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述字子阳，原籍是扶风茂陵人，与变法强秦的商鞅同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不可考。哀帝时，以父保任为郎。后来其父担任河南都尉，管捕盗贼，公孙述则出缺为清水长吏（天水郡秦州县）。其父公孙仁以为公孙述年少，派门下掾去辅佐。一月之后，门下掾自回，回来说：“述非待教者也。”后来天水郡太守发现了他的才干，让他兼管五县，结果是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蜀郡）卒正（太守），居临邛，又被称作能臣。
上述经历，以及以后的例子，让人猜想公孙述得法家治国之真传。明察秋毫、清廉公正、奸盗不发、立杆见影。
更始政权建立后，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响应，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据汉中，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商州商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益州牧）响应宗成，众合数万人。
公孙述听说后，派人迎接宗成等人，宗成到了成都，虏掠暴横。公孙述极为憎恨，招县中豪杰说：“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杰都叩头说：“愿效死。”公孙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授公孙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选精兵千余人，西击宗成。到了成都时，兵众数千人，于是攻打宗成，大破之。宗成将垣副杀宗成，以其众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中﹑汉中。公孙述依仗地险众附，有自立志，就派其弟公孙恢于绵竹击李宝﹑张忠，大败二将，由此威震益部。
功曹李熊投其所好，说：“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他劝公孙述称王，公孙述求之不得：“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又是太平盛世，远方士庶多归之，蛮夷之国邛﹑笮君长都来进贡。李熊继续劝进。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又有地形之利“北据汉中，杜曪﹑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又指出“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公孙述假装谦虚：“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
李熊说：“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是谁当皇帝在天命，而天命又取决于民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但是李熊故意把儒家对统治者最大的要求“仁”，歪曲成了“能”。商鞅说：“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商君书··开塞》），“能”者为王，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商、韩王霸之术。
公孙述巴不得有人劝进。但是他还是搞了点花样，以压服人心。一天，公孙述做了一个怪梦，梦里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醒来后，他问妻子：“虽然极贵，但是时间太短，怎么办？”，他妻子也想过过当皇后的日子，就说：“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孔子求知的语录被他们用来作登基的台阶了，公孙述大喜。这时蜀王府又闹灵异现象了，有龙出没府中，夜有光耀。众人称奇。接着公孙述忍痛自刻手掌，上书：“公孙帝”，这几件事被拿去到处炫耀，登基时机成熟了。三月，赤眉在弘农大败更始，接着更始政权内乱，公孙述一颗心放下来，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因以成都起家，故号成家。色尚白，俗称白帝，建元龙兴元年。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李熊如愿以偿当了大司徒。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汉书·地理志》讲巴蜀一带的地理风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贾谊说秦人在商鞅变法后风俗大变，广义的秦国包括关中和巴蜀，贾谊在《治安策》如此描绘秦人风俗：“故秦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踞)；妇姑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嗜)利，不同禽兽者亡(无)几耳。”。儿子借与父锄而德之，婆婆用了一把扫帚，媳妇就冷言冷语，而儿媳妇竟然理直气壮地与公公并排坐着给孩子喂奶，媳妇和婆婆不相容，则反唇相稽，子辈对利益的追逐和禽兽相同。
这种风情和欧美一样。贾谊认为，秦国风俗是由于商君遗礼义，弃仁恩的结果，变法之前是有礼义仁恩的，“慈子耆利不若禽兽者亡几耳”是变法的结果。到了汉代，“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无)制度，弃礼谊(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 《后汉书·廉范传》说蜀郡“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 这块土壤正适合公孙述搞“以法治国”。但法家善进取而难守成，还要看公孙述如何搞了。
公孙述称帝比刘秀称帝还早了两个月，公孙述称帝后，招降纳叛，来者不拒。公孙初期的战争主要在汉中、关中一带，针对的是比较弱小的割据势力。建武二年，更始政权的李宝在武都击破延岑，延岑走后，公孙述派侯丹取南郑，更始汉中王刘嘉以李宝为丞相，在武都南击侯丹，不利，退军河池、下辨。
接着越巂郡任贵献郡降，公孙述派侯丹防守白水关（汉阳西县），北守南郑（汉中），又命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重庆北），东据扞关（奉节东）。于是尽有益州。
这一阶段，光武正操心关东的战事，未暇西顾，关中豪杰吕鲔等人各拥有数万之众，不能与冯异对抗，纷纷投靠公孙述。都被拜为将军，作营垒，列阵车骑，练习射箭。聚兵多到数十万人。公孙述把汉中当根据地，积粮筑宫。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公孙述野心勃勃，要占领关中统一天下，他派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人出陈仓，与吕鲔一起略取三辅。自古以来，从关中出发统一天下有地势、物产、民俗之利，西周、秦、汉、唐都是如此。但是两汉之交不同。关中残破，又有重兵驻防，难以夺取和利用。公孙述不从荆州东出是一失策。果然，李育﹑程乌、吕鲔遇到冯异。两军在陈仓大战，述军大败，李育﹑程乌、吕鲔逃回汉中。
也在这一年，隗嚣有自立西伯之心，让马援去蜀地探探虚实。公孙述和马援曾经是街坊，是朋友。马援以为公孙述见老友后会握手言欢，欢喜如平生。没想到公孙述摆皇帝臭架子。陈陛卫，交拜礼，让马援先去宾馆，为马援做衣冠，然后会百官于宗庙中，公孙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之后授马援封侯大将军。马援大为鄙视，对宾客说：“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俑者不仁）。此子何足久稽（留）天下士乎？”公孙述何以如此做派，这是因为他在法家“法术势”理论指导下，“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要让马援臣下知道“势”的威力。
马援回去后，大骂公孙述“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劝隗嚣“不如专意东方。”
到建武四年，公孙述锲而不舍，继续派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攻打关中，征西大将军冯异与赵匡迎击，大破程焉于陈仓。程焉退走汉川。冯异追战于箕谷，再破之，并且击破吕鲔营寨者甚多，降者甚众。其后公孙述每出一次败一次，总被冯异摧挫之。不光冯异，隗嚣也出兵助战。公孙述终于气馁了。
到建武五年，东线战场也传来警报，被汉军击败的延岑﹑田戎皆逃亡入蜀，公孙述高官厚禄封延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封田戎翼江王。六年三月，公孙述派田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即扞关），下临沮（当阳）﹑夷陵（宜昌东）间，招其故众，欲取荆州诸郡，未能得逞。
公孙述还学王莽改币制，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能用。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意思是王莽称“黄”，公孙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
战场上未得施展，时机白白耽搁，公孙述在符命鬼神瑞应上却投入极大精力，他对梦中“十二为期”有了新解释，他说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是预言汉代从高祖到平帝共十二代。数运已尽，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这些都是河图。还有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乙是轧的意思，就是说公孙一定能克刘。五德之运，黄承接赤色而白又继承黄。金为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相奇特，得龙兴之祥瑞。公孙述屡次用这套迷信传书关东，蛊惑民心。光武感到忧虑，就下书给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是指宣帝，承赤者是黄色；姓当涂，其名高，代汉者当涂高，难道你是高大之身吗？用掌文为祥瑞，王莽就是前车之鉴。你不是乱臣贼子，仓卒之间误入歧途而称帝，不足以责备。你年岁已老，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应三思。”光武署名“公孙皇帝”。图谶本虚枉之事，人各有解，光武强词夺理，公孙述根本不理睬。
到建武六年，关东已定，汉军将引兵西向，建武六年五月，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六月李通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攻击在汉中的延岑，公孙述派兵救援，李通等与战于西城，破之，之后李通屯田顺阳（邓州穰县西）。
到建武七年三月，隗嚣向公孙述称臣并求救。这时在公孙述内部又引起战略大讨论。骑都尉荆邯见东方将平，兵将西向，就向公孙述进言道：“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前死而成功，踰于却就于灭亡也。”接着他指出隗嚣的失策“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闲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闲使指来歙、马援等人。携贰谓王遵、郑兴、杜林、牛邯等相次而归光武。然后他劝公孙述不能坐困，应出兵征伐。他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另一路“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骑都尉荆邯书生意气，前者出兵关中，屡战屡败。而现在汉军大军云集关中，把守要隘，虽兵多而无用。同时江陵一线，也被汉军死死守住，并不好取。人心已定，人定胜天，要实现“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无疑是痴人说梦。
公孙述召集群臣讨论，博士吴柱迂腐，说：“昔武王伐殷，先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又说“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以广封疆者也”。荆邯不服气，用光武来比喻，说：“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公孙述深表赞同，准备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派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大举征伐。但此举遭到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的反对，他们认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公孙述无奈只好放弃。延岑、田戎也数请兵立功，公孙述反而疑心不听。
蜀地民富，山东民苦，战之不能得利，自然众人没有兴趣。这类似南朝和南宋要北伐，反对的呼声总是很大。
公孙述治国，为人性苛细，察于小事。眼里不揉沙子，敢诛杀而不见大体。使用皇家仪仗制度毫不含糊，这都是以“法”治国的特征。但是他贪心又重，立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劝谏，说成败未可知，战士辛苦，而大封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公孙述不听，任人唯亲，惟公孙氏多任用，大臣们开始怨诽。公孙述家天下，恨不得把天下财富都归自家所有，自然也信不过别人。君臣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是法家的特点。
建武八年十月，公孙述派李育将万余人救嚣。隗嚣败，蜀兵也覆没。蜀地听到后，人心浮动，公孙述担心了，想安抚众心，就想了这么个主意。成都城外有秦时旧仓，公孙述改名为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公孙述诈使人传说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巷都去观看。公孙述于是大会群臣，问：“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公孙述说：“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 众人于是都信服。这就是公孙述从《韩非子》学来的“术”。
但是，二年后事实就打破了他的鬼话，隗嚣灭，大将王元来投奔，公孙述任命他为将，与环安同守河池（甘肃徽县西北）。建武九年三月，他先发制人，向荆州发起进攻，以图建立一条牢固防线。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乘竹筏下江关，打败威虏将军冯骏及田鸿、李玄，攻下巫及夷陵、夷道等地，因据荆门（宜昌东南二山）。他们横江拉起浮桥、关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
这时光武把岑彭调来，岑彭组织攻了几次，不利，于是改装直进楼船（大型坚固的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桨在外人在内的小型封闭的冒突船）数千艘。
到建武十年十月，隗嚣集团覆没， 到十一年三月，岑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会合，他们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同时北线由来歙、盖延、马成率领的汉军也在作积极的准备。
吴汉、岑彭常在一起打仗，光武有意让两人再次合作，但这次却出现分歧，吴汉认为三郡棹卒多费粮谷，要罢归他们。岑彭认为蜀兵盛，不能遣散，上书言状。光武报岑彭说：“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光武授权岑彭为主，又把主力放在南线，这是对岑彭的充分信任。
经过长达一年的准备，岑彭终于找到了突破江防的战术，岑彭在军中招募攻打浮桥的勇士，先登上者重赏，偏将军鲁奇愿意担当，十一年春闰三月的一天，东风大作，鲁奇引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没想到江中还有栓在立柱上的钩子，钩住了船，钩子去不掉，船再也进不了了。鲁奇殊死战，用火炬飞掷关楼，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全军顺风而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公孙述将王政斩任满首级投降岑彭，程泛被生俘，田戎一溃千里，尽失三峡天险，退保江州。这样从宜昌到重庆千里水路打通了。
那么蜀军有如此险要的地形，为何一溃千里，纷纷投降呢？这是因为作战特别是防御战不能有依赖思想，依赖于外援，依赖于外物。一旦外援和外物失去后，精神就被解除武装，险阻和防御工事不能作为防御者的精神依仗。《太白阴经·地无险阻篇》讲：“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於德，战守在於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
西晋名将羊祜评论蜀汉灭亡时说：“凡以险阻得全者，谓其势均力敌耳，若轻重不齐，强弱异势，虽有险阻，不可保也。”
所以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自己而不是天险，防御的要素在于自强、自信、必死之决心。历史上险破而崩的例子很多，所以历代善守的将领把防御重心不放在外围，放在城垣，而是放在核心区域，打的是精神战。
从公孙述一方来说，再坚固的防御，都有被突破的可能。更好的防御应该是积极防御，以消灭敌人的进攻能力为目标。诱敌深入、防守反击是必然之选。三峡天险几百里长，是伏击围歼敌人的好战场。公孙述不能用，失败是必然的。
岑彭上表授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之处，百姓都牵牛丰酒迎接慰劳。岑彭见各位长老，声明大汉因为不忍见巴蜀百姓受公孙述劳役之苦，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民除害。不受百姓牛酒。百姓都大喜悦，争开门降。光武诏令岑彭为益州牧，以太守身份处理郡县政务。
在以后的战争中，岑彭充分利用水军机动性强，避敌堡垒要塞的优势。充分展示大迂回大机动战术的巨大威力。
稍后，北线战场也打响了，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辨（甘肃徽县）乘胜攻击河池（甘肃成县西北）。蜀军大败之后，环安想出一条毒计，派人行刺。某夜，来歙在帐中被人用利刃刺伤，他忍痛命人招来盖延。盖延字巨卿，身高八尺，弯弓三百斤，嚄唶宿将，拜虎牙大将军。见此情景，伏地悲哀，不能仰视。来歙呵斥盖延道：“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盖延收泪强起，受诫。来歙上书自表：“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写完后，投笔抽刃而绝。
来歙死得壮烈，光武中兴，忧国忘我之士大夫何其多也！
光武闻听大惊，流泪读信，颁策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派使者护丧回洛阳，亲自缟素临吊送葬。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以表彰来歙平定羌陇功勋。
来歙死后，盖延未能攻下河池，以病引还，光武令扬武将军马成和武威将军刘尚继续攻打河池，经过数月苦战终于攻下。后马成被调往平羌战场，北线由刘尚一军南下。
光武中兴，大将多有病死沙场者，先后有万修、景丹、祭遵、冯异、马援。带病打仗，这要很大的毅力，克服极大的痛苦。盖延因病退出战场则是例外。
《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批评将领畏葸不前时，这样写：“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篑，立则杖锸，为士卒倡曰云云。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甾上之虞，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淮军、湘军后期多见的现象是，军官喝兵血，吃空额，以军养家，剥军贪官充斥军营，这样的军队如何还能战？
《荀子·荣辱》篇里提到了四种勇，“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见，是贾盜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恈恈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赤眉军就是最好的例子。贾盜之勇这种贪财宝之勇，则是北地蛮兵之勇。
《后汉书》度尚传，就讲了这样个故事。度尚是桓帝时人，敢作敢为，被称作能吏。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七八千反，入桂阳、苍梧、南海、交址，州刺史刘度被击败。后朝廷命度尚为将，度尚大破贼寇，多获珍宝。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势力仍然很大，士兵由于缴获了众多财宝，不愿意打仗了。度尚估计逼迫士兵打仗“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于是宣布放假，让士兵去打猎，士兵很高兴，都去打猎了，然后度尚命亲信放火烧了营寨，士兵打猎归来，见一无所有，莫不泣涕。度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然后说道：“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人听了无不激愤踊跃，度尚见士气可用，就令厉兵秣马，在第二天一早，直接攻打贼营，卜阳、潘鸿不备，将士们一鼓作气，大破平之。
度尚就是利用了“贾盜之勇”，由此可知，北州劲旅骄富之后，就不愿意拼命了，战斗力自然下降。人一旦荣华富贵都有了，就失去了拼命的勇气。蛮夷更是如此。蒙元铁骑自从征服南宋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之后，再无声色可言，败越南、败日本。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
岑彭、臧宫破荆门后，至垂鹊山、信道，出秭归，到江州。江州田戎把守，粮草充足，难以立拔。岑彭兵分三路，一路由冯骏围困、监视江州，一路由臧宫带领降卒五万，从涪水迂回平曲（武胜），主力由岑彭带领沿嘉陵江上行，直捣垫江（合川），岑彭攻破平曲，缴获米数十万石。这时候水路成了刺杀公孙述的利剑，公孙述处处设防，而又处处防不得。他抽调北路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公孙恢防守广汉及资中（资阳），组成沱江防线，又派侯丹率二万余人防守江州西面的黄石（永川）。岑彭多设疑兵，派护军杨翕与臧宫对阵延岑等人。岑彭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沿长江上溯300里溯都江而上，八月，岑彭上岸奔袭侯丹，大破之。背后威胁消除后，岑彭甩开延岑重兵集团，再逆江而上400里进入岷江，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劲拔成都西南的武阳（彭山）。派精骑驰广都（成都南中心镇一带），离成都只有数十里。岑彭军所到之处，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公孙述大军远在广汉、资中。成都空虚，汉军来得如此迅猛，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岑彭水军充分发挥了远途奔袭的战术优势，造成战术奇袭。《孙子兵法》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唐甄《潜书·五形篇》说“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疾风，乘其一而九自溃。”
公孙述处于内线作战，内线作战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优势，潜力能否发挥在于是否能把敌人薄弱的一路拖入会战，内线作战的优势还在于统一的指挥，能集中兵力打击孤立之敌，能实现时间、空间上的两层集中，而外线敌人作战难度在于难以集中兵力，几路作战难以协调。
内线作战胜利的前提是具有迫使敌人作战或者向后撤退的能力。所以克劳塞维茨说：“战略上最重要和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但是不是想集中就能集中的，只有一支比较积极的队伍，战术上实现进攻的队伍才有可能冒险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论》）
所以防御也好，进攻也好，都必须是积极的，攻击性的，以消灭敌人为目标的。
那么对于外线来说，分进合击的要领是：要注意敌人利用内线作战具备的机动优势、地理优势、情报优势，割断我方联系，歼灭我一路。所以要保证每一路都有独立对抗敌人主力的能力，至少被攻击的这一路必须要有能坚持到援军来援的相持能力。红军时期，红军能各个击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在抗战，面对日军扫荡，八路军不能消灭一路，只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变内线为外线，闪避敌人，保存自己。关键原因是日军单位战斗力强，每一路都能同八路军主力相抗衡，吃不掉，打不赢，在和一路敌人激战之时，其他各路日军很快就能包围上来。
二战以来部队的摩托化，制空权，使得以往内线作战时铁路、公路的机动优势被抵消。守方无法组织新的力量，新的防线。对进攻方的侧后进攻又需要时间和准备，根本来不及布置。所以二战中，法国、苏联、后期的德国都没能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
岑彭的水军，效果和此类似，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机动能力，高度机动，千里杀将使得公孙述始终无法击破汉军一路。
臧宫沿涪江上行，在沈水（射洪东南）与延岑对垒，此时臧宫人多粮食少，转运又没到，这些降兵纷纷想逃亡，周围郡县又各自武装自保，观望成败。臧宫想返回，又担心被敌人追击消灭。正在这时，光武派谒者带兵增援岑彭，其中有战马七百匹，臧宫矫制诏书取以自用，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延岑没想到汉军突然来临，登山一望，大震恐。臧宫乘机挥军纵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逃回成都，部众都投降了，尽获其兵马珍宝。藏宫军至平阳乡（棉竹），王元带领部众投降。臧宫乘胜追击，降者以十万数。光武大喜，根本不追究矫诏之罪，玺书劳臧宫，赐吏士绛缣六千匹。
在西汉，矫诏之罪是严重的罪行，重者灭族，比如魏其候窦婴因被疑矫诏而被灭族，轻的也被下狱剥夺爵禄，比如陈汤矫制攻灭郅支单于，立了盖世奇功，但是却因矫诏两度被重罚。光武以儒治军，法令并不死板，这点与秦以来的严法苛制大为不同。所以能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性、机动性、灵活性。
光武在七月到长安准备亲征公孙述，他下诏书给公孙述“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试图劝降，公孙述读信叹息，给亲信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等浏览。这些人都劝他投降，但公孙述是铁了心抗拒到底，说：“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法家向来把权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左右莫敢复言。
在十月壬午，光武下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还奴婢生命权，这对公孙述政权是个政治打击。
公孙述困兽犹斗，他故技重演，派人刺杀岑彭。这年十月某日，岑彭进军到了一个叫彭亡的地方，岑彭知道后很厌恶，想走，但是天已经黑了，就没走成，那个刺客假扮成逃亡的奴婢投奔岑彭，混入大营之后，乘夜刺杀了岑彭。又一员大将牺牲在平蜀战场上。
岑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治军整齐，秋豪无犯。深得巴蜀百姓爱戴，邛谷王任贵听说岑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蜀人哀怜岑彭，为其立庙武阳，岁时上祠。彭亡也许是当地百姓爱戴岑彭留下的纪念地名，武阳以后改名彭山是不是与此也有关？
公孙述阴谋得逞，战局由此转缓。东线，公孙恢在棉竹挡住了藏宫进攻。岑彭部群龙无首，失去进攻能力，被公孙述大军团团包围。这时作为监军的郑兴担负起指挥重任，他一边向光武求援，一边结营自守，等待援军。岑彭破蜀大好局面因这阴谋偶然得逞被逆转。
光武立刻命令吴汉接替岑彭，继续灭蜀战争，吴汉这时在夷陵负责后勤，到十二月，带着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在十二年正月，与公孙述大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乐山东北），大破之。然后包围武阳，公孙述派女婿史兴带五千人营救。吴汉迎击史兴，将其全歼，史兴被斩，吴汉与岑彭余部会合，入犍为界，扫荡周围的公孙述残余势力。
到这年七月，威虏将军冯骏终于攻下江州，俘虏田戎。 同时在北线的刘尚部也赶来同吴汉会合，吴汉没有后顾之忧，准备向成都发起冲击。吴汉攻下成都门户广都，派轻骑兵烧毁成都市桥，（冲星桥，旧市桥也，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光武这时反而告戒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这时不过五万人马，屡战屡胜之后，吴汉轻敌了，不听劝告，九月，自己带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离城十余里的江北扎营，作浮桥，让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光武接报大惊，责备吴汉道：“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没到，公孙述果然派大将谢丰﹑袁吉将兵十余万，分为二十余营，一起出动进攻吴汉。又派别将万余人牵制刘尚，令不得相救。吴汉与之大战一日，兵败，退入壁垒，谢丰因而围困之。吴汉召诸将激励他们说：“吾共诸君踰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谢丰没有察觉，明日，分兵江北，自引兵将攻江南。吴汉全军迎战，自早晨打到下午三时，终于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盔甲首级五千余级。于是引兵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吴汉把经过汇报上去，深自谴责。光武回复说：
“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杀到城郭边上。
公孙述在成都只剩下延岑一支人马，他问延岑“事当奈何？”延岑说：“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点公孙述比王莽做得要好。他尽散金帛，募得敢死士五千余人，配属延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暗地里派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军败，吴汉堕水，拉着马尾才得救。
吴汉等待援军，这时臧宫破涪城（三台西北），拔棉竹。公孙述弟公孙恢被汉军斩首，再攻繁（新繁县北）、郫（郫县北）。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臧宫和吴汉会合于成都城下，公孙述成了瓮中之鳖。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公孙述虽诛灭其全家，犹不能禁。光武仍然不放弃招降公孙述的努力，他传诏书对公孙述说：“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兵临城下，瓮中捉鳖，仍然给其出路，但是公孙述终无降意。
十一月，臧宫兵马旌旗甚盛，开到成都城下，臧宫先到吴汉大营拜望，吴汉见之甚欢，劝臧宫“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它道矣。”臧宫不听，仍从原路返回。公孙述此时再也无计可施。
但是汉军军粮却发生困难，只余七日粮，吴汉背地已经准备船只拔营而去。这时有人求见，来人是张堪，是光武派来送军赏的，他还带来了
战马七千匹，光武任命他为蜀郡太守。他对吴汉说，公孙述穷途末路，必败，不宜退师。可示弱挑战，诱敌出城而歼灭之，吴汉同意了。
那么公孙述为何非要一次又一次发动自杀性的出击呢？死守等敌粮尽而退不是很好吗？这是因为公孙述深通商韩之法术。《商君书》认为，“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敌人围城必出城死战，如此方可退敌。
如果死守，公孙述也没有隗嚣那样的人心基础，以法术治理国家，卖主求荣、攀权附势、见利忘义成为国家鼓励的正常现象，途穷节不见，国难无良将。如同彭宠那般内相斩者甚多，守是守不了的。
臧宫军在咸门（成都北门），吴汉军在市桥。公孙述看占书，云“虏死城下”，大喜，以为吴汉、臧宫当应验之。于是他自带数万人攻吴汉，派
延岑攻击臧宫。大战，延岑三合三胜。自旦到日中，军士不得食，都很疲劳了。这时吴汉知道时机到了，应该发起最后冲击了，那么谁当先锋呢？他想起当年贾复当先锋的日子，羽山将军披羽为先登，所向披靡。吴汉曾经要求光武把贾复调来助战，但是光武坚决不同意，贾复已身受十二创，光武因为他“敢深入，希令远征。”到了天下快太平的日子，光武决不让功臣冒险。
这时有护军高午﹑唐邯请战，吴汉见时机已到，挥动大旗命高午﹑唐邯率领数万锐卒出击。公孙述兵早已疲惫，哪里禁得起这般冲锋，大乱，高午披重甲，挺长槊直奔公孙述中军而来。公孙述刚想呼“是何神也！”，话未出口，大槊已到，一下刺透公孙述前后胸，公孙述坐不住，摔下马来。左右急忙抬入城中。
十一月戊寅，公孙述夜死，最后演了一出白帝托孤，可惜延岑不是诸葛亮，第二天早上，延岑举城降。延岑几乎打遍了所有的汉将，依次和刘嘉、邓禹、冯异、耿弇、朱佑、祭遵、 邓晔﹑于匡、李通、王霸、侯进、岑彭、藏宫、吴汉苦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无疑结下了深仇大恨。公孙述更不用说，暗杀汉军两员上将，还困兽犹斗，让汉军白白增加不少伤亡，更是血海深仇。吴汉入城后，杀尽公孙氏，族灭延岑，焚宫室，纵兵大掠。公孙述建立的成家帝国在火光中灰飞烟灭。
光武闻之大怒，出于爱民之心，下诏书斥责他们，“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于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刘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光武中兴，统一天下以灭蜀告完全成功，但是吴汉纵兵抢掠造成的恶果，在几年后出现，建武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自称大司马，太守张穆踰城逃向广都，史歆传檄郡县煽动叛乱，杨伟﹑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史歆曾经是岑彭护军，晓习兵事，光武故派吴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伐。吴汉入武都，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吴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吴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抢掠造成民怨，除非把老百姓都杀死，否则就实行王道，军纪败坏的结果是另一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