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交，群雄并起者数以百计，唯独光武得以中兴，有没有内在理由呢？对此古人早已做了研讨。光武得天下，是政治、军事、个人才能各方面胜出的结果。
一、圣清乐和，集大成者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这段话，我们可以举出对应的例子，严光、周党相当于伯夷，圣之清者也；邓禹、吴汉、岑彭类比于伊尹，圣之任者也；寇询、冯异与柳下惠同俦，圣之和者也；光武占天时、人和，金声玉振，可称圣之时者，集大成者。
曹植称光武：“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短，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征，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退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部。”
孟子总结历史说：五百年而圣人出。圣贤治理天下，是众望所归，三代以来人民的愿望，从孔子到光武正好五百年，故曹植称“应五百之显期”。
二、出色的军事才能，完美的系统工程
光武的军事才能薛莹在《太平御览》中提到：“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有违失，无不折伤。”曹植称光武：“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光武对形势的判断，战局的预测白发百中，这就是传说中的“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等军事才干唐宗宋祖也未见。
光武统一天下，战场极其辽阔，常常同时开辟几个战场，内线平乱和外线进攻交织进行。战事的复杂程度远过于历代，光武在这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抓住主要环节，有计划，按步骤，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历经十五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完成这一宏伟的战略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系统工程。
三、宣仁以和众
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曹植称光武：“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票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
光武起兵，替天行道，以仁义安天下。光武帝的人生历程，正是孟子民本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光武中兴是《孟子》一书的最好注解，故王夫之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
四、天降大仁于斯人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袁山松《後汉书》称：“虽曰中兴，与夫始创业者，庸有异乎，诚哉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体，其殆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据乎万乘之上矣。”
正因为如此，在他周围集结起一批罕见的方面干才，历经艰难困苦，君臣始终相睦，团结一心，艰苦创业，共举中兴大业。王夫之称赞光武中兴：“任为将师而明于治道者，古今鲜矣，而光武独多得之。”
《艺文类聚 卷十二》，薛莹汉纪曰：“然考其聪明仁勇，自无光武俦也，加以宽博容纳，计虑如神，是以任光窦融，望风景附，马援一见，睹颜识奇，故能以十数年间，扫除群凶，清复海内，岂非天人之所辅赞哉。”
有意思的是，当光武君臣经过十五年艰苦转战统一中国，实现儒家王道后，刘秀有意引出孔子当年的话题。
据《论语》描述，孔子闲暇时询问弟子们的志向：“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先进》)。
刘秀也学孔子，光武说：“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马）武，曰：“臣 以 武 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
五、儒风纯厚
由西汉到东汉，民风由剽急到谨厚，这是儒学的教化作用，这也是光武以儒生为骨干得天下的社会基础。
汉初人们追求财富“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不避刀锯之诛”。而东汉豪强大户，商贾大姓多有广施家财的善举，如马援牧马得巨财，后散尽。
汉初多楚风，“轻悍好斗，狂放不羁。”“其俗卒如飘风”（《史记·货殖列传》），人们“崇利而简义”。到东汉时，则多是“重义轻利”，以恩信交结义士。
如果群雄并起，刘邦和刘秀相遇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如果非要比较，可以肯定的说，刘邦集团必败，刘邦本人最大的特点是顺应时势，哪怕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他就是能忍一时之愤，故而始终占在时代的潮头。但刘邦集团“功利之徒”、“亡命无赖”，“见利忘义”者甚多，叔孙通所献多巨猾大盗。他们这些人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分化瓦解，成则争功，败则各散。
而刘秀集团多是儒者气象，忠君，爱民，重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是为了信仰甘愿献身的一群人。
儒士要求反身求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们以自己的道德修养言行影响周围世界，乃至治理社会都是为了重现“三代”，要实现人人幸福之和谐社会，在追求真理和理想过程中，完成个人道德之完美实践，真儒总是在逆境中闪光，万幸的是这一代儒生能和光武中兴相结合，实现了人生理想。
六、士儒坚贞
韦伯在《新教和资本主义》中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和信仰的关系。节俭、奉献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繁荣发达的原因。
儒学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孔子说：“我欲仁，仁至亦”。儒学在东汉是成功的，既能开国也能立国也能保国，这是强悍民族强大的思想武器。儒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在汉代，士这个阶层特别是下层士族集团从来没有彻底腐朽过，从西汉到东汉三国，这个集团支撑着整个华夏文明。
《东汉会要·选举下》记载范晔论东汉士风时说：“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绝哀缺，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举弘道下邑。其余鸿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
司马光《稽古录》对光武兴儒大加赞许：“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
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东汉）者。”
孟子心中大丈夫的标准“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真正的儒者，以民本主义为自己的信仰核心，不以君喜而逢迎，不以君怒而恐惧。邦有道而留，邦无道则去，服役君主是为了实现自己报国为民，实现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他们的人格永远是独立的，仁人志士 骨耿忠烈，忘身殉国，扶危定倾。
曹植的《白马诗》，刻划了一位少年英雄的形象，这是汉代昂扬的儒家精神的写照：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七、文化兴国
南怀瑾在谈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说：“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
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和归属的标志。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主体价值观，就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李际均语）
李际均说对了，文化的本质是人对社会，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取向，是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思考，是伦理观，价值观。战争则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突现出来，近代兴起的中西比较文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还有马克思·韦伯谈中国和中国人，都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道德问题。在毛泽东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指出，“不信”乃“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陷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他认为中国的困境和国民精神的衰颓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国民精神入手解决中国问题。“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毛泽东在长沙一中，他最用心读过的书是《伦理学原理》，他认为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实业，还是从戊戌到辛亥的政治改革都不能救中国，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士气、思想和文化。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当我们再重新发现光武中兴这段历史时，不禁要问，儒家思想无能吗？儒家道德观落后吗？开篇的目的就是要重拾我们久别的信仰，信仰是以弱胜强的武器，民族振兴的关键，没有信仰和精神，民族振兴就无法支撑到底。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仍然处于以弱敌强的逆境，故而我们民族的信仰更不能丢。
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价值观，道德伦理的本质是规则。科技界早就明白标准的制订者获得的收益最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增加些自信，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道德伦理规则怎么可能就一钱不值呢？
文化崛起是中国整体崛起的重要方面，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也必然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文化这种特殊力量，引导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工作，把国家的软实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