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人戏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社会最繁荣的朝代：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然是清“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宋朝时四大发明占三项并开始得到广泛使用。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感叹：“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富裕文明使大宋成为当时世人仰慕的国度。

　　褒贬往往是由视角差异决定的，贬者关注的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利益，褒者关注的是综合国力、尤其是文化成就。而这一切，又都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陈桥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提防武将像他那样“黄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的畸形现象。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员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请神棍作法来击退敌军。这样昏聩无能的朝廷，“自作孽，不可活”。

　　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影响的。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国防政策已决定了其中看不中用的军事实力。从宋朝立国开始，限制武官、防范武将是其军事制度的重要特点。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其完备的文官制度甚至为近代西方国家效仿，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是零，北宋几乎没有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南宋在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政治上的文官治国，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上的发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耗费得所剩无几。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犹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可以说，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始终没有成为军队建设的支撑。

　　宋朝所走的是一条舍弃武备建设而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的道路。因此，“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无异于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苟且偷生的小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北方外敌似乎是历史走了一个轮回。富国不等于强兵，民富国不强的民族，终将无力再立于民族之林，几百上千年前如此，几百上千年后亦如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做出的英明决策。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被外部敌对势力打断，我们的经济建设才不会因之而受到影响，我们的统一大业才不会受制于人，我们发展的和平环境才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破坏。（作者：邓仕林）

　　首先，在于渐进的改革进程而不是休克疗法。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逐步推进的渐进式道路。经济自由化首先在特定地区推行和试验一定时期，如果产生了想要的结果，就会被推广到全国范围并作必要的修改。这推动了改革政策的实行和提高了成功几率，大大减少了由政策失败演变为全国性灾难的可能性。

　　在改革开始约10年后，计划和市场经济在中国仍并行不悖。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这防止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具竞争力的行业突然崩溃。如果相对价格变得过快，整个经济会不适应。如在苏联，经济自由化后的一些年，整个国家的产出锐减一半。

　　其次，是保存了公共机构的能力。当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政治体制仍保持不变。政府机构完全支持改革措施，并在各方面提供支持，以确保改革顺利实施。据统计，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比例稳步攀升，而国防开支比例则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从1989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普通政府”经费实际减少了约2/3。这导致俄执政能力遭到大大削弱，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犯罪率急剧上升。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公共机构的倾颓，不仅扼杀了企业和人力资本发展，也造成无数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移居西方和以色列。而中国强有力的公共机构在创造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环境中起到关键作用。

    第三，是坚实的初始条件。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清廉的多级政府机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造就了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而这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基础设施方面，毛泽东时期修建了80多万公里公路和2万多公里铁路。电气化铁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投入运营。上世纪70年代，中国首次把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在跟中国情况类似的一些国家，执政精英中饱私囊，导致整个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而中国不一样。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中国的财政收支盈余为当年GDP的1%。换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建立在多年前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以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度发展变化。

　　最后一点，在于正确的政策。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通常实行一种明智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就是考虑到了其丰富的劳动力。出口退税被用于刺激出口增长。其他如放宽户口制度和逐步重组国有企业也是政策明智的例子。

　　高速经济增长在民主和集权社会均可发生，因而政治自由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的必要因素。经济增长来自于那些投资于人力和基础设施、鼓励竞争、保持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一直坚持合理政策的国家。▲（汪析译）

  　●我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都在向全球拓展，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维护生存意味着防止已有国家利益的丢失，实现发展意味着现有国家利益的增加，而实现崛起则意味着发展速度要赶超他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已从发展型转向崛起型

　　自1996年笔者出版《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以来，10年中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次序、内容、范围和性质四方面对我国国家利益进行适时的评估显然非常必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根据国家利益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

　　国家利益的变化主要是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实力的地位在国际社会的升降，二是外部环境的改变，三是经济发展阶段，四是技术水平。这四者的变化都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先后次序、具体内容和性质差别。例如，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是不同的；外部安全威胁小的国家和外部安全威胁大的国家，安全利益次序分别是不同的；以资源经济为主的国家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上的需要是不同的；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衰败的大国，国家利益的性质是不同的。

　　我国安全环境并未改善

　　从国家利益的次序上讲，安全利益在我国国家利益中占首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打破国际孤立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利益。1993年摆脱孤立后，我国经济利益成为首要利益。1999年李登辉的“两国论”出台，“台独”开始公开闹 “独立”，于是安全利益成为我国首要利益。有些人以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安全环境日益改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日益增加，主要原因是军事实力发展滞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实力增长较快，但国防建设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一方面是经济利益迅速向海外扩展，而另一方面却是安全保障能力局限于境内。我们常见的新闻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不断遭受暴力袭击，海上能源运输安全没有保障，海外游客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得不到救援。与此同时，军事实力增长还跟不上“台独”势力的发展速度。“台独”制定的时间表就是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实现“法理独立”。我国经济实力虽有很大发展，但在保护海外企业和出国人员的安全、阻止“台独”势力发展上仍有局限。

　　从利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台独”对国家构成生存威胁。政治上我国面临着“中国威胁论”的流行。虽然我国经济面临着外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但我国经济地位、贸易地位、外汇储备地位、人民币地位都呈上升趋势。因此我国经济利益的排序应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后。

　　在每类利益内部，利益次序也会发生变化。以经济利益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需要最迫切的是引进外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需要的是引进技术；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海外能源和资源保障。

　　利益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利益内容上讲，我国国家利益变化的方面很多。安全利益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增加了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其中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与军事能力相关的，如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

　　政治利益的内容，从上世纪90年代的融入世界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转变为现在的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上世纪90年代，我国加入了大量的国际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融入世界的政治目标基本完成。然而，由于“台独”搞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申请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削弱了我国在国际组织中可发挥的作用。

　　经济利益的内容与上世纪90年代比也有了多方面的变化，包括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从出口能源到进口能源，从防范跨国公司到建立跨国公司，从占有低技术市场到开拓高技术市场，从仿制外国技术到保护自有知识产权，从增加外汇储备到控制外汇增长速度。

　　从文化利益来讲，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是保护传统文化，现在则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要挖掘和弘扬中国文化。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两千年来，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的主流作用是丰富和发展。只要中国人自己不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人能破坏得了中华文化。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扩展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广泛扩展。国家利益处于国境内还是处于国境外并非是一国政策所致，而是自然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国家利益是以与他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才形成的。没冲突就没利益，这如同水是人生存的需要，但当水是无限供给时，水就不是利益，只有当人们对水的需要发生冲突时，水才成为人们的利益。a国和b国在a国境内发生的利益冲突，a国视为境内的国家利益，b国则视为境外的国家利益。如果发生在b国，则反之。例如，市场竞争在境内表现为保护本国市场，在境外表现为拓展外国市场，其本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其实不过是我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冲突的地域的改变。

　　我国国家利益在全球扩展，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大国(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出国旅游人数世界第二大国、石油消费量世界第二大国、贸易总额世界第三大国。于是，我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都在向全球拓展。能源需求使我们的经济利益从发达国家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中国企业和游客走出国门，把我国的安全利益带到世界各地，中国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成为一种需要。大国的责任推动我们从关注周边地区事务向参与全球事务进展。技术进步促使我们的利益从地球向太空延伸。我国弘扬中华文化正从华人团体向非华人团体扩展，孔子学院从国内走向国外，“汉语热”在国外开始兴起。

　　我国国家利益已从发展型转向崛起型

　　明确国家利益是崛起性的、发展性的还是生存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益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利益实现的难度大小。世界上能维护生存的国家是绝大多数。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消亡或分裂的国家只有几个，如东德、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不足10个国家。世界上现在的200多个国家中，能实现发展的国家则只有1/4左右，如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不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这200多个国家中，有可能实现崛起的国家则不足1/10，而中国恰恰是其中的一个。维护生存意味着防止已有国家利益的丢失，实现发展意味着现有国家利益的增加，而实现崛起则意味着发展速度要赶超他国。简而言之，国家生存利益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发展利益则是较难实现的，而崛起利益则是极难实现的。

　　中国的国家利益已从发展型转向崛起型。关于我国国家利益是发展型还是崛起型,有较大争论。发展是自我进步，崛起是赶超强国。如果将我国利益定位为发展型，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因为只要我们自己比自己进步就是发展了。如果是发展型，我们就可以停留在世界第四的贸易地位上，维持日本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如果是发展型，我们就不必高价研制太空技术，可采购他国的卫星服务。显然，中国人不满足于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更不能接受生活水平提高但国际地位下降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总体国家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正是因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崛起型的，因此它与他国国家利益就可能会出现摩擦与冲突。这就增加了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难度。

　　为了适应我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我们有两点需要加以重视。

　　一是综合国力的平衡发展。在硬实力方面，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建设同等重要，要防止重经济轻军事的倾向。提高软实力要从国内社会改革入手，加大和谐社会的建设力度。国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不了，则难以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这与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提高，就不可能扩大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一样。

　　二是采取边缘切入的战略。由于崛起利益的特性，它容易引发冲突和突然事件，采取边缘切入战略可以降低利益冲突的烈度。在高政治和低政治利益冲突上，应选择从低政治切入。在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利益冲突上，可选择从边缘地区切入。将两者结合就是，高政治利益从边缘地区切入，低政治利益可向核心地区发展。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名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金融时报》的担忧实际上不仅仅是欧洲的担忧。当多数国家谈及全球化可能成为美国化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担忧美国的思想、美国的概念、甚至美国的制度在这种“概念战争”中成为全世界的概念。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软力量”、“文明的冲突”、还是反恐作战的“斩首行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体系中的大多数流行词汇和流行概念，其实都源自美国。

　　很多人认为，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的国家，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自然也会相对比较大。但是如果简单地把这看作经济实力的结果，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忽视美国在这场“概念战争”中的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概念战争首先是一场软实力的战争。约瑟夫"奈将软力量描述成一种改变他人喜好的力量。其本身就由吸引力、影响力等多种因素组成。而概念战争，恰好就是能够让多数国家服从于某一个国家思想、方式和制度体系的一种影响力输出。

　　正如詹姆斯"哈金所言，作为这场“概念战争”的赢家，首先要有一种培养“概念”的机制，换言之，就是一种善于培养创造力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既包括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创造性，也包括在社会中提供能够产生创造力的单位。仅以美国智库为例，自19世纪30年代出现至今已近200年的历史，目前超过1000家。这些智库的特点是，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前瞻性的研究，而且与决策部门相对独立，更为政府体系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官僚。它们甚至鼓励一些当下看起来没有实际用处，却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影响力的研究。就中国本身的例子而言，在军工领域，如果没有80年代的“开发一代、储存一代、预研一代”的战略思路，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歼10等先进主战装备。

　　其次，更需要有善用机制的灵活性。拥有了一个创新型的机制，还要能将这些创新型成果利用到内政和外交事务中。这里一方面需要政府最大限度地调动学术、文化、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开放式的执政观念。这就是詹姆斯"哈金所说的，学会解释概念。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员托马斯"巴尼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数次战争中，五角大楼认识到，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社会开战越来越具备难度和风险，于是一种“有限打击”的战争品牌出台了———“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坏家伙”。和这种品牌匹配的，则是更加准确的精确制导炸弹和各种非致命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何善用舆论作为观念传播的工具，也需要我们的思考。传播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议程设置”，媒体不能主导读者怎么想，却能主导世界想什么。在“概念战争”中，同样也存在着世界议程设置的问题。善用各种传播渠道的国家，天然地就拥有一种能够主导各国议程的能力；而传播渠道越多，对如何解释问题就有更大的影响力。“9"11”事件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反恐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无论其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大小。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外交议程，能够成为全世界的议程。一方面是这些议程关系到最强大国家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的全球媒体对这些议程的扩散。约瑟夫"奈把这种“议程设置”称之为“同化的权力”。这又是一个“概念战争”的战果。

　　最后的问题当然更为关键，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赢得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战争”。当我们不得不按照“概念同化”的思路来与世界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在修订自己的过程中浪费机会，还会在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失去主动。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利益都建立在一种标准之上，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标准。缺少创造力并不可怕，毕竟培养一个创新型国家，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情；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创造力缺失，却热衷于附和他国的话语体系，恍然不知建立在自身价值标准上的利益出现重大损失。

　　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陷入“概念战争”恐怕也是一件无可回避的事情。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的后进者，中国在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上处于劣势地位。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随着观念的开放和财富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能力在高校、智库、媒体做一些长远的创造力培养，也有可能打造一些软力量资源了。如果没有一种能够产生创造力，进而赢得国际话语权的机制，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在打造“文化软实力”这一个现实问题上更进一步。▲（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学者。）

　　●正在走向衰退的美国会不会重复使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调动其所有能量来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呢？

　　没有一个霸主能永世不变

　　美国经济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持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领袖地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惠及别国，这里尚存很大的疑问。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霸主能保证其地位永世不变。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入40到60年的经济周期的下降期。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

　　最近，认为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国内外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这主要基于几方面判断：

　　首先，美国金融垄断规模已经达到峰巅。自1976年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经常账户盈余。目前世界储蓄总额每年大体有10％流入美国。再加上2/3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等，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全球化时代，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已没有更多的钱供美国利用。

　　其次，美国金融垄断泡沫的破灭已经显现。目前，美国股市总体上不会有大量新的资金注入，可能仍会长期低迷甚至下滑。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动摇后，就会大量抛售美元。

　　第三，美国从政府到家庭普遍是赤字消费。现在，美国家庭的全部债务几乎占全部可供支配的年收入的98％。美国总审计长戴维"沃克最近表示，美国的财政状况“比大家知道的要糟糕得多”。

　　第四，美国实体经济正在萎缩。由于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和一些产业向境外转移，从2000年第四季度起，其国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效益都连续下降。美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服务经济：其顶端是一批高收入的金融家、石油和军工垄断者、明星等，其底端则是越来越庞大的低收入的、从事零售、餐饮、旅馆等服务业的工人。由于企业效益下降，近几年来，如安然、凯马特等一些巨型公司破产或申请破产。今后数年，有可能是美国企业破产的高峰期。

　　第五，美国在全球到处用兵、驻军，使头上的霸主王冠更沉重。

　　第六，欧元区的发展和亚洲经济实力增强，也会压缩美国经济霸权的空间。

　　第七，美国目前已无10多年前所拥有的苏联东欧之类的战略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垮苏东后，大量资金、人才和廉价原材料、技术、市场等被美国占据。这对推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美国已无此战略空间可供拓展。

　　第八，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开始加速。次贷危机直接打击了美国的GDP的增长，从而迫使美国急速调低利率，加速了美元的贬值，美国正试图向全球特别是持美元大户转嫁危机。

　　美国将进入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阶段

　　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共出现过31个商业周期。在每个周期中，扩张阶段平均为35个月，如同汽车爬坡，所用时间较长；衰退阶段平均为18个月，如同汽车下坡，所用时间较短。到2001年3月，美国经济增长整整10年，超过上世纪60年代创造的8年零10个月的最长经济增长历史记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每5至10 年期间，往往会发生一次商业性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也不例外。按此理论，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说，美国经济在1967年已进入40到60年、学术界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的下降阶段。这个周期定律是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提出的，该定律从生产、利率、工资、外贸与价格运动关系变化现象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为期50至60年，平均长度为54年左右的长期波动，即“长周期”。

　　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摆脱更长周期危机的规律。其中的根本缘由，需要专门研究和阐发。“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作用。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最终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也受在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有长达10年的繁荣，其根本前提，主要并不是其信息技术经济的作用，而是其搞垮了苏联。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极特殊情况发生，从近几年起，美国经济将出现历史性拐点，承接1967年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的下降阶段的遗产，重新步入长周期中的衰退的轨道？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也可能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美国经济这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是大萧条延期到来的时间越长，其衰退程度便会愈加严重。这正如同洪水正在集聚，如果不是及时疏导，而是仅加固堤坝，将来堤坝就会垮得越惨。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美国企图再次打断这一承接链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会不会是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用来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即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呢？这是危言耸听还是有征兆初现呢？假若美国能够达到此目的，那么，美国经济即会有新的反弹，美国经济承接从1967年开始的40到60年的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的衰退期将会再次被推迟，否则，美国经济必然会遇到大的麻烦。▲　（作者李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原文刊于2008年3月17日《环球时报》）

    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中国也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的对手，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利用人权问题总是向中国发难，散布中国威胁论，从贸易上限制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军事上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在中国的周边建立军事同盟妄图将中国孤立起来，以达到最后灭亡中国的目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现代战争经验丰富，军队机动能力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要有自信要敢于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不能在美国人面前太软弱总是保持低调怕得罪美国。我们要有同美国人在战略上抗衡的信心。在外交上，我们要保持强硬的立场，对美国的所作所为要有旗帜鲜明的态度不能模棱两可，这与中国人传统的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国际形象背道而驰，这不是中国人的作风。我们即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我们不谋求霸权，但也要有霸气，就是说要有中国人的气魄和民族气节。

    当今世界未来的走向就是中美称雄的时代，这是不可否认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是个极大的威胁，美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国正在向大国挺进,中国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我们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大踏步地前进。现在我们面前的对手就是美国人，这个对手确实比我们强大，我们如果不挑战霸权，或者说不敢挑战霸权，那么我们就发展不起来。我们只能在斗争中求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任务。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活动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其目的就阻止我们中国的发展。我们要想发展就得要敢于挑战美国人的霸权地位，。如果在美国人面前我们不能直起腰来，就会让美国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只要是对中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我们都要同美国人展开争夺。提高我们的影响力，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和美国人的争斗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残酷的。中美之间的争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的国人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的自信心这样才能打败对手。还是伟人毛泽东说得好“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中国歼-10战机

    空军是迄今唯一凭借在第三维空间的活动而"安身立命"的军种。在航空时代，大气空间高度使空中力量多能。在空天时代，全空间高度赋予空天力量全能。

    自有人类战争以来，登高可以望远，居高临下便能势如破竹，就是最一般的军事常识，抢占制高点更是一条永恒的战争"铁律"。作为空中力量的主体，空军通过运用各种飞行平台来控制和利用天空，是唯一凭借在第三维空间的活动而"安身立命"的军种， 天然具有无阻碍通视通达、活动域广、 机动速度快、攻击猛烈、灵活性大、多用性强等诸多作战优势。可以说，天空是空军立身的根本，空军在天空的职能、能力和作为决定了空军的本质和地位，因而，依据一定的技术基础和战略需求不断追求对全高度天空的控制和利用是空军的"天性"。

    总的看，在20世纪前半期，空中力量的基本活动场所仅在大气空间的中低空，但已表现出多方面作战功能和战略潜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力量被大规模用于独立或作为主要力量实施夺取制空权作战、对陆海上支援作战、战略轰炸和战略防空作战，广泛执行了空中侦察、空中轰炸、军事空运、航空火力支援、空战和防空作战等多方面任务；制空权在战争进程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占有中心地位，直接关系到陆、海战场战略战役的进程和结局；空中战场和战略防空显示出极大战略价值。因此牢固确立了空军与陆、海军相并列的独立军种地位。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军事开始由航空时代向空天时代过渡。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及航天器接连问世。70年代以后，高新技术广泛用于航空领域，新一代作战飞机、空中加油机、指挥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精确制导弹药及C3I系统等空中武器装备极大发展。以两个超级大国空军为代表，空军活动跃升到大气层高空、超高空乃至外层空间，在水平方向扩展到数万千米，战略功能得到极大增强。

    在核大国的导弹核战略中，空军成为三位一体战略力量中的支柱力量，战略轰炸机得到优先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也大多归属空军；在国土防空中，多数国家空军是主体力量，地空导弹加入防空火力系统，在高度、速度、范围和功能上都极大增强了防空体系的效能；超级大国加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把战略防空扩展到外层空间，具有防空反导功能的战略防御系统初具雏型；在常规局部战争中，空中力量的作用引人瞩目，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特别是空军远程作战、精确打击和电子战能力的长足发展，使70年代后的局部战争通常以空中作战为主导，外科手术式空中打击成为空军战略运用的新方式；太空军事化拉开帷幕，航天力量出现及初步与空中力量结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马岛战争中，天基平台对空中和海上作战提供了战略、战役层信息支援。

海湾战争中，美国导弹预警卫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是世界军事正式步入了空天时代的标志。这是第一场"初级空天战争"：航天力量第一次成系统使用，航空与航天力量第一次大规模一体化作战，以空中战场为主的高立体空天战场第一次出现，天基信息支援下的空中作战第一次成为直接达成战争主要目标的决定性作战。在战后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中，信息化空中力量和航天力量都得到优先发展，主要国家空军纷纷开始了由传统空中力量向一体化航空航天力量的转型。

    从美国等大国航空航天力量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精选力量"行动、"南方监视"行动和"北方监视"行动、"沙漠之狐"行动等军事行动中的运用看，一体化空天力量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它的活动领域可从地球表面延伸到外层空间、并可覆盖全球，具有全面的战略功能。

    作为联合作战的主角，以空军为主体的空天力量通常担负并完成不少于70％～80％的联合作战任务，包括作为主战力量或主要助战力量实施夺取制空天权和制信息权作战、提供战场空天情报信息、战略打击、对陆海上支援作战、战场信息作战、战略投送等。

    由于大国空军通常掌握着战略轰炸机和核弹头，因而空军还成为战略打击力量的支柱。而美国空军更是还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核、常战略打击的主要支柱力量。在少数大国，大国空军已成为航天力量的主体。比如，美国空军拥有国防部空间资源的90％，59颗在轨军用卫星中空军有46颗。加上战略防空反导体系各组成系统通常以空军为主建立或由空军为主进行协调，空军同时还成为战略防空反导的主力。

    在装备侦察机、空中预警机、电子对抗飞机、地面雷达、各类侦察预警卫星等信息作战手段后，空军可成为战略情报和战役战术情报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信息攻防作战的主要实施者。现代战略运输机航程数千公里，经空中加油可全球输送；不受陆地或海洋地理条件限制；速度分别是陆、海上运输的10倍、20倍。

    此外，空军还可算是战略威慑的先锋。空天力量威慑行动可达到地球表面任何地点，可信度和可靠程度高，可灵活实施，政治风险较小，往往可达到政治、军事、心理等方面的综合效应。

    进入21世纪，主要大国空军都加紧了向空天力量的转型步伐，在加速空中作战平台四代化、全隐身化和无人化的同时，重点发展以导弹防御系统、军用卫星、反卫星武器等为主的航天(防天)装备和全球信息栅格，大力开发临近空间飞行器、跨空天飞行器和计算机网络空间战设备。无可置疑，在21世纪，航空航天环境和信息环境是空军活动的基本空间，为适应这一新的第三维空间的作战需要，世界空军发展的主导趋势，将是使航空、航天和信息要素在作战行动和作战力量上实现更加高度的融合，大国空军将加速向一体化空天力量的发展步伐。

“德尔塔”运载火箭

    在空天时代的初级阶段，用天制天是空军战略职能的最主要拓展领域，这一拓展将有力推进空天时代发展走向更高级阶段。

    迄今为止，空天时代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理由是：空间战场尚未开辟，空天战争仍主要在空中战场实施；以天基信息平台支援下的空中作战和防空反导作战为空天一体作战的基本形式：信息化空中力量是空天一体攻防作战的主导力量3航天力量未装备攻防作战武器，主要是一支信息支援保障力量和威慑力量。

    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和军事对抗表明，外层空间已成为一个新的战争和战略制高点，大国在军事和经济上越来越依赖空间资源。天基信息对于空、地、海各维军事行动有巨大的增效作用，信息化空中作战与空间军事行动在战场空间、力量运用和行动效果上都难以截然分割。美国空军及其他一些大国空军在空间战略中，把控制和利用空间作为未来战略空天力量必备的基本职能和核心任务，在建设信息化空中力量的同时，着力发展航天力量，大力提升空军用天和制天的能力。

    "用天"是传统空军"用空"职能的扩展，当前阶段的重点是运用航天力量的支援保障职能，尤其是天基信息支援职能。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发射的五千多颗卫星中约70％属于军用卫星，以美国空军为代表的航空航天力量，在军事行动中极大依赖各种卫星支援。侦察卫星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在全球范围实施连续侦察监视。平时能为战略判断和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全球战略情报信息，战时与各种侦察机和预警机结合，为战争提供实时的情报、侦察和监视信息，使空中力量能有效实施精确打击行动和其他作战行动。

美国“环球迅猛打击系统”假想图

    通信卫星成为联结作战系统、信息系统及支援保障系统实施网络中心战的中心纽带。在阿富汗战争中，美中央战区司令弗兰克斯将军就是依靠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在美本土对战争实施遥控指挥。在伊拉克战争中，"全球鹰"和"食人者"无人机的操纵人员在美本土遥控这些飞机遂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成为历史上的首次"遥控战争"。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天基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轨道战斗机等打击武器一旦部署和运用，空间攻击便将成为空天力量的关键性职能，"用天"能力也将有质的飞跃。由于天基打击系统的作战效能对于信息化空中作战的助益和威胁都特别巨大，因此，在当今，发展空间攻击能力越来越受到各大国空军的关注。

    作为传统空军"制空"职能的延伸，"制天"的目的是夺取并保持对空间环境的控制权，即所谓制天权。制天权包括防御性与进攻性两大类。防御性制天(或称防御性空间对抗)，指为保护己方空间能力免遭敌方攻击或干扰而采取的积极或消极行动和措施。积极防御指对敌方可能或正在来袭的航天兵器或导弹采取主动的探测、跟踪、识别、拦截、摧毁或抑制行动和措施。

    消极防御是为降低己方空间系统脆弱性、提高其抗毁生存能力而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如对卫星系统进行加固或提高其跳频、变轨能力都属于消极防御性制天措施。在当前阶段，空军制天职能只涉及防御性制天。当今一些大国纷纷把建立或加入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在卫星系统上采取各种消极防御措施，作为提升制天能力的可行手段。

    进攻性制天(或称进攻性空间对抗)指通过主动攻击敌方空间系统的天基、地基或链路部分，以达到欺骗、破坏、抑制、降级或摧毁敌方空间系统或信息资源目的的作战行动。当前，进攻性制天还只是构想中的行动。但从发展趋势看，随着未来外层空间武器化和战场化，进攻性制天将成为空天力量夺取空间优势的主要职能。近年来，美俄等大国空军都针对军事卫星加紧研制反卫星卫星、反卫星动能拦截器等卫星攻击系统，以及空间轨道设障布雷、卫星太空"捕俘"等措施，即是为未来进攻性制天所做的准备。

    2001年1月和2003年2月美国空军分别举行了代号为"施里弗-2001"和"施里弗-2"空间战演习。两次演习均以太空为主要战场，以空间系统攻防交战为重点， 目的是探索空间战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保护美国和盟国空间系统的措施及压制对手空间作战能力的办法。所动用的空间力量包括各类军用和商用卫星、反卫星武器、天基反导武器、载人航天器、空间轨道战斗机、地基激光武器和电磁波武器、陆基弹道导弹等，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宇航局和一些商业航天公司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等也参加了演习，但参演部队出自美国空军。演习是对未来空天力量用天制天能力的形象展示，也显示出美国空军由从航空航天力量向航天航空力量发展的趋向。两次演习以计算机仿真形式所勾勒出的2017年可能发生在大国间的"星球大战"的图景，是对未来空天时代更高发展阶段的极好图解。

E-3A预警机

  　无论未来航天力量归属如何，空军的命运已经历史性地与"天"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已经到来的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发挥战略作用的必由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航天力量在信息化战争和平时维护国家安全中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成为各大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军备竞赛的重心，有关航天力量发展模式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按照新兴军事力量生长的一般途径，航天力量将随着未来空间战场的开辟和空间攻防手段大规模用于作战，而改变配属性力量的地位作用成为独立作战力量。这一发展进程不仅要有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实力做有力支撑，而且要有强大战略需求牵引。

    一方面，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空间武器装备系统攻防作战手段尚比较薄弱，由于受到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限制，空间武器系统研发及部署、空间武器化进程又很难加快，这就决定了航天力量在较长时间内只能作为作战支援保障力量。另一方面，从可预见的未来趋势看，在21世纪相当长时期内，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空天战争很难发生，因而缺乏促使航天力量迅速扩展、形成独立军种的强大动力。此外，空间打击手段对于地球表面冲突局势的控制能力有限，也从需求方面限制了航天力量向天军的发展。

    在空天时代发展的当前阶段，以空军为主体建设一体化空天力量的模式成为当今多数大国空军的选择。如美军将军事航天资源和资金的90％以上归属空军，航天部队隶属于空军，指挥权集中于空军。法国空军司令部称为航空航天司令部，负有航天监视和预警的责任。印度空军编制航司令部，负责管理和运用国家全部军事航天资源。俄罗斯目前虽然采取的是以建立独立航天力量的模式，但也有计划不久将这一独立兵种纳入空军。

    进入21世纪，为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对军事能力的需要，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全面提升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一些大国空军制定并开始实施转型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由航空型空军向空天一体型空军的转变。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率先进行空天一体化，在这一进程中早已遥遥领先。它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航空航天一体的概念，并最早把航天力量主体归属空军建制。

全球定位系统卫星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式颁布的基本理论和条令概则中都反复强调空军在空间的职能和使命。而90年代以来，在不断强化航空与航天力量一体化运用，丰富、发展空天一体作战形式的同时，美国空军也在加紧打造一体化的航空航天部队。美军先后发布了((2020空军构想：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航空航天部队：21世纪保卫美国》等一系列战略文本，并明确表示：空间是一个美国决不能拱手相让的极为重要的领域，美国空军必须确保绝对的空间优势。空军是一体化航空航天部队。空军的活动领域是无缝的，从地球表面一直延伸到外层空间。领导航空航天力量的艺术在于把以航空、航天、信息为核心的所有系统融为一体，在地平线以外取得对陆地和空中的控制地位，从而满足国家需要。

    2002、2004年美国空军相继推出《美国空军转型计划(路线图)》和《空军转型飞行计划》，着手实施空军又一轮的转型。从两版转型计划的核心内容看，此轮转型的根本目的是加速美国空军由一支以成熟航空力量与初级航天力量组合而成的一体化航空航天力量，向一支以航天力量为主、以航空力量为辅的一体化航天航空力量全面转型。

    美国空军的战略转型，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空军来说都是一个十分严峻而现实的巨大挑战。一些大国空军纷纷对此作出反应。各国空军转型构想虽然根据本国国情军情和战略需要，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别，但基本方向都指向将单一"航空力量"转变为"航空航天力量"。俄罗斯计划到2020年，不但要继续保持航空航天能力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而且要使其信息化水平与一体化空天力量建设的水平处于仅次于美空军或在某些方面超过美空军的位次上。俄罗斯已于2001年成立了航天部队，有计划未来要纳入空军。2004年10月，印度、韩国也相继公布了相应的计划措施。

    各大国空军空天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动向，表现在明确空军在航空与航天方面的使命，加强空天战略理论建设，大力发展各种军事卫星，加紧发展空间武器等等，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关注，作为一支大国战略力量，我空军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加速力量转型，努力打造一支与国家地位和战略需求相应的战略空天力量。（策划:《中国空军》编辑部/选题协助：空军指挥学院）

    08年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令世界不太平的因素中，尤以西方鼓噪起的新一轮"独立浪潮"对世界的影响最大。它的出现和蔓延让世界进入了新的冲突期，各大国有可能因为自身利益的严重冲突而走向武力对抗的危险局面。中国作为还受到各种独立势力严重威胁的唯一大国（俄罗斯已经解决了自己的车臣问题），应该更加警惕当前局势对我们的强烈冲击。

    新一轮的"独立浪潮"应该源自西方支持的"科索沃独立事件"。08年2月17日科索沃不顾塞尔维亚的反对，单方面宣布独立。而早就支持科索沃独立的美欧等国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表示承认，同时还动用在科索沃的维和力量帮助阻止科索沃塞族的反对行动。这已经表明了谁是科独立事件的背后黑手，没有西方的支持，经济上严重依赖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很难下定独立的决心，也没有能力抵抗塞尔维亚的武力干预（科在独立后才开始征兵建立国防军）。

    虽然"科索沃独立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是前南斯拉夫的不断分裂，但早在1999年3月开始的"科索沃战争"时就已经表明这是大国势力较量的结果。那次的较量是实力不足的中俄败北，美国为首的西方胜利。而且由于中俄最终退出角逐，塞尔维亚国内的政治势力也发生了力量变化---亲西方的势力掌权，前总统被移交国际法庭。这样的结果已经注定了塞-科分裂不可避免，西方只是选择了在08年这一敏感时期来实施最后的局势转变。

    西方选择08年推动科索沃独立应该有其战略企图，也有"拔除"中俄势力重返巴尔干"着力点"的考虑。

    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美国由于实力不足开始了全球战略收缩防御，当然美国把它叫成"战略力量调整"。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要堵住"势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的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蔓延，这样的判断应该是有根据的：

    相比俄罗斯的局部影响力恢复，中国利用美国专注于中东和中亚的时机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然取得影响的途径是采用经济力的介入和融合，但美国感觉到自己在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决定性地位受到了威胁。在这些地区，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该地区国家对美国专注于"反恐"而忽视自身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感到不满；对中国努力建立双边和多边经济互惠的政策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也使各区内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中国的"带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度也大大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听到了"世界有两个经济引擎"的声音，大家在年初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

    正是基于对自己"领袖地位"动摇的担心以及因为自身国内经济陷入衰退的"无力感"，美国知道自己的战略重心应该转移。所以那到嘴的"羔羊"（伊朗）美国也不顾了（它怕把自己的更多实力陷入其中），它要全力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当然怎样来对付中国就成了它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软肋"是什么？美国认为是中国国内问题，其中又以各种分裂势力的存在对中国威胁最大。

    中国现在面临着台独（美日支持）、藏独（印欧美支持）、疆独（中亚恐怖势力和美欧支持）等分裂势力的威胁，其中又以台独势力最强也最猖獗。台独势力不仅积极寻求台湾独立，还提出"肢解"中国的煽动性"N块论"。所以它是一个得到敌对者公开支持的"国家毒瘤"，它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会失去"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上，而且还是引发中国"癌毒扩散"的"扩散源"。难怪美日会如此看重台湾的"地位"，不惜冒着与中国翻脸的危险也要保住这个"祸首"。所以我们对台独绝不能容忍的，就算是冒着人类被毁灭的风险也要坚决反击一切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因为中国一直就有"宁死不屈"的传统，而国土分裂就是"屈辱到极致"的表现。

    正是看到了这些分裂势力对中国的巨大威胁，美国想出了用新一轮"独立浪潮"来牵制甚至削弱中国的手段。同时，为了防止俄罗斯乘美国专注亚太之机涉足巴尔干，美国选择了科索沃作为"独立浪潮"的发源地。当然要形成"独立浪潮"只有一个地区出现分裂肯定不行，但美国肯定想到过俄罗斯手中的"分裂牌"，那就是一直得到俄罗斯"保护"并且很早就有并入俄罗斯呼声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地区。科索沃独立的示范效应如期出现，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要求"效仿"科索沃也取得独立地位，新一轮"独立浪潮"就这样在美国的"设计"下出现。

   俄罗斯在这轮"独立浪潮"中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俄罗斯的态度将决定"独立浪潮"会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冲突的"导火线"。

    最近，普京对来访的默克尔表示：俄罗斯可以有条件地支持科索沃独立,这"条件"就是符合国际法并征得当事双方同意。这样的表态让人确实很难找到破绽，因为俄罗斯的外交语言让美欧和中国都能接受。美欧可以理解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说服'了塞尔维亚后，科索沃问题就可以圆满解决"；而中国也可以理解为"只要自己不同意，台独就不可能实现"。结果是欧洲和中国都领俄罗斯的情，欧洲感觉俄罗斯是"通情达理"的，而中国也觉得俄罗斯没有"出卖"自己。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现在的局势就可以知道"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的"塞-科"力量对比已经严重倾斜---科索沃已经宣布独立而且得到美欧等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塞尔维亚却从总统选举开始就陷入了"要阻止科索沃独立"还是"要加入欧盟"的选择当中。很不幸，我们看到的是亲西方的塔迪奇上台。这期间科索沃耍了一个明显的"阴谋"，它宣称"如果对科索沃持强硬立场的激进党上台""将立即宣布独立"，相信这是塔迪奇最终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没想到科索沃正是需要这样的结果，因为亲西方的塞尔维亚民主党已经被"加入欧盟"的"美好前景"深深地"套牢"。但欧盟需要的是实力更弱（容易控制）的塞尔维亚，而不是内部矛盾深重的塞-科"联合体"。最后的结局大家已经看到了，科索沃在西方的支持下很快宣布独立，而塞尔维亚总理宣布辞职（民族主义情绪敌不过已经被西方收买和诱惑的现实主义"弱智"）。这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国际政治课---想得到西方的"好处"是要以你的国家重大利益为代价的，中国国内那些亲西方的"民主派"应该好好看看这一幕，不要以为别人会"无私"地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当心自己最后成了民族的罪人。要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相信我们可以自己建设出比西方更有效、更完善的民主社会，这也是中国发展出新文明的需要。

    面对科索沃局势的最新变化，我们不禁要问：俄罗斯不是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吗？怎么会变成了要与西方妥协呢？

    其实原因前面已经提到了，那就是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要求"效仿"科索沃也取得独立地位，如果它们的独立取得成功，俄罗斯就是它们独立后的最大受益者，这就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新情况"。俄罗斯最近已经解除了对阿布哈兹的"制裁"，这应该是一个信号---俄罗斯要推动这两个地区的独立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与美欧进行妥协就不难理解---欧洲可以取得"科索沃独立"的胜利，但条件是俄罗斯要得到"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成果。

    有朋友认为俄罗斯的行动是在回击美欧支持国家分裂的不负责任行为，美欧会因为俄罗斯这样的行动而放弃支持科索沃独立。但我们知道美欧支持格鲁吉亚是为了把它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阵地"，只要能继续控制格鲁吉亚，美欧不会考虑格鲁吉亚的感受；而且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行动还会让格鲁吉亚因为反俄需要更深地"投入美欧怀抱"。所以不能排除美欧与俄罗斯在分裂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达成妥协，这将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分割势力范围"的现代版，美欧俄都是有这样的"前科"的。

    现在的形势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新一轮"独立浪潮"出现等于告诉世界："要求独立的地区都会得到承认，只要它能得到大国的支持不被武力干预就行"。那台独、疆独、和藏独分子就会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它们会积极谋求各个大国的支持，用各种"独立后的利益"作条件换取世界大国对自己的"亲睐"。这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者提供了分裂中国的"更美好"期待，它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变本加厉地支持中国的各种独立势力。当然这些支持可能是暗中进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它们的支持力度会比现在大得多，因为有了"内援"之后，分裂中国的机会将提高不少。而中国将在发展、稳定和民族和谐中艰难地寻求平衡点，这比从外部对中国的打压更能迟滞中国的崛起。

    目前中国各分裂势力的动向也印证了上面的担忧：台独事变已经迫在眉睫，"台独公投"成了民进党当局"切香肠战术"的收官之作；而西藏问题也被西方重新"点燃"且大有蔓延之势，虽然印度的支持没有表面化，但欧洲已经有两千多城镇"升起了雪山狮子旗"；新疆的"恐怖势力"更是磨刀霍霍，不断出击妄图制造恐怖事件（谁敢保证驻守阿富汗的美欧军队没有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呢）。这些动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的"大气候"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了。如果我们还在盲目乐观于依靠自己的"发展速度"超过对手并在此之前"逃避挑战",那残酷的现实将告诉我们"不积极应对敌人的狡诈阴谋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还击，中国又将成为‘大意的失败者'"。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应对敌人阴谋的手段，更不缺少智慧，关键是要有忧患意识和"在斗争中前进"的基本认识。针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千万不能只守不攻，防守得再严密也不会对敌人带来任何损失，更不能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大家曾经提到过的各种斗争手段都是我们的选择，只有进一步削弱敌对势力的国力并制造更多让它难以应付的挑战才能减少我们的战略压力，而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能力还能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磨灭了自己的意志。

    面对新一轮"独立浪潮"带给中国的威胁，中国该清醒认识自己的对手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印度战略地位的上升使得其在拥有更多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失去了躲避世界战略交锋的可能性。

    成也经济，败也经济。印度赶上了时候，却因为赶上了时候而卷入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斗争。美国对于世界的欲望，新的大国的崛起，印度自身的光荣与梦想在新的世纪交织在一起。历史，也注定了印度将留下他的痕迹。

    极度自尊之国度必有极度自卑之处，数百年被殖民的命运，让这个国家渴望强大。也正因为这样，印度迅速踏入了他无可逃避的战略十字路口。

    美国想要独霸世界。只不过，这个宏大的目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是难以想象大。对于实力的要求也是美国以一国之力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美国需要战略伙伴。

    亚洲的中国让美国嗅到到了危险的信号。美国清晰地认识到，他当前对于中国的遏制是不得力的。韩国已经松动，日本也现颓势。台湾这颗棋子则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日益烫手。西面的中亚据点没有稳固的战略线连通美国控制的海洋，孤立的中亚只能发挥牵制和拖延的作用。

    当前的中俄关系，美国难以有效破坏。更何况，作为牵制和破坏欧洲一体化的棋子，美国不需要一个由于上一轮战略崩溃而失去主动性的俄罗斯。印度几乎就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棋盘上所余不多的得力棋子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颗。

    美国需要一个在国家规模上并不过分逊色于中国的战略棋子来实现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以拖延中国东进西出的步伐。

    于是，美国从武器销售到核问题上都给印度大开绿灯。美国期望通过这些手段来拉拢印度。

    拉拢印度，除了很明显的牵制中国的目的之外，更深层次的是对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破坏。美国一方面希望制造中俄军事同盟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期望从实质上对中俄关系进行破坏。印度，便是美国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可利用媒介。

    出于历史和地缘角度上的考虑。俄罗斯显然更为放心印度。毕竟，俄罗斯和印度之间没有土地接壤。这从地缘政治上隔绝了最高层次冲突的可能性，即领土冲突。至少从民众层面上带来了最基础的安全感。而中国，恰好与俄罗斯和印度都接壤。

   一旦印度和中国起冲突，俄罗斯将不得不进行选择。虽然从世界格局的角度上来看，政治家能够认识到中俄两国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反霸权和多极化的战略基石，但是这一点，未必能够让全部人，特别是普通民众接受。如果俄罗斯选择印度，则在这场美国诱导印度挑起的零和博弈中牺牲了中国。

    事实上，正因为零和博弈的客观存在，中俄印三角一向被认为是空中楼阁般的存在。从FC-1的RD-93发动机问题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零和博弈这一现象出现于中印关系之中。

    美国把印度当成棋子，印度却并非真正的棋子。一个日益崛起的印度已经不再愿意以单纯棋子的身份参与到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棋局中来。因此，无论是核协议的诱惑还是宙斯盾系统的诱惑，都没能简单地把中印关系推向对立甚至对抗。

    印度未来的战略目标在印度洋和中东地区，这其中，又以印度洋为先。东面和北面，缺少战略扩张的空间，无论印度怎么闹腾，其实质都是防御性的，至多也是攻势防御性质的。

    无论是印度洋还是中东，都是美国霸权目标下的核心利益。这一点，印度有清晰的认识。

    印度所做的一切无非两个相对模糊的目的，减小阻力和增大助力。减小阻力来自于美国，增大助力同样应该来自于美国。毕竟，只有美国才是当前印度洋地区的决定性力量。

    或许，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有敌意的印度。可是，至少到现在为止，印度还没有能够对我国形成实质性的战略威胁。印度对中国的所谓敌意，更多体现于口头和媒体之上。除了少数类似于RD-93发动机的问题。

    那么，在RD-93问题上的做法，似乎已经超越了口头界限。这里，笔者有必要对这个特例进行说明。印度是以其自身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运作的。在大方向上，印度停留于口头的与中国斗争。可在具体事件上，印度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一原则。特别是巴基斯坦问题上。印度削弱巴基斯坦的想法就和中国致力于削弱日本一样重要。而这一举动，又事实上给了美国希望。似乎，印度在达到美国的目标。即与中国进行零和游戏。既恶化自身对华关系，又恶化中俄关系。而事实上，这又并不是中印关系中的普遍现象。印度，以这种方式在获利的同时给美国下饵。

    印度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可也非常有效。简而言之，那就是待价而沽。

    印度并未实质上牵制中国的力量。双方的关系应该定义为竞争而不是斗争。因此，美国在东西两线压力依旧。在欧洲仍然作为美国战略重点的情况下，美国极有可能削弱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存在，并赋予印度地区警察的职责。在地区警察的招牌之下，印度会将自己在印度洋范围内发展海权努力所带来的阻力削减到最低。

    同时，由于印度的反华步子不大，没有对中国形成实质性战略牵制。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筹码，以拉拢印度参加其反华阵营。

    当然，美国并非无法发现印度的想法。可是，发现了未必就能够破解。放弃又或者加大筹码。这又联系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来。除非美国事实上放弃对于中国的战略围堵，否则，美国难以轻言放弃印度这枚战略棋子。

    中国不能被动等待，至少主观上不能。命运，需要自己去争取。只不过，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投入过多的利益。否则，则又使自己进入了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这同样是印度得利我国失利的事情。我国必须至少保证自身在这一三角关系中不失利。更为理想的结果是中国也在这一战略博弈中得利。

    逆向来思考的话，我们就要尽量避免阻止甚至直接间接推动印度达到其战略目的。当然，这方面又要尽量考虑到中印潜在对抗的可能性。

    美国是以印度来遏制中国，中国则要通过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来调整对印关系。

    俄罗斯方面更容易理解些。即是通过俄罗斯对印度的影响来促使印度和中国保持战略默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俄罗斯就像是中印关系的一种润滑剂，调和中印关系。不过，这里也需要考验中俄的默契程度。如果俄罗斯不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而片面地偏袒印度，则有可能使得中印零和搏弈普遍化。中印个体事件上的零和搏弈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俄罗斯通过其他方面的补偿来让这种零和搏弈的最终伤害不明显甚至消失，让中方对于零和搏弈这一明面上印度所需要的战略诱饵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即通过俄罗斯能动的介入，让中印双边的零和搏弈变成三边的战略默契。

    至于巴基斯坦方向，则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做工作。一是稳固巴基斯坦，不给印度以陆地利益的诱惑。二是调和印巴关系，减少印度的陆地威胁感，将印度的注意力转移到海洋方向。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就是度的把握。

    印度的资源终究有限，海洋方向不是当前中印竞争的主要方向，也不是印度对中国的主要牵制力量。两害取其轻，中国方面自然是希望印度的战略资源向海洋方向倾斜。

    当前印度海军发展的巨大战略空间，迟早会转化为印度洋地区的强力海权力量。则印度搏弈的本钱增加是必然的结果。本钱增加，又会支撑印度的战略雄心。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雄心首先威胁到的还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印度洋区域利益。至于美国什么时候确认印度的海权威胁，则是美国政治家的事情了。

    不可否认，中印之间存在不可预料的因素可能影响到双方的战略默契。这方面则是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不是笔者靠纸面描述所能够解决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媒体的宣传对于双方加强战略互信的意义是巨大的。毕竟，民意导向对于任何体制的政府的影响在这个时代都是显而易见的。

    战略默契的建立需要有付出。即能够看清局势，以忍耐某些或许看起来很尖锐但无实质冲突的问题。比如，印度海军所谓的南海存在，对于中国来说，就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必反应过激。这也是对于自身力量及谋略的必要自信。

    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国崛起的必然步骤就是东线突破。在实现最大利益的要求下，谨慎是必要的。承受一场崩溃性的战略失败的后果，很可能是印度从默契转变为对抗。因为失去了美国的最大牵制力量之后，印度则必然从中国身上捞取实质利益以准备新的角逐。同时，也要考虑到东线突破对印度的带来的影响。展现出过分的实力则有可能威胁到印度棋手的身份。印度可能因此彻底投向美国，以借力模式来维系自身的棋手地位。过早勉强实现东线突破，则又会带来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得印度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带有攻击性的国家。这也是可能导致印美关系走近的一种情况。单从对印关系的角度上来看，瓜熟蒂落还是最理想的结果。其条件即印度的海洋力量已经对美国印度洋海权存在实质威胁，美国在第一岛链崩溃的同时无法再组织东线对中国的战略压迫。那个时候，恐怕无论印度怎么想，美国都会进行必要的战略取舍。在西太平洋局势无法挽回的时候，开始限制印度的海洋力量，以避免继而丢失印度洋利益。美印冲突期，也将由此到来。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政治。很多中国人反感台湾问题联系到美国。而实际上，台海问题的牵连要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包括笔者上面提到的印度。东线破局的连带影响之大，也不是简单的话语所能够描述清楚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一盘棋。本文，笔者在此方向也只是略微着笔，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印度前路的迷雾，不也是我们的迷雾吗？

　  毛泽东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当其时也，黄已逾74岁，和毛有着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奉承而故作谀词。
　　关于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了。从这段批注和谈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愚公毛泽东的难题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一般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概括其实忽略了一个当时最强有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或者叫“党—国精英”）。这个阶层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副产品”——由于中国革命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官僚，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斗争经验丰富，具有捍卫政权的强烈意志，并且垄断着包括党、政、军、人、财、物在内的全部资源。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西方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对他来说，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缔造的，并在他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但现在又成了他领导中国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如果毛泽东能够成功找到解构官僚权力的办法，或者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官僚阶层构成有效制衡，则中国不难从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之，如果听任官僚控制一切，中国革命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丧失。
　　当然，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为止，这个官僚阶层基本还是“红色”的，它的革命锐气和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在毛泽东的严厉监督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它还没有来得及腐败（这一点后来给文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不能对其进行制约的情况下，“红色”有可能变成“灰色”，甚至有可能变成“黑色”，所以，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实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是“红色”的以及还不够腐败这两点，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官僚阶层或“党—国精英”垄断一切权力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必定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变成现实的几率最大，而且几乎成了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主流学者对此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来作终极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官僚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天敌，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们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决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打破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神话、意识形态、教条和制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号变得虚伪。社会主义的失败，使资本主义显得很“成功”，重建资本主义于是成为“潮流”。至于第一种可能，则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悲壮实验之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官僚们拥有垄断性权力，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以自己为对象的革命。

　  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党—国精英”长期保持红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压迫，监督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主流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所谓“逼供信”）就成了大众监督精英时的一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大家可以去考虑。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也让人们怀疑他们追求自由的诚意。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并成为大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草根民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自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文革的失败，除了说明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愚公毛泽东为什么失败？
　　文革之所以失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关于大民主的实验，威胁了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反扑。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汉“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在明知毛泽东坐镇的武汉的情况下，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被迫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毛泽东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后的空前耻辱。在一定意义上说，“七二0事件”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堪比“西安事变”。它使毛泽东意识到，文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着手对文革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希望唤起的“上帝”——即工人阶级——其实对毛泽东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对象，而知识分子也对文革持反对态度，因此文革的胜负就取决工人阶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发出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组织了“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起来”之后，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创的官僚能够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即使在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无法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观上扮演了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冲锋在前，逼走毛泽东的“百万雄师”，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17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产阶级会成为西方体制的革命力量吗？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们不能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团结的、革命的力量制衡乃至取代官僚，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并不为过。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千万工人的“饭碗”，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被轻易地“付出”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总之，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已经并且将继续付出惨重代价，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领导一切”的机会，则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挖山不止，永不放弃；第二，感动“上帝”，“上帝”（即毛泽东所指的人民）的倾情加入，这才是“移山”成功的关键一环。
　　在“七二0事件”后，李讷及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曾听到毛泽东常吟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开始李讷还以为毛泽东是在感叹被审查的王、关、戚等人，后来才意识到毛泽东是在感叹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泽东意识到，在这次“移山”工程中，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无法实现了。
　　如何面对毛泽东的遗产？
　　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由于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毛泽东无法给官僚最后的致命一击，文革被迫偏离了它走向彻底民主的目标，而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民主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泽东，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将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的主观条件是成熟的，因为毛泽东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但文革的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官僚的“红色”犹在，“上帝”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文革的失败，是毛泽东的失败，也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众民主的失败，任何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都应该继承毛泽东遗产，完成毛泽东未竟之业，而不是与之一刀两断。
　　毛和邓没有区别吗？有毛必有邓吗？我看不见得。在我看来，毛和邓的最大区别在于，毛从来不甘于做官僚集团的工具，他一直在以极大的努力来使官僚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以驯服官僚集团这头“巨兽”为目的。但邓却恰恰相反，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不管他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他都不过是官僚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这导致了他两次被毛泽东“打倒”。在文革失败，大众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出之后，邓更是别无选择，只能做官僚集团的工具。此后，无论是政治上的“清理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还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会发现，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均是官僚集团，他们不仅依旧大权在握，而且在经济上迅速地富了起来，重新演变成了一个纸醉金迷的高消费阶层。改革开放是以政治民主上的明显倒退（包括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和罢工权的规定，取消西单民主墙）为出发点的，这一点却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毛泽东吧！让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官僚这座“大山”时，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吧！毛泽东已经证明，实现大众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毛泽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自己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相反，我们只能在毛泽东失败地方继续前进。毛泽东的文革的失败，常常成为许多人怀疑大众民主是否可行的原因，这是荒诞的——难道因为毛泽东也失败了，我们就不再追求民主了吗？

　　郭松民附言：
　　这篇文字，是在看了陈永苗先生的《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一文后写下的，我力图对陈文中提出的质疑，做一个总体的回答，在文中，我也集中阐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
　　在陈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认为有必要原封不动地引在下面：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宪政自由主义者”，陈永苗先生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也让我很佩服，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所秉持的主张是真诚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只要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只要能够以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那就不难接近甚至发现历史的真相，就不难从中引出有意义的结论。
　　附录：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陈永苗
　　不管是社会主义理想，还是改革理想，在特权官僚的领导下，都被虚无，推到遥遥无期的彼岸，此岸留给人民的，是专制和腐败，这二者是一个整体，文革专制多腐败限于高层，改革专制略少腐败全面蔓延，是一个总数不变或者上升的过程。单纯结果来看，文革强化了极权的黑暗，而改革同样延续，颈上的扼换成“高科技”的。
　　从意图来看，文革与改革，都有一个象征彼岸自由与富裕的人物，在人民心中若有若无的毛泽东与虚拟的邓小平，来对党和官僚进行打击和遏制。可是他们同时是专制官僚的总后台，总司令。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与官僚阶层又合作，又斗争，可以打击豪强，同时使好强的总后台。
　　1945年7月初，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50〕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文革浪漫派回到毛泽东的象征意义，社会主义理想，与改革原教旨主义，回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同样是失败的。从封建皇帝，到邓小平，从来没有成功。
　　皇帝，毛泽东或邓小平，可能站在人民一边，更可能站在官僚阶层一边，在双方对这种符号资源的争夺中，官僚阶层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是一旦人民打起这个牌，获得更大利益的官僚阶层，而不是人民。按照官僚阶层的牌理出牌，肯定玩不过他，只会输得很惨。例如毛泽东好像非常站在人民一边，可是当诉诸于毛泽东这个符号，更有利于官僚阶层，只有形左才足以霸占权力，可以实右，把权力转化为金钱。即使诉诸于毛泽东再次爆发了革命，那么也会想上一次那样，由新毛马上图穷匕见，转化为新邓。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我一直想对文革浪漫派说的是，用毛泽东这个牌子打邓小平，同样为邓小平所利用。实质意义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个镜子的两个面。我一直想对改革原教旨主义说的是，邓小平这个牌子打毛泽东，同样为毛泽东所利用。
　　毛泽东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邓小平，邓小平同样是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的表达。即使可以用毛泽东重来一次，那么将来也必须会重现邓小平，出现腐败。毛泽东在战争中出来来的绝大权威，谁都没有改变，连他自己。再来一个毛泽东，又何用？在很难再出现一个新毛泽东的中国，鼓吹一个毛泽东式政治，根本就缺乏首要条件：世间再无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图，在文革浪漫派看来，可以是美好的，但是连毛泽东都没有实现，那么谁还敢重来一次呢？

　　如此说来，我必须揭露文革浪漫派心中的狂妄和僭越，他们心中隐隐约约自诩，自己是毛泽东。这种狂妄和僭越，根本没受到压制，即使让文革浪漫派上台，他们只会吓搞，连毛泽东的后更脚跟的碰不到。
　　当我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就可以对邓小平不置一词，因为改革还是邓小平小手在毛泽东的大手中搞，邓小平躲在毛泽东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泽东处理为影子，这样展开改革的。从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邓小平并没有骗我们，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可是我们不听他的真话，自己欺骗自己，不顾残酷的现实。
　　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权威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无所不在强化。那就是思考一切出路，必须在一个原则之上思考，而这个原则是不容任何质疑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自己总是正确的，即使一段时间错误，改正了又是正确的。而是觉得道义就在他身上。拒绝法律，也拒绝高于他们的东西，觉得天理道义就是他们，就在他们身上。这一点被当作绝对律令：是所有人政治思考的前提。总而言之，从来不会考虑到，自己就是万恶之首，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革命一成功，他们自己就成为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的独裁者。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享受别人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为自己缺乏自我克制而得意。贝卡利亚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束缚他人的契约没有束缚自己，每一个人乐意成为全部世界的中心。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当然我并不因为如此，就把毛泽东从这种统治者通知与被统治者的古老矛盾中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捞出来洗干净。毛泽东还是沉沦在这种罪里面，但是他试图反抗。就像尼采还是沉沦在西方新而上学的伟大传统中，但是他试图反抗。这种反抗，令我感激，他的失败，令我扼腕，他的残暴，让我痛恨。
　　为什么要坚持“形左”。就是为了掠夺，没有专政的主权，到那里掠夺？官僚权贵不仅要掠夺财产，还要掠夺人民的名义。例如石油涨价，要说了人民。官僚权贵不会放弃专政的主权。而且要有各种美好的理由掩盖，强化专政的主权。所以不要青红皂白述说美好的理由，例如改革理想，先要看看，这种美好的理由，到底是为了真正的美好，还是为了邪恶。
　　1949是一场克拉玛依大火，而改革是在找出口。可是出口已经被领导改革的专制者，腐烂臃肿的身躯堵住。而改革这个意识形态，只是越加恶化这种情形。官僚权贵就是癌症，乃国弱民穷之源也，大国举起的绊脚石。一切的出路，都被挡住。救中国，必须亡专制。
　　卢森堡对列宁质问过，如何防止革命政党腐败，这种质问不绝如缕。这样的质问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为了完善，另外一种是根本性质疑和摧毁。如果堕落是必然的，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挽救的，还有就是原来的路本来就可以改革，不必要这样走极端，那就可以否定掉社会主义极权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必须从1949猪圈的诅咒中走出来，必须删除1949，恢复1911。这么说来，当经历无苦难和无数代价之后，完善之路根本就是错误的，改良并不是对1949年的改良，而是对1911的恢复。终结军政训政，恢复宪政。所以文革浪漫主义的左倾完善肯定是错的。必须有根本的质疑，而且必须排除意识形态对质疑的干扰。

曾几何时，当我们的成飞把7号改到五花八门，当我们的老7服役年限创造了世界纪录，我们又是怎样的心痛，但是我们却欣慰地看到了10号的诞生，而且换装速度竟是如此之快，怎能不让人感叹老7的功勋？我们再看看周围，当我们的沈飞把老8折腾到老7的程度，我们不要着急，不要骂街，因为我们应该从10号诞生过程发现我们自己重歼的影子，当我们的10号隐身改进型出头之日，也就是我们的4重歼露脸之时。和7号8号类似的故事还有H6Q5Z9等等，在关于H6K的评论中，本人曾经说那只是试验导弹的，新平台快要出了。关于Y10下马，本人并没有做过什么评论，但是根据老美目前宣称B2资料泄漏，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隐身重轰已经初露端倪，然而谁又仔细想过，我们的技术来源，我们的人员保障都是什么？老一辈的战争意识是很强烈的，Y10在表面上的下马，也许正是隐身重轰在背地里的上马，就好像我们的核潜艇战略一样。中国习惯一向都是先军后民，大飞机项目的上马，也许就是隐身重轰区的关键突破的标志。当然，随之而来的还会有Z10以及新的强击机，祖国全面大换装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庆幸的同时，也更要为我们的祖国自豪，要向默默奉献的科技人员致谢。

看看海军吧，在90年代的军事杂志里面，我们中国的主力还是4大金刚，或者说是4大金刚看着我长大的。而当我们从全世界搜罗旧航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的嘲笑，我们可以察觉全世界的轻蔑。所以也许好多人都不会懂为什么我们中国有着这么浓重的航母情节，因为台湾因为日本，也因为我们近代的屈辱史诗被人从海上捅了刀子。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海军逐渐到了一个勃发期，新军舰新潜艇并排造，弄得全世界都傻眼。而今年中国军队高官更是证实了中国造航母的传言。航母是废铁吗？也许是，但是我们必须造，我们要让这个大家伙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绝不允许悲惨历史的重现；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伙告诉我们的子孙们，我们任何时刻都不要忘记备战备荒。

陆军是强项，不过却不是靠什么高科技，是靠战术和不怕死的精神，虽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同时又让人心生痛惜，就好像我们看亮剑一样，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牺牲的战士都很伟大，但是我们又何尝不能说每一个牺牲的战士都很无奈？所幸我们并不是裹足不前的民族，索性我们仍然有一批民族的脊梁，在许许多多科技人员海外淘金之时，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辛辛苦苦的耕耘。到今天，我们不必再面对59-69假装出我们的自豪，我们可以潇洒的甩出一大堆我们的99图片，然后挺起我们胸脯告诉所有人：看，这是我们中国人造的。

面对上面的一切，我们又应该说些什么呢。当我们面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不足之处，我们至少应该首先有耐心，因为总有一批人在不懈的奋斗着，因为总有一批人在拼着命扛着我们民族的脊梁。然后，我们应该像尊敬他们一样尊敬我们自己，然后来到他们身边拍拍我们身上的路尘，告诉他们：来，让我来扛。

资料图：中国空警-2000预警机

　　少校时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和军事，如同一个人的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21世纪的今天，中国日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发展势头锐不可当，然而，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任何势力侵犯，确保经济建设大环境的稳定，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坚强后盾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加快国防军事建设应该是我国的头等大事。

　　由于90年代初众所周知原因，欧盟对华武器实施禁运，至此，中国就无从获得西方的武器和防务技术。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建设中的尖端武器几乎都是依赖俄罗斯的提供。然而，俄罗斯对华的军售是相当保留的，事实上，地球人都知道，俄罗斯对全世界各国的军售也都有相当的保留。首先，俄军售只限成品军备不售技术，以维持其未来的巨大市场和避免“潜在威胁”。其次，所售的同级武器的关键性作战系统在外售时往往被有意“精减”。

　　少校时评：尤其是俄罗斯对华军售处于多种复杂性，对华军售至少是俄罗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在尖端技术领域，坦克、大口径火炮、装甲战车、战术导弹和大威力火箭炮系统是绝对不出售的。第一，中苏关系解冻不久，深谋远虑俄罗斯多多少少还是将中国视为潜在敌手；第二，中国对待越南所得到的教训是他的前车之鉴。所以，在出口型的武器装备与自用型的质量有明显的差别，可以说与俄罗斯自己使用的武器相比也已是过时产品，当然其性能在一定的意义上定还是令敌意国不可小觑，仍具备有一定的杀伤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了几次大规模从原苏联引进武器装备的举措。我军历史上的或现役的不少主战装备，如59式主战坦克、歼-7战斗机、R级潜艇等都是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了合理的改造和仿制的。中国发展自己的国防事业，引进外国先进装备固然重要，但是，要跻身一流军事大国，中国必须加速国防现代化。为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开拓高科技领域，形成自身的强势军事工业更是我国国防事业的长远之计。

　　当21世纪来临的时刻，我国提出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要从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现状跨入信息化。通过国防工业战线英豪们的努力，我国的国防事业得到了长足进展。10多年的奋斗换来了今天的果实累累，回眸那时的军事力量，基本就属于不堪一击，现今想来，不禁有几分后怕，要是那时和某大国开战，我们能有几丝胜算？

　　少校时评：今天，随着一条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的诞生，我国自行研制的诸多新式装备令人惊叹的陆续公开：空军方面，枭龙，J-10、J-11定型列装，空警2000服役，新型轰炸机第四代战机即将升空。海军方面，旅沪级已是落后的型号了，最新的中华神盾服役，辅以最新现代级，新型广州级、江湖级、防空驱逐舰已组成了令敌不可小觑战斗群体；战略核潜艇夏级完成现代化改装，最新攻击潜艇服役，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已有5艘，加上引进的20艘KILO级攻击潜艇和自研的039/039改宋级，神秘的093/094核动力攻击/战略潜艇，足足将中国的海上力量提高到让敌畏惧的世界一流水准。战略导弹部队，新型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具备了音速高、中段变轨以规避TMD/NMD拦截的能力和末段多弹头攻击的能力以及高度机械化，最大射程12000-15000km，能覆盖地球的各个角落，可以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今天不会惧怕任何列强。

　　再来看看这10多年来俄罗斯对中国军售的状况，顶峰时曾达到一年超过20亿美元的峰值，但2006年一下子猛减到近乎为零，之后也没有过新的大合同。为此世界舆论众说纷纭：美国西欧都无不幸灾乐祸：“俄罗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不再依赖对华军售，正在考虑如何驾驭与日益强大的邻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更甚有俄罗斯人也发出怪调：“我们是否应该武装中国人，他们可能最终把矛头指向我们。”

资料图：中国歼-10战机

　　少校时评：但笔者却不这么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为祖国的国防建设感到高兴。再来看看中国武器装备发展至今所走过的历程：进入21世纪，我们的国防军事工业在在经过消化吸收后，海军：70年代的前苏联“现代”级驱逐舰与中国建造的新型驱逐舰和护卫舰比较已显得那么的苍老，中国海军向俄罗斯购买整艘军舰的历史就此宣告结束；空军，随着J-10的高调亮相，那么1990年代，SU-27SK战斗机对于落后的中国空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就今天而言，该型号面对不断进步的世界战斗机水平已显得跟不上时代，而SU-27SK的国产化的J-11Ｂ性能各方面已远胜于原机型，新飞豹DDK-03的定型就更难怪中国空军将士们看不上SU-3x系列了；陆军的装备更不要说了，中国99坦克已列世界一流，俄军最新的T-90坦克已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防空方面中国的红旗－9A已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行列，其反飞机与反导弹、含战术导弹能力已无与伦比。战略部署太空领域，这就更不用说了，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力量的威力。那么，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还要进口俄罗斯的武器供应呢？

　　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俄罗斯，更不能说中国的武器装备就胜于俄罗斯，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些方面我们还是薄弱的，尤其是在大型飞机上。但令人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我们军工正在启动研制大型飞机的项目，好消息也不断传出，相信用不了多久在祖国的蓝天上一定能看到中国产大型飞机翱翔的身姿。我们更应该要相信：中国的崛起就在今天，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中国人的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精神，必将造就中华民族今天的大复兴！

　　FC-1战机航电系统和座舱设计不仅具有世界一流的座舱环境，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数字化航电系统。

资料图：中国歼11B战斗机

资料图：中国海军元级潜艇

资料图：运八改进的“平衡木”预警机

作战型歼-10战术飞

资料图：运-8大圆盘预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