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的行为”。精神战是通过摧毁敌人的精神，击垮敌人的勇气，是对敌人意志最直接有效的打击。
汉军伐陇，隗嚣死守西城，为了激励士气，震慑汉军，隗嚣大将王捷在城上高呼：“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这无疑震慑了汉军官兵，这就是精神战。
精神战的方式有多种，都是强迫对手必须面对生死、苦逸、荣辱、信仰等最关心的问题在极端状态下表态，从而在精神上压垮对手。
精神战打击敌人的信仰，打击敌人的精神支柱，本质是一种信仰战。一旦精神被击垮，人就成了行尸走肉，就成了可以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对于文明社会，野蛮人的大屠杀是一种精神打击，对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是致命的打击。此外，文明人对于物质文化的依赖，相对于野蛮人更容易被击垮。打击其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就是间接打击精神。而对于野蛮人，利用其无知、愚昧就能达到击垮其精神的效果，战胜野蛮人最根本的方法在于科技。对于宗教色彩浓厚以及个人崇拜盛行的民族，打击其精神领袖，是对其最沉重的心灵打击。日本武士道精神最突出，他们的信仰来自天皇。富勒说：“同样不幸的，美国总统和其顾问人员也不曾认清日本重心之所在。这个重心就是天皇本人，因为他不仅是海陆军的最高统帅，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也是‘天子’，是日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最高象征。”二战中，盟军如果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早就可以让日本人精神崩溃。
法国人真正被击败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拿破仑从来没有在一次战役中被击垮过。滑铁卢战役，拿破仑的神圣无敌形象毁于一旦，拿破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组织起法兰西民族了，法兰西民族精神上被击垮，从此法兰西民族再也没有恢复拿破仑时代的锐气。
富勒在“1919计划”里提到，战争的更直接有效的目标是打击敌方首脑，即所谓“斩首行动”，他认为这比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更直接更有效。杜黑在《制空权》里提到未来的战争转移到空中，并攻击敌方的平民。因为一旦人民的意志为恐惧所击碎，整个政府机构连同其一切的军事指挥体系都会自动崩溃了。这两种理论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都由美国进行了成功实践。特别是美国利用石墨炸弹打击南联盟的发电厂，迫使南联盟很快放弃了抵抗。
这两种制胜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最后目标都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前者是想要破坏敌方陆军指挥体系的意志，后者是想要破坏平民的意志。
一、精神震慑：
英国战争史学家富勒说：“会战的主要目标是精神上的效果，而是要彻底打击敌人的士气。”
震慑敌人精神是古代战场取胜的法宝。哪怕是短暂的震慑都起到了非常的效果， 一人拼命，万夫莫敌。
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勾践与阖闾的醉李之战，勾践迫使囚犯在阵前自杀，吴军不明真相，大震恐，越军趁机冲锋，大败吴军。大将阵前斩将夺旗，隗嚣大将城头自杀，马武逆袭都有这种效果。在敌人以为胜利在握，将要收拾胜利果实，以为不用再拼命了，人的力量和勇气都打了折扣，这时的反击，就能给敌人以强大的震慑效果。敢死而又出人意料从来都给敌人以最大的精神震慑。
困境震慑不同于精神震慑
困境震慑实质是一种威慑，严格讲不属于精神战而是谋略战的一种，是成功采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术，突然改变了战场形势，影响到敌方主将的决心，让敌人萌生失败的阴影。比如岑彭突袭广阳就对公孙述产生极大的震慑。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打击和夺取对敌产生最大心理影响的目标让敌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敌人理性的放弃抵抗，从而实现政治目标。实际上这种战术是为了改变战场形势而不是改变精神力量。伐隗嚣、伐公孙述都有成功的偷袭，但并没有迫使他们放弃抵抗。
二、精神并不万能
克劳塞维茨说：“恐怖政策的使用效果：只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义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时，实施恐怖才能起作用。”“911”后，恐怖主义除非能实现不断升级，否则不能影响世界格局。
要慎用精神手段，任何手段使用都有长有短，从来就没有绝对有效的战争手段。精神武器有两个方面效果，其一是激奋，其二是震慑。对自己是激奋，对敌人是震慑。但也同样存在有弱点，激奋难以持久，震慑就怕有备。
曾国藩谈同太平军作战经验之时，讲大炮的副作用。他说：“大炮守垒，只可偶一用之，大炮愈远则行愈迟慢，且有声可以回避。军兴日久，各勇徒慕大炮之名。见贼在二三里外，纷纷开大炮子击之。喜其响之震、烟之浓而已。见贼不畏炮而排进如故，则以为凶悍无匹，而不知大子实不伤人也。”（同治元年十二月《致沅弟》）这也是一条规律，迷信先进武器的一方，见不奏效，反而会把自己吓倒了。
在武器系统能抗衡的前提下，在战术手段能制约对手的前提下，士气、精神才有作用。同时组织和训练也不能忽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气、民心可胜在一时，不能保证百战百胜。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要胜利一定要有有效的组织和训练。再次才是保持高昂士气，必胜信心。
“而执政者夸大精神力量是有意识的动员人民付出，有的掩盖自己战略决策失误，有的竟然相信精神万能论。”（《西方军事艺术》），对于最高决策者来说更不能因为强调民众的奉献和军队精神力量而推脱掉自己的责任。
士气高涨好不好，好，但是必须是指挥应用得当，精神原子弹效果是有副作用的，如果在高昂士气下，却打了败仗，士气就会一落千丈。
网友们津津乐道的中越84年7.12战斗，冲锋的越军官兵不可谓不勇敢，但却基本被消灭在炮火之下，一无所得。这种战斗多了，再高昂的士气也会崩溃。
抗战前期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士气不可谓不高，民心不可谓不团结，但是采用了不适当的作战方式，士兵的生命消耗在日寇的飞机大炮下，却并没有取得有益的战果，淞沪会战失败后，士气一落千丈，各种弊端纷纷暴露，一败千里。
苏联红军很勇敢，但是在侵芬、苏德战争前期却惨败，投降被俘3百万以上。主要是他们战略、战术不合理。并非士兵不勇敢，纪律不严明，作战不顽强。只有在正确战略战术前提下，精神力量、政治优势才能发挥作用。
强调进攻、精神万能曾经是一战法国军事理论的主流，可结果呢？战争中法国人一次次用血肉之躯扑向德军的机关枪阵地，浪费了无数条生命。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法军士兵士气低落到明确对法国当局宣布：“今后将不执行任何进攻命令”。恶果延续到战后，法国人再无进攻的勇气，他们建起了马奇诺防线，和德国人在西线搞静默战争，成为一支没有进取心的民族。
战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是力量的较量。而不是精神的对比。精神要通过物质形式，作为力量的一种方式来表现的，其表现出来是可以量化的。竭力夸大精神，夸大民族性这是《狼图腾》以及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荒谬之处。强调精神、强调主观但是忽视物质实力的对比，这是法西斯败亡的哲学原因。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反思明亡的惨痛经验时，也不是从民众精神入手，而是从批判理学入手、从学风入手，从政体入手。中国人并非没有勇气。而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缺乏良将贤臣。
五四时期，鲁迅一代人喜欢批判中国人的愚昧麻木。民众精神的委顿是由很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有满清二百年的奴化教育，也有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蔓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长期找不到一条适合的救国之路，整个民族的素质就会变得很差。所以不是泛泛地批判和揭露“丑陋的中国人”就能解决问题的，西化派们并不进行理论研究，而是惯用文学语言渲染煽动，让群众不加思考的盲信应该照搬西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学领域，一定要常学常新，以新的军事思想武装军队，用合理的战术面对对手，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用技术奇袭和战术奇袭震慑敌人心灵。当战术手段远远超过对手时，敌人无法应对时，这就是一支可怕的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
三、如何使用精神力量：
战斗系统诸元中，精神、士气是其中一元，在其他元素都相当的时候，这时精神因素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古代由于科技水平、军事技术发展很慢，其他元素变量很小，精神、士气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变化最快的变量，也是能控制消长的变量。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人拼命，万夫莫敌”的场面。同样一支军队，既有破釜沉舟又有四面楚歌，威风时，百战百胜；士气低落时，又一败涂地。精神因素完全决定了这支队伍的成败。
精神力量是组织战斗团体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情绪在不同的战斗形式中起不同的作用。愤怒、仇恨、贪欲这种情绪适用于攻击，而恐惧、顽强、坚毅则适用于防守。
勇气类似情感，愤怒，仇恨，蔑视、贪婪都能生勇，恐惧也会产生勇。这都是刺激了人的精神后迸发出来的勇气。勇分为瞬时的勇和持久的勇，前者称为锐气，后者表现为坚毅。前者适宜攻击，后者适宜防御。 野蛮人的勇敢多表现为前者，儒生的勇多表现为后者。锐气足，则爆发的能量大，但不能持久，是间断性的。疲倦、逃生时候，就没有锐气。是故兵法有“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曾国藩主客之论是因为看到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坚毅”之气可用。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教导北美十三州民兵的第一句话是“守在你自己的位置上，直到死亡或胜利。”，现代战争更需要的是这种敬业式的勇气。
士气同情绪一样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聪明的将领会临战利用情绪提高士气，而愚蠢的将领总是在不当时刻抬高情绪，使得部队总处于紧张状态，愤怒情绪如果不能对敌人发泄，就会发泄到自己人头上。
培养英雄主义情操能建立良好的情绪平台，但是指挥员要学会控制情绪。比如求战情绪，既可以被利用来克服恐惧，战胜强敌，也同样会被敌人巧妙化解带来消极后果。 《孙子兵法》就写道：“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