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虹

纵观当前通俗歌曲的发展态势，使人感到不容乐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已在影响着它自身的正常发展。

一是歌曲创作的质量急待提高。中国大陆的通俗歌曲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体水平较高，至后，虽然也出了不少好作品，各个时期也有流传的歌曲，但从创作的整体水平上看，还总是令人不满意。尽管如今从网络到歌碟，时时处处都有新歌产生，歌曲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质量却参差不齐，甚或有庸俗作品出现，从表象上看歌曲的创作是很繁荣的，也很热闹，而真要拿出叫板的东西来便难了。因为进入市场经济后，词曲作家们都在经济大潮中练游泳，难免浮燥、难免徘徊；新生力量则对商业运作一往情深，注重作品的包装，忽视质量的上乘，急于推向市场抢份额，周而复之，作品出了不少，能让人记住的也很少。“金钱的圈子里只产生值钱的艺术”①。李苦禅先生这句话谈的虽是美术，借用于此，亦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对创作的体会于我们歌曲创作也是有益的，他说“作家创作到了一定阶段，既是拼生活、拼艺术，更是在拼思想拼人格”②。

我们的通俗歌曲创作是否应在这四个“拼”字上有所借鉴、下下功夫、出出境界呢？生活、艺术可以靠积累，而思想和人格便需作曲家们穷一生精力去修行。面对商品经济，词曲作家们如若没有良好的心态，显然是难以创作出好作品来的。

二是过分注重包装。由于作品不过硬，便要借助于现代化的制作手段予以精心包装投向市场。君不见很多商品（如高档月饼等）的包装精美至极，价格不菲，百姓戏曰：这简直是买包装、吃包装。商品化的通俗流行歌曲，也是借助包装的，走的是“短、平、快”路子，抢时争速是为了抢占市场，只要市场有需求，它就穿着华丽的外衣去迎合，至于内核怎样，就顾不了这么多了！类似产品越多对消费者伤害越大，干巴巴，味同嚼蜡的作品，听多了便会物极必反。

再就是演唱上走捷径。如今有的演唱者对歌曲的二度创作，咬字吐字的清楚，感情的准确表达，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只要在台上跳来跳去，声嘶力竭地“煽动”观众一起互动，造出热烈气氛，就算演唱成功。这种快速成名的手段，大家从“超女”“超男”的选拨中便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氛围里，要讲咬字吐字是苍白的，不仅数板读词让人听不清楚（可能除了歌者知其词义，任何人也听不明白），就是演唱的歌，人们也只能靠熟悉的旋律与其互动，若是新歌，听不清词意便只能随大流律动了。难怪有的人对此评说：这样的场面根本不是听歌，简直像“文革”中“造反歌”“造反舞”的演出情景。人们在荧屏上看到大的演出场面时，虽能听到唱者的歌声、字幕打出的歌词（须知这是加了录音和制作技巧的），但当身临其境时，那满场人山人海、荧光棒舞动，一浪盖一浪的呼叫声浪，震耳欲聋的音响，无论男女老少的观众，在这喧嚣的氛围中，便只能任由摆布了。而音乐，则被淹没在喧嚣的嗡嗡声音中。“太响的音乐使人厌恶，我们因为它嗡嗡响而不喜欢它。”（圣·奥古斯丁《论音乐》）③。

对于现代摇滚音乐的演出，只能在特定的地点、环境、特定的观众群中进行渲泄，这在国外已不是新鲜事。其它形式的各种演出，大可不必都去照搬这种与现代营销大型促销培训现场、非法传销培训及娱乐游戏电视节目场面极为相似的模式。而应各有创新，独辟蹊径，让观众在看了一场大型演出后有所收益，或感到审美的愉悦，或感到心灵的升华。总之，如果观众感到无动于衷甚至厌倦不已，此演出就不能算成功。

其次是演唱音色存在趋同现象。现在听歌或是观看演出，观众对歌者的“声音”听多了看多了，最后会嘣出一句话：好象一个模子出来的，听不出大的区别来，好多男高音，无论美声、民族唱法，不看见人就觉得象是同一人在唱。对于此现象，业内人士其实是很清楚的。学校老师上的课，都是一样的教材，发声、唱法技巧也是处于国际水准，培养的人才获世界级奖的也比比皆是，水平很多都是一流的。问题是个人的颖悟和钻研程度，创新的道路是艰辛的，必须淌一路汗水才会在富有特点的演唱风格方面独树一帜。让人一听到歌声、音色，便马上记住了是某一位歌者。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才旦卓玛、马玉涛、李谷一、李双江、彭丽媛、张也、韦唯、殷秀梅、腾格尔、郁钧剑、毛阿敏、韩红……。可能对成功者风格的模仿者较多，才会有“千篇一律”的现象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捷径是没有的，只有发挥歌者各自的特点、音色，沿着科学发声的方向、学习少数民族的唱法，博采众长，在增强个人素养的基础上，创出独特的风格来。这样才能让观、听众永远记住你的声音。

注：①见2006年5期《名人传记》。

    ②见2007年8期《名人传记》。

    ③见何乾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27页。

　　报载：河北五县区出现多条地裂缝，最长达8公里。在更广范围内的海河流域平原，多年来，已出现200多条地裂缝，多数因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而成，地裂造成农田和住宅不同程度的破坏。……一项研究表明，作为京津主要供水区的京津以南平原区，从1976年至今，30年共超采12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蓄水量，持续超采，带来了包括地裂在内的一系列地质灾害（见《成都商报》06年8月1日12版）。——这是一个现代版“竭泽而渔”的典型案例！
　　按理说，关于“竭泽而渔”的典故，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眼光放到古代，把思维停留在寓言式的传说之中，而极不相信眼下高速发展的社会还会出现这种愚笨的做法。据成语词典释义，“竭泽而渔”指掏干了水塘捉鱼。比喻取之不留余地，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早有《吕氏春秋·义赏》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千年以前古人就明确总结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不要干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可是，现代人就是不信古人之言，总是要打破这种自然规律独出心裁地蛮干一番，然后又总是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当中不乏有为生存者（如上例抽地下水），有为政绩者，有为经济利益者……等等不一而足，为眼前而不顾长远的“竭泽而渔”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难道还少了么！
　　作为个人行为的“竭泽而渔”可能只在小范围造成损失，如果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倾向、一场运动，那么大自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就会带来灾难性的惩罚。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群众大炼钢铁的情景，到处大砍树木炼焦炼钢，青山变秃岭加上不植树，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留下了沙尘暴后患），接着又是大规模的除四害，大人小孩每天举起竹竿赶麻雀，致使鸟类减少，庄稼虫害变多，这种“竭泽而渔”的作法，很快就遭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报应，农村一片萧疏，人们生存环境受到极大威胁，加上苏联专家的撤走，国民经济发展便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
　　在我国进入工业时代期间，由于不注意或不懂得保护环境、注重环保的重要性，工业排污造成江河污染、工业废气造成空气污染，由于经济指标、经济利益或政绩的需要，这种对自然和人类带来严重损害的行径长期达不到解决，直到党中央重视、工业环保和人们生存的和谐才纳入了正轨。假如任其发展、工业污染就会让大自然对人类进行报复。四川的沱江、岷江被污染，已向人们敲起了警钟。
　　又如各地的开发区建设，在初期由于攀比政绩，大搞圈地、占地、毁良田的“竭泽而渔”，造成大面积的良田被推为地基，变成了街道、楼房，而失掉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便涌进城市，对社会、治安、就业形成新的不平衡。农民兄弟们搞不懂：为什么占地总把良田毁，很多山地、荒坡为啥就不能建开发区？既然是开发，你拿良田开刀算什么本事？断了我们的生存之本，儿孙后代怎么办？
　　“竭泽而渔”的行为，理应在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不能任其自由发展，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执行机构，对这类行径决不能手软，更不能让那些　　“交了点学费”的托词支吾过去。近两年山西采矿过度造成地陷对人类生存造成的损害人们还记忆犹新，2006年夏季遭50年一遇的高温天气，不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惩罚么？“竭泽而渔”，不为长远利益作想的事情千万不能再干了！
   为了人类和大自然能有个和谐的生存环境，希望当政和不当政的公民们，冷静想想“竭泽而渔”的后果吧，不要老是把这一成语只当成寓言而一笑了之。如是，最终被笑的则是我们自己了！

　　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一些人信仰的缺失，为一些落后、愚昧的历史沉渣泛起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单说“算命”的行当吧，现在被有的人吹得神乎其神，盲目相信，甚至有的人听信了“算命先生”收了银两后胡诌出的言语，成天想着发财呀、消灾呀、避祸呀，搞得人恍恍惚惚，这种情况，轻则对生活带来影响，重则便会产生很坏的后果。而由于听信算命先生的“指点”后产生的恶果，真正受害的是自己，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例因算命先生的“掐算”造成严重后果而追究其责任的案件。善良的人们总是把算命先生猜准的事和胡诌出的“推算”当成圣人吉言去传播，从来没有想过对“算命先生”的话所造成的间接恶果诉之以法律而追究之。
　　摆在眼前的就有一大案与“算命先生”有关。发生在陕西汉阴的06年“7.16”特大杀人案，“杀人恶魔”邱兴华一人连杀10人，成为了这起血案制造者。警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邱兴华杀人的动机很单纯，主要是为移动铁瓦殿内的祖先牌位而与殿内工作人员产生争执引起的。至于为什么要移动祖先牌位，据邱的妻子介绍：6月16日，他（邱兴华）到石泉县去的路上，遇到一个白胡子的算命先生，算命的告诉他，刻有邱氏祖先的那个牌子位置不对，要搬到庙里去，不能让雨淋了。还说那是他这些年背运，一事无成的原因。邱兴华真的就听信了算命先生的“指点”，当庙内工作人员不让他挪动牌子时，便发生争执、打架以至发展到杀人和伤及4个乘客的血案。
　　这当中，算命先生的话应该说是起到煽动、挑唆邱兴华犯罪的作用，一个山里农民，听了“仙人”的指点，才知道“他这些年背运、一事无成的原因”是祖先牌子遭雨淋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邱兴华一心迷在了移动祖先牌的位置这件事上，谁要进行阻挠，就是反对他改变“这些年的背运”，因此，他对阻挠他的人充满了仇恨，直至令利智昏残忍地挖眼掏心肺。这样一件大案，邱兴华虽已被重惩，然指点这一莽汉干出惊天动地大案的“算命先生”，该不该予以追查追究呢？“算名先生”的话确实是让邱兴华倒了大霉背了运，如要认真追查起来，“算命先生”便可口若悬河地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因为“仙人”毕竟是要挣钱吃饭的，胡诌一通收了钱，管你信否、认真否，依然换个地方云游悠哉去了，至于“指点”你的话，又在另一个人身上加法炮制，就因无人追究责任，他也就会一直胡说八道下去！
　　可能会有人对星相学中有名气的一类抱有一种神秘的心理，这也不奇怪，因为每一种学科，只要钻深了，就有一批学者出现。有人对哲学、佛学、星相学钻研透析了，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就会与众不同，这就不能和一般“算命先生”等同而言了。笔者曾对乡间一位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有过近距离观察，慢慢才发现了个中真谛。那是在80年代中期，家乡有位郭姓残疾老人（双眼失明）重操旧业（文化大革命前就靠算命为生），城里、乡里很多男女老少都慕名而来。在一个赶场天，我便请他到我家街面门市上设摊，不收他任何费用。他的家人很高兴掺着他在门市上坐下，我们在一旁坐。跟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算命的人光临。有的是报生辰八字，有的是摸手相，不管过程怎样，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在似问似答地交替进行，而且特别注意听你的感叹声音和回话，有时一问一答，一呼一应，有时是他背诵一串似是而非的“经文”，最后，才总结出结论。看和听了大半天，我和我爱人一道始终没有悟出有什么新的东西，几乎都是一个框子，凭他的灵敏感觉抓住求财求福人的心理竭尽迎合之能事，凭着记忆和多年经验的积累，便游刃有余地把钱挣了下来。至于你姓什么、叫什么，给你下过什么论断，提醒过什么，则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可以说，“算命先生”所说过的话，实际上就是不负半点责任的胡诌，是为了挣钱，假如你不给钱他连乱说几句也不愿意。有朋友曾对前来要他算命的先生说：你最好先算一算你的包里有没有钱，你好久能发财。几句话出口，算命先生感到技穷便到别外游说去了。
　　既然“算命先生”对自己说出的话无法负责任，那么我们对这样的话也就不必太当成一回事了，也没有必要把这种胡乱的“指点”成天忧虑地挂在心上，甚至奉若神明。生活、出行都念着“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没事也会出事的。君不见前面所说的邱兴华一案，就是由迷信“算命先生”的话引出的祸端么！对于喜好从“算命”中求得某种心理安慰的善男信女们，只要认真地结合实际验证一番，排除掉一些偶然性，自会看出个中真谛来。而对于不信这一套的先生女士们，“算命先生”是有眼光的，他是不会找这些人挣钱的，因为他心中清楚，自己的胡言乱语只能蒙住那些喜欢胡言乱语的人，喜欢把钱胡乱甩出去的人。只要能对“算命先生”的话造成恶果的事进行追究，那么这种药对医治“算命先生”的胡乱“指点迷津”想必是有效的。
　　而最有效的则还是受众不要去相信这类人的行径，现在“八荣八耻”已树立了道德和信仰标准，我们有了这一准绳，再去“迷信”那些“算命先生“们的邪话，就与社会道德相悖了。

注：文中所举“7.16”杀人案摘于《成都商报》2006年8月21日07版
 

　　自上世纪90年代“四川省课余（业余）乐器演奏等级考试”在乐山兴起以来，考级热和围绕考级的培训热伴随着学校对考级合格加分的规定而愈演愈烈。如今，随着学校取消了对学生的考级加分，人们对考级的热情便平抑了下来，而围绕考级开展的乐器培训活动是否还依旧充满活力呢？
　　A  乐器培训： 千树万树梨花开
　　笔者近期通过对中心城区10多家乐器培训中心的调查了解到，除文化、教育系统办班从事培训外，那些具有一定规模、设施齐备拥有一批专业教师的社会办学培训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充实着这块市场。开办多年的乐山琴行器乐培训中心、乐山音艺中心、玉熔钢琴培训中心、乐山钢琴走廊培训中心、余音琴行等，除继续进行乐器演奏等级考试外，还在儿童音乐素质培训中不断摸索和努力。多年来，这些培训中心已为学校和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音乐素质的人才，用成绩证明了其存在的必要。
　　在乐山琴行培训中心，笔者了解到，他们数年来为各专业艺术院校培养了古筝、二胡、扬琴、萨克斯、小号、钢琴、电子琴、小提琴、葫芦丝、架子鼓各类少儿音乐人才300多名。而在玉熔钢琴艺术中心，则为中央音乐学院和全国各级师范院校音教系、艺术系输送30多人，多年来还为普通大学培养艺术特长生300多名。乐山钢琴走廊培训的学生2006年前已有30多名考入省内外音乐艺术院校，去年有90多名学生参加中国音乐学院组织的考级顺利通过4—10级。乐山音艺中心多年来不仅培养了中西乐器的各类少儿音乐人才，而且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仅在峨眉分中心的培训场地就达300多平方米。正因为这些社会办学的培训中心能围绕素质教育不断与时俱进，逐步在向有规模、有规范、有质量保证上发展，所以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活力，赢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青睐。
　　B  家长： 热情依旧不减
　　既然乐器考级不加分了，家长们还愿让孩子去学音乐参加乐器考级吗？在中心城区某培训中心，送孩子前来培训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考级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想让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爱好、促进身心健康。以往考级加分，听说有的家长强硬让孩子学琴，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孩子喜欢弹琴，就顺其自然送他来培训。素质提高了，对孩子今后的人生肯定有好处。周女士则说，她的女儿在学古筝后懂事多了，学习和练琴都很自觉。而更多的家长则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现在社会竞争强，孩子不学会一技之长长大了怎么办？家长们对孩子学琴态度的转变，为各培训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即使学校不加分，也不会影响家长们对孩子素质提高的期望。这种自觉要求参加培训的态度，反过来又促进了办班方不断提高自己的培训质量，使得乐器培训市场向着更加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C  转变： 从商业到艺术的升华
　　音乐考级的器乐培训乃至于少儿素质教育的培养，一直都在探索之中。但是，如果忽视了培训的根本目的，而把教育、培训一味变成商业运作，便会直接影响到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乐山琴行的冯彬老师对此颇有感受，她说：我们开琴行，主要想为各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服务，使他们能选购到有质量保证的好乐器。但我们又不是商人，所以，我们把精力放在少儿器乐培训上，主要是想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演奏技能的少儿音乐人才，为学校的素质教育服务。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师资上，各培训中心都在注意往专业化、规范化方面发展，执教的老师大都毕业于音乐学院或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许多培训中心还实行陪练制，由各类乐器的陪练老师定时督促、指导学生练习。在上主课时，陪练老师与学生一同上课，然后把主课老师布置的内容逐一落实到学生身上，让家长放心。这样做，避免了因家长水平不一陪孩子练琴收效不大的毛病，而且孩子的自觉性也强了，对音乐的兴趣也浓了。从事过专业演奏多年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会员、省音协会员程方玺老师，在严格上好考级教材的主课外，还结合古典、通俗流行曲目有选择地供学生欣赏，增添趣味性，促进学生自觉练习。有时为了相互促进，他还有意识地把学扬琴和学二胡的学生配合练习，共同提高。
　　为了巩固学习和增强学生的临场体验，程方玺还组织了少儿乐队，每星期五坚持器乐合奏排练，让学生把学到的技巧与演出实践相结合，这样做，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自觉学音乐的积极性，促进了音乐考级培训质量的提高。有些学生在考满考级规定的级别后，照样会自愿到培训中心参加排练和演出。这个乐队在2005年被乐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成少儿实验乐团应邀赴成都锦城艺术宫与周钰胡琴乐团一起同台演奏了《光明行》，广受好评。2004年程方玺和全体老师带领60多名学生组成的混合乐团在金鹰山庄演出，20多台古筝、5台扬琴与钢琴、架子鼓及其它乐器同奏，反响强烈，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每年参加的省、市器乐比赛中，乐山中心城区各乐器培训中心都有学生获奖，如全国艺术新秀选拔赛、全国电视“希望之星”大赛、全国KAWA杯钢琴比赛等等，器乐培训结出了累累硕果。令人欣喜的是，个别有音乐基础的家长，经过陪孩子学习和练琴，自身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企业破产下岗之后，他们便刻苦学习和练琴，掌握了一门技术，有的现在已加入了一些琴行的陪练工作，解决了就业，让人感受到我市少儿乐器培训的广阔空间。

　　　　　　　　　　　　　　　　　　　　　　　　　　　　　　　　　　　　　　　　　　　　　　　　　　（载于2007-5-13 乐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