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的腐蚀
自从拥有权力和地位的那一天起，人就在发生蜕变，从体力上，从心理上，从思想意识上，从道德上。根本原因是环境和目标都在发生变化。不光自己发生蜕变，周围的亲属故旧也同样发生，权力、地位、财富在腐蚀着这一群体，由外向内，由内向外发生着变质。“昔之贤能，今之贼也”。 腐蚀得快慢依赖于个人的修养，以及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约束。贤者知道必须严格限制个人爱好，也要注意周围环境发生的变质。
古代没有退休制度，所以当皇帝的必须正视这一变化。光武帝自从登基以后，对自己的约束到了苛刻的地步，带动宫廷内室也大兴简朴之风。退功臣，进文吏，也是为了防止这种蜕变。
自由派认为人性恶，解决腐败问题在于监督，事实上人人都有隐私，隐私权又是自由派极力提倡的，那么再强的监督也不如个人内心自觉更有力。
自由主义者认为用民主、法制、监督就能解决腐败问题，错了，思想上的蜕变，任何外在的约束都不能遏制。而且自由主义者一直高呼的人性解放本来就是物欲、兽欲的释放，所以从内心上讲他们并不愿意约束自己。幻想用外界约束来铲除腐败，这是自相矛盾，其实就是欺骗。
二、以法约己，约己才能约人。
亲亲不败法
光武在征伐王郎时，祭遵担任了军市令，光武舍中儿（近侍）犯法，祭遵竟敢格杀之。光武大怒，命拿下祭遵，这时主簿陈副劝谏道：“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一句话点醒光武，光武赦免了他，从此对祭遵刮目相看，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并告诉众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祭遵敢杀自己亲爱的近侍，触犯了儒家个人尊严。《公羊传》里，同乡之仇，朋友之仇都非报不可，何况舍中儿呢？
儒家讲“以己推人”，“疏不间亲”，孟子和桃应就亲亲犯法如何处理展开讨论，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回答“执之而已矣。”但是，作为天子又是人子，是作天子还是作人子？孟子的答案是“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放弃王位，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角天涯，这样处理显然不符合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是废公而行私，弃万民以全一人。这是迂腐之见。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也就得不了天下。
儒生出仕之后必然面临一个伦理转换，“忠孝不能两全”，“忠孝仁义”、“国与家”、“人情法纪”都有个先后取舍的问题。两汉之交，这个问题儒生们处理得很自然，在乡完成的是人格培养，品质锻炼。在国实现从孝义之士到国家栋梁的升化。个人情感服从国家利益，面对祭遵擅杀舍中儿，光武顷刻之间就转怒为喜，很不简单，这是政治家的气度。故马援称赞光武“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
就这个问题，《后汉书·丁鸿传》讲得更透彻。丁鸿是丁綝的长子，丁綝是功臣被封为陵阳侯，丁鸿从小跟从名儒桓荣受《欧阳尚书》，丁綝死后，他怜惜弟弟丁盛幼小而苦，上书辞让爵位与弟弟丁盛，上面不同意，丁鸿逃走以迫使朝廷改封。丁鸿逃到东海，遇到好友鲍骏，丁鸿装疯不认识鲍骏，鲍骏把他叫住劝他道：“伯夷﹑吴札因为世乱而权宜行事，才得实现其志，春秋大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明智吗？”丁鸿感悟，垂涕叹息，还就国袭爵。
光武也是同样，既然已经谋国，就不能再以一己之私判是非论道义，以伦理治国是不够的，治国必然要引入法治，所以越是地位高，权势重、天下太平之时，光武越注意以法约束自己和皇亲权贵。
范晔评论道：“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
严明法纪，关键在于功臣们的理解和拥护。光武亲自处理的将相和，是很高明的办法。
贾复勇冠三军，是光武爱将，但是他部下军纪很不好，军队又是草创，军营犯法，率多兼容，有一次其部将杀人于颍川，颖川太守是寇恂，寇恂捕之下狱，戮之于市。贾复面子难看，以为奇耻大辱，路过颍川时，对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
寇恂听说后，不想与之相见。谷崇说：“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寇恂说：“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于是命属县备酒菜，贾复军入界，一人有两人饭菜。寇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但是吏士皆醉，悻悻而过。寇恂遣谷崇以状报以光武，光武招寇恂来。寇恂晋见，这时贾复先在坐，寇恂见了欲回避。光武道：“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既给了贾复面子，又不误国法，光武此举应该说是高明的，相反的例子古代很多，国难临头却两虎相斗。
光武虽然善待功臣，但是一旦察觉违法乱纪也不手软。刘隆因度田不实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天下太平后，皇亲国戚能否遵纪守法就成了突出问题，尤其是以南阳一带，儒风义雨沐浴下的功臣权贵。为此，光武除多多重用谨厚之人之外，还特意将贵戚作法，以警示众人。
当时有一酷吏叫董宣，以好杀不法之徒著称。在北海大杀不法大户宗族亲党三十余人，险以滥杀无辜罪被处死。
这样一个人被光武征调为洛阳令，湖阳公主奴仆白天杀人，因藏匿在公主家里，官吏不能抓捕到。有一次公主出行，这个家奴随从，董宣就在夏门亭等候他们。当时就拦住车马，用刀在地上画着，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呵斥那个家奴下车，当即斩首。公主立即回宫向皇帝告状，光武大怒，召来董宣，欲箠（短木棍）杀之， 董宣叩头说“愿乞一言而死。”光武说：“欲何言？”董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就用头撞击房柱，血流满面。皇帝命令宦官挟持着董宣，让他磕头向公主谢罪，董宣不听从。宦官强使董宣磕头，董宣两手撑地，始终不肯低头。公主说：“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下令道：“强项令出！”赐给他钱三十万。董宣把钱全部分给了下属官员。董宣从此更严厉打击豪强恶霸势力，没有不震惊害怕的。京师百姓称他为卧虎，歌颂他说：“枹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董宣做洛阳令，鸣冤之鼓不再响。”
建武十一年，鲍永被征为司隶校尉，掌管三辅。 光武叔父赵王刘良尊戚贵重，但鲍永却敢以事劾刘良大不敬，事情经过这样的，当时来歙被刺杀后，光武十分悲痛，亲往迎灵，赵王刘良跟随光武护送中郎将来歙灵车回都。入夏城门中，与五官将张邯车相逢道上，道窄，刘良怒，呵斥张邯回车，召门候岑尊诘责，罚前走数十步，岑尊叩头赔罪。鲍永弹劾刘良说“案良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门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也。”
光武赞扬了鲍永。于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光武拜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鲍恢也一贯抗直不避强御。光武就对贵戚们说：“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建武十七年，赵憙任河北怀县令，大姓李子春为琅邪相，豪猾兼备，为人所恨，赵憙一上任，听说其二孙杀人事未查办，当即穷追不舍，收押考问李子春，李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子春求请者数十人，赵憙始终不听。这时赵王刘良将病终，光武亲临赵王问候，问他有没有遗愿。刘良说：“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光武说：“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赵王不再提要求。赵王既死，赵王是光武叔父，从小从刘良长大，光武追感赵王，才赦免子春。
俭约无逸
《老子》提出寡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执政者之辛苦，道德要求之高，要求“无逸”，节制欢娱。行贿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领导无爱好”。在儒家眼里，惟有圣人才能当天子，当了天子，对其要求就格外得高。“谨约非乐”是对天子的要求，光武能虚心采纳，能做到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五四以来，人们揭露封建伦理道德，严厉批判其压抑人性。这个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光武本人而言，为儒生时，其人性的一面就表露得非常充分，“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他把人生理想，幸福目标，直舒胸臆表达出来，这是不是很人性呢？但是当其为天子之时，作为国家政权的化身，就不能不严格约束自己，正如他所言：“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权利拥有者，一点点小小爱好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溃于蚁穴的千里之堤，多少贪官都是这样落水的。“存天理，灭人欲”，“俭约无逸”应该是执政者应具备的品质。
所以我们应该批判的是，把官吏的道德要求加之于普通老百姓。在不同职位和岗位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人以圣人为标准，那只会是压抑人性，天下大伪。
郅恽被郡举为孝廉，为洛阳东城门候，光武有一次出猎，到夜晚才回，郅恽拒绝开门。光武令侍从者在门里与之见面。郅恽说：“火明辽远。”不受诏。光武绕道从东中门入。明日，郅恽上书谏道：“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上奏后，赐郅恽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以后废骋望弋猎之事。
宋弘是名儒，有一次被光武召见，宫殿里新装了一扇屏风，图画美女，光武几次回头去看。宋弘正容说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当即表示折服。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宋弘答道：“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宋弘推荐桓谭为通博之士。光武召桓谭来后，每次宴会，总让他鼓琴，喜欢他演奏音乐。宋弘不高兴了，对桓谭说：“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桓谭顿首辞谢，后光武又大会群臣，令桓谭鼓琴，桓谭见宋弘，失其常度。光武怪而问。宋弘乃离席免冠谢罪道：“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道歉，不再令桓谭鼓琴。
光武曾经想出游，(申屠)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用头卡住车轮)，帝遂为止。
光武临朝，或有惰容，张湛总是陈谏其过失。张湛常乘白马，光武每见张湛，总说“白马生且复谏矣。”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身为皇帝，一点点小的享乐，就会造成民间极大的劳役烦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以光武下诏，各地不得送异味。建武十三年春，天下已经统一，光武下诏：“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
建武十三年，异国献名马，能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格贵百金，下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
身为天子除此之外，还要勤俭治国，光武穿的衣服，名叫“大练”，大练一种很厚的丝织品，衣服没有花纹上彩。光武动手写的诏书、国文，都“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他试图以此带动满朝都兴起勤约之风，所以光武一朝，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带来的是与民修养生息。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尚书·无逸》）
儒家治国，天子必须成为道德楷模，万民景仰，这才能让百姓相信，天子是为公的，是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办事的，也才能教化百姓。国家就是这样建立在民众对圣主的拥护和信心基础上。
法家也对君主有严格要求，严格规定君主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把君主塑造成没有感情的冷酷机器。但是其动机却是防范，防范小人、防范奸臣谋私、谋奸、谋害。这就是“以一人之智力御天下之智力。”
三、勤政、廉政
光武一天的工作是很繁重的，早晨朝会，之后处理政务，晚上听儒生讲经。他写文书认真而节俭，“常自细书，一礼十行”，到日落才罢。到夜里请公卿﹑郎﹑将讲经听诵。夜深才睡。常延请功臣来议政，将他们特别安排在侧位，论时政毕，道古行事。也常请在家所识乡里能吏，闲语共议。说起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
太子刘庄见光武勤劳不怠，劝道：“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光武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过去的文书制度，凡是上报朝廷的，都要用青布囊素包裹封书，文字款式不合规格的，不得上达，上书后，就到北军等候消息，连月乃决。光武下令“上书启封则用”。所以以后当天就能“奏诣阙，平旦上”，有冤屈的，常以日出时，派驺骑驰出召入，其余文书则等到日中使者出报，即罢去。所断若神，远近不偏，无隐情不能上达。所以民不敢隐瞒真情。
《太平御览》记：（公孙）述伏诛之后，而事少闲，官曹文书减旧过半，下县吏无百里之繇，民无出门之役。
虽然如此勤政，光武仍然觉得做得不够，自称德薄，离圣人差得很远，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於太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
《太平御览》评论光武：“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四、后宫和皇亲
历代皇帝大多穷奢极欲，三宫六院，供一人淫乐。《史记》说：“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把列国宫女都纳入秦宫。汉高祖时，宫廷制度并没有理清，刘邦对宫内礼法根本不在意。汉文帝时尚简。但到了武帝、元帝之后世增淫费，至宫女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
这时的后宫制度：婕妤一，娙娥二，容华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仪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长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顺常十三，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为一等也。
王莽行将灭亡之时，一次就迎娶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凡百二十人。这一百多人都供他淫乐，宫廷开支也大得惊人。
光武来自民间，深感民间疾苦。一贯生活简朴，宫廷制度非常简单，六宫后妃称号，唯皇后、贵人两等。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光武俭约作风，也在宫闱之内相传。史料对阴皇后文字记载很少，只说其：“雅性宽仁”，但是对马皇后俭约记载很详细，马皇后入宫时是阴皇后侍女，深受阴皇后影响，也很得阴皇后喜欢，汉明帝登基后，阴太后作主立马氏为后。
马皇后勤俭之风，甚于光武。《皇后纪》记载她：“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之日诸王嫔妃、公主朝拜。望见皇后袍衣粗疏，反以为绮縠，近前看清后，乃笑。皇后告诉她们说：“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汉时，古人穿衣是大问题，那时没有棉布，一般人穿麻布，甚至更劣，比如祭遵穿的是韦藁，这是比麻布还次的植物织成的衣服。一件稍微象样点的衣服，人人都羡慕，任光因为衣服光鲜差点被军汉夺衣杀害。更始妻子逃难竟然衣服被人夺去，裸袒流离。光武赏赐也通常用缣之类的丝织品奖励将士。光武深知民间疾苦，穿着简朴，这股风气被传了下来。汉明帝与诸王游乐，下邳王请呼皇后同玩，明帝笑道：“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
分封王子，马皇后说：“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儒家简朴实用的生活方式值得提倡，文化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为什么同样质地、同样做工，但是贴上欧美某大品牌其价格就扶摇直上。一瓶XO能高达一万五，这极不正常，这绝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品牌，是品味，是文化，是身份标志，是打开市场的通行证。它利用了先富起来的这批人的炫富、炫贵心理，这种心理是几百年来西方人、西方文化主导的商品市场上高等人身份通行证。 商品背后的高额利润是掠夺，是西方人用品牌掠夺，用商标权掠夺，用所谓的“知识产权”掠夺，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市场面前，这些原本对中国人毫无价值的东西，也身价百倍了。这是西方人用强势文化对全球财富的掠夺。
儒家文化复兴必将使得这些昂贵的奢侈品消费丧失了市场，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再兴，会使得西方人在文化上强势地位发生根本动摇，连带着这些个所谓时髦、炫富、炫贵的品牌置于寒酸的地位，恢复其原来的实际价值。将不会再有这种极端不合理、不公平的掠夺。
光武率性自然，不计较君臣之礼。马援来拜谒，光武帻坐，引见于宣德殿，笑着迎接马援。顷刻之间就让马援归心。到中元元年时，藩王皆在京师，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仍然宪章无序。当年刘邦富贵还乡，趾高气昂，和其父太公也要正君臣之礼。而光武有一次回舂陵，置酒作乐，赏赐众人。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因此每每延集内戚宴会，欢甚。
光武封禅，太医问安，他告诉太医说：“昨上下山，欲行前迫人，欲休则后人所蹈……。”显不出他这个皇帝哪里比百官尊贵。
五、薄葬
儒家主张厚葬，《孟子·公孙丑上》有专门论述 “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在解释为何后葬母亲时说：“从天子到百姓都讲究棺木，不只是为了美观，而是这样是为尽了孝心，不能做到，不能说是称心，没有财力，不算满意。有了财富，古人都这样，我为何独不如此呢？而且这样做是为了让遗体不接近泥土，孝子心不就舒坦一些了？我听说君子是不会爱惜天下的物力而在父母那里节俭。”
孟子又在《滕文公上》说： “亲丧固所自尽也。”
孔子更注重的是礼和诚：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
光武自小务农，知稼穑之艰难，乡里厚葬之风，富者豪奢，贫者尽财之有。而在大乱之年，厚葬者皆被发掘，特别是他对赤眉盗挖汉陵一幕印象深刻。所以他坚决主张薄葬。《太平御览》记汉光武帝追念前世时说：园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僣侈，吏民相效，浸以无限，所以诏有诰天下令薄葬。建武七年春正月，下诏：“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光武舅舅樊宏率先作出榜样，建武二十七年，樊宏病卒。遗言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臧可也”，又说，夫人死后应同坟异葬，不必因腐败，伤孝子之心。光武很赞赏，把这信给百官看，接着说道：“今不顺寿张侯（樊宏）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二十六年四月，光武在临平亭南（今河南孟津）修建陵墓，他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汉文帝）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 他还吩咐：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不用作山陵，只以陂池用以流水而已。中兴之后，也不必按规制用丘垄，臣子们不要奉承增加新项目。
这块陵园是他自己挑的，他说：“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有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复，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他憧憬着死后能目睹自己开创的王道盛世，与圣贤共游。提醒子孙不忘孝义，这才是成法大义。
中元二年（57年）二月戊戌，光武逝世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时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如孝文皇旧制，葬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太子袭尊号为皇帝。群臣奏谥曰光武皇帝，庙曰世祖。三月，葬原陵。这是最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