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登基之议
称帝原本是刘秀起兵前就有的梦想，在北徇河北时，邓禹、冯异就为此拟定了一整套政策。但是刘秀这时城府深，要小心处置，不能被更始查觉。有一次，亲信护军朱佑私下对刘秀说闲话：“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刘秀当即正色道：“召刺奸收护军！”，刺奸将军是刘秀设的严肃军纪，督察奸滑的执法官，持节可先斩后奏。从此朱佑再不敢多言，惟有力战陷阵，拼死作战。
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诸将纷纷进言。马武力战破敌，战功最大，被推举首先向刘秀进言。马武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
刘秀吃惊地说：“是谁这样说的？可斩也！”，马武说：“诸将都这样。”刘秀让他对诸将说不可，这时大军回到蓟县。到蓟县过范阳，刘秀命收葬阵亡将士。大家触景伤情，到中山，又上奏说：“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众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
诸将说得有理，也是根据圣人之言而劝进。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但刘秀又不听。刘秀推迟登基，还因为有更始皇帝，刘秀知其必败，等其败亡再称帝，更名正言顺。但诸将想不到也不愿意等了。
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刘秀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诸将却一次比一次坚决，因为这事也绝不是刘秀一人一姓之荣耀功业，更事关诸将的切身利益。刘秀一旦当了皇帝，诸将就是开国元勋，诸将就会被加封，封妻荫子，清史留名。见刘秀还不答应，耿纯干脆向刘秀挑明了，他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耿纯言甚诚切，刘秀深受触动，说：“吾将思之。”
刘秀为这事特地招来冯异，在鄗县冯异对刘秀说：“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说：“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冯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冯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恰在这时，刘秀在长安的同宿舍同学强华，从关中奉赤伏符来，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真如同一场及时雨。群臣上奏说有天命佐证，称不可逆也。刘秀于是命人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设坛。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烧柴木烟高以祭告于天。精意享于六宗，六宗： 水、火、雷、风、山、泽。再遥祭众神，神者有山、林、川、谷、能兴致云雨者。
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祉，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众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众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卯金是指刘字，元元：百姓，这反映了古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二、封赏
光武对功臣共有三次大封赏，登基时定诸功臣官爵，封候。建武二年春，九将军平定檀乡贼后大封。十三年平蜀，天下统一，定封。
封赏的面是广的，在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封赏是丰厚的，功臣论功分封：贾复六县、窦融四县、邓禹四县、吴汉四县、冯异死后长子三县、次子封析县乡侯，共三县一乡。耿弇二县，岑彭两县，寇恂万户，任光万户，景丹万户，盖延万户，朱佑七千三百户，姚期五千户，马援三千户，丁綝封乡侯就有食邑五千户。都远远超过西汉开国之初。
光武为人，功臣宿将哪怕有一点功劳都会记下，河西士大夫并无多少战功，但是他们归降仍然得到最高的封赏，并与皇室结亲。
光武分封赏赐虽多，并非完全论功行赏。贾复从来没有独立掌军，只是作战勇敢，冲锋陷阵，多次负伤，封赏最多有六县。而冯异功居方面，志不在封，只得三县。
儒生们都是精神贵族，他们的志趣在于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即便是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诉求，长期的艰苦奋斗，不计回报，仍然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的，比如当年的知青能坚持一年、两年、三年。能坚持十年者寥寥无几。其次，即便自己成了清教徒，也不能不考虑其他人的愿望。所带的宗族、宾客要生存，要过好日子，他们流血拼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人在不同地位、不同经济条件下考虑问题、追求目标都不相同。如果刘秀不登基、不封赏，在更多人看来肯定是自私和虚伪。这就是时势比人强，杰出人物只能顺应这个集团的整体利益，而不能逆势而为。逆势而为者，王莽就是下场。
三、二十八将排名和列入考虑
说到封赏功臣，就要提中兴二十八将，永平初，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
云台二十八将应对二十八星宿，论功排列如下：
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佑、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之后加入卓茂等和汉明帝试图激励表彰节义的取向有关。
东平王刘苍曾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刘苍是明帝同母弟，和明帝关系最好。他这个问题，范晔回答是：“以椒房故，独不及援。”意思是因为马援是国丈，要避嫌。
其实，情况要奥妙得多，古人只知道二十八将是论战功而列，不知还有附会图谶的秘密。论战功，有的人战功很小，传纪只有短短几十字， 相反建立奇功的来歙和马援却没有列入。
列入二十八将的唯一标准是：必须是开国元勋，都是辅助刘秀在鄗县登基时的功臣。附会天上星宿，中央是紫薇星，周围是二十八星宿。故而王常、李通即便前后有战功也都不算。
取二十八这个数字，这和谶语也有关，当时强华送“赤龙符”给刘秀，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四七，二十八也。李贤的注写道：“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 这个注解比较勉强，“四七之际”也可以解释成刘秀二十八岁起兵。
更能解释成二十八将风云际会。对此，当时的人最有解释权，事关图谶，天机不可泄漏，泄漏恐人利用。故而汉明帝笑而不言。
四、从登基看光武一代的君臣关系。
（一）、豪族阶级和儒家思想
光武集团的组成主要是豪族阶级，那么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的呢？豪族中大部分是来自工商业者，秦汉时期的工商人士没有地位，在严密的法网下能致富，要靠头脑，靠勤奋，靠德行，司马迁总结为“廉贾归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 （《史记·货殖列传 》）
富而仁义，是个自觉的过程，致富未必靠仁义，但是要保住富贵，传承下去，必然要注意道德方面的修养。
司马迁大谈致富的好处：“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说富者得势，富者能免死。所以天下人都竞富，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以必须先致富，后讲仁义，而贫者不出礼义，人穷则志短。
儒学信仰者主要来自商人、豪族和贵族，至少是不为吃穿发愁的士这一阶层，只有这些人才有余力受教育，修练道德。经济能自立才能人格独立、政治独立，成为精神贵族。
司马迁以孔子门生为例，大讲致富对于儒家学说的传播意义重大：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司马迁赞扬子贡（赐），会经营，而原宪吃得是糟糠，深藏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是子贡之大功也。司马迁称是“得势而益彰者乎！”。司马迁所说，只说明一条，富人对社会能起到独特的贡献。但子贡再能干，也代替不了曾子、孟子等人将孔学发言光大，这就不是富不富的问题了。
司马迁讲致富经，从中可以看出和儒学修养有一定的联系。
白圭，周人也。是个致富高手，他特别善于看准时机，但是他品行上却是“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司马迁又举了任氏致富，而任氏也是看准时局，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任氏致富不易，保住这份财产更难。“以此为闾率，故富而主上重之”，这是关键。那么除了信服儒学以外，不会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南阳一带豪族，一般都是乡闾表率，世之楷模。他们能致富，能富而有威，是和他们的儒学修养分不开的。
（二）、起兵动机各异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讲得很清楚，君主利用人的贪富心理，动员兵士打仗，称王称霸，夺取天下。“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新莽末期，群雄逐鹿，他们都打出了兴汉大旗，也只有这面大旗才能聚拢人心。但他们背后的动机却各异，有为功名的，有为财货的，有为饱食的，更有为解民倒悬之苦的。
东汉初，跟随光武征战的将军有三类，一类是贪图财富、权势，以彭宠、刘扬为代表。一旦不满意就要反叛。
第二类是建功立业，垂帛青史，以邓禹、马援为代表。 耿纯、马援都是明确提出臣择君抛家舍业为了附龙鳞，求利，求名，求子孙万世之业。顺水战败，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殁，诸将不知所为。 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为何诸将怕无主？在之后诸将劝进时，耿纯说得明白，诸将帮你打江山是各存私心，是要求你兑现“与共功名”。一旦让这些人失望，就会“计穷人散”。这时刘秀面临当年刘邦同样的难题，甚至更严重，刘邦还是天下安定以后再封赏，现在这些人不赏不行了，不赏就撂挑子了。
邓禹也有类似表达：“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暛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而更始诸将呢？“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
但是并非所有的将领都是这样，光武手下的儒将祭遵、冯异等起兵从军却是为了救民水火之中，“安民为要”。不贪功、不贪财，不惧皇权威仪，冲锋陷阵，不知明哲保身。他们是真儒士，以民本主义为理想。
光武封赏之后，也会产生负面作用。从《邓禹传》可知，邓禹的功过以封赏为线分得清清楚楚，之前谋无不中，战无不胜；之后战无不北，谋无中的。一些人一旦功成名就，进取心就消退。
而真正的儒家才是最可靠的，祭遵、冯异、来歙等进亦忧，退亦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救民水火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君臣关系
利益集团代表
东汉初特点是各个武装集团的首领，往往是整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明的是众望所归，实际是各取其利。首领的控制力是较弱的，并不能完全控制得了诸将。这时的领袖人物多有推举而成，最有名的是隗嚣，众人推举他，他就和众人约好“必能用嚣言者，乃从命。”可见领袖并没有绝对威望。豪杰四起，都在找对自己最有利的领导核心人物。汉伐陇西，百二之势，隗嚣能看不出和汉军对抗必败吗？连败之后，日暮途穷，仍然顽强抵抗的原因是他代表的地方势力不愿投降。隗嚣部属行巡、周宗等人，当初要抵抗汉军的是他们，隗嚣死后，扶保隗纯的也是他们，抵抗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卖主求荣绑住隗纯投降的也是他们。刘秀登基后按图谶拜孙咸为大司马，众将都不满，刘秀赶忙让众将自拟大司马人选，刘秀如此迷信图谶，也不得不按众将的意思行事。谁当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证集团利益最大化。刘玄、刘盆子更是这种情况，绿林、赤眉渠帅才是幕后的实力派。他们挑出个头来，是为了对外增强号召力。
范晔在《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说：“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若数子者，岂有国之远图哉。”
这算说出了真相。五四以来思想家们批判中国时，称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是“想做奴隶而做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显然是错的，刘秀登基，明明是诸将迫不及待，想领封赏，想扬名清史，怎会是想当奴隶？王郎称帝，出主意的是刘林，背后实力派也是刘林等人，王郎一个算命乞丐，刘林怎会去甘当奴隶侍奉这么一个什么也没有的江湖术士？刘玄、刘盆子包括隗嚣也都是类似情况，都是英雄豪杰、豪族找的一个头面人物，怎么可能去做这个人的奴隶。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一旦这些英雄豪杰的欲望不能满足，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铤而走险。反叛的原因五花八门，或因为军中互不相能，或因为侵暴家乡，或因为自以为功大忿忿不平，或认为自己不能再独霸一方，称王称霸。总归离不开一个利字。
在东汉之初的群雄中，惟有光武一支是仁义之师，难能可贵，统一天下不是应该的吗？
天命民本
儒家本没有正统皇帝意识，王夫之《读通鉴论·光武》说：“王者代天而行赏罚”，“三代以上，诸侯有道，天下归之，则为天子；天子无道，天下叛之，退为诸侯。”
君臣所择，不在正统，而在天命， 冯异举历史上几个例子“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这里得天下在冯异等儒生看来是由于天命，但天命太虚，如果排除符命之类的人人可以搞的之外，那又是指什么呢？冯异劝进时，又说道：“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天命和社稷和万民密切关联。但最终还是落在万民上。
汉明帝登基诏书说：“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蘠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既然如此，君臣之间的人格关系自然是平等的。
君臣人格平等
古代中国，实际存在着两类君臣关系，一类是专制政权的君臣关系，另一类儒学君臣关系。后一类基本没人重视和研究。两者统一的历史时期并不多，但是光武时代却能说基本实现了。
君臣关系，在儒学经典里应该是人格平等的。舜说：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尚书·益稷》）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心目中，君臣关系应该是：贤者为君师而非友，待臣以礼。“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 ‘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万章下》） 。
孔子、孟子进一步指出君臣以道相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孟子·万章下》）
孔子则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先进》）作为臣子自己是有理想、有主义追求的贤才，臣辅助君，是为了共同迈向理想社会。所以君与臣应该共扶道义。
臣还可以是君之师，君之宾，这条在光武时代被君臣接纳。陈元上书光武就说：“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后汉书说：“帝从之，宣下其议”。
故而在光武一代，“君”非君主专用，刘秀常敬称大臣“君”、“公”。光武封赏如此之厚，臣子们感激涕零，卑躬屈膝，则是见不到的。
臣择君
东汉初年，群雄逐鹿，君臣名分未定，那么就不光是君择臣的问题，也有臣择君的问题。范晔说：“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君臣之义，生于人心者也。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义非外也，信诸心者，无大疚焉斯可矣。”
马援明确告诉光武“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唐太子李贤注孔子家语曰：“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
臣择君，标准是什么呢？是天命，更重要的是“主孰有道”，冯异、寇恂、耿弇、岑彭、窦融都有类似的声明。乱世君臣相择，马援有选君之论，都符合儒家理论，皆无纠也。在王夫之看来 最终落在“德”字上，落到儒家的民本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里称“国家”通常指光武皇帝，如果皇帝以民本为主，那么“国家”就是民的代称，以君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是专制还是民本的区别。
东汉末年汉室失政，士大夫为实现儒家理想很自然的投向各个武装集团，真正扶保汉王室的很少，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转投明主很正常，也无人有非议。典型的是陈宫叛曹，曹操因为杀了名士边让，陈宫等一批士大夫大为不满，认为曹操乃暴君。于是就勾连吕布谋叛，取得社会广泛响应，影响很大。这是曹操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儒学并不一定要维护专制统治，儒学本来有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儒家理想在于民本主义，向往的是三代，君是实现儒家民本主义的手段而非目的。君可换可禅可诛。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说：“儒学既可以和封建专制统治结合，如果突出君臣关系就走向维护专制伦理。如果突出民本主义就走向专制的反面。”（《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儒学民本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断，满清时出现道统和治统的统一，是绝对专制。
皇帝心态：历代开国皇帝，很多人登基前后心态截然相反，之前求贤若渴，虚怀若古，之后视臣如仇，诛之后快。称得了王，当不了帝的大有人在。
不是人人都是“真命天子”。一些人称帝后，顷刻在同伴战友间拉起一道铁幕，因地位之变又缺乏才能，缺乏自信，因恐惧、害怕、担心之后则是滥杀功臣。
称帝意味着“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益稷》）。
君臣关系始终存在着道义和权势两个法则。论道义“士贵耳，而王者不贵”拥有超越性的士人在精神上比世俗统治者更高贵。而专制权力不会受惑于士人的价值观。权力位势具有比道义价值更实质的威慑力、更直接的信从感。
宣帝始立，霍光同车，“上内严惮之，喏有芒刺在背。”君臣关系竟然有这种微秒的感觉，皇帝地位崇高然而又缺乏内在深蓄厚养并由此带来的从容心境，就常常表现得暴戾、不择手段，时时处于戒备状态，这是法家皇帝与儒家皇帝最大的区别。
建武二年春，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于邺东，大破降之。之后，光武封功臣皆为列侯，下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又下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光武一方面重赏群臣，一方面告诉众功臣，要知足要谨慎。江山稳固的原因在于德。当有人提出封赏太过时，光武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光武接待严光，仍是老友心态。对比陈胜、公孙述等人摆皇帝架子，刘秀能重开汉家基业并非偶然。
臣与君，忠还是义？
光武中兴，组成坚强的政治集团，是基于道和义，忠在其次。各位将领和刘秀的关系，以结义团结在一起，以同道而舍死忘生，基于君臣结义，绝非愚忠。典型的是马援、冯异、岑彭归降光武后名垂青史。“从义不从忠，从道不从义”。这条原则是当时儒生普遍的政治态度。
冯异是东汉初典型的儒将，但他绝不愚忠王莽，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爱护天下苍生百姓，保境安民，故而绝不许绿林军掳掠。而当他见到刘秀知道“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时，就投降了刘秀。同为儒生，志向相同，视为知己，从此与刘秀结下生死之交。令人赞叹的是：冯异投降刘秀却不投降更始，在刘秀到刘玄处请罪时，他仍回五县抵抗更始政权，以至于绿林十几波人马攻城都不能拔，当刘秀亲来时，他才举县投降。这就是从义不从忠，从道不从义。
同样，刘秀自立贰于更始，却得到舆论的支持，并不被当时的人们看作不忠不义。
马援等人也是如此，隗嚣视马援为知己，言听计从，但是当隗嚣流露自立为王的念头后，马援、窦融、诸儒就与其决裂。义正词严的指责隗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
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 仁义是本体， 道是道理，义实现仁的是规则。君子没有专主，惟道适从。
君待臣以诚，臣事君以忠。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忠在孔子儒学中，既有忠君的含义也有忠于执事的含义。忠君在法家那里是最推崇的道德规范。孔子《论语》更多的讲忠于执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白虎通》讲到臣见君的要有“贽见之礼”以表达诚心诚意，“臣见君所以有贽〔者〕何？贽者、质也，质己之诚，致己之悃愊也。”悃愊：诚心诚意。“（卿〕以羔〔为贽〕，〔羔〕者、取其群〔而〕不党。卿职在尽忠率下，不阿党也。大夫以雁为贽者，取其飞成行列。大夫职在（以）奉命之适四方，动作当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为贽者〔雉〕、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耿〕〔介〕，守节死义，不当移转也。……野外军中无贽，以缨、拾、矢可也。言必有贽也。匹谓鹜也。”这是臣子忠于职守的一种表达，类似于现代人的宣誓。现在采用西方传来的宣誓仪式，真不知如何就神圣了？
“贽见之礼”在东汉初年已经不用了，刘秀君臣却一直是坦诚相待。
“士为知己者死”
东汉初年诸雄，能有所作为的，都是信奉儒学经义的，隗嚣善五经，慕贤爱士，大有死命忠贞之士故而能和光武对抗很久。其他割据势力政治稳定性就差，在危急时内部或叛或卖友求荣，见利忘义。而光武君臣则结义凝聚在一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儒生更多表现为忠、义和责任。
光武对于反叛之臣，非常愤怒，也是基于其为人失义，庞萌反叛，光武骂道：“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谴责其失义，并非责其失臣子之忠。这是为什么？因为帝常称庞萌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六尺之孤引自《论语·泰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是光武把庞萌最可靠的朋友，庞萌之叛是欺骗了朋友。同理，杀彭宠而封侯的苍头子密则被封为“不义候”。只讲义，不讲忠，人与人之间多了人情，平等、理解和尊重。
儒家君臣肝胆相照，心相交，神相通，明为君臣，实为知己，饱蘸人情，人伦，这种温暖和力量是利禄之贪婪达不到的，“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名为君臣，实为父子。而背叛者则身败名裂，自取灭亡，。
宽宥功臣，君臣相谐
历代开国皇帝大多对功臣刻薄寡恩，刘邦材不及诸将，强迫大臣和将领们尊重他，屈从他，强调的是“忠”，于是常以气挫之。是不是真赢得忠心了呢？否，将领们贪功、贪利，奉刘邦为主以结成同盟。在刘邦分封之时，他却绝不敢吝啬马虎。张良指着日夜论功的诸将说：“这些人在谋反”也绝非危言耸听。
一般来说政治人物是离不开厚黑学的，常常心狠手辣、背信弃义，尤其是开国皇帝，总会留下个人品行上的污点。光武不同，他对诸将“以气柔之”。光武朝大臣将领很多都办错事，有的还是大过，有辱王命。邓禹、吴汉、王梁、姚期、朱浮、盖延都犯过大错，刘秀对于臣下的过失，诸将的失职都抱着宽宥的态度，都未曾受到处罚。
庞萌反，主要因为将帅不和。盖延一介武夫，性强力，瞧不起人是造成庞萌反叛的主要原因。但是刘秀不去追究盖延的责任，却用自责诏掩盖了盖延的责任。
论语讲“事君能致其身”，要全身心的完成君主交给的任务。但是东汉初并不这样， 勤于王事是因为“道”，有过不罚是因为有君臣之义。
而满清时期，儒学被扭曲成为奴学，文臣武将一旦战败，普遍自裁。以显其忠名。这是因为这时的臣已经成为皇帝私属的奴才了，当奴才的能尽忠才是最主要的。
光武以仁待功臣，“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尚书·大禹谟 》)。光武保护功臣的最大措施是避免功臣做行政工作，特别是避免君权和相权冲突。在封建社会君权和相权总有冲突，光武时期担任大司徒的，受处分最多，正因为如此，光武绝不让功臣担任行政职务，这是为了宽宥其失。
王夫之《读通鉴论》称“上下相亲，天下之势乃固。”唐太宗“惟君臣相遇，如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叶适说光武中兴：“上下自厉，操行成俗，人才之盛十倍前汉也”（《习学记言序目》）！
以儒得天下治理天下，不会出现道德裂痕，对比东汉和西汉、明、清。打天下和治天下非用不同的伦理道德，统治者取舍不同，造成滥杀功臣，功臣反叛的情况。光武发动的统一战争，对将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有独当一面的才能。赢得这些人的拥护爱戴那也只有王中之王了。
功成身退，保全福禄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道德经四十二章》）
光武也告戒诸将：“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光武一朝的功臣，退武兴儒，皆奉遵绳墨，皆得善终。有一次阴兴推辞封赏说：“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
功臣都得善终，在历朝历代绝无仅有。范晔评论道：“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徧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后汉书·马武传》）
功名卓越，又能善始善终，王夫之说：“故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