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给现代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礼，文而不武，君子动口不动手，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汉代儒生却不是这样，虽为长者，必以义报仇杀人，《后汉书》记载的祭遵、赵憙、郅恽诸儒生都有杀仇的经历。
汉代家族复仇成风，这反映了汉人血性、侠义精神。复仇和“忠义”紧密相关，刘备、关羽所推崇的忠义和个人恩仇紧密相关。汉武帝时训练御林孤儿，报匈奴血亲之仇，这是汉人强悍的时代特征。汉代史书记载大量的复仇故事，血亲复仇、师长、朋友复仇例子数不胜数。
复仇来源于儒家教义，《春秋》讲“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礼记·曲礼》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孔颖达注：“父是子之天，彼杀己之父，是杀己之天，故必杀之。”《礼记·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 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苦，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曰：“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春秋公羊传》尤其倡导复仇，定公十年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隐公十一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汉代社会舆论对于复仇者颇为同情，法律往往网开一面。
这种复仇精神是汉代儒家特有的血性，到了明末就没有了，很多降官、降将与满清有杀亲之恨，甚至全家多被杀，竟然还腆颜事仇，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奴性是战胜不了兽性的。故而顾炎武感叹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长者赵憙
赵憙，南阳宛人，从小就有节操，有仁者名。从兄被人杀害，无子绝后。憙年十五，常思为兄报仇。于是拿着兵器结交侠客，前去复仇。而仇家都病倒了，没有能相抗拒者。赵憙以为乘别人病倒报仇，非仁者，就放了他们。回头对仇家说：“你们如果康复了，就走远些，不让我看到你们。”仇人都卧地叩头。仇人病愈后，都来赵憙处自绑求饶，赵憙不见。后来把他们都杀了。
更始即位，舞阴有大姓李氏拥城不降，柱天将军李宝迫降之，不肯，说“听说宛有赵氏有孤孙赵憙，信义著名，愿归降他”，更始于是招来赵憙。此时赵憙年未二十，既见，更始开玩笑说：“小牛犊，难道能负重致远吗？”当即拜为郎中，行偏将军事，到舞阴，李氏还真降了。赵憙接着进入颍川，剿灭拒降者，过汝南界，还宛。更始很高兴，对赵憙说：“你原来是千里驹啊，努力。”赵憙也参加了昆阳大战，受过伤，有战功，被封勇功侯。
更始败，赵憙被赤眉兵围困，情况紧急，于是上屋逃走，和好友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出武关。仲伯有一美妇，怕遇强暴而连累自身，就想把她抛弃掉。赵憙怒责竟然不听，赵憙就用泥涂仲伯妇面，把她放到小车上，自己推着走。道上遇到贼寇或者有人相逼，赵憙就说此妇病苦，博得寇贼同情，这样一直来到丹水，遇到更始亲属，他们都赤裸着身子，满身涂满泥炭，又累又饿走不动了。赵憙见之悲悯，把自己所装缣帛资粮，都给了他们，送他们回乡。到了武关，遇到前来搭救的宛王刘赐、邓奉。他们一同去了洛阳投奔光武，才得以安全。
之后邓奉利用回乡探亲造反，赵憙平素和邓奉最好，屡次写信责备。这时却有进谗言者，告赵憙与邓奉合谋。等到邓奉败，光武得赵憙书，才吃惊地说：“赵憙真长者也。”当即启用赵憙，光武任命赵憙为简阳侯相。赵憙拒绝了给他发的二百兵，单车驰往简阳，当地吏民不想接纳赵憙，赵憙在城外呼城中大人，告以光武威信，城内大人开门面缚归降，诸营保壁着皆降。后诏拜为平林侯相。击群贼，安集降者，县邑平定。
赵憙以后担任怀县令，大姓李子春为琅邪相，豪猾兼备，为人所恨，赵憙下车，听说其二孙杀人事未查办，当即穷追其奸，收押考问子春，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子春求请者数十人，赵憙始终不听。这时赵王刘良将病终，光武亲临赵王问候，问他有没有遗愿。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
光武说：“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赵王不再提要求。赵王既死，光武追感赵王，于是赦免子春。
后，又迁赵憙为平原太守。平原多盗贼，赵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赵憙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恶恶止其身”出自《公羊传》，曰：“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光武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把这些人都安置到颍川、陈留。
赵憙在平原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好年景，百姓歌之。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招集内戚宴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憙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憙所济活”。光武赞扬。后征赵憙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后赵憙典边事，言封禅，受遗诏，典丧礼，整诸王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三朝老臣，年八十四薨，谥曰正侯。
刚正郅恽
郅恽，汝南西平人。年十二丧母，居丧重礼。长大后，理《韩诗》、《严氏春秋》，通天文历数，已经是名儒。
（《韩诗》：《韩诗外传》共十卷，是一部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组成的杂编，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观点。）
郅恽志大，左队大夫（颍川太守）要留他作吏，他回答说：“没听说太公、傅说、管仲能居于吏位的。”他直接上书劝王莽“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还批评他搞符命那套并不符合尧舜之道，尧舜盛德，并不传己。“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应该还政于汉。
王莽大怒，将他下狱，但是郅恽通经谶，杀害恐人讥议。就让近臣威胁郅恽，令他自告疯癫，不知所言。郅恽瞋目骂道：“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后被赦出。
建武三年，又至庐江，遇到光武大将傅俊，被授予将兵长史，郅恽认为，宜整肃军纪，让百姓欢迎。于是与兵士共念誓词：“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厄，不得断人支体，祼人形骸，放淫妇女。”但是傅俊的军士仍然挖坟盗墓，陈列尸体，掠夺百姓。郅恽再次劝谏，“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傅俊听从他的劝告，效果很好，百姓纷纷欢迎，所向皆下，扬州悉定。
郅恽有功当奖励，但是儒生不以杀人为荣，郅恽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郅恽有友人董子张，其父和叔父为乡里盛氏杀害。子张病危将终，郅恽看望他。子张将死，看着郅恽，歔欷不能言。郅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孰视之而已。
郅恽立即行动，带着宾客拦住仇人，杀了此人，取其头给子张看。子张见而气绝。郅恽因而到县里自首。说：“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县吏不想追究，拔刃自向要挟郅恽，郅恽才肯离去。
这就是儒生胆气，任何时代都需要侠义儒生。自唐宋以后，中国老百姓养成了打官司的传统，秦汉时代的血性不见了。遇到贪官污吏，黑心矿主，恶意欠薪，法律白条。合法渠道又能怎样呢？上访打官司成本之高，困难之大，漫漫路途之艰难？不亚于又受到多次恶霸侵凌。
现在，法学家给我们构建了一套又一套的法律，形成法律体系。但是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再回头想想这种法律体系的实质？法律不过是权利再度分配，是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吸纳强势集团参与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律师业的兴旺正是利用了这种权利分配，故而农民工、自然人维权变得难上加难。
法律能起到的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威信，农民工讨薪，农民维权是高难度，高成本、高风险、费时长的伸张正义行动，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效的，最盼望的当然还是青天老爷的一句话。当人们渐渐发现法律并不能保障正义之时，就不会接受，就不再会用执政者设计的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这时法律体系的崩溃就在眼前。
以后，太守欧阳歙请郅恽为功曹，十月飨会，百里内的头面人物都共到太守府上赏赐牛酒，这时欧阳歙突然表彰起人来，他表彰的是西部督邮繇延。郅恽在下坐愤然说：“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欧阳歙色变，满坐皆惊，众人劝解后罢宴。
郅恽离太守而去。客居江夏教书，他名气大，很快被郡举为孝廉，当上了京城东城门候。一次光武打猎夜回，郅恽不开门，光武令随从在门前见面，郅恽仍然不受诏。光武从东中门入。第二天，郅恽上书劝谏道：“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光武纳谏，赐郅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以后郅恽当上太子老师，教太子《韩诗》，建武十七年，郭皇后废。只有郅恽向光武发表看法。他说：“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郭后废后，太子不安，郅恽劝太子让位，太子从之。
郅恽后免归教书，著书八篇，病卒。
儒家主张“以直抱怨，”，有人设计游戏，按“以德报怨”，“以怨报德”， “一报还一报”不同规则扮演角色，结果最后能生存下来的是“一报还一报”，伦理规则数学模型化的结果就是毛 泽 东主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儒生，国是家的外推和放大，国事和家事是要严格区分的，大义和小义一定要辨明。儒生在出仕和未出仕行为举止，并不完全一致。未出仕时要求的是孝和义，出仕后要求的是仁和忠，家族复仇只能在未出仕时，决不允许官报私仇，而要奉公无私，“春秋大义，不以家事废王事。”故而光武善待刘玄、朱鲔，赦免张步，并告诉张步，一定解开他与伏湛之间仇怨，赵憙不以个人恩怨而废国事，郅恽为官为民举止又完全不同。这点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