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两年与贺君相聚时，两人饮泸洲老窖一瓶，后齐倒床不起。离后十年遂不得见。前日突得一梦，曰此君与其发妻矛盾日深，贺君痛苦不已，见吾与众室友痛哭不休，吾等皆劝之不得,后吾答应为其代理仍不得甘休。醒后又得发仔告之其昨夜也有所梦，曰此君做搬运，衣裳褴褛，见我等也是大哭。吾觉有异，遂往安岳，几经反复终于得见。

此时再见贺君，大是改观。面白如玉，嘴若朱唇，脸庞圆润，身材壮硕。办公室外插翠凤之旗，下停离硫之马，怀揣钟山之玉，正是大权在握之官府人氏。欣喜之余又替贺君隐隐不安，官场之暗世人皆知，其本性纯良如何以对？想一起读书那时心无挂碍，此生再也难求。

十年不见，唏嘘不已，只愿贺君一路珍重。

后记:十一月二十一号，上网查询司法考试成绩，以377分过关。一卷，三卷，四卷发挥正常，二卷甚为意外。初学法律时，民商多经反复，成绩最好。刑法次之，估计是行政法拖了后腿。四卷有意犹未尽的意思，但分析说理不够，想是与临场状态有关。不过首次冲关居然一击中的也是幸运之极。其时狂笑三分钟，然后默然，又觉无事可做，全身疲乏。

     “成都市民江某借了张某7万元，尽管法院对江进行强制执行，但没有查到财产。此后，江某的父亲病故，原本应该由江某继承的房产被他放弃。这样一来，江某欠张某的钱依旧还不了。拿不到钱的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江继承遗产，并且归还他的欠款。日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江某放弃继承房屋的行为无效。

     多年前江某借了张某7万元一直没有还，2004年，张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江还钱，同年11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判决江某退还本金7万元。2005年1月，张某向青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江某却无力偿还。而据了解，江某的父母曾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在市区内购买了一套住房。2006年江某父亲病故，当年底，江某与其弟、妹等继承人等一同到成都市某公证处办理遗产继承公证，江某在公证书上签字表示放弃继承父亲遗产，父亲的房屋由他的弟弟妹妹继承。之后，江某的母亲又将两套房屋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分别赠与江某的弟弟妹妹，并过户给了他们。

     张某知道江某放弃继承遗产的消息后很生气，原本江某继承了房屋后就有钱还他了，而现在却因为江放弃继承而导致这笔欠款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江某继承房产。案件审理中，江某的弟妹都提出，放弃继承权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只要权利人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即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江某自愿放弃继承并且经过公证处证明，该放弃行为合法有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江某放弃继承房屋的行为无效，并判令江某归还张的欠款。”

     先让我们看看这起案件的审判法官关于对这个案件的说理“我国的《合同法》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因此，撤销权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造成债权的不能实现，而撤销权的标的应为以财产为标的的民事行为。

     在这起案件中，江某能够取得法定继承人的资格，但继承发生时，其放弃继承的行为直接指向的是财产权利，倘若因此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以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江某在明知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放弃继承的财产，明显影响其清偿债务的能力，亦有悖于诚信原则，客观上对张某的债权造成损害，所以法院判决江某不能放弃继承权。”

这个案件的判决有不当之处。首先说一下法官所没有提到的部分。那就是公民是否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义务以承担一定责任为要件，以法律规定为主要形式，是不可以自行放弃的。而权利的行使则不同，除了既为权利又为义务的行为之外，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公民可以放弃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其他机关或者个人无权要求其行使权利。第二，继承权是专属于公民人身的具有特定人身属性的权利，而这个特定的具有人身属性的权利是不适用于根据<合同法>关于代位行使的规定或者是被强制行使的.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可以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当然在放弃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对该部分遗产上由被继承人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审判法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为债务人放弃到期债券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消权,所以债务人可以申请撤消债权人的放弃行使继承权.但正如所有前提不正确的情况下所有结论都是荒谬的一样。审判法官忽略了合同法关于“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与“放弃继承权”的差别。到期债权是第三人对债务人所负有的债务，而无偿转让财产是对自己已经合法占有财产的处分。而在“放弃继承权”这里，一它不是到期的债权，二在遗产的动产部分没有转为自己占有，不动产部分没有办理登记过户的时候都不是自己的合法财产，它只能是全部遗产继承人共同共有部分。所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判定江某不能放弃继承权是错误的。

关于审判法官提到的说理部分同样过于简单。“穷尽规则方能适用原则”，这是审判的基本原则。在关于继承法和合同的法的规则没有穷尽之后，贸然套用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样不能另人信服，至少在说理上应该更充分一些。江某在明知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恶意放弃行使自己的继承权，导致其所欠债务得不到清偿。在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故意，客观上有放弃继承的行为，违背了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和债权人对江某的信赖利益的保护，对债权人的财产权利造成了损害。在这个时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正原则做为更强的法律原则出现方能适用于判决江某行使继承权，履行对债权人的债务。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发生在四川泸州的相似案例：遗嘱人将财产经过公证遗嘱留给与自己同居的第三者，在遗嘱人的妻儿向法院诉讼后，法院同样引用了关于善良风俗的民法原则而直接跳过了《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和《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对财产自由处分的相关规定,判定遗嘱无效,由其妻儿继承其遗产。有相关规则不用而直接引用原则在法律上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它有使法律变得不确定和空泛的嫌疑。根据实证主义法学派恶法亦法的观点，法律的权威就在于它的一贯性和不可更改性，即便是条文保护了或者是纵容了恶的发生它也应该得到执行。当法律规则以“全有或全无”方式出现在司法中时，有规则而不引用，说理的空洞和缺少说服力将使法律变得不可捉摸。

中国的法院判决大多引用事实,证据然后直接根据条文做出判决,这既起不到以法院判决来普及法律,宣扬法治的目的,也使判决的权威性,合理性遭受到了一定的怀疑.比起普通法系动辄成千上万字的判决说理来说,确实还需要学习.

下面的东西和以上内容无关，唯一相同的是它们同样发生在蓝天下。那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法庭，当时是作为旁听观摩一件确认有无劳动关系的纠纷的审理过程（用人单位对劳动仲裁结果裁定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通知开庭的时间是上午九点，我们准时到了法院等候。见到律师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案件已经临时由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了。我们苦等到十点二十，审判长带着一书记员领我们进了一会议室，我以为法庭要先让我们开会。接着一审判员带着一本小说走了进来，审判长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审判员有事等会儿才来（当然，那位有事的审判员直到审理结束也未出现,我想任何的诉讼程序法是没有规定审判员着隐身衣审理案件的），然后宣布开庭。开庭审理时，那个带着小说的审判员埋头看他的小说（向法官们的勤学致敬）。在几被告情绪激动时审判长高声叫被告代理人管好他的人（原来被代理人是代理人的人，同时为基层法院努力的节约司法资源而叫好，法袍估计只有一套，拿去洗了，故都没有穿。法警估计是昨晚加班累了，也没有来。）

说实话，我有点头晕。我仿佛看到天是灰色，地是黑色，坐在法庭里却有点想吐。原告律师提供的作为证据的复印件不盖鲜章，不注明出处。但更强的是被告律师。提供的证据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的仲裁书（他认为可以直接作为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使用），有关于原告方也就是公司一方的验资证明（他是不是想证明这个公司不成立？），有被告方也就是“劳动者”自制的出勤卡片（我倒）。我的头疼开始更严重，我开始怀疑对方律师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司法要给我上的第一节课。它使我明白，原来合议庭可以由两个审判员组成，原来普通程序是可以在会议室里象开会一样进行的。我这榆木脑袋终于有点懂了，原来社会上这么多的对司法的不信任，这么多的怨言，都只是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结果。没有法庭的庄严，没有审理过程的严肃，没有法官乃至所有从事司法人员对自己职业的尊重，司法给人的感觉真的会是“蹲在茅坑上怎么也吃不下饭。”

新浪的调查也很有趣，一是赞成，可教育学生讲文明、讲礼貌，还能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反对，属行政乱作为，浪费学生精力。我突然想起钱钟书在走在人生边上所言的一句：肚子发明了人的天才，增长了人的才智。我对当局者以肚子而不是以头脑发明的规则佩服不已，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你真是吃多了，撑的！

学生该对谁敬礼？或者是传统天地君亲师的恭敬，又或者是对道德，法律的顶礼膜拜。但穷尽我的想象，就如洪七公面对郭靖的榆木脑袋死不开窍一样，我也是敲破头也不得要领。汽车是什么？或者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如若对汽车可以敬礼，那对拖拉机，自行车，小三轮。。。都应该敬礼不成。那又或者是一种财富或者权力的象征，但那又怎样？莫非在现在，权力和财富之于人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又或者领导们真的只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提醒学生注意安全，但我对自己所纳的税发给这样的官员感到不值，这是一种典型的“拍脑袋”行政行为。它忽略交通安全从来是相互的道理，你注意了车辆，但车辆是不是会注意你呢？是不是你敬了礼，酒后驾车的人会绕道而行。那我又姑且相信那会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但我想提醒一下领导，在车辆迎面扑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对它敬个礼呢？又或者学生需要不停的敬礼而回不了家呢?因为来往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

我越来越对这个环境感到厌恶，越来越对自己做为纳税人养活的政府能力表示怀疑，他们的智商去了哪里？要么会突发奇想的发出这样的指示，要么会冷漠的直到所有破坏产生后才检讨自己的政治警惕性不高。只是他们都没想到，他们唯一应该负责的除了人民，还是人民.而所有决定做出之前除了深入调查,还是深入调查.

向以肚子发出的执政致敬,为因此而遭受莫名烦恼的人民包括孩子们表示同情.向领导敬礼!

不需要任何前期的调研准备，我基本可以给出这里所有职业的收入情况和生活成本情况。在这个城市，谁都知道哪个部门最红，哪个部门收入最高。在我仔细在比较了以上与教师有或多或少关系的职业后，我终于发现原来所有与教师有关的职业里面，原来教师其实处于收入最低层次的位置，甚至低于街头搽鞋者。

不需要惊讶，因为我们传统的教育早就告诉我们：老师是蜡烛，只许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老师是黄牛，只许默默耕耘。他们是一群苦修者，努力的完成高等教育后然后义无返顾的投入到为人民挤奶的活动中，年复一年，直到发鬓班白。那是一群怎样的活在超级虚幻的理想世界中的清道夫和奉献者啊，没有欲望，没有情绪，没有自我，只有别人。

但我知道，其实那并不存在。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也要有家庭或者其他种种的负担。他们其实只是普通的平凡的工作者之一。我历来反对把职业神圣化，因为自愿从事该职业，自愿清贫的人固然伟大，但那只是他的伟大，而不是职业的伟大，职业从来都是养活人的。在我看来，教师与其他职业没有区别。我们取消学杂费，制止了乱收费，这让我们从基础教育上面对国民免费。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好事。但我们忽视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主体。那就是教师，我们忽视了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需求。一个职业在什么时候会失去吸引力？很简单，要么是那个职业违反法律或者道德的，要那就是那职业收入低到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或者家人。

我们在举全国之力消除贫困，在为企业和公务员涨工资而奔走呐喊，在为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福利而大力扶持。但我们忘了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拿着千元附近的工资和小贩，清洁工，保姆等同。当这样的收入只能够吸引小贩，清洁工，保姆的时候，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词汇就是“流失”。在改革开发以来，当人民的意愿得到恢复，人民的起码追求得到尊重，教育现状由于长期的低收入得不到改善，教育群体流失不可避免。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一群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群体拿最低的工资，干着最频繁的脑力劳动，培育出一批批的学生，他们从校园出来后就没有再受过别的工作技能培训，除了教书。假如这种情况存在，我想那一定是幻境。流失是一个很好词汇，它概括出我们教育的现状，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其实政府做得远远不够。一面叫着要重视，一面却丝毫不见关于重视的动作。又或者只是我们对于重视这个词语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当然,<教师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教师工资应该相当于或者高于公务员工资的规定又毫不例外的成了一句空话.但我想请问一句:既然你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把它写上最具严肃性的法律里面?

今天，我们这里的教师罢课了，因为公务员开始大幅的提高工资收入，公司职员也在以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加着收入以抵御CPI的冲击，但只有教师的收入没有丝毫变化。我隐隐有些担心，我害怕自己的孩子学习受到影响。但在我去了趟才修好的北干道后，我突然有点为他们的行动兴奋起来。在才通车一年多的北干道，两边的岩石开始坍塌，人行道旁堆满了巨大的石头，或许谁不小心就会被石头打破头,路面凹凸不平,随时都可能早造成高速行驶车辆的侧翻。但一个多月了，情况没有丝毫的变化，石头仍在往下掉，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采取任何的措施，也许只有在那里出现了人命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政府的重视。一个政府在无休止的花费着纳税人钱财的时候，却在这样的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什么才能让他们警醒？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在就如北干道的石头问题没有引起注视一样，教师的收入问题也必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罢课也只能是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了。我有点茫然，但又有点兴奋，我希望这会是对漠视一切，只对自己官位负责的执政者的一记耳光。但他们会警醒吗?我不知道.

教师不应该注定清贫，因为那确实不是他们想要的！

1.绍兴

之所以把绍兴列在第一，除对温州不感兴趣之外，还因为对绍兴特别的感兴趣。老猪在绍兴，在烟花认识仿佛三四五年了吧，具体日期不详，但朋友间却记挂着，也偶有联系。这次去了那里自然是要拜访的，只是可惜了老朋友特意交代放辣点的浙菜，在我口里还是甜啊那个甜，连炒田螺也是甜啊那个甜。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人来，那附近不是产出西施这样甜的美女么，估计一定和吃甜的有关，我现在确定一定是了。

鲁迅故里居然是免费开放的，这让我大出意外，但又让我有一点感动。鲁迅的遗产不只是属于他的后人，属于当地政府，而是属于全体国人的。政府对文化的传承，普及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照这样的观点看来，由政府来对文化开蒙和启迪心智来买单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可惜，在其他的地方这样的举动是看不到的。

带着这样的感动我去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去了阿Q居住过的院落，鲁迅儿时长大的寺庙。。。在我小时候，鲁迅描绘的百草院到三味书屋里的那个会叫人名字然后又吃人或者是吸血的蛇妖（又可能是蜈蚣）吓了我好几年，每听到人叫我名字总不敢回答，回头看过后确实有人才敢做声。现在百草院的围墙依稀斑驳着，但仿佛再不会出现妖怪，而我终于是可以放心了。三味书屋的门前是一条通向什么庄的河流，有小说里看过的乌蓬船，又在旁边一个商店里看到了毡帽，再隔壁有家卖茴香豆的，原来是胡豆。那里还有家三味臭豆腐卖，买了一盒马上尝了一块。我晕，居然又是甜的。。。

在鲁迅纪念馆看了许多关于他的介绍，有些以前是知道的，有些是不知道的。但从小到大对鲁迅的认识却经历了几次波折在里面。小时候是被强制读那些无趣的文字，以为那些村庄，河流，社戏是那样的寻常（那时候我是喜欢三国，水浒的热闹的）。到了二十几岁再读了，又发现其中关于文字的妙处，让人激动，兴奋甚至忘乎所以。三十岁，终于发现鲁迅其实不是完人，他只代表了他的思想和他的认识，和世间所有存在的思想和认识一样，他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他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是不同的。到了现在再读鲁迅，却又开始欣赏他的激情和永不妥协，这样的人生或许是我要的呢。

蔡元培故居紧邻着王羲之居住过的戒珠寺，出门一直走几十米然后左拐就到了。绍兴确实是出人物的地方，我有些激动，因为这样的两个在不同领域都可称着大师的人物竟然会巧合的挨在了一起。当然，蔡元培更让我激动一点，对二三十年代那段激情喷涌的岁月我一直心怀神往。我常常想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年代，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一个个才华横溢而有特立独行的思考者，为了怎样的梦想聚在了一起。激动过后想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候出了那么多人物，又令现代教育体制下出来的青年始终无法超越？我上了蔡元培居住过的阁楼，坐在他睡过的床上，看着灰暗的蚊帐思绪又自进入到那个时代。

2。杭州

有人认为杭州是最美的城市，我不以为然。或有最干净的城市，绿化最好的城市，最清洁的城市但断无最美丽的城市，因为美丽这个词只属于自然或者人类但确不应该属于人造的城市。我住的地方紧邻着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这样去西湖很方便。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来说，选择好住的地方就等于你的旅行成功了一半，而规划好你出行的公交线路又成功了一小半。我记得有个朋友曾经说在陌生的地方就去乘公交车，这样你会对那个地方更加的熟悉，现在我确实感觉到了。

浙大让我有些失望，这个有别于我在武大的激动。因为武大校门上那个国立武汉大学确实让人对那个岁月浮想连翩。浙大的校园看起来有些普通，教学楼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而恰巧我对那个岁月深恶痛绝。这些和我对西湖的印象有点类似。我找不到诗句里那些引人入胜的风景，却常常在湖边发现一些小的黑鱼，在岸边发现一两个松鼠。我对诗人们描绘的美丽并不存在而有点开始恼怒，但又为一两个普通的发现而感到意外。

西湖是美丽的么？也许是的。但那要在人少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苏堤上冒着细雨静静的漫步，在断桥边久久的驻足凝想，在微风拂过垂柳湖面漾起波纹才能感觉得到。而在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普通的。就宛如你的心情，大多的时候你都是浮躁而急迫的，但在你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发现美丽其实无处不在。这时候那些诗句都是有来由的，因为那时候诗人的心境也是美丽或者忧郁着的。

西湖边葬着各种人物，武松，岳飞，苏小小，秋瑾。。。这样一个个绝对有着不同价值不同理想的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里终老，也许他们也认为西湖是普通且美丽着的，这时西湖也是包容着的。这时我仿佛想起了在绍兴时的问题，为什么那时候会产生那么多的人物，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包容的。想起现在满大街的和谐标语，广东的老书记曾经这样解释过和谐，他说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就是和谐。但我认为，不同才是和谐的基础，而包容正是根本。

3。苏州

苏州这个城市有点乱，不只是市容，还有杂乱的公交地图。从新闻里看到苏州仿佛是发展最快的城市，我自然也有感受，看看那里浑浊的入城河水就知道了。但苏州最好的成果在于限制了老城区高楼耸立的混乱场面，这有别于其他的同为文化古城的大城市。现代建筑无论多么的时尚和高大，它始终只是时尚和高大的，或许有科技进步的结果，甚至还有美学的遗留，但它却没有历史。无论是建筑还是城市，如果没有历史，它就没多大吸引力。当然，有人要创造历史，要把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正如某个名人所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样，能不能成为令人称道甚至是吸引的历史不是自己却是由历史来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得尊重历史本身。

先去的是狮子林，听说老乾隆曾经六次来到狮子林。那是一个假山的世界，狭小的场地铺满了各种各样的怪石，然后形成了唯一但却复杂的通道，几百平方米的场地你也得逛上十来分钟。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以重复的叠加来展示雄壮的林苑。但它终是小巧的，无论有多么的复杂。在这方面，离它百来米的拙政园就不同了。拙政园可谓中国园林的典范，但正如欣赏西湖需要安静一样，发现并欣赏拙政园也必须得安静。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这里的人大多是来游玩，散心的，朝圣的，却不是来欣赏的。也许他们也来得不是时候。你得寻一个黄昏，在园里漫步，在廊道小坐，在小亭沉思，在湖水赏鸳鸯或者鲤鱼。。。你会发现亭子四角的精致，廊道横梁上的横匾，主人房椅子上的旧痕。。。这时候拙政园来得方有价值。

还有寒山寺，这是一个几乎是除了少林寺外最出名的寺院。塔楼果然精致且高大，香火还是一如既往的旺盛，甚至钟声也还是那么的悠远。但和我在许多景点的感触一样，我来得确不是时候。那种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幽静空旷和深远是这样的游历所不能体验的。我只有站在枫桥的一角，在这个少有热闹的地方静静感受姑苏城的历史。

整个的江南游历下来，除了一身的疲惫外，美丽的风景竟不记得很多。我只记得初到绍兴在鲁迅故居外等候的忐忑以及手心微沁出的汗水；记得在蔡元培故居里的兴奋；记得如何坐公交去到西湖，然后望着估计怎么也不会倒下的雷峰塔，想着关于塔要倒下的假消息是如何骗了鲁迅；记得苏州城的民居和污染了的河水。对一个有着良好遗忘记录的人来说，这些已经足够多了。

先研究革命的基础，这里不妨把思维发散开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等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的革命才能真正发生，也只有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时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个逻辑，单一一个国家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而暴力革命也同样无法完成由资到社的突发改变。但既然列宁，毛泽东大胆的突破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他们的眼里革命就自然成了最最重要的改变一切的方式，暴力的方法自然也就比和平渐变的方式来得更彻底，而无产阶级专政也会成为某个政党的专政。根据上述的逻辑，同时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也自然体现阶级的意志，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一定会打上阶级的烙印，意识形态中革命自然也会是普遍宣扬的受到尊崇的方式。在这里，革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韩寒等鲜明的，强烈的“革命”精神自然也就受到了追捧。咱不是传统次序的维护者，同样也对某些传统深恶痛绝，但咱一直认为，若想改变传统，还得靠循序渐进的改革来得恰当。一是渐变不会带来大的落差和变动，二是渐变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让咱对纯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动摇，也对政府的调控作用了新的认识。在当初辛苦而漫长的入世道路上，政府所做的努力看来是明智的。同样如马克思主义所言，无论市场还是计划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万不要偏激到只取其一，不知全豹。这里面是改革的渐进起着积极的作用，妥协、平衡的政治经济妙处显露无遗。
再来说说小韩寒的学问。说实话，我一向看不起不潜心修学，只知叫嚷的人，我看韩寒喜欢的钱钟书就应该是他好好学习的榜样。说到做学问，咱想起前段时间看过的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可拓学研究的数学先驱，默默的做了几十年，一道题要演算一年，一个结论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功利主义无处不在的今天，他甚至得不到一点点经费，因为他不符合大学教育的职称和学术评定的要求。这很可怕，有让科学失去土壤的嫌疑。也正如袁隆平所言，功名谁都想要，但人还是需要一点理想的。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喜欢赛车的年轻人，咱想劝劝韩寒，要么你就把车开好，要么你就用心研究研究学问和历史，把自己的文学道路选好方向，批评家并不是谁都能做的。一不要做吵架的王婆，二是万不要沦落到在赛车手里你是文笔最好，在作家里面你是车开得最好的地步。

 关键词 刑事诉讼 打击犯罪 保障人权 程序正义 公平与效率统一  

 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7月7日公布，19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在此之前的近三十年里我国没有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只散见于其间的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但诉讼程序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审判程序和法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①]刑事诉讼程序是法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公平，正义，效率，次序等内涵。同社会的进步是由生产力推动一样，我国刑事诉讼的进步正是由社会的进步所推动。在地球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近的全球化进程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将伴随着我国的刑事诉讼和谐共存，互动协调。本文将从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作些探究。

 一、严厉打击犯罪和注重保护人权和谐统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虽然做为一部程序法，但也担任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任务。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我国宪法也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刑事诉讼除了及时准确的惩罚犯罪分子，还必须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废。孟德斯鸠在如何对待人权时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具有最好法律的国家里，就是一个被控告并将在明天绞决的人也比一个土耳其高官还要自由些。”[②]在及时准确的查明犯罪事实时，正确的实施法律，保障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更显得重要。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处于欠发达国家水平。在社会治安，经济犯罪等问题方面显得尤其突出。实践证明，打击是否及时严厉，直接影响到刑罚的威慑力，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但从重从快的前提是依法办事，前置条件是法定程序，并不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就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的制约，包括其中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危害较大的犯罪。早期存于我国具有时代特征的公捕公判大会就是一种典型的未审而判。不经过正常的法庭控辩便公开宣判，甚至包括对其中一些未成年的人公判。这样做的后果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质疑，走上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道路，也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许多人将刑事诉讼权利更多的赋予犯罪嫌疑人，当做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认为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是剥夺了受害者或社会的权利。这样的论点无疑犯了主题先行的错误，他们把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以对待一个罪犯的方式去对待一个嫌疑人。他们要剥夺的恰恰是法律赋予一个公民的诉讼权利保障。保障人权不只是保障受害人和其他公民的权利，也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做到严厉打击犯罪和切实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时候，将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完善证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制约侦查刑事诉权，保护公民隐私；死刑核准由最高法院收回等。

（一）完善证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招供不乏屈打成招的案例。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 “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在我国的诉讼实践中已经确认或在我们的证据法理论上已经认可对通过严重违法所获取的人证（被告口供、被害人陈述以证人证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过这些都需要随着诉讼制度的变革，而逐渐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

防止刑讯逼供还可以采取录音录像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规定了“自侦”案件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对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都有好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应当在场。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讯问时律师在场，不仅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有助于证明侦查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而以上法律、规定的实施也在极大程度上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二）制约侦查刑事诉权，保护公民隐私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前提是以“有紧急情况”为条件。在侦查人员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和电报。前提是要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查院批准。这样的规定赋予了侦查人员的自由斟酌处理权。若处置不当，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通信自由权、隐私权、合法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会受到一定的损害。我国刑事诉讼应进一步的重视搜查和扣押程序的技术手段，同时对现实中由于侦查权力过大形成的超期羁押，非法采取强制措施等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损害的，司法保护也应加强。

（三）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诉讼法制现代化价值目标之一的人权保障,不仅包括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包括控告权、参与诉讼权、异议权、求偿权等多项权利内容。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应进一步扩大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权利,明确规定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具有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同等的权利义务。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应送达被害人；为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胁的被害人提供保护；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完善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相关制度,使被害人人权得到切实保障.

（四）最高法院死刑核准收回对保障基本人权的作用

最高法院已经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统一收回，这是实现宪法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一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意味着立法的运作应当践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国家机关要妥善对待人民群众的权利、妥善对待弱势群体的权利。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司法的有效保护，纵然是身陷囹圄的罪犯，也拥有受到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宪法和法律的基本保障，享受着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死刑复核权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和全面回收将彰显刑事司法尊重和善待死刑罪犯人权的理念。死刑毫无疑问是世间最严厉的刑罚，生命高于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死刑复核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前的由省级高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等于是高院同时拥有终审权和死刑复核权，从而缺乏应有的程序正义。由最高法院实施死刑核准权虽然有可能提高司法成本，但这是法治社会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付出的代价。由最高法院统一收回死刑核准权，将有利于提高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从严把好死刑关口，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面，防止滥用死刑和错杀无辜的现象，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保障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二、注重程序价值的实现

 程序是“正义的遮羞布”，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过程正义在于它对客观、公正的一贯执行，在于程序本身的稳定性，更在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去实现程序价值在刑事诉讼中要形成公平的刑事诉讼架构，并由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取向来决定“控、辩、审”三方主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审判程序是“控、辩、审三方组合”的诉讼形态最为完整的诉讼阶段。因此审判架构也是刑事诉讼架构最为集中的体现。当前流行的刑事诉讼等腰三角形结构观点正是由刑事诉讼价值所决定。根据程序正义的具体标准，刑事审判架构应作如下构建：控、辩双方是诉讼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的两大诉讼主体，位于三角形底边直线的两端，形成平等对抗；审判者应当超然于控、辩双方之上并与其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居中裁判，从而形成应然的等腰三角形结构。 惩罚与保障兼顾的刑事诉讼目的决定了在刑事审判中，控诉主体和辩护主体，通过程序设置应当在诉讼中享有平等地位；审判主体，既不偏向控诉方的，也不能倒向辩护方，必须独立并超然于二者之上。在最大限度上兼顾和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个体的权利，使争议双方均在诉讼中遵守程序，亲历公正。
    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体现也可从完善程序架构方面入手。下面将从我国刑事诉讼的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等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原则不但要求确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肯定了辩护人在法庭审判乃至整个诉讼中的能动作用。确保辩护人的充分参与和辩护职能的积极行使，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平等对抗。根据程序正义的诉讼原理和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控诉与辩护在审判阶段应当地位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对抗。实际上就是要求控诉与辩护双方在参与审判活动和影响审判进程上权利义务基本对等。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使被告人和辩护人从以前被动追问的客体地位变成诉讼主体之一。但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还要求公诉人在庭审中的“当事人”化，回归检察机关的控诉本位 ，强化其控诉职能和举证责任。尽管我国的检察机关是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仍然应当处于与辩护方相对的一方当事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在法庭审判中，控诉一方享有补充侦查的建议权，并且法庭可根据这一建议决定延期审理。这一规定，单方赋予了控诉方对审判进程的控制权，造成了控、辩双方在影响、推动诉讼进程以及诉讼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损害了被告人及时受审的合法权益，并有致被告人双重不利的嫌疑，不符合公正审判、司法正义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还将完善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为法庭审判作好充分准备，以加强审判的对抗和地位平等。新修改的《律师法》规定了“嫌犯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嫌犯、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还特别强调了“律师会见嫌犯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以进一步制约职权机关滥用权力，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在律师刑事辩护的“三难”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新《律师法》还对辩护律师增加了辩护律师豁免权。所谓辩护律师的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为履行辩护职责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免受刑事、民事等追究。《律师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辩方的力量，符合等腰三角形架构对于控、辩地位平等的要求和取向，使程序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

（二）控审分离

控、审分离原则要求：控诉权与审判权分离，起诉机关与审判机关机构独立，互不隶属；审判以起诉为前提，只有经过合法有效的起诉，法院才能对案件进行审判；审判受起诉请求范围之限制，起诉效力只能及于起诉书指控的人与事。

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将公、检、法三机关的诉讼关系确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体现了我国“司法一体化”的诉讼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庭审判由控、辩平衡，审判居中的三方组合演变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两大国家专门机关互相配合、控审合一、共同以被告人为审讯对象的两方组合形态，使得控辩力量对比进一步悬殊。从而使原本就处于劣势的被告人无法通过程序正义所要求的诉讼机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始终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违背了控、审职能区分的基本原理，损害了审判的中立性，使法官由中立的消极裁判者蜕变为带有治罪倾向的积极审讯者。

（三）审判中立

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于控辩双方来说处于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这样可以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同时对于控辩双方的地位也处于均衡。同时也符合现代审判格局对于审判外在模式的要求。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不是消极、中立的听证者。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赋予人民法院的“庭外调查权”，不受控辩双方意志的制约，并且通过庭外调查所收集的证据不经控、辩双方质证即可作为定案根据。这使得人民法院继续主动办案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成为中立的裁判者。法庭审判仍然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 我国刑事诉讼中要求检察机关庭前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官对案件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尚未彻底切断控、审之间的不当联系，有可能使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有罪或无罪”倾向的可能。从而使控、审职能有所混淆，导致法官中立无法实现。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程序的内在价值是我们据以判断一项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和公平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一样，追求效率同样是法律制度在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上不容背离的方向。在这样的理想环境下，公平和效率的最大兼顾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要实现公平必然要牺牲效率或者实现效率必须有损公平的时候很难有固定的规则或者统一的标准。但无论偏向公平或者偏向效率都应该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遵循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和规则，以及充分体现对生命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的价值取向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将在形成制度后得到一贯的执行。

（一）刑事诉讼中公平的价值取向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③]但正义的实现理应建立公平的基础之上，正如罗尔斯所说过的那样：“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因为，在这种即定的原初状态的环境中，即作为有自己的目的并具有一种正义感能力的有理性的存在物的个人来说，这种最初状态是公平的。”[④]

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程序本身也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符合公平的要求。正如一部非正义或不公正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一样，一项不符合正义要求或公正标准的刑事审判程序从来就不是好的程序。罗尔斯在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中这样陈述：“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⑤]任何关于正义的论述都应该在公正，平等之上。刑事诉讼的公平包括诉讼程序本身的公平和诉讼程序行使的公平。而诉讼程序的公平行使不仅有利于正确发现案件事实，同时也使当事人感受到公平的对待。在这里，将简单的探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审判独立制度的公平价值取向。

1.我国回避制度探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或有关人员自行提出回避到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同意申请的决定期间，除案情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之外，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原则上应暂时停止执行有关本案的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社会关系而可能产生的程序性不公平。但实践证明，我国的回避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回避情形规定不够具体，比如对“利害关系”的理解，近亲属的范围的确定上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答案。这样导致了回避制度中法院的裁量权太多。其次使用回避的人员范围太窄。比如对法院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委员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的应回避人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完善和促进回避制度将有效的实现程序性的制度公平。

2.审判独立制度探究

审判权独立行使要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得屈从于某个团体或个人的意志，任何团体和个人无权对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1）.行政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干涉审判，导致审判权不能独立行使。官大于法的封建思维仍有残余势力。（2）.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法院成为地方政府利益的保护者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保护者。（3）.法院和法官无论是从经济还是行政关系上都无法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无法获得独立审判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从法院拨款经费来源，法院组成人员的产生方面做进一步的修改，这种情况得不到根本改变。（4）.民意代表一切。无论法院审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民意的审判都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而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抛开民意本身是否正确不说，法律的公正一贯实施因此而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使诉讼的程序性价值得不到一贯的实施。

（二）刑事诉讼中效率的价值取向

效率一词在本源上是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后被导入法学，并成为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效率在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含义是，以较小的代价（时间、精力、金钱、利益）而达到同样的目的，或得到更多的利益。[⑥]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法律往往伴随着经济效益的衡量。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⑦]与迟到的正义非正义一样，在事实上以效益作为法律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在现代立法精神中无处不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经济的原因，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相对有限。要缓解犯罪率上升带来的压力只能靠提高诉讼效率。当然，提到效率必然提到程序的经济性。程序的经济性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应当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说，一项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诉讼程序必须确保司法资源的耗费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使最大量的刑事案件尽快的得到处理。有学者将程序的这种经济性定位于程序价值体系中的次级价值。[⑧]影响诉讼的“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是诉讼周期。“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⑨]所以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需要在设立诉讼程序，配置诉讼权力，设定权力行使等方面形成稳定有效的制度，以保障其高效的运行，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简易程序、两审终审制度等方面都体现了注重诉讼效率的一面。

1.调解制度中关于效率的价值取向探究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诉讼中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适用调解。在我国，司法资源相对有限，但在社会转型期间却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犯罪行为。在刑事诉讼中推广适用调解制度，可以将很多案件的结案时间大大提前，从而节约大量的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有限司法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满足维护社会最大公正的需要。如果对所有案件都适用同一种程序，在司法资源短缺的我国，就会造成一些重大案件得不到及时的审判，影响到公正的实现。同时调解制度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与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里，如果我们考虑到受害人的抚慰需要，通过调解方式，相对减轻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加大对受害人的经济补偿，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处理结果。这样比单纯的重罚犯罪嫌疑人更能够起到稳定社会、创造和谐的作用。

2.简易程序中关于效率的价值取向探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公平和效率协调的结果。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在诉权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实质上是公平对效率的让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只是规定把这种主动权赋予人民法院，并要求得到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或同意。没有考虑被告人是否同意或自行主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不仅如此，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发现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时，有权中止审判，放弃简易程序而转入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然而被告人却没有因认为简易程序的待遇不公正而放弃或自行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权利。

3.两审终审制度关于效率的价值取向探究

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是指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后既告终结的制度。我国是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如果设置过多审级容易造成诉累，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成本，造成诉讼效率的低下。但现在也有学者建议实行有限的三审终审制，即保留两审终审的传统优势，又使初审法院和终审法院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人情关系对审判的干扰，实现司法的公正。同时也使高级别的法院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具体案件，保证其能够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和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⑩]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效率向公平倾斜，符合现代社会对程序的保障公平作用的要求。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人们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像关注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生成渊源一样去关注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11]建立和完善具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刑事诉讼制度将通过制度和程序设计有效的化解冲突，创造和谐。创造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谐社会，法律要做的不是消除人民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而是要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一个公开、公正的平台，能够让双方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才能在多元价值的背景下实现公平正义。理性的程序机制不仅要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还具有保障实体和排除恣意的功能，让不同价值的利益主张得到有序的表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不断的融入国际大家庭，各种价值和利益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矛盾和冲突。严厉打击犯罪和注重保护人权的和谐统一，注重程序价值的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多元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