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结号》下，我们集结！——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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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写老兵 杨金远本人就是一名老兵。 “我从小就爱写作，上学时作文就常常被老师当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后来杨金远开始写小说，并屡获好评，这更让他相信“讲故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杨金远说，他的小说往往来自于一小段故事、甚至一句话。“我的鼻子有这方面的灵敏”，经历同样的事情，听同样的话，他能抓住最核心的东西，然后逻辑成一篇小说。 写战争题材是杨金远的爱好。他本人就是一名老兵，曾在海军服役。 杨金远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看起来，这件事情和小说《官司》的开头很有几分相像。 1974年，杨金远高中毕业，参军做了一名水兵，随舰艇驻扎在上海。部队里的日常生活每天没有多大不同，但是1977年的一天“不一般”。这一天的开头就和往日的生活大不一样。 当时杨金远和战友们都正在舰艇上，忽然一个命令传来：全体官兵一律不准上岸，不能寄信，不能打电话。 舰艇静静地停在距离岸边约200米的黄浦江江面上。船上的补给品不够，就有小舢板一次次地划过来，运来粮食、蔬菜…… 舰艇上的气氛是不安静的。“人人心里都不安得很，非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但是号令里只有‘离开’和‘不准’”，杨金远说，“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不简单的任务，就紧张地出发了。大家都是新兵，我那时才21岁！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这次是不是要把命交了？” 杨金远说，舰艇开到台湾海峡，遇上美国第七舰队拦截，过不去，舰艇也就没再继续南下。“这时才知道原本我们要干什么去，是开赴南海准备和越南开战。” 军队就是军队，杨金远说，军队是国家机器，是个特殊的地方，和老百姓常见的事情不一样。在军队里，很多时候简单到只是一个命令，不需要解释得很清楚，下级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去问是对是错。 “（在写小说时）我就想在这方面表现一下”，杨金远说，战争是残酷的，可是参加战争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在《官司》里，杨金远安排团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老谷最终也没能“讨到说法”，但是，站在团长的墓前时，老谷原谅了团长。面对生命的消逝，老谷“是个软心肠的人”；老谷最终想通了，在战争中，“（没吹集结号）也很难说到底谁对谁错，也无所谓谁对谁错。” 老兵世家 杨金远的家庭更是一个“老兵世家”。 “我的奶奶、父亲、母亲都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你们在电影里常见的那些地下交通战、联络战，都是他们当年常常经历的；我的姑姑、姑父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在前线参加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杨金远说。 从小杨金远就常常听到家里人给他讲的“革命片段”。“经过一个地方，父母就会告诉我，几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冒险穿过封锁。” 或大或小的危险时常会到来。在敌我之间的明枪暗战中，生死有时就在一刹那。杨金远的姑妈失去了丈夫，当时他是中共莆田县委书记，但不幸被国民党军逮捕，被杀害在海边。 失去亲人的痛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杨金远的姑妈后来改嫁。杨金远的这个姑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今天人们在小说和荧幕上看到的英雄故事对于杨家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让杨金远谈起这些没有距离感。“年轻时我都很少向父母他们仔细问过这些事情，他们也很少主动说起，往往是因为触景生情，才零碎地说起一些往事。” 1991年的一些事，让杨金远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愿望。那时他已经从部队回到莆田工作，并接手一项拍摄革命题材专题片的任务。那段时间，杨金远走遍了莆田的革命老区，天天身处过往细节的包围之中。 “人们很难完整地回忆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专题片想要的东西，过去的历史虽然宏大，但是当局之人体会到的都是一些细节，他告诉你的，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受”，杨金远说，他决定书写这段历史，用小说的形式。 并且，在杨金远看来，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一些东西用小说来表现反而更合适。 杨金远习惯把小说的主题叫做“中心思想”。在杨金远的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小说的“中心思想”，战争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小说关注的是人和人的思想灵魂”，杨金远说。 小说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杨金远说，很难说他的小说中的“原型”具体是谁，一个“原型”往往是整合了他了解的好几件人和事。 《集结号》已经生成，杨金远的另外一部军事题材小说《突围》也已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剧，不久将登上荧屏。杨金远说，《突围》作为长篇小说，就整合了他的父辈在革命时期的许多人和事。 “老谷”是个福建人 在《官司》里，主人公老谷是名福建老兵。“1938年，老谷随闽中游击队一起赴鲁南战场抗战。”后来，老谷又被编入山东野战军，参加了解放战争。 为什么这样写？杨金远说，因为他对福建老兵的历史很了解，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往往和真实的历史记载相重合。 闽中红军游击队，这个杨家人参加过的游击队在1938年春天有160多人从福州洪山桥出发，并于当年5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编为新四军特务营第2连。一起被改编的兵力还包括闽西、闽南、闽赣边、闽北、闽东游击队以及回国的华侨青年。福建子弟兵占了当时在皖南岩寺整编部队兵力的半数以上。日本投降后，新四军部分主力和山东的八路军改编为山东野战军。一大批福建老兵就此在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电影《集结号》里，老谷连里战死的47个弟兄在战后都被视为“失踪者”，老谷一心要为战友们找回应有的荣誉…… 福建是革命老区。杨金远说，在战争年代，“失踪”的士兵并不鲜见。兵荒马乱之中，那时的部队不像现在的部队这样组织严明，一支部队常常会减员，也常常会临时增员，带领部队者往往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昨天部队里有多少人，今天又是多少人，这样士兵就比较容易“失踪”——部队里具体少了多少人在当时就不知道，事后更难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少了的。 在战后统计里，“无名烈士”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有名有姓的烈士。据解放之初民政部的抚恤统计，革命战争中有名可考的烈士超过100万人，而无名烈士至少是这个数字的数倍。 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一些事情会被忽略甚至忘却。福建宁化是长征的四个出发地之一。崔永元组织“我的长征”时，宁化人就问其中一个队员，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这个队员说不知道，崔永元也说不知道。当地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几乎全部牺牲了。宁化当年全县人口才1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13700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宁化籍战士只剩下58名；到新中国成立时，只有28名还活着。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回读就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战争”。一名红军后代无意间发现了其父的往事：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守的他和新婚妻子在枪战中都被打伤，从此分离。他逃亡一年多后回到部队。20多年后，他在北京有了新的家庭，此时得知老战友在福建深山里发现了他的前妻，她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人贩子卖给广东一个山地农民，并生了一个儿子。农民得病早死后，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耕种薄田为生，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福建老家。当两人再次相见时，他只见一名容颜苍老的农村妇女一瘸一拐地蹒跚着走来，此时的他们，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深山的农妇。命运如此不公，但“没有道理可讲”。 写下这个故事，这位红军后代说：“当年的我崇拜英雄，曾经狂热过，但是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成千上万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说不上可歌但是可泣的人的真实经历，我的心被震撼了，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 一个家族的解放战争史 ■ 文/老舒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因生逢战乱，年关将至的时候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他的经历，展示了一副战争片里难得一见的历史场景。 1945年国共战事初起的时候，我姥爷他们村的人采取了习惯性的逃避行动，叫“跑反”。“ 跑”是走避的意思，“反”指战乱。 对皖西北的农村来说，用“跑”来应对动荡是有历史的。我姥爷的爷爷当年就经历过“跑捻子”。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当年捻军大规模活动的皖北、苏北、豫东和鲁西南，也正是淮海大战的战场。 壮丁 我姥爷那年40出头，所在的村庄是安徽省太和县治下的岔王寨。我大姨父（那时还不是）十七八岁，住在邻近的毛家庄。 一开始是国民党军往北打，沿途拉壮丁。方圆几里的青壮年都跑光了，剩些老幼妇孺守在家里。据我姥姥讲，普通的国民党兵大多也是农村孩子，没有怎么难为老百姓，有的还主动替老百姓挑水、推磨什么的。 我大姨父当时正赶上打摆子，高烧不退，没能跟别人一起跑。家里人就把他藏在床底下，后来他发烧口渴得厉害，爬出来到院子里找水喝，就被拉了壮丁，一路走到河北。 拉他当壮丁的是国民党高树勋部，后来到了河北邯郸就起义了。不过当时队伍里的壮丁显然没有意识到未来会走向光明的前途，颇有不少思乡难耐中途开小差的。 逃跑未遂的壮丁下场一般是被枪毙。有次，我大姨父所在的营也跑了两个壮丁，后来被抓回来，眼看要被枪毙。该营营长的老婆是农村人，于心不忍，又不好自己出面劝，就对当地百姓说：“你们出面去拦，肯定拦得下。”于是当地农民就成群结队去跟营长求情，果然奏效。后来营长就把壮丁都用绳拴起来排成一条纵队走。据大姨父说，有的走着走着睡着了，就走出队伍了，结果被营长一枪给毙了。从那以后，大姨父所在的营，再没发生过壮丁逃跑的事情。 南下 起义后不久，高树勋被接到延安去了，部队则很快被打散编入各支解放军。大姨父被分到刘邓大军，一路跟着往南打。和大姨父一起分去的几个原国民党兵主要负责背送给养，包括粮食、银元，位置在整个大军的末尾。 仗打得很激烈。据我大姨父说，有好几次国民党追兵距离他们不过百十来米，子弹嗖嗖的，把粮袋子、钱袋子都打破了，银元哗啦哗啦往下掉，但也不敢把袋子扔掉，只能硬着头皮扛着往前跑。大姨父后来一直保留着几块被子弹打穿的银元作纪念。看到这样的银元，才能充分理解什么叫死里逃生。 后来我大姨父跟一个大个子解放军成了哥们儿，那人喜欢抽烟，我大姨父擅长卷烟，后来两人商定，他替我大姨父扛给养，我大姨父给他卷烟抽。这下大姨父的日子好过多了。 部队一路上减员很多，急需补充兵员。与国民党拉壮丁不同，解放军主要靠说服动员为主，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做工作，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直到征兵对象同意为止。 当时沿途村庄也有一些国民党的保甲长颇有先见之明，主动投奔到革命队伍里来，解放后转业大都官至县长一级。不过，这之中也有些人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成“投机革命分子”。 大军过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颇令一些人蠢蠢欲动，有些地方，包括我姥爷的村子在内，玩起了“联防”之类的把戏。后来刘邓大军杀回来后，这些企图把持地方的势力基本上都被镇压了。 大战 大姨父所在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休整的时候，中原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苏北的粟裕兵团对国民党的黄伯韬兵团发起围攻，为了给黄伯韬解围，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从河南的确山县顺淮河沿线往东打。当年我二伯父在确山附近的矿上做工，对此印象颇深——黄兵团清一色美式装备，军容严整，向东开拔的时候掀起滚滚狼烟。 黄维兵团出动后，刘邓大军便如猛虎般从大别山上下来，一路追击而来，最后在皖北宿县附近与已歼灭黄伯韬兵团的粟裕大军会合。 据大姨父说，当时刘邓大军唯一的担心是武汉的白崇禧兵团倾巢出动，尾追他们而来，若黄维兵团再杀个回马枪，就难办了。好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果然惨烈，白崇禧硬是按兵不动，眼看着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陷入解放军中野与华野的合围中。 蒋介石一看如此架势，就命令徐州剿总杜聿铭弃城而出，与黄维兵团合兵一处。双方遂在宿县双堆集附近打成一锅粥。 就是在此期间，我姥爷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用平板车将粮食送往淮海前线。 支前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的说法，国民党的版本是徐蚌会战，而在我姥爷的口中，这场战事则被称为“打南北徐（宿）州”，因为我们老家把宿县叫做宿州，而在当地方言中“宿”发“许”音。为了区别于北边的徐州，宿州就被称为南宿州。 我姥爷他们到前线的时候，战事重心已从北徐州转到了南宿州。姥爷本以为粮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战事异常激烈，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部队自己的担架队忙不过来，就把包括我姥爷在内的支前民工就地转为担架队员，上前线抬伤兵。 当时已是深冬，一心想早点回家过年的姥爷他们多少对这个安排有点不太情愿。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反复给他们讲道理，说这是给咱穷人自己打天下。那时候我姥爷觉悟低，对此不太认同，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干部就换了个方式，询问我姥爷他们村地主的情况，问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说起地主如何剥削云云。我姥爷对“剥削”这个说法显然不太明白，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地主能发家，他个人觉得是地主家风水好，老坟头“冒烟”。 政工干部们对这样的动员效果肯定不会太满意，但还是让我姥爷他们上去了。 抬兵 在隆隆炮声中，我姥爷他们一路晕头胀脑、跌跌撞撞来到了第一线。据我姥爷回忆说，当时是攻打一个小县城，解放军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轰，然后就一群人扛着梯子往上冲，不一会儿城墙上黑压压一片全是解放军。这时就看见墙头上冒出国民党兵来，一个劲儿往下扔手榴弹，用机枪拼命扫。不一会儿，原本黑压压一片的城墙就变成一片空白，战场也稍微沉寂下来。 这时就有人命令我姥爷他们所在的担架队往上冲，把伤员抬回来。据我姥爷说，事后回想起来，双方当时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伤员的时候都不大规模开枪打炮。 我姥爷和同村的一个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城墙下，开始抬人，就听见伤兵们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虽然缺了条胳膊，还能打。”按我姥爷的理解，估计伤兵们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规矩。 我姥爷他们顾不得许多，赶紧找了个看上去毫发未损，估计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担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时，炮声又起，其中一发就在他们跟前爆炸。我姥爷他们两人把担架一丢，就地卧倒。等战战兢兢爬起来，坏了，担架上的伤员不见了。我姥爷他们怕回去跟干部们不好交代，两人一合计，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奔回老家去。 这一路兵荒马乱，颇不平静，两人还有过从死人堆里翻找吃食的经历，不过最后总算平安到家。别人问起来，就说跟队伍夜里走散了。后来大军一路打过长江去，再没有人问起此事。后来就是斗地主分田地了，再后来就是全国解放，家家挂毛主席像。 姥爷晚年说起这些的时候，总是口气略带歉疚地说起还记得那个解放军小兵的模样，说挺对不住人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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