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闪电

马克思不韦
 
 
　　民本主义战争观：
　　
　　 爱惜生命者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战争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愿，当齐王问孟子，燕国可讨伐吗？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战主义者，孟子希望的战争是解救人民苦难的战争。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孟子·滕文公下》）
　　他斥责为君主私利而发动的战争，说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孟子所言，一般人读了都不以为然。唯独读过《后汉书》，信以为然。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他是考虑战争对百姓的苦难，要慎战。面临匈奴、乌桓的袭扰，北方边民流离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马武等人的出击计划，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让战争带给更多人灾难，所以仍以修养生息为重。
　　 班超从西域奉诏东返，当地人认为被汉廷抛弃，有官吏为拦住班超自杀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马援打下交趾，当地人家家祭祀。诸葛亮“七擒孟获”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至今当地多有纪念。这就是儒家要的战争。
　　
　　
　　
　　敬贤礼贤用贤－民本主义的根本措施
　　贤人是民意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秦穆公薨将三大臣殉葬，秦人作挽歌哀之，其中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显然百姓把贤者当作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换他一人之命。（《诗经·黄鸟》）
　　武王伐纣，一大理由就是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剖贤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说明一点，古代的贤人不光是个人品德高尚，更要紧的是作为民意代表而出现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讲天命，天命又取决于民心，但民意难以直接正确地表达。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即便是在美国也同样，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两汉之交，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只要竖起刘姓大旗，就立刻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王郎就是利用民粹兴风作浪的典型。“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西门豹治邺》），所以必须有人来正确表达民意，这就是由贤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贤人会替他们说话办事，贤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贤士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这点一直被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所忽视。
　　
　　 贤人是民意代表，他们背后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贤、用贤意味着取得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自古圣君都尚贤下士，千方百计的要贤士、隐士出山。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 方孝儒在《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说：“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
　　
　　《后汉书·逸民列传》讲：“隐士逢萌在光武即位后，在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名，派遣官吏聘请他出山，然而逢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人捕之。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刘邦难以瞑目的遗憾是不能扶刘如意继承皇位。当他有废立之心时，皇后、功臣、宿将百般劝解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唯独有一次见太子刘盈背后站立着四人，一问才知道是“商山四皓”，刘邦顿时万念俱灰。“商山四皓”文无定国安邦之策，武无冲锋陷阵之能，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是天下都称其贤，他们就是百姓的民意代表。刘邦本事再大，功臣宿将再多，他明白不能和天下人作对，故而只能忍痛割爱，临死时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也预感到了如意母子的不幸，但是没有办法。
　　 黄宗羲批判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说刘邦“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古代民权的作用，春秋战国传下来的三老制度很值得研究：
　　三老制度：
　　 《周礼》制度下的“乡老”负有向政府推荐人才和教化当地民众的职责。《周礼》规定：“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周礼·地官·司徒》）“三老，众民之师也”。三老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秦汉三老往往一言九鼎，改变时势。而三老又非官吏，只是来自民间，由国家奉养。
　　
　　三老代表民意，举旗称王。
　　 陈胜起兵时 “号召三老豪桀(杰)会计事。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胜乃立为王，号张楚。”（《汉书·陈胜项籍传》）
　　赤眉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后汉书·刘盆子传》）
　　
　　三老参政议政甚至还有代理国政的威望。
　　 汉律规定：举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帅众者，置以为三老，每乡一人；择乡三老为县三老，与令长丞尉以事相教。
　　 东汉时，秦彭任山阳太守，“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崇儒雅，贵庠序，上德化，春秋飨射，升降揖让，务礼示民。”（《太平御览》卷二六○《职官部·良太守上》）“乡三老”挑选出的“县三老”要“与长吏参职”。各郡长吏常问三老民情官风。比如朱宠任颍川太守时，“每出行县，……所至县界，父老迎者常数千人，宠乃使三老御车，问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声。”（《后汉纪校注》卷一八）
　　《后汉书·隗嚣传》记载，赤眉入关后，更始岌岌可危，又流传光武即位河北，隗嚣于是向刘玄建议：“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刘）良，更始不听。”
　　
　　劝谏天子
　　 汉武帝巫蛊案，太子屈死，汉武帝大肆追究屠杀，然而只因壶关三老批评劝谏，乃觉悟。“武帝感寤，怜太子无辜，乃族灭江充，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上书朝廷，表彰官吏。
　　 比如王尊被御史大夫参奏暴虐不改，被免官，吏民多称惜之。 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著。王尊被汉成帝复任命为徐州刺史。后王尊治洪，“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天子命有司考察，验证无误后，大肆表彰其德。（《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
　　
　　 三老一言九鼎，然而三老是来自民间的推举，例如《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樊）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被推举的三老都是地方上德高望众之人。 《汉书·高帝纪第一》讲，刘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 汉代的三老，被尊为“众人之师”，孝经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汉代政权对三老的要求是“能率众者”，三老在地方上对民众要有威望有号召力，说他们是民意代表不为过。
　　
　　 儒家思想重要的组成是“尚贤”，“尚贤”是儒家民主实现的方式，《尚书》专有篇幅讲这个问题，贤良就是民意代表，作为君主应该倾听尊敬，杀贤良则冒天地之大不韪。
　　 贤人代表真正的民意，这点被历来思想家忽略，批判者总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民意，只有独裁。这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没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没有民主。
　　
　　光武中兴，举贤任能贯穿于光武执政的始终。
　　 在“不臣之臣”里，介绍了光武屈尊宽宏大量，诚心延请隐士、贤人的事例，《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身为万岁之尊，何以如此谦恭，孟子有言：“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王公见贤人，要以礼待之。“见面尚不得，何况去作臣子呢？”。出于民本主义思想，怀善依仁，为民而谋，何谦恭之有？
　　
　　除此之外，每当发生日食等天象之后，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光武自认为自己德薄，百姓有怨言，需要请贤倾听百姓的意见。
　　 六年冬十月丁丑，丙寅晦，日有食之，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后汉书·光武帝纪》）
　　 七年夏四月壬午，又日有食之， 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后汉书·光武帝纪》）
　　
　　贤者为师：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会百官，问谁可担任太子的师傅，群臣揣摩皇帝心思，齐口同说，太子舅阴识可以胜任，惟有博士张佚言：“立太子本为天下，所以应该选用天下的贤才作为老师”。光武于是让张佚为太傅。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光武中兴，因光武一直“梦想贤士”，“尊贤下士”，故而“士多归之”，他们之间意气相投，共同的修养加共同的理想，贤人们都成为光武朝的股肱之臣。
　　
　　
　　民本主义指导下的君臣关系：
　　 家臣和社稷臣：
　　 贤人入朝则为官，那么满脑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贤士大夫如何处理君与臣，臣与社稷的关系呢？
　　 孟子曾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明末黄宗羲在《原臣》中继承孟子思想，阐述了为臣之道。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与君一样，臣也应是为万民服务的，“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就这类进步的思想，其实并非只明末才出现，社稷之臣和家臣的区别在春秋战国就被人认识到了。
　　 《战国策》记载：吴、楚战于柏举，吴师入郢。蒙谷奔入宫，负离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弃于历山也。
　　 社稷之臣不在意国君的安危、封赏，而在意国家的存亡，文化典籍的兴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 仁义是本体， 道是道理，义是实现仁的是规则。君子没有专主，惟道适从。这就是儒家民本主义的君臣观。而到了满清时代，大臣则是皇帝的奴才，必须要死忠。从此没有社稷之臣之说了。可悲的是满清时期的君臣关系却被人误解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
　　
　　 儒家何以如此处理君臣关系，在于儒家把圣贤当作了天下人的老师。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尽心下》 ），贤人既然是师，君王当然要敬重之。
　　“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 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学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谋的原因。儒者为帝王师，而非帝王友。“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就这点被明末士大夫所继承和发展，到明末以后，儒家对君臣关系研究得更深入，君臣是朋友，是同事。 钟惺指出：“君臣之道，籍朋友以与立”。“君臣朋友之间，遂无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晚明何心隐说斩断君臣关系的宗法血亲联系，而以非血缘的朋友关系。“君臣友朋，相为表里也。”
　　 东林党人说“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因为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惟有朋友关系无所不摄。（《东林书院志》卷三）。
　　吕留良说“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黄宗羲更激烈，他说君是君，父是父，君为己死，臣不应死，死的是奴。“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而“夫父子固不可变也。”
　　
　　
　　
如何举贤：
　　 举贤、选贤并非易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段话反映出孔子已经认识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就这点难道今天的自由派不知道吗？
　　
　　 孟子提出的选贤和刑杀方式，是非常“民主化”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天命也好，为民谋利的贤人也好，被人民理解和接受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艰苦的考验。革命是一个老百姓从认识拥护到积极参与的过程，共 产 党也是一样，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和拥护，甚至到盲从。从王莽篡位、王郎诈子舆、农民起义抢掠形成游民部落到刘秀政权最终被人民接受，不难看到这点。
　　 但到了“盲从”这一阶段就不好了。正因为有这一现象存在，于是被自由派猛烈攻击，他们否定贤能政治的存在，否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存在。既而他们主张民粹主义和宣扬极端利己主义思想。
　　
　　孝廉制
　　 孝廉制是汉代以后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汉时每年由地方官考察并向朝廷推荐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出仕，孝廉由郡推举！孝廉的人数根据各郡的人数而定。(和帝) 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以后修改为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除孝廉外，东汉选拔人才还有举秀才等其他方式，统称察举制，“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　》）。 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又有了重大改革，首先规定被荐举的人一定要年满四十岁，二是被荐举的人要经过考试后才能做官。
　　
　　 孝廉制要求官吏提拔重德行，口碑。被推举的孝廉德才兼备，爱乡爱人，爱惜声誉，这样形成尚朴的社会风气。孝廉制是东汉知识分子重视气节的原因，两汉一度出现人才辈出的现象。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说这时是中国“风俗之黄金时代”。
　　 但以后察举制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他们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就阻碍了社会其他人士入仕的可能。此外还有其他弊病，比如重德不重才，放弃物质世界的进取意识，保持纯良的道德而过于清高。
　　 孝廉制在魏晋演变成了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成为门阀贵族制。
　　 九品中正制在隋唐后被科举制代替，有利有弊。科举制接受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科举当官的举子缺乏民意支持，举子也不必关心民情民意。此时的儒学成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儒生们认为功名是自己辛苦读书所得，何必管国家、黎民。很多人无报国、爱民之心。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如何通过考试 ，博取官名富贵。所以儒生们自私，虚伪，贪墨成风，缺乏社会责任感。再者儒生埋头读书，远离社会和实际，死读书、读死书，空泛不切实际，也缺乏治国良策。
　　
　　
　　传位制度：
　　 儒家最赞成的传位制度是禅让制，言必称“三代”。认为天下非人与之，而是天与之，民与之。“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天下谁与，孟子提出两条，天与之，民与之。最终归结到民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讲了儒家学说中如何实现民主的过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这实际就是尧舜禅让的过程。在孟子学说中也有罢免君主的内容。“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儒家虽然赞成禅让，但是现实已经很难改变，战国以后的禅让都成为实际上的篡位。在世袭制成为不可动摇的现实情况下，儒学理论必须按封建大一统理论不断修改。
　　
　　
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