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组织力
从刘秀兄弟的起兵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儒家的组织能力是惊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很有凝聚力的大军。以农民为主的武装都有这样的特点，组织得好，战斗力惊人，组织得不好就是一盘散沙。刘縯兄弟的舂陵军是一支以宗族宾客为骨干的军队组织，是一支有凝聚力能打仗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核心力量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宗族，另一部分人是族人带的宾客。前面讲过豪族的族长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族人都愿意将生命财产交给他，甘愿牺牲自己保全全族人的利益，他们是以亲情孝义为纽带凝聚起来的父子兵、子弟兵。刘秀在河北时，耿纯追随刘秀，毁家从征，老弱皆自载棺木从征，耿纯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这样的部队，胜则财宝万千，败则妇孺尽殁。战斗意志是惊人的坚强。
另一部分人是宾客，宾客都是亡命之徒，不怕死。他们和族长是君臣关系。讲义气的宾客不少，见异思迁者也有之。王郎兴起时，追随王霸、耿弇的宾客都投奔新主，皆逝。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常常要把封赏全部都给了私属，宁愿自己得不到也要满足宾客。
宗族宾客将身家性命全部交了出去，这是一种赌徒心理，要么赢得天下，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组织指挥得好，思想引导得好，就会锻造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
组织原则是义、礼
《孟子》谈儒家组织之道：“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用义、礼组织起骨干力量是这支队伍特点。 光武礼贤下士，天下归心。马援被光武恩信折服，从此愿效死命，类似的还有冯异、吴汉、寇恂等云台二十八将。 耿纯告诉刘秀，“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众乐附。”
孟子又说：“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大路平坦如砥（磨刀石），其直如箭，君子言行端正，成为小人们的楷模。也就是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君子士大夫的义、礼、德行带动起整个部队的作风、纪律并形成牢固的凝聚力。
有一次吴汉打了败仗，他椎牛飨士，激励士卒说：“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儒家把君臣间政治关系变为伦理关系、亲情关系，以亲情团结人，凝聚起事业。光武曾经对冯异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耿弇对刘秀说：“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父子兵，子弟兵就是这样来的。
儒生原本被讥笑迂阔于事，言必先王。“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盐铁论·利议》）。但就是这群理想主义者将士大夫道义理想等价值观念带入政治实践中，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权组织相结合，形成的组织满足“道德、学问和事功”这些士人们孜孜以求的三位一体不朽的价值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结成共同的精神团体，这就是光武领导的政治军事组织。
这些儒生是实儒而非腐儒，“扬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东汉的儒士能文能武。儒学大师也是心理学大师，通人情，知事故，成为天生的政治家。在当时，能通经就是有真本事的人才，以隗嚣为例，隗嚣被推举为首独霸陇西，一是本身是豪族，结交了大批宾客。 第二是因为他通五经，有组织能力。
所以在东汉一代，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大，动则数十万，但这些武装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在汉军面前都是乌合之众，汉军常常能以一当百的绝对劣势战而胜之。东汉末年曹操几千人就消灭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而经过曹操组织训练的黄巾军却成了浩浩荡荡的虎狼之师－青州军。历代农民起义总能留下几个杰出人物，唯独两汉没有。农民起义不出人才，人才都信儒，都集中于豪族、地主武装。而到唐代，唐用胡将，儒家学说已经不能约束他们。到宋以后，文武分疏，儒生越来越不务实而成为小儒、腐儒。
自组织系统的原理
在一组事物或变量之间自动发生的，不需要事物或变量以外的力量进行干预。这样的系统就是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的形成有一般性规律。
它有以下特点：
1、先有一个组织核心。
2、自组织系统是个不稳定的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亚稳定的系统。这样就有向不同组织形式发展的可能，组织是系统内部选择性减少的过程。
3、自组织系统内部存在着一条有因果关系的自动选择链条，由核心开始的自动选择链条。各个元素越到后面的越难抗拒组织的影响，而对核心的影响也越小。
4、自组织过程是不可逆的。
5、组织核心的微小差别，导致最后系统大组织的巨大差别。核心的特点是起到是打基础的作用，之后是其要素的放大成长，所以最为关键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以后再想改变就难上加难，不亚于推倒重建。建立组织是这样，学习知识也是这样。
6、系统是智力放大与超级放大器。核心把能力通过系统组织放大。
7、能自动适应环境变化而自动调节系统参数或特性的是自动控制系统，自组织系统也同时是自适应系统。
（以上《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
8、组织越严密，越有序，力量越强。力量主要不取决于成员数量，而在于组织的有序性。
这里我们看到两汉之交不同类型的组织系统，王莽的，刘玄的，刘秀的，王郎的，隗嚣的，公孙述的，赤眉军的等等。各个系统都带有组织者自身的特点。其成功或者垮台都和这个特点关系甚大。
王莽以“诈”称帝，内部免不了互相欺诈，成败皆是“诈”。王郎集团一哄而起，也一哄而散，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刘玄集团素无纲纪，将相暴横，刘玄被这些人强推上台，也死于这些人之手。赤眉军因饥起兵，最终因粮尽而败。公孙述行法术而起，最终又因法而败亡。隗嚣由举义旗扶汉到叛汉自立，必然动摇其组织根基。
刘秀集团的形成是刘秀本人努力的结果，刘秀以礼贤下士，军纪严明，解民倒悬这种形象赢得人心，仁人义士纷纷慕名而来，当邓禹投奔刘秀成为组织的核心之一，冯异等人向刘秀提出兴汉纲领之后，这一组织系统的纲领、组织就基本齐备了，以后再来的任何人都是冲着这面“兴汉救民”大旗而来。他们只是巩固和扩大了这一组织，放大了核心的特点和能力，他们改变不了什么，也不会再去改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大臣宫女都好细腰，齐桓公好紫，全国都好紫。光武好儒，带动东汉时代儒风蔓延，民风由西汉初“崇利而简义”到东汉时的“重义轻利”。
组织成员的目标和组织者完全一致时，力量最强大，组织越纯洁，越有战斗精神。其次是组织能协调各成员目标，如果协调得好，力量也强大。国民党和共 产 党正是鲜明对比。
以业主和物业为例，业主是一盘散沙，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目标要求不一致，难以同物业抗衡，即便组织起来，其组织的严密程度也远逊于物业，几乎永远处于下风。
最后要认识到系统的目标变化必然采用不同的成员。除东汉以儒兴国外，历代开国之后都有个清洗功臣过程。原因在于开国和治国需要两种道德伦理，两类人才。降将、降臣当时会用，但之后一定被打入贰臣录。
正义之师，旗帜鲜明
儒家贤哲认为，儒家发动的战争一定是正义的战争，是替天行道，解民倒悬。纲领路线决定组织原则，打出什么样的旗帜就有什么样的队伍，儒家治军必高举道义大旗。孔子说：“我欲仁，仁至矣。”孟子主张“以至仁伐至不仁。”荀子指出儒者之师是仁义之师，荀子说：“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於天下也。”
战争是为了人民，推翻暴君不是犯上作乱，而是“诛一夫纣矣，未闻拭君也。”而对于人民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所希望的仁义之师是这样的：“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诛乱除暴”，“解民倒悬”儒家战争必须符合正义要求。
儒者用兵以爱民为本，师行军纪有严格要求，司马穰苴说：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司马法》)
所以军队掳掠不掳掠成为是不是儒者之师的标志。在东汉之初的群雄中，惟有光武一支是仁义之师，冯异独降刘秀是因为“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 众人皆掳掠，而独不掳掠就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必然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非宏图大志者不能为，“仁者无敌”，天下儒士归心光武。
所以说，如果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婪、虚荣心，为了奴役人民，发动的不管是统一战争也好，拓边战争也罢都是非正义的，儒者坚决反对，最典型的就是蒙元、满清所谓的统一。而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为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发动的战争则是正义的，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战争是正义的，历代反分裂反割据的战争也是正义的。现在台湾当局为一己之私，不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去煽动民粹，搞台独分裂，台海局势动荡不定，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既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亚太地区的威胁，这完全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大陆一直主张和平统一，面对台独分裂活动，迫不得已发动反分裂战争是正义的，是从两岸人民的根本福祉而执行的政策，是仁义之举，仁者之师。
虽然高举义旗，如果一支队伍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必然缺乏凝聚力，丧失决心和信心。隗嚣之败就在于此，他有自立的野心，挟吏民以拒一统，幻想着光武帝会妥协，一旦被人识破，结果是马援等众儒生纷纷投奔光武而去，大将牛遵等被招降，民心、士心、军心总在浮动，败亡不也应该吗？
曹操为什么统一不了天下？
三国时期，第一流的人才，所谓的国士从来都没有放弃“匡扶汉室，兴汉灭贼”的政治目标，这也是他们的道义诉求。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的对话，是从打出“匡扶汉室，欲信大义于天下”这面义旗开始。荀彧首倡“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反对曹操当魏公不惜把命搭上。周瑜力劝孙权抗曹，头一句话就是“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周瑜要求孙权抗曹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周瑜虽然和孙家情同骨肉，但终究没有劝孙权称帝。
孙策留下遗言，令孙权“保江东，观成败。”是否要对抗中央，则是要孙权自己根据情况自己做主。所以当曹操杀来时，孙权犹豫不定。既有军事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的思考。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特别是政治上走错了，就可能人心尽失，土崩瓦解。
孙权最后定下决心，这番话应该值得大家思考：“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誓不两立。”他拔出宝剑，斩去案几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孙权此举如同枭首示众，时时提醒百官，抗曹乃伸张正义，江东再有言降者，就是弃明投暗的贼子。
当年，曹操曾经嘲讽袁绍“见大义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袁兵虽多，将勇士谋，并不足惧。而这时的曹操和袁绍无异，过分迷信武力，不知道义为何物，骄狂至极，篡汉野心一但公开，再无正义可言，以燕伐燕，燕可伐乎？
曹操统一天下的挫折和其个人野心成正比，在当时“兴汉灭贼，匡扶道义”，还是“正义”大旗。他却认为“惟才是举”、惜才、用才就能收天下人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他藐视道义、正义之类的道德力量。
这就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才离他远去，东汉一代素来尊重士大夫独立人格。但是曹操却辱之、杀之。杀名士边让激起陈宫勾引吕布反，险些端了曹操老窝。杀孔融天下名士寒心。曹操为报私仇，屠杀徐州军民三十万，遭天下人痛骂。许都围猎，欺辱汉帝，逼出献帝衣带诏。自命丞相，露出篡汉野心，“奉天子以令不臣”从此不再灵验。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儒士要找新的代表“正义”的英雄。
在曹操后期，篡汉的意图越来越昭示于天下之后，内部开始动荡，连过去的好友，最重要的谋士荀彧也站出来反对，内部不断出现起义、反叛。这些内部的动荡，直接影响了曹操集团对孙、刘战争，曹操始终处于在两面作战不利环境中，统一中国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