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奉兵变
邓奉是邓晨的从兄子，从史料分析，此人在邓氏家族以至于在南阳子弟中威信很高。刘縯被杀，刘秀去河北，刘玄定都长安以后，绿林军主力西进，舂陵军家属都散归南阳一带。南阳精兵六部兵归刘赐统领。后赤眉破更始，刘赐没有御众之才，所领六部亦稍散叛，宛城呆不住，乃去宛保育（淯）阳，这时邓奉在淯阳起兵自保。邓奉在南阳子弟威信高，所以连阴丽华的哥哥阴识都成为其部将，阴丽华等家属徙淯阳，住在邓奉官舍内，这样看来刘赐很可能是投奔了邓奉。后刘赐闻光武即位，西去武关，迎更始妻子一起去了洛阳，这时已经是建武二年三月以后了，光武嘉刘赐忠，封刘赐为慎侯。
当时邓奉也随刘赐一起见光武，但是邓奉既没有得到爵位也没得到重用。而阴识在建武元年十月已经随阴丽华先去了洛阳，当即就被提拔为骑都尉，更封阴乡侯，建武二年又以征伐军功增封，估计邓奉知道后很不满意。
刘秀虽然取得昆阳大捷，现在又称帝，取下洛阳，在南阳士人中众望所归，但是在宗族子弟中仍然威望不高，众人并不心服口服。刘秀登基后，宗族最早来投靠的是舂陵侯刘祉，这已经到了建武二年三月，刘秀见之欢甚，特封为城阳王。宗族其他人还不承认这个皇帝，刘秀南征时并没有传檄而定，他们甚至拥兵抗拒。尤其是邓奉见过刘秀营中虚实后，自以为刘秀军除突骑外并无异能，他对蓟幽将领很不服气。当时，六部兵正散归南阳各地自保，这支部队首举义旗，打过大胜仗，是刘家起兵的劲旅，很有战斗力。邓奉向光武要求回家探亲，他已有反心。
光武派吴汉军南征南阳，吴汉本人就是南阳人，又是蓟幽诸将之首，光武任命他为大司马是众望所归。但吴汉竟不能约束士卒，纵兵大掠。南阳子弟对吴汉军的掳掠又怕又恨，建武二年八月，邓奉乘机登高一呼，于是群起响应，立刻组成一支生力军，打败吴汉掠兵。邓奉反的同时，堵乡人董欣也反宛城。
邓奉、董欣反后，攻破吴汉，隔断南面宛城里的万修、坚镡。万修病死，坚镡军独孤绝，南拒邓奉，北当董欣，一年间道路隔塞，粮馈不至，坚镡带头食蔬菜充粮，与士卒共劳苦。
吴汉、耿弇带来的有轻骑兵，也有重骑兵，特别是三千乌桓突骑非常厉害，突骑就是重骑兵，用于冲突军阵。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打不败邓奉。贾复是光武汉军第一勇将，他的特点是打仗不要命，不像有的将领，时勇时懦，贾复只要一打仗就拼命。不怕伤，不怕死，总是打头阵。《后汉书·贾复传》说：”（贾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受十二创。”故而贾复受封最多，封六县，堪比诸侯王。这次打邓奉，羽山将军披羽先登的威风不见了，受伤退出战场。更惨的是朱佑，竟然被邓奉俘虏。岑彭、耿弇见进攻无效，只好以防御相持。
为什么邓奉军有如此强悍战力？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南阳兵精，兵不在多而在精。
二、兵不在多而在精
历代懂军事的，都知道一个道理，“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常以几千之众击败太平军数万大军，就是因为湘军士气、训练远比太平军强。以下是曾国藩治军的经验：
“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咸丰二年十月与刘蓉》）。
“招募兵勇察胆气：万不勉强添凑，总须察其胆气，虽死不避者而后可。”（《咸丰三年五月十九日与朱孙贻》）。
“人多只可依赖一二人：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谁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倚。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橡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史册所载战事，以人多而为害不可胜数。”（《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与沅甫九弟书》）。
有精兵还要有选锋
《太白阴经·选士篇第十六》论述：“经曰：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着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於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
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必有坚强的核心部队。这个核心部队就是这支部队的灵魂，力量来源，是初创时就形成的。从汉代来看，宗族势力强大是这种部队建立的基础，也是其战斗顽强的原因。
如果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怎么办？
历代懂军事的，都知道一个道理，“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常以几千之众击败太平军数万大军，就是因为湘军士气、训练远比太平军强。以下是曾国藩治军的经验：
“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咸丰二年十月与刘蓉》）。
“招募兵勇察胆气：万不勉强添凑，总须察其胆气，虽死不避者而后可。”（《咸丰三年五月十九日与朱孙贻》）。
“人多只可依赖一二人：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谁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倚。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橡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史册所载战事，以人多而为害不可胜数。”（《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与沅甫九弟书》）。
单位战斗力
能独自完成战术任务的部队建制就是作战单位，单位作战能力越强，其单位战斗力就越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战术任务所需的作战单位越小，其作战威力就越大，在战场上的优势远远不是战斗力是对方几倍的问题，因涉及后勤、指挥、机动能力、士气对比、战斗意志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作战效果甚至会呈现类似几何级数式的对比。
单位战斗力主要体现在进攻中，而不是防御中的表现。古今中外，主力会战大多是单位战斗力强者胜，而非兵多者胜。因为胜利必然有一个战略决战过程，决战必须有正面作战。《孙子兵法》主张“以正合，以奇胜”，常人不注意的是孙子认为“正合”是“奇胜”的前提，正面作战没有对抗能力，只靠奇兵无法取得最终胜利。单位战斗力强悍远比人多势众对双方优劣关系更大，单位战斗力强大能抵消对手战术和谋略上的成功。
希腊和波斯的普拉蒂亚会战和古斯塔夫的布莱滕费尔会战证明战术上的成功并没有导致胜利，而是被对方军事素养优势抵消，最终反而招致惨败。腓特烈的普鲁士军队火力比其他部队快三倍，在战场就是三倍兵力在作战。
历代以少胜多的战例多得不胜枚举，比如赤壁之战，比如张辽大战逍遥津，都是以质对量，以少胜多。大家都注意到了赤壁之战火攻取胜，但是历代都很少注意到是：孙、曹初战，曹军在江上战败，就引次江北。这一事实正说明一点，曹军在水上战斗力远低于东吴。不得已曹军放弃进攻，转为相持，这已经预示其必败的结局。即便无赤壁之火，曹军同样打败不了孙权，之后曹操濡须之战，曹丕南征都以失败告终。直到灭蜀后，王叡治水军顺江而下才统一中国。这反映一个事实，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北军无力统一江南。红军很英勇，但是对付马家军却以失败告终，马家军离开了战马，兰州城下之战，一天一夜，全军崩溃。这足可以说明充分训练、装备有力，战术得当是军队强大、战无不胜的要素。只有当两支军队作战系统类似时，这时强调诸如正义、士气啊、同仇敌忾、强悍等民族性格之类精神因素才分外有价值。
如果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怎么办？
富勒曾经说：罗马从奥古斯都（屋大维）开始，军队用于维护和平，所以他们以前靠爱国心和抢劫发财的观念所激发的勇气，逐渐的消蚀了。因为丧失了恐惧之心，于是和平主义蔓延。第二、一种军阀制度也乘虚而入。这时，军中官兵的暮气已深，除了只会享乐和逃走，一无是处。从他们之中挑选2000人，而这样少数的部队，却比较容易恢复战斗效率。”
可惜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太少了，信陵君窃符救赵，激励士气的唯一方法就是裁剪军队，由十万大军裁剪到八万，反而士气高涨起来。所以光武虽然在河北降铜马诸贼数十万，以后又陆续平定各种割据武装上百万之众，但是军队人数一直有限，兵要精而已。
选锋
《太白阴经·选士篇第十六》论述：“经曰：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着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於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
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必有坚强的核心部队。这个核心部队就是这支部队的灵魂，力量来源，是初创时就形成的。从汉代来看，宗族势力强大是这种部队建立的基础，也是其战斗顽强的原因。
面对训练有素的南阳兵，先前绿林、赤眉以及光武部队初起时群殴式的勇敢大打折扣。人再不怕死，再拼命也不愿拿生命白白浪费掉。即便是北方突骑，有游牧民族骑兵的战术和威力，但是面对几乎全是步兵的南阳精兵却不能取胜，屡屡被挫败。拥有一支单位战斗力远高于对手的精兵，就拥有战场主动权，无论何时何地出击都对敌人造成重大威胁。
那么精兵又是怎么练出来的？
三、战场上无法摆脱的保命心理
法国杜皮克《战斗研究》指出：“人类有一种自保的本能，其表现为畏惧。所以人在战斗中的第一考虑就是苟全性命，除非万不得已，他不会挺身而斗。一般军人都并不希望用殊死搏斗来取得胜利，他们尽可能的避免前者而又能获致后者。”这就是一人拼命，万夫莫敌。刘秀“小敌怯大敌勇”的原因。杜皮克认为：“而求生的欲望是任何杀敌建功的念头都无法比的。这造成训练无法有用于实战。”
一封一战英军兄弟的来信谈到了部队风气，很有代表性：“这年头有种的没几个，所以卑鄙、危险的话总是推给他们，你要是总借口想找死，别人乐得做好人。这世道！有些人胆子和虱子一般大，有的人和兔子有一拼，有的根本是狗胆，只有极少数人才长着人胆”。
杜皮克说在近代战场上，有许多人实际根本就不曾战斗，其唯一的考虑即为如何逃命。所以在近代战场上，要比过去更需要可以信赖的精兵。必须靠纪律、训练和团队精神。
四、民族、地方性格
那么勇敢是否和民族、地域性格有关呢？有关，但是和战斗力关系并不如想象的如此之大。
一战时，普遍有这种观念：“一个人的体质和胆量之间有对应的关系。一个强壮的人总该比瘦弱的人更为勇敢。”
但是群体理论驳倒了个人生理学说，训练必须用群体动力学。群体高度依赖，视群体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为最优秀的战士。个人英雄主义被淘汰，现代战争不讲个性，防御战争派不上用场。
也有人散布种族说：比如说苏格兰人勇武超群，继承了凯尔特人的烈性子，德国人一见到苏格兰短裙就玩完。但是他们却没有独立成为国家。又比如说爱尔兰人天生好战，攻击性强。但是勇武也有不同类型，爱尔兰人的特点是率性而为，孩子般任性，心情说变就变，一会儿就翻脸不认人。爱尔兰的勇武最终使得他们不适合自治，在文明的阶梯上只能分配在一个较低的档次。而美国黑人正好相反，被认为厌战、懦弱。认为黑人余生俱来的孩子气和对长官的完全信赖，使得卓越的领导成为其拥有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黑人处于“文化原始状态”，白人只有孩子仍然找到野蛮、原始状态，而黑人则终生受困（以上摘录自《战争中的心理现象》）。
古人对勇武同地域性格关系也有论述，以下是《太白阴经·人无勇怯篇》
经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
但是作者李荃马上就站出来反驳：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
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败於嶢关；杜洪之将，北於[水戏]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 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於天下，败齐於艾陵，长晋於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殭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虏王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 。齐人多诈：田横感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濬缚於蓟门，公孙戮於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
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於人何有哉！
商鞅变法，证明了法家理论“俗生于法而万转”之规律。“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於人何有哉！”这说到了本质，群体性格除地域和民族文化外，更因为制度、赏罚而发生变化。
“兵生于治而异”，因此针对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平民如何把他们训练成冷酷、坚强的军人是军官们首先要考虑的大事。
五、仇恨练兵
将军们发现，无论怎样宣传敌人的残暴，在战场上，新兵们对敌人却恨不起来，他们眼里看到的敌人和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禽兽。他们不愿意杀人，也不想被杀。士兵上阵主要是恐惧，教官的主要努力是把恐惧变为愤怒，于是西方国家都发明了各种训练士兵的方法，叫做“仇恨训练”。
这一过程是：先把新兵弄垮，然后再把他们塑造成合格的士兵。要非人性化对待士兵，要统一服装，限制隐私，强制交往，紧缩日程，剥夺睡眠，重新编队，要施加心理迷向，任意裁断和严刑峻法。
训练士兵是非常残忍的，暴打士兵是家常便饭，犹如审问犯人。英国陆军训练是“无休止的羞辱，脏话连篇”。目的就是把人贬为物，“直至每个人都百分之百的听话”。
日军训练新兵更是残暴，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史蒂芬.格雷厄姆在《近卫团的列兵》写道：“被人揍，威胁你；被人往耳朵里吐吐沫；被军官污蔑，刚要开口申辩又被喝令闭嘴－所有这些都在消磨你的尊严，让你觉得自己渺小，甚至不过是当炮灰的料。”用手拍枪，直到拍出血来。用这作为训练人心狠手辣的一种手段。
军方认为如何怎样强调敌人凶残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比如刺刀训练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残酷对待士兵，不能让他们有护法骑士的感觉，而向他们灌输杀戮的欲望，使他们毫无由头地大开杀戒(《和平与和平主义》1938年)。
“新法训练强调建立在杀人的基础上－用刺刀杀人，就需要既下得了狠心又有本事的人，要能完全把持住自己和手中的武器，一刀致命。现在最缺那种既有攻击力，又能把持住自己，头脑还清醒的去杀人。心里记住敌人的仇恨，于是眼里充血，心头制怒，满脑子“澳大利亚向前冲”这样才使得兵能够得上海军陆战队的苛刻标准。还有的训练办法是急杀和直觉开火训练，同时配以政治宣传，既要强调个人福祉又要激起对敌人的仇恨，还要点燃对信念的虔诚信仰”（《盟军地面部队太平洋西南海域训练方略五（1943）》）。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长期军事训练累积的耻辱会孳生酬和，在战斗中发泄对象就从教官转到了敌人身上。杀敌成了一种报复的艺术，敌人死得越惨，自己内心的罪感就越轻”（《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
战争的严酷环境要泯灭人性，所以把普通人训练成战争机器，用野兽式训练让人忘了恐惧，这样的训练过程就是摧残善良，侮辱人格的过程。
张扬兽性，这对于野蛮民族是不成问题的，还没有萌发人性的野蛮民族是天生的冷血战士，这是野蛮民族貌似勇敢的原因，也给鼓吹者兴风作浪找到了理由。难道战士当兵非要如此降低人格吗？
六、心理学引入训练
心理学家认为：恐惧的传统消除之路是训练士兵不由自主地动作，这样到了战场他们就本能地做出反应。这是在传统阵形训练是有用的，但是在现代战场还要如何自动地自主判断。新方法是：模拟训练。富勒说：“进攻欲的培养只有靠长期、缓慢甚至不易觉察地灌输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关重要。本能和群体（从众心理）学说认为：人的个性取决于一时的想法和心情，而这又取决于其精神或自我。个人的情感体验经过多次重复就能形成习惯，个人习惯在一个民族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本能。尽管部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种战争印记，这样他习惯于感情倾向，他的本能反应就会变得好战”（《西洋世界军事史》）。
本能理论和群体理论
好斗是人的本能，承袭兽性而来。但是开溜，躲避也是本能。刺刀训练有用处，开展刺刀训练的原因在于，只有刺刀会迫使士兵冲上去和敌人拼命。自信能拿刀杀人的人才会上阵杀敌。可以教会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气。当用刀杀了敌人后，士气完全不一样。
那么士兵为什么会去刺刀捅人，这里就有群体心理起作用了。群体动力学理论认为：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可以把个体的自恋移植到集体身上。这样对于自我毁灭的恐惧就会消失。连最胆小的战士也会不由自主的认同盛行起来的集体观念。打起仗来没有个人的位置。
美国陆军上校S.马歇尔在《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中则认为：“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他鼓励士兵间互相接触。互相拍背，老鼠也能变为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说：“（二战）法军由于官兵训练与参战分离，官兵分离士气不高。征兵不在一个地区。彼此不熟悉，凝聚力不强。事实上，熟悉当地地形，经过充分训练即便缺乏战争经验的法军仍能表现良好。”
马歇尔还说，即便如此，仍然有3/4的士兵不积极，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只要在战场就有利于士气。几个人协作能让人积极起来。
七、儒家练兵
心理学家说：“当你一心想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非常舍不得他。”很多人认为，对战友的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一个人去杀人。前提是只要他认为战友生命受到威胁。相比较而言，仇恨对提高战斗力似乎没有多大助益。仇恨常会被同情置换。
集体的爱，无私、认同、鼓励是战斗力的来源，还能抵消罪感。“不会关爱别人的人当不了指挥官”，特别要象长辈对晚辈的关怀。这点被美军上校哈里·萨默斯写的《疆场痛苦：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证实，军方很清楚，父亲在促使其子女杀敌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士兵参军承认是效仿其父亲。战场上父亲的形象经常出现给士兵以支持和鼓励。为了重现这层关系，军方竭力在言语上营造象征性的亲情作为父子关系的代替。
在《心理学与士兵》里，作者建议军官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开始进攻时，对待士兵像父亲对儿子，要依次呼唤他们的名字，并确保每个人都受到了特别的注意。
《千钧重担》说：要想士兵战斗力充沛，就得给他们以无边的父爱，他们认为士兵满足父亲的心愿、使其高兴的行为多是无意识的，是建立在其早年获得大量关爱的基础上的。在这种心理认同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认同的这一方应得到某种保证，被认同方一方会赞许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顺从另一方意志的欲望几乎不可遏制。这里的“父亲”必须强大、果敢、有才干，这样他的孩子才有安全感。“父亲”须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应“公平、不带偏见”，赏罚分明。只要士兵对集体有感情并认同其理念，就不会担心，而可以奋勇杀敌却没有良心的不安。这是家庭观念的成功构建（以上摘自《战争中的心理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就是大树将军冯异练出精兵的奥秘所在。
伦理治军
儒家的核心学说，是忠义思想，君臣、官兵常被赋予父子一样的亲情。儒家君臣伦理关系并不是真实辈分，光武对冯异回信道：“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耿弇对刘秀说：“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除了宗族组成军队核心之外，主人和宾客的关系也是一种以义为纽带的宗亲关系，以此组成的军队是基于伦理上的宗法式的军队，因此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据群体动力学理论，官兵们集体信仰意识最终会落到集体公认的领袖“英雄”头上。这个“英雄”就是这个集体的“父亲”。这时的主将是父亲的化身，引导群体心理，组织上则是以亲情粘合的核心团队逐步扩张。古代把特别能打仗的军队，都称作“子弟兵”、“某家军”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优势是草寇之类武装不具备的。又可知北宋时期，兵将分离，官兵信心和感情建立不起来，这是他们屡战屡败的原因。而南宋则不同，大敌压境，只能建立常备军，南宋将领普遍文化程度较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虽是初起之兵，军队战斗力很快就提高了。
第二点、主将要有养性之德。领导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进攻欲，大无畏的勇气，身心坚定，而且要敢于承担责任。即便一支部队建立了父子关系，成为“某家军”，如果主将修养功夫不到家，未战心就乱了，一人乱了而全军乱，家长就当不好。与南宋相反的例子是南明，儒不为军，尚空谈，故而南明军队没有多少战斗力。
第三点、当主将享有极高的威望时，更应该注意的是谦退，约束。否则完全可能被部众推着去夺取皇权，或者遭人嫉恨而遭祸。所以只有是真儒修身养德，有功成身退之心，才能把握。
第四点、儒家发动的战争必然是义战，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显得尤其重要。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孝经》）。不义之战，丧失道义优势，伦理治军会出现悖论。所以不应该发动助纣为虐的不义之战。而王师、义兵则得到天下儒生的热烈响应，会形成赢粮而景从的热烈场面。
八、组织和训练
一位坏的将军要比两个好的将军还要好一点。因为军队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这个系统不容多头领导。
杜皮克说：野蛮人几乎很少面对面战斗，他们经常使用埋伏的手段狙击敌人。如果受到攻击他们会立即逃跑而不反击。只在文明社会中才会产生长时间的缠斗，因为在此种社会中才有所谓责任和组织的存在，这也是纪律和战术的功能。但不能改变人性。所以即使是正规部队也还是有溃散的可能。纪律和战术越好，则战斗效率也就会越高。
罗马兵团是优秀的战斗单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且为标准化的战术，几乎无须指挥。即能适度而弹性的应付各种情况。靠勇敢、纪律和操练来取胜，罗马在坎尼会战前没有专业高级指挥官。每一个公民都自以为能胜任，这是他们在坎尼失败的原因（钮先钟《历史与战略》）。
富勒说：“罗马人的战争观念是纯粹机械化的，其所依赖的就是匹夫之勇、纪律和操练。对于纪律和操练缺乏的野蛮民族是能取胜的。罗马的将领年年都要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这大部分又由于政党政治在作祟。”在坎尼会战前，罗马人用组织和纪律就能击败任何敌人，当他们遇到天才统帅汉尼拔后，才发现指挥员也是重要的。
布莱滕费尔会战，古斯塔夫领导的瑞典军以快速变阵击败了迂回侧后的敌人，他认为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有领导能力的将军。他是第一位把战术的基础放在兵器的威力上，而不放在人力上面的将军。
古斯塔夫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兵器。对于部下真能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法是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同理，儒家治军，“诚意”是儒学修身的基础，以诚待人就能以心换心，凝聚起组织，这种例子在光武中兴中很多。
而比较弱的部队首先跨掉的是组织。容易溃散的军队，机动性差，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士兵之间没有联结力，特别是基层组织最容易垮掉。
《将略》说：“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则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现代武器掌握起来比古代相对容易，要训练出一支普鲁士的军队大约需要三四年。拉弓需要多年练习才拉得开，骑马战斗更难，学会集体战斗也很难。所以一支好的军队没有长时间的训练是培养不出来的。邓奉在南阳有二年时间，战斗不多，军队处于时刻戒备和训练状态，训练有方，练就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劲旅。
一名庸才指挥一支精锐之师未必能打败仗，而名将指挥乌合之众也难取胜，将领优秀与否在于练兵。宋代不武，重要原因是兵将分离。练兵的没有责任心，指挥的又不能知己。这是赵家统治权术，宋兵战斗力差和儒学无关。
从以上分析还能得出结论，对孙武子不能评价过高，孙子曾经训练过吴王宫女，他以为练兵只要申明军纪、严格执行就可以成为赴汤蹈火的军队，这实在小瞧了军队职业化、专业化的巨大优势。 训练军队比用谋用计重要得多，也难得多。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所以孟子曾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儒家兵学有其自强的理论基础。
民族性格、地域性格之类作为古代兵源质量而讲虽有影响，但更重要的在于训练，好的训练能把绵羊训练成狮子。坏的部队能把狮子弄成乌龟。拥有一支职业化军队，至少是专业化的军队，勇敢、精神才能发挥威力。对今天的军队而言，战争技术的发展，对兵源素质提出了与已往不同的要求。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智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仅仅靠勇敢善斗就可以的了。游牧民族的光荣和游牧民族性格对于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已毫无价值。
九、纪律是组织坚强的保障，而纪律需要信仰做支撑。
英国史学家威廉·西摩说：“战斗的胜负首先取决于参战士兵的勇气和决心。天生具有无畏气概的人只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勇气产生靠的是纪律、特别是自律。一支好的部队应该是培养士兵自律、自豪、同甘共苦、克尽职守、不怕牺牲等优秀品质的学校。有了这种培养，士兵才会迸发出无穷力量，禁得起战斗考验，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宁可一死，也不临阵退缩。”
军纪的重要性人人都知道，那么又如何培养军纪呢？纪律需要信仰做支撑。
富勒引自《克伦威尔传》，克伦威尔说：“你的这些部队都是残兵败卒，而敌人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你想这些卑鄙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挑战吗？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他的伟大理念，若无具有纪律的群众，则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无用处，而所谓纪律者，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于“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若无热情则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就以神道设教，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克伦威尔特别注意把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要比一般人更具理智，不是为金钱打仗。
克伦威尔规定军中说下流话酗酒都要被处罚，所以他的部队到处受欢迎。这使人想起《亮剑》里的李云龙关于军纪和政委的争论，重视个性而不重视纪律，这不是一支能打逆风仗的部队。
克伦威尔说:“我希望你对于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以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还要重要。假使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为队长，则全队的忠实者都会追随他。”
富勒说：“克伦威尔的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支《圣经》的部队。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会，这个国会比起那个在威斯敏斯特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个时候起，革命的动力遂从下院转入军队的手里”。1645年的克伦威尔勉强组织了1.44万的军队，威力却大无比。
克伦威尔的革命恰恰也是1644年，当时爆发了最著名的马斯顿荒原会战，这年满清入关，东西两个世界走向相反的两面。
实际上，古人的经验我们还在用，红军为什么历经千难万险而不垮，是因为有铁的纪律，而铁的纪律是由千千万万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去维护。支部建在连上，是组织保障。
成为真正的儒者远比成为神学修道士要难。儒家思想给队伍注入灵魂，东汉光武的军队，大量吸收有儒学素养的士人作为政治和精神骨干。这是其保持战斗力的秘密。这也是南明军队不能成功的原因，明末儒生远离行伍，不懂兵，也耻于谈兵，他们认为这是粗鄙人所为，杀人不仁，坏我文章道德，“君子要远庖厨焉”。
十、组织根本在于政治，政治影响战争
在军事系统相似或者能抗衡的情况下，政治会发挥作用，特别是发挥长效和持续性作用。
戴布留克的《战争艺术史》认为：罗马的强盛是其军事组织的结果，是由于他们有较佳的纪律和较佳的战术。唯一能逃避罗马征服的日耳曼人因为其政治制度含有内在的纪律。
战争和政治有互动关系，罗马人坎尼失败是由于政治原因。之前，指挥官不是依据才能而是年年都要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这大部分又由于政党政治在作祟。之后罗马认识到统一指挥的必要，非洲军司令任期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种任命违反了罗马宪法，并象征着共和制度开始衰颓（钮先钟的《西方战略思想史》）。
拿破仑军队时期，革命产生一支威力强大的军队。法军的善战表现为主动作战意识，所以出现了散兵线阵形，组织形式也出现军一级机构，这种编制导致其分散时仍具有集中能力和机动能力。法军勇敢善战是以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为基础的。克劳塞维茨说：新军事方法和观念更新的程度远不如由于政策和行政的彻底改变、政府的新特点、法国人民生活条件的等等因素的改变程度那样巨大（钮先钟《历史与战略》）。
这都是政治对军队的影响。法军依靠此优势在初期战争中屡屡获胜，但是当其他国家军队也效仿法军进行近代化改革后，法军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政治目的和军事付出，是想要和付出的关系问题，所以即便胜利也未必值得。交战者在战争中的士气和决心取决于其政治目的，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与失败时付出的政治代价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战争的长短和强度也会影响到政治目的，战争有自己的规律（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 ）
汉尼拔入侵罗马晚期，罗马采用费边战略，持久消耗避战策略，汉尼拔由于缺乏攻坚能力，补给越来越困难，形势逐渐恶化。汉尼拔的例子说明军事家如果不是政治家，最终还是可能失败，费边战略是烧毁自己的家园、庄稼。这种坚壁清野，需要足够的政治能量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并采取消耗巨大、缓慢见效的方法，要高度政治团结和支持。几年过后，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军队的实力此消彼长，最终汉尼拔败出罗马。
十一、 军人的武德：精神和士气
杜皮克比较注重精神，他说：“战斗的成败是精神问题。在战斗中互相冲突的是两个精神力量，而非两个物质力量。” 他认为罗马兵团常胜不败的原因在此。与决斗不同，他认为在决斗中物质力量（体力）强的则一定胜利，在战斗中则并非尽然。意志为精神而非物质，仅当能影响敌方精神时，武器才算有效。
克劳塞维茨说：“专制国家天生盲从，只要他们没有被贫困压倒或者过于受到压迫。自由国家热爱自由，容易激起热情，然而自由思想和军人盲从永远除于矛盾中，而优秀军队的士气是来源于盲从的”。克劳塞维茨的发言很明显考虑到俄罗斯军队。
他还认为：“雇佣兵打仗是手艺没有武德之说，武德是职业军人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尤其是团队精神。以军队的制度，规章和习惯为纽带，把军人必备的种种素质才能和以智力为主的精神力量固定起来。凝结成一个特殊的整体。核心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失败困境时能服从命令，伟大的统帅必然领导着有武德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认为“武德一旦养成，就会成为一种独特的传统力量，能延续几代之久。这种精神力量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需要这两个来源结合在一起。第一个来源时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另一个来源时军队经常承受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统帅越习惯向士兵提出要求，他就越相信这些要求能实现。士兵克服了劳累和困苦会同战胜了种种危险一样感到骄傲。武德才能成长，度过和平时期。”
有优秀传统的部队，战斗精神会一代代传下去，在面临艰苦作战环境时，不被打垮的主要原因是官兵们对组织有信心，有依赖感，始终没有杂念和失败主义想法。部队的指挥员也是在挑剔的眼光下一代代地把部队精神传递下去。要保持部队的作风，指挥官应该从这支部队的佼佼者中选拔。
统一战争结束后，光武为了保持幽﹑冀﹑并州兵的威名，设黎阳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