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一年三月，岑彭伐蜀准备就绪，但大司马吴汉吸取上次伐陇粮草不足的教训，认为三郡棹卒多费粮谷，要罢归他们。岑彭认为蜀兵盛，不能遣散，两人各不相让，上书言状。光武报岑彭说：“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这段故事引人思考，光武的话按现代人的理解，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此谈谈统学和科学问题。
一、“吾道一以贯之”
这是孔子的名言，有人这样句读“吾道一，以贯之” 意思也差不多。
原文如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说：“赐，你以为我是多学而掌握各种学问的人吗？”子贡回答道：“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把它们贯穿起来。”
《四书集注》解释道：“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儒家先贤们认为事物有统一的规律，认识世界就要把握也能把握整个规律，而不认为事物各有各的自身规律。而圣人通达，能“一以贯之”，能一通百通。他们认为圣人的这个“道”不是别的，只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认为它能适用于万世万物。这就是统学思维。
子贡有一次谦虚的对孔子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他说他比不了颜回，子贡只能闻一知二，而颜回能闻一以知十。子贡声称闻一知十，以为修身养性成为圣人就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忽视了实际工作。这反映古人对世界认识模糊、笼统、朴素的特点，缺乏的是实证主义精神。
子曰：“君子不器”。《四书集注》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君子掌握原则，触类旁通，什么都懂。
以后的儒家基本上沿袭此说，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知者无不知也。”
理学家张载也说：“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他认为凭直观的认识方法，能够达到“知性知天”。
程颢、程颐主张“万物皆可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一物须有一理”同时认为一物一理又是万物之理，所以才有“万物皆可备于我”。“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而四海皆准。”（《二程遗书》）。自然道德化，天人合一。这是理学家共同特点。
朱熹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最终要找到全部的理。“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语类卷十五》）。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知是伦理道德，天理和天命。朱熹之理学，他提出“理一分殊”是“月印万川”的关系，他的理是“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与万物统一的观点表现了本体和现象，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他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但是他提出的认识方法，要格物致知。格物，是物物上穷其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一物有一物之理，要格具体的物，以求其极。他认为到了最后阶段，就能由部分的理到认识全体的理，就会顿悟。“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朱熹的“一”和孔子的“一”并无本质不同。朱熹的理最终还是道德伦理之理，这种先验的理扩展到了世界万物，仍然不是科学精神。
既然朱熹认定有一终极的理，人人皆有，物物皆有。那么何必费功夫去格物，只在自心中格致不就可以了吗？明代王阳明又说：格物如果是格事事物物，那么天下事物是格不尽的，因此去格物将会是徒劳的。他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他以身说法，和好友钱友同格竹子，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尽心思，至于三日，便劳神成疾。于是他得出结论，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格者正也”，格物只是“正心”、“诚意”，如此就能“致知”。王阳明离科学精神更远。
以上儒学大师，都没有科学思维，后果是严重的，越到古代文明中国的晚期，情况越严重。发展到后来，儒学养了一批只会打坐念经的废物。
南宋思想家陈亮批判道：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
叶适认为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正如道必须表现在物上。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
“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叶适集·宋厩父墓志铭》）。
明朝的李贽认为道学者皆是废物，“平居无事，只能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人大圣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
儒家既然认为“吾道一以贯之”，那么知行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二、“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
孔子主张“吾道一以贯之”。也正因为有这种想法，儒家先贤非常轻视体力劳动。“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
子夏更直接了，他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四书集注》解释“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不通也。”
孔子以及其门徒轻视体力劳动，认为有了道就“一以贯之”。蔑视“小道”之行。后代儒生更轻视实际工作、具体学问，最后成为空讲仁义的腐儒。他们都是“知先行后”者。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批判了朱熹“知先行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主张“行先知后”。说朱熹“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这使得许多人束缚于书本当中而脱离实际的知见当中，陷入“凭空以索惝怳之觉悟”，空话连篇，言行不一。他又批判王守仁等人以知代行，把是非的标准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准。前者是“先知以废行”，后者是“销行以归知”。
他认为“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知是通过行来表现的，而行不通过知来表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毛 泽 东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行先知后”符合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新事物，新情况有一个以实践探索的过程。不论是军事实践还是社会实践，搞武装斗争或者经济建设都应该允许失败，允许探索。在金门战役失利后，毛 泽 东告诉叶飞，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同样，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对建国来三十年来建设指手画脚，好象他们比谁都高明，实际是无知的表现。
中国古代缺乏实证主义传统，理论和知识往往只是停留在书本。把掌握理论原则当作处理事物的全部，也不重视过程、训练和方法。人的感官只有七种，人的思维能力也是有限的。语言文字表达的内容都是对感觉和思维有选择性的表达，人类永远只是感知、认识、表达世界的一部分，书本理论再严密也都是基于某些不证自明的常识、公理、假设。读者往往忽视其理论背后的矛盾和缺陷。知识有误区，有盲区，这些不足只有靠个人在实践和直观中去悟，悟了才能真正理解，才有创新，才能形成新的知识。其次，各门学科各有各的学问，儒学经典之道学、伦理学、美学理论不能解决所有实际问题，道德教化不能解决“求真务实”，这必须在实践中体会、探求。所以摸透一门具体的学问，掌握具体事物背后的特殊的规律，才是真才实学，学习儒学才会做到融会贯通。所以儒生若不参加具体工作，只读圣人书然后就从政，大体上是书呆子，只读不做者终究成为腐儒。
三、儒家不重视具体技术，兵法不重视战术学
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一直没有形成学科思想。哲学思想一直是朴素辩证法，这个问题出自中华文化本身，不光是儒家，除墨家外都有类似的问题，试图一以贯之，以为一通百通。总是试图用全局的、综合的眼光一举解决全部问题。万物皆为一理，只承认通才不知有专才。
这同样也是中国兵学之特点。古代兵法，总是讲自古至今的大道理，都是一以贯之，以为一通百通，一用百用。从来没有战术学概念，缺乏本体研究，都是政治军事理论。
《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法的通病就是不分层次，包罗万象。也不分主次，内容互有矛盾，没有条理化，自身难以成为公式、教条。当教材是不合适的。成为军事人才要靠自己去悟，每个人悟性不同，知识掌握也非全面。
就以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例，反击匈奴之初，以所谓宿将、名将韩安国、李广等人统兵北击匈奴。不是大败就是无功而回。以后侥幸遇到卫、霍这样的天才，他二人出身低贱，从没有受过军事教育，靠实践，靠自己钻研，弄通了骑兵大规模机动作战战术问题，尤其是霍去病大迂回、大奔袭，大突击作战深得大规模骑兵战术之妙，因而二人每战必胜。而汉武帝却要教霍去病《孙吴兵法》，霍去病则傲慢地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的确如此，若他二人学了兵法，反而不得其道了。
以李广将门世家，七国之乱立下大功，戍边数十年，却每次开塞讨边，都大败而归。最后一次李广因迷路失期误了战机，汉法“行逗留畏虏者斩”。司马迁很为李广喊冤，李广冤否？既然李广在边塞数十年，为何大规模骑兵草原作战仍然不得要领，向导、路径、水源都不去掌握，更不用说发现敌情，先发制人了。所以李广每次出击必是被动挨打，甚至全军覆没，李广本事再高，士卒再勇，打得也是糊涂仗，被动仗。
卫、霍一死，两人的骑兵战术没有传下来，后人也从不总结，所以古代兵学对于如何攻击、防御游牧民族的军事理论是空白的，以至于汉武帝后期对匈战争每战必败，以后每朝历代，牧骑都是大患。
汉代以后，北方牧骑对中原威胁越来越大，军事学却从来没有提出解决方法，仅仅南宋有《守城录》算是对防守城池作战术总结。明代将领戚继光是例外，戚继光从平倭开始注意战术问题。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总结心得写了《纪效新书》，到蓟门上任后，又针对蒙古牧骑写下了《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反映了当时编制、装备的改进和练兵方法的革新精神。主要强调车营、骑营、步营的配合作战，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的协同攻守，阐述协同作战的思想。这种枪炮轮番战术，和当时的欧洲人战术基本一致。如果能随武器进步不断发展，就能组建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足以抵御牧骑的攻击。
但是明代将领没能继承和发挥，没能解决步炮骑联合对付骑兵冲锋问题。那些武将根本不去研究战法，而文臣缺乏实战，明末儒学士人大都不懂火器战术，也不懂骑兵战术以及火炮出现后的城防战术，更不会练兵，加之各种兵法有欠缺，兵学理论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实现新技术条件下的战术问题，御敌就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所以非全才，通才、天才不能成大事。非天才不能解大难。明末没有这样的通才，儒学士大夫们只能在战略层面解决，没有在战术上改进，他们继续迷信“吾道一以贯之”。然而“细节决定成败”，战术的相克要相信教条规范，不是什么道义、士气、谋略、剽悍民风就能管用的，明人如此用兵用谋的结果就是亡国。
这点西方人、罗马人做得比中国好，罗马帝国对疯狂的蛮族牧骑总是胜多败少，蛮族威胁程度远远不如中国，这是他们军事理论，军事训练组织比较有力的结果，即便是罗马帝国衰颓了，腐朽了，军事实力仍然能维持其存在数百年。
富勒说：“拜占庭帝国虽然腐朽了，但是有一个特长：它的军事组织要比邻国优越，否则不可能维持这些年，原因在于，帝国财政充足，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强大的要塞，最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利奥撰写了《战略学》和《战术学》，使战争艺术“教条”化。一直到19世纪，西欧都没有如此优良的军事教范。一切指挥都是公式化的，所有将领都是按书本行动。这个书本足以应付不同的敌人。因为缺乏组织力，蛮族的战斗方法几乎永远不变。因此可以很安全的依照一种定型的战术作战。
他们的战略方针是防守型的，保卫要塞，中间有道路相联，高度组织化的机动部队，野蛮民族由于缺乏补给。被迫去抢劫时，无法应付有组织的兵力攻击”（《西洋世界军事史》）。
西方军事学很早就教科书化，组织军队、战争艺术、战术手段严格按教科书进行。一旦出现新技术、或者遇挫，就研究新战术，补充更新教学内容，军事水平始终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古希腊、古罗马始终保持了一支常胜军。而中国古代军队战斗力依赖于将领的才能，参差不齐，时好是坏，将亡军散，总是初起之兵，从头再来。这就是统学传统和科学传统在军事学上的差异。
行先知后，知难行易，在古代科技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军事教条理论是很有效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也都是对战争的总结，是新的教条。建国后的正规化建设却一时被批判为“教条主义”。 至于说红军因“教条主义”受到挫折，那是因为这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条。共 产 党军队游击战、运动战的成功是因为西方军事学从没有对游击战、运动战做过总结。而一旦有了对策就不一样了，日本在东北，国民党在江西苏区对付游击战就很有效果。在抗美援朝之初，毛 泽 东一再要求志愿军领导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高科技发展今天，军事学研究一定要超前，要研究技术奇袭和战术奇袭的军事理论问题。
四、汉代儒生是实儒
要成为将才，主要在于个人素质：胆气、智力、体力、心理素质以及政治组织力等等，其次在于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来说，古代兵法，无纲无目，是庞杂的而又自相矛盾的，以钻研兵法成将才者，自古以来几乎没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到是从奴隶到将军的大有人在。儒学理论对于将才的打造是在于其人格培养，心理素质的培养，塑造儒将人格，这是历代兵法都忽视的。
汉代儒学是要靠实践和践行才可掌握的学说，德行要经过身心锻炼，学问要历经亲身实践，行万里路才能读到万卷书，这是与后代最大的不同。
东汉将领常常以少胜多，能创造战争奇迹。除了精神力量外，儒家当时学的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是实学。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倡导实学，学风朴实，济世致用，儒学是经世的实用之学，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之学，是专业化，实用化的学问，儒学是知识（六艺）、才干、人情事故的统一，儒生们的亲身践行又弥补了儒学认识论上的缺陷。儒生都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才能。很多人既能从政又能带兵，文武双全，是通儒，所以他们能文能武，从容不迫，挥洒自如，靠才能弥补了兵学理论上的欠缺。
汉儒最注重的是《尚书》等五经。《论语》还是小经，《尚书·梓材 》写道：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墍茨。”
“治理国家好比种田，既已勤快地开垦、播种，就应考虑整治土地，修筑田界，开挖水沟。又好比建房，既已勤劳地筑起了墙壁，就应该考虑完成涂泥和盖屋地工作。”
汉时的儒生中的很多人都经营产业，经商务农，对儒家先贤轻视的毫末技艺都认真对待，用心研究。光武更是当地有名的种田能手。《东观汉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正因为刘秀有务农经商的经历，弄通了一门学问，在实践中学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了思考，真学懂了一门知识以后再学任何其他东西，就能很快入门。实践帮助他补充儒学思想的局限。类似的还有畜牧成富的马援，光武称赞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术业有专攻，将才有专用。
一个人爱动手，爱动腿，再爱动脑读书必定是个人才，爱深入基层的干部一定是有能力的干部，应试教育和八股科举同样的弊病是没有养成学生动手的习惯。学习知识时间过长，没有注意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学有些课程完全可以缩减，比如大部分化学课，一部分物理课可以裁并，数学课要加强，要增加实践课程，最好是没有结论的实践，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光武指导战争，与历代军事家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有惊人的预见力，神机妙算，令人叹服。薛莹在《太平御览》中提到：“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有违失，无不折伤。”研究事物的具体特点，从实际出发，就能驾御战争和政治规律，做出正确的布置。
从刘秀开始到窦宪、班超、耿恭、段颖到曹操等三国枭雄，东汉历史就是这一连串的杰出人物创造的奇迹组成，汉将出色的军事才干使得北方蛮族没有翻身的机会，虽然东汉末三国时期天下大乱，中原实力削弱，但是无论是袁绍还是曹操应付匈奴、乌桓都绰绰有余，马超父子在西羌也深得羌族人望，诸葛亮竟然敢七擒七纵孟获。这同其他朝代番兵蛮将逞凶大为不同。
汉以后儒生，不再学六艺，又不愿务农经商，失去了亲身实践的机会，他们掌握的知识只限于书本，以后更限于儒家的圣人教条，儒学越来越成为修生养性的专修知识，读书成为当官的敲门砖。腐儒遍地，居庙堂而乏策。这实在是儒学的悲哀。
五、统学思维是人类幼年时期的思维，是人类对世界了解不多，又试图解释的思维方式。
统学思维几乎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西化人士，他们思维的出发点也是统学思维。以下几种现象都是统学思维的表现。
一、统学思维把政治看作万理之理，认为政治胜战争胜，道义胜军事胜。如果战争败了，则肯定是政治败了，道义败了。
二、统学思维还表现在：要对都对，要错都错，一旦落后于人，就高呼“换匹马来”，要全部推倒重来，五四运动以及以后的全盘西化，“民主万能论”，“拜美国教”就是这种思维。“拜美国教”者绝对不敢怀疑美国“阿波罗登月”是骗局，也反对别人的质疑，因为一旦揭穿，就彻底动摇了他们的信仰。现在新儒家们有把儒学说成儒教的意图，毫无疑问这是倒退，是五四以来引进的“科学”观念的倒退。
三、统学这种思维在文学上效果好，古代诗歌词赋等文学创作有大量的赋、比、兴等文学手段，今天的文学作品，诗歌、歌曲、戏剧仍在沿用。但是某些“学者”却把这类文学思维用到了学术论证，谈论文化和社会问题。他们滥用比喻，总是用类比的方式解释问题，特别是广泛滥用于社科领域，他们每看到一草一鱼，飞禽走兽不加思索和条件限制就联想并类比于人类社会。比如《狼图腾》里非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说成狼和羊的关系，把野兽世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完全套用于人类社会。不懂人之与野兽世界的不同在于人是有伦理、有法律、会生产能发明创造的更高级的社会。动物世界的一些法则有时在用，更多的时候是抛弃了。又比如有人把孔子说成是“丧家狗”，这除了哗众取宠之外，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统学思维也助其浑水摸鱼。
六、科学精神
（一）、古代中国缺少的就是科学和科学精神。那么科学本意是什么呢？
科学有人认为应该是“格致”。格致是古代认识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宋以后的儒者对“格物致知”的解释颇多分歧。朱熹认为物心同理，欲明心中之理，不能仅靠反省，而应以格物为方法。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示出来。 然而顾名思义，科学就是研究各门各科的学问，这样看来还是科学比格致这个词汇取得恰当。
有了科学就应该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离不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认为实践活动是检验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科学精神坚持理性，认为理论要逻辑自恰，科学精神强调实践性，提出的理论要禁得起实践检验，要有可重复性，科学精神不迷信，不维上，要敢于怀疑，认为理论从来不是来自主观先验。
科学精神是可以同人文精神结合的，特别是同儒家精神也能结合。如果科学精神和私利结合那么就是实用主义。
（注：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 ）
中国古代缺少科学精神，但古人并不是没有科学方法。比如古人研究问题时采用的“实事求是”方法，就是科学方法。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个词汇，最早见于《汉书·刘德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
刘德，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代，河间献王刘德和汉武帝族叔的淮南王刘安都在从事古典收集和整理工作，但是，刘安不注意所收集的典籍的真伪，而注重于自己的理论创新。而刘德更注重收集古典文本的真伪鉴别，他只是为后人收集和传播了前人的典籍。“实事求是”，就是汉书作者班固针对刘德收集民间古典文本时候，鉴别留真的治学态度所做的评价语。
刘德的学术方法，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学术研究，收集、筛选和留真前人的资料是目的，研究者本人并不在意自己的理论创新，学术当事人的学术目的，是给后人留下前人的相对真实的言论资料和思想资源。
清代中后期，中国学子兴起了整理汉学的学术潮流，他们特别注意鉴别历史文献的真伪和考证古典文本的文辞音义，所以，“实事求是”这个古语也就开始流行于当时的学子之中，以表示做学问要尊重和依照古典文本本义的严谨学风。
西方在工业革命前，也把研究科学说成研究哲学。西方科学传播以后，实证主义还没有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对于东方文化来说，能理解和发挥“实事求是”难能可贵。毛 泽 东对“实事求是”发挥则是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实事求是”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实事求是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这就是科学精神，毛 泽 东比留过洋的更懂科学精神。
（三）、“半部论语治天下”－理论要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创新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
北宋开国功臣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名的半儒宰相。光武中兴，刘秀以及云台二十八将，大都是儒生，真正通经者，唯有邓禹一人，其他人只是略通大义，邓禹十三能颂“诗”，但恰恰是邓禹实际能力最差，武不能带兵，文未闻治郡，和纸上谈兵的马谡是一个类型。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同古代不同，战术理论创新就显示出巨大的意义。西方军事学这种教科书式的兵学传统，其弱点是教条、刻板、僵硬，适应性差。军事理论的演变往往滞后于多样、多变的战场形势和军事技术的进步。理论创新总要有过程，一战时，成百万的士兵就死于这种僵硬的教条主义军事思想，红军时期的李德也是其典型表现。在抗美援朝中，美军在运动战前期，以及最后的阵地战都无法应付志愿军官兵灵活机动、主动的、创造性的战术。这就是东西方军事学传统不同的表现。
所以现代军事理论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装备和物质的对抗，它更是军事理论的竞赛。掌握并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可以达成对 “未来战争的高度主动性”。理论的革新必须适应未来现代化的战场，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军队编制、体制上的变革也必将随着军事理论的变革自然而然地形成。
理论要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创新，儒学以及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