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以来的政治史从外部讲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史，从内部讲是民本和精英专制的斗争史。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春秋时期，民指“士、农、工、商”，以后，民泛指与君主、官吏相对的王化之民。儒家的民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具体的可以为一民而失天下，抽象的是从古到今的民都在范围之内，是全民。到战国时期，民本主义由孟子发展到了高峰，《孟子》七篇无他，惟“民本主义”而已。
《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叫“传记博士”。在汉代，《论语》、《礼记》、《孟子》被称为小经，长期作为少儿启蒙读物，是儒学的基础，影响非常大。曹植慧眼识人，赞扬光武“韬亚圣之懿才”，他道出了根本。
儒道和儒术：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民本主义”才是儒之“原道”，前面讲的儒学一系列养性教化方法可以单独提取出来成为一种“术”，成为统治者御用的“儒术”。另一方面，儒学也有可能成为只讲性、理，不管实际的经文。所以儒学既可成为“无道之术”，又可成为“无术之道”。离开儒学之“大道”，那么儒学就只有“术”，治强之术，灭敌之术，存己之术，这一切都是权术。有没有“民本”思想？是儒学还是奴学的根本不同点。
满清奴学，曾国藩等人信奉的就是这种“无道之术”。而宋明理学、心学则把儒学演变成“无术之道”。“有道无术”是腐儒，误国害民；“有术无道”是奴儒，奴儒不能长久，垮得很快。从历史上看，放弃信仰，玩弄权术的人最终结果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明末汉奸洪承畴等人，最终被打入《贰臣传》，落得汉奸恶名。今天的社会是各种权术滥用的社会，这是《狼图腾》得以泛滥的原因，儒学也面临同样危险。
现在新兴的所谓大陆新儒家不过是一群打着儒教名义，大搞奴学的“权力工具”而已。他们想方设法取媚当局，甘当实用主义政策的理论工具，他们最大危害是再次误导大众，把满清奴学当作了儒家正宗，这种奴学思想怎么可能有生存力和战斗力呢？当年满清利用施琅消灭郑氏集团，之后毫不客气地把施琅打入贰臣。而今天大陆新儒家糟蹋儒学甘当施琅，其地位真比满清奴学还不如。这是给西化派提供靶子，里应外合彻底埋葬中华文明。
一、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
（一）、民生、民权、民主
1、民本主义首先想到的是民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君主应是圣贤，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圣贤，圣贤治国才是儒家理想。
相反，如果君主不为民谋生，则是罪人。“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王充反对，王充认为：“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 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论衡·问孔》)。对大多数人来说，仓禀实是知礼节的前提。对儒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应该让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后汉书》讲了许多饥寇特别是赤眉食人的例子，刘秀眼见关中百姓疾苦，严令邓禹救百姓于水火。他下诏规劝邓禹：“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后汉书·邓禹传》）
他派冯异平定关中，理由是：“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后汉书·冯异传》）元元：元，首也，古人以元元代称老百姓，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就有浓烈的民本主义思想。
他怒斥吴汉烧掠百姓，骂他们不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赈济百姓，养老爱贫
在建武六年正月，光武下诏说：“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
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裁减官吏，与民生息：
同年六月辛卯，下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减免赋税
同年十二月，又下诏：“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2、民权：
儒家的民是全民，讲民权是不分地位和贵贱高低的，民权首要是生存权，其次是人格权。
中国古代自三代开始就重视民权。“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尚书·康诰》）
郅恽说：“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后汉书·郅恽传》）
这点光武做得尤其突出。光武先后六次颁布解放奴婢。三次下禁止虐杀奴婢诏令，想想美国在南北战争才结束奴隶制，就人权而言，又有何语呢？
建武二年，下诏“民有嫁妻卖子者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建武七年五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建武十一年二月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灸灼者为庶人”。
建武十一年六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建武十一年十月 ，“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 “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建武十二年三月 “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
建武十三年十二月 “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建武十四年十二月 “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
想想美国在南北战争才结束奴隶制，就人权而言，又有何语呢？
3、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
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
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
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
开民议：
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 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
《左传》记载子产不毁乡校，表明了儒家对于民议的态度。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结尾说：“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谭嗣同感慨是自满清统治开始，严格规定：“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自此塞民之口已经二百余年矣，再无人为民鼓与呼，哪里去找民本主义呢？
（二）、谁主沉浮，“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论民、君、天
1、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民贵君轻，君为民而立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传统。
《左传》：“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 文公十三年) 这句话给君民关系，做了一个根本的定位，君是为利民而设的。类似的语言历代儒家都在不断地重复。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尚书·五子之歌》）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
孟子更进一步，他提出民重君轻，民重国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社稷是指国家政权，孟子眼里国家政权也没有人民重要。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贾谊说：“ 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政语下》)
汉明帝登基下诏书说：“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蘠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
唐太宗也赞成这样的观点：“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民之天下，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二十，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礼运》。 “天下为公”的主旨是什么？汉代郑玄的解释是：“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
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四书章句集注》）
北宋李觏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李觏集·安民策第一》)
宋太祖说 “非一人之天下，唯百姓之与能。”(《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七《即位谕郡国诏》)
明末黄宗羲说古代的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 官吏“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原君》）。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立君是为了保护民族国家，所以“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公天下，天下就是人民，亡天下就是人民遭殃灭亡。所以为了保护人民，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那么帝位就可禅、可革、可继。这些说法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可见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从三代一直流传到明末。
2、君主的责任：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按照钱穆所说，是一种义务论为基础设置的政治体制，天子算不算是公仆？《礼记》甚至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制，士死众”，也是强调上位者的义务。在《论语》中，关于所谓的一些等级制的描述都不过是礼仪祭祀等等皮毛上的表现，孔子并不认为国君可以享有任意的绝对的权利。
光武也不例外，他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在答复臧宫时称：“《黄石公记》‘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后汉书·臧宫传》）。
《后汉书·隗嚣传》隗嚣发表的讨莽檄文称保护百姓是君之责，“百姓襁负流亡，责在君上。既安其业，则无责也。”
鲁迅有一段话影响很大，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批判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暂时做稳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我们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就应该明确指出：鲁迅言论甚为不当，奴隶、奴性不是中国人本来的形象，满清时代的奴性绝不是中国人一贯就有的。鲁迅这种论调误导了将近一个世纪，很恶劣。如果我们把古人看作奴隶或者是奴才，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丝感情，也不会为中华文明而骄傲，只会产生蔑视。以至于今天的国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汉奸成为英雄。英雄成为罪人。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此糟蹋自己的历史。
3、“民有天下，主权在民”论天命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义却明确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视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远站在民的一边，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爱民。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
“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高宗肜日》）
宋明理学诸子都是公天下论者，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思想，在汉代董仲舒的发挥下，发展成为天人感应。用天意来约束君主必须倾听民意。
关于土地、山川之类是否是君主的，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释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他认为这是小吏发的怨言，不能解释为天下一切都是君主的。
明末王夫之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民有天下，主权在民”思想同样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后汉书·王常传》讲王常劝其他绿林英雄时说：“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张卯等被某些人视为最坚定的农民起义领袖，听了这番话后都说：“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民本主义原本是汉代社会各阶级的共识，也为农民阶级欢迎。
儒生申屠刚规劝隗嚣时说：“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后汉书·申屠刚传》）
那么谁能代表天意、代表民心，堪当天下之主？百姓之主呢？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只有圣人才是。
马武劝进时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后汉书·光武帝纪》）
既然主权在民，故孟子当着宣王面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4、人定胜天
针对统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顾”，天道无常则更被人接受，“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就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是“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古代民本主义者，还提出了“人定胜天”予以反驳。
人定胜天，最早出自宋·刘过的《龙洲集·襄央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逸周书·文传》也有:“兵强胜人，人强胜天。”与“人定胜天”相仿但出现得较早的成语是“人众胜天”。《史记·伍子胥传》有“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当年伍子胥为父兄报仇，发誓灭楚，申包胥知道后，对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
天命何以发生改变，关键在于民心。
召公对周成王说：“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 》）
意思是“到了纣王末年，明智的人都藏起来了，害民的人在位。男子背着、抱着、牵着、扶着他们的妻子儿女，悲哀的呼高上天，诅咒纣王灭亡，希望脱离困境。呜呼，上天哀怜四方的百姓，它的天命转移了，大王要赶快敬德。”
古人认为，王位是因为君主代表小民接受的天命。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
意思是“惟有王位成为道德楷模，老百姓才能效法遍及天下，大王发扬德行，上下勤勉，就可以说：‘我受天命，就像夏代如此长久，而不止商代那样长’愿大王和百姓同受天命。”
柳宗元说：《贞符》“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持祥而寿者也”。“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5、民与神
既然天命都可以按民意而改变，对于神灵的预示，民本主义者根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神不可信。而民才是神的主人，与其听神，不如听民。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
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
史嚣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6、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本主义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礼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大戴礼记》：“重社稷故爱百姓”，就能“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柔”。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太白阴经·主有道德篇》）
刘秀登基时，大将们的话说得明白。“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后汉书·光武帝纪》）在当时的人看来谁的德行高，谁成为圣人，谁就应该得天下。何谓圣人，圣人者得民心也，故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
但民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发生变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民心。实际上孔孟之说在战国时被认为迂阔于事情，得到青睐的是法家学说，讲究事功，特别是秦国奖励耕战，秦人急功近利，以贪暴，霸术出名。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马斯洛的五级需要理论也适用于群体意识，朝不保夕，衣食无着，屠杀，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生存就成了第一需要，生存权就是此时此刻的民心，如果社会沦落到这种程度，那么百姓们很难再有任何奢望，感情、尊重、个人价值、正义、理想一切一切都成了奢侈品。人民要的就是温饱和安全，为了这点可怜的要求，他们能忍受极度压迫和剥削，不公平。那么得天下者又是得的什么人心呢？
民心发生变化这是“机械论”者不能理解的，故而他们有“得天下者必得人心”之论。从逻辑上讲这两句话也并不等同。得天下的方式有多种，得人心仅仅是其中一种，秦以贪暴仍得天下，王莽以欺诈，也得到了天下。尤其在民族战争中更不能滥用，无法解释异族入侵时，实施残酷大屠杀后仍然得以占领中国。因为被侵犯的一方，即正义的一方，如果政权腐败则未必能完全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侵犯者其所得往往对于侵犯者全体都有利，也可说自己得民心。所以，面临外敌入侵，人民的力量本身是分散性的、无组织性的，必须在正确领导下有统一的意识和正确的策略才能得天下。
7、失民心者为独夫：
“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书·泰誓下》）“抚我则後，虐我则仇。”（《尚书·泰誓》），周武王用民本思想来激起众人对纣王的仇恨。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离娄上》）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君必须尽君道行民本，如果君主害民虐民，则是一夫，诛一夫，不为弑君。何谓独夫：《蔡传》说：“天命已绝，人心已去，但一独夫耳。”
不仁而失天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言必死亡。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道”自然是儒家的道。儒家之核心在于“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说诛杀桀纣非弑君，而是诛一独夫。在孟子等儒家眼里的君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君”。而是符合儒家道统的“君”，西方人说的“哲学王”。政治上一旦失德、失道，也就是失去了“君”的身份。
（三）、民本主义战争观：
爱惜生命者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战争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愿，当齐王问孟子，燕国可讨伐吗？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战主义者，孟子希望的战争是解救人民苦难的战争。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孟子·滕文公下》）
他斥责为君主私利而发动的战争，说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孟子所言，一般人读了都不以为然。唯独读过《后汉书》，信以为然。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他是考虑战争对百姓的苦难，要慎战。面临匈奴、乌桓的袭扰，北方边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马武等人的出击计划，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让战争带给更多人灾难，所以仍以修养生息为重。
班超从西域奉诏东返，当地人认为被汉廷抛弃，有官吏为拦住班超自杀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马援打下交趾，当地人家家祭祀。诸葛亮“七擒孟获”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至今当地多有纪念。这就是儒家要的战争。
二、敬贤礼贤用贤－民本主义的根本措施
（一）、贤人是民意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秦穆公薨将三大臣殉葬，秦人作挽歌哀之，其中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显然百姓把贤者当作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换他一人之命。（《诗经·黄鸟》）
武王伐纣，一大理由就是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剖贤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说明一点，古代的贤人不光是个人品德高尚，更要紧的是作为民意代表而出现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讲天命，天命又取决于民心，但民意难以直接正确地表达。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西门豹治邺》），即便是在美国也同样，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两汉之交，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只要竖起刘姓大旗，就立刻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王郎就是利用民粹兴风作浪的典型。所以必须有人来正确表达民意，这就是贤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贤人会替他们说话办事，贤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贤士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这点一直被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所忽视。
贤人是民意代表，他们背后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贤、用贤意味着取得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自古圣君都尚贤下士，千方百计的要贤士、隐士出山。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 方孝儒在《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说：“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
《后汉书·逸民列传》讲：“隐士逢萌在光武即位后，在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名，派遣官吏聘请他出山，然而逢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人捕之。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刘邦难以瞑目的遗憾是不能扶刘如意继承皇位。当他有废立之心时，皇后、功臣、宿将百般劝解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唯独有一次见太子刘盈背后站立着四人，一问才知道是“商山四皓”，刘邦顿时万念俱灰。“商山四皓”文无定国安邦之策，武无冲锋陷阵之能，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是天下都称其贤，他们就是百姓的民意代表。刘邦本事再大，功臣宿将再多，他明白不能和天下人作对，故而只能忍痛割爱，临死时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也预感到了如意母子的不幸，但是没有办法。
黄宗羲批判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说刘邦“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古代民权的运用，周以来的三老制度很值得研究：
三老制度：
《周礼》制度下的“乡老”负有向政府推荐人才和教化当地民众的职责。《周礼》规定：“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周礼·地官·司徒》）“三老，众民之师也”。三老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秦汉三老往往一言九鼎，改变时势。而三老又非官吏，只是来自民间，由国家奉养。
三老代表民意，举旗称王。
陈胜起兵时 “号召三老豪桀(杰)会计事。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胜乃立为王，号张楚。”（《汉书·陈胜项籍传》）
赤眉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后汉书·刘盆子传》）
三老参政议政甚至还有代理国政的威望。
汉律规定：举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帅众者，置以为三老，每乡一人；择乡三老为县三老，与令长丞尉以事相教。
东汉时，秦彭任山阳太守，“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崇儒雅，贵庠序，上德化，春秋飨射，升降揖让，务礼示民。”（《太平御览》卷二六○《职官部·良太守上》）“乡三老”挑选出的“县三老”要“与长吏参职”。各郡长吏常问三老民情官风。比如朱宠任颍川太守时，“每出行县，……所至县界，父老迎者常数千人，宠乃使三老御车，问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声。”（《后汉纪校注》卷一八）
《后汉书·隗嚣传》记载，赤眉入关后，更始岌岌可危，又流传光武即位河北，隗嚣于是向刘玄建议：“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刘）良，更始不听。”
劝谏天子。
汉武帝巫蛊案，太子屈死，汉武帝大肆追究屠杀，然而只因壶关三老批评劝谏，乃觉悟。“武帝感寤，怜太子无辜，乃族灭江充，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上书朝廷，表彰官吏。
比如王尊被御史大夫参奏暴虐不改，被免官，吏民多称惜之。 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著。王尊被汉成帝复任命为徐州刺史。后王尊治洪，“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天子命有司考察，验证无误后，大肆表彰其德。（《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
三老一言九鼎，然而三老是来自民间的推举，例如《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樊）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被推举的三老都是地方上德高望众之人。 《汉书·高帝纪第一》讲，刘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汉代的三老，被尊为“众人之师”，孝经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汉代政权对三老的要求是“能率众者”，三老在地方上对民众要有威望有号召力，说他们是民意代表不为过。
儒家思想重要的组成是“尚贤”，“尚贤”是儒家民主实现的方式，《尚书》专有篇幅讲这个问题，贤良就是民意代表，作为君主应该倾听尊敬，杀贤良则冒天地之大不韪。
贤人代表真正的民意，这点被历来思想家忽略，批判者总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民意，只有独裁。这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没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没有民主。
光武中兴，举贤任能贯穿于光武执政的始终。
在“不臣之臣”里，介绍了光武屈尊宽宏大量，诚心延请隐士、贤人的事例，《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身为万岁之尊，何以如此谦恭，孟子有言：“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王公见贤人，要以礼待之。“见面尚不得，何况去作臣子呢？”。出于民本主义思想，怀善依仁，为民而谋，何谦恭之有？
除此之外，每当发生日食等天象之后，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光武自认为自己德薄，百姓有怨言，需要请贤倾听百姓的意见。
六年冬十月丁丑，丙寅晦，日有食之，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后汉书·光武帝纪》）
七年夏四月壬午，又日有食之， 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后汉书·光武帝纪》）
贤者为师：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要为太子选太傅，群臣都猜测光武喜欢太子舅舅阴识，纷纷举荐，惟独博士张佚反对，他正色说：“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当即拜即拜张佚为太子太傅。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光武中兴，因光武一直“梦想贤士”，“尊贤下士”，故而“士多归之”，他们之间意气相投，共同的修养加共同的理想，贤人们都成为光武朝的股肱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