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年，赤眉与延岑大战，回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跑，自投川谷者死十余万。这是由于极度恐惧所致。
一、论恐惧和勇气
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恐惧不是害怕，害怕是现在的，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是生理性的。恐惧则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有心理学家说：“愚昧是产生恐惧的源泉，知识是医治恐惧的良药。”恐惧来自丧失身份和位置，没有保护，没有慰藉，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恐惧如果是因为丧失信心，即便是攻击也是自杀性的，对敌人的威胁远没有对自己的伤害大。
恐惧人人都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恐惧，人人常常误会，认为死亡是人最大的恐惧，其实不然，对未来未知的无法把握，对未来的恐怖想象都可能是最大的恐惧，恐惧主要依赖人的价值观。财富的消失是富人最大的恐惧，富人因破产而自杀。饱经饥饿的人，对饥饿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死亡的恐惧。人格的侮辱和毁灭是有身份地位有尊严知识分子的最大恐惧。失去贞洁是古代妇女最大的恐惧，荣誉丧失是英雄武士最大的恐惧。这些恐惧都意味着无法在社会上保持其身份，这种恐惧就能转成对死亡的不惧，表现出勇气。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恐惧和勇气是一体两面，在社会伦理层面的恐惧能表现为对生理层面上的勇气。而对生理层面上的恐惧则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勇气”或者说是“无耻”。在一个价值观崩溃的社会里，也就是在没有恐惧的社会里，生物性的死亡就成为最大的恐惧。例如明末满清入侵，在残酷暴力压迫下，人们普遍堕落不再介意身份地位尊严，社会被解构，天崩地陷，顾炎武说这是“亡天下也”。
赤眉军的恐惧感来自“饥饿”，“饥饿”刺激出他们极大的勇气，再有就是巫术迷信。巫术的力量是强大的，巫术利用最恐怖的想象操纵群众愚昧心理。因而赤眉军作战异常勇猛，“画上赤眉万人敌”。但是赤眉军组织纪律性差，思想意识是愚昧的，盲目的，容易接受心理诱导，被引入歧途， 赤眉逄安部和延岑作战，自投川谷者死十余万。这真是空前绝后，今古奇观。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样的恐惧能让十几万战士都去跳崖，所以只能猜测是他们中了巫术，在巫术的支配下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兵败如山倒
大军崩溃之时无可避免都伴随传播恐惧。信心的丧失，是崩溃的心理原因。崩溃的同时，是对将要发生的场面产生莫名的恐惧，恐惧心理在从众心理下蔓延，被每个人无限想象和发挥甚至压过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战争统计结果表明：战败方最大的伤亡阶段是在溃败阶段。溃兵先是失去战斗意志，继而失去组织。他们放弃抵抗，只顾逃命，战斗成了一方肆意屠杀。
二、儒家治兵：大勇之道
儒家论勇，勇之由来首先是知耻之心，“礼仪廉耻”，“行己有耻”。以见义不为而为耻，而知耻则近乎勇。所以一定会“见义勇为”。
孟子论勇提出有三种境界：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公孙丑）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孟贲是战国著名勇士。以下孟子论述勇之三种境界。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北宫黝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双目被刺不转睛；但他觉得，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鞭打了一般；既不受平民百姓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把行刺大国君主看得跟行刺普通百姓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了恶言，一定回击。”
这是把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的勇敢，知耻近乎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耻辱者，勇之决也。”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意思是：“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他说：‘把不能取胜看作能够取胜；估量了势力相当才前进，考虑到能够取胜再交战，这是畏惧强大的敌人。我哪能做到必胜呢？能无所畏惧罢了。’”
这种勇是“有我无敌，无所畏惧。”孟子评论道：“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然后孟子提出第三类勇，“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意思是：“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在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反省自己觉得理亏，那么即使对普通百姓，我也不去恐吓；反省自己觉得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的保持勇气，又不如曾子能把握住要领。’”
不识大体，不是懦夫就是莽汉，何以言勇，见义勇为、义无返顾，蹈义而死，死得其所乃君子之勇。
《尚书·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匡扶正义乃天子之勇，这就是刘秀昆阳城下之勇。
三、将不在谋而在断－论将才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谋而在断。” 战场指挥，最重要的是“断”，判断和决断，要果断、要坚定，不动摇，多谋而善断。谋划、步骤、诡计之类是智囊和参谋的工作，而大将之责主要在于敢于承担责任、承担后果。
总结亚历山大战争足以说明：将领的个人英勇程度实为胜负的主要因素。富勒说：“要正确欣赏这个时代的战术，必须了解英雄决斗的重要性。在高加梅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成功的秘密在于意志，如果大流士不弃军而逃，胜负难料。”富勒还说：“将道在其最高的境界，即为意志和理想的结合，而非单纯的计算。”（钮先钟《历史与战略》）
而“断”又在于心智不乱，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不动心者其勇气又过孟贲远矣。关于“养得心不动”，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明代的王阳明，他的体会是：“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子能应变无言。”按照其心学理论，人若能达到超越生死的无我境界，心便能虚，虚而能静，静而能定，定而能明。明自有正确的决断。而常人往往患得患失，被危险和责任压垮，纵有千般妙计，也是无计可施。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将心理素质
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无形中存在着交流，总是在相互感染着情绪。人聚在一起本能的会出现躁动不安，无形中会形成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只要有人引导，情绪如瘟疫一样蔓延和爆发，这种情绪爆发放大，其震撼力难以想象，无法遏制。可以控制到每一个人，这时候绝大部分人都失去了思考能力，被众人推着，自己也被推着别人一起走。例如古代军中时常出现的营啸现象就是如此，营啸的起因可能只是一个士兵作噩梦的尖叫，于是大家都被感染上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气氛，彻底摆脱军纪的束缚疯狂发泄一通。这种心理现象一直在被聪明人利用，比如搞各种运动，比如搞气功大会，现在最普遍的就是用这搞传销洗脑。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一次集会演讲，他向台下狂热的人群喊道，你们是否支持总体战，人群狂热地喊着支持，戈培尔又喊道，你们是否会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去这场战争，台下人也喊不惜一切代价，戈培尔扭头对他助手说，多么愚昧的场面，如果我让他们从楼上跳下去，他们也会服从的！看，多么理性的德国人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群众聚在一起，情绪互相感染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只要有心人轻轻一拨，造成某种氛围和气氛。就能让群众受情绪支配，像傻子一样，跟着干好笑的事，荒唐的事，可悲的事，可耻的事，疯狂的事。在群集的压力下，他们失去了心灵。这就是赤眉军十万人投崖自尽的奥秘。
军队不要人多而要整齐，尤其在防御或者战斗发生胶着的时候，一处崩溃引起全局崩溃，一人逃命带动全军逃命，一人投降压垮全军士气。反过来也一样，羽山将军披羽先登，激励起全军士气。为大将军者必能引导部众，必能逆转气氛，必能转颓为奋，大将的心理素质是多么重要。
大将的心理素质，不是兵法能学来的。 它来于修养，是大智大勇，能引导部属情感而不被部属的情绪感染。儒家养性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为大将者一定要练“心”。刘秀堪称大将就是他有逆众的本领，在统帅风格上就是一个“定”字。所以说真正的大将并不在于谋而在于定。定了才能冷静的判断，才能有用谋的（谋是凡人都有的智能）机会。儒家交兵不在谋，靠的是“打拙战”，“扎硬寨”，“拼实力”，要靠士气和统帅的判断力。由此看来孙子未必能将兵，《左传》不提孙子，记述破楚的功臣是夫概，《史记》也仅仅提到“孙子与有力焉”，如何有力焉，语出不详。吴破楚之后，吴军旋即被秦军击败，也未见孙子如何“有力焉”。
光武多次在险境中表现出从容镇定的大将风度。在昆阳大战中从容不迫，义无返顾；在顺水之败中，谈笑自若；在陇坻大败中指挥若定。这就是儒家之大勇，所谓“养得心不动”。
四、夺气
建武三年二月，赤眉军大败，交出玉玺表示投降，光武赐食于赤眉军，赤眉军多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这次十余万人皆得饱餐。再用饥饿恐惧唤起军心斗志已经不可能了，一连串的挫败，巫术也不管用了，赤眉军心已散。光武在第二天大陈兵马于洛水边，他对刘盆子傲慢地说：“自知当死不？”又故意对樊崇说：“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这就是“夺气”，三军不可夺气，夺气之后再无精神可言，精神上的摧毁是彻底地摧毁。
所以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
三国时，司马昭所言是精彩的注解。司马昭说：“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擒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国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
胆怯何谈智勇，尤其在冷兵器时代，能战方敢言战。 所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在精神上被压垮后，心理上被征服，则是彻底屈服。所以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时，那些俘虏们束手就擒，俯首就戮，老实得像猪羊一样被屠宰，毫无求生的反抗意识。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终究是意志的较量”，精神上屈服了，就是一方彻底屈服了。孔孟儒家讲“斗德、不斗力，斗力，不斗谋”，大禹“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人评价诸葛亮说他“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希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德胜辅之以力胜。这就是儒家的人本关怀，但这是理想，实际很难做到。
《司马法》讲：“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因此有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以为凭借仁义礼信就能使敌人屈服，结果闹了个兵败身死，遗笑千古。诸葛亮“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实际是消灭了孟获的老本，他才肯投降。力胜方能屈心，能战方能言和。明末朝廷剿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屡次将其逼入绝境，屡屡招降，结果是屡降复叛，这就是未能诛心之过。到清末曾国藩剿太平军，用尽残酷屠杀手段，施以强大的暴力威慑，其余部再无死灰复燃的可能。
所以说在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在以力压服的前提下再以德怀之，仁义方能感化人心。
气不馁
曹刿论战提出打仗要一鼓作气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疲劳和饥困时，勇气自然消退。所以说勇气是一股气，如同喜怒哀乐，是瞬间的情绪特征，并非始终在身，士气和勇气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即便是能保持常时间的高昂士气，在瞬间也会出现变化，当精疲力竭时，剩下的就是余勇。真正的将军，应在平时保持高昂的士气，在战时激发瞬间的勇气。如同导演调动演员情绪，在必要的场合调动起来。
如果不幸战败，最积极的战术是逆袭。能逆袭者，必有牺牲局部拯救全局，力挽狂澜的牺牲精神。其次要有自信，自信能战胜敌人和困境才可称得上勇气，有了自信心就会攻击敌人的弱点，不会实施以恐惧为心理特征的自杀性攻击。
汉军在小长安聚败后，竟然能将不慌，兵不乱。败而不馁是儒将难能可贵的特点，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公而忘私的品德，舍生取义的气概。不被责任压倒，不被险境吓倒，不被困境难倒，故而能败而不溃。
打造一支具有勇气的军队是艰难的，一旦形成，这种心理优势就能继续保持下去，就拥有一股打不垮的精神力量。在恶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