文人，你怎么能够从事语文教育这个严肃而认真的文化传承性质的职业呢？女性在文人一面上缺少天然与后天的诸多东西，或许我们可以从物理及心理各个角度找到完美的答案，但仔细去探究这些答案又发现它并不能叫我们信服，难道女性在文化领域不如男人的原因还另有所在？这或许就是女性文化研究的关键了。

抱怨社会，抱怨不公正，都是无济于事的。如例子中所说，即便是那个自认为学习好的女生作了那里的语文老师又怎样，她或许比那个男生在考试成绩上优越一些，但她能够叫学生真正走进文化的门路里面去吗？我看未必！

故此，我认为，女性文化的研究多从女性为何在文化上少有作为的内部原因入手来研究比较好，抱怨社会的不公正只是小孩子的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威胁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呀！

多对女性的小爱，小忧郁，小慈悲作研究总比批判社会来得好吧。社会自有社会的道理，如果女性能够在文化角度上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我们将得到多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