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华斌

为了确保奥运会安全，我国的所有车站安检全面升级；只要进入车站就要接受各种安检。其中不仅是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全国各类中小城市也都快速进行了安检升级；使我们一下子从开发性的乘车转到了壁垒森严的安检才能乘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安检人员除了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外；其它地方的很多安检人员五花八门。有的安检人员连人权都不知道，见到任何人都如临大敌；仿佛所有人全部是恐怖分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全面升级的安检；使很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我多次出差在不同的火车站看到，大多数旅客都能自觉将行包放在安检机过道前“过筛子”。“随身小包也要过机”，安检人员说；所有随身带行李都要过机，即便是一瓶饮料也不放过。“现在带上车的饮料，安检时每瓶都必须当场喝一口”；工作人员称。调查显示，我们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并没有恐怖事件发生；安检也没有发现恐怖事件的痕迹。这不是我们安检的功劳，而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体现。

西方国家的安检同样严格，但他们同样尊重人权；所以人性化的安检放在第一位。而且安检人员很礼貌，不仅面带笑容；而且还向被安检人员致歉。我们的安检人员要么是木雕一个，要么是如临大敌；把被安检的人员全部当成敌人。如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我从鄂州回武汉；在鄂州西山车站上车。当时乘客只有零星几个人，而安检人员竟然五六个；个个横眉竖眼，耀武扬威。当时我只有一个装手机和眼镜盒的小包，就准备直接上车；谁知安检人员竟然围了上来，要我安检；我说这不是包，有必要检查吗。他们说“有没有必要是我们说了算，你不能自己决定”。后来我的小包放进去安检，因为太小好长时间都没有出来；我就催安检人员。他们竟然说“你慌什么，今天遇到我们心情好；你可以走。不然你就是通过了安检，我们也有权把你留下来”。

当然进北京的汽车检查就更麻烦了，如我们乘坐的大巴是走京珠高速的；检查的地方就是在进入北京的入口处。以前经过这个地方通常是司机去加油，乘客可以自由去卫生间方便；现在可不一样了。由警察指挥停到指定的地方，然后乘客还一概不准下车；先由乘务员将旅客名单交给警察，警察上车清点人数；逐一查验身份证。每台车上一共上来2名警察，一名警察拿名单对身份证；一名警察手拿仪器（应该是检查在逃人员用的）。检查的基本程序是，先要身份证，然后指认自己的行李，打开检查。对个别有疑问的人员，要先把身份证让拿走；输入仪器检索一下，估计是看看是不是通缉犯在逃犯之类的。全部人员都检查完毕，然后全部下车；关闭车钥匙，注意这个时候还是依然不能上卫生间的（估计是怕不法分子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躲避或者逃跑吧）。警察开始对车内检查，例如座位下、行李架。车内检查完毕，就开始对车的后备箱，大巴车的侧面行李箱进行检查。警察拿了仪器伸进货箱里边扫了一遍，没发现异常后；才给司机和乘务员说：行了，没问题，感谢支持奥运，感谢您的配合。

奥运会是北京的大事，所以大家都理解；何况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人权的概念，所以什么检查我们全都是配合。就连我们超市对女顾客的脱衣服检查，我们的女顾客还不是忍受了吗；这就是经历过天灾人祸的中国人。

是啊！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政府机关的围墙推了；老百姓能随便进入了。这次奥运会估计是一个转折点，政府机关又要神秘了；进入政府机关要安检。结果层层效仿，我们的学校和医院估计也要安检了。再发展下去，到领导干部家也要安检；因为奥运会的安检，使我们很多人体会到了它的好处；我们社会将进入一个“鸡犬不相往来”的年代，这就是奥运会安检全面升级的效果。

奥运会带动我们的安检全面升级，它预示一个人与人互不信任的时代到来；以后我们老百姓就不要到领导家里去送礼了，因为领导家里也要安装安检设备；说不定什么时候安检设备说你是禁品，结果礼品没有到领导那里；而自己却被警察带走了，这是多么可怕呀。

文/汪华斌

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第一块金牌，本来是寄托在杜丽身上的；我们的媒体和记者们早早地等待采访杜丽。然而结果出人意料，担负着卫冕冠军和争夺首金的杜丽失败了；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竟然是举重运动员陈燮霞。于是陈燮霞成为追逐的明星了，而杜丽竟然被人遗忘了；因而只能自己在孤独地哭泣。

“为什么失败”是很难找到真实原因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只许成功而不许失败”的民族；失败的原因就更难了，于是同情杜丽的把“压力大”作为她决赛失常表现的解释。对于这样的猜测，杜丽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可能吧”。

是啊！“我觉得我挺尽力的，真的特别努力。可是，主场压力太大了，决赛的时候我打得不是很清楚，想静却总也静不下来。我希望能让五星红旗升起来，可是我没能做到”。杜丽还表示，前一段时间，她的脚崴了，这对她昨天的比赛也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不应该是失败的原因，因为在预赛中她的成绩可是第二名呀。

然而当我们见到陈燮霞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后的众星捧月，再看杜丽的孤独与痛苦；我仿佛明白了运动员的压力。登上颁奖台前，陈燮霞身披五星红旗；微笑着向现场为她加油助威的观众挥手致意。这时的全国人民只知道为国争光的陈燮霞，谁知为国争光而失败的杜丽。更为重要的是，运动员失败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你这个整体全部黯然失色。看人家陈燮霞把金牌作为礼物而送给教练马文广，你能说马文广不陶醉吗。看着自己的爱徒成功夺取首金，马文广兴奋地透露：“今天是我的生日，燮霞的这枚金牌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是杜丽的教练班子呢，他们还要承受杜丽失败的指责；利没有，反而名还受到伤害；这是多么大的反差。你成功了，什么都是金光闪闪；你失败了，什么都是黯然失色。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崇拜成功的民族。

是啊！作为第一次在自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国内的关注度之高可想而知。任何一块奥运会金牌都是无价的，更何况是首金。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没有透露具体的奖励金额；但预料肯定会超过上届。而对于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陈燮霞来说，奖励恐怕远远不止150万元。到目前为止，除了广州汽车集团将赠送给每位粤籍奥运冠军一辆汽车外；不少企业也都将进行重奖。有人在预测，刘翔这次如果夺得金牌的话；估计收益将超过亿。而如果失败的话，其现在的品牌将极大的缩水。

我们同样见到了杜丽失败的残酷，没有鲜花，没有奖励；也没有鼓励，只有自己独自承担的孤独与压力。而且自己还有内疚，因为团队都受到了牵连。是啊！压力能否真的成为动力，我们为杜丽还有机会而高兴。“四天后我还有一场比赛，我会用成绩证明自己”。说完这些，杜丽再也不肯吐露半字。而后，她从身边的记者中拨开一条路，低着头独自走了出去。这孤独的身影，是否在告诉我们什么；“成者王”真的公平吗。

我们社会现在的马太效应太浓，成功了就是‘民族英雄’；而失败了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这天上与地狱的差别，使我国任何人都想成功。然而我们同样知道，奥运会并不是多数人成功的途径；它天生就是极少数人成功的舞台。想在极少数人称王成功的舞台上去赌成功，真的能实现人人都有梦的状况吗。不可能的，也绝对是不可能的。

是啊！如果这次举重比赛中，外国运动员超常发挥；或陈燮霞发挥不正常，我们没有这块金牌呢；那是不是更多的孤独与打击就到了陈燮霞身上呢。

其实我们见到很多成功者并不爱国，而失败者却更爱国；如我们的国有企业，那些先富起来的腐败分子全家搬到国外；用国家的钱去享受几代人的富贵，这是爱国吗。而我们的下岗人员，却在无房无钱的境况下在为国贡献。国家可以不爱我，但并不等于我就不爱国。是啊！爱国是一种情结，而不是一种口号。我们把所有的金牌都拿了，就能证明我们是最强大的吗。一个体育盛会，我们有必要用政治去覆盖它吗；难怪杜丽的压力大，谁能承受呢？

-----为《广州公布08年工资指导线》叫好后的思考

文/汪华斌

近日，广州市200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已经确定；也就是说，正常生产、经济效益和工资水平均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可按基准线14%涨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政府通知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指导线发布后30天内，应对工资调整进行讨论；并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在广大职工为加工资而高兴时，我却为政府第一次定位准确而叫好。

是啊！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是其主要职能；也就是说，控制物价和调整工资水平应该是政府的职能。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的知名企业想涨价找政府；想要贷款同样是找政府，就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天价收入’也是政府造成的；惟独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政府管不了，使我们的政府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这些特保企业的母亲；而把自己的主要职能忘记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不良贷款增加；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拉大，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基本处于没有保护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对老百姓的工资随意；国有企业同样也不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就了少数人的快速致富；而多数却在原地踏步，相当多的人却是生活水平的倒退。

是啊！我们政府长期把自己的定位搞糊涂了，使老百姓也混淆了我们政府的职能；如我们政府说‘房价飞涨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表现’，于是就任由‘房价’疯狂增长。在房价火箭升高中，我们的开发商竟然伙同银行进行假贷款；如用‘无中生有’的房子作为抵押贷款，用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就能贷出钱来；而且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潜规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损失的是国家；银行和开发商竟然双赢，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定位造成的。

再如我们与国家接轨，国际上的价格波动我们政府及时介入；如能源涨价，我们政府就即使补贴能源；原材料涨价，我们政府就及时减税或政策性补贴；我们的产品出口没有竞争力，我们的政府就急忙为企业退税。这一切政府的行为，使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们看到了企业的效益不是靠经营；而是靠找政府要政策或补贴带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的企业需要的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些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小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市场无法稳定；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生活必需品水平也没有保障，因为我们的政府整天在为某些企业排忧解难；在我国下岗大潮中，我们的政府竟然直接为企业的排斥异己而保驾护航。所以我们的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母亲，也是民营企业的母亲；还是台资企业的母亲。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它却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母亲（老百姓）的女儿；所以老百姓受苦受难政府不管，企业有个风吹草动政府忙个不停；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改革中的政府。

是啊！政府控制物价是自己的职能，咋能成为企业涨价的后台；同样我们的政府应该是老百姓的保障后盾，所以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政府当然也是必备的职能。控制了这两头，企业自己会经营的就能生存与发展；不会经营的就自己破产，这才是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广州政府确定‘今年的工资指导线较过去幅度提高’；即基准线为14%，上线（警戒线）为18%；下线为5.5%。这样的政府行为不仅老百姓高兴，就是经营者也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年的经营实际是在与政府耍手段。也就是说，同样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不一样的；其政府效益是大相径庭。这不是市场经济，而依然是‘权力经济’；所以我们社会的腐败经久不息，并不是反腐败不力；而是社会机制造就腐败。政府的职能定位准确，我们社会的腐败将会急剧下降；因为腐败没有市场，又如何形成腐败。

政府通知首次明确，‘广州将首先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工资指导线备案制度’。也就是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工资指导线发布后30天内，企业方应与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大会）对企业本年度工资调整进行讨论；就工资是否调整、调整幅度、执行时间等向工会或职工进行说明，并制订实施方案；经主管部门（出资人）审核同意后，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这一通知，将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有压力；因为老百姓的成本要在经营中消化，于是产品涨价肯定是他们想到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的明确态度后，还应该表面控制物价上涨的态度；因为只有两手都硬，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只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社会才能和谐与安定。

这次政府的首次定位，老百姓普遍欢迎；但同时也担心，‘没有强制力，会有多少老板会听政府的话涨老百姓的工资呢’；其实不然，政府只要定位准确，就能有‘硬约束’来确保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我们的政府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自己想不想管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为别人造福的过程，自己将是吃力而没有好处的事；这才是考验政府的行为关键。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性格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主要是因为中国女性特别温柔；所以我们举办奥运会，世界各国人民都想领受中国女性特有的温柔。然而我们的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女足竟然在世人面前演练了一次全武行；使世人从此对中国的女性要另眼相看了，因为‘不爱温柔喜欢暴力’竟然是我们现在女性的特色。正是这中国女足的暴力事件，提醒我们奥运会的防暴方向要改变；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暴力倾向最可怕。

是啊！中国男足的暴力是世界有名，不仅敢于犯规；而且还敢于指责或辱骂裁判。所以中国男足的技术不咋样，但世界上没有不怕中国男足的；他们因为暴力而使自己闻名于世。然而可惜的是，7月3日在武汉进行的一场青年女足锦标赛；竟引发了一场40余人参与的群殴，这在世界也是闻名于世而且首屈一指；从此以后中国女足出名了，在暴力上能与中国男足不相上下；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有中国女性温柔的定义了。

本来两支足球队的比赛，任何犯规都是正常的；何况还有裁判呢。然而我们两支中国女子足球队因为犯规被裁判吹停比赛后，被侵犯的球员竟然突然挥拳打向侵犯自己的对方球员；而对方当然也不会示弱，随即两人正式撕打在一起了。这样异常情况的发生，应该是双方队员相互制止本方球员；谁知40多名正在比赛的以及坐在替补席上的双方球员马上冲上去相互攻击。面对这样开天辟地地混战场面，就连当值裁判也有些不知所措；直到比赛监督和双方教练组冲进场内，场面才得到控制。

面对这样恶劣的事件，武汉足协解释为‘天气异常炎热，导致双方球员情绪急躁’。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奥运会应该改在严寒的冬天召开；那样我们中国人的情绪就不会急躁。而八月份的奥运会，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盛夏时刻；我们一旦因为天气炎热而情绪急躁，使用暴力对付各国运动员了又咋办。假设各国运动员的脾气好，不与中国人争强好胜；那外国游客呢，他们可是本国运动员的啦啦队呀；他们要与中国人争强好胜又如何办，难道我们再一次暴力对付他们吗。

此外外国裁判也不敢来中国参加奥运会了，尤其是不敢主持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一旦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意志裁决或作出对中国队不利的裁决，裁判的生命是不是要受到威胁；因为暴力成性的中国人，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对裁判实施暴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是受过职业道德教育的；结果依然是暴力成性，那我们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可没有系统培训与教育呀；他们如果用暴力的话，那我们的奥运会将是一个暴力无处不在的奇特大会；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竟然人人喜欢暴力。

是啊！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竟然以‘天气造成脾气坏’而搪塞；实际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们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是啊！我们能够为争公交车的座位而打架，我们也能因为对方对自己不礼貌而打架；‘打架’竟然在中国人眼里为正常。我单位原来有位民主党派人士因坚持原则而被同事打了，当时他认为自己不还手就有理；谁知单位负责人不许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是单位职工打架是正常的；只要伤害者赔偿了医学费就了事了。事后反而说这位民主党派人士不会做人，打架还手不就不会受伤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导。

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奥运会，因为心浮气躁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一旦我们的运动员与外国运动员闹起来了，我们的运动员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一旦我们的志愿者与外国游客闹起来了，我们的志愿者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我的确怀疑，因为暴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习以为常了，可外国人能习惯吗。

我们现在应对奥运会的暴力事件，全部集中在恐怖活动上；却忘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暴力倾向，也忘记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同样有暴力倾向；更忘记了我们那志愿者，他们同样也有暴力倾向。如果再遇上我们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有暴力倾向的话，我们的暴力事件恐怕是应付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如何防止暴力事件，恐怕多想一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最好。

文/汪华斌

今年的汶川大地震，使所有的中国人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于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社会矛盾则会减小。然而可惜的是，我们这次风雨过后并没有见到彩虹；反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阴风阵阵。从瓮安县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到上海连续捅伤九名民警和一名保安的袭警事件；还有通山县的抢夺案件嫌疑人的事件。这虽然是一个个孤立的案件，却透视着我们社会矛盾的加剧激化；这与我们在地震中的期望差距太大了，所以很多人实在无法理解我们社会和我们中国人。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社会的矛盾增加，而是我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在地震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与老百姓零距离；人民警察更是特别地爱人民。正因为如此，结果我们社会的所有人都以地震中的行为要求我们的政府与警察。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和平时期的特权思想和对老百姓的怠慢依然如故；于是人们的情绪就突然爆发，是压抑的社会矛盾在突然中释放并进行放大；结果社会矛盾激化。这是谁的错，表面上看是老百姓的错；不应该对政府和警察有太高的期望；期望越大就是失望越大。然而在这里我欣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这就是地震过后老百姓期望过高，而官员依旧后所激化成的社会问题。

是啊！一起起因简单的案件，却能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这肯定不是老百姓的错，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这样的政府如果遇到地震，又如何能帮助老百姓呢。所以说这次群体性事件，实际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我们见到报道说，当地公安、武警‘保持了极大克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在事件处置中，没有任何人员死亡’。这并不能说是官员们的功德，而是自己贴金的托词。既知今日，何必当初；看我们的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都没有群众性事件；一个小小的‘死亡’案件，竟然能酿成国内外都知道的群众性事件；这样的领导，我看全部撤换都不为过；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民心了，而民心竟然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的确是发人深思。

同样我们再看上海袭警事件，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连续捅伤九名民警和一名保安。然而该男子的行为，竟然是因为涉嫌偷盗自行车被闸北分局依法审查而不满；为了报复公安民警，故而实施了这次行凶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同样要问，如果涉嫌偷盗自行车是一起错案呢；这起悲剧恐怕警察也脱不了干系。

我们知道，社会矛盾是转化的；大的社会矛盾同样能够化小，而小的社会矛盾同样也能转化成大的社会矛盾。这个转化社会矛盾的肯定不应该是老百姓，而应该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执法者；你们的行为就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公事公办’只会冷落老百姓的心，冷漠无情只会刺激社会矛盾的激化；因为我们地震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透明了，老百姓就会用这个行为来要求所有的干部；所以我们地震风雨后没有迎来彩虹，却到处传来冷风阵阵；虽然有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但我们相关人员激化矛盾的责任同样不能忽视。

是啊！我们现在是经济社会，社会利益分化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瓶颈。我们的权力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把党性原则和法制观念丢弃；这是我们很多社会矛盾的内在根源。此外我们社会现在进入矛盾群体化时期，如我们华南虎案中的‘打虎派’和‘保虎派’；这样一些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很容易形成社会矛盾群体化。如我们在抗震救灾中见到的成都‘帐篷门’事件，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较量和抗争；结果也引发成一个群众性事件。

我们社会现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改革的利益缺损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而我们的执法者全部是既得利益者阵营；所以有些个体矛盾加剧，实际是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成社会事件。这实际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换位思考；把工作做深做细。如果永远是特权思想，自己永远高高在上；就是没有矛盾也容易造成矛盾。‘我是警察，谁敢动我’；这是民警将一位满嘴酒气的男子带回调查时，这名男子拉住警车门时说的。‘我是警察，谁敢动我’；暴露的不仅是少数警察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我们社会所有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思想严重；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所以骄横跋扈是他们的一贯本色。‘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干部为人民’；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和与自己的日常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仅担负着为人民的职责，还有保一方平安与公平的神圣职责；如果是这样依法当好人民的公仆，我们社会的矛盾还会激化吗。我们社会的矛盾激化，是有些公仆不仅不是一个好公仆；而且本人还不是一个好公民，这才是我们社会矛盾激化的真正原因。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会多，除领导的指示会外；就是各种表彰会多。一个工程完工了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一个阶段性工作结束了同样要庆功会和表彰会；至于半年一年了，我们更是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再加上我们特有的节日表彰，如三八妇女节的表彰；五一劳动表彰，六一儿童表彰；七一党员表彰，八一军人表彰；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表彰大会。

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前的表彰大会是表彰老百姓居多的话，现在的表彰大会几乎清一色的干部；除了每次不同特色会议有一些特殊的老百姓点缀一下，所有的会议都是领导干部的集会。以前我们的领导还谦虚一下，把荣誉称号让给老百姓；现在的领导当仁不让，各级先进都是以领导为主。所以现在的表彰会，领导是永远的红花；只是有时换一些不同的绿叶陪衬领导而已。

是啊！如果说现在的领导比老百姓忙，那么他（她）所得的不就是回报吗；还有必要再表彰吗。以前我们共产党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是‘自我表扬与公开表扬’；是啊！看我们领导干部的党员自我评定是‘表扬’，我们领导干部的年终总结还是自我‘表扬’；至于在表彰大会上的‘表扬’，就是对领导们的公开‘表扬’了。正因为这样这些举不胜举的‘表扬’，使我们的领导终日陶醉在‘表扬’中；真的以为自己就是老百姓的‘救世主’，于是到处是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评比会、表彰会、总结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忘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是偏爱报喜听优；特别反感报忧。说起政绩来长篇大论，如数家珍；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说到缺点与不足，则寥寥几句；语焉不详。这不是我们领导干部自己缺乏‘揭短’的勇气，而是我们社会形成的‘潜规则’；自己对自己以‘表扬’为主，领导对自己才能以‘表扬’为主；如果自己都不表扬自己，那领导就更不会表扬自己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表彰观念。

其实我们在表彰风气的鼓吹下，相当多的‘喜’实际是笔杆子总结出来的；而实际的‘忧’却被领导忽略不计。结果上行下效，我们在‘肯定成绩就是鼓舞士气’的错误观点下；成绩无限放大，结果我们的领导永远是成绩了；企业破产了，领导还是先进；单位问题成堆，领导同样还是先进；因为我们除了纪委查出的腐败分子不能是先进外，所有的领导必须是先进；这样才能成为老百姓的标竿。

然而我们放眼世界，人家并没有我们这样的表彰；因为我们的表彰现在成了‘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结果我们社会的领导越来越独断专行；这是我们长期为领导总结经验造成的。我们这次看欧洲杯，却看到了西班牙的成功；而这个成功特别的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胜利的保证。而我们的表彰大会，从来只肯定少数精英；更何况有的精英实际是我们笔杆子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每次的表彰大会，实际是在伤害大部分作出贡献的人；使大家心灰意冷。因为你干的再好，桃子永远是领导的；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对表彰大会很冷淡，说是‘领导们的又一次集会’。

我们社会从来不缺少正面表彰，缺少的是没有人‘揭短’；所以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遗忘了，我们只记得‘表彰、表彰、再表彰’；我们全社会都听‘喜’，我们的领导当然在喜报中享受自己的成果。如果我们只报‘忧’呢，领导还能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是要追究责任了吧。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表彰会完全可以改成‘差距责任会’；公开差距，暴露责任；使我们被遗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新拾取，使我们社会回归一些‘真实’；兼听则明，减少失误与损失。

是啊！我们老百姓有时很纳闷，明明在老百姓那里问题成堆；可到了领导那里，就只剩下成绩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有的班子没有战斗力，因为长期在‘假、大、空’的总结造成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老百姓没有凝聚力，因为任何时候领导都是摘桃子的人。

我们全民的确到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那就是表彰还有必要吗；表彰激励了谁，又鼓励了谁；表彰实际冷落了谁，表彰实际打击了谁的积极性。本次震灾中的所有军人、所有医护人员、所有志愿者、所有向灾区捐过款的人、所有坚持在自己岗位上为灾区献过一份力的人，全部都是值得赞扬和值得尊敬的；他们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不需要表彰大家都记得。如果我们表彰少数人，那么多的无名英雄又是如何想呢；何况我们抗震救灾中还有不和谐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与查找差距吗。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把‘学习宣传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大会’变成差距责任的各级会议；全国人民将能真正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并从中找出我们社会的真正问题；这将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是啊！我们每次表彰的总结都是‘职责所在’，既然如此是份内的事儿；那又什么要来表彰呢，又在哪里产生英雄呢。是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奈，就是听表彰会的无奈；明明我们知道这人不是英雄，他（她）却把自己当成英雄在那里做那‘假、大、空’的英雄报告；这会让所有正直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汪华斌

最近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已使我们的国企开始气恼；又遇到原料涨价，尤其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欲提价95％；这国际市场上的气势汹汹，本以为国企又会是内部消化；谁知这次竟然确定钢材的全部涨价，把涨价影响全部转移到下游产品身上；而下游产品刚好是老百姓经济，再加上今年汶川地震的重建；这老百姓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老百姓经济的困境呢，这就是国企业负责人的大幅度降薪；如此一来，国企的成本就能消化；降薪的理由如下：

1、国企负责人早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了

看我们现在的国企负责人，基本没有与低保为伴的人；全部是豪华福利房住着，还有几套闲置的商品房；高级公车坐着，自己还有高级小车；公款吃喝玩乐，自己还有天文数字的年薪。此外国企负责人不愁子女的就业问题，绝大部分都在国外的贵族学校豪华消费着；参加工作的全部是顶呱呱的工作岗位，所以国企负责人现在是我们社会最无忧的人；就是一分钱的收入没有，他们照样是富人阶层的高级生活。

我们的改革开放理论是，‘先富起来’的人要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共同致富；然而这些年我们忘记了，没有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帮助下岗人员；因为这些当初同样收入的人，现在是两极分化的代表；国企负责人年薪几千万，而下岗人员的收入不到三千；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几万倍。如今老百姓经济面临困境，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因为当初是别人下岗而使他们富起来的。

2、国企的效益与国家政策全部用在了领导人的收入上

我们同样看到，这些年国企经济效益的上升；并不是管理的结果，而是国家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和财政补贴；结果这些表面效益被领导贴金了，当然年薪就是这样快速提升的。从2003年开始，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公开收入就如同火箭；有的一下子从10万到了百万，至于千万都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反正国企的效益百分之八十被负责人们瓜分了。这些本来是老百姓的东西，现在还给老百姓也是十分正常的了；要知道我们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本就不合理，老百姓与负责人的收入差距到了万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国企业负责人与老百姓的收入在同一等级线上；全部是论资排辈的收入等级。改革开放前几年，我们确定了企业负责人要拿老百姓的五至八倍；结果所有的领导全部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收入调整到了老百姓的八倍；现在就是那二十几岁就当负责人人，也敢拿这老百姓胆怯的收入。

是啊！如果我们就是调整到五至八倍，国企负责人的减薪也是天文数字；何况我们企业负责人现在不缺钱，所以作这个贡献也是校正改革的偏差；更是把老百姓的利益归还到老百姓，远不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贡献。

3、国企负责人到了面向社会公开竞争的时候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责任肯定不是老百姓；因为我们国企的高层管理者只会要政策与财政补贴，并没有人从培养核心竞争力上用心；统计我们国企的高深技术，全部都是高价买来的国外技术；是啊！我们把进口技术和仪器的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后，竟然成为我们的科技进步奖了。虽然我们六千多万人下岗为国企减负，结果只是成全了企业负责人的快速致富；对我们社会依然没有贡献，有的还是负担。

是啊！当我们国企的效益好时，全部清一色的扩大生产规模；结果这种产品生产能力越来越大，内涵管理空洞无物；这种机制无力的管理使任何风吹草动都感冒，何况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的竞争。这样的管理模式，使我们国企负责人真的把自己当成管理专家了；结果‘无知’‘无畏’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共同点。现在国企到了凭知识与能力竞争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滥竽充数’的人留着不变呢；降薪是理由，公开竞争换人是目的；因为我们要更换那些把涨价矛盾转移的人，使有能力消化涨价因素的人走上国企的领导岗位；这些人既能用知识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还能培养我们国企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用2美元的年薪接管一个企业；如果说我任何企业都能胜任的话，那是吹牛；但象宝钢和武钢这样的钢铁企业，我当总经理不会比任何人差；因为我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钢铁企业战略和管理的论文，全部都在3-5年后得到证明；这就是我的实际能力。

是啊！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经济再度陷入困境，还是看着国企全面“猝死”；现在再也不是上个世纪了，再也不可能用牺牲六千万下岗人员而救活国企；现在到了真正呼唤‘管理是生产力’的时候了，也是给国企负责人全面大幅度降薪的时候了；因为国企再也不能再在这些人手里谋私了，它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作贡献了。

文/汪华斌

这两天到一个单位去讲课，依然讲管理；依然是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大家都在应付；我很奇怪，就问大家是什么原因；结果有人说‘百无一用的就是管理’。是啊！看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第一学历的肯定是管理；而看我们社会的企业家，第一学历的肯定是专业技术；就连我们的政府官员，第一学历的很少有MBA。由于我们社会当官才是最大的价值观，因而人人都把当官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当管理知识不能成为当官梯子时，自然也就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权力生产力’的社会，管理是靠权力而不是靠知识；所以更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至于我们在职干部到党校去进修，或到商学院去读在职MBA；这也不是需要管理知识，而是需要双学历的招牌。就是这残酷的现实与实际，使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

对于我们社会特有的现象，我当然无法解释；但我国古代的官场实践却是用管理知识书写成的。如儒家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当官知识的构成。为了培养当官的接班人，社会上把这些知识概括成‘四书五经’；篇幅不大，但当官‘修、齐、治、平’本领都在里面。宋代名相赵普对赵匡胤说，‘臣只读过半部《论语》’；于是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之说从此流传。这说明古代当官的知识就十分明确，想当官就去读《论语》；没有这个知识基础，根本没有当官的可能。

中国古代当官的社会，理所当然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因为所有的官，全部要经过考场上见分晓；虽然也有弄虚作假和关系，但考试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当时的考试很现实，基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检查你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实际就是考你的记忆力。二是检查你应用‘四书五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实际就是考你当官后会解决什么问题；文要安邦，武要定国；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要经过理论模拟。别看这个考试不科学，却使很多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全部是在‘八股文’中选拔出来的；这就是我国古代官场的发展历史。

进入现代社会后，我们的知识通道更加分明；工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工程师；理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教师或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医生；而商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官。这不同培养目标的人才路线，被改革全部打乱了；工科的学生既是企业家，还兼任工程师。理科的学生，既是官员又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既是医生还是官员。最后只有我们商学院的学生，既当不了官；又没有自己的行业或领域；结果只能为工科、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当秘书。当然当这些专业人员当官后重新读管理时，这些秘书可以代替领导参加考试；这是我国商学院学生唯一还受欢迎的原因。

我们同样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人除了文章好以外；还要有运气，因为考出来的人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出仕；当然标准也是公开的，即‘身、言、书、判’；就是看身材、说话、书法和决断。这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凭考官的印象；但进士出身是资格。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不要资格也能成为官员；如某单位面向全国招聘一名财务处长，参加考试的人上千；最后竟然本单位一位学历都没有的财务人员知识考试合格。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财务博士和教授，可都败在了一位没有进过财务门的人手下。最后的考核，这位没有财务学历的人竟然是第一名；结果公开宣布成财务处长了，而那些全国来的财务博士和教授们，竟然只能灰心丧气地退出了。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古代是进士才能当官；现在是没有标准成为我们提拔官员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的领导是伯乐，被领导相中的哪怕是赖蛤蟆也是千里马；被领导排斥的即使是真千里马，也只能是现实的赖蛤蟆。所以我们社会才有‘领导说你行，你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当然还‘不服不行’。

正因为我们社会当官不需要什么管理知识，所以迎合领导成为我们社会当官最大的能力；领导的喜好就是自己的努力目标，这样的人绝对能当官。因为领导喜欢吃喝玩乐，吃喝玩乐的能力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领导喜欢腐败，弄虚作假和坑蒙拐骗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领导的喜好决定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取向造就领导喜欢的人才；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我们今天全民不喜欢管理知识的原因。

是啊！别看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也有管理知识，那是因为竞争的人太多而设的门楷；而真正的干部提拔，可不需要你什么管理知识的考试；因为领导在按照自己的人才标准进行皇袍加身。虽然我们历史上的‘人治’用知识竞争，但到了我们的‘法制’时代却用伯乐相马；至于领导如何相马的永远是领导的秘密，你只能接受这事实。我单位有位管理博士因为不参与公款吃喝玩乐而被调离管理岗位，后来又因为举报领导拿回扣而强制性下岗；而与此同时一位工科研究生，竟然因为会陪领导吃喝玩乐而直接提拔到国际贸易领导岗位（局级）。现在想在中国当官，什么途径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用管理知识，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

文/汪华斌

俄罗斯球队在欧洲杯上的好成绩，使希丁克的人气直线飙升；于是中国人民准备用捐款的形式，把希丁克请到中国来当男足的主教练；使中国足球也为国人争一点气。谁知刚与这老头一接触，他就说中国足球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一个教练再神奇，也只能在合适的条件下组合成合适的球队；而不可能自己制造一支神奇的球队。为什么中国球队希丁克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说下面这些条件不能适应他的执教理念。

一是中国特色的领导体制，需要的是既能为领导带来光辉；还能用甜言蜜语来迎合领导。希丁克说自己是一个有主见的教练，不会迎合人是有主见人的统一特征；所以他一来就注定失败，因为他既不会迎合领导；更不会对领导的无知而无动于衷。

二是中国特色的足球市场，用‘假、大、空’来打拼中国的足球与经营；结果足球产业的蛋糕被人分割，足球职业俱乐部缺乏造血机能；自然在这样的环境里歪门邪道比技术更赚钱。看现在职业化球员的技术在退步，可脾气却又特别牛；这样的天才球员，世界上任何一个教练都不可能使球队的成绩反弹。

三是中国球员的确有血性，疯狗精神也是职业理念；可如果我真的要求中国球员这么去做，他们没有疯肯定会把我逼疯；因为中国球员在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术要求；这群疯狗崇拜朱广沪和米卢，是因为他们用义气引导疯狗；而不是职业精神的疯狗，更不是一条有技术而聪慧的疯狗；这一群疯狗，胜利了是疯狗的勇猛；失败了是教练的能力。

四是中国足球并不是在谩骂和指责声中成长，而是以谩骂与指责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结果失利的根源没有找到，倒总结出来了很多新的特色与规划。足球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更是一个基础建设和技术的沉淀问题；在疯狂中，中国足球白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现在中国的球员阿Q了，中国的球迷也阿Q了；中国的足球教练同样阿Q了，中国的足球领导更是阿Q了；因为大家都清醒，我们还有等四年的机会。

五是中国人的内耗，永远也没有完结的时候；中国足球更是如此。当中国足球的主教练难，难在要与足协官员斗；还要与中国教练班子斗，更要与球员斗；也要与媒体记者斗，最后还要会与球迷斗。这些斗既不能过火，也不能不斗；这样的教练恐怕还只能来自中国，因为世界上其它国家培养不出这样的教练。中国足球没有走入世界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培养出天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教练；外来教练永远没有这个本事。

六是举国体制害了中国足球，这就如同满清的八旗子弟；他们不会无私无畏，因为利益已经把他们彻底改变了。在现有体制和权限下，中国足球肯定只会在原地徘徊；这是一个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任何人执掌中国足球都逃不过连年惨败的命运。国内联赛要死不活，国际竞争连年失败；可现行足球管理体制照常运行，中国足球陷入沉默期。中国足球的振兴不是引进教练，而是引进中国足球的市场化官员。

七是中国人的心浮气干燥，急功近利是民族的劣性根；中国足球更是登峰造极。赢球豪奖几百万，输球就连工资也拖欠；这市场化的道路培养我们的小聪明，假球黑哨满天飞。这样的结果培养球员输球也不辱脸，反而还乐无边；因为背后交易有收获。正是因为中国球员的千锤百炼，所以中国球员输球没有自责心；反而照常享受人生。

八是中国足球输球已经不是一两代了，到现在从娃娃抓起还是空；因为中国的投入很现实，举国体制也是满足荣誉称号的竞争；哪怕中国足球屡战屡败，中国还会一如既往的投入下去。而对这些基础投资，中国却是相当困难；经费紧张成为中国少年足球培养不力的理由和原因。没有少年技术实力的基础，谁当教练也是一场空；现在中国一些俱乐部，本身就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看来以后中国的足球，只能寄托在外国球员在中国的移民；这样的人才引进可能会缓解中国足球的人才危机。

中国足球太难了，因为它已病入膏肓了；希丁克不是嫌弃钱少不来，而是来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