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房价依然是天价

文/汪华斌

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的年会上，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语出惊人；他说：“同30年来的工资上涨水平相比，中国的房子等于没有涨价”。一时间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对中国现状的颠倒黑白。然而我们社会少数高收入的人却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的确感受到了工资快速上涨；但房价的确没有涨。因为按他们在住房改革初期的收入与房价计算，那时买套住房大概需要近二十年；所以我国的商品房竟然多年的销售主体只能是港澳台老板和明星演员们。然而按照现在这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计算是每个月就可以买几套住房，你能说这话错了吗。所以任志强的话是没有错，因为他就是高收入群体的一员；他的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买几套商品，因而错的只是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人的工资能与房价持平。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销售住房最宽松的国家，其金融危机也来源于房地产的贷款形式；但他们的房价与工资却相当平衡。如美国房产商所经营的都是现房，而且是装修房；在外形基本与我国的豪宅相仿。然而就是这样的住房，在美国的售价折算成每平方米的单价竟然普遍低于8000元人民币。这还是在不比较工资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美国的住房比中国的实际房价低得多。如果我们知道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我们的心情更加难以平静；因为在美国一位领取最低工资的人也只需要5年时间就能购买一套装修好的100平米的房子。而我国最低工资者如果想着买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不吃不喝也要用一辈子的时间；这还只能是国家补贴的经济房。如果我们想拥有一套真正的商品房，估计两辈子都没有可能。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的中国白领成为房奴受累，就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差距；所以很多白领买商品房，实际是用家中父母亲一辈子的积蓄完成的。然而即使这样，他们自己还要背负多年的经济枷锁。

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相当长时间的商品房实际对象并不是中国公民；而是港澳台的老板和一些到大陆淘金的演员。为什么台湾人在大陆包二奶，就因为自己有多处商品房的原因。在我们社会商品房的房价与实际收入不对称时，我们有一个群体快速的与之对接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官员（和相对应的权力者）。这些人首先解决的是自己的收入与西方国家接轨，如我们国企的高管们；他们一夜之间实现了百万或千万的年薪制。别看这一工资改革，实际提前完成了与商品房价格的对接。看我们国企的高管们，他们在房地产改革初期想买商品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虽然比老百姓的工资高八倍，但真的要买一套商品房也需要多年的积累。可当他们的工资与西方国家接轨后，他们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每月收入能买一套商品房的目标。按照这样的上涨幅度，我们的房价的确没有涨；因为这些人从需要二十年买一套商品房的收入水平，快速地涨到了每个月能买一套商品房；你能说商品房涨了吗。当然没有，而且现在有些高管的收入水平是每月可以买多套商品房；所以中国高管现在成为港澳台老板都羡慕的人，因为港澳台老板现在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与勇气。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的工资上涨幅度的确超过了商品房的上涨幅度。

此外我们社会这些高收入群体（含政府官员）的工资改革并没有改变其“官本位”的待遇，所以他们计划经济的待遇也是水涨船高；结果这些人吃喝玩乐全部被公款包了，所以福利房也是我国高收入群体（官员）的普遍存在的现象。看我们这些拿着天价收入的高收入群体（官员），竟然同时还有单位的福利房；所以他们的住房价格还要便宜。如我单位的负责人全部是带车库的别墅，可改革价格竟然不到二十万；相当于一个商品房的零头都不到。谁叫人家是官呢，这就是官的好处；官的工资能快速上涨，反而买房的价格却是最低；比老百姓的经济房还便宜。所以高收入者在中国是不需要消费的，因为人家是有公款的待遇作为保障。

然而作为中国住房改革最大的牺牲者是老百姓，老百姓被推到社会上自己买商品房了；如我单位就把当初定为无房户而没有分房的人全部下岗了，说这样企业就减少了负担。而这些下岗的人连生活都无法解决，再要他们去买商品房那不就是幻想吗。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社会真正买房的刚好是有住房的人；如我单位的处级干部除了单位分的复式楼外，全部都买了商品房；最少的买了三套，最多的竟然买了十一套；相当于所有的大城市全部有商品房。当然这些人当初买房的目的并不是居住，有很多人还是想炒房。现在商品房观望之时，这些人全部把钱转移到国外去了；所以现在叫他们去买商品房，他们都不会买。

我们社会就是这样两极分化，高收入者有单位的住房；而且一个月的收入能买几套住房，但他们却不买商品房了。因此我们社会现在商品房的对象竟然是没有住房的老百姓，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笑话吗。现在没有住房的老百姓全部是低收入阶层，就是政府补贴的经济房都需要一辈的积蓄；那么商品房基本是不可能。为什么我国的商品房过剩，就因为有钱买房的人正好是有住房的人；而没有住房的人又是低收入的群体，而这正好是我们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群体；所以住房过剩是消费能力的限制，而并不真的是住房过剩。

我们从管理学上讲，房子问题从来就不只是房价的问题；首先它是需求，其次是需求能力的问题。现在我们社会需要的是老百姓买商品房，而买房的房价当然与老百姓自己的收入有关。现在的问题并不是高房价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的收入来源问题；如我单位的老百姓，在商品房的初期也是二十年能买一套住房；可现在却退步到五十年才能买一套商品房。这还是我们那些有国家保障的国企在职人员，至于我们那些下岗的和社会上的无业人员；估计这辈子想买商品房都是妄想，因为他们连实际生活都困难；又用什么去买商品房呢。

是啊！如果我们社会现在对实际住房进行清理的话，并实行每人一套住房分配的原则；即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有得到分配一套住房的权力。而这套住房并不是按照价格购买，而是按本人的实际收入扣除五年即可；如你是年收入3000元的人，则国家分配一套商品房给你；最后从你的收入中扣除一万五就行了。再比如我们那些年收入8000万的人，国家将他（她）的五年收入全部扣除；也就是四个亿归国家所有，通过这样的政策保证我国公民人人有住房。而对流通领域的商品房则执行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即增加一套住房的税收就增加一倍；用这样的商品房价格保证商品房的效益收归国有。

是啊！站在高收入的群体看，我们社会的房价的确不高；因为人家一个月的收入就能够买几套商品房，你能说商品房的价格高吗。然而对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政府补贴的经济都需要一辈子；那商品房几乎是妄想，你能说商品房的价格不高吗。因此对中国房价的认识不统一，主要是因为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收入；这才是我们房价认识差异的原因。

为何只有众多的中国人痴迷传销？

-------而传销发源地的美国竟然没有人传销

文/汪华斌

最近我们这里又多次发现传销团伙，而且还是以大专学生为主；执法部门也很恼火，为什么传销如此得中国人的人心呢。一些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竟然迷恋上传销而发财；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吗。有个学生问我，传销发源地的美国咋样；他们的传销火热吗。这一问的确提醒了我，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见到中国这样的传销；也没有人痴迷传销。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美国不怕会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也不会有价格欺诈的现象。

是啊！美国是直销的发源地，但美国却没有全国性的专门直销法律；他们的直销公司主要受两种法规约束，一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规；二是美国各州的直销法律。看美国各州的法律很有意思，他们主要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反金字塔法，第二是都有冷静法。而且各州的冷静法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冷静法规相似，基本内容都是消费者有权在3天之内退货而不受任何补偿性罚款。没有什么禁止传销的法律，但美国人却难以见到中国式的传销；这就是真实的美国。

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先实施传销行为的是美国的摩门教；它的发明者是肯尼迪时代的犹他州一个大学的副校长，他的理论导致了摩门教的出现。原来摩门教为了教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到处实施的就是传销；从而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始了利用亲情的传销行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部分台湾人和香港人从摩门教中看到了发财的途径；于是拾得摩门教的衣钵而在大陆搞起了骗人的传销勾当。所以我们虽然说是引进美国的直销，但我们社会从头到尾实施的都是传销；结果第一批到大陆搞传销的人成功了；他们轻而易举地成功，引发了更多人利用传销搞起了自己的传销山头；从此以后传销就正式在大陆泛滥成灾了。虽然我们有针对传销的立法，但我们社会却从来没有控制过传销的局面。

是啊！现在的传销缘何屡打不散呢，缘何有“经济邪教”之称的传销却如此深入人心呢；前些年是愚昧落后的农村青年被不法分子利用，缘何现在却是大学生主动加入传销；成为不法分子聚敛钱财和坑害百姓的工具呢。这还是在有关部门的多次打击下，传销活动还能死灰复燃；并大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之势。究竟是为什么，善良勤劳的中国人中了什么邪；为什么现在竟然中了美国摩门教的毒而不能自拔呢。

首先我们社会的确存在一夜暴富的现象，腐败分子能一夜暴富；传销头目也能一夜暴富。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当然能激励致富无望的人吗。是啊！心理渴求，扭曲的心态；以及成功的现实，使中国人把传销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看我们社会因为家境困难和就业压力等加入非法传销组织的人成为传销的主力军，就知道消除传销的途径在哪里。这不是执法机关严厉打击就能铲除的，因为传销是“经济邪教”；所以还需要经济手段制约。

我们社会的传销也在与时俱进，前些年是骗朋友、亲戚、同学；现在开始骗网友。虽然对象不同，但却都是将被骗人带到了“发财致富”的道路上。而一旦被成功“洗脑”的非法传销参与者，就能很快达到痴迷与疯狂的地步；心里想着的只有发横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传销多如牛毛，就因为“洗脑”者自己再立山头的原因。然而传销组织给参与者洗脑的办法，全部与美国的摩门教的邪教组织做法同出一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某工商人员公开自己查处的一起传销活动说：“传销者组织活动是要收费的，其中每人的入场费为2900元；然后按照业务员、主管、主任、经理等级别分成。业务员按15%%进行提成工资是525元；主管按20%%提成工资是700元；主任按30%%提成工资是1050元；经理按42%%提成工资是1470元”。按照这样的计算，一场传销活动就能培养出不少百万富翁；所以传销才深入人心。再加上目前对非法传销的参与人员基本是予以驱散，所以众多的非法传销人员就像蝗虫一样；上午驱散，下午又聚合；这间屋子被查封，又转移到另一间屋子。

是啊！当工商执法人员向传销人员讲解传销的危害性及严重性时，传销人员竟嬉笑着与执法人员开玩笑；好像有感受的人不多，多数传销人员是不予理睬。所以执法部门感慨“法律不够用”，因为国家对打击传销犯罪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所以各地公、检、法机关对传销头目也是批捕难和起诉难。再加上传销动辄成千上万人，全部实施单线联系；资金传递无凭证，取证也很困难；所以根本无法打击到传销头目，这也是我们社会对传销打击不力的原因。

然而我们社会却没有人研究传销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是知识致富，大家会努力学习知识；是勤劳致富，大家会勤劳而实现致富。然而我们社会除了权力致富外，就剩下传销能实现一夜致富。而权力致富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所以很多人对权力致富无望。但传销致富没有门槛，任何人都能实现；所以才刺激我们社会前仆后继地搞传销；因为我们一没有实施老百姓的致富之路，二又没有铲除传销头目的致富之路；所以传销才会在我们社会泛滥成灾。

是啊！打击传销是治标不治本的途径，而治本的途径是开辟一条老百姓公平致富的路；这才是治理传销的最有效途径。老百姓有了自己公平致富的途径，谁还会去参与传销呢。我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我们社会竟然连小偷都没有了；因为任何人下海就有丰厚的收获，所以小偷也不干小偷而摆摊子去了。然而现在呢，除了当官发财外；其它的任何途径想发财都相当艰难。然而在全社会的发财艰难之时，却有传销者暴富了；由于传销没有门槛，所以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基本很难抵制这种诱惑；结果没有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传销才能在中国大陆蔓延并泛滥成灾；而且是越铲除越多。

传销，看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它了；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把这灾难当成了救星，我们还能不重新审视它吗。

“改革”呀，我想说爱你还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维护过我的正义与利益

文/汪华斌

今天是改革30年的纪念日，总感到应该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呢，就说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体会吧。改革的确是革命，因为它同样也要剥夺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对于改革的利益缺损者，改革当然是革命呀。在改革30年的纪念日里，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们自然高唱改革的赞歌；而改革的利益缺损者们自然郁闷。由于我也是改革利益的缺损者，所以在改革的纪念日也是想说“爱”却还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有很多行为自信是正义的，结果同样被领导改革掉了。

‘身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就把革命烈士当成自己的榜样，再加上我又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沟里；所以思想一直相当单纯，除了‘努力学习’和‘为人民服务’外；竟然什么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故都不懂。上大学时，‘穿了三条裤子都能看到漆盖头’的我都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学习。‘学习’使我成为拥有知识的娇娇者，然而身逢‘改革’的我却是屡次‘改革’利益的失去者；结果改革三十年中的我永远是改革利益的分母，从没有当过一次改革利益的分子。我为什么始终是改革利益的失去者呢，我自己当然也是屡屡想不通；因为我按照党的原则和知识的真理去做，从不附和领导与权势。在改革开放30 年的纪念之时，我也晒一晒我在改革中的得失；以便说明改革的确是革命，只是它永远革的是我的命；而领导永远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我是在改革时参加工作和真正走上社会的，所以吃苦耐劳是我的一贯品质；因而赢得了上下的好评，自然对我也就特别重视。当时的改革开放刚开始，领导们就要我拿改革方案；我也没有谦虚，硬是自己把改革方案拿出来了。没有人敢说我的改革方案不好，但私下里却对我找碴的不少。原来我们的改革方案是从精简机构开始，使机关人浮于事的现状得到改善；谁知这侵犯的是权力者的利益。机关干部有谁不是关系，又有谁不是权力者；结果领导公布我的改革方案，实际是把我置于公众的矛盾中。在这样内外交困中，我的同学全部提拔了；而只有我依然在闲置之中。

我在闲置中渡过了几年，正赶上我国重视产品质量的年代；因为产品质量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搞上去的，我一个质量管理的高才生闲置肯定还是有人为我说话；结果我一下子就直接到了工序控制工程师岗位。我没有辜负为我说话人的期望，二年时间我的工序控制成效就全国闻名；所以风光的是领导，而我依然在埋头工作。然而这时我又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因为我在分配制度上又与领导拉开了差距。

原来是我们单位的效益出来了，领导就想顺理成章地提高干部的收入水平；而我依然坚持平均分配的原则；结果第一次因为分配制度与领导产生了矛盾。于是领导以我的思想与改革不合拍为由，再一次被闲置起来了。

改革的进步也引来了ISO9000，然而却没有人能搞懂它是什么；于是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再次有领导想到了我；我又开始从事贯彻ISO9000的指导了。我依然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把ISO9000这个国外专利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趣味读物。然而当我制订具体的管理制度时，又与领导产生了分歧；原来按ISO9000的要求领导的行为应该标准化与透明化；然而领导要我用形式主义来掩饰领导的实际行为，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结果ISO9000还没有贯彻完，我就被领导毫不留情地调出了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去坚持真理好了。

到了基层，正赶上一个二亿元的项目追加到五个亿；别人都在吃喝玩乐中兴高采烈，而只有我竟然忧国忧民；除拒绝参加公款吃喝玩乐外，还要组织项目审计。结果我的项目审计还没有开始，我就被强制性调到一个务虚的单位工作上班了。

在务虚的工作中，我竟然提出了用外延发展模式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当时国家的政策是用下岗来提高经济效益，结果我又一次与改革撞车了；于是领导连务虚也不需要我了，而把我调到一个基层实验室闲置。别看这是一个闲置单位，但回扣还是不少的；我竟然不参加回扣的吃喝玩乐，而且连分配的回扣也不要。于是领导开始与我过不去了，而我又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竟然敢与这个吃喝玩乐五毒俱全的领导较轻，我把领导私拿回扣的事向上反映了。谁知这样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竟然是以我被领导强制性下岗而不了了之。

在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屡屡失败的我，竟然被某知名民营企业看中；当时说是‘看中我的企业管理能力’。可当我真心诚意的开展企业管理的时候，企业主却要我用点子从国有企业或国家得到好处；而且是多多益善。有时花几十万元的接待费，就是为了结识某高级领导；这样的企业很多人都发财了，而只有我却难在这里生存而离开了。

由于从杂志上知道了台湾企业管理的先进，我应聘到了台资企业；在这里我以为能得到企业管理的创新，谁知却是企业管理的倒退。原来台湾人看中的只是大陆的政策与廉价劳动力，就这样他们还把‘偷漏税’作为企业管理的目标。于是我再一次不适应了，只好灰心丧气地出国去了。

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屡屡失败，难道真的是我的世界观有问题吗；因为我总把改革当成是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没有想到如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如果我想到少数人先富起来，我会与领导过不去吗；因为领导是天生的少数人，他们不富谁富。至于我们民营企业和台资企业，他们同样不是大陆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同样是大陆的淘金者。正因为如此，我的企业管理理念错了；因为‘管理不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关系和权力’；只有适应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人，社会财富才可能往你这里聚集。而我一个拥有企业管理‘真才实学’的人，却如同孔乙己；不仅没有实际用处，反而处处招人嫌。

改革三十年，别人是发财致富史；我也想用知识去致富。谁知全部是满怀信心去迎接改革，却是别人获得改革成果；而我却被改革抛弃了。不知道是我的世界观出了问题，还是我没有领会改革的价值观；所以我的行为总与改革相矛盾，自然改革淘汰的就是我了；所以改革的成果与我无关，而我还处处以真情换心痛。

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日，别人都在品尝改革的成果；而只有我在品尝失败的苦果。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既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就应该领导先遭遇革命；然而每次改革，遭遇革命的人却是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纪念改革开放30年01）

为什么改革的所有成果都与我无关呢？

文/汪华斌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很多人在品尝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是在改革开放中读大学而且进城的，然而可惜的是改革开放30年中的所有成果都与我无关；从全民所有制的改制到工资改革，从股份制到股市；从福利房到商品房，好像所有的改革成果全部与我无关。相反在改革过程中，却总是失去利益；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现在仅把这些公开，以便大家为我找原因。

改革首先是从全民所有制改制开始的，一夜之间所有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都成了所有者；在大家都顺从改革的意志之时，只有我还没有顺从领导；依然坚持对领导进行监督与管理公开。结果在改制开始之时，我就成了下岗对象；于是一夜之间的全民所有制资源就被剥夺了。而这些管理者们，竟然将全民所有制资产改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这项改革成果不仅与我无关，而且还将我原先拥有的全民所有制资源剥夺了。

改革开放的第二项成果就是福利房改制，所有单位的福利房象征性地成为了私房；看我们领导的别墅式住房，竟然比老百姓的经济房还便宜。然而同样可惜的是，我在国企上班时就没有分到住房；下岗后更是没有人管住房了，所以这项惠民的改革成果同样与我无关；而我只能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去自找住房。

改革开放的第三项成果就是企业的股份制，所有单位的人全部要送原始股；要知道这原始股上市就是八倍。也就是说送你1000股，实际相当于送你8000元现金。当然这原始股是按级别送的，最高的送到了100000股。由于我是下岗人员，原始股票也就与我无关了；再加上下岗人员为生活到处奔波，所以连后来的股票上涨也与我无关。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股票，完全彻底地与我无关；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给我原始股，就是连股票市场也没有进去过；因为我连生活都困难，那里还能享受这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的第四项成果是福利待遇全部按市场原则靠拢，连交通费都达到了1000元；结果因为我是下岗人员，同样也无法享受这项改革成果。看我们的领导既有单位的福利房，还在外面买了商品房；而且还有住房补贴。而我这下岗人员，既没有享受福利住房的权力；也买不起商品房，而且还没有住房补贴。

改革开放的第五项成果就是商品房价格上涨，而且是一路高扬；这使得港澳台老板成为最大的受惠者，于是我们社会的有钱人也全面加入了购买商品房的行列；商品房成为中国的增值商品，受惠的是有钱人；看我单位负责人一口气买了八套商品房周转买，仅此就受益过亿。然而我是下岗人员，连住房都没有解决；那里还有钱买商品房，自然这项改革成果还是与我无关；我也就在商品房价格上涨的改革中，反而成为受害者；因为我买不起住房。

改革开放的第六项成果就是人民币升值，结果我们的领导全家人定居海外最划算；而我却只能生活的人民币贬值的国内，结果不仅没有享受到改革成果；反而成为受害者。因为我赚钱难，而花的钱却只能在不值钱的社会生活。在人民币升值之时，我们的领导百万千万年薪了；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我们这只能自己找工作的人，竟然没有人保障我们的收入；所以在领导享受改革成果的年薪之时，我们却被老板降了工资。

改革开放的第七项成果是灰色收入，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兼职；然而可惜的是，我连本职工作都难以找到；而我原来单位负责人竟然兼职108项。不是我的能力比他差，而是他的命比我好；我这博士竟然没有工作，而一个电大生竟然有如此多的社会兼职。说到底别人看中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因为你在位而有权；用你的权送你灰色收入。而我没有任何权力，虽然有知识与能力；却产生不了生产力，所以才有本职工作都难。因此改革开放的灰色收入成果，实际上与我没有半点关系；反而使我的工作更艰难。

改革开放的第八项成果是公款消费合法化，所以这项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样与我没有关系；看我原单位负责人，连休息都有人排队请；而我只有自己出钱请别人的份，那公款吃喝玩乐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还有公款学历，公款出国；这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我的确没有任何关系。就连同在MBA班学习，别人都是公款；而只有我是自费。谁叫你是下岗人员呢，公款与你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我只屡屡被改革剥夺利益；而改革开放的成果却完全与我无关。我也很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只有被改革剥夺利益的份；而改革开放的成果却与我无关呢。

是啊！改革三十年，别人是发财致富史；而我却是一步一步利益失去的辛酸史。然而我至今不明白，我们这些改革利益失去者们何时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而是6000多万下岗人的共同自白。whbsuwc@sohu.com

挑战中国人的权威只有死路一条

----看《河南四五队外援吉奥森不满主教练唐尧东下放预备队》的感想！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没有人敢去挑战权威；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有权的人是百依百顺，决不会去顶撞权威；更不敢去挑战权威。在国庆节期间武汉足球挑战中国足协，结果武汉足球彻底地歹死了；因为不仅注销了资格，而且还要处以罚款。今天见到河南教练组为外援吉奥森开重磅罚单，除罚款八万元外带下放预备队；原因就是因为外援吉奥森不满主教练唐尧东把自己换下去，从而遭到了如此破天荒的处罚。

外援吉奥森是武汉队引进的，多年来被球迷、球员、俱乐部和教练共同认可为敬业的人；因为他没有假球与黑球的概念，更不会参与赌球。在球场上更是不惜体力的人，不管什么位置都是努力拼搏。然而在河南四五队同沈阳金德的比赛中，因为对自己在中途被换下不满而当场同主教练唐尧东发生语言冲突；结果这“老虎屁股”敢摸的外援，自然会有巨大的代价在等待他。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从长沙返回郑州的路上教练组就做出了对吉奥森的处罚；罚款8万人民币，下放预备队。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俱乐部也有球员与主教练闹矛盾的；但人家可没有我们这么报复不过夜的。看当年小贝与主教练闹矛盾，人家也没有我们这么如此快速地回报；因为矛盾与球队利益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所以矛盾不等于封冻球员的竞争资格。但我们国家就是，想当年迟尚斌与深圳球员的矛盾；就是敌意相当浓的矛盾。因为迟尚斌也想封冻一些球员，但因为俱乐部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主教练的权威没了，最后是主教练走人。今天的唐尧东如果是国内球员还不敢贸然动手，因为球员背后有太多的社会关系；然而国外的球员不一样，背景肯定不会太复杂；于是唐尧东开始杀鸡给猴看，对敢于对自己不敬的吉奥森下黑手了；而且是打击报复不过夜，连夜就作出了处罚决定。

是啊！在今年转会四五队之后，素有“劳模”之称的吉奥森历经三位主教练都深得信任；而且主力位置一直不变，为此也深得河南球迷的厚爱。如果我们从当时的比赛看，吉奥森的表现应该说也算不上很差；所以早在上半场就将其换下，确实有些意外。而吉奥森似乎对这次换人做法颇为不满，走到替补席后口中也一直嘟嘟囔囔。就连坐下之后，仍要起身找唐尧东理论；只是被另一位外援特兰切夫按在了椅子上。看着对方的不满，隔着好几个座位的唐尧东也欲起身走向对方；在助手们的劝说下，方才作罢；转而继续准备比赛。随后吉奥森跟随体能教练比利回到了休息室，并且直到比赛结束仍未出来。

就是这样一幕挑战主教练的权威，使唐尧东坐立不安了；“你如果是中国足协官员的亲戚还情有所原，你一个外援就敢与主教练叫板；那我还有没有权威”。为了杀鸡给猴看，回到酒店后教练组就立即开会；最终做出了“罚款八万元外带下放预备队”的决定。这也是在建业俱乐部15年历史上对一线队队员做出了最严厉惩罚，当然只是我国足球界很多挑战权威中最快的处罚。因为这样的处罚我们在申花球员身上见到过，说下放就下放；因为权威是不容质疑的。只是申花的决定并不是教练作出的，而是俱乐部的老板做出的；因为球员挑战的是俱乐部老板的权威，所以老板才绝不留情。所不同的是，唐尧东与吉奥森一样都是个打工者；这应该是步迟尚斌后尘的第一人，用封存球员的方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当然迟尚斌失败了，而唐尧东却得到了老板的支持；所以唐尧东成功了。

我们看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外援一般都比我们国内的球员敬业；而且来的外援根本没有“大牌”，因为“大牌”不会来中国。我们同样知道，中国足球的教练根本没有什么权威；因为俱乐部老板才是权威。可唐尧东却说自己当了18年教练，遇到这样顶撞教练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说这在四五队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恐怕是胡说八道。中国足球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矛盾还少吗。只是因为唐尧东拿外援开刀，所以才有如此托词；因为只要河南四五队的成绩不理想，唐尧东可连下放预备队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唐尧东这次实际是在挑战老板的权威，只是老板暂时没有发威而已。

中国人的权威不容质疑，这是所有到中国求生存的外国人应该知道的必要原则；谁敢于向权威叫板，权威就会把你拍死；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规则。

-----因为它走进了“民与官斗”的死胡同

文/汪华斌

武汉足球退出中超，实际是想使中国足协难堪；谁知还没有斗下去，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就如此狼狈；不仅投入的几个亿全部打了水漂，还要面临中国足协的罚款和全额赔付教练与球员的工资收入；而且还不允许再搞足球。这明明有理的叫板，为何最后是有理的吃亏；很多人幻想会各打五十大板，谁知板子全部打在了武汉足球身上；而且是要打死才罢休。这不是什么奇闻，而是中国千百年来的老路；因为武汉足球是民，而中国足协是官。武汉足球向中国足协叫板，实际就是“民与官斗”；结果依然如故，吃亏的永远是民。

首先武汉足球俱乐部退赛，竟然无资格起诉中国足协；因为“每家俱乐部都是与中国足协签订了合约的，既然参加中国足协的比赛，那么俱乐部就是没有告足协的资格的，如果按照规定，法院都不可能受理这样的案子。”虽然武汉光谷俱乐部通过政府告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可总局还是支持中国足协；结果心虚的中国足协底气足了，当然就要“一棍子把武汉光谷俱乐部打死”；不仅不能从中国足协拿到一分钱，还要受到罚款和不允许再搞足球的处罚；而且教练与球员的签约收入还一分钱不能少。这次武汉光谷俱乐部可真的是狼狈，不仅投入几个亿打了水漂；而且还要拿一大笔钱才能脱身。

是啊！武汉光谷是改革的宠儿，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各级政府支持与办事的绿灯，使他们感到社会平等了；于是投资足球，想在这里在撑起一片蓝天。然而足球里面论资排辈，使他们受尽了委曲和窝囊气；于是想向中国足协叫板，当时并不想抽身而只是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谁知在改革开放中的宠儿，在这里却是小媳妇；于是公开向中国足协叫板并正式退出中超。

然而武汉光谷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始终是“民”；比其它国子号的俱乐部本身就低一等，而中国足协更是管官的官；所以地位更高。如今当武汉光谷公开与中国足协斗，结果吃亏的肯定只能是武汉光谷俱乐部。我们社会有一句经典名言，那就是“民不与官斗”；作为几千年来经验的总结，“民不与官斗”；那是民不敢与官斗，因为每斗必输。从社会环境看，官代表着社会的势力网；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决定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公平的解决。从更深层次来说，“民告官”实际上是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上下等级尊卑秩序；历史上任何开明的官都怕“民告官”，因为“面子”的原因都会把上告的民扣上“刁民”的罪名。所以很多民占理的上告，同样也不会有合理的解决；有时表面解决了，以后还会面临着事事不顺；所以古往今来很多老百姓在与官员的对抗中产生“赢一阵子而输一辈子”结果，使老百姓明白了“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生活态度。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的“民”对于自身所赋予的权利存在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有的是麻木不仁，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有的是据理力争，为自己争取利益。结果麻木不仁的反而能得到利益，而据理力争的总是失去更多的利益。因为依法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去与官“争”；而中国的官特别忌讳别人争，因为“争”就是“斗”；所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人大多是失去利益，而不争者则官还会有恩赐到来。

为什么民不与官斗，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官本位”；官就是“是非”的标准。所以中国的“官”很权威，那是不可以挑战的；否则你必定失败得很惨。如某钢铁企业有位民主党派人士，向上反映了“官”受贿之事；接着官的上三级共同对付这位民主党派人士，竟然能用领导投票的形式决定其下岗；后来闹到了中纪委，还不是照样下岗；因为你民主党派人士是“民”，而你与之相斗的是“官”。当时为了证明民主党派人士的错误，竟然把这个腐败分子连升几级；为的就是搞垮民主党派人士。今天的武汉光谷俱乐部，虽然地方政府支持你；但你与“官”斗，所以同样也没有人可以保你；结果武汉光谷俱乐部才如此狼狈不堪。

是啊！千万不要与官斗，这是一个生存的基本原则；这个规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扶持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社会

汪华斌

美国投资银行美林公司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达到1010万名；而中国是成为百万富翁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人数比2006年增加了20．3％。我们一没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二没有巴西有天才球员；然而事实我们国家的百万富翁人数增长却最快，这是因为我们“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原则在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是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但我们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与西方国家的生活差距很大。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我们内部的差距却不大；普遍是生活无忧的概念。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这个目标的实现也经过了很多曲折。最开始是分田到户，虽然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并没有造就少数人先富起来。后来我们社会又开展了全民经商的活动，想利用放开流通领域来想成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同样还是目标并不明显。

后来我们解放思想了，提倡领导应该先带头富起来；结果权力与利益完全结合了，从而开创了五花八门的权力创造利益的途径。看我们社会的下岗，竟然能成就领导者的百万年薪之梦；可很多老百姓却只能靠低保生活费度日了。再看我们的改制，竟然能一夜之间将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变成领导者的私有财产；结果领导者成为百万富翁了，可老百姓却失去了依靠多年的工作岗位。同样是政府部门主管的项目审批，一个项目就能使得到项目和审批项目的人同时快速致富；结果还是权力者成为项目的既得利益者。看我们很动人因为项目而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就是因为有权或与权力者有关系；而我们审批项目的人，更是直接的权力者。所以我们社会的百万富翁很多是隐形的权力者，他们只有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后才会公开；在国内通常是隐藏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百万富翁远远大于国外公布的人数；因为我们的权力者是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百万富翁的。

然而我们社会的消费和财富调查显示，我们社会的确有百分之十的富豪具有接近一半的社会财富；而这百分之十的富豪虽然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点就与我们社会百分之十的权力者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就是权力者的子女。

    我们暴富的途径也与时俱进，最开始是盗卖计划指标和卖批件暴富；接着就是走私暴富和钱权交易（房地产开发和企业改制等）暴富。再后来就是挪用公款暴富和行业垄断暴富，其后是圈钱洗钱暴富时代特色等。在我们与时俱进的暴富中，我们百万富翁中卖官鬻爵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次是用权力巧取豪夺、偷梁换柱、坑蒙拐骗等占多数，因为这些百万富翁不需要原始积累；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是我们社会百万富翁增加的事实。

有一家钢铁企业被年轻人掌权后，首先是在企业效益相当不错时决定下岗20%；这里面有两个目的，一是清除年轻人掌权的障碍；二是用工资总额不变来增加年轻领导们的收入。结果目标达到了，别人二十年没有达到的工资待遇；我们年轻的领导们一夜之间实现了。再后来就是大量的对外投资，虽然全部是失败而归；但领导们的灰色收入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由于投资失败全部是国家买单，所以对企业效益没有影响；于是在企业效益泡沫增长时，我们年轻的领导人却在收入上实施了与西方国家接轨的年薪制；结果年薪百万千万也就是信手而来。现在国有企业基本是20%的人得到了企业80%的收入，而其它80%的人只得到20%的收入。因为20%的人是掌握企业100%权力的人，所以企业分配不公并没有引起动乱；自然这20%的精英特别感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这个理论使他们快速致富。

后来我到乡镇企业去调查，发现乡镇企业或原先集体所有制的资源；全部转为少数人所有。我当时还很不理解，认为这样减低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使老百姓没有利益。可乡镇领导竟然说，这是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执行的结果；结果当然是少数人富起来了，但老百姓却从集体所有制中一无所获。我们到任何贫困地区都能见到百万富翁，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财富到处是这个原则；用全社会的财富先满足少数人富起来，这就是我们社会百万富翁能快速增长的原因。

然而我们社会有一个怪异的现象，那就是百万富翁全部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消费；如台资企业的老板来大陆富起来了，可他们却把富起来的钱带出了大陆。民营企业的老板富起来了，可它们同样也把钱变现了转到国外去了。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富起来了，可他们同样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国外去消费；现在有的人还就是其家人在国外接受贿赂。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更是如此，他们的资产全部转移到国外去了；用社会主义特权谋取的私利，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享福了。为什么我们查处腐败分子后也挽回不了损失，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只培养百万富翁；而留不下百万富翁，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所以我们社会的百万富翁培养最多，但全部是培养一个就出过一个；所以我们社会的财富实际是在减少而不是增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西方国家都限制财富往少数人身上聚集；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总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必然造就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任何社会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现象。我们社会呢，我们还要继续培养百万富翁吗？

------看作家能写出电视剧《罪域》，而政治家们却茫然的思考

文/汪华斌

最近我们这里的电视台在播发《罪域》的电视剧，看了几集竟然想看下去。虽然这部电视剧里出现了不少不敢恭维的镜头和重大的常识性错误，但却是我们社会一个真实的再现；因为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能在我身边找到原型。正因为角色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这样的电视剧才能吸引人。然而当我与一些政治人物交谈时，他们竟然从来不看这样的电视剧；虽然他们并不都是每天都在灯红酒绿中度日，但他们就是不看这样的电视剧；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创作是人为编造的，而中国的政治是从上到下接口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很敏锐；经常能把现实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我们社会的政治家却总是对现实很迟钝。

首先在我们身边的确存在兆辉煌这样的权谋人物，现在可不是“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年代；而是我们社会存在太多了。我们社会现在的官员有如此人物，我们的事业单位领导同样有如此人物；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如此人物，我们的民营企业更是有如此人物。现在连到大陆的外资企业，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样的天才人物；权谋日渐扎根于我们社会人们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所以我们社会才造就大批的权谋天才。

同样我们社会还有信念如初的人，哪怕在日趋减少但的确是有；因为我身边就有市委书记郑毅然这样的人，因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初我的身影。郑毅然，“共产党的钢人”；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不屈不挠，这是一个在信仰危机今天的真正楷模。虽然他大义灭亲、忍痛割爱的壮举有些文学成份，但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因为郑毅然有高层领导作为后盾，所以他做人做事敢讲原则。当初我在高层没有人，结果一讲原则就溃败；虽然今天讲原则的还是大有人在，但基本是有高层撑腰的人；而基层中太多正直的人也是如同周洪宇式的人。

因为我们社会的信仰从精神到了现实，再加上权谋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悟出了游戏人生的规则。既是游戏，便有游戏规则；谁不懂游戏规则、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我当初就因为坚持原则而不遵循游戏规则，再加上我又没有高层后台；所以我就能被第一批淘汰出局。因为我们社会的改革把人变成了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这场游戏的规则；而我却依然追求为国家创造效益，忽视了领导与老百姓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客观。结果领导反对我，老百姓也反对我；我这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竟然真的成为了孤家寡人。

是啊！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当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由于有自身利益的追求，所以人与人之间说到底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今天你当别人的一颗棋子，明天别人又可能是你的一颗棋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游戏人生的规则。然而要想真正游戏人生还真的不容易，潜规则等都必须自己探索；由于游戏场中没有谁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所以忍辱负重和装傻充愣就成为高明的手段；电视剧《罪域》中的周洪宇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我们现在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官场人物都有这个手段；所以说电视剧《罪域》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真实再现。

我们知道文艺与政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因为文艺与政治都是经济与社会的反映，其次它们都是一种上层建筑；只是因为文艺是观念上的，而政治却是法规性的。也正因为如此，文艺与政治一样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又同时对社会经济制度起保护作用。它们同根相生，处于同等的地位，承受相同的作用，发生相同的反作用。

然而我们社会文艺与政治相比，文艺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政治来源于高层指令，所以我们的政治永远迟钝于文艺。有时文艺对现实批判得淋漓尽致，而政治却还是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欢迎文艺，但对政治却不敢恭维。

文艺作品的价值是多维的，而政治价值却只有现实的一个方面；但文艺的确能推动政治鉴别，使政治更好的服务于现实。虽然我们不能把文艺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但我们同样也不能使政治与文艺南辕北辙；因为我们社会和谐的方向需要政治与文艺的双重舵手的把握，这样我们社会才能真正和谐；不然我们社会的和谐永远是权力者的和谐，而不是权力者与老百姓的共同和谐。

-----对孙继海本周红牌的感叹

文/汪华斌

在本月16日谢菲联与考文垂的一场英冠比赛中，孙继海由于对米切尔.米福苏德的一次恶意犯规被主裁直接出示了红牌。然而孙继海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犯规，而他在吃到红牌后的一系列不理智行为则令他遭到了来自英足总的指控。所以他的主教练说，孙继海的这第五张红牌的代价太大了；估计他很难重回主力。

我们看到，本周三英足总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对孙继海在比赛中的“行为不当”进行了指控。文中说道：“该指控是由于这名球员在比赛中被出示红牌后的行为(找裁判理论、没有及时离场)所致。孙继海必须在本周五（即9月19日）以前承认或否认该指控。例行听证会则将在下周二（即9月23日）举行”。

当对孙继海的指控被宣布后，英国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谢菲尔德电讯报》称孙继海将有可能停赛6场。按照惯例，在比赛中吃到红牌将被停赛3场；而孙继海比赛下半场的这次“野蛮的侵犯”以及之后的行为则为他招来了英足总追加三场停赛的处罚。而《每日邮报》称谢菲联主帅凯文.布莱克维尔已经决定对孙继海的行为进行队内处罚。“我想孙继海知道我们的规矩，当球员被罚下场后；每个球队对此总会有一些(处罚的)规矩。孙继海也不例外”。布莱克维尔还说，“他可能会发现自己会比自己想象中离开的时间更长，因为他将不得不努力争取回到自己原有的位置”。

是啊！对于孙继海来说如果真的被停赛6场，就意味着他将暂时退出球队主力位置的竞争；也将远离主帅的视野一段时间。到时候即使停赛期满，恐怕也很难立刻获得上场的机会了。布莱克维尔在16日的比赛结束后，就曾对此作出过评价：“这场红牌肯定会给他的主力位置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自新赛季开赛以来，一直是右后卫位置上的主力；每场都首发，但在这个位置上，谢联有至少二到三名球员都非常有实力；现在因为红牌导致三场停赛。这样给他的竞争对手带来机会，停赛期以后孙继海夺回主力将面临不小的困难”。事实上，孙继海不仅在这场比赛中吃到红牌；还在这之前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当时谢菲联正0比1落后，幸好对手没有罚进；加上队友比利.夏普在他被罚下后6分钟时的进球，谢菲联才得以保住本赛季英冠主场不败的记录。

在足球场上，犯规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得战术犯规，可能避免的是犯规后的行为。我们看国际比赛，人家球员得牌后就马上离开了；可我们中国球员却总是围在裁判身边理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样是孙继海，前些年因为不是国家队的主力；所以很低调，因此国内外都没有很大牌的行为。然而本届国家队使孙继海成为了主力，结果中国大牌的脾气也就跟着而来；看他在我们国家队的多次行为，就知道他得红牌是迟早的事。看他在比赛场外都能得红牌，就知道他得了红牌后肯定会有附加动作。

为什么一个在英超环境中熏陶这些年的人，依然改不了中国足球的习惯呢；说到底还是中国足球太有感染力了，在国外培养的观念习惯能在中国足球环境中一夜殆尽；因为中国社会对球员是纵容，他们是我们社会有特权的人；所以他们犯规与否不是裁判说了算，而是球员自己认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球员能够追打裁判，也能在裁判出牌后而辱骂裁判。孙继海在中国国家队的特权，使他到了英国还没有清醒；所以才继续走中国球员犯规的老路，对裁判不满而需要当场发泄。

谁知西方国家没有特权球员，裁判是执法者就是应该尊重；你对裁判的不尊重，实际就是藐视法律；所以追加处罚也是正常的了，就连多少国际知名球员不也是照样接受处罚吗。也正因为如此，孙继海自然也就逃脱不了处罚了；因为中国的特保儿，并不等于就是西方国家的骄子；你有什么特权能够随心所欲呢。我不得不承认有的球员次孙继海聪明，回到国家队继续犯规任性；可到了国外却依然服贴得很，因为“端人的碗就要服人管”；这不是别人的错，而是孙继海自己没有把心态调整过来；所以最后自己害了自己。

好在中国球员都有退路，实在不行回国踢球也行；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反思什么。

文/汪华斌

上周陪同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去看了一场中超比赛，在现场沉闷的比赛中；我们竟然如同到了茶馆一般，整场比赛我们都在拉家常。事后这位老朋友说我完全变了，根本不是当年那位争强好胜的人；而变成了一个修养十足的谦谦君子。他说我如果当年有这样的好性格，早就成为了高级领导；肯定不会是如此境况。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所以从小就性格倔强；这性格使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成绩名列前茅，也使我工作后多次遭到打击；因为我们社会的领导是不允许你锋芒毕露的，更不允许能力或成绩超过领导的。然而我把社会当成了学校，依然坚持争第一而不愿意第二；结果从国家部委赶了出来。到了国有企业，我的性格依旧；结果我的学术论文和成果第一，可我的职位却从高层降到了基层。改革开放后我认为公平竞争的时机到了，再一次锋芒毕露地走在了最前面；不仅在能力上处处比领导强，而且还公开批评领导的腐败；结果我被领导强制性下岗了。

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下岗了依然没有想到是自己的性格出了问题；依然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单位争强好胜。别看我们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是“帕金森人才结构定律”，我们社会的民营企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台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容不下锋芒毕露，所以我才总是为别人迎得了成功；而自己却经常遭受莫名其妙的打击和痛苦。也正因为如此，我下岗后而喜欢看足球；但我却不是球迷，因为我看足球是发泄自己的郁闷。

随着我们全社会开始对中国足球口诛笔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性格竟然变了；变得在足球比赛现场也不发泄了，而且变得看任何一场比赛都没有自己的倾向；那看足球比赛看成是小丑表演，对任何低劣的表现我都能心平气和。我自己都震惊，我的争强好胜的性格是如何改变的呢；我自己的确不知道，但只要是看中国足球，我就没有任何虚荣心了；因为我想赢的队肯定是输，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足球。

我不知道是哪个足球报曾经说过，中国足球是不良产物；现在看来确实是很有远见，因为你看中国足球连爱国的热情都会消失。我们看西方国家的足球比赛是欣赏，看我们的足球比赛是心痛。因为不仅踢球难看，而且还没有职业道德；我的确明白了国人唾弃我们的足球队里这些低劣的球员了。因为我们总把他们参加的国际比赛当成国家的荣誉，而球员却把我们揪心的荣誉当成了表演；所以我们才一次次地倒下，而且还得到恶劣的道德评价。也正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真正的球迷无颜。

由于我不是真正的球迷，所以我很快领悟了人生；这些球员得到这样恶劣的评价，但他们却依然高薪拿着；高消费享受着，而且领导还就需要这样的人。看着领导点名要他们为国争光，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多么潇洒的人生呀。是啊！不在乎自己有没有能力，也不在乎有没有配合；而在乎领导是否需要自己。只要领导需要，你老百姓的谩骂一点作用也没有。

是啊！我们自己看足球一次次陷入痛苦的深渊，却没有哪个领导承担责任而向全国人民道歉；反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足球的市场经济。如我们体育的领导就公开表态，体育就必须是举国体制；因为足球的失败就是市场化的产物。如果我们的足球依然是举国体制，我们的足球能有如此始终如一的失败吗。

是啊！同样的教训再也不能在其它体育项目上重演，所以我们的体育必须坚持举国体制。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化的球员收入快要与老百姓接轨了；所以我们的球员就经常输，因为输球也可能还能得到赌博的额外收入。

中国足球长期输球，它的确陶冶了我的情操；我肯定不会再把足球比赛与国家的荣誉连在一起了，总认为足球比赛是小丑表演；没有必要提升它的爱国热情。也正因为有如此情怀，我的性格竟然变了；可惜的是，这变化来的太晚了；要是早几年陶冶我的情操，我不就成了高级领导了吗。然而等到我的性格变得随和领导的时候，我也就没有提拔的机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