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兴亡录
赤眉军来自山东，天凤年间，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县，盘踞太山(泰山)，这时正遇到青、徐大饥荒，百姓纷纷寇盗，樊崇最为勇猛，百姓都投奔于他，一年间聚集有万人之多，这时有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起兵入伙，人数到了数万人，他们进攻莒县不下，转攻掠姑幕，和王莽将田况大战，大破之，后北掠青州，又还太山。起义首领多半没有知识文化，樊崇只和众人约束一条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赤眉军首领有绝对权威，管理队伍只以言辞为约，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赤眉军因饥饿起兵，饥饿对他们来说印象之深刻，情结之强烈超过常人想象，对饥饿的恐惧使得他们在战斗中爆发出惊人的敢死精神，也常常出现异常疯狂的举动。
王莽大将廉丹、王匡前来镇压，樊崇战前怕队伍无法同莽兵识别，故而都用朱红画眉，因此号称“赤眉”，赤眉大破莽军，杀万余人，追到无盐，廉丹战死，王匡逃走。这以后，赤眉渐渐成为他们的一种图腾，表现无所畏惧的精神。樊崇又带兵十万，再围莒县不克，赤眉于是掠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相当于太守）战，败，死数千人，转掠楚、沛、汝南、颍川，入陈留，拔鲁城，转掠濮阳。
这时更始政权已经建立，声威显赫，召樊崇等。樊崇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投降更始，都封为列侯，但是没有实际封地。赤眉部众开始叛离，又见绿林军并无异于赤眉，樊崇于是偷偷回营，带兵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樊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樊崇、逄安攻拔长社，南下攻宛城，斩县令；而徐宣、谢禄等亦拔阳翟，引兵攻梁，击杀河南太守。
经受不起赤眉军的四处掠抢，颍川、汝南一带发生了粮荒，军粮供应困难，赤眉军竟以人肉充军粮。赤眉众人虽屡战屡胜，然缺粮少衣，都思乡心切，疲敝厌战，日夜愁泣。樊崇等商议，东回必散，不如向西攻打长安。更始二年冬，樊崇、逄安自武关，徐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到更始三年正月，到了弘农郡，与更始诸将连战连胜，赤眉军兵威更盛。他们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
赤眉军用朱红涂眉，面目似鬼神，又连战连胜，不可避免带给众人心理暗示，妖巫之术得以流行，军中常有齐巫跳鼓舞祭祀城阳景王，以求福助。
城阳景王刘章是刘邦最大的儿子刘肥之子，平定诸吕叛乱安社稷有功，封城阳景王，在齐地郡国多有立祠。巫狂言景王大怒，说：“当为县官，何故为贼？”，县官就是天子，赤眉军中有人嘲笑巫祝的立刻得病，引起军内惊扰，这时又跑来一人，他是方望的弟弟方阳，方望原是隗嚣的军师，后离开隗嚣，找到王莽废弃的汉帝子婴举兵称帝，很快都被更始杀死。方阳报仇心切，他来劝说樊崇等人，说：“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等人以为可行，巫言传得更凶，到了华州。于是相互商议道：“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
当初赤眉在太山式县掠抢时，掠得城阳景王的后裔，刘恭、刘茂、刘盆子。三人虽为帝王后裔，但王莽篡位后，国除，沦为平民。盆子没有受过教育，刘恭少年时习《尚书》，略通大义。他曾经随樊崇一起投降更始，更始封刘恭围式侯，见他明经知礼，又拜侍中，跟着更始去了长安。刘茂、刘盆子留在军中，归右校卒(吏)刘侠卿，盆子是个牛倌。樊崇等收罗军中景王之后，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樊崇等商议：“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就书一札“上将军”为符，放入竹筒中，又放两个空筒，更始三年六月在郑（华州）北面设坛场，先祭祀城阳景王。三老、从事皆到场。让刘盆子三人居中站好，按年龄顺序模书扎，刘盆子最小，最后摸到。诸将于是皆称臣跪拜，刘盆子才十五岁，什么也不懂，披头散发，光着脚，见众人拜，吓得要哭。刘茂对他说：“好好藏着命符。”刘盆子不管，又咬又丢。又跑回去找刘侠卿。刘侠卿为他做衣服，做半头赤帻，(未成年头巾)，做鞋子，乘轩车大马，车驾。盆子算是登基了，自号建世元年。但盆子一点不改脾气，仍然同牧牛的小伙伴一块玩。
刘盆子登基很有可能是有人装神弄鬼，特别是在赤眉屡败更始军进入关中才开始闹腾起来，这类似于陈胜搞的“大楚兴，陈胜王。”迷信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群众心理，特别是在愚昧和压迫深重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有效。
更始那边的人是非常怀疑的，刘恭听说后马上自系诏狱，以后赤眉打进长安，刘恭出狱仍然保护刘玄，以行动自辨。但是刘玄最后还是被杀死了。在赤眉投降刘秀后，刘恭再度自系狱请罪，刘秀赦免了他。但是刘玄子刘鲤仍然归罪刘恭害其父，勾结光武子沛王刘辅暗杀了刘恭。
樊崇虽然因勇猛被众人崇拜，但是他不识书。徐宣本是县狱吏，通易经，所以被推为丞相。樊崇任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徐宣当丞相是因为通《易经》而非《尚书》、《诗经》之类的儒学治国经典，更让人怀疑赤眉军利用巫术和迷信治军作战，这也是赤眉军从不推行治国安民之策的最好解释。
赤眉军进到高陵，更始叛将张卬前来投奔，共同进攻长安，打入东都门，更始来降。刘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每天不干别的，就是论功饮酒。吵吵闹闹，拔剑击柱，互相不服气。三辅郡县营长派人来贡献财物，兵士总是迫不及待的劫掠抢夺。又数侵凌吏民，百姓为自保，坚壁固守抗拒。
赤眉诸将比绿林将领文化水平普遍更低，组织纪律性更差，是一群以神道和饥饿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
到十二月腊日，樊崇聚众设乐大会，刘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器在后，公卿都列坐殿上。酒还未行，其中一人忽然拿出笔来要书写贺表，这下又乱了，那些不知书的纷纷争先恐后请他写上自己名字，一堆堆的人，互相愤恨叫骂。大司农杨音按剑骂道：“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殽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这些人根本不买杨音的帐，口辩不解气就动起刀枪，大殿之内就打起来了。下面的兵众一拥而上，闯宫夺关，到里面疯抢酒肉，边抢边杀。卫尉诸葛（禾犀）听说后，带兵入，格杀百余人方平息这场大乱。刘盆子一个孩子，哪里禁得起这种惊吓，日夜啼哭，只和中黄门共卧起，呆在上观阁内再不听外面的事情。
当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死者埋于宫中。有祠甘泉乐人，能共击鼓歌舞，衣服漂亮，见刘盆子叩头说饿，刘盆子让中黄门给他们每人数斗米。刘盆子走后，都饿死不肯出。
刘盆子兄刘恭见赤眉如此混乱，知他们必败，密教盆子归玺绶，练习辞让之言。
建武二年正月朔，樊崇等又大会，刘恭先说：“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樊崇等道歉说：“此皆崇等罪也。”刘恭再请，有人不高兴了，说：“这是宁式侯的事吗？”
刘恭惶恐，离席而去。刘盆子于是下床解玺绶，叩头说：“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接着涕泣嘘唏不已。樊崇等数百人，莫不哀怜之，都避席顿首说：“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于是共抱持刘盆子，带以玺绶。刘盆子号呼不得已。聚会散后，他们都各归本营自守，约束将士，此后三辅井井有条，百姓高兴得不得了，都说天子聪明，争还长安，市里将满。
好景不长，二十余日后，赤眉眼热财物，再次出营大掠。城里东西也全吃完了，于是收拢珍宝，纵火烧了宫室，引兵西去。这时的赤眉军可称得上兵强马壮，号称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跟从数百骑。他们一出长安就开始掳掠，和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杀之。后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在陇山遇到隗嚣的顽强狙击，被打败后，又被追击再败于乌氏、泾阳之间。祸不单行，又逢大雪，坑谷都被雪填满了，士卒多冻死的，赤眉不得不回来。回来赤眉路过帝陵，兽性发作，发掘陵墓，取宝货，凡是汉朝用玉匣装殓者，除取金缕玉衣之外，还施以淫秽，吕后尸也被污辱。
邓禹在郁夷阻击，但是反而被击败。邓禹逃奔云阳。九月，赤眉又回长安，在桂宫驻扎。
长安食尽，赤眉难以停留必须选择进退，这时汉中有延岑部出散关，屯杜陵，逄安带十余万人击之。邓禹得知逄安精兵在外，唯盆子与羸弱居城中，就亲自攻打。但是正碰上谢禄救援来到，夜战栆街中，邓禹大兵又败走。
赤眉军虽然无组织、无纪律但是作战异常勇敢，一是因为对饥饿的恐惧感，二是因为巫术的魔法效应，所以他们的精神力量常常异常强大。
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和逄安战于杜陵。延岑大败，死万余人，延岑逃走，李宝诈降，李宝看出赤眉软肋，秘密告知延岑说：“你努力还战，我在赤眉营中作内应，表里合势，可大破敌。”延岑很得军心，总是败而不散，这时又收拢散卒向赤眉再度挑战，逄安空营击之，延岑采用疲劳战术且战且退。逄安军疲归营，这时李宝已经把赤眉营中旗帜全换了，逄安等回来一看，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跑，自投川谷者死十余万。只剩下逄安带数千人逃回长安。
关中经过更始、绿林反复劫难，民力凋疲，发生了大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还活着的就聚营自保，死命坚守。赤眉再无可掠，到十二月不得不东归。二十万众，随走随散。
凡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不重视政权建设，粮食、物质、后勤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就这弱点一再被光武利用。赤眉无谷必将东归，光武早已料到，他命令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堵住赤眉归路。告诉诸将说：“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建武三年（27年）正月，邓禹东归路上自做主张，在湖县又和赤眉大战，赤眉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但是仍然没有打破光武的战略包围。接下来冯异首先击败赤眉于崤底。光武得知后，带兵会聚于宜阳，盛兵邀其归路。
赤眉走头无路，全部投降了光武。这支声名显赫的队伍就此全军覆没。人心、人才都在光武这边，赤眉被剿灭是必然的。光武安排赤眉渠帅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后汉书》说：“其夏，樊崇、逄安谋反，诛死。”《续汉志》说：“时樊崇谋作乱，其七月伏诛。”有人解释说是光武故意拿一个错诚心杀害了他们，也有人称赞他们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都不对，樊崇、逄安之流以劫掠过日子惯了，享受的是绿林大王的快活，现在让他们拿锄头再下力气务农，受小官吏的气，怕他们适应不了。谋反也罢，逃窜也罢，他们决不会甘心当寓公的，铤而走险在所难免。
光武特别喜爱刘盆子为人，赏赐甚厚，安排为赵王刘良郎中。杨音、徐宣遣归乡里。两汉之交最大的农民起义灭亡了，传国玉玺终于回到光武手里。
武装流民部落
一、交易性政治和掠夺性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把政治分成“交易性政治”和“掠夺性的政治”。交易性政治指的是行为主体采用与他人做交易的方式来谋利的政治，行为主体提供安全、保护，还提供赈济，组织建设水利国防和其他建设公有设施。掠夺性的政治指的是行为主体采用掠夺他人的方式来谋利的政治，掠夺性政治造成社会财富破坏、减少，并没有增加的努力。
掠夺性政治的表现
在治世也存在着掠夺性政治，比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掳掠民女分配给军人为妻。蒙元、满清时的投充之类的农奴制。王莽时期五均、六管、新币等等都是掠夺性政治。更常见的掠夺性政治是贼寇掳掠。下面以赤眉等所谓农民起义为例，讲讲这种掠夺性政治的危害性。
武装劫掠部落
流寇就是武装的游民部落，是以抢掠为生的破坏性集团。他们本身并不生产，维持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迁移抢掠，破坏性相当大。是原始社会部落群居的变种。
西汉末年，各种武装纷纷崛起。在中原一带，以赤眉为代表出现一大批农民武装力量，数目众多，他们无远虑，无政治目标，只以掠抢为生，忽聚忽散，活一天抢一天，抢一天活一天。他们到哪里，就把恐怖和饥饿带到哪里。从这些队伍的称呼就能看出这种性质，比如“大抢”﹑“尤来”﹑“获索”。这类“农民起义”因饥饿而起兵，又被饥饿驱赶着进军，四处闯荡，所过无不残破。一路上如蝗虫一般吞食百姓，饥则掳掠，饱则弃余。而时刻存在着的生存危机，导致其作战异常凶猛，与敌对阵如饿虎扑食，但如同大部分农民起义一样，他们仅仅是一支破坏性力量。俨然退回到原始社会的部落群落。这是乱世当中，无奈农民的一种生活状态。
这种现象中国史学界称之为“流寇主义”，流寇热衷于“横行天下以为快”，不重视建立根据地，巩固地方政权；习惯于采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方式扩大队伍，不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在战争过程中，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后，没有坚持严格的军事纪律，反而发生了起义军将领“各踞巨室，籍设子女为乐”；“大殿深宫、优觞纵饮”，“甚骄，不复备”。以及战士“身各怀重货，无有斗志”等情况。
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总结道：“军队集结规模同当地民众数量有关，军民是10：1 ，那么只能驻守十分之一的时间”，“据统计，放任士兵掠夺破坏是得到财物的两倍”。劫掠造成的恶果是抢劫者自己的生存也无法保障，只能继续流窜祸害下去。他们不符合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被淘汰被消灭是必然的。
乱世百姓无心生产，没有粮食，百姓为了活命，纷纷加入盗匪行列。这样的结果是世道越来越乱，生产不足，供应困难，最后出现人吃人在所难免。《后汉书》为表彰节义，在《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记载了几个盗贼放弃吃人的例子。
例一、《后汉书·淳于恭》传记载：“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亨，恭请代，得俱免。”
例二、《后汉书·赵孝传》说：“及天下乱，人相食。（赵）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可且归，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亨。众异之，遂不害。
例三、《后汉书·赵孝传》“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余岁丧父母。因遭大乱，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独守冢庐，号泣不绝。弟季，出遇赤眉，将为所哺，琳自缚，请先季死，贼乡而放遣”……“又齐国儿萌子明、梁郡车成子威二人，兄弟并见执于赤眉，将食之，萌、成叩头，乞以身代，贼亦哀而两释焉。”。
赤眉军等农民起义部众，性本质朴，也懂得“义”，懂得“善恶”，时时觉悟，比如刘盆子哭述后，一月不掠。虽常有食人然而只是为了活命，间或天良一见，但终归改变不了他们行恶的事实。
当饥饿和匮乏降临之时，战争和掠夺就成了必然现象，民众也罢，军阀也罢，国家也罢概不能外。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讲也是讲歪理。
老百姓的感受就是这句话：“离乱人不如太平犬”，“无政府不如坏政府”。在王莽时代，贪污腐败遍地，巧取豪夺，苛政猛于虎，人心思汉；更始政权，诸将暴横以群竖为官，时有掠抢，百姓们“更思莽朝”；到了赤眉时期，抢光吃光不算，还以人肉充军粮，三辅百姓“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赤眉走后，关中已经被抢空，“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后汉书·冯异传》）关中本是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九州之上腴也，先后遭到绿林、赤眉两轮浩劫，残破不堪，败坏荒芜，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
赤眉流寇，没有能力建立政权，不保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不组织恢复生产，坐吃山空，又不想被饿死，只有沦为流动的食人部落。其倒行逆施，后果正如葛洪描写的上古时代，“今使子居则反巢穴之陋，死则捐之中野，限水则泳之游之，山行则徒步负载，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为饰，不用衣裳，逢女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将不可也，况无君乎？”这显然是社会倒退，他们是历史的罪人。
人穷志短，保障民生实在是政府第一位的工作，如果能做到而做不到，那就不能说这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人民的政权。值得思考的是，樊崇等人在颖川时明知东归众人必散，但是为一己之私，决定进军关中，继续流窜掳掠，给关中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二、这种武装不能以阶级定性。
农民起义客观上的历史使命是推翻旧的腐朽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使百姓重新安居乐业。农民没饭吃，就劫掠，就造反，四处抢掠。他们想不到要推翻封建统治、打倒地主阶级这类的革命目标，仅仅是客观上有这种效果。但当腐朽的反动统治被打倒后，这样的造反和劫掠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由反抗者沦为纯破坏者，他们在继续破坏社会生产力，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以应该用愚昧与文明，野蛮与文明这个角度给农民起义定性。
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和阶级立场是根据生产方式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从以上例子我们看到这些所谓农民起义在夺取政权后，仍然不恢复组织生产，他们游离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之外，实际上属于原始社会部落掠夺性经济，他们不能代表任何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利益，谈何解放生产力，解放农民。愚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喜欢分析这些农民起义的组织者阶级成分，以此定性。这说明不了问题，在他们到处掠抢时，根本不分贫富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立场要受启发和引导，不是因为阶级出身就天然具有阶级立场。早期共 产 党组织领袖们，有几个工人出身，工人本色的坚持革命的又有几人？早期共 产 党的组成就是自古以来的士大夫阶层，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实际是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同历代农民流寇起义的性质根本不同。
（一）、史学误区
中国史学界对于农民武装，在近代只承认有土匪，不承认有流寇。对于古代，连土匪、流寇都不承认，一概都称作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一定要标志上革命的光环。比如海盗寇首王直被人摘掉汉奸的帽子后，就一跃而升成为大肆歌颂的农民起义英雄。
既然承认近代中国有土匪，那么也应该承认有流寇。同理，古代社会同样也应该有土匪和流寇。土匪一直到现代都是中国社会的毒瘤，怎么到古代社会就不存在了呢？没有革命目标和措施。谁都抢，谁都害，为什么非要冠以农民起义的光环，非要以阶级斗争、阶级革命来定性？
史学界还有一个很荒唐的理由是“凡是反对官府，就一定是官逼民反，是正义的，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那就怪了，《水浒传》里，除林冲少数人是受赃官陷害外，很少有人是受迫害而上的梁山，“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话更像老百姓对官府灭贼无能的抱怨。如何能说一定是“官逼民反”呢？而那些个“农民起义”斗争矛头更多是指向普通老百姓，掠抢烧杀，无论富户和贫民都不能幸免。和官军发生战斗，却往往是被动的行为，绿林军击败官军，并不杀害刺史，矛头并不针对王莽政权，饥盗随抢随散。没有口号没有目标只求温饱。对这些人实在没有必要拔高到革命和进步的高度。
凡是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去残除暴，匡扶正义，为解救天下众生而起兵，才是真正的起义。否则就是盗匪或称为饥民暴动。东汉初年，绿林和赤眉的性质仍然有所不同，赤眉由饥民组成，政治目标很单纯就是为了吃饭活着，而绿林军在舂陵军加入后，是为了推翻王莽腐朽统治，建立政权，历史贡献要更大。
农民一旦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靠打劫就能有吃有穿的生活，就会养成恶习、惯性，还会散而复聚。他们向往这种寄生生存方式。这就是王莽灭亡后，刘秀面临着的社会问题，剿而复燃，平而复叛，一旦有威望的士大夫回来，这些贼众又都遮道而降，重新老老实实地去种地耕田。
这有点类似安徽、河南等地出现的小偷村，各地出现的黑社会，邪恶势力。犯罪不受惩罚就会蔓延，官吏是这样，平民百姓也同样如此。人民群众不是天然就有思想觉悟的，也不会遵守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美德不光是民风，更来自统治者的提倡。
（二）、交易性政治
与掠夺性政治相对的是交易性政治。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分析道：“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那么如何解决这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况呢？霍布斯的答案是：每个人放弃他的自然权利，由一个最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决定一切，以维护每个人的安全。为了享受任何自由，人们必须放弃至少一部分自由。当初、刘秀兄弟起兵时，就打出“柱天都部”为旗号，光武还提供土地和耕牛给赤眉军降众组织生产，而那些只顾掠夺、屠杀的就是盗匪。这点如果不加以区分，那么光武就永远背上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骂名。鲁迅所言“暂时做稳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 甚为不当，这不当的言论还被有意识的反复重复，引证，对交易性政治和掠夺性政治的区别根本视而不见。
像霍布斯所言，建立政权、政府，属于交易性政治，中国古代除蒙元、满清以外的封建社会大多如此。
三、由赤眉盗贼论自由
对于百姓来说安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供给赋税，劳役，接受管理，以及牺牲一部分自由，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还人以自然属性的全部自由，自由派要求的极端的自由能到赤眉游民部落中找到，但是对于沦落到食人部落的人们，是否还能用自由与否来评判呢？原始社会时，人是绝对自由的，饿了吃，困了睡，性欲不加节制，也不用承担责任，生活就是原始的生理驱动本能。这难道是人类要追求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自然属性和天性的自由。而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劳动的人，发明创造的人的自由，这才是人的本质。鲁迅《风筝》的误区就在于此。中国的自由派分不清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的人性解放在他们看来就是个人自然属性的解放，甚至是兽性的释放，他们特别喜欢用狼、狗、羊来说人事，所以才有姜戎的《狼图腾》，李银河的“性解放”。这一男一女驰骋着自由主义的畅想。
在市面上，分辨自由派再简单不过了，那些言语恶俗，举止粗俗，动不动就抡拳头撒泼，色情变态的大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行家里手。自由派网民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使用流氓语言，其文字极为粗俗、强暴，令人恶心，这正是他们自然属性时时流露在笔端的结果。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野蛮放任和虚伪矫情是两个不可忽视的极端。哪个社会都不能避免。
四、思考
无政府主义无法应付自然灾害和外患。根据交易性政治理论，要想拥有安全，每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无政府不如坏政府。问题是成本和所得是否得当而已。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人民，那么就是政府在违约，这种交易就是不公正的。
从以上赤眉等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来看，今天中国人口13亿，要求的生存条件比古代苛刻百倍，一旦乱起来出现物资匮乏，其情景之恐怖难以想象，极端自由派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分解中国，乘乱夺权的梦想多么可怕。
民粹、精英政治、党派政治、地方主义、种族主义、蒙元、满清部族统治的共同的特点是最大化圈内人的利益，这种政治的特点是凡事都以圈内人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以各种手段剥夺圈外人群的利益，本质上都是掠夺性政治。
社会前进发展的目标应来自中下层社会，但不能是最底层，最底层阶级不能给整个社会提出都接受的目标，他们眼光短浅，目的简单，仅仅要求满足短暂的衣食无忧，所以掳掠成了实现其目标的最常见方式，以这种方式组织社会，社会完全落入群盗集团，陷入原始社会部落生态。社会上层也不行，他们这些人霸占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不付出劳动就能得到一切，靠权势，靠姻亲，轿奢淫逸，醉生梦死，失去了理想和道德。只有中下层特别是中下层儒学知识分子，爱国忧民、道德自律，他们的追求才是国家和民族的追求，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