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一月丁丑，成都城下之战，汉护军将军高午刺公孙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汉入屠蜀城，诛公孙述大将公孙晃、延岑等，所杀数万人，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吴汉在成都大肆杀戮，这是光武战争少有的现象，后遭到光武严厉斥责。下面讲讲军人在战争中的心理问题。
一、战争中的心理现象
（一）、兽性和释放快感：
人毕竟来自于动物，就有自然属性－兽性，或多或少都有攻击欲，有战胜和控制别人的欲望。心理学家认为：杀人是有快感的，是自然人性冲动时不加遏制的兽性释放，这也是为何暴力游戏深受欢迎的原因。
《战争中的心理现象》描写了这类战争心理：“士兵无论男女，都快意于屠戮，刀挑普鲁士人是件‘美妙的事’，杀戮让人恶心，却也振奋人心。眼见尸体飞上天，听见伤员、逃兵的哀嚎，说真心话，那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手中有生杀大权……吸毒、做爱的感觉不过如此。”
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或一挺机枪，就好象拥有了神话中的“魔剑”。战争和竞技颇多相似，两者都在挑战人类体能、心理的极限，并由此带给人莫大的满足。当兵的都想白刃战，刺刀挑人给人带来狂喜，你死我活的处境给人以震颤。士兵用刺刀有一种魔一样的兴奋，杀的是畜生，是一捆意识形态。
有一篇越战剪报，说 “左轮在手，牧师也疯狂”。《海牙公约》规定牧师不能参加战斗，也不得佩带武器，双方不得伤害之。但是战斗的渴望，人性中嗜血的快感，让牧师也忍不住要上战场体验杀人的兴奋。
女子更疯狂：
女战士有太多的母性冲动，变得不好控制，凶残，很快沦为泼妇状态，这对于许多男子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孩子不受痛苦而战斗”他们一上战场就像出笼的母大虫。换句话说，她们不讲规则，虐待战俘比男性还可怕。
残暴是因为野蛮行为能带来快感，他们在施加痛苦时大笑，杀人时快感伴随着的是剧烈的生理和情感反应，就象性行为。这也是军队有大量强暴行为的原因。也是军队久不战渴望战斗的原因，他们要体会嗜血的快感。这让人联想起《水浒》里杀得性起的李逵，杀戮产生的精神共鸣，符合美学上的审悲快感。兽性在战争中的放纵，在杀人中宣泄。但是兽性释放必然践踏人性，对这种杀人快感儒家是必然反对的，以至于宋明儒家不愿谈兵。
（二）、杀人逞能赢得“男子汉气质”
人在战争中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又自视无辜不会受谴责，还在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这是野蛮被鼓励的原因。
《战争中的心理现象》还写道：战争中普遍存在着拿尸体作乐的现象，死亡、疲惫和压力彻底消解了“文明的虚饰”。杀人者喜欢“逞能”，取尸块做纪念品，这些东西可表明他们的确上过战场，并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给人带来很大的威权，这些“还可以白拿毒品、酒、女人，你杀过这么多人，没人敢向你要钱。人都以为你嗜杀成性。这些东西在说你特能打，特男人”。
兽性还能减弱士兵对死亡的恐惧，被认为是有战斗力的表现，所以被军方鼓励着，这样士兵们的戏份就变化了，注意力不再在尸臭、伤口而是快感欢乐。他们被重塑成英雄模样，恐惧、焦虑、疼痛转成了激动、欢欣和满足，他们在主宰别人命运时体会高大。在战场上，那种冒着风险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是一种英雄般主宰世界的快感。颇能满足人的虚荣心，凡人在跨越道德戒律时，总会感到莫大的愉快。他们爱看敌人抱头鼠窜的样子，这时有征服感，统治欲。
士兵们在释放兽性的同时，蔑视战争贵族，杀害战俘和平民就成为常例，因为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让他们收心。（美）军官们还认为，士兵对俘虏越狠，上了战场越会乐于进攻，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进攻，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
（三）、快感的代价
以杀戮来追求快感不是没有代价的。除非是野蛮人，一般人都难免出现心理问题，因为杀戮对于普通人的价值观是挑战，能引发精神崩溃。据统计战中和战后，精神病远比伤病比例高，一战退伍士兵有25％是精神伤员，二战是20％－50％，韩战有25％士兵有精神问题，而伤病只有12％。
杀人方式决定这时的迷乱程度，刺刀刺入敌人的脸，自己的面部肌肉不住的抽搐。刺入敌人腹部，自己患腹痛。狙击手会失明。还有噩梦，想象刺刀拔不出来，普通谈话当中突然看到的是杀死的那个人的脸。一睁眼就挤了进来。面带笑意和怪相。越是停战后，精神反而垮了。
“战场养成的攻击感，在周围的人拒绝听命或对其攻击有任何抵触时，如果真失手杀了他们，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他们不再会同情人了吧，对于人的敏感荡然无存。他们像狗一样狂吠，叫嚣着军国主义，双手已经退化成狗爪模样，眉宇下沉，已形近猿猴” （《对逝者的挑战》史蒂芬·格雷厄姆）。
战争使得战士为此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价，人格被战争贬低，杀戮使得生命的神圣失去了敏感，当平民觉得身边有一个杀人英雄时，就觉得不寒而栗。
“退伍军人回家，却发现家人、朋友、相识的人都小心地看着自己。似乎觉得你会突然发疯……就好象你是个怪物，嗜好杀人一样”（《华盛顿邮报》1971年1月27日）。
越战老兵尤其悲惨，人们骂他们是杀人犯、屠夫，越战老兵一度在屏幕上成为精神错乱，挥舞着斧头的强奸犯形象。
合法杀戮和暴行后的感觉也是决然不同的，内心冲突在复员后更激烈了。回家后爱打架，爱施虐。留下的创伤要去报复其他人，他需要承认自己有罪才能解脱。
（四）、杀人有礼
心理学家证明：宣扬战争中仇恨，只能是以暴易暴，恶性循环。丧失人性的士兵不再是文明人，敌人也甭想当人，成了原始的嗜杀狂。
心理学家还证明最好的士兵不是复仇欲望最强烈的士兵。
英美军方曾经认为仇恨对战士是有益的。 唐纳德·科尔说：“仇恨是战斗中必然会产生的恐惧、厌恶、枉自菲薄的重要排解渠道。”“恶意的仇恨能激发人的斗志”。（《柳叶刀》（1918年））
1941年到42年英国进行了仇恨训练，后遭到公众抗议。有人反对说：“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当年是凭着冷静和坚毅才战胜敌人。”心理学家说：“（这）只能激发潜意识的罪感和抑郁，让冷血的变为热血，只会有害于其心理。”杀戮欲和愤恨感都会起到负面作用，让人在射击时不免发抖，并不是有效的提高战斗力的措施。
在嘈杂、疲劳、危险的环境中，军人能否保持“定力、坚持完成任务”显得十分重要，长时间保持对敌人的仇恨不仅十分困难，进攻不容易节制，伤亡过大。仇恨可能反而降低战斗力。技术进步，远距离杀人，消弱了激情在战斗中的作用。冷静的头脑，坚定的眼光要比对敌人满腔仇恨更重要，仇恨的形成总是以自制力丧失为代价，带来的心理冲突有害无益，会爆发对同伴的危险冲突，难以融合到团队去，还会减弱对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信念。
理想的士兵应该像训练一样刺杀敌人，同时嘴里下意识的喊 “刺、收、准备防御。” 军事心理学要求把士兵训练成没有感情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出生入死，心理却不受伤害。
最好的战士应有武士精神，武士双方都是对等的，肉搏战战胜强敌成为勇士。战斗中要求冷静、严谨、不带感情。武士应持的理念应该是杀人，要斩钉截铁，而不拖泥带水，要讲求高效，手起刀落不应带怨恨，要讲人道。真正的武士从不滥用生杀大权。只要能接受你自己的死，杀起人来效率就高了。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置之度外了。
很多人喜欢德军，二战中惟有德军是不抱着仇恨上战场的，但是德军的战斗意志却是坚强的，仇恨并不意味着战斗意志坚强。
所以，有人认为就杀人来说，正面的感谢要比负面的仇恨管用，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战场上的表现成为最好的对比。以至于英国陆军元帅威廉·斯林爵士说：“温和是士兵必备的品质”。老兵说“在暴虐的战场上，仍能保持温和的人是战斗部队最可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有牧师的品质，平和的父亲让孩子再度回到社会。
西方军队牧师有其独特的作用，他们认为：“刺刀精神要有十字架精神的支撑才能长久。基督教精神有“以眼还眼”。他们把这个变通为剥夺生命不是最大的伤害，杀人而不生恨。而是怜悯的精神，杀敌是怀着对敌人的友好感情的，带着情意的，不是把敌人送进地狱。”（《战争中的基督教目击者》爱德华·鮑斯沃思。）
对战争政治目的的信念可使得打仗成为自我理想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减轻杀戮引起的心理冲突。 骑士风度要求上阵杀敌而不带恨意。杀敌出于对战友和领袖的爱，爱能升华，改变他物的力量。
二、儒生如何看待战场杀人
那么正统儒家有人如何看待战场杀人的呢？孔子讲了一个“杀人有礼”的故事：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
这里面讲了一个礼与杀人的故事。春秋时楚国的两位官员，与吴国作战，追赶撤退的吴军。追上后，陈弃疾对工尹商阳说：“这是国君（国家）的事情呀，不能怠慢，您可以张弓了？”工尹商阳只好张弓，陈弃疾又说：“你射呀。”工尹商阳就放箭射死了一个人。又追上了敌人，还是这样说，又射死了两个人。每射死一个人，工尹商阳就去亲自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射死三个人后，工尹商阳让他的车夫停下，说：“上朝不能坐下，宴会不能参与，杀了三个人，已经足够回去交差了。”孔子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老子》说：“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意思是：“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是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洋洋得意、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就不能得志于天下。
偏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是说出兵打仗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战争杀伤众多，带着哀痛的心情去参加，打了胜仗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