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可·奥勒留《沉思录》（无锡 刘强）

对于马可·奥勒留，我们应当不陌生。高中历史老版本，曾记述东汉时的一件中西交往的大事。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朝见汉桓帝，并赠送象牙等礼物，标志着中西方交往的开始，马可·奥勒留也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个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的西方领袖。大秦即罗马帝国，而大秦王安敦就是马可·奥勒留。《后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的，“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件事也说明马可·奥勒留具有国际视野，无愧于世界公民。他说“我的本性是理性的和社会的，……我的城市和国家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理想的国家是哲学与政治联姻，让“哲学王”治理国家。柏拉图游历叙拉古时曾结识了阿启泰，阿启泰是一位领袖兼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柏拉图找到了“哲学王”的雏形。五百年后马可·奥勒留真正实践了柏拉图的理想。奥勒留在位20年，这是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特别年代，加之大地震、大水灾、瘟疫以及内部的叛乱和外族的进逼，可谓内忧外患。奥勒留戎马倥偬，后10年几乎在军营度过。他以坚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智慧把帝国治理得井然有序。马可·奥勒留治理下的罗马帝国，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称之为“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马可·奥勒留也位列“古罗马五贤王”之一。

灾难丛生的2008年，因为温总理的一席话，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风靡全国。温总理说，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读过上百遍，而且放在自己的床头，天天都在读。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我先买了本刘娟翻译的彩色插图本，慢慢品读，很快就沉浸在那深邃的哲理中。接着又买了本《何怀宏品读沉思录》，阅读中又有新收获。继而，又买了本文学大师梁实秋翻译的彩色印刷版本，感觉又进一步。尤其春节期间，我把三种不同版本的书交替反复阅读，聆听古圣先哲的低语，心智豁然贯通，心灵由之宁静。

什么是宁静？

奥勒留说，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找到一个比灵魂更为恬静的退隐之地。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部不可能重演的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里，更多看到的是“苦恼人的笑”。超然如李白也唱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人生悲调。我们的痛苦是怎样产生的呢？撇开外在的灾难和内在的疾病带来的不说，奥勒留认为人生的痛苦是自身的“不满”造成的。他进而推演造成“不满”的缘由： “不过也许你是对宇宙中分配到的份额不满”： “也许是对于所谓名声的渴念在折磨你”；“是对人们的邪恶不满吗？”；“也许是肉体的苦恼抓住了你。”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不断扩张的充满欲望的容器，既有“名满天下”求取虚名的妄想，更有“富比王侯”攫取实利的贪欲。另外，“爱”的痴迷，“恨”的切齿，“情”的弥散，“仇”的滋生，这些，莫不在撑涨那小小的容器。从此，心的容器永无宁日、躁动不安，直到它的功能衰竭，容器破裂。以至于，终其一生，依然苦海挣扎，至死还执迷不悟。

只有安静下来，才是有力量的。奥勒留说“要像那峙立的礁石，任凭海浪冲击，岿然不动，而四围狂暴的海浪很快就会消退了。”

中国的老子同样非常强调“静”的意义，“致虚极，守静笃”，“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孔子也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诸葛亮《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成为不少人的座右铭。

看来中外圣哲都强调心灵的宁静。

我们的苦恼更多的是迷失于外在的纷扰。记得有个故事，一位美髯公，胡须飘长，悠然垂于胸前，引得众人羡慕赞叹，他自己也颇为自得。忽然有一天，一人问他，你这么长的胡须，晚上睡觉如何安放？这个问题，他可是从来就没想过，一时无语。晚上再睡觉时，突然觉得问题严重，胡须确实不好安放，折腾来折腾去，彻夜无眠，从此，他患上失眠症。这个故事，也应了中国那句俗语“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奥勒留认为，客观的事物并不能触及你的灵魂，所有的事物都是瞬息万变。宇宙即流变，人生即意见。既然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你对现实的态度。他要求，欣然接受一切际遇，让自己最终安静下来。

奥勒留对生命有深刻的认识，他提醒人们，要记住“一切都是朝生暮死。”“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年的风云人物如今到那里去了。他们都像一缕轻烟似的消散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尘土，变成了一个故事。”“在这种无限面前，活三天和活三代又有什么区别呢？”陶渊明也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正因为人生苦短“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所以，该放手时就放手，“不要浪费你的余生去空想别人的事”。

不禁想起苏轼的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所以应当人们超越名利，把一切烦恼抛脑后。“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又何苦把有限的生命消耗在无穷的烦恼之中呢？去享受生活，去欣赏自然。“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奥勒留对大自然更是抱着感恩和歉疚的心。在这块大地上，“我的父亲从它收集种子，我的母亲从它获得血液，我的奶妈从它吸取奶汁，在许多年里我从它得到食物和饮料的供应；当我践踏它，为许多的目的滥用它时，它默默地承受着我。”奥勒留还对没有理性的动物表现出“要以一种大方和慷慨的精神对待它们”。

如何做到心灵的“宁静”？

奥勒留提出，外要“合乎自然之道”，内要“退隐到自己的心灵”。至于隐居乡村茅屋，山林海滨，这完全是凡夫俗子所为。退隐心灵，就要清空心灵的容器，扫尽心灵的尘埃，切切不要“执”于外在的变化。水流最静的地方也是最深的地方，外在的狂风只能吹皱它表层的水纹。“走最短的路，最短的路就是自然之道”。 陶渊明“神释”诗中也说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融入宇宙之中，顺乎自然之道，就无所谓忧虑。这就需要看淡名利，不要偏执于外在之物，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求人们不要过分，不去奢求，不走极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86）也提出以“最小痛苦原则”代替“最大幸福原则”。

要做到心灵的“静”，还应当让积极的因子充实我们的心灵，灵魂需要打磨和净化， 让“爱”、“善”、“忍”在心灵井然有序地生发和滋养。善是哲学的最高诉求，“善与正义与我同在”。“无论你做什么，都参照着善，参照着你将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是善的来做它”。“关注内心。它是善的源泉，如果你挖掘，它将汩汩地涌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不要嚷着示人，而是继续做另一件好事。”一个人的本分就是“对同类表达仁爱”。正因为人生短暂，所以要“及时行德”。奥勒留甚至认为“忍受也是正义一部分”，“冲着事物发怒是不对的，因为它们毫不介意”。“当你因某人的错误生气时，立刻问问自己，想象你自己是否犯过类似的错误”。

而保持心灵的愉悦，靠的是自己的理性， “一个人笔直挺立，而不是让别人扶着直立”。

奥勒留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就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原子间的因缘聚合，世界的一切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并共同分享有一个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或真理。理性的动物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友爱便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你称之为的“恶”。要恶人不作恶，就像让无花果不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不只是为好人设计的，正如《圣经》中所说，“上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下雨给义人的，也给不义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作恶，只要我们完成自己的义务就够了。沉静的心灵要表现出高贵、仁厚和真诚。

商潮滚滚，宦海沉浮，学海无涯，人生苦短，沉浸《沉思录》中，让我们“抵制和清除一切令人苦恼或不适当的印象，迅速进入完全的安静”。所以，我们要保持心灵的宁静，给心灵一方净土，让自己短暂的一生都能“燕处则超然”（《老子第十六章）。

林语堂高度评价《沉思录》，“这位1800年前的旷代奇人于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一部《沉思录》，从而对于为人处世律己待人之道有所领悟，这部书不能不说是人间至宝之一。”（刘强）

○《何怀宏品读沉思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25元

○《沉思录》新世界出版社 刘娟译2008年7月 28元

○《沉思录》天津教育出版社林 语堂译2008年12月19.8元

《诗经·小雅·蓼莪》深情地追念母亲的养育之恩：“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可见，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何其大！

母爱，不仅表现在生活上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更表现在人格上、心灵上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三位杰出的母亲，造就了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徐母制冠，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母爱经典。

“孟母三迁”出自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孟子幼时丧父，由母亲拉扯大，家境自然贫寒。孟家陋室挨近山边墓地旁，小孟轲便学人哭丧、学办丧礼。搬到市集肉铺边，孩子又模仿杀猪卖肉。直到搬到学校附近，孩子开始学习作揖打躬、诵读背书。那时，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孤儿寡母、家徒四壁，但孟母明事理、懂教化，为孩子前途着想，不辞劳苦，举家搬迁多达三次，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断机杼”更体现孟母教育的机智。孟母用“断机杼”这样果决的行动，给不爱学习、半途而废的小孟轲以当头棒喝，促其猛省，让其明了学习须持之以恒、专心致志。正是孟母的教育智慧，为日后造就“亚圣”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岳母刺字”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耳相传，文献资料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钱彩评《精忠说岳》第22回“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书中说岳母担心岳飞日后恐怕有不肖之徒勾引，怕他做出不忠之事，便在岳飞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字。“岳母刺字”不论其真实性如何，它包含人们对英雄母亲的颂扬。据元代史学家脱脱《岳飞传》载，“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名室上，因以为名。”“鸿鹄飞室”、“岳母刺字”两件事是有关联的，“鸿鹄飞室”就是对子女一种积极的心灵暗示，暗示孩子应及早立下“鸿鹄之志”。而“脊背刺字”就是给子女一个时时警醒的座右铭，指引孩子要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岳母的家教中包含着赏识教育、积极暗示、鞭策激励。岳飞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不是偶然，从“岳母刺字”中可以探寻英雄成长的足迹。

“徐母制冠”更体现智慧母亲不同凡俗的见识。徐霞客生活在明朝末期，那时科举考试成为学子孜孜以求、追名逐利的普遍诉求。家道殷实的徐霞客厌恶这种读死书、不求实际的学风， 他热爱山川自然，志在四方远游，“奇情郁然，玄对山水”。但是，儒家崇尚孝道，“父母在，不远游”，自个儿独自远游，不顾父母，那是不孝之子。再加上，轻易放弃科考，也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一般人断然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

徐霞客的父亲早世，徐母是一位有主见的母亲。豁达、开明的徐母，她不被世俗所束缚，她尊重儿子的选择，鼓励儿子远游，她说“身为男子，应该志在四方，怎么能为母亲而羁留家园，好像是圈在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呢？”她亲自给儿子制作“远游冠”，为儿子远游壮行。正是这样伟大的母亲，才成就徐霞客这位千古游圣。

美国作家斯托夫人说过“母亲们都是天生的哲学家”。这三位杰出的母亲的事迹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母爱。那就是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而不只是为孩子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要让孩子志存高远、报效社会，而不是让孩子贪图安逸、追求富贵；要尊重孩子的志趣和爱好，而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

母爱的智慧应直指儿童的心灵，把儿女引向健康的人生之路。(刘强)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高二(2)班 张 晗

　　教室窗外的银杏树发芽了。

　　我临窗而坐,于是就有了近距离观察银杏的机会。这棵银杏长得高大挺拔,几乎和四层教学楼齐平。灰白的枝干上布满了疤痕,那是它跟无数次风雨搏击后留下的“战伤”。我每天都会观察它,期待着它长出嫩绿的芽儿。可是料峭的春寒却为难它,不让它早早地发芽。

　　两个礼拜后,调换座位,我不得不和那风水宝地说再见了。昨天,路过窗边,突然觉得眼前一亮。银杏长出嫩绿的新叶!那些早长出来的芽儿紧紧地挨在一起,似乎抵挡不住乍暖还寒的天气,又像是耐不住独自生长的寂寞,要赶紧找同伴交流交流了。它们小小的身体,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远远看去似乎一簇绿色的花球。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花球发出绚烂的光来,亮得似乎有点灼眼了。

　　倘若单单看它们中的个体,便发现已经具有叶的雏形,伞状的叶片小而完整,透着嫩绿,新鲜得快要溢出水来,这令人欢喜的颜色撑出一片属于它们的天空来。这颜色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嫩绿、翠绿、深绿、浅黄再到深黄,唯一不变是那种浓。奇异的是,这浓又是那么清亮,没有丝毫拖沓之感。在大自然的润泽下,它将自己袒露无遗,尽情展示生命的浓墨重彩。

　　再说它的纹理。银杏叶的纹理清晰,光滑又有质感。这样的叶片,是断然不敢用手去摩擦的,怕碰坏了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只敢轻轻伸出一根手指,细细地触摸,体验其脉络在指尖留下的柔美质感,心中的某个角落,便也会在那时一起柔软起来。银杏实在是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设计师的精雕细琢之作。无论从色彩搭配上,还是从形态结构上,都是被精心打造,完美无缺的。

　　可爱的银杏树上有着同样可爱的生命。

　　在这棵银杏树上,安置有一个狭长的大鸟巢。鸟巢起初是团状的,常常有小鸟飞进飞出,还有嗷嗷待哺的幼鸟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不停地喳喳叫着,身子急不可耐地向外探着,期待着外出捕食的妈妈快点儿回来。有时也会替那些小家伙担心,怕它们一个不小心跌了下去。然而事实证明我只是杞人忧天,这些小家伙都健健康康地日渐长大了。更可喜的是,这个鸟巢在不断扩大着它的规模,有更多的住户在搬进去。现在鸟巢大致已分为三层,上下邻居相处得挺融洽。不管哪家的鸟飞出去,总会响亮地鸣叫一声,好像是在跟邻居打个招呼:“我出去咯,这里你多担待着点。”这些灵动的生命和银杏一起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每每路过,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仰望,怀着对自然的深爱和对生命的敬畏。我也希望自己变作一棵银杏树,自由而快乐地撑起一方天地。                                           ( 指导老师 刘 强 )

已发在《扬子晚报》2009。5。6“成长周刊”，如下链接：

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09-05/06/content_12705524.htm

“病来如山倒”，生病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也无法逃避的事情。“病去如抽丝”，疾病总是给人们来带无穷的痛苦，让你痛不欲生，让你生不如死。

凡事都有两面性，生病也会生出些有益的副产品，疾病在折磨你的同时，往往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常言道“病蚌成珠”、“久病成医”就是这个意思。

记得小时候，我们随父母下放到偏僻的农村，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尤其贫穷。一位小伙伴病好了，他见到我们竟然说，生病真好，还想病一回。我们这就奇了怪，他说，生病了妈妈才给我吃鸡蛋，吃好东西。这是只有在那个特定年代才会有的感受。生病就像过年一样可以享受一次“美餐”，难怪他还想接着生病。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生病，百日咳、肺结核、扁桃体炎，常常发作。经常半夜三更，母亲（父亲拉车在外）背着我，打着电筒，赶到三、里外去看赤脚医生。肺结核是个慢性病，药丸、药汤要顿顿吃、天天吃、年年吃，像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一样。吃药要准时，要恪守医嘱，要持之以恒。长期吃药竟然养成了我认真、严谨、守时的习惯。慢性病不能多运动，我就呆在家里看书、看报，酷爱读书的好习惯就是这样形成的。生病促使思考，我就琢磨病因，思考病情，小小年纪竟然也略知一些医学常识。看了电影《李时珍》，联系自己病情，小时候的我便萌生了长大当个好医生的愿望。为此，父亲给我买了《河南省中草药手册》《中草药炮制方法》，我捧着书到山上找药、挖药，俨然小小李时珍。一时满村皆知，村民常常把采挖的中草药送给我，让我对照书籍辨认，我几乎成了“小大夫”。后来高中我学了文科，良医、名医梦破灭了，但对中医的喜爱却一如既往。

人在生病时还会生发人生哲理的思考，还会强化自己的道德力量，还能形成某些宗教情结。人在病中最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宝贵、健康美好。生病中自然让人想到生死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呢？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不知死后有没有来生？有阴曹地府吗？痛苦思考之后，还是觉得要顽强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因为未来有希望，人生有梦想，还要体验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衣锦还乡”的人生美事。生病时最容易产生敬天地、畏鬼神的想法，总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上帝、菩萨、老天爷保佑自己。还在心中一遍遍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个好人，千千万万不要做坏事，因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生病时更感觉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珍贵。大学期间，我的脚被开水烫了，将近一个月中就是同学背着我上楼、到教室、到餐厅，令人感动。工作后，记得有一次，我请了一天病假，几位学生费尽周折找到我家里来看望，我既惊讶又激动。前一段，我做了个小手术，千里之外的父母、兄妹不时打电话问候、关照，如这四月的春风温润地吹拂。一句问候，一束鲜花，一刻看望，带给病人的就是温情的药。我们常抱一份感恩的心，莫不是病中真情感染的结果。

大病过后，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溢满全身，就像毛泽东诗中说道“三军过后尽开颜”。人也如同发生一次蜕变，获得一回新生。此后，加强身体锻炼、注重自我保养自会形成习惯。

所以，当我们面对疾病，不要恐慌，不要沮丧，要坦然面对，欣然接受。要知道，上帝给你痛苦的同时也会给你补偿。

当然，生病虽能带来意外的收获，但我们还是希望疾病不要缠身，“什么有，就是不能有病”，毕竟健康才是真实的，健康才是幸福的。(刘强)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鲁嘉宾

选自《领导者》2009年1月8日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来源：《领导者》25期

　　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扬州日报社、扬州园林局、扬州市文联承办，新浪网、中国作家网、扬州日报、扬州晚报、扬州时报、扬州网特别支持，共同向海内外征集“瘦西湖”杯“风物扬州”全国征集美文与诗歌，至2009年3月15日全国征文评选已经截止，共收到海内外征文4300多篇，感谢广大文学爱好者对此次征文评选的支持，现将“瘦西湖”杯“风物扬州”全国征文评选结果揭晓如下：

特等奖：《境界》 陈启文（广东）

一等奖：《扬州——如歌的散板》 敕勒川（内蒙）

二等奖：《霜风吹过扬州》 陈霁（四川）

           《十面琵琶下扬州》 胡茗茗（河北）

           《大风吹不走的城》 张巧慧（浙江）

三等奖：《行走在光影里》 梁明院（江苏）

           《扬州散拍》  莫卧儿（北京）

           《仁丰里轶事》 何广陵（江苏）

           《扬州，扬州》 安澜（黑龙江）

           《数风味，论扬州》 钟鸣鼎食（江苏）

优秀奖：吴光辉（江苏） 陆  建（北京）  朱千华（广西）  林  莉（江西） 

 许云超（河南） 慕  白（浙江）  林馥娜（广东）  王黎明（山东）

 冯  杰（河南） 泉  溪（云南）   王  族（新疆） 东方浩（浙江）

 李  胜（北京） 娜仁琪琪格（北京）  巴音博罗（辽宁）  

 天  村（浙江）  刘  强（江苏）  凌鼎年（江苏）  徐晓思（江苏） 

 芦  苇（陕西） 田  莉（ 山东） 曾维群（甘肃）  洪永争（广东）

 曾昭友（江西）  刘小雨（山西）   冯一玲（河南）  周  游（江苏） 

 杨  戈（北京）  宋  雪（山东）  曹  辉（辽宁）  孙青瑜（河南） 

 刘庆华（广东）  金新华（江苏）  潘纤云（安徽）   陶洪仁（江苏） 

 潘逸飞（江苏）  陈忠龙（福建）  韩  晗（北京）   姜建勋（浙江） 

 郭继民（广东）  彭  晔（江苏）  余大庆（江苏）   路  石（江苏）  

 蒋  惠（江苏）  曾训骐（四川）  黄晓梅（吉林）   李声白（江苏）  

 肖云柯（江西）  欧阳胜（浙江）  周小舟（江苏）

征文评委会

主任：从维熙     副主任：李敬泽

评委：韩作荣  肖复兴  唐晓渡   徐  坤  商  震

初评：冰 峰   杨海蒂  朱  零

   详见作家网：http://www.zuojiawang.com/

——参加赵宪宇《教育的错觉》发行座谈会感受

扬州工作时，一些热心教师成立了一个“明德”教育沙龙，我也加入其中，大家主要就当今一些教育现象进行剖析、讨论，并对未来的新教育进行展望。沙龙活动地点就在大学路的“先锋书店”里。

一次活动结束，在书店看书，一本名为“教育的痛与痒”的书吸引了我，抽出来随意翻看，心立即被触动了。感觉作者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或不善说，或不愿说的真话、实话。感觉到他思考了我们没有深思但朦胧中又憧憬的一种教育愿景。再细看扉页的作者介绍，不禁惊喜，原来作者赵宪宇竟然是我的河南老乡，而且还是更近的信阳老乡。在异地他乡，感觉如同遇到故知乡友。于是，毫不犹豫买下书，拿回去再细读。

那时，我刚看完吴非的《不要跪着教书》，等读了《教育的痛与痒》，觉得这两本书堪称姊妹篇。觉得这些特级教师代表当今中国教育的良知，在乌云厚重的应试弊端中，他们拨云荡雾，力图擦亮教育纯净的蓝天。阅读这样的文字，心灵为之共鸣，精神颇为振奋，对这些探索者、前行者、破冰者不禁肃然起敬。

后来，我转辗调到无锡，在书店里又买了赵宪宇的第二本杂文集《教育的忏悔》。看完后，我立即写了篇读后感“走进学生的梦中”。我在文章的结尾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言：罗曼·罗兰说，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中，总得心中有阳光。读了赵老师的两本书，我想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应当在不断反思和忏悔中与社会时代同步、与学生心灵共通，做一个阳光教师，走进学生的梦乡，让所有的学生都能美梦成真！

很快，我就和赵老师联系上了。通过电话、E-mall，我倾听赵老师对教育的精辟见解。

春节期间，赵老师的第三本书也面世了。我特意让太太和当小学老师的妹妹到书店买回了一本《教育的错觉》。这个春节，我们仨人争相阅读，家里就像开小型沙龙，谈论赵老师书中的教育问题和社会现象。我们无不为赵老师的智慧、勇气、风趣所折服。很快，我就写了篇读后感“不畏浮云遮望眼”。我在文中说道：面对纷纷嚷嚷、眼花缭乱的教育错觉，作者以灵魂在高处的姿态，不畏浮云，直面现实，针砭时弊，表现了一位特级教师可贵的良知和理性。如作者所言，“与其埋怨无边的黑暗，不如点亮一支小小的蜡烛”。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同样，我读了赵老师的三本书，也真想见其人。

这个周末，在无锡市新华书店举行赵宪宇杂文创作暨新作《教育的错觉》发行座谈会，我也闻讯前往。我目睹了赵老师的温和而风趣、儒雅而洒脱的风采，感受到了“你比春天更温暖”，享受了一场盛大的精神Party。

座谈会上人们争抢话筒，争相发言，而发言者个个高屋建瓴、妙语连珠，让我心里赞叹不已，感慨不已。可见，在赵老师的影响下，多少人都在关注教育现状，热心教育变革。抱怨、愤怒、麻木、消沉其实都无益于教育的更新，既然我们不能一下子改变教育乃至社会的大环境，就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改善教育及周边的小环境。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终于会汇成汪洋恣肆的江河湖海。

座谈会上，我也抢到了话筒，拉拉杂杂也说了一通。我把赵老师写教育杂文一篇又篇、出杂文专著一本又一本、人们纷纷阅读赵宪宇、茶余饭后谈论赵宪宇，概括为“赵宪宇现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当然希望现今的教育环境能够改善，教育能回归到本真、纯净、尊严，自然不希望看到“赵宪宇现象”的扩展、蔓延。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赵宪宇们孜孜以求，“赵宪宇现象”能终结吗？更何况,，“赵宪宇现象”与赵老师的妙笔生花以及赵老师书中给人们带来的盎然兴趣密不可分。

看到人们热情洋溢的交流，我也在想：何以成为“赵宪宇”？从人们精当的发言中，我提炼为三点：热忱、良知和理性。

热忱源自于“爱”，立足于“勤”。

座谈会上有三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之一，锡山区教育局的孟局长提到赵宪宇的一件趣事，说赵老师喝醉酒后，不喊别人，只喊他妻子“小梅”。

之二，还有位老师回忆说，赵老师有一次钱包丢了，他懊恼不已，说，钱丢了无所谓，但钱包里装有我一直保存的河南的身份证。

之三，再看赵老师第一本书，序言竟然是他女儿写的，这可是所有书籍中绝无仅有的。

这三件事说明什么？说明赵老师真实深厚的“爱”！爱孩子，爱妻子，爱故乡。像这样充满爱的人，能不爱他的学生？能不爱他的工作？能不爱他的事业？很多老师为了工作，不管家庭，不顾孩子，无暇赡养父母，无暇顾及自身健康，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工作。其实，这是反人性的，不真实的，沽名钓誉的。魏书生也说，教师首先应爱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再好，那不是你的孩子。

所以，我说赵老师的爱是真实的，是亲切的，是自然的。难怪那么多的人喜爱赵老师！由喜爱赵老师的为人进而喜爱他的作品。

赵老师的“勤”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他每天四点多就起来写作。我所知道的著名书画家范曾也是如此。常言道：“天道酬勤”，“快乐每从辛苦得”。真是一点不假！

当然，良知蒙蔽，理性缺失，也是难以做出赵老师那样的巨大成就。社会学家王选说，“既然看见了就不要背过脸去”。赵老师就是这样直面教育的问题和弊端，革故鼎新，激浊扬清。良知可鉴，理性可敬。

我还在想，地域文化的精神滋养也是赵老师成功的原因之一。

赵老师从河南信阳，“孔雀东南飞”，来到无锡。“信阳”和“无锡”自然就是赵老师成长的沃土。“信阳”和“无锡”都是两种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信阳处于“中原”和“荆楚”之间，如信阳鸡公山上的石刻“清分楚豫，气压嵩衡”，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信阳，既有中原文化的厚重儒雅，也有荆楚文化的浪漫奔放。而无锡处于“吴”、“越”之中，如太湖鼋头渚摩崖题辞“包孕吴越”，地处苏、浙、沪三地的无锡，既具有“吴”文化的开拓谦逊，也具有“越”文化的灵动恬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赵老师作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自然会主动吸纳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兼收并蓄，以成大家。

赵老师痴迷于阅读和写作。他女儿叙述，有一次到上海书城买书，结果一早进去，晚才出来。《教育的错觉》有篇文章就是“新华书店”。“新教育”的倡导者朱永新说，阅读是站在大师肩膀上前行，写作是站在自己肩膀上攀升。我想，赵老师就是为追求新教育的梦想努力前行，不断攀升，从而也影响不少人追随他的背影。

这个座谈会不知不觉开了三个多小时，却感到意犹未尽。所以，我想，赵老师是不是也组织一个教育沙龙，让新思想更多、更快、更直接地传播，让我们一起成为新教育的追梦人。（刘强2009．2．23夜）

陌生女孩送书来

军训期间，刚上初一的儿子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数学老师要求，要准备一本六年级上册的数学书，并且只要旧版本，不要新版本。

儿子是从五年级跳级直接上了初一。因为这所学校正好办有一个五四制的试验班，而且实行小班化教学，配置优秀老师。所以，我们慕名而至，儿子也就跳过了六年级，自然就没有六年级的课本。

 “军令如山”，我和他妈妈立即忙乎开了，先是从左邻右舍、周围同事中去借，然后我又专门跑了趟市里的新华书店，还到对面的小学校去找。原以为一件简单的事，不曾想实施起来何其难，忙了两天一无所获。而儿子催得又急，因为军训一结束，正式上课就开始了，那本书是必不可少！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他妈妈突然想起一个人。

原来暑假我们到学校来考察时，曾在离学校不远处的路边小卖部买过饮料。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店，低矮、阴暗，小店主人是一位朴实木讷的中年人，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小女孩儿。我们一家三口儿坐在小店里，一边消暑解渴，一边和父女聊天。小女孩既黑且瘦，虽说不上漂亮，但一双眼睛却大而明亮，脸上总挂着一丝好奇的微笑。交谈中得知，小女孩儿小学刚毕业正要读初中。

真是急中生智，太太竟然想起了那位小女孩儿，我也觉得这是给儿子找书的唯一线索。事不宜迟，太太立即骑车连夜奔向路边小店去。

很快太太回来，我满心欢喜迎了上去。谁知，太太依然两手空空，我忙问怎么回事？太太颇为沮丧，她说，我到小店了，那店里男人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和他家里联系。我打电话，可能是她妈妈，说话含含糊糊，也不知是听不懂我的意思，还是不想借书给我，总之，不了了之。太太还抱怨说，一个陌生人，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她凭什么要帮你忙呢？太太还在抱怨：我们也真是，病急乱投医。

我有些不甘心，要过电话号码，我连忙拨过去，可怎么也打不通，显然家里没人，我也彻底地失望了，明天怎么办？

就在这时，太太的手机响了，我接过电话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后，原来是小店主人。我很吃惊，莫非有好消息？他告诉我，她女儿给我们送书，正在我们小区门口等着。我和太太激动不已，立即赶了过去。那位小女孩儿，还有位腿脚残疾的中年女人，可能是女孩的母亲，正在小区保安室外等候。简单交谈后，我一边从女孩手中接过课本，一边向她母女表达了感激之情，并表示我会送几本好书给小女孩。晕黄的路灯光下，小女孩的明亮的大眼睛熠熠发亮，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我目送她母女乘着那种残疾人专用的三轮车消失在暮色之中。

     下完晚自习，儿子回来了，我把书递过去，儿子满意地笑了。我告诉儿子，这本书里融入了一股人家真情，这真情也将陪伴你不断前行。(刘强)

（2009年1月3日星期六）

楼宇林立、枝繁叶茂的校园当中，静悄悄地掩映着一个小湖沼，那便是“乐群湖”。一亩见方的小湖周围荟萃了校园的精华：北岸，图书楼和体育馆隔湖相望；汉白玉雕砌的匡中纪念门、仿制的司母戊大方鼎点缀小湖南岸；装置有天文台的巍峨的科技楼挡隔在湖东南一带；弧形的音乐广场环绕着小湖的正东上方；西岸，开阔敞亮的地带便是纵贯校园南北的“仲谋大道”。乐群湖可谓锦绣校园的点睛之笔，如顾恺之画笔中最后点下的“阿堵”，让校园顿时泛起一股灵气和活力。

夜幕降临，徜徉湖畔，慢慢欣赏夜色中的湖光美景，让小湖装点单调的生活。独自靠坐湖边的长椅上，或仰望苍穹，或平视湖水，静静地冥想，独独地倾听，把自己的心融入澄澈的湖里，洗涤心灵的尘埃，沉淀生活的浮躁。

夜色朦胧，乐群湖如同蒙着面纱的唐代美女的脸，丰腴而润泽，神秘而温婉。湖岸上杨柳轻柔披拂“万条垂下绿丝绦”，如浴后美女蓬松而浓密的秀发，给小湖平添一份妩媚。皓月当空时，皎洁的月映入微波轻漾的湖里，像是美女秋波顾盼。湖畔南岸上栽植着一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正如一位英武的卫士在日以继夜护卫着美女。站在银杏树的高台上俯视小湖，几乎可以完整地欣赏到静如铜镜的小湖，湖东西两岸乳白色的夜景灯照进湖里，恰如美女脖颈上佩戴的珍珠项链。银杏树上栖息着一个斗大的鸟巢，小鸟起起落落，啁啾呢喃，与湖畔美女低声耳语作晚安道别。

湖水小部分来自湖底泉水，大部分则来自北边的一条小河，而小河又与墙外千年流淌的古运河相贯通。自然想起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新鲜的活水不断注入，小湖才显得如此灵动，如此鲜润。

这样静谧的夜晚，能感受到乐群湖轻柔的抚慰，躁动烦闷的心沉静得就如一块凉爽的碧玉，反观自照，感觉胸中通透而豁朗。

坐久了，站起来，慢慢迈上后面的音乐广场。这时从稍远处、略高处再端详乐群湖，才发现，不规则多边形的湖面像是一面迎风飘扬、猎猎作响的旗帜。后面那条笔直的小河不正是旗杆吗？小河上的几座小桥，不正是竹棋竿上的竹节吗？星月映照湖里，不正像旗帜上熠熠生辉的星星吗？而岸上那棵笔挺壮硕的银杏树恰恰就是用来做升旗的旗柱。

湖畔的“匡中纪念门”提醒你，这是所百年名校。百年校庆的焰火在湖畔腾空升起，湖面流光溢彩、美轮美奂。这面“旗帜”见证了匡园百年校庆的恢宏，也融入了百年辉煌的喜悦。为悼念“512”汶川大地震，湖畔体育场举行大型的烛光晚会，广场烛光幽幽，湖里星火点点，乐群湖与师生一齐静默，寄托对亡灵的哀思，对生者的祝福。

夜幕下的乐群湖总是显得那样清丽、静穆，她用无言之美慰藉你的灵魂，她用自然之力解开你的心结。

静静地靠坐在湖边椅上，闭上眼，听草中虫鸣，听水中鱼跳，听风吹芦苇发出簌簌的声响。这湖畔天籁，让心灵与自然契合，再也没有什么烦恼可以侵扰你。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

夜幕下，恬静的乐群湖无异于精神的憩园，心灵的圣泉。(刘强)

感受“背影”中的“春”意

今年是朱自清诞辰110周年，也是他逝世60周年。岁月匆匆，时光流逝，可朱自清的“背影”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灵。时间的淘洗，潮流的沉浮，而“背影”越来越清晰，就像一位宽厚的前行者，引领我们走向前方迷茫、彷徨的路。“朱自清一生重病，宁愿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种高尚的人格力量，也是民族精神的缩影。

我初到扬州，便特地去安乐巷拜访朱自清故居。盛夏的清晨，独自徘徊在古城陋巷。安乐巷的青砖黛瓦，安乐巷的幽僻小路，安乐巷的普通民居，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就像车站如潮人流中无数背影中的一个。斯人远逝，世事无常，恬静的安乐巷净化浮躁的心，慰藉久盼的渴慕。

再次诵读《背影》，不禁有了日出如新的感悟。

文中的父亲为什么不辞辛苦、不嫌麻烦，非要给儿子买橘子呢？难道仅仅是给儿子一点生活的关照？仅仅是尽一点父亲的爱心？更何况，儿子已经二十来岁，原本不需这般照顾。我想买“橘子”一定寄托着父亲的某些深意和爱意。

我们知道，橘子在我国文化中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橘子”与“吉利”谐音。广东人过春节，家家户户一定是要在客厅摆放结满橘子的橘树，寄寓来年“大吉大利”。屈原的《橘颂》颂扬了“橘”的美好形象，“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生于南方嘉木的橘树，其个性卓然不群。“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其色泽也是暖暖的。唐朝诗人张九龄《感遇》组诗中颂扬了橘树凌寒犹绿的品格，“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古代文人眼里，“橘子”是君子人格的象征。

朱自清“背影”的背景是在灰色中展开的，“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亲人去世，中年下岗，自然是“祸不单行”。“满是狼藉”、“很是惨淡”，如此境况，对人的精神、情绪肯定有极大的挫伤，最容易使人人悲观沮丧、精神垮塌。父爱更体现对儿子心灵与情感的关怀，希望儿子振作起来，不要陷于悲情而不能自拔。“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是父亲语言的安慰。亲自送儿子到车站，不是对茶房不放心，而是对儿子的牵挂。这是父亲在行动上安慰。“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买橘子”是对儿子心灵的安慰和祝福。扬州话里“橘子”与“吉利”读音更为相似。“橘子”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愿景，他默默祝福儿子吉利吉祥。

父亲的背影是灰暗的，“黑布小帽”、“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而橘子的颜色却是暖色的，“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朱红”如同灰色中的一道亮点，如一缕明媚的春光。父亲把沉重的暗黑留给自己，把“朱红”的暖色送给了儿子。

这就是父爱，深沉、含蓄、宽厚。“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我的眼泪又来了”，显然儿子已经感悟到父亲深沉的爱。“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背影”中浸润深厚的父爱，温暖儿子的心灵，成为儿女精神的支柱。

朱自清故居里，我们看到江泽民为纪念朱自清诞辰九十周年的题诗“背影名文四海闻，少年波老更情亲。清芬正气传当世，选释诗篇激后昆。”1998年11月,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江泽民总书记为“朱自清故居”题名,还激情满怀地挥笔写下诗句:“晨鸣共北门,谈笑少年情。背影秦淮绿,荷塘月色明。高风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百代名。”

我想，朱自清将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的“背影”一直让我们追忆和怀想。(刘强)

朱自清故居里江泽民题词

    帕勃洛.毕加索(1881.10-1973.4)西班牙画家，立体派绘画的旗手，他是欧洲现代美术的大师，是20世纪的艺术伟人，20世纪西方美术流派中影响最卓著的人物。他的艺术影响了各种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但他自己却不局限于某一流派。他不断创新，从未满足过，终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各种艺术形式。他一生创作的油画、版画、雕塑、素描、拼贴等各种形式的作品有六万多件。

    他对朋友说“当你发生困难的时候，你只能靠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个太阳，你腹中有着千道光芒。除此之外则一无所有。”

    1937年初，毕加索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装饰壁画。构思期间，1937年4月26日，发生了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克斯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德军三个小时的轰炸，炸死炸伤了很多平民百姓，使格尔尼卡化为平地。德军的这一罪行激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毕加索义愤填膺，决定就以这一事件作为壁画创作的题材，以表达自己对战争罪犯的抗议和对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人的哀悼。于是这幅被载入绘画史册的杰作《格尔尼卡》就此诞生了。

    这幅画运用立体主义的绘画形式，以变形、象征和寓意的手法描绘了在法西斯兽行下，人民惊恐、痛苦和死亡的悲惨情景。

    画面左侧，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怀抱因战争而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喊，她的身后立着一个恐怖的牛头，牛头眼睛已经移位，牛脸上流露出残忍的狞笑。根据毕加索曾在其他绘画作品中以牛头表示邪恶的习惯分析，这个牛头代表了法西斯的残暴和黑暗。画的中间部分，一匹被刺伤的马昂头张着嘴，发出哀鸣，据画家本人说，这匹马象征西班牙人民，它代表受难的西班牙。马的身下躺着一名死去的战士，他的右手握着被折断的剑，剑旁有一朵鲜花，这朵花是对死去战士的悼念。一个妇女从窗子里探出身体，右手举着一盏油灯，油灯的左上方有一盏像眼睛似的电灯，灯光像锯齿一样射向四周，这些象征揭露，画家要将这一切罪恶和黑暗置于光照之下，让全世界都明了。画面右侧，表现了由于轰炸，一个女人从楼上跌下，她举着双手，抬头向上呼救。

    整幅画用黑白灰三色绘成，错综复杂的黑白灰色块造成画面阴郁、恐怖，不规则的线条形成的角和弧的交错，给人一种支离破碎和动乱的感觉，画面沉重又压抑，充满了悲剧气氛。这幅画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了悲哀和同情。

    德国驻巴黎大使看到这幅画的照片时，问毕加索：“这是你的杰作吗？”毕加索冷冷地说：“不，这是你们的杰作。”1944年，毕加索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毕加索说，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武器。

    关注民生，热爱和平，提倡人道，维护正义，反对暴政，顺应潮流，敢于探索....这正是毕加索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优良品质和高尚人格.

   这幅画曾到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展出，反响非常强烈，本世纪40年代借给美国纽约现代博物馆，1981年归还西班牙，现在珍藏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幅面约350.5*782.3厘米。

                              ——资料来源《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893－895 

张菁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系

近来，北大的同学几经周折找到了《全球通史》的英文版，我拿到书后自然是爱不释手。因为这既对我提高英语的阅读能力有很大帮助，也是让我从高中时代阅读《全球通史》的中文版中得到的感悟加深了层次。

    　回想艰苦的高中时代，每当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有诸多困惑时，《全球通史》总是我最好的帮手。可是，如今看了英文版后，原来的开朗又被困惑所取代。

   　也许，从我们开始学习历史的那一天，老师便会告诉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是，在我看来，这样的目的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接近和了解最真实的历史。但事实上，大多时候，我们无权接近。例如《全球通史》英文版中，作者在针对一些革命者的行为时，多把它们归于个人的行为之列，“In China, Dr. Sun Yat-sen had established a republic in 1911, and had organized his Kuomingtang political party” (在中国，孙中山于1911年创立了中华民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党)，由“ his ”的字眼中可以看出。及“ Gradually he (refers to Mao ) extended his base……”（毛泽东逐渐扩大了他的力量（根据地……）），仍然由“his”字眼中看出。或许他们在发展所谓的个人力量时，开始并没有想到为的是百万劳苦大众？倒是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条是“Individualism”（ The American values such as individualism, hard work, respect of education owe very much to the Puritan beliefs）。由此看出，美国人往往在探究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时，出发点便与我国的学者有了本质的区别。

    　回想房龙著作《圣经的故事》中的一句话：When the Jewish historians looked back upon those ancient days, they tried to place their own ancestors in the best possible light. Nowadays, we do the same thing. (犹太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尽量把祖先放在最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我们今天还不是一样。)可能纵观当今的历史著作，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像房龙这样如此公开地对待本族的历史。他并没有着重于犹太民族数百年的苦难，也没有在书中表达对其他侵略民族的申讨，他所做的只是向世人展示真正的历史。

      我曾经在教一位美国友人汉语时，无意地问他美国有多少个州，他沉默良久，才勉强回答：“ 52。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本国的历史或是概况都不能了解的话，那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别的国家在本国历史上的做法？美国人常常说中国人非常封闭自我，却不知或许他们在接受一些基本的教育时，封闭的不仅是自我而是封闭了自己认识未来的路。所以，若要认识自我，认识未来，那必要放宽历史的视界。

   　 当然，放宽历史的视界，不光是对本国历史的真实了解，也包含对别国历史的宽容。想到前一段时间，韩国的一部电视剧《太王四神记》在中国大陆地区被禁播，原因就是剧中认为中国东北和辽东半岛曾经为韩国的领土。虽然在大陆被禁播，但这部电视剧在台湾却受到了热评，民众对此也有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那是韩国人的虚构，为的是激起民族情绪；有人认为历史上确实如此。当中国大陆处在诸侯割据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当时的朝鲜便会乘机扩张领土，而当中国大陆重新回到大一统的状态时，又会再次收复领土。韩国人这样的想法不是觊觎，只是对本国历史的一个重新审视，这样人民也能了解到本国真正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毕竟真实的历史存在于你对待他的层面，就像是我的英语历史教师Samara小姐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就如中国的民主不如美国，但是美国的民主也不是民主的最高层次。”追求这样的真实不可能也无意义，无论予学术还是生活。甚至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我认为也要包含有“放宽历史”那样的想法，那样才是真正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认识到了，一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一父母坚决要送我读外语学院的前瞻性。此当是后话，见笑，见谅。

【注】张菁是我扬州时的学生，这篇文章是应我之约为校报撰写的读书随笔。

2008年11月29日07:41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李润文 实习生 吴琼

　　2008年高考新方案是江苏省10年内的第五套高考方案，新方案一出来就饱受争议，被多名院士指责有轻理化的嫌疑。重新修订的新方案在今年的初次实践中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教育部追加了近5000个招生名额才将这场风波平息。在此情形下，2009年高考新方案又面临新的调整。

明年高考怎么改？这是近期江苏省所有高中、教育部门、学生、家长和媒体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事实上，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试验区，江苏高考也正影响着全国的考生，那些已经被江苏否定、淘汰的方案正在一些省内实行。作为全国高考改革的风向标，江苏高考改革的试验将直接影响到全国的高考改革，稍有不慎，将会有更多的考生沦为高考改革的牺牲品。

■让人疯狂的高考改革方案

日前，江苏高考报名结束。今年江苏高考报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理倒挂的局面。

受2008年高考新方案初次执行的影响，学校想尽各种办法在08新方案中寻找漏洞，并奉劝学生放弃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转学其他科目，以期能在新一轮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为了避免和理化实力很强的县中竞争，今年已经有许多选了理化科目的学生要求重选科目，仅南京第一中学就有100多人，占了选理化学生总数的1／3强。

而在南京市第十三中学，今年暑假5个理化班中有两个班的学生选测科目由物理、化学变为了物理、地理，原因是同学们对于化学心存顾虑；南师附中去年10个理化班，今年仅有5个班。一些学校选理化的学生只有20％左右。

据记者了解，除了几所比较优秀的学校外，其他中学文理倒挂的现象都很严重，有的中学文理生的比例甚至达到了2∶1。

“把教学秩序完全打乱了。”一位校长抱怨说，教生物、地理的老师忙得团团转，教政治、化学的老师反而没课上。

鉴于2008年高考方案引发的种种问题，各方都在期待着2009年高考新方案的出台。

江苏省各家媒体，也在不断地揣测2009年高考新方案的变动，一时小道消息满天飞。

新方案还没出台，高考报名已经结束。未公布的新方案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让所有的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在这场赌局中押中。

　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哭诉：“救救我们的孩子，不要让他们总当试验品，这可要耽误他一辈子呀。”

江苏省教育厅高考方案制定负责人说，方案的最终敲定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文件的出台。

筹备两年多出台的高考方案没有人真正能看懂

江苏普通高考的课程改革试验始于2005年秋季。

历经两年调研、制定、修改，最终出台的2008年高考新方案让公众充满期待，然而事实并不像大家期待的那样。

2008年江苏省高考方案将语文、数学、外语列为统考科目；其他科目作为学业水平测试，分必修或选修科目。

江苏省2008年普通高考模式为“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模式，“学业水平测试”为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其中选修测试科目两门，必修测试科目四门。选修测试科目由考生在历史、物理中选择一门，在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中任意选择一门。6门学业水平测试科目中，考生选定的两门选修测试科目之外的4门为必修测试科目。

按照规定，学业水平测试均按等级划分，分ABCD4个等级。4门必修科目必须达到C级以上才能参加高考，两门选修科目必须达到B级以上才能报考本科。

从一开始，这个新方案就饱受争议。

今年高考结束后，江苏教育厅曾组织省外高校招生人员学习了整整3天高考方案。事后，许多人感叹，“真复杂，搞不懂到底怎么操作”。用南京市一家中学的校长话说，迄今为止，这个方案没有人真正能说清楚。他认为，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数十万人参加，考试规则一定要简单易懂，容易操作，新方案显然脱离了实际。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至今为止，没有学校和考生知道，各科等级到底按多少分划线的。

记者就此问题向江苏教育考试院等多方求解，居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一家拥护高考改革方案的中学校长只好含糊其辞地告诉记者，一定是按照比例划分的，具体怎么划分，他也不清楚。

■劫富济贫的高考方案

王晗，语文136分，数学143分，英语105分，附加分38分，投档分422分，历史A＋，政治B＋，按前3门总分计算，他是今年南京市文科状元。

然而，他上不了北大，尽管那是他最向往的学校。后来连进南大也成了问题，一切都因为他的那个B＋。

按照规定，北大招生限定条件是先要求两个选修科目A＋，再划定投档线，南大的要求是两个A。

考了高分却上不了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不只王晗一人。江苏省理科状元祁明怡考了460分，按照最初设定的高考方案，没有达到两个A＋，达不到清华投档线。

按照常规，作为高考强省，清华北大一直是状元们的理想地，然而，2008年江苏省各市的“高考状元”中，有一半没有取得清华北大的投档资格。

众多家长和学校：新方案违背公开透明原则

劫富济贫的高考方案

　　王晗最终被南京大学使用选择性计划破格录取。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王晗一样幸运。

记者了解到，2008年高考，有许多优秀考生因为选修科目得C而无缘本科，这类考生被称为高分低等级的C型考生。以南京市第十三中学为例，参加高考500多人，C型考生100多人。

从整个江苏省来说，2008年参加高考人数为50.8万人，一本招生人数4．1万名，二本6万多人。全省达到二本要求的2B资格考生共有183594人，占总考生人数的36％，也就是说，64％的考生因为在选测科目失利，直接被拦在了二本之外。

有人指出，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方案。这些高分等级低的考生并非都是偏科的学生，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上大学的机会被那些不偏科的中等生占去了。

“新方案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这也是今年众多考生家长和学校最多的怨言。

　对于高校来说，新方案等级制也带了不少难题，理工科院校偏重于物理，化工类学校偏重化学，同样的等级又要按照不同的权重去衡量，这增加了录取工作的难度。

果然，刚进入录取阶段，新方案就遇到前所未有麻烦，录取进行到一半，教育厅紧急修改录取方案，规定1A、1C的考生只要进入投档线就可以投档，只要总分达到了学校最低录取线，学校必须无条件录取。

为了解决一部分AC型考生，教育部紧急追加了近5000个录取名额，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新方案也为高考黑中介的运作提供了机会。

高考成绩刚出来，一些中介机构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宣称可以通过点招上大学。

在高考咨询会上，张玉林的父母就收到了两张广告宣传单。第一天咨询，上省内二本需要六七万元，两天后，这一价格已经上涨到了十几万。

“这不是一个滋生腐败的政策吗？”有家长质疑，点招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高校为关系户开的后门，这样录取了，孩子怎么在学校抬起头来？为什么不通过考试院的公开程序来录取呢？

　　 ■高考能引领素质教育吗

新方案在制定之初，教育部门就宣称，要使高考成为一个过程，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要发挥高考的引导作用，推动中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但这一说法遭到拥护者和反对者的一致排斥。

“新方案的出发点就搞错了。”南京市某重点中学校长说，高考是定量的考试，考什么就教什么，素质教育是定性教育，是培养世界观、行为习惯、为人处世和创造力的，完全两码事，新方案是用重量来衡量长度，用等级来选拔，本身就不合适。

一位从事教育报道30年的新闻工作者认为，等级制不能用于高考，新方案实行总分＋等级，把原来的选拔规则由一条线变成了两条线，选拔方式更模糊。

他认为，对于50万考生来讲，高考规则必须清晰、易懂、便于操作，自主招生可以复杂，实行多元化评价。“如果微观上的操作不能体现宏观的理念，那这个方案就有问题，脱离了实际。”

新高考方案由于理化竞争最激烈，大家都怕垫底，就选了其他竞争不激烈的科目，但其实学生并不是真正按照自己的特长、兴趣和意愿在选科目。结果造成，南京市2008年文科、理科生参加高考的比例为1∶1，而以往的正常比例为1∶2，高考录取的比例也是1∶2。

在新方案面前，一些学校不断调整选修科目，有的甚至是学校动员学生更换选修科目。

“就和炒股一样，今天买进，明天卖出。”某重点中学校长说，“如果说新方案是引领素质教育的话，那是培养了中国人最不缺乏的一种素质——投机！”

尽管拥护新方案，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校长王军也认为，高考具有导向性，但不具备引导素质教育的功能，新方案引导素质教育的说法实际上是放大了高考的导向功能。

“不能因为有问题就全盘否定新方案，要看它与改革的方向是否一致，是否与素质教育的方向一致，是否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王军认为，新方案有利于德智体全面发展，淘汰的都是偏科的考生，“偏科被淘汰，活该！”王军甚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然而，一个事实是，这位满口赞成推行素质教育的校长近年来却积极推行“县中”教育模式，靠题海战术来取得高考的胜利。

一位毕业于十三中的媒体工作者称，“他不在乎培养名校学生、特长学生，只看重升学率，希望更多的人能考进普通高校就可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育大省，江苏省在教育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近年来，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高考，在江苏省却变成小孩过家家，每隔一两年一个大变化，弄不好就踢翻了重新来过，缺乏政策连续性。

一位中学校长坦言，再这样下去，江苏教育必将受到重创。

“高考肯定要改，但一定要谨慎，循序渐进，步子太大，操之过急脱离了实际，违反了教育规律，就会适得其反。”这位校长说。

——读房龙《宽容》  刘强

《宽容》恰恰就是一部人类不宽容的历史，换言之，也是人类为宽容、为寻求自身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而这历史还仅仅是欧美部分，如果再要是加上东方，尤其是中国，这部书恐怕是皇皇巨著。

古希腊“微笑的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前460－前370）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也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可是，“不宽容”会让你幸福吗？

即使古代希腊辉煌时代，“不宽容”也是枝繁叶茂，它用最民主的制度，给最智慧的人奉上了毒酒。苏格拉底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这个鼻梁塌陷、衣冠不整朴实的矮老头，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执，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唠叨。可是面对民主法庭的宣判，这位老人不得不永远关闭智慧的闸门。

对于殉道者，不缺乏智慧，缺少的是勇气。七十岁的苏格拉底，义无反顾地饮下毒鸩。临刑前，他手指天空，还和朋友做最后的交流，要他们多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观照我们的历史，同样让人脊背发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血腥弥漫，它铲去“另类者”的肉体；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则是温柔一刀，它剜去思想者的灵魂。“三从四德”是勒在妇女脖子上的道道绳索，让你艰于呼吸。“三纲五常”则是鞭打男人精神的条条钢鞭，让你停止思考。从文字狱到大字报，从廷杖制度到五七干校，从八股取士到“唯成份论”……“不宽容”的阴霾穿透时空，弥散古今。

“不宽容”如流行性感冒在肆虐。从火刑柱下的累累白骨，到断头台上的滚滚头颅；从恐怖的宗教裁判所到“向书开战”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从“革命的不宽容”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看不清历史的暗角，却期盼着历史的拐点。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断言：“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统治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不宽容”无疑是寄生在专制（或政治，或神学）肌体上的恶性肿瘤。“不宽容”的轮回上演，一幕幕，一场场，经久不衰，封闭的围墙之内做舞台，专制独裁是永远的主角，恐怖便是它永恒的主题，愚昧、迷信、盲从、懦弱、偏见、固执是它忠实的观众。

古希腊“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宣布，“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可是“更美好更愉快”的生活不是上帝的恩赐，不是统治者的良心发现，需要无数人用智慧和勇气去博取。

房龙在“伏尔泰”一章中，不厌其烦地叙述他竭尽全力为争取人的正当权力而奔走的几个案件。伏尔泰的努力最终都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宽容的胜利。作者赞叹道：“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宽容》成书年代是1925年，过去了将近百年，我们不禁追问：今天你“宽容”了吗？那么，是谁折断了宽容的翅膀？又是谁让我们放弃自由的飞翔？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更多的时候，很多人不是被迫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是主动加盟“不宽容”的团队，把不宽容当作自我保护的法则，却不知也把自己送进了历史的黑洞。

自由需要环境，房龙在十八章“蒙田”中给我们以启迪，“中世纪城市的空气有益于自由”、“生意益于宽容”。商品流通的同时，也带来思想的活跃和流动。激烈的思想交流与宽容总是伴随着繁忙的商品交易。我们知道，“封闭”是“不宽容”滋生的温床，而“开放”则是宽容飞翔的天堂。

守旧老人还在无知的山谷里喋喋不休，但“守旧老人错了”的声音已然响起。作者坚信，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要到了。这个到来，也是人类“征服自身恐惧心理而载入史册的胜利”。

《宽容》无需让我们了解多少哲理和思想，只需做到“宽容”本身即可。不禁想起流行的四句箴言：把自己当自己，把别人当别人，把自己当别人，把别人当自己。

宽容如一杯温热的美酒，不可独酌，而要对饮，最好群宴。朋友，让我们举起酒杯，喝下这杯甜美的酒浆，为宽容干杯！我们的身体为之温暖，我们的心灵因之贴近。(刘强)

○《宽容》（彩色插图本）【美】房龙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3年7月  68元

拙作已发表《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18日“人文阅读”上，链接如下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08-12/18/content_1645.htm

——欣赏《虢国夫人游春图》名画及邮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高二（2）班  张晗

桌上摊开一件华丽的邮品——《虢国夫人游春图》丝织首日封。我虽不擅集邮，却被精美邮品的淡雅古朴深深吸引。静静地欣赏邮品，彷佛穿越时空，去探寻久远的空谷足音。

这套邮票是邮电部于1995年5月23日发行的特种邮票，轻轻揭开塑料包装，手指一下子恍惚触到了历史的温热。首日封并不是由一般的纸质印刷的，它竟然是由高级丝织品绢印制而成的！绢，是一种质地轻薄而坚韧的丝织品，古代的富贵人家，常穿绢织成的衣物，大概也是取其质地柔韧轻飘的特点吧。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那条充满了东方神秘气息的丝绸之路，大量的丝织品就是通过它来运输到海外，从而进行对外贸易、对外交流。那漫天天飞扬的黄沙，那清脆悦耳的驼铃声，如今，早已随着盛唐的大风而消失在历史的黄尘古道。

《虢国夫人游春图》画作者是我国唐代重要画家张萱。张萱工画人物尤以仕女图称绝，名冠当时。其作品反映了盛唐时期上层社会妇女丰硕富丽的形象和众多宫女长期禁闭深宫的幽怨。画作者善将亭台、树木、花鸟、鞍马等与人物活动组合在一起。“朱晕耳根”成为张萱画的标志。

两张邮票拼在一起，恰巧合成一幅完整的画。画上共有九个人，三男五女一小孩，八匹马。人物形象生动丰满，仕女们都穿着桃红春装，衣带当风，裙裾飘飘。极具风韵的虢国夫人，她可是杨贵妃的姐姐，自然也是倾国倾城的尤物，她神态悠然自得，手勒着缰绳，别致的发髻，与众不同的服装，都将她村托得格外美丽出众。

虽是游春图，但画上却无半点春色，不见青翠挺拔的树木，也不见盛开如锦的花儿，更不见活泼可爱的鸟儿，不免让人诧异。但同时又让人觉得那确实是春天。画中人所穿戴的服饰以及马鞍上的装饰都让人的的确确地感觉到的春天的气息。《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工笔重彩的典范，构图、造型、线条均有独到之处，画面庄重典雅，人物优美自然，行进之中显得生动流畅，图中衣带用品上的花纹图案是研究古代染织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若单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幅邮品有着不可比拟的艺术价值。除此之外，它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虢国夫人外出游春，发生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其游春排场宏大，极尽奢靡，也暗示着唐朝即将进入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唐王朝的覆灭，与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这幅邮票也见证了一段颇让人回味的历史，不管它是有心还是无意，它都成了时代的烙印。

想起杜甫的诗《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银麒麟。……”

长安太长，只是回忆太短，历史匆匆，岁月无情，只留下一个令人慨叹的背影，只能在梦中的幻影里凭吊着逝去的光阴。

邮品中艺术的魅力将穿越时空，搭建起历史和现实的桥梁。  （指导老师：刘强）

《美的盛宴》李晓曾遂今 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58元

http://www.yangtse.com/jypd/jyyzxjz/200812/t20081203_5446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