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歧路的民族平等
  我们理解的民族平等是不因民族出身和民族生活习惯而在生活、求学、工作、升迁中受歧视，而现在所说的民族平等则是被歪曲性的理解为民族平均，将人群按民族划分，再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益以民族为单元，按民族进行分配，比如计划生育对于人口多的民族，实行只许生一个，而对于少数民族则放宽限制，升学、找工作也按民族成分区别对待，甚至连法律也要根据民族不同来裁判。如此一来，各民族之间必然出现零和关系，为了民族利益，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成了各民族使命。而且各民族都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历史观、价值观、话语权，以对本民族有利无利角度来阐述正义、公平、平等观念。尤其是自以为弱小的民族时时刻刻陷入民族沦亡的危机感之中，任何一点小事都能激发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比如，阎崇年悍然在公众媒体上，把明清战争看成是“汉满民族之争”，从满族的角度来讲清史，对明末清初，百姓遭屠杀，人民受苦难，不承认是悲剧。当遇到网络舆论反弹时，媒体则冠之以狭隘的汉民族主义加以诬蔑。

  这种政策下，国家已经被当作各民族的联合体，政府被迫充当起各民族利益、各民族纠纷的仲裁者角色，但是政府毕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而人又被划分出了民族属性，政府成员是什么民族？哪个民族的人来制订民族政策都成了敏感问题，“汉族人的政府怎能不向着汉族人！”另一方面，这也鼓励了少数民族极端势力要求按民族轮流坐庄的心理。“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汉族可以当国家主席，少数民族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要按民族均分。
 
  这种情况下，政府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被当作讨好一方而压制和歧视另一方。很难得到民族感强的少数民族信任。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法律上更多的倾向少数民族。汉族人自然不满意，而某些少数民族还是免不了恶意猜度。政府的任何优惠和让步只会被当成本民族抗争的结果，从而埋下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伏笔。
 
 
一、神秘的“多元一体工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09月27日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
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中华正统，都把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

  这篇白皮书，所持的理论依据本身就是错的。把在今天中国版图上出现的古代部落和民族一概认定为中国人，这是基于荒谬的“版图中国论”，把版图等同于国家和民族，把地域等同于文明。其次、把五千年来生活和曾经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所有的部落、群居、地域人群一概升格为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本是当时的中原人对四边众多部落的通称，是对地域人的通称，这些地域部落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自我认同的意识,语言风俗更不相同，更没有文化积奠，那里来的四五千年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
 
  不能因为一群人曾经在那里生活就把他们当成一个民族，不能因为一群又一群的人曾经在那里生活就把他们当作民族集团，也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就认为他们永远在那里，就把他们当作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除汉族外，这些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更应该称为部落集团而非民族。民族是需要文化积累的，是要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传序的，是要有千百年来的自我意识，这些所谓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吗？有千百年来连贯的自我意识吗？除了从古代汉语只言片语来猜测，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来证明这里曾经有民族传承到今天。如果没有连贯的文字系统，就难以证明这些部落、民族就是传到今天的56个民族之一。
  中国的民族学、民族政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象，经不起任何推敲论证。如此白皮书的出笼，可以看作“多元一体工程”一次表现。

（一）、“多元一体工程”的实施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体系是庞大而组织严密的，表面上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常常有花边新闻出现。实际在舆论导向，关节环节上控制得非常紧，媒体被控制，不是靠指令而是要心领神会。在中国做媒体，最重要的是学习和领会各级领导下达的“精神”，种种迹象表明存在着一个“多元一体工程”。

 “多元一体工程”有三个主要宗旨：“统一神圣论”、“版图中国论”、“多元一体说”，最高价值是“统一”。
  作为“多元一体”的范本，满清的民族政策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以满清的国家观为基础，“多元一体”成为一项秘密、浩大而又跨世纪的政治文化工程，一项愚民工程。该工程的要旨是凡是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利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就予以歌颂，凡是阻碍“多元一体”实现就予以否定。
  清史学界提供了“多元一体政策”的制订依据，他们的核心观念就是“版图中国论”、“多元一体说”、“统一神圣论”。“版图中国论”认定在现有版图上所有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政权，“版图中国论”是典型的因果倒置，抹杀了中国这一概念中的文化性、伦理性而完全变成了地理概念，将中国搞成了在地理上的民族拚图。“多元一体说”不是以人民群众的休戚利害来作为评价历史的是非标准而是以少数民族是否成为中国一元来看待历史，元越多越好，元越久越好，元越强越好。
   
  清史学界把持了史学界以及文化界在历史领域的主导权。清史学是“多元一体”理论的急先锋，成为可鄙的“政治史学”，将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群众，毫无道德感和学术性。他们拥有大量的经费搞书籍出版，影视制作。“褒清贬明”是其中最重要的史学分工程，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大量美化满清统治者如何英明，如何伟大的史学文学作品和所谓的电视正剧。其核心观念是满清政权是所谓现代中国“多元一体”的奠基者，满清统治是对所谓的“多元一体”的最好诠释，明君、八旗、统战这种统治模式完全可以沿用套仿为现代版。他们还把持了媒体中所有关乎历史题材的作品，除大力歌颂满清之外，凡是与他们观点有微小冲突的都不许面世。以乾隆为界，满清在乾隆以前一律伟大、正确。而鸦片战争以来的黑暗则是中华文明延续下来的恶果，特别是明朝黑暗政策的延续。从学术论文到电视剧文艺作品，再到清文化节，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满清崇拜。
 
（二）、“多元一体工程”存在的“证据”
 其一、“五十六个民族”震天响，报纸、舆论、新闻天天被五十六个民族包裹，56根民族柱被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早被虚化了，当今的中国早被歪曲成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和国。
其二是不争论，在各种媒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历史专家和群众对话，回答热议的问题。对于反对和争论他们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封，在所有能控制的媒体中封杀。
其三、是把工作重点放在青少年，用教科书洗脑，大肆吹捧“康乾盛世”，《一个王朝的背影》，在青少年世界观刚刚形成的时候进行灌脑教育。
其四、为了其政策的合理性不容辩说，所有的史学作品都在为满清前期的任何黑暗行为保驾护航。其基本原则是既不承认也不许探讨满清统治是部族统治，否认满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清史学界在学术圈内，在史学出版领域划了许多禁区，比如，满清入关前后的大屠杀事实，满清的禁海圈界，满清的种族隔离政策等等，满清暴政严重性、残酷性被有意隐瞒。在面向大众的报刊文章中，严格控制对明朝真实情况的介绍，有意施加给受众明朝极端黑暗和贫弱的印象，比如描写外国人眼中明朝的繁荣、富裕、开放的文章不得面世，甚至连晚明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也成了难以面向大众的禁区，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门的徐光启、利玛窦从来不许出现在文艺作品里，又比如万历年间的非君浪潮是决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更不用说在文艺作品里表现。虽然还把郑成功说成是民族英雄，但是郑成功也很难出现在文艺作品里。他们设置的宣传口的禁区就更多，席泽宗院士曾经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毛佩琦讲“从明到清”，都严厉批判了清朝政权对于中华民族经济科技发展的严重阻碍作用，观点新，有价值。然而，“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他们的文章很难见于报纸，而在主流媒体大行其道的依然是康乾盛世，明亡清兴。
其四、对于民间舆论，特别是网络，批判满清也是被严格控制，很多帖子不能发表，其严厉程度比抨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难。
其五、书籍出版立项、影视制作立项并不直接用“多元一体”名义，而是用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合为名，这类书籍冠冕堂皇一路绿灯，而用“大汉族主义”大帽子来封堵质疑的声音。古装剧有一大半背景是满清，书店里关于历史的书，一半是满清的，而讲明朝的书竭尽歪曲漫骂之能事，对那些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称为是弃暗投明。
引起重大争议的“施琅大将军”在央视反复播放，很明显这早就不是为了反对台独，而是出于“多元一体”的目的。
其六、强化民众对满清认同感，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影视作品，对满清政权的称谓一律改为“我大清”，而出版明朝遗民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一律加上“清·黄宗羲”字样，无疑这是对其抗清遗志的莫大侮辱，但却是“多元一体”所必需的。
其七、03年，国家决定“重修清史”，而这一工程的核心却是鼓吹清朝皇帝建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国观”，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郭成康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开篇就说：“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结尾说：“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郭的文章出笼之前，笔者曾发表“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之后以“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来回击郭的无耻澜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这几篇文章，看看是非曲直。
 
  06年笔者曾经在人民网发表“文史界不可思议的褒清贬明现象”，本文被该网列为精品，之后许多网站转载，包括政府网站，但是不久之后，该文突然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隆重推出的阎崇年“清十二帝遗案”，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他网站这篇文章也同时消失。
  这些年来，对明朝的恶意贬低、诬陷和对满清的无原则歌颂成了舆论不可动摇的舆论导向。其中不乏满遗混迹其中，在贬低汉族朝代的同时，到处宣扬伟大、光荣、正确满清皇帝，做起复辟满清的春秋大梦。
  阎崇年被掌掴的起因是搜狐网和大河网刊登了阎崇年的纳粹言论，掌掴事件发生后，以人民网为首，舆论一致采信阎崇年辟谣声明，为阎叫屈和抨击“打人暴行”的文章铺天盖地，却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两家网站，更不用说去探询事件真相，不可思议。这两篇“罪证”至今还在。如果没有人为控制，就以现在八卦风气，早就记者们翻个底朝天了。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大放厥词是有政治背景的，一条根据就是同是百家讲坛的红人，易中天、余丹、刘心武等人走红之后，在媒体上屡遭讨伐，而阎的言论一直在网民中争议最大，最激烈，而这几年来的媒体都成了聋子、瞎子，根本没有一篇文章稍微质疑过阎崇年的观点。

二、“多元一体”工程的致命缺陷：丧失公正、正义，毫无道德基础
    在“多元一体”工程的指导下，弱干强枝，要尽量把汉族这个最大的“一元”弱化、平化，以实现和其他“元”平起平坐。九十年代以来，岳飞、文天祥再也没有在文艺作品中出现过了。而诬蔑汉族的作品大行其道，得到政府暗中鼓励，比如《狼图腾》鼓吹汉族劣等，把屠杀、奴役汉族说成是输血，有功合理。纳粹式图书－《狼图腾》竟然会成为畅销书，在作协大会上还被吹捧成新时期优秀作品。这类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禁书，惟独在中国还受到主流舆论的吹捧。
   在“多元一体”指导下，为了竭力笼络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以屠戮著名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在影视作品中出现都被拔高，蚩尤、金兀术这些历史上的暴虐恶魔一旦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的祖先，有了民族身份，就必须落实民族政策，就成了中国人不敢不承认的伟大祖先、民族英雄了。
 
  “一体说”之后， “统一神圣论”成了“天命眷顾”、“成王败寇”的现代版，如此一来，是非、善恶完全被颠倒了，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而洪承畴、施琅到成了民族英雄。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再拔高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类的形象，也不可能赢得人心，人以群分，当群众知道这些人物的屠杀暴行后，怎能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亲切感，只会厌恶并且憎恨。

  那么官方对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的暴行又如何解释呢？在官方的舆论控制下，除有意隐瞒之外，凡是在共产党执政前的民族冲突和战争，一律归咎于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满清创始人努尔哈赤种族屠杀被说成是反抗民族压迫。努尔哈赤的种族屠杀年代久远，而类似的，1944年新疆的“三区革命”同样也被肯定。所谓的“三区革命”其性质就是一次种族屠杀和清洗。官方以此讨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官方天真地认为今天我们有了各种“民族优惠政策”，这类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政府对于“民族优惠政策”太有信心了。难道共产党政府就真能免疫？“7·5”事件，种族冲突再次发生，证明这种幻想完全破产。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一方面肯定历史上的种族屠杀，说成是反抗“大汉族主义”，杀汉人没有错。一方面又去打击现实中的民族分裂，这种自相矛盾不正是导致暴乱的原因吗？

 “统一神圣论”难以避免的是双重标准：比如，努尔哈赤和葛尔丹，同是分裂主义者，也都打起反抗“压迫”的旗号，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被文史界颠倒黑白说成了反抗民族压迫，葛尔丹则是分裂祖国的罪人。只是因为一个后来成功了，一个后来失败了，结果在这些史学家那里评价就完全两样，一个是满族统一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分裂主义者。以成功与否作为历史褒贬的依据，这对今天的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有好处吗？没有一点好处，只能激励疆独、藏独的野心。

  历史学是现实政治的折射，在这种实用主义国家观、“多元一体”话语体系下，人民群众的生命被视为草芥，埋葬在“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漠视也必然反映到现实中来。在“两少一宽”政策下，某些地方，法院判案，少数民族罪犯杀人要杀死三个人才能被判死刑。在西藏只要有两个政协委员的担保，死刑犯就能逃脱处罚。“7·5”暴乱，暴徒残杀群众，政府坐视不理足足有8小时之久。

  这种政策无疑是不公正的，也是行不通的，在承认和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同时，他们却防备汉族不要产生民族意识，一旦出现就坚决压制。更不允许出现以汉族为名的历史和民族英雄。比如五胡时期，反抗羝族民族压迫的英雄冉闵绝对不能见诸报端。比如在隐瞒满清统治是部族统治这一根本特征的前提下，主流舆论否认和歪曲“辛亥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伟大意义，掀起批判孙中山、同盟会“狭隘民族主义”的歪风。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不许汉族有民族特征，比如汉服的出现，一度被主流媒体、文化名人批判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萌动。政府对于任何以汉族、汉文化网为名的网站都是高度警惕。限制、封杀次数远比宣传少独的网站多得多。

  一旦汉族人有了强烈的汉族人意识，必然要求民族平等，“两少一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顿时成为族群攻击的目标，现行民族政策就会遭到普遍质疑。同时汉民族主义的出现对其他民族主义更是意味着最大的威胁，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汉民族主义的泛滥也必然使得官方鼓吹的“中华民族”成为泡影，所以“汉服”一度在人民日报遭到批判，认为是“大汉族主义”出现的严重事件。
  其次，汉族一旦产生民族意识，那么和其他少数民族民族冲突乃至分裂的风险就会成倍轮番增大，所以，既便略微有一点苗头都要被打压。
  他们解决争议的方式，还是文革那套上纲上线的做法，他们把“大汉族主义”列为滔天大罪，是破坏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不断地扩大和滥用，把一切不同声音都列为“大汉族主义”。可是，这几十年来发生的种种民族冲突，从小磨擦到暴乱，又有那一件是民间“大汉族主义”引起的？汉族在在少数民族面前，二等公民还当不上，哪里敢去冒犯？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冷了海外华人的心
  海外华人盼望着祖国的强大，强大之后，他们才能站起来做人，但是，他们压根想不到的是根据“多元一体”理论，政府根本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甚至连中华民族都不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
  “多元一体理论”认为在中国境内的古今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但是因各种原因一旦迁出国境之外，就不再是中华民族，所以，政府对于海外华人遭受的迫害出奇的冷漠，不用说声援，就连报道都严格控制，尽管海外华人把自己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抗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血、流汗、资金扶植，民族认同感远远超过一些少数民族，但是仍然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
  98年印尼疯狂屠杀华人，今年8月缅甸铲除华人自治政权，中国政府非但连抗议都不提，甚至还给缅甸当局传递情报。
  但这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比如“7·5事件”后，土耳其总理激烈抗议， 舆论大肆鼓噪。又是派记者，又是派特使，表达对新疆维族状况的关心，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却采取屈辱的双重标准，予以热情接待。
 
建立在沙滩上的所谓“中华民族”
   以“多元一体”为理论基础，逢节必唱56个民族，56个星座“爱我中华”，可要让这56个民族找到共同点、共同的文化精神财富谈何容易？既便否定了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但是仍然找不到56个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歌颂黄河，和维族无关；歌唱泰山，和藏族无关；讴歌长城，会引起蒙、满曾经的游牧民族的反感。这些事物既和这些少数民族无关，怎能成为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致的精神财富和共同象征。这个56个民族共爱的“中华”越来越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同时，违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官方非把以屠戮著称的野蛮人物拉进“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思想指导下，为了让对人类文明进步毫无贡献的几十万蛮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元，宁可将几千万中国人当草芥一样被屠杀掉也在所不惜。最广大多数的汉族人又怎能愿意和这群人屠为伍，怎能认他们做祖先。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大拼盘，中华民族成为垃圾桶。丧失原则，丧失标准，丧失一致性，毫无道德伦理支撑，也赢得不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护，这样的“中华民族”怎么建立得起来？那么唯一的方向就是让中国解体重新成为一盘散沙。
 
“多元一体工程”肯定会以破产告终
其一、其理论有内在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难以解释重大历史现实问题，捉襟见肘。
其二、满清统治的愚昧、封闭，压抑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民对幸福和进步的认识和追求，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模本的“多元一体”是逆规律的，逆规律怎么可能成功呢？
其三、“多元一体工程”抹杀了文明和野蛮区别，否定了野蛮向文明趋同，落后学习先进，被先进改造这一历史进程。不认清这点，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走进正轨。
其四、政府的各种民族政策其实是把少数民族当作了另类，不管是优惠成另类也好，还是歧视成另类也好，那么在汉族眼里、在少数民族心中，他们只能成为另类。
其五、靠谎言欺骗建立的历史学，不会有坚固的基础，摇摇欲坠建立在沙滩上，群众虽然被欺瞒一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欺骗，尤其是当今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使得这种灌输洗脑留下的缺口越来越大。真相被越来越多的民众知晓，传统灌输方式来控制人脑再也难继续，官方吹嘘的满清神话早成了骗不了人的笑话。
其六、这种以政治导向为目标的文化工程，一旦曝光都没有好结果。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内外学者的质疑声中尴尬收场。又比如东北工程，在韩国政府民间的强烈
抗议声中，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其七、05年联合国通过决议，纪念蒙古国建国八百年，也就是纪念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中国投了赞成票。这一决议对于“多元一体工程”，“版图中国论”是致命的一击，中国在国际上承认了蒙古国早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是民族国家了，那么，依此类推，当时的金、宋难道就不是民族国家了？宋之前，就没有中国了？这个蒙古国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一元，很明显，自古以来的中国就是“多元一体”已经站不住脚。要说“多元一体”最合适的反而是蒙古国，可是将蒙古国历史列为中国历史，此决议后，不论是明的暗的都已经不可能了。“多元一体理论”拿不到国际舞台上去，自相矛盾，内外矛盾。
其八、实践证明，“多元一体工程”并没有实现民族和睦，更不用提所希望的民族融合，而是扩大加深了民族仇恨，“7·5”事件就是“多元一体工程”的恶果。

三、效仿满清的民族政策不可行，“多元一体工程”的恶果
   满清政权的特点是闭关锁国，将国内各地区，按民族分区隔离，分别自治。清政府并不管当地内部事物，清政府只是控制住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头人，特别是用宗教来控制当地的稳定。这是以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封闭、贫困、愚昧、落后为代价，正因为其有着很强的封闭性所以能保证统治的稳定。
  时代不同了，这种政策还被效仿，强化为“多元一体工程”必然会出大问题。
 
 “7·5事件”中，无辜群众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二千多人受伤。犯罪分子针对无辜汉族群众用刀割断咽喉，棍棒砸碎头颅，剖腹杀婴，手段极其残忍，要是没有经年累月的仇恨教育，无仇无怨，断不至于如此。这次暴乱，分裂势力得到一部分维族群众支持是不争的事实，新疆大学的维族学生成了动乱源头之一，扎针党有大量的妇孺参与，参与面非常广泛。有这么多暴徒上阵，这么多帮凶，说他们都是境外恐怖分子，谁都不会相信。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几十年来的民族政策下，教育出一大批民族极端分子，极端民族主义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只能说明民族团结政策是失败了，并没有赢得少数民族的理解支持，向汉族空喊民族团结并无用处，这种民族仇恨也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因为贫穷，根子在于思想和教育。

（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真正原因
谁夺走了少数民族的饭碗？
 7·5事件发生到今天，从没有人分析过这群暴徒们的动机，从现场来看，常常是大的、小的、老的，男的、女的暴徒们群起殴打、杀害无辜汉族群众，“把汉人赶出新疆”是他们的无声语言，这种意识早就充斥了相当多维族人的心脑，在他们看来，新疆就是维族的，汉人来了是两个人来吃一碗饭。可是，就维族世代的居住地而言主要是南疆。乌鲁木齐以及新疆的开发建设，汉族和其他民族贡献远远超过当地维族。开发、建设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而当地维族显然不能胜任，这怎么能说汉族人来夺走维族人的饭碗呢？ 

真正夺走维族人饭碗的是市场经济和貌似优待的民族政策。
  古人早已发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经济繁荣的要旨就在流通，流通得越快，越广泛，财富积累得越多。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正和效率，而所谓的民族优待政策恰恰背离了这条根本原则。
  就以效率而言，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民族地区并不推广普通话，这使得大部分维族群众听不懂汉语，同时也无法得到在通用语言文字下传播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信息。要知道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观念、思维跟不上时代，这样的人群在就业，在市场经济下属于低素质人口。凡是公司都要讲效益，怎么可能雇佣他们。市场经济更是讲公平交易，要求的是劳动者身份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企业公司内部更是如此，否则难以管理。由于现行的民族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各种违法犯罪问题在司法上另开一面，企业主、公司老总决不愿意引发民族问题而去破坏公司正常运作。
 
  这是封闭和开放，保护落后和接受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21世纪不是封闭的世纪。是商品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和流通，全球化讲求价廉物美，公平交易，讲求文明规则，讲求见贤思齐。而纵容落后和犯罪，强买强卖，甚至藐视通行规则和法律，只会被现代社会拒绝，排除在全球化经济之外，其结果就是愈加贫困。不讲公平、平等、规则、法律就无法在法治社会下立足，少数人犯罪、侵害如果畅通无阻，他们得利的同时损害的是本民族中的其他人。

（二）、民族优惠政策反而加重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所有的民族优惠政策都应该重新检讨，所谓的优惠实际起的作用往往是恰恰相反。就以少数民族的高出生率而言，名义是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扶植，实际上，这些新生的人口，由于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反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加重了少数民族的贫困化。“两少一宽”同样也是如此。
 
   “民族优惠政策”是“姑息养奸”、是“交易砝码”。这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士对民族政策的新认识。维吾尔在线坛主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 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可见，貌似偏袒少数民族的“民族优惠政策”在少数民族那里也是适得其反。
  
（三）、宗教的负面影响是藏、新两地屡起暴乱的重要原因
   去年3·14，今年7·5事件有共同之处，就是当地宗教氛围非常浓厚。不像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宗教革命，当地宗教并未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

宗教的落后愚昧不容回避
  在藏区，喇嘛教影响巨大，年初达赖号召藏人不要听中央政府的话，不种庄稼，不宰牛羊，于是藏区那些虔诚的教徒都停止了耕种和放牧。“不种地，吃什么？”身为宗教领袖的达赖，竟然下令信众不事生产，要让信徒活活饿死吗？如此荒唐的指令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去信去做。藏人对宗教的盲从早已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发展，那一步一磕头，磕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到拉萨的虔诚信徒，还有把活佛的大便如获至宝的用丝巾包好珍藏起来当神验的信徒。这种情况如此普遍怎么能让西藏走进现代化。
  宗教在没有接受现代文明洗礼之前，和现代文明有很大矛盾和冲突的成分，信徒们面临与汉人越来越大的生活水平差距更是让宗教文化无法解释，一些宗教人士为了扩张和传播宗教，将极端宗教意识以民族意识方式传导到信众，无限夸大非教徒的邪恶、罪恶，将现代文明的所有负面都集中在汉人头上，这是这种宗教文化图自存的宿命，是排汉反汉的思想脉源，这实际是一种反文明意识，文明的冲突不仅仅是西方才有。
   在新疆，维族小孩早就失去了信教不信教的自由，而在西藏很多藏族孩子除去当喇嘛，再也没有其他选择。民族文化、社会习惯、家庭对其影响超过了政府行为。过度强调民族文化、民族特点、宗教传统并不能带来民族的真正发展，实际是遏制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未来幸福。我们现在总是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难道让孩子们有幸福的未来，有选择生活和文化的未来？有竞争力的未来，这就不属于人权内容？这是人的发展权。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丧失统一的信仰，让宗教、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在民族地区问题更大。

（四）、“多元一体工程”滋养下的肿瘤
   “7·5暴乱”如此重大的暴力事件，从酝酿到准备有种种迹象，就连海外媒体也早有预警。事发当日，当地不少维族群众早就获知，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也有耳闻，但是没有人提醒和帮助政府采取措施。可见，这么多年来的民族团结教育，民族优惠政策并没有赢得少数民族群众和干部的人心，只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排外心理。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08年拉萨3·14暴乱，一遇情况，当地警察干警、干部就见不到踪影，有的甚至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为什么会这样？
 
  官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依赖的是少数民族精英分子，而其中一部分人既腐败、无能而又自私，有些直接来源于平反的旧贵族。他们的心思并不用在本地区发展，人民致富上，为了取得群众的拥护，就利用宗教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号召力，凝聚人心。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拒绝汉语教育；以保护民族传统为名，强化宗教、反对通婚，以民族主义图自保。只有这样，他们在封闭，狭隘的社会中的地位才得以巩固和维持，而“多元一体”给其提供“我的一元我做主”理论依据。
  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扶持。各种优惠不算，还要搞法律特权，违法犯罪而不被制裁。政府为了稳定，维护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群众的威信，纵容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一让再让，政策优惠不算，甚至拿法律作为赏赐。以至于不论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内地，法律不能一视同仁，事实上汉人已经沦为了二等公民。
  “两少一宽”就是源自与此，甚至于在非民族地区，也搞起了“两少一宽”。政府只要一个：就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其他的问题：腐败问题、犯罪问题、法律制度问题，中央一概都可以商量，意识形态上甚至颠倒千百年以来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搞了一系列歌颂满清、平反汉奸如此反常的意识形态，报纸刊物文艺作品动不动就56个民族，把人民共和国搞成了56民族联合国。

（五）、颠倒的民族政策是造成“3·14”、“7·5”事件如此惨烈的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落后贫穷的真正原因是文化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保守和封闭。要让他们脱贫，只有从解决他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入手，而不是继续增加种种不公平的优惠政策。要从根子上入手，只有解决人的素质问题。尤其是对于宗教文化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宗教不讲科学技术、不教会人们生活技能。一个人把大量时间用到宗教上去和一个人把全部时间用到学习科学文化上去，谁的素质高，竞争力强，生存力强，一目了然。

   在现行民族政策下，从来不承认少数民族曾经的落后，“野蛮落后”不得在媒体中出现，抬高少数民族文化历史，贬低汉族文化历史早成了主流媒体、文坛、演艺界的潜规则。“多民族统一”，“多民族团结”，“多元一体”，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抹杀了文明和野蛮之间斗争的本质，否认野蛮、落后向文明过渡这一历史进程。

  不承认落后、封闭、野蛮，那么就无须改变；先进、开放、文明不被承认，就不必学。另一方面，“多元说”，首先强化了各自民族的民族认同，强化民族意识就要各找各的民族源头，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又比较贫瘠，突出在于血腥暴力，将其作为“一元”，必然要对此做出正面评价，主流媒体对历史上野蛮民族血腥暴力、掳掠屠杀、种族主义行径予以充分理解和肯定。当少数民族的极端分子看到与汉族人财富的极大反差之后，那么，他们能想到的是什么？能做的又会是什么？
  腐朽、懦弱、奴性、肮脏、没有希望，这些年来，人们见惯了主流媒体对汉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的批判，无能的羊要靠狼来输血。主流媒体放肆地诋毁汉族、诬蔑华夏文明。
这样的民族怎能支配管理高贵的其他民族，这无疑强化了极端分子的民族自大心理，对比现实更加陷入强烈的不公平感。“偏执”是造成“7·5”事件如此惨烈的原因。主流媒体对汉族的歧视，实际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漠视助长了暴徒的凶残气焰。
 
  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是“见贤思齐”，求新求变，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一特点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所罕有。以至于中华文明永远是开放的、更新的，对外来文明从来不排斥，而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所以我们看到汉、唐、宋、明包括民国何时有过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华夏文明总是吸取外来的先进，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一切先进的东西都被引来中国。也正因为如此，汉族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与此对应，从古到今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大抵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一旦开放起来，毫无疑问就溶入到中华民族的洪流之中，被文明吞没，丧失其民族性也到不了今天。至于中国近代的封闭、保守、落后是满清王朝的部族政权的自闭性，在清王朝灭亡之后，各种西方思潮都得以引进，中华民族得以重生。

  民族地区的落后，大都也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搞成56民族多元一体，以各民族平等为名抹杀先进与落后，文明和野蛮。以保护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甚至民族血统为名，把各民族隔绝起来，落后的保护起来，不承认汉族自古以来的先进、文明，并诬蔑为羊文化，如何能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个正确的方向，人口素质得以提高？
 
  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种种所谓经济扶持、优惠政策反而被当作了补偿，比如，常有人说：少数民族上学、工作用的是汉语，这点优惠政策算得了什么？这种补偿完全应该。还有人说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四、“多元一体”工程，仿效满清民族政策的源起
  （转贴）1980年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胡耀邦到西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对比历史上统治民族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新疆的情况也类似，汉族干部大量撤离。从那时起，这两个地区已经埋下了民族关系恶化的遗患。

  在西藏、新疆的行政系统内，政府是依赖自己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他们是民族优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要倚重他们，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对这些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这样显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这些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更是依赖宗教势力和民族势力，“等、靠、要”思想严重，把落后、贫穷归咎于汉人，归咎于中央。
  民族地区当地强势集团的已经形成，出了多少个“喇嘛书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已经拱手交给宗教迷信，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势力如何不孳生蔓延。
 
    有网友说：由于中国政治运行的缺陷，成立民族委员会来掌控民族政策，这个民族委员会排除主体民族，并利用媒体宣传一致性的漏洞，使以倾斜为名制定针对汉民族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法律制度时不受任何制衡。少数民族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膨胀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完全控制的，从而使以往的政策倾斜变愈来愈深。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对“7·5”事件的策源地，官方和民间认识是不同的。官方继续高举高打“东突”、“世维会”、“热比亚”，好像是没有了“东突”、“世维会”、“热比亚”这些就不会发生了。而民间特别是新疆当地人从切身的感受，早就对荒谬的民族政策不满，认为这才是导致民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民族势力在政府内部早已尾大不掉。天天高调的民族团结措施和教育，养活的是吃民族饭的精英，这批吃民族饭的，“民族事物”越多，“事端”越多，他们的“工作”越多，“成绩”就越大，“责任”越重，“影响”越大，地位越高。
 

五、民族政策走精英主义路线是这两次暴乱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政策，走的是精英主义路线，过度强调民族性和宗教文化是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强调民族性和宗教传统取悦的是民族精英，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广大中下层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
   有左派网友反思：疆独”的现实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极右派是“疆独”分子的内应和保护伞。
  而所谓的“民族政策”实质是弃广大下层少数民族群众于不顾，而施惠于民族上层精英，走的是精英主义路线而非群众路线。而精英分子的贪欲永远得不到满足，巩固他们的实力，只会让他们转嫁矛盾，笼络起基本群众掀起民族排外情绪，向国家要更大的权利，官方幻想用这种方式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无疑是缘木求鱼。
 
  自由派理论家是这种政策的支持者、鼓动者，中华文化虚无主义、精英主义、反集体主义、反爱国主义是这类理论家的特点，他们诋毁中华文明，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发起纪念施琅活动的是苏双碧。皇甫平建议：“政府的自身定位不妨站得更高一些，既要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还可以更多地扮演调和鼎鼐的社会仲裁人角色，做中国大家庭内汉藏两个伟大民族之间隔阂、误会、冲突的仲裁人，同时也不妨做藏族内部精神领袖达赖与激进暴力分子（如藏青会）之间的仲裁人。”自由派的目标在《08宪章》就已经公布，要把中国搞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强烈要求中国实现“多元化”，他们要求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民族多元，一切都多元，这种主张得到了藏独分子唯色支持，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

  这种民族政策为什么会得到自由派的支持？中国的自由派都是代表精英利益的伪自由派。他们始终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毫无道德意识，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强盗心理，做的事情也类似。
  精英主义为了保证精英鱼肉民众的顺利，破坏民众的互相认同的心理和一致的基本利益，总是将民众划分成一群一块，让彼此之间充满了隔阂、矛盾。只要民众力量是分散的，就难以对付精英们肆无忌惮的掠夺。民国时期大帅们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湖南人的饭湖南人吃！”，“山西人为吗到俺们山东来杀人！”，“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等等。当今的精英处理民族问题同样是这种方式，将人民按民族隔开后，各路精英们就可兴风作浪，在民族矛盾冲突中游刃有余，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思路被自由派精英重新捡起，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他们的目标。

六、善后处理，姑息养奸－坚持“多元一体”不动摇！？
  事发之后，当地政府的善后处理依然延续以前的办法，据当地人反应：
　“新疆武警、政法系统内部对于上面不了解情况的外行指挥也是怨气颇大，很多人也憋屈的骂娘。因为此次抓获的暴徒大部分是从南疆来的，有口音，所以从喀什、和田等南疆各地政法系统抽调了1000多名维族干警、检查官配合工作，但这项措施问题颇多，首先审讯犯罪嫌疑人时，这些维族干部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维护本族人的心态工作，翻译时诱导倾向严重，导致有些人放了后才通过其他人口供发现是犯罪骨干分子，重新抓获时连人都找不见影，极其误事，最后只好找哈萨克族等熟谙当地维语的其他民族干警来翻译；其次这些人连活都没干，业务能力情况都没考察清楚，说白了是骡子是马都没遛出来，上面就定性确定这批抽调干部充实乌鲁木齐政法系统，连家带口全部调乌鲁木齐，全部解决乌鲁木齐户口，全部公务员编制。很多曾在有南疆基层工作经验的人说，这简直是胡搞，要保证审讯工作质量就应该抽调南疆基层懂维语的汉族、哈族干警来。按老百姓说法，上面吃香喝辣的已经朽化的GCD汉族官老爷又被维族高层借“七五”事件摆了一道。对那些人来说，暴乱闹得越多越好，闹得越大越好，煽动的人越多越好，意味着手里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越来越多，他们结党营私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从这些所谓精英的角度来讲，本族那些被煽动的平民死活根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最关注的是从中获得的利益。
　　“七五”事件的视频录像在新疆一定范围内传播，一个U盘一个U盘的拷贝，妹夫讲看后的感觉无法描述，就想报仇杀人，不适合妇女儿童观看，会有心理阴影。不过听说政府在极力收缴散落民间的“七五”暴力事件的视频录像，主要害怕影响本已脆弱的民族关系。”

  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民族政策是国家现代化重要基石”，自吹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是范例。
  好的民族政策，是为了社会和谐，不分民族的团结。至少是一步步缓和民族矛盾，逐步消除民族冲突的土壤。而不是从无到有，从轻到重，民族冲突越来越激化。
  而现在则恰恰相反，几年前就有回汉冲突，去年有“3·14”，今年有“7·5”,伤亡一次比一次多，损失一次比一次大，性质一次比一次恶劣。“7·5”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暴乱事件。
  新疆“7·5”事件，其严重性远远高于拉萨“3·14”，这次事件的特点主要是针对汉族的屠杀行为。但是政府定性仍然定为“打砸抢烧”恶性暴力事件，不肯把“杀”字加入定性，之后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谐、团结为主旋律。拘捕了上千嫌疑犯后，很快又释放掉一批，这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犯罪的处理时间的越长，越难以赢得群众信任，群众内心的不满在发酵，群众的能耐是有限度的。9月3日，针管扎人事件再次引发汉族群众上街示威。
  当地群众就连最起码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族没有安全感，维族同样也没有安全感。而民族隔阂在进一步加深，维族在汉族地区、在汉族人居多的企业单位，受到无形的压力，反过来也一样。就现在的形势，谁还敢说类似的暴乱今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暴乱既便不发生，但是零星的杀戮事件能不能保证不出现。有谁愿意在不安定的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基石，繁荣发展”。
   汉族群众承受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计划生育”、“两少一宽”、“招工升学”，忍受当二等公民，做出了重大牺牲，就是为了换来社会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可是现在来看就连这个都无法保障，这种民族政策难道还是成功的？这样的牺牲和不公平还值得付出吗？

民族团结不能靠无止境的让步、和谐
   追求民族层面的平等，必然造成个体上的不平等。因为民族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比。非要把两桩差异大的事物取平，结果就造成组成这两样事物的个体被人为拉大。
  民族矛盾演化的另一面是政府共信力的丧失，这是造成民族风波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
  “韶关事件”起因于谣传，开始是谣传维族强奸汉族妇女，“韶关事件”发生后，“700名维族妇女被强奸之类谣传都被暴乱者相信。”政府缺乏公信力也是一条原因。
  再有，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两少一宽”是在政府拥有高度控制力的情况下，政府透支公信力的情况下，才得以实施，以至于部分少数民族在内地无法无天的情况屡屡发生。今后不同了，各地政府的威信早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体事件中丧失殆尽。而群众的维权意识，平权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步高涨。这类明显的歧视政策、不公平政策还能行得通吗？
  政府不能为百姓主持公平正义，那老百姓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主张公平正义，政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全，老百姓就自己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自“7·5”以来，新疆汉人已经两次走上街头。如果再不改弦更张，未来形势不会乐观。

  网友兵团二代的这篇评论很好：“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当维族、汉族都认为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这个政府很能维持下去吗？

七、所谓的“多元一体”，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搞过，结果如何呢？
  民国初年搞的就是“多元一体”，那时称为“五族共和”，孙中山也曾经拥护“五族共和”，为了国家统一，孙中山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他曾经说“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 ，但事实教育了他，“五族共和”只是幻想，“五族共和”的口号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来，不但没有促进民族团结，反而成为满、蒙、回、藏等少数上层统治者从事复辟和分裂活动的保护伞。 辛亥革命不久，蒙古、西藏搞独立，满清旧贵族以共和为掩护搞复辟，后来搞满洲国，新疆闹东突，屠汉民。民国政府“五族共和”、“民族团结”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他主张以建设“一大中华民族”来取代“五族共和”。他屡次反对民国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清朝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国家“长在四分五裂之中”，满洲为日本所控制，蒙古为俄国控制，西藏为英国控制，始终不能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自1919年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他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后，民族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满清残余势力仍然很嚣张，满清复辟、蒙独、藏独、满洲国、东突接踵而来。秦始皇如果搞“多元一体”，那么秦朝覆灭之后，中国仍然是七国分争。而现在所谓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正是重走这条失败的老路。
   孙中山说同化于汉族，给人落下“大汉族主义”的口实，应该说：同化是同化于文明和进步。谁文明，谁进步就像谁学习。

八、民族同化有没有必要？
（一）、“大汉族主义”真的那么可怕吗？
  现在的舆论环境，只要打出“大汉族主义”帽子，顿时就像祭出无量法宝一样，立刻就让对方无言以对，落荒而逃，如果还敢分辨，紧跟着的就是：“破坏民族团结”，“搞民族分裂”，乃至西方特务，汉奸之类的罪名立刻给你安上。这一串帽子、棍子，根本不用逻辑论证，比“文革”还“文革”，搞得杯弓蛇影，谈虎色变。
  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国家在各个层面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汉族意识”、“汉族历史”、“汉族文化”。“汉族”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哪里还来的“大汉族主义”。如果那一天身份证允许不选汉族而是中国人。相信有50％的汉族人会选择不要汉族而只选中国人，在今天，汉族族称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的称谓。是没有任何可以骄傲和优惠的二等人的标签。

（二）、不要拒绝同化，同化是避免不了的。
  现代文明、现代社会那样少得了同化。一个藏族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美国，那么他接受的是美国教育，认同的是美国文化，放在法国，那么就接受的是法兰西文化，欣赏的是法兰西的浪漫。如果还生活在中国，难道就一定要接受藏族文化，就必须承担藏族文化兴盛的使命? 如果为孩子的前途着想，接受现代主流文化是其个人前途的最佳选择。落后被淘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封闭、落后、保守的民族文化自然消亡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所谓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区，更像是提供给MODERN人欣赏的野蛮世界的动物园，这是在高喊民族权益口号下的人权漠视。

  有人质疑，这还是同化于汉族？其实按同样的标准来，汉族难道没有被同化吗？又是被谁同化呢？
  上个世纪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只要认为民族传统阻碍了救国救民、复兴之路，就毫不犹疑的被批判、被抛弃。这实际就是在被同化。
  以汉族为例，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服饰。现在来看，汉族人的服装早就和世界趋同了，毫无民族特色。
  再来看语言，中国人自幼开始就学外语，学外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母语。既便是汉语，也早加入了外来元素。现代汉语大部分词汇都来自于日本，去掉之后，没有人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能讲完一段完整的话。现在还有谁能说出几个公认的汉族民族特征、汉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正在流行的汉族民族文化？所以说与其说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不如说被全球化更贴切。好的文化必然会流行世界，被人们效仿。而狭隘的没有前途的文化传统必然是逐渐消亡，不论冠以何种民族文化的美名。
  另一方面，文化在趋同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创新，其中，先进生产力是文化创新的最主要的因素，在创新的过程中必然加入传统民族文化的元素。关键之关键就是跟上时代，引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比较、鉴别、吸收、发展，这才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之路。
  此类道理一旦放在少数民族那边就立刻被批判为“大汉族主义”了，尽管大多数新兴事物并非源自汉族。
 
  如今天安门已经树立起56个民族柱，教育部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入中小学课本，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这是逆潮流而动，南辕北辙。

二、与时俱进的民本主义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
  人类社会不仅存在着经济利益之争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文明之间的冲突，民本主义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经济基础同时也关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民本主义认为国家、民族、宗教、阶级之间冲突的本质就是精英主义同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同民本主义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民本主义与精英主义斗争的表现方式。 
  “谁是我们，谁是我们可以团结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一切政治之首要问题。民本主义者的“我们”永远是“人民”，“人民”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面临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之时，民本主义者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反抗侵略的爱国者。在阶级关系紧张，阶级矛盾激化时期，民本主义者是代表最底层阶级利益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本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民本主义者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以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目标，是先锋队。
 
民本主义是革命的学说
  两千年前的孟子曾指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照孟子看来，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达官贵人就是一群吃人的野兽。
  民本主义的宗旨要求我们以保障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为最低要求，决不允许一部分人的富裕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上。当不得不以剥夺富裕阶层的财产来解决下层人民最起码的生产生活条件时，就用赎买、土改甚至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绝不容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惨剧出现。民本主义是革命的学说。

民本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诗经》以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表达人民希望过上安乐的生活，《礼记》把夏商周出现的治世称为小康，孟子曾经憧憬人民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改革开放之后，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对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理想的继承。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今后的发展，是特殊时期，而发展才是常态。民本主义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人们的心理需求应该不断提高，鼓励人民群众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从物质生活的满足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精神境界的提高。所以当平均主义、大锅饭遏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本主义就主张打破平均主义，激发社会活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是后富的榜样和方向，同时有责任带动社会全体成员致富，以实现全社会的脱贫奔小康。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提高。也只有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生活热情，社会才有活力，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居有所居、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疗。让所有的人都有生活的幸福，看到梦想的曙光。
 
与时俱进，选择主义
  时代不同，民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民本主义者以绝大部分民众受益为宗旨来选择主义，在社会、宗教、文化、民族、阶级各种矛盾冲突中发现民众利益，找到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主义。
  鸦片战争以来，革命和运动持续不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他领导的同盟会推翻了满清部族主义政权，搬倒了民族压迫，推翻了封建专制，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平等自由。
  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依然深重。人人平等，有衣穿、有饭吃，“耕者有其田”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奢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剩余价值理论”，“剥夺剥夺者”是革命的依据，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了土地革命、赶跑了帝国主义、没收了官僚买办资产，和平赎买民族资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就是在践行民本主义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从人们需求的轻重缓急、不同层次来看，不同处境、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自身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需求从物质到精神，从温饱到小康，从求得较高质量的生存到对文化、对情感的需求，从自身价值的实现到对社会权力拥有和义务的承担。所以，按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照顾到社会底层人们的急需，按部就班地解决层次越来越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正是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民本主义的现实要求。
 
 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还指出：“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此为民本主义要旨。

民本主义既是原则也是方向
  民本主义作为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群众最起码的生产生存的需要，不降低现有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难当头之时，必要时不惜以牺牲局部以拯救全体。民本主义作为方向就是要求政府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心理需要，不断提高幸福感。
  所以，民本主义和这些主义的关系是方向、原则和道路、方法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选择了道路而迷失方向，不应不择手段而丧失原则；也不能因为盯住了方向而不承认道路的迂回崎岖，也不会将原则僵化而缩手缩脚。方向坚定，道路曲折；方法灵活，原则不放弃。

三、反对精英主义，民本主义是追求公正平等的学说
“形式得利者”与精英主义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内容丰富而活跃，不断发展出新，而形式则相对稳定，因内容的变化而显得僵化。民本主义永远是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本主义会不断改变自己存在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从来没有只为一个人服务的制度，只为一个人私利而设的规章，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好制度。规章制度得以实施，归根到底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背后存在着强力集团的支持，要靠强力核心集团的自觉维护。民本主义不否认制度、法规、政策推出之初，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解放生产力。受益面越大，制度越合理，就越得人心。
  然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时代是要前进的，时代在发展，制度就显得僵化，在之后的社会里，总有一部分人成为这种制度、法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是政策、法规长时间实施演化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种受益却已偏离了当时制订这些制度、法规、政策的初衷。这些人、这些集团、这些阶层、这些阶级就是“形式得利者”。他们不劳而获，或者以极少的付出得到社会太多的财富，他们是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他们的财富、身份、地位是不公正的产物。曾经进步的组织和团体因此而异化堕落成自私自利的集团，而制度、法规、政策、规则则起到了维护这种不公正的反面作用，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本主义者从来都是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不允许存在这些黑暗。“形式得利者”是迫使我们不断改革和革命的原因，如果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用武力镇压，那么作为民本主义者必然要发动革命。

  “形式得利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表现是分圈内圈外，圈占领地形成垄断和独占。拉关系、搞世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把持话语权，排斥外界参与，排斥民众监督，蔑视公众舆论。道德、善恶、是非以圈内精英的利益为标准，他们不承认民本主义，以专业户自居，抽出内容把形式推到极端。抬高门槛把持话语权之后却高喊“言论自由”，将法律玩弄与鼓掌之时宣扬“依法治国”。要求民主、自由，却自立规矩，以所谓的“普选”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强调“深化改革”却排斥了人民的利益诉求。“高喊与国际接轨，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在出卖国家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他们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不平等、在经济上不公平，在人格上不对等。他们利用规则、法律、政策、关系渠道、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掌握特权以赢得垄断利益。
 
 精英主义包括：官僚精英主义、资本精英主义、部族主义、文化精英主义、部门行业精英主义等等。它们已经发展成毒瘤，是不公和多占的来源。精英如果不侵公牟私利，就不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不加限制就会成为专制，民本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精英主义。当前要防止先富起来的一些人把持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形成精英专制以盘剥压制弱势群体。

反对精英主义，追求公正和平等
  在殖民地社会和部族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反对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的斗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是精英主义的极端形式，是至始至终的种族精英主义。
  在传统中国社会，官僚精英专制是对民本主义的异化。
  在资本社会里，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在社会主义初期，官僚主义是一种异化。官僚主义的极端就是集权独裁。
  革命，无休止的斗争，文革也是一种异化，诞生了大批造反派轮番上场。
  部族主义是民本主义的死敌，帝国主义是民本主义的敌人，精英主义是民本主义的敌人。
  百年来的历史，民本主义与时俱进，是革命的学说，也是反对精英主义追求平等的理论。
  辛亥革命，民本主义选择了 “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推翻满清王朝的部族统治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实现了不分民族的平等。
  抗战爆发，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粉碎了帝国主义重新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殖民地梦想。
  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生产问题，实现了不分阶级的人人平等。

  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以小康生活为目标，向发达国家看齐，追求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 

   民本主义反对特权，主张人人身份平等统一，反对民族特权，主张将民族优惠变成对个体的优惠，对处于弱势真正需要社会关心的人，不论民族都给以同样的帮助和优惠。宗教、文化作为个人信仰，不再和民族联系，不作为民族特征来看待。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不成为政治问题来处置。

  民本主义追求平等，孟子曾以“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来表达人格平等。平等是为了人民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目的，平等是标准。平等不光是政治平等，也有人格平等，经济基础平等。民本主义不追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平等和有序的统一。革命能实现政治平等，但是只有在进步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基础上的平等，才能实现人们在政治、经济、精神上的真正平等，这就是大同世界，

四、以集体主义践行民本主义
倡导集体主义，反对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让人民成为一盘散沙，让精英主义为所欲为。只有把民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形形色色的精英主义。集体主义是维护公平、正义，对抗精英主义的必由之路。
 民本主义主张的人性是社会性的人性，人的存在和发展是在社会中的存在和发展，个人以集体为依靠，集体保护个人，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只有将群众组织起来，凝聚形成合力，才能无坚不摧。当只有牺牲个体才能保存集体，就要倡导牺牲精神，牺牲个人保全集体，牺牲部分保全整体。
  集体主义的精髓在有序化，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法家的“法”的思想，培养公民的责任感、荣誉感、纪律性、廉耻心。
  要坚持以民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集体主义，防止集体主义沦落为“精英”的工具，成为精英专制主义。
  民本主义的集体主义，选定哪一级组织，哪一级集体去实现？民本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由小而大，从家到国到世界，总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民本主义，在可行的最大一级组织内实现。所以，民本主义的集体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仁人志士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人权和民权
  民本主义者主张生存权平等，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最基本的民权。民本主义重视个人的生存权利，个人的价值。认为生存权大于财产权，坚决反对以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其他人优越生存。也反对以一些人贫困来实现另一些人更加富有。当一部分人的生存权难以保障时，就应该限制高端人群的过高生活需求来保障贫困者的生存权。在人们的生存权有保障的前提下，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在各阶级各集团利益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和谐共赢。

  从来没有普世的人权，不分阶级、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讲时代的人权。泛泛的讲人权必然难以容忍剥夺有产者的财产，难以容忍土改和革命，难以容忍消灭压迫者的生命。资本主义时代发出了“人权宣言”，却允许奴隶贸易，畜奴贩奴，种族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我们讲民权则迎来了人民的解放。
  民本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致富，大同世界。民本主义要求全社会共同进步，共同致富，人人平等。没有民权就没有充分的人权。民本主义以讲民权涵盖讲人权。

民权和主权
政府的责任：
  国家政权只有以民本主义为宗旨，才能让老百姓去热爱它、保卫它、建设它，这是国家政权存在的真正理由，民本主义通过政权这种形式把民众组织起来，抵御自然灾害，抵抗外敌侵略、奴役和屠杀。
  政府的第一责任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第二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的丰富，也就是不断提高人们的心理需求。饥荒遍地、路有饿殍就是政府的失职和犯罪。
  捍卫主权是为了保障民权，所以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然而，如果这个主权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而是用来残酷压迫人民的，那么，人民就有理由希望王者之师来替天行道，拯救人民于水火。让老百姓受苦的政权不是好政权。长时间让老百姓受苦受罪的政权，一家一姓一部族之政权，为独夫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任其存在。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对于桀纣之暴的国家，民本主义主张除暴安良，解民倒悬。另一方面，民本主义政权的对外战争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解放。不是会了获得殖民地，而是让被解放的人民加入到我们当中，身份平等，没有奴役和压迫，自由迁徙，和谐共荣。
  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从来不作为解放者而出现的，都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发动的奴役别国人民的战争。其性质决定了他们过去不是王者之师，今后也不是王者之师。因此，我们不会被“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谎话骗倒。
  民本主义政府对外政策应是“责无旁贷，力所能及”。以“民本主义”为宗旨的政府首先是对内要承担起政府的责任，对外，则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承担国际义务要力所能及，使得世界尽可能和谐。
 
民本主义和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同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兴起，“民族”、“爱国”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最高神圣，但是“民族”这一概念的出现和运作总是伴随着民族间的压迫和不平等，在挑动着民族矛盾的同时，掩护着其背后的精英主义。民本主义对民族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孙中山指出：“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民本主义不主张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五、上层建筑的人民性和以民本主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人民的专政
  上层建筑的人民性要求政治法律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法律设施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党派都属于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民的法制
   民本主义的“法”其本质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组成。对于人民的对立面要坚决的专政，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国家社会危害程度越大制裁越严厉。民本主义法治思想认为法律不能违反常识，不能悖逆民意。法治失去了人民性，依法治国就成了骗局，毫无威信可言。而自由主义体系下的法学，抽出了保护人民利益这一核心宗旨，他们以保护个人权益为目标，把这说成是“文明”、“进步”，“人权”，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种法治严惩外部犯罪而放宽内部作案和权力犯罪。视公愤为无物。法制成为法律精英们咬文嚼字，变幻解释的工具，他们强调“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把法治精神变成了形式主义。从制订法律条款到司法解释，都落在法律精英们掌握之中，已经不再听人民的呼声。

意识形态的大一统
  民本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本主义。做官当公务员必须信仰主流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要统一，不搞多元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学术、文艺上的百花齐放
  民本主义不是专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需要给予各种思潮留有一席之地。在文化、学术、文艺上允许百花齐放、提倡百家争鸣，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呼声，公民个人允许信仰自由。这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增强活力和免疫力的表现。民本主义传统在中国传承了五千年，历经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检验，从来不怕任何挑战，只会在争论中越来越受欢迎，在争鸣中与时俱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前沿成果，坚不可破。
  而作为官方舆论和官方文化要旗帜鲜明，立足人民当中，追求高和远。用政策扶持大众化、平民化的文艺，推广先进文化。个人虽然有选择意识形态的自由，政府也有引导人们学习先进文化的义务。当人们置身于没有前途的文化之中，就会陷入绝望，变得极端。政府有义务把人民从中解救出来。

道德和价值观
道德层次：
  “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但人不应在低级需求上过度追求。物质需求远远超过常人就是奢求，过度的奢欲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民本主义强调社会公平，强调富裕阶层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理由。
  五级需求层次理论是针对大部分老百姓的。也有特例，这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士”，“士”者有理想，有信念，有毅力，以天下为己任，肯为民付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屏弃过度的享乐，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追求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为社会做表率。荣誉感、使命感、廉耻感是“士”的首要精神特征。他们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进取意识：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民本主义者的理想是大同世界，必然是胸怀人类，从忧父母、忧乡亲到忧国，忧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保持自强不息，防止腐朽与奢侈，必须胸怀大志，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把更多的人民纳入眼界之中。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民本主义要求不断扩大人民的范围，拯救新区人民责无旁贷，这也是为了使得自身不至于腐朽而逐渐没落的内在要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世界的丰富，对于淳朴的民风也是考验。只有不断扩大人民的范围，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参与，让底层人民永远受到关注，才能保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富者不骄奢，贫者有前途，政府不懈怠。
  西晋末期的五胡之乱，统治者忽视了大量蛮夷人口的生活需求。江统作《徙戎论》主张将蛮族迁出汉境。以后的盛唐、明都有类似问题。古人的失误在于不去改造蛮夷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去教育蛮夷树立文明的价值观，而一味的排斥和压迫，最终激起叛乱。
 
 
六、官天下和民本主义的民主
官天下：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官天下也。”
  民本主义政治实施的关键是造就和保持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这支队伍是国家和民族的柱石，是践行民本主义的骨干，他们由民族最先进分子组成，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是中国的脊梁。
  要成为合格的政府官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天下为公的胸怀，自修其德是第一条件。古代中国曾留下大量敬德保民的箴言警句。要为官必须先接受民本主义教育，提高道德修养，培养专业能力。成为淡化了物质需求，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具有理想和信念，追求崇高的人。
  要想赢得人民的拥护，政府官员就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大量下层民众的优秀人才应当出现政府部门当中，他们是反对腐败，反对不公，反对骄奢淫逸，“官天下”最好的培养对象。官吏大量从下层群众中培养和选拔，人民代表大量从下层群众中产生，这是社会公平和有序化的关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官吏成为有信仰，拒诱惑，德行统一，有过硬心理素质的干才，要靠特殊的教育和培养。修养应该从儿时做起，要成立少年政治学校，从小就培养道德自律意识，服务意识，使之成为职业素质。要特别重视实践能力，多承担社会责任，改变古代中国只以读书科举的传统。

“官品民议制”，民本主义的民主
民本主义的民主不等于票选
   群众的觉悟并非天然就是高的，容易被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所诱惑，先进分子只是少数。民主不是民粹，民主不等同于选举。老百姓虽然对政治和政策认识不深刻，但是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政府官员是否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对执政者的品质却有天然的识别能力。官吏执政的社会基础是群众的信任。道德能否严格自律是判断其是否还是民本主义性质的政党和组织的标志，是判断其个人信仰的标准，是取信于民的最坚实的基础。德才兼备是政府官员的政治要求和职业要求。
  民本主义需要的民主就是让群众来淘汰劣官，庸官、赃官。官员述职应该面对群众，防止官吏腐败变质，官员罢免由群众来评议。要使每一个干部不懈怠，必须要用群众来监督鞭策。民本主义的民主就是要动员群众来监督，监督官员们是否还胜任民众利益的代表资格。
  同时，要认识到普通人对国家大事，国家如何发展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为了防止出现民粹，群众监督只严格限制在官吏个人品行上，采用“官品民议制”，由群众选举出来的鲠直代表，定期不定期的对官员品行进行评审。合格者留用，争议者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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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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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歌手炫耀他们的征服史，征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汉族，这自然不会让人愉快，而一旦有人表示反感，则被媒体冠以“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帽子。因为这就是站在汉族角度来看这段历史了。
  这当然不公平，要么大家都以民族身份来讲话，各民族平等，要么大家都以普通国民来讲话，人人平等，而现在则是以民族对公民，以法律、政策保护下的民族对普通公民，形成的不仅仅是事实上而且是名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既然你们一直在致力于民族平等，那么请问汉族是否也应该拥有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你们天天鼓吹的民族平等为何不包括汉族？

二、与外交部对话，“版图中国论”根据何在？
  06年，联合国庆祝“蒙古国”八百年，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在庆祝仪式上说：“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
不幸的是，他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说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既然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承认了蒙古国作为民族国家有八百年的历史，却非要把蒙古国的历史算作中国的历史。因为中国有蒙古族，就要把成吉思汗列为中国人的祖先，那么，中国有俄罗斯族，就要把彼得大帝也算作中国人，有朝鲜族就要把李舜臣算作中国人？外交部早就在国际上承认古代蒙古、越南、朝鲜、日本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为何惟独不认为古代中国也是民族国家，还坚持荒谬透顶的“版图中国论”。按这种理论，从炎黄开始到康熙年间四千余年，这么长的一段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外战只有内战的国家，既没有民族英雄也没有汉奸。蒙古打中国是内战是统一，统一神圣；而中国打蒙古是侵略，侵略可耻。这岂不是抽完左脸抽右脸？

三、与教育部对话，该不该在中小学设民族团结课？
  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设民族团结课，要求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展民族知识启蒙教育，形成民族团结的基本意识，小学五、六年级要开展民族常识教育。
  这项决定是荒谬愚蠢的，让孩子们在学校中就承担民族问题的压力。如此荒谬，只会南辕北辙，起到相反的效果。
  其一、这条举措最愚蠢的地方在于：将学生从小就灌输民族意识，区分张三、李四的民族成分，明确其归属感。从此，学生小小的心理上就种下了你我之分，民族之分。
  有了划分，就有了比较。就有了好坏优劣之分。就以汉族为例，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向来是最差的，但是由于这种民族教育，必然萌发汉族人的民族心理，不论好坏，必然产生对其他非汉族学生的差别乃至歧视心理。教育部怎能保证此类教育能消灭人们的民族歧视心理，不萌生民族优越心理？这种意识扎根之后，当孩子们有了矛盾，发生冲突时，这种意识立刻反映上来，小孩子见识浅，话又没轻重。很容易说出“你们汉族如何如何”，“你们汉族都是这个样子。”之类的民族敏感话题。这反过来更激发了双方的民族对立情绪，会牵连更多的学生按民族分派干仗。一旦把民族问题挑起来，连学校都难以处理，学校很快就成了民族问题的火药桶。
  一个教西藏班的老师说：“在学校里，汉藏学生比较少见有个人友谊。因为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保护的政策，要是发生争执，肯定是偏向少数民族的。学校和老师反复教育汉族学生，注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就造成了为免麻烦，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缺乏个人之间的交流。”
  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汉藏学生之间隔膜日深，经过几年西藏班的学习，大多数人萌生出的却是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冷漠的看着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繁荣，认为与他们无关。有西藏学生私下告诉老师: “你们就是想告诉我们，你们有多先进，我们有多落后；你们给了我们多少，我们全靠你们。”“你们”、“我们”，这么多年的民族优惠政策，民族团结教育，其结果就是排斥感不断加深，“我们”、“你们”分得越来越清。（参见“我和我的西藏学生”）

其二、就现有的民族理论而言，其理论本身就充满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按官方说法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有的，是各民族共同的贡献，然而汉族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的人物，怎么可能把历史贡献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平分？
  还有难以说服人的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汉奸施琅的平反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现有的政策都解释不清，怎么可能去教育学生。一旦学生讨论起来，必然被社会上的观点左右，反而会增加新的矛盾。
  民族问题最好的处理就是不去谈，不去分。让人感觉不到，而不是强化，这条举措是南辕北辙的，起不到好效果。

四、与教科书对话，该不该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
  新版历史教科书谈到五胡十六国时，称晋朝司马氏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残酷的种族压迫才令少数民族发动起义，所谓的“五胡乱华”，乃是少数民族反抗汉族压迫而进行的起义。而长达百余年蛮族对汉族的灭绝性屠杀只字不提，却把这一时代称为“民族大融合”。如此教科书真是太和谐了，歪曲历史就能民族团结？什么时候历史才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袁伟时发难历史教科书，他在“近代化与教科书”中把鸦片战争的起因说成是中国政府没有按国际惯例处理问题，是顽固执行闭关锁国的恶果。但是他只说其一不谈其二，仍然是一叶障目。
  满清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关起门来好压迫汉人，所以在鸦片战争，他们宁可割地赔款也不愿意开放口岸通商，更不允许洋人进京开设领馆，洋人进京意味着藐视满清政权，从此颠覆了满清统治的神威，这也是满清非要洋人行跪拜礼的缘由。另外洋人从此和汉人就有了联系，想想满清连蒙古、西藏、回部都不许和汉人有接触，何况文明和武力比他们强百倍的洋人。
  这明明是部族统治的特点，殖民统治的共同特点，然而却被历史学家们归咎到封建，归咎到传统文化。满清造成今天的落后，却让中华文明来背黑锅。导致今天的民族自卑蔓延，所以说满清统治的恶劣影响五百年难以肃清。
  袁伟时的“近代化与教科书”说出了一半真相，如果不把完整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影响反而更加恶劣。只能是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反侵略、反奴役、否定孙中山、否定正义，最终否定中华民族，当西方的好奴才。
  （参见：   从“拿破仑战争”看满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 和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五、和葛剑雄、马戎教授商榷“多元一体”
   “多元一体”是费孝通提出来的，其荒谬之处在于，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民共和国改成了“56民族联邦国”。毫无疑问这种主张把主体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放在平均位置，不论是物质还是文化，要取得各方平均必须将主体民族弱化之。从此每个民族都有权按自己民族的角度来阐述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历史观、是非观、道德观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的分歧和混乱。
  在“多元一体”浸泡下的葛剑雄、余秋雨等人，时刻紧绷着的是中国是56民族多元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首先要进行的是民族成分划分，只要是被认为是汉族的传统、汉族的思想文化，汉族的人物就只能是汉族的，不能放之中国而皆准，更不能代表中国。所以葛剑雄除了反对祭祀黄帝以外，只要被他认为是汉族的他也会反对。提到孔子，他这样的人第一反应是孔子是汉族的，不能放之于56民族，如果尊孔了，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
 中华文化城，葛剑雄提出的主张是搞成56民族的民族城，老子、孔子、孙子等这些思想家、军事家这么多历史人物统统放在汉族区，为了民族平等、民族公平。他还要费尽心机挖来少数民族的人物和民俗来充数，和汉族区规模要旗鼓相当，以示平起平坐。可惜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化人物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给中华文化留下一丁点内容。把一粒芝麻放在一堆西瓜旁边，高声吆喝一粒芝麻比过一堆西瓜，这就是葛剑雄进了水的脑子里能想出的公平。
 又比如有人主张穿汉服，余秋雨立刻跳出来反对，他质问，你们把汉服做国服，那把少数民族放到哪里去？葛剑雄、余秋雨这些人的错误，就是竭力强调民族划分，夸大人们民族成分的不同，夸大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只要沾上民族文化，一切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要把政治、经济、文化一切之一切按民族成分，按56民族等分。否则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尊重少数民族。

 主张“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和主张“与国际接轨”是西化派洋奴哲学的一体两面，他们把华夏文明简单化说成是农耕文明，把游牧、渔猎、刀耕火种野蛮世界说成是和农耕文明处于同一级别，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说成是一回事。抹杀华夏文明的先进性，否认文明与野蛮的巨大落差，在中华文明内部主张多元文化，把中华文明搞成56民族的多元组成。而对外，又主张“与国际接轨”，但这个接轨只与欧美西方国家接轨。西人的做法、西人的看法就是不用分辨的硬道理，报刊书籍电视充满了西方人如何看中国、评论中国的报道，西人的看法就成为中国进步、落后、改进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就很奇怪了，“与国际接轨”为什么想不到非洲小国、东南亚、还有世界各地的土著部落呢？这时你们又忘了应该重视多元性了，似乎只有西方才是文明的，才值得效仿、学习的。
  这只能证明费孝通之流只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世界，除了西方以外都是野蛮世界，所以华夏文明要同其他文化同处一级，要搞什么“多元一体”。

  马戎教授把“多元一体”修改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同样不好。如果把中国说成多元文化，那么西方文化是不是也应该算一元，是不是还专门分出信仰西方文化的人群？说中国是“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不认为中国人拥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意义的。
  我们主张以民本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为意识形态基础。反对把中国搞成多元文化，任何文化只要先进、合理的部分，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我们都可以拿来。

六、与国务院对话，就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力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质疑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指出：“保障少数民族依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事务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保证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也有一名代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目标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所以，单列出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的各项人权，尤其是专门列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迫切需要保护的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以这种形式来保护，尽管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据全国第十一届人大的权威发布，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妇女代表637名，占代表总数21．33％；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占代表总数的13．76％，并单独说明人口不足3000人的珞巴族，也有1名代表。但是国内2亿多农民工却只有“三位农民工代表”。而实际上这三位农民工在厂子都有头有脸，有职有权。一些明明是企业主，到选代表时却成了“一线工人”，一些早已离开农村不是农民的老板却摇身一变成为农民或工人。北京市人大开会公布了代表职业，58名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一线工人只有1名，而一线农民则是无。
  国家用少数民族代表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那么占总人口66.6%，产业工人阶级（22.6%，农民阶层占到44%）谁来代表？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研究生学历”，就把他们拒之门外，更不用说那些失业三无人员，更无人来代表他们。这还叫人民代表大会吗？这是没有工农参与的各族各界精英大会才合适。（参见“人大会后再话代表 ”）
  更何况，政策倾向少数民族是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然而，在地方上他们并不弱势，有的民族地区，当地汉族往往是最穷困的，国家各种优惠得不到，当地扶植少数民族的政策也享受不到，这种现象竟然还被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夸耀，这已经形成了对多数民族事实上的歧视，那么为什么还要实行这种政策？少数民族的弱势来自于语言文化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一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受良好教育并不比汉族差，对他们的政策倾斜就是多者更多，是不公平的，也分流了宝贵的财力。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表示：“继续保证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均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而实际上，很多自治区其他民族的公民要远远大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那么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担任主任或副主任的权利。如果按这种说法，在非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不明文规定只有汉族才能担任地方首长的职务。前苏联有俄罗斯联邦，既然要民族平等，为什么中国没有汉族自治区。既然汉族是唯一没有自治区，是没有民族权的民族，甚至不允许有汉族意识，为什么还要时不时背上“大汉族主义”的罪名。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承诺：“保障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门人才，保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增加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资助……。”
  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需要保护，但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如果刻意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名，推行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这反而不利于人权，人的发展权。
  在5·12大地震后有人主张建立羌族文化保护区，创制羌族拼音文字，还要求对使用羌族语言实施政府扶植优待，特别在公务员中录用中给其保留职位。我认为这不是保护文化而是倒退。满清政权入主中国，满语就是官方语言，几代皇帝要求八旗子弟必学满语，顺治竟然禁止满人说汉语，而且重要职位都留给讲满语的八旗贵族，民族文化保护到了极端。然而，又能怎样呢？几代以后，会满语的满族人越来越少，满语最终消亡。客观规律不是人为就能改变得了的。翦伯赞说“（满族统治集团）由于受到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装束，清朝统治者反对满汉通婚，八旗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务农。封锁东北不准汉人开垦。甚至实行逆向同化，这种种措施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

  没有前途的文化该消失就消失，免得浪费国力、人力，也耽误了少数民族溶入主流世界，参与世界一体化竞争的实力。国家的国力有限，人的精力有限，不能一提少数民族，就非要把民族文化推到极端的高度。该淘汰不是靠国家保护就能保护得了的，强力保护和推广这只能延缓整个社会的进步。非要保护，比如梵语、比如满语，这些东西可以留给专家去研究，不要再耽误羌族小朋友的前途。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和地域风情一样看待，他们和我们应该拥有同样的价值观、道德、法律意识，在中华大文化框架之下，大同小异，用不着着重用文化来区分开来，至于宗教信仰应该是个体行为，而不能成为民族行为，不能凌驾于法律、道德、国民基本准则之上，成为民族特性乃至成为特权。

七、和少数民族网友对话，回答质问
  网友质疑：“请你考证一下汉人如何在历史上杀戮和驱赶苗族的，大家就不要再只是片面引证历史。应该还历史的原来的面目，就是历史上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不只是满族的过错。是普遍的现象。少数民族被杀戮被驱赶的历史为什么被遮蔽呢？各民族就是在战争中才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的。”

回答：现在的人几乎都被民族意识洗过脑，动不动就把古代战争看作民族战争，是民族间的你死我活，民族意识从今天带到古代。比如，这里就有以僚人自居，把秦以后对岭南的战争说成是汉族对僚人的屠杀。劝你们多读读“政治就是人群划分”这篇帖子，再想想所谓的满洲、苗人、僚人意识到底有没有？从时候开始有的，是怎么来的。前面的帖子里，我也讲过“只要被认定是我们的人，既便被杀死一人都是深仇大恨。”“我们”的认定就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根本问题。

  糟糕透顶的民族政策还在不断强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只有民族意识，没有人类进步、文明的观念。没有文明和野蛮的观点。尤其是满遗，其思维方式极其狭隘，无论我们从民主、文明、科学哪个角度讲历史，只有一涉及他们祖先的恶行，都会立刻被他们歪曲到民族冲突无是非可言，既而援引民族政策，大批大汉族主义。读读“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吧。野蛮征服文明，文明征服野蛮结果能是一样的吗？请想一想，蚩尤部落在岭南，就不能发展出丰富灿烂的文明了吗？
 
  这位网友的说法，民族间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这和希特勒思维有什么区别。现在的民族理论就是在培养少数民族做针对普通中国人（汉族）的希特勒。
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最终取决于其是否文明进步，既便那些曾经强大、霸赫一时的野蛮民族也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匈奴、五胡、辽、金、西夏等等等等，文明最终战胜野蛮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野蛮的蒙元、满清进入中国，从此中国封闭、停滞，面临发达起来的西方文明，中华民族险些如同印地安人一样消失。
一个民族得到尊重，取决于对人类文明是否有贡献。有价值才能永存，托尔斯泰说“蒙古人除了马粪什么也没有留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虽然灭亡，在西方文艺复兴又得以复活。
   曾经的野蛮人高卢人、日尔曼人，他们今天的后代却以传承希腊、罗马文明为荣，西方文明、欧洲古老的民族又何曾消失过呢？少数民族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有什么样的野蛮值得念念不忘的呢？就以前面讲的例子，满族人曾经自创语言文字，最终还不是放弃了自己语言。难道他们一贯不珍惜自己的文化、民族传统。非也，时势比人强。
  不值得骄傲的历史被放弃没有什么可惜，没有前途的贫乏的文化该遗弃就应该被遗弃。血缘高贵和低贱至今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网友问：“为什么汉族不放弃自己的文化？”
回答：汉族曾经至少四次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彻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西方的科技要学，西方的政体要学，乃至西方的文化不分好坏统统拿来，全民学英语，高考英语远比语文重要，一直学到大学毕业。从五四到建国，甚至掀起文字拼音化的浪潮。
  直到最近，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中华文化曾经的落后，并不是本身的问题而是蒙元、满清入侵后的恶果。
  而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政治的优越只是最近才发现，比如，汉字，有哪国的拼音文字，有归类的特点，西方人一物一词，而汉字则用偏旁和词来表示事物的属性，这种语言让孩子从小就掌握分类，掌握了事物的属性。汉语5000年，仍然变化不大，而拼音文字呢？几百年前的文献大多数人就无法理解了。
  就政治理论而言，西方的民主制度理论远远比不上传统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当代人们对西方了解得越深，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未来越有信心。这不是用一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来自我安慰就能解释得了的。

网友说：“国家主席、总理哪个不是汉族？领导层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实权人物都是汉族，怎么可能会出台对汉族不利的政策？”
回答：13亿中国人当中12亿是所谓的汉族人，杰出人才更是如此，领导人当中出现汉族的比例当然比较高，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国家提拔干部和是否是汉族无关，问题是这些人制定的政策从来不偏但汉族人。优惠政策、两少一宽都是给少数民族的。13亿普通汉族人宁愿不要这种格局。某些人憧憬把领导层按56民族轮流执政，世界上有这种例子吗？ 
  至于说汉族掌权必然倾向汉族，这正是民族政策贯彻之后反而培养了你们的狭隘，你认为本民族的人只会扶植本民族。这正是我们同你们思维方式的不同，执政者并不以汉族人的身份来执政，一视同仁，甚至多多优惠，这正是千百年来华夏民族的特有的宽厚。现在的问题是做过头了。优惠可以，但是不能因为民族优惠就否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比如说两少一宽是少数民族拥有的法律特权。80年代开始实施，很有中国特色。政策要求：对少数民族犯罪少判，不判，最大尺度减刑免刑。这是违背法制精神的，而且从根本上讲对于他们也不利。因为犯罪成本低，造成一些人不求上进，一再犯罪现象。在实行中，不论在民族地区还是汉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都最大的尺度放宽，所以才有了新疆人在各地犯罪愈演愈烈。群众意见很大。

网友说：“如此排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了半个中国，排斥他们，领土还要不要？”
回答：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再次，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前两点可以举个例子，爱斯基摩人身处地广人稀的加拿大，但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捕食海狮。难道能说这片广袤之地就全是他们的，全给了他们也没用。这第三点才是最最重要的，领土的归属，不是说谁在这里住过就属于谁，上古时代大家移来移去，你说你早，一定有人比你更早。要看谁建设了开发了那片土地，建设得越久，建设得越好，开发出的价值越大，越应该归属于他。举个例子，北京、上海的房子有多贵，青海、西藏的房子又多贵。土地真正开发建设才有价值。野蛮人不懂耕种、古人不懂开矿，不懂采集石油天然气。那么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钱不值。可见，财富是文明带来的，而不是自身存在的。
  其实，岂止土地，人们常常指责古人没有海权意识，原因也简单，生产力低下，大海对古人没有价值。而现在，海洋成为通商、渔业、矿产的聚宝盆。人类开发能力的提高，各国对海洋主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甚至一些本来谁也想不到的东西，很虚、很空的东西也有了价值，比如卫星在太空的轨道、卫星频率。现在竟然洁净的空气都有了价值，国际上不是分配买卖碳排放量吗。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版图就一直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法理上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自解放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投入有多大，各族儿女对民族地区贡献有多大。就凭这，你还能说这些领土只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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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
  《西游记》里，孙悟空有双火眼金睛，妖魔鬼怪逃不过他的火眼，对于妖怪孙悟空从来不手软，赶尽杀绝，决不留情。对于天上的神仙、地上的凡人，也常下得去狠手。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马克思有句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受压迫感最强，反抗意识最强，不怕流血牺牲，又有天然形成的集体主义凝聚力，其革命性、战斗性是最强的，这种战斗性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革命要成功就要树立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坚决依靠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是无产阶级这种斗争的坚决性并非只是针对剥削阶级的，生活的残酷养成了其斗争意识和斗争手段的残酷性，任何人一旦被他们认为是“敌人”，都会遭到无情打击。文革、以及各类运动，冲在前面的，使用残酷方式手段最狠的都是所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无产阶级的无方向性
  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只看到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个层面内可以组织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共荣和共赢。比如在民族和国家层面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在企业层面大量出现的是劳资共赢。
 
  工人本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般而言，人们的阶级意识大都表现为贫富意识，富人的阶级意识要强烈一些，由于富也是穷人的目标，所以，没有到山穷水尽，穷人的阶级意识－所谓的仇富心态并不强烈。比如，穷人和富人联姻，抛去财产方面的考虑，富人的心理障碍更多些。而穷人既便不指望攀高枝，也会很乐意接受。
  无产阶级本身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可能被组织成工会，组织成帮会，也可能被组织成雇佣军去和别国无产阶级打世界大战，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甚至从来没有过统一的阶级意识。所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被灌输的，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侵害的工人和农民利益，从来没有引起过全局和局部的工潮和农潮，这再次验证了“政治就是人群划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并不存在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具有其他阶级所没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大生产的社会化劳动区别于小生产的个体劳动的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生产的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结合成为一个谁也离不可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生产方式使工人阶级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分散性和自私性，而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具有以全局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其二，工人阶级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历史上产生的其他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日趋没落和灭亡，只有无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强大。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以先进的工人阶级为基础，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先进性。
        
  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有道理的，但是说无产阶级最先进其理由就不充分，马克思曾经认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使用者，所以是最先进的，实际上，这只短暂存在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初期，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向科技要生产力、向管理要效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早就是科技人员和管理组织者，这才是真相。

  马克思认定了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阶级，但是他忽略了这个阶级的弱点。他们一无所有，眼界不高，提不出对全社会都有吸引力的目标，没有能力提供社会发展的出路。
  文革期间的革命理想和口号就是大兴无产阶级文化，但是，我们从此类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人物都是“高大全”、“铁姑娘”、“战天斗地”、“解放全人类”，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文化”是干枯的，单薄的，没有生活的情趣，没有生活品质的提高。除了反映无产阶级的斗争性之外，苍白无力。这类生活和这类形象甚至难以赢得已经实现温饱、生活有保障的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失误就是在于把当年无产阶级利益、目标、文化当作了全社会共同的利益、目标、文化。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从逐步解决物质生活之后更多的走向精神文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就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而言，他们一直处于最底层，远远达不到较高水平，他们并不了解人类有发展文化精神生活共同的需要，更不懂得如何发展，他们一直在底层为温饱而日夜操劳。他们想不到这些，也看不到这些，一旦看到之后，强烈对比之下却是不平和愤恨。
  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待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成果，就将其统统归为“四旧”、“封建士大夫闲情逸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彻底铲除消灭。 
  文革之后，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理想、文化已经彻底搞臭了，在对比西方社会的发达和先进之后，一些人开始怀疑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搞和平演变。

农民阶级
  在《西游记》里，猪八戒最爱动摇，动不动就想回高老庄去。唐僧最关心爱护的是猪八戒，非常注意保护猪八戒的利益，唐僧对于孙悟空主要是压，灭灭猴子的猴气匪气，对于猪八戒主要是拉，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利益，他们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安乐，也不惧辛劳。他们作为个体时，利益最容易受侵害，有革命的要求，因为还有一定财产可供温饱，所以对于革命有摇摆性。
  当然，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看，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比无产阶级明显高出一块，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脱离无产后的目标。这就是现在天天念叨的“小康”社会。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是没有农民阶级的位置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自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农民问题上，把农民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当中。从此，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苏俄革命、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有过失误，也都是片面的拿马克思理论当中的无产阶级利益、目标、文化当作了全社会共同的利益、目标、文化。把“无产阶级生产生活方式”强加给全社会，“一大二共”，“集体所有”。伤害最重的是农民。比如苏俄革命初期的没收富农财产，饥馑遍地，苏联的农业一直是薄弱环节。比如中国当年的“革命文化”、“大跃进”，片面宣传无产阶级的理想，漠视了农民的利益需求，农业生产力一直相对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实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

资产阶级
  白龙马是有罪的龙子，血统身份最高贵，可以算作没落贵族或者资产阶级。取经路上，一直是唐僧的座骑，当牛做马，一言不发。但当取经完成，革命和运动结束之后，立刻翻身做了主人，凭着门第、权势、关系和才干。管理和创造着财富，继续挥霍着人民的血汗过着奢华的生活，这是让广大工农大众（工薪阶层）最不满意的。

共产党是领导
  “僧是愚氓犹可训”，唐僧，一个经常犯错误的凡人，之所以一个凡人能成为组织者，带着一帮神仙徒弟去取经。不是因为他有本事而是因为他肩负使命，有信仰，无私利，意志坚定，不怕生死，不惧千难万险，经受住美色荣华的考验，为大唐万民取得真经，普渡众生，带领徒弟们修成正果。唐僧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仍然是个得人心的好领导，唐僧就是愚公。

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先进性来源于党的先进的阶级基础合广泛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的先进性应当首先表现在它的阶级基础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始终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而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来看，其主干一直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代表了自古以来的士大夫精神，也就是“民本主义传统”。其精神一直延续到建党初、中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对革命真正热忱的坚定的是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党史里有限的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都当了叛徒。这些在高位的无产阶级领袖免不了的是贪图享受，变节叛党。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向忠发、顾顺章，建国后在运动中崛起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没有一个禁得起历史的检验。
  无论是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无产阶级从来不是什么领导者，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领导的结果却是如此糟糕。

  综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误都源自于是否符合“民本主义”这一根本原则。认识到各阶级的局限性后，重新认识了党的本质和目标后，我们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光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学习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发展进步，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儒家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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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
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 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 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 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 ，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 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湘江评论》创刊号）

 “民本主义”的重生－读《湘江评论》发刊词有感

  这篇发刊词刊出了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当年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们的理想是民本主义（平民主义），矛头对准的是精英主义，文中所指的强权。
  回顾毛泽东等最初一代共产党人的初衷，民本主义是其理想，也是其一生的奋斗目标，不是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确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是人民政府，法院是人民法院，警察是人民警察，军队是人民子弟兵。两个务必，群众运动、人民史观、大民主。这些新事物可以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也可说是对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传统的一种新的尝试，“民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初渊源。

  至于如何实现“平民主义”，在毛泽东当年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人们认识之前，人们普遍对西方传来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舆论自由非常崇拜和迷信，“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这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共识。毛泽东也曾经希望“将民众联合起来，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然而和平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行不通，西方传来的议会、民主、舆论自由、司法独立没有一样在中国行得通。
  要走议会道路吗？袁世凯用上万“公民团”胁迫议员投赞成票当上了总统。曹琨用5000银圆就将议员们统统搞定，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些议员难道不是各省各界的精英，他们怎能如此不堪胁迫和诱惑？如此出卖自己的良心？！要采用民选吗？陈水扁煽动起台独民粹，撕裂族群，靠两粒子弹当上了总统。贪污纳贿，东窗事发，竟也有大批群众誓死捍卫。可见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之难，虽历经百年，仍然不适合中国国情。
  没有统一的信仰，坚定的操守，怎能实现民主？实现了民主又怎能给民众带来福祉？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民本主义和精英专制主义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根本在于各类强势集团总是以其一己之私来把持整个世界，因此，非但西方传来的民主、自由一到中国就变了味道。“舆论自由”也同样会成为空话。
  从以下事例就可想象未来中国可悲的“舆论自由”会是什么样子。10月22日，天涯网友揭露：山西干河煤矿按矿难惯例发封口费。11月15日，央视揭露：百度的客户公关按广告费改变竞价排名。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不论是政府舆论还是民间舆论都完全可以被金钱收买。在阎崇年被掌掴事件后，我们更是悲哀的看到绝大多数公众媒体舆论都在为阎崇年站脚助威，把一记耳光夸大为“反智”、“反文明”的暴行，而对事件的起因，阎崇年的丑恶言论－美化反人类的大屠杀，美化禁锢人类文明的文字狱言论却一字不提，让人看到的是媒体精英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只从派系利益来判断是非，泯灭了良知。他们这些人，在面对政府时，要求舆论自由，而当他们面对老百姓时，则用专业能力来压制来自民间的呼声。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成为这些知识精英的四把飞刀，总会择机将最合适的一把投掷出去，而掩藏起对自己不利的那一把。如果你要和他们谈“话语权”，他们就诬蔑你是民粹，给你带上民族主义的高帽子，剥夺掉你的说话权力。可见，他们一贯要求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的言论不是给予社会其他阶层的，而仅仅是针对阎崇年之类的自己人。
    
  舆论自由不行，司法独立就好吗？最近发生在政法系统的大案，华南虎葫芦案都让人们对法治失望。华南虎事件，当地政府弄虚作假、掩盖真相足有8月之久，当事情无法遮掩之时，推出周正龙一人顶罪，而周正龙也一再被轻判。这分明是玩弄政府公信力，玩弄司法与鼓掌之间，拿全国的老百姓当傻子一样糊弄。
  过去判案讲“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在不提了，判案不用考虑社会影响。03年发生的刘涌案，名律师们一句“你们不懂”，就把老百姓对此案的关注排斥在外。“专家论证会”和“你们不懂”是精英们排斥民众监督和参与最好的理由，是拒绝“人民”的最好办法。这样的司法独立不过是一部分人以司法独立、法律神圣为名将司法专营化，把法治搞成自家把玩的工具。我们的法院、检察院虽然还叫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但已经快名存实亡了。
  当民众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之后，就会出现讨债公司之类的黑社会组织，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胡文海、杨佳站出来以自己的方式行使正当的权利，类似翁安事件这类的风波就会越来越多。
  这些都足以说明既便“民主”实现了， 舆论自由了，司法独立了，知识分子有发言权了，中国也不会一片光明。

   正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制”在中国走不通，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在放眼世界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成熟。
  然而，我们不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传播，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其纲领宗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契合，是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和当代社会科学结合的硕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因为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熏陶感染着中国人。它是道德和伦理、理想和主义，更是思维方式。而同是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对象，印度和中东就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是因为中国坚持民本主义，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每一项举措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都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一边，行政、立法，司法都要“以民为本”，考虑的也是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影响。决不把利益集团合法化。当每个社会组织都自觉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就不会有所谓的相互制衡的机构组织存在的必要。因此要统一意识形态，统一意志，所以要坚持一党制，党来确保每个社会组织的方针路线不发生偏差，不以私利代替公利。只要把党建搞好，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把监督权下放到社会，放给人民来评判，对官员的品行监督要从严。司法不应效仿西方法学体系，所谓的“以人性为据”，大搞“程序正义”、“法理事实”、“法理”判案，造成司法和社会道德良俗以及民众常识激烈冲突，“以民为本”不能搞司法独立。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里，毛泽东还注重批判了部落思想。部落思想的表现就是地域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就是本位主义。部落意识通常被精英们煽动起来促成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这些都是民本主义的对立面。
 
  利益地方化、利益民族化、利益行业化、利益部门化都是部落意识的表现，利益集团相互利用、相互制约、利益均衡，他们共同瓜分民众的利益，国家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角逐的舞台。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合法化之后，面临强势集团的巧取豪夺，精英们鼓吹的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些政治诉求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足以骗得民众的拥护。而这不过是各派利益集团占山为王搞的利益均衡，对普罗大众利益侵犯的监督仍然是泡影。

   毛泽东当年那个时代，中国曾掀起“联省自治运动”。“湖南人的饭湖南人吃”，各地都有浓浓的省际情结，各省军阀以本省民众利益的保护者自居，以骗取本省人的拥护，桂系掌控湖南，湖南人顿时感到如同亡了国一样。当年的“联省自治”带来的是国家分裂和无休止的军阀混战，既便是曾经的革命势力也不免沦落为军阀，孙中山感慨道：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相声“关公战秦琼”就是对军阀们浓厚的省际情结巧妙的讽刺。

  今天，我们同样看到类似倾向。比如，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成56民族共和国，把中国说成是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政权联合体。他们把少数民族绑架到蒙元、满清两个朝代，把揭露蒙元、满清政权黑暗的言论强按上排斥少数民族的罪名。又比如有人竟然在公众媒体上假设广东是个独立的国家会如何如何，喊出“广东共和国”，又比如网上骂战不止的东北人帖。这些部落意识一旦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意识，分裂内战就可能发生。

  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这个问题放到今天，更让人深思的就是所谓西方民主、自由、人权之路是否真是“平民主义”？当有人欢呼陈水扁下台，又被收押，认为这是民主胜利之时，想没想过，当年国民党又是如何下台的，人们又是如何欢呼民主胜利了，如何高兴地看到台湾成为“民主范本”的？
  事实的确如此，部分民进党拥趸誓与腐败“总统”陈水扁共存亡，民进党重拾起街头暴力。这不正说明，民主在中国仍然是民粹，永远是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意识形态武器。
  所以，作为民本主义者，毛泽东主张用民众力量打败精英主义，而不是依靠另一批精英。
 

  百年来的社会史，革命运动变革不断，是围绕“民本主义”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却是自发的过程而非自觉的过程。民本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形式，要采用不同的政策，也许是革命和改革、也许是求同存异下的和谐。“五四”以后，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考虑其他主义和其他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免被形式化，教条化，甚至被推向极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制约了社会的活力，曾经的进步力量又沦落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同时涌现出一批形式得利者，尤其是后来的文革运动，否定传统优秀文化，造成混乱和动乱。不断的运动涌现的代表人物都是会造反的人，敢斗争的人，但是这些人没有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他们上台不久就变质，甚至比被他们打倒的当权派堕落得还快。之后掀起的下一次运动又把这批人再打倒。文革之后，造反派被清洗，这些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被人民怀念。
  这就告诉我们：片面强调方法和道路，不知已经迷失方向；片面强调意识形态，跑步进入新型社会，就会败坏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理想。渐渐忘却了的是“民本主义”初衷，不论是从左的右的否定传统文化，都会把薪火相传的“民本主义”给否定掉，从而走向民本主义的对立面，否定之后，精英主义就来占领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的空白。形成民本主义和精英专制的又一轮斗争。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发刊词就如同昨日再现一般。
 
  时隔近百年，精英专制又卷土重来，中国社会再次面临着精英专制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激烈斗争。民本主义同精英主义的对立是永远的，毛泽东当年面临的任务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恢复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重振民本主义是当前的任务。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采用革命的方式。除了急烈的，还有温和的方式，除了法家还有儒家。

  在《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中，指出“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民本主义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让大众认同的主流文化思想，恢复民本主义，就是恢复中华正统，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最牢固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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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被一个年青人掌掴，这事在天涯论坛首次披露，顿时炸开了锅，短短两天，网友们发帖就3000之多，浏览量更是到了13万。
  有网友把阎崇年近年来的言论汇集起来，强烈声讨：
  例如，阎崇年说：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阎崇年说：我刚录完的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谈到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其中有一次就掳掠“人牲97万头”，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阎崇年：玄烨是刘彻和李世民加起来都没法比的，因为他面临的环境比两人更艰巨。并且，比起汉武帝，康熙更有开拓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比起唐太宗，康熙更有包容之心，让中国人普天同庆。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阎崇年：为什么我们不为曾经给我们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清十二帝表示出最起码的感恩之心呢？人是需要感恩的，不然就泯灭了人性的底线。 .

  这场争论，在天涯吵翻了天，一伙满遗还是老战术，把矛盾引到“民族团结”和“统一神圣”这条路来，就大部分网民表达出的理由姑且不论，就他们的感情和核心要求来看，他们最需要的是“正义”，当今社会最急迫的也是“正义”，正义必须得以伸张。华南虎、三鹿奶粉包括奥运圣火事件等等都是同一个性质，这也是包括满族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要求。
 
  这些年热点事件引发的争议，根本上讲都是起源于精英集团剥夺人民利益的行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精神上、舆论上、生存权上的剥夺，事实证明法律、主流舆论并没有对精英实现束缚，舆论可以控制和收买，司法可以被操纵，惟有公道、正义在人民心中他们永远买不到，也控制不了。这次事件只不过披上了民族问题的外衣，更加敏感。
  同以往一样，每当出现争议，我们看到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否定正义，这次也不例外，比如，他们的理由是“民族团结”、“共荣和谐”、“尊重老人”、“血浓于水”、“统一神圣”、“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以法治国”、“稳定压倒一切”、“民族品牌”等等等等，这些理由充分不充分？充分，然而所有的理由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维护不了，“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

  意料当中，主流媒体颠倒黑白说多数网友谴责打人者，而以批评政府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这次却沉默不语，这说明了什么呢？
  精英集团是不需要道德束缚的，他们喜欢狼，就是想成为吃羊的狼，他们最怕人们站出来讲公平、正义。他们要压制民众正义的呼声，这件事情哪怕是由于炒作引起社会关注也是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会去崇拜狼图腾，毕竟我们是人而不是狼，让少数人当狼，那么大多数人只能做羊，谁又愿意当羊而任人宰割呢？
各种形式的精英主义，不管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还是以西洋鹦鹉形式、资本形式、权力形式出现的，都是民本主义的死敌。
 精英主义和民本主义路线之争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这些年来，政府对满清之歌颂态度令人难以接受，要国家统一、要民族团结不能以扭曲历史、颠倒是非来实现，过去是因为人们的闭塞，缺乏信息交流渠道，媒体在权力控制下得以将颠倒的是非历史灌输给民众，根本不容许对话和反驳。而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这一切都不再可能。歌颂满清、扭曲历史的国策该改改了。

                                        耳光打出新天地

  最大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有一篇文章“水火:这一掌，天高地广！”，激起网站网友强烈共鸣，点击高达7000，支持率高达97％。为什么呢？“精英”欠揍！这就是那里左派网民的共同心声，精英们把民众压抑得太久了。把左派、把民众的声音排挤得太久了，看得出天天在受精神虐待的人是怎样一种愤怒，这正是“翁安事件”爆发前的情绪，压抑太久，必然爆发，你不让我用嘴辩理，咱就用手辩理。你不同意文的辨理，我只好用武的辩理。这一巴掌不是对精英们的最后一记耳光，而是刚刚开始。

  “百家讲坛”位置占得好，名字起得高。中央电视台，给授众的印象是这是权威媒体的声音，包括其所传导的精神和价值观都是中央的声音。而对上则以“百家争鸣”来包装上市。名为百家实为一家，这就是公器私用，贪天下之利，行我一家之私。利益霸占不说，歪理还是你的，这类现象在精英横行的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
 
  阎崇年独占百家讲坛，已经有四年之久了，观众、网民对他早有意见，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要求对话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阎崇年讲：“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这种不屑是精英们的普遍态度，余秋雨、葛剑雄、阎崇年一贯如此。其霸道、专制作风就和他们天天批判的专制统治者一摸一样，他们永远是老百姓的指导者，老百姓永远是他们的受教育者，他们根本不屑与你们对话，你们根本没资格来质疑，来讨论，威严是不能被怀疑的，不能被质疑的，这种态度实际就是专制统治者的态度，一旦到了和老百姓对话争鸣的时候，形式的本身就是让权力、让威严、让所谓的学术受损。
  非但如此，精英们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这可能吗？
  普通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不如专家，但是道德底线绝不比精英们低。
  看看阎崇年的原话，阎崇年：我刚录完的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谈到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其中有一次就掳掠“人牲97万头”，把中原百姓与牲口放在一起计算。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2006年11月05日晶报”)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这一巴掌打得好，就是教教专家“做人的道理！”

  看精英们对耳光青年的仇恨：“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将其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看看为阎鼓吹的精英们的样子，他们同阎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群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行为举止并无本质区别。面对阎崇年被刮，他们挺阎的理由自相矛盾，毫无章法，随便抓一把就来诡辩，永远不要被他们骗了。有人问，阎崇年这种言行如果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他们又会怎么说？
  他们永远是两幅嘴脸，面对政府，他们要求民主、要求听他们的建议、决策，而面对公众把着话语权不放，决不让你们有任何表达言论的机会。

  现在，权力拥有者已经放下架子，各种政策都以倾听群众呼声开始，调价之前必开价格听证会。然而可气的是这些精英，民主、民意从来和他们无关。
   这记耳光打得好，精英独霸话语权的时代该结束了，耳光打出新天地。

一、“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然是一字之差，含义却差得很远，“以人为本”的“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人”是抽象的也是自然性的。
    从自然、神和人这个宏观角度看“以人为本”，虽然人只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以“人”之外的自然界为本，比如，宠爱猫狗等小动物，不惜沦为“拜猫狗教”。更多见的则是宗教迷信，“以神为本”，那么，从这个角度谈“以人为本”，是有意义的，意义在于破除宗教迷信思想，同“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的思想对立。不过这层意义早就过时了，毕竟我们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而放在人类社会的角度看“以人为本”，就不如“以民为本”更有价值。“以人为本”的人是抽象的，这个“人”可以理解为“人性”、“人情”、“人道”、“人的利益”、“人的存在” 。“以人为本”重视的是人性化，比如人性化管理，人性化设计等等。
  而“以民为本”的“民”则是指权力拥有者相对的普通老百姓，所以“以民为本”主要是针对执政者、权力拥有者的道德品质要求，也是法律要求、利益分配要求。
   如果我们提倡“以人为本”而不提“以民为本”，那么就可能出现形式主义和利益集团。在单位部门内实施“以人为本”，往往会落入本单位、本系统、本部门的本位主义当中，考虑的是一小圈子里的人。铺张浪费，高调搞福利，搞环境，搞待遇，这些都可以以“以人为本”的名义搞下去。例如：政府机关高档修建楼堂馆所、办公设施，搞豪华设计、大理石地面、搞大屏幕电视、高档沙发家具。他们可以美其名曰：“人性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让公务员有个好的办公环境，让纳税人来办事时有个愉快的心情”。再比如，军队出操，在酷热和酷冷时就可以取消。理由是关心战士身体，提倡人性化训练。
  在“以人为本”口号下，甚至于军队冲锋陷阵、抗震救灾，警察维持治安、缉捕嫌犯，在面临危险时都有理由畏缩不前。
 
  而“以民为本”则不同，要求国家机关、要求公务员以最好的精神状态，最佳的服务，最大的热忱甚至用宝贵的生命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最根本的宗旨，要求政府官员、国家公务人员对人民索取尽量的少，为人民办事尽量的多和好。政府、机关、国家机器更应提倡“以民为本”。
 

  其二、以人为本”似乎不针对特定人群。但是这个“人”具体化之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一旦具体化，立刻面临着以“哪些人”、“哪些人为本”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出现利害冲突时，“以人为本”，就有一个倚重、侧重的问题。如果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少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以人为本”就是有害的。
  比如最近有一个例子，12月19日，民航为抢救一名美国婴儿的生命，特意开辟一条新航线。而最近又有一篇报道，12月22日，在成都有位流浪妇女在废弃房子里生下婴儿，母亲用身体保护住孩子，自己被活活冻死。一方面，美国病婴得到国家特意的关心，而另一方面，一位待产母亲却得不到民政部门起码的关怀。这样的流浪人员在中国却远远比美国病婴更有普遍性。
   再比如8月22号，2220次列车长于金文为让七个日本人赶飞机，中断列车行驶，让他们就近下车并邀请警车护送。他回应网友质问时说：“日本友人的表扬信就说明了当时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为我们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口碑，为我们铁路系统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的铁路是为旅客服务的，难道这么多旅客的宝贵时间就不如这几位日本人重要，难道耽误了这么多旅客时间就无关紧要吗？这其实还是一个“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取舍问题。日本友人能造成国际影响，为我们铁路系统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所以算“人”，要“以人为本”，而普通旅客还是属于老百姓，既然我们不讲“以民为本”，当然就不值得关注了。
  又比如，2007年12月20日，北京顺义农民李某，因为无钱治病，抢劫伤害黑车司机，这是他二次作案。面对法庭，他直言不讳说再次犯罪是想进入看守所、监狱后获得国家的免费治疗。
   李某作为“民”没有民权，得不到“民生”，然而作为“人”，哪怕是犯人，就能享受人权，得到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有人问：难道民不是“人”吗？可惜，的确不是，这里的“人”，是特殊人群的人，是能造成社会影响，产生社会后果的人，不管是好影响坏影响，都是有能量的人，简单说，“精英”就是最符合条件的“人”，罪犯当然也是精英，有胆量、敢行动，能造成危害，能造成重大后果。不是有句话：“监狱里关着的都是人才。”
   以上例子，为什么“以人为本”会成这个样子，关键是“以人为本”，这个“人”字往往被锁定到一部分特殊人群，这个特定人群，就是“精英”，他们是特殊人群，怎能不重视，怎能不特别关注，不论是帮助、感化或者消灭他们，都比默默忍受的普通老百姓要重要的多。

  其三、提倡“以人为本”，就难以解释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和土改。这类革命和运动很可能被歪曲为剥夺了人的合法财产，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因此，用“以人为本”来否定革命，走向共产党的对立面是不奇怪的。而“以民为本”则能理解和支持这类革命和运动。

二、民本主义是立身之本
  “以民为本”与“与人为本”之不同，还在于对内对外之不同，对于不同的权利拥有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义务责任之不同，因为每个人所处环境“民”的意义和范围是不同的。在家庭、企业、学校各单位内部，组织者、管理者、教育者的“以民为本”，就是要以成员利益为本，教师以学生为本，企业家要关心员工，家庭里则要尊老爱幼，孝悌仁义。
  对内，“以民为本”表现为集体主义精神，重点强调领导者的责任，上位者的义务。抗震小英雄林浩被问到为什么要救同学，林浩响亮地回答：“我是班长”。普通人的“以民为本”就是要求有职业道德感和家庭责任感。
   对外，“以民为本”则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工商企业以顾客至上，以消费者为本，行政执法则以百姓利益为本。强调的是社会责任。在社会上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风气，“以民为本”应成为立业之本。

三、“民本主义”应是立业之本
  这次汇源卖给可口可乐，董事长朱新礼声称，“品牌无国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这话听起来很高尚，可惜是言不由衷。洋人们就从没有这种觉悟，他们对自己的品牌从来都是珍视的，都用严厉的知识产权来保护，动用的是国家力量，怎么可能没有国界呢？“品牌无国界”就跟“体育无国界”一样荒唐。
  这个董事长还说这是市场行为，这算说了一句实话，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了解了中国企业家的素质，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前面讲过“民本主义”不光是立国之本，也是立身之本，当然也是立业之本。那么为什么就不考虑考虑生你养你的父老兄弟的感受，生于斯、长于斯，在他们的培养下，汇源才成长得如此之大，一旦卖给跨国企业，很有可能这个牌子这个口味就永远消失了。
  这个董事长又说，“如果国家不让卖，那么也好，消费者就猛喝汇源……”。这话就有点无耻了，难道从家乡父老那里只知道索取吗？
  老百姓为什么会珍惜民族品牌。对于外资、合资企业而言，一旦民族品牌被挤垮之后，他们就大肆抬价。过去是利用品牌优势，以所谓的技术含量高赚取利润，同样效果的医药、日化产品，它们以“概念”来制胜。到现在，洋品牌开始用垄断优势来榨取垄断利润，典型的就是大豆、植物油。其价格在07年下半年后以几倍的价格上涨。

  然而，三鹿奶粉事件，保护民族品牌成了空话，当我们看到所谓的民族品牌是毒害人民的外套之后，怎能让老百姓爱护和保护呢？
  老百姓不是不爱民族品牌，然而面对大面积的国产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事件，老百姓只能购买洋品牌，国产品牌只能以倒闭作为结局。老百姓有自发而生的爱国心是因为时时刻刻感觉到身处此地，国人、国货的可靠、温暖、舒适、价廉物美。国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国人同进退。老百姓信任本国人、本国货，生怕国货消失，怕外来者掠夺了去。
 而我们的企业，却不知道关爱人民，承担社会责任，把“产品当孩子养，当猪卖。”只知道索取，甚至毒害人民，怎能赢得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护。

四、爱国主义的根本在于爱人民
  “民本主义”的爱国就是爱民，人民为什么会爱国，因为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是爱护人民的，是人民的依靠。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也反映了“以民为本”这一政府核心职能的缺失。在有人举报的情况下，该生产厂还被有关部门保护起来，隐瞒不报，最终造成严重后果。就食品中添加三聚氰氨事件，几年来一直有所谓的“蛋白粉”在市场上大肆出售，有关部门决不是不知情，我们所看到的是：各企业、各部门、国家质检单位对食品出口行业严格而严格，反复监测，包括奥运食品从来都是认真负责到底，生怕被洋人追究。然而在明知国人在食用有毒食品之后，有关政府部门仍然对国人的生死麻木不仁，视民如草芥。
  与此类似，在外事交往活动中，不论从司法还是公民待遇，中国人总是被政府行政部门当作二等公民，优待、宽待洋人的同时慢待、亏待国人，这种丑恶的现象屡屡发生，让国人怎会升腾起爱国豪情，只能厌恶这个政府，这个国家，耻当中国人。这桩事情也让人开始理解儒家为什么主张内外有别，疏不间亲。爱国主义正需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
  日本毒大米事件，毒大米老板自杀，这是日本人的耻文化，但是在我们这里连认错、辞职都难，虽然有官员问责制，但是免职官员转而上任例子比比皆是，这几十年来，是自古以来做官最黄金的时代。
  不建立“以民为本”的根本纲领，“八荣八耻”起不了作用，问责制也起不了作用，民本主义必须成为立国之本。

  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被满清中断，百年来的社会史却是围绕着“民本主义”这条主线展开的，革命运动变革不断。但这是自发的过程。既是自发的过程，难免忽左忽右，摇摆不断。曾经的进步力量很快又沦落为反动势力、自利集团、社会进步的阻力。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稳定的、健康的发展之路，政体难以定型，社会动荡不安，始终处于探索之中。关键在哪？在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至今没有确定，让大众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确立。
  “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强调执政者的责任，也是立身之本、立业之本，强调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民本主义才是我们要找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人为何如此寡德无情（转贴）
 
作者：竞争与协作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国民精神人格批判是一个严肃、严谨的思想学术体系，是一个庞大、厚重的思想学术领域，不应该以我这种方式进入这个话题。但是，在我们民族今天的社会形态下，这个体系本应该受到思想学术界大力投入研究并引起广大国民广泛关注，这也是每个中国人有必要深刻反思的话题。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学术体系，没有国际思想学术体系可引进甚至借鉴，因此，只能依靠中国学者和热心志士付出心血去构建、创新。对一个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期、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发达、活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既是根源责任者，也是反思责任者，但在今天，它不仅不积极承担责任，反而极力阻碍。也正是这个因素，很多学者和热心志士的智慧得不致展现，成果得不到承认，并造成这一学术体系的不正常萎缩。我的学术作品也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不能以思想学术方式探索这处话题。本文是我按个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半文学、半学理的语言触碰一下这个话题，完全是希望将这一话题引起更多关注，使这一思想学术领域发达繁茂起来。

                          一

“我爱国”与“国爱我”相互依存　　

我的大学时代正值“中日交流热潮”在中国盛行的时期，日本社会文化当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推崇。日本人的爱国精神、无私精神引起我极大关注，日本公司文化也让我展开很多思考。据介绍，一个日本企业新员工刚到公司上班第一天，公司的部门主管要给他鞠躬，擦皮鞋以示欢迎。这名员工当然以后就会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地工作。日本公司中工资最高的往往是五十岁左右、两个子女上大学的员工，因为员工子女上大学公司会发一笔可观的补贴，让员工根本不感到压力大。这一切让我们非常感动。

后来我结合日本社会文化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人的爱国精神、无私精神与他们受到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存在必然的关系，联系到我们社会在教育和宣传中高调提倡“爱国”、“无私”，然而却受到国民和社会虚假以对，我对我们社会的爱国、无私等国民道德概念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反思。我认为“我爱国”、“我爱社会”与“国爱我”、“社会爱我”存在一种必然的对等关系。我们的主流意识和宣传教育中倡导“爱国”、“无私”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根本不提国家、社会的爱人责任，事实也在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严重缺位，从而导致我们的“爱国”、“无私”丧失生命、虚无化。

刚工作到单位上班时，对“一个人与社会处于什么关系”这一话题受到的告诫、教育特别多，切实的感受也十分强烈。“你得会做人”，你得会看人脸色，得向强大、冷硬的群体低头，得小心遵守残酷无情的规矩，得服从、迎合冰冷、淫威的意志，得学习忍受苛刻的小脚鞋，得习惯于吃亏、受委屈，得勤快、无私、牺牲，……，得认识到你只不过处于极微小的地位，得认识到必须赢得那些“老人”的认可，否则，一旦做人失败，你在这个单位就休想抬起头，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了某个“山头”，你至少几年甚至在这个单位的命运就注定是黑的了。你与社会，就如同掉进身不由己的酱缸，你就被绑架了，你只能放下尊严和人格去适应它。总之，你必须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个暗潮汹涌的社会，你所能感受的就是这个社会对你炫耀它的优势，表演它的冷漠。

你这只是面对一个与你关系重大、相处最长的群体，而当你面对整个社会，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福利层面，还是作为社会主体地位所需的民主自由权利，社会的失责和政府勤政廉政的表现你也许已感到失望，也许你已习惯，但你的热爱、信任肯定已不再存在。

随着我思考的深入和思想体系的整理，我得出认识，人的爱、无私和责任不是象海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民不是无限索取的对象，进而，我对我们社会“国爱我”、“社会爱我”的现状及深层次社会原因进行了研究总结。

日本国政府日本人提供的心灵关怀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全世界都是倍受肯定的，日本人因此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是十分强烈的。然而，我们社会国民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灾难连绵、凄风苦雨的命运，一些人断手断脚、撕肝裂肺甚至魂飞魄散的命运，以至不少人产生了“很想死去之后重头再来”、“如果有再生，再也不生在中＊”的哀叹，而且，对这一切，政府又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制造这一切的政府要么极度地推卸责任，要么一厢情愿地将自己放到免责的高台，但在人民心目中，人民恰恰不能免责，人民不能如此无止境地原谅、宽容。今天，受现代民主自由思想洗礼的人民尽管不能表达，但心里是清楚的，寡德无情就是一种回答。

                           二

人具有“客观人”一面，其客观需要、精神需求必须受到尊重　　

人，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体还是社会主人，都应该被认同具有“客观人”的一面，人是有客观需要和精神需求的，也就是他对社会形成热爱、信任必须具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主体他自身，二是社会。由于人类社会是以国家形式存在，国家及政府掌握社会的权力，因此，国家及政府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即使在社会管理多元化的民主发达国家，政府也是首要责任者。

不能将人及社会群体无条件、绝对地假定为责任承担者，我们应该将人视作“客观人”试着从同情、认同的角度分析一下问题形成的根源。人之所以如此寡德无情，对他人、社会如此丧失热爱、信任，是否是他在心灵、精神、物质利益的需要受到严重忽视和伤害，是否是他的社会主体或社会主人地位受到根本藐视，以致使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心灵发生如此极端的改变，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此极度地流失了呢？

然而，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无论是得益于传统道德对君王避讳思想还是仰赖现时党永远伟大、正确的指导思想，国家和政府都处于无条件免责地位，广泛的社会也因是“政权的社会”同样获得了免责的地位，不受指责，不承担责任。这种民族道德体系的严重缺失、畸形，恰恰致命地摧毁了道德的生命力。国家、政府、社会从不被纳入批判、反思、剖析的范畴，然而，它恰恰是必须纳入批判、反思、剖析的核心因素，于是，道德体系的严重病症得不到根治，问题继续发酵、恶化，社会道德不断地沦丧。

几十年来，我们将个人对社会是否具有热爱、信任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个人，而且试图追求塑造政治国民，通过对国民的政治化、党化来激发他们的热爱、信任，如此引起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是撕裂、异化了社会国民甚至自然国民。中国人长期以来被视作没有（客观）精神，没有（客观）需要的人，被极度的政治改造、异化，如英雄模范化、乌托邦化，这就造成国民精神和精神需要被极度的践踏，他们对他人、社会的热爱、信任极度流失，而形成暴烈的对抗，强烈的恶在内心悄悄地潜伏、滋长；二是完全无视社会国民的培养，公民教育、社会化教育长期缺位，公共道德在国民心灵中、精神世界根本没有土壤。

                            三

人的灵魂是他所处世界的反映。一个残缺的世界只能导致残缺的灵魂，残缺的灵魂必然表现为寡德无情　　

人是地球物质运动的生命物质形式，具有客观物质性。人之所以变得如此寡德无情，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归结为侵害者、责任者，他们应该同时是受害者，而且是绝对的受害者。他们是不幸福的。如此变化并非他们所愿，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一定是什么深层次因素使他们内心深处被改变了，他们才如此无奈地变得寡德无情，如此堕落（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严重的堕落！）。这也是我二十年前决心抛开一切世俗观点，努力探索令人信服答案的初衷。

人作为人类社会、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部分的社会主体人，需要在心灵上、精神情感上实现与它们的统一体关系，对个人方面而言就是他对它们的热爱、信任，对民族、社会而言就是实现了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实现了统一体关系，他对它们就热爱、信任，而且他感到幸福。如果他与它们被剥离、分裂，统一体关系被破坏，他的心灵、精神就会孤苦，他就不幸福。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对实现人类这种统一体关系中具有超现实的作用，宗教对维护人类道德精神具有举足轻重、不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我们社会长期以来乃至今日，中国人与他人、社会在心灵、精神上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谁在乎个人内心的感受？谁关怀过他们心灵、精神上的需要？他们面对的是打压、异化，是施予灾难却要你感恩，假话连天、贪渎盛行却要你热爱、信任。他们与社会能实现心灵、精神上的统一体关系吗？

在我们主流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中，要求每个“我”将自己与周围人群、与自然的“我”剥离开来，不讲条件，不顾逻辑地自我升华达到政治要求的标准。我们在心灵深处已埋下了与他人、社会相剥离、分裂的种子，什么样的寡德无情都早已打下了基础。

文革对中国人而言造成了国民心灵和精神的大崩塌，造成了道德虚无主义，撕破了国民尊严和人格的底线，也将国民在心灵、精神上与他人之间、与社会之间的统一体关系极度撕裂了。这在人类道德文明史上和人类心灵、精神上都是旷世绝无的。然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在国民精神思想领域，绝对的主流仍然是国家政治上的“防出乱子”，虽然斩尽杀绝式的道德整体性崩塌得到遏制和缓解，但在一些领域，社会道德的崩塌更为极端，更为彻底。改革开放前国民精神思想、社会道德如同推土机、卡车呼来啸去地践踏、破坏，今天则呈泥石流一般山崩地裂地沦丧。

                            四

国民的寡德无情是社会寡德无情的一个分子　　

社会大残忍、薄情、寡德导致个人小残忍、薄情、寡德，一个社会公正严重缺失的社会，必然导致个人的寡德无情。

当一个人面对社会，这个社会映入他眼帘的、进入他心灵的是什么，他心灵对这个社会流出来的就会是什么。他只能按照这个社会通行的逻辑生活，他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一个分子。今天的社会，通过电视、报纸、舆论传闻及亲眼所见所感，给人的是哪些现象呢？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面是“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童工工厂，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包工头逃匿，是掠夺式拆迁、征地，是权力的赤裸无耻化、自私化、残暴化，是官员的贪渎、徇私枉法横行，是官员们的“裸体”作官（将妻儿子女先送到国外居住，将财产先转移到国外，自己一人继续贪捞，一旦有风吹草动，便逃到国外与妻儿团聚），是垄断集团对社会财富、民众利益的疯狂捞取、高工资高福利，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严重不公平，扶助富人、掠夺平民百姓，广大农村贫穷和儿童失学、青年上不起大学，……；另一面是政府的熟视无睹和冷漠，是舆论和宣传的虚假，是主流意识公然崇尚、热销野蛮、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丛林法则，倡导缺乏公正、薄情残忍的逻辑，还有，一个户籍制度，将广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天地两隔，让他们永远挣扎在城市文明及资源之外，近几年高涨的房价如同一道道高高的城墙将一个个城市保护在高台上，每个农村青年要进入城市生活，首先得从低地爬上那高不可攀的城墙，广大农民世世代代永远被困在城市之外，……这一切，将导致什么样的国民道德心理，国民还继续热爱、信任吗？他们血腥、残忍地实现自身利益时还存在心理障碍吗？

一个社会掌握权力、承担着社会责任的人都广泛徇私枉法，寡德无情，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都变得冷漠、寡德无情，教育者、主流媒体或上司都告诉他那是个别现象，他又根本不相信时，他还能坚持无私、责任吗？他会潜移默化地变得寡德无情。

                         五

良知正义被阻绝，寡德无情受张扬，社会体系的缺失与扭曲是导致国民寡德无情的客观因素　　

国内报刊列出了见死不救的原因：

１、救人者常被伤员家属或者路人误作肇事者，抓住不放，追究责任。救人者若辩解，会遭他人反驳：“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会救他？哪有这样的好人？”

２、救人者有时会被伤员本人或亲友有意识诬告，恩将仇报，勒索乃至刑求。

３、有些歹徒设骗局，假装受伤，好心人上钩后被诈骗。

４、救人者送伤员去医院，医院不见钱不治伤。救人者若垫钱，可能要不回来；若不垫钱，伤员出了问题，说不清谁的责任。

５、救人者做好事会耽误时间，被扣奖金或工资。

多么荒诞的逻辑，然而就是社会的现实。第一种现象反映出寡德无情成为社会通行的逻辑，见义勇为反而成为缺乏社会基础、行不通的逻辑，人们当然就变得寡德无情；第二种现象则彻底禁绝了见义勇为，使人们只能寡德无情；第四、五种现象则反映出社会系统缺乏见义勇为相应的系列社会因素，。以上因素反映出社会系统在客观性技术条件的缺失，使寡德无情成为社会道德水平的现状。

道德既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道德；既存乎于心，又须仰赖国家权力、法律、社会文化而存在。一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必是整个社会的堕落。

这是我还在上大学时听讲的一个故事，说在法国的一个冬天，一个人被抢劫并被剥去衣服。他在公路边向过往的车辆求救，但没有人理会他，他因此而被冻死于野外。后来法国警方立案侦察，将该案中所有见死不救的司机捉来公诉使之被判刑。在民主发达国家，法律是全力以赴维护社会道德，坚决、鲜明地打击寡德无情行为的。而我国，无论是法律、政府机构还是司法机关不仅不积极承担责任，而且缺乏是非，或者不作为，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在明知实情的情况下，助纣为虐，公然践踏社会良知正义。

失去了政府（包括司法机关）强制力的、不可缺少的支持，民间的公共组织、公共力量及其行为又不允许生存，社会道德、个人良知正义只能无奈地流失了，人们除了只能向寡德无情方向滑落，还能有什么选择？！

  六

严重社会不公、突破道德底线的贫穷使寡德无情成为常态　　

当贫穷不止带来物质利益上的短促，而且上升为精神因素时，形成精神的卑微，机会的缺失，地位的残酷，心灵的冷漠，成为尊严和人格的流失，使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等外公民时，遭到社会的排斥、冷落时，他们对他人、社会的寡德无情通过他们的报复犯罪表现出来。

贫穷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贫穷失去了出口，没有了希望，成为了绝望，成为精神上的恐惧，成为命运的悲哀，他们对他人、社会的热爱、信任就会流失，寡德无情甚至仇恨、对立、残忍就会在他们心中滋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侵财犯罪道路，不正是他们寡德无情的体现吗？而整个社会而言，不正是整个社会的寡德无情吗/

当贫穷成为一种命运，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就会上升为心灵、精神、情感的动力，他们对社会的热爱、信任就会彻底流失，他们的道德就会彻底沦丧，当作为群体经过历史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崇尚血腥、残忍的社会群体时，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不寡德无情吗？中华民族历史中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前几年发生的“　张君抢劫案”等系列案件已极度贫穷所造成的国民群体心理没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其实，每个城市的国民今天都已经在承担着贫穷给一些群体造成寡德无情然后对社会强烈报复的代价，也就是犯罪的严重化和社会治安的崩溃化，犯罪呈现出严重的残忍、血腥化趋势。

  自由派有个荒谬的说法，他们认为，只要解决了“自由、人权、民主”，一切具体问题都迎刃而解。但是恰恰在今天出现了世界粮食危机，而这类危机的出现正是高喊“普世价值”的西方人利用不合理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恶果。世界上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甚至在美国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领取救济食物的现象，慈善机构入不敷出，空喊自由、民主、人权能解决问题吗？
  自由派所理解的自由是人的绝对自由，他们把这当作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在纸上推演出“民主”、“人权”、“法制”是保障“自由”的基础，然后把“自由、人权、民主”当作了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然而，如此推理是有问题的，自由从来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抽象的、自然人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受着社会环境、生存环境的制约，受着他人和他物的限制，并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而扩展，自由从来离不开物质基础，离不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离不开经济、社会、文明的发展，自由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整日为吃饱肚子犯愁的人，想不到去遨游太空。没有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实现不了登月梦想。再者，国家、企业、个人的自由度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强者的“自由”往往存在于对弱者自由的剥夺。 

民本主义是普世价值的总纲领，社会主义就是在践行普世价值
   从实现普世价值的轻重缓急、不同层次来看，不同处境、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自身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需求从物质到精神，从温饱到小康，从求得较高质量的生存到人对文化、对情感的需求，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到对社会权力拥有和义务的承担。所以，按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照顾到社会底层人们的急需，按部就班地解决层次越来越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这才是普世价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民本主义的内容，是普世价值的总纲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可见，社会主义就是在实践普世价值。当前出现的毒奶现象、腐败现象正是因为“民本主义”这一普世价值没有完全被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认识和实践的结果。

中国政府是普世价值的践行者
 　9月25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温家宝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中国使绝对贫困人口从二点五亿减少到一千五百万；在全国特别是农村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四十九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二百多亿元人民币债务；提供各类援款两千多亿元，其中无偿援助九百多亿；对四十二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中国还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派遣技术专家和医疗队，援建医院、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
　中国还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今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给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中国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3000万美元设立信托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未来五年内，中国援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数量增至30个、对外派遣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数量均翻一番，增加1000人；并将为发展中国家援建100个小型清洁能源项目；
　温家宝说，世界上还有十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数亿人在饥饿中煎熬。他为此倡议，发达国家尤其要承担起帮助不发达国家的责任，援助应当是无私的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特别要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力度，重点解决饥饿、医疗和儿童求学问题。倡议各捐助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款增加一倍。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零关税待遇。

而西方的普世价值又是如何做的呢？
  再来对比一下在“自由、法治”普世价值的旗帜下，跨国公司孟山都公司在全球化扩张的浪潮下，如何让世界再度面临饥馑威胁的：（摘录自“合法掠夺农民的孟山都“－2008年09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村子里家犬在为饿孵争斗不已，数以万计的贫穷妇女沦为娼妓，父母开始贱卖自己的子女……”这是发生在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中的场景。就在大饥荒前，殖民统治者还在将8万吨谷物从孟加拉出口。
　孟加拉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然而，伴随着一个新的体系在全球建立，印度农民的粮食再度被他人据为己有，而且是“合法”的，相反农民自己保留粮食收成反倒成了一种罪行。通过全球收购、政治游说以及专利垄断，孟山都是这一体系的始作俑者。
　　孟山都创始于1901年，是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目前孟山都已经发展成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国际市场份额。这家跨国生物公司在给农民带来高科技同时，也破坏了农民与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共生关系。在孟山都的游说之下，美国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通过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推广开来，它允许企业篡取粮种通用知识和技术并以宣布专利的方式将其垄断。久而久之，这就导致孟山都这类企业对粮种本身的垄断。
   在欧洲，农民必须每年为此向孟山都交纳“仿制费”。为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允许生物技术公司对擅自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给予严厉的处罚。依照这一规定，孟山都对未经允许播种该公司种子的农民每公顷罚款1200美元。孟山都公司还通过与其有业务联系的种子、除草剂、农药销售商，甚至动用私人侦探对农民进行监督。
 　孟山都建立了一个异常坚韧的专利金收集体制。一般在销售种子时收取30%或以上的种子价格。农民购买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保证他们绝不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这一“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繁衍生息的习惯，而且在很多案例里，农民并没有看到或签署这份协议，但种子经销商伪造了他们的签名，或干脆规定购买种子就等同自动认可。
　　一些农民为了抵抗专利金收集体制拒绝使用孟山都的种子，但不幸的是，在一些采用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农民如果选择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将失去抵抗污染的法律保护，甚至可能因农作物通过风媒或虫媒授粉而存在孟山都转基因作物的DNA就被起诉。
　　孟山都专利的授予范围大多覆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工程品种。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场合法化的“知识产权”劫掠中一笔勾销。

 笔者早在《行长年薪百万的思考》里就提到：
   所谓的现代经济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经济最大不同在于其泡沫之大没有尺度，不成比例，价格远远背离劳动价值，这实际就是一种掠夺。保护“专利”、“知识产权”、“品牌”的背后是不平等的劳动价值交换，这是垄断资本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普世价值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香蕉是不是太虚伪了点。

一、清代的“帝国式统治术”
   所谓清朝的“帝国式统治”就是在实行民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其中对蒙、新、藏、满地区，清王朝处理这四个地区的最基本原则是将它们看作是非汉人属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在这些地区，清王朝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在政策和执法中还故意偏袒当地人。
  此外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清王朝这样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威慑汉人，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无形之中迫使汉人老老实实的做二等人。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清王朝的统治下，藏、维、蒙等民族并没有形成中国人意识。（摘自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从而对西藏实现控制，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此外，清廷还派出驻藏大臣和少量驻军来总督西藏大事，小事则不管。满清皇帝在信仰上与西藏人一致，这是清廷在精神上控制西藏的最好方法，满清政府在汉族地区大兴理教，效果也很好。

  自59年平叛以来，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央决策层，改革开发以后，中央决策是以稳定为目标，以发展为手段试图解决西藏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一些专家汲取满清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特别是清朝处理西藏问题的经验，他们也学着尝试对西藏地区实行新政。国家财政大力扶植西藏，给藏人以极大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方面的扶植和优惠，还大力保护和发展藏传佛教[注2]。为此中央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行政执法时偏袒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犯罪现象实施“两少一宽”。以为这就能够实现稳定、统一、团结。效果如何呢？今年3·14拉萨骚乱就是结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

  在80年代初，对西藏、新疆地区，当时的中央还提出很类似清代治藏的“新政策”。一次在有关新疆问题的会议上，当时的领导层提出：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之前中央还大量撤出了援藏人员。
  这就是达赖他们最希望中央兑现的高度自治了，不过达赖希望这个自治区的首脑由他们的人来承担，自治区范围要更扩大。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立刻引起了民族地区的混乱，后来虽有所修补，但是指导思路并没有根本变化。
 
  这种政策的失误在于“恢复清代模式”是不可能的。在清代时，西藏基本与世隔绝，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僧侣阶级将广大农奴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出现在今天呢？仍然采用清代模式，反而给达赖集团以幻想，幻想自己还能回到过去的旧西藏。
  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再采用法术也不可能模仿清皇帝带头信喇嘛教，而且这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外披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外衣，内心还是宗教合一那套统治西藏的治理术，怎么可能在精神世界上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上层势力根本不领情，群众跟着宗教势力跑，又失去了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支持，这就是这种政策的恶果。事实证明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投降于宗教上层，就没有统治基础，就毫无力量。
  然而，这一指导原则一直被奉为圭臬，后来被御用学者引申出“多元一体”论，把好好的一个人民共和国解释成五十六民族共和国。[注3]

二、荒谬的“多元一体”说
  效仿满清的帝国架构，延续“自古以来”说，学者们提出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组成中国。“多元一体”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强调的是“多元”，为了让少数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元”以实现和汉族“平等”－平起平坐，主流舆论无不过度拔高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而所谓的“一体”，面对高度认同的民族则缺乏理论说服力，显得相当的苍白无力，至于那些幻想独立的分裂势力则毫不领情。他们会反问，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就不能独立了吗？比如今天的蒙古，是不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体？为什么中央还派员祝贺“蒙古国建国八百年？”。
  “多元一体”论的误区是不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反而树立人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事端、纠纷、利益冲突都可能上升到民族问题，走民族政策这条线去解决，这就进一步了激发人们的民族情结、民族情绪。如果过于强调、强化一个民族的特殊，那么在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相对立的意识下，“民族”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排他的利益集团，甚至进而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而在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于一个同时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的人来说，绝对难以做到对于民族和国家保持双重的忠诚。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目的只是停留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一点之上，其本身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国家整合的因素。（摘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多元一体”之说，毫无疑问首先是要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在高涨的民族情绪支配下，西藏、新疆特别是在干部群众中出现排斥汉人、排斥中央的情绪并不奇怪。　　
   拉萨“3·14”事件证明在藏区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既便当地的政府组织、党组织在应付此类分裂势力也是力不从心，有的甚至阳奉阴违。
  据网民报道：“在这次事件的参与者中，有不少是青少年。据说，在某学校某班班中，进行民意调查，问达赖是好人还是坏人，学生的回答让老师吓出一身冷汗－全班40多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是坏人，其余均说是好人！这几年，我们在广大农牧区实施了很多惠民政策，广大农牧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可为什么参与“3·14”事件那么多呢！”　　

  “有些藏族干部中在思想深处是与国家离心离德甚至暗中同情或支持达赖及其分裂主义分子的，参与、同情、支持、声援“3·14”事件的也有。尤其西藏基层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干部队伍中，正科级以下人员中，大概10个人中，藏族有8人以上，汉族最多有2人。“3·14”事件的发生，执法队伍“没有”预感和知觉，与藏族执法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倾向是有关系的。”
  “‘3·14’中，藏族警察全然不见踪影，好像全部从人间蒸发了，甚至有些边跑边脱警服，更有甚者在为骚乱者通风报信。”
  显然这些人的民族意识远远大于公民意识，更远远大于公务员意识、党员意识。公民意识没有，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多元”见到了，“一体”在哪儿？。

 
三、机会主义必然以颠倒历史是非、信仰丧失为代价，而丧失统一的信仰造成的是更深的民族隔阂
  西藏问题反映出改革开发以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问题，是全民族统一信仰的缺失。没有一个统一的让各族人民都信服的价值观、信仰。怎么能赢得西藏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呢？

  机会主义者的治边思路，以稳定为目标，以统一为最高原则，“统一神圣，是为一体”。为此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无限让步和倒退，纵容狭隘民族意识、民族情结，甚至对那些落后的、残暴、愚昧、野蛮的民族历史，都因为归结到民族文化而不予清理，反而以颠倒历史是非的方式逆向处理。民族英雄和汉奸从此颠倒，是非、道德观念完全颠覆。喉舌总是超出主子的意图，塞进自己的私货，而主子要利用喉舌也就顺势纵容。既然中国已经被解释为五十六民族组成的，满清王朝摇身一变一跃竟然成了这个多元中国法理上的缔造者。满遗势力趁机而起，大肆歪曲历史，抹黑中华文明，为满清野蛮王朝涂脂抹粉。
   比如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视里就说：“大清是成熟的、理性的自由社会”，“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大清远迈汉唐，因为大清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04年沈阳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将其当作盛大节日。央视播放《施琅大将军》把汉奸当民族英雄歌颂。鞍山纪念尚可喜，南安纪念洪承畴，这些汉奸都被当地树为爱国主义英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打着“统一神圣”的旗号。
  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人物不切实际的吹捧，对汉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蓄意贬低，对历史上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漠视，对民族人士特殊的政治经济待遇，所有这些反而促使当地人萌发更高的民族情绪。《狼图腾》之类的作品，貌似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公然站住野蛮的立场，宣扬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把民族关系说成狼和羊的关系。把草原民族歌颂为强悍的狼，又把汉族描写成懦弱无能的羊，将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杀掠说成是输血、进步。这类书大肆泛滥，在强化少数民族“狼意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对汉族产生蔑视。强化民族意识的恶果是离心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国内大部分少数民族网站都有仇汉分裂独立的言论，有的还成为网站主线。分裂问题越来越难处理。

四、清代模式埋伏下分裂隐患
   中央的民族新政策也曾让达赖集团产生错觉，以为清朝统治西藏的模式，也能实行于当代。达赖集团把清代模式下的自治当作中央和自己都能接受的底线，他们一直在孜孜以求，时而平静时而激烈。
  由于国家在西藏问题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西藏当地还有大量的其他民族。中央已经不可能放弃对当地内部事物的管理，这就永远满足不了当地强势集团的利益追求。

  以清代模式解决西藏问题，这种统治权术是危险的，一旦中央政权被削弱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就会萌生出独立的强烈动机。辛亥革命后，蒙古、新疆、西藏都出现独立问题。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自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里的多元组成，一旦清王朝被推翻彼此就失去了凝聚在一起的理由。
  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明确提出：“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1月8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要求勤王，后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在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之后，西藏爆发“驱汉事件”。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发生民族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这就是“多元一体”在中央政权垮台后的恶果。

  事实证明，输血，经济扶植并不能解决当地人的思想意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要用各民族都认可的价值观念，理想、信仰把人心统一起来、凝聚起来。当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认为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更有道德感，感觉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崇高和自豪，也有利于今后的幸福生活时，那么就会自觉抵制分裂，反对达赖集团，分裂势力还会嚣张吗？
  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还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当然不可能让人们感觉到做中国人特有的尊严感和道德感，要想将各个民族团结和统一起来更是痴念。

参考文章：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满清翻案关键一步,舒乙散布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
 穷途末路的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说
 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不能曲解为56民族的中国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注1]：2004年十一月八日,新京报登出了马大正评价清军入关的谈话：“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注2]：1987年，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喇嘛教的气势大增，伍后被人称呼为喇嘛书记。
[注3]：从那时候开始，不管合不合情理，政策文件、领导发言不再说全国人民，而一律代之以全国各族人民。

 法兰西民族向来以自由、浪漫著称，然后这恰恰是大国崛起的阻碍，自由主义传统正是法国不能成为头等大国的根本原因。

  自由主义者永远无法逻辑自恰。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作用就是解构。解构国家、解构家庭、解构道德，解构社会性的一切存在。请问：真的都解构完了，你们还存在吗？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常有人将军国机密编辑成邸报，换取锱铢小利，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

  史料引用：董之林 ：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汶川大地震，这场空前的灾难将中国人紧密团结一致，人们纷纷献出爱心，支援灾区。
  人民思想高度统一，政府赢得空前的威望，人心齐，泰山移。这种机会是难得的，政府可以办很多事，特别是平常难以办到的大事。

  这次大地震就像一面镜子，把人们的思想道德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至。
  抗震救灾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先进事迹。他们有爱心，有热情，有能力。这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人民需要的干部是为他们办事的干部，人民需要的代表是为他们说话的代表。政府不要辜负抗震英雄们的爱心，更不要放弃这次发现人才的机会。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选拔出来，培养成国家的干部，选他们优秀者当人民代表，发出老百姓的声音。
 
   
 自由派分子以及信奉自由主义的精英、企业家、成功人士，在这次大灾大难面前，以其言行暴露了他们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冷漠之心，他们吹捧的民主、选举、自由成了人人都能识破，为己牟利的骗局。他们在赈灾中表现出的自私、冷漠和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的大仁大爱之心形成空前鲜明的对比。自由派的声音已经示微，虽然他们仍然霸占着某些媒体，然而，人民懂得的道理就是“听其言，观其行。”漂亮的口号再动听，也不如一次救灾的实际行动，不如为老百姓办得一桩实事。 也正因为这些人的愚蠢和短见，我们得以分清良莠，发现贤能，发现人才，排除了某些政治投机分子，找到中国未来的真正栋梁。

   良好的民风和好的官吏选拔制度，才是国家保持强盛的基本要素，而不是有没有西方“民主”制度，反腐败能够胜利，最终要靠引入新的进步的政治力量，自由派曾经在孙志刚等系列事件中，掀起一场场舆论风暴，一时代表了民意，但是出于私心，他们不会把这种反腐败的工作进行到底。这只是他们搞“民主”、“要自由”夺权用的策略。他们是靠不住的，就如同台湾的民进党，以民主、反腐起家，以贪污腐化收场。
  但是在抗震救灾涌现出一大批志愿者则值得期待，这批志愿者是以爱心来投入行动，他们奉献爱心，不计回报。是一支纯洁的、向上的队伍，显示出民间进步力量的勃勃生气，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精英。这正是监督政府，反腐败最有力而可靠的政治力量。从他们当中选拔出干部，同时也允许他们组织起来，组成团体帮助和监督政府工作。
  
  这场抗灾对政府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思想上统一人们的意志，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在舆论部门在教育部门来一次大扫除，让自由派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让自由派人物成为边缘人群。
  
  政府制定政策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富裕，人人享有更好的生活，那么对那些只知从社会索取，不知回报的现象就应该采取措施。对那些为富不仁、毫无公德意识、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就应该采取限制措施，比如平安保险老板拿着保户们的血汗钱，领着数千万元的年薪。房地产大亨、外资企业是改革开发最大的受益者、暴发户，索取于社会而又不回报于社会，这绝对不合理。
 
 人民需要的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人民需要的喉舌是为人民说话的喉舌。
 

“民议官品制”－建设中国式民主之路

  好的吏治是政府挑选有才干的人作官，人民剔除其中品行恶劣的人。
 
  老百姓对政治家的施政纲领，治国策略是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即便请专家学者来也很难说清好坏。
  要说老百姓有天然的政治判断力是别有用心的蛊惑人心，历史事件一次次证明，老百姓是很容易被某种语言煽动起来，形成社会运动，德国的纳粹运动，台湾的民粹运动都是实例。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
 美国的国父们还有这么一段议论：“阴险的野心多半会用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即便在民主制度最完善的美国，选举制发展到今天又能怎样呢？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西方选举民主已经沦落到选秀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演变成民粹运动。当然，老百姓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终归有个正确的判断，纳粹总归会被抛弃，陈水扁民进党终于败选，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老百姓只有从亲身经历中才看得清这些政客的嘴脸。其次，即便老百姓能认清这一伙政客的嘴脸，那么是否能认清另一伙，下一批政客呢？如今，台湾民众即便抛弃了民进党，却不得不选择国民党，难道国民党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吗？
 
  西方民主制度的鼓吹者认为只有选举才能避免腐败。的确，反腐败是人民最迫切的要求，那么既能反腐败又能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有没有更好的民主之路呢？
  人民虽然对政治茫然，但老百姓对官员、公务员个人品行的好坏则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人民只有相信政府官员不以权谋私才能当好官，服好务。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是当官的最首要的官品。这同样也是各种政治制度所共同遵循的原则，是从政为官起码的职业道德。
  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制度可以借鉴汉代“选贤良”制度，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就有的民主政治－“贤能政治”。
  由老百姓选出他们当中的正直、耿介之人作为代表，由他们来监督政府官员的品行。这些选出来的品行监督员不去管政府行政举措，严格限制在只关心官员们有没有以权谋私的劣迹，有没有不诚信的行为。
  品行监督员每年定期对主要政府官员和热点人物做品行鉴定，在品评官吏之初，先向社会公布考评名单，征求老百姓对这些官吏的意见，在考评时当面向他们质询。
  然后依据情况，打出信任、不信任、警告、调换岗位等多项结论，决定这些官员的仕途。
  可能有人怀疑这是否会冤枉了某些人？的确有可能，品行监督员不是法官，这也不是法庭。也不可能对官员定罪量刑，也有可能冤枉错怪。但他们是代表老百姓投信任票，而这种权力是人民付与的。对于官吏们、公务员们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做官也好，当公务员也罢，就应该道德标准超过常人，接受人民的监督和选择，为官者有义务让老百姓放心，有义务解除老百姓对其自身品行的怀疑，对于这种评价和处理是应该接受的。
   现在提倡“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光是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要用实际措施来让政府官员们真正触动，用这种方式教育政府官员：“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为人民所用，不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不会把权力交到你手上。”
 
   对于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品行监督员可以随时传唤当事人。“华南虎”、“长翅膀的老虎”这类事件完全可以交给品行监督员解决。
 这种制度成立之初应先松后严，对官吏的品行要求逐渐提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要求官员们公布自己的财产，亲属工作收入情况。

  “民议官品制”这种制度是社会主义民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社会主义民本主义政治比西方多党竞选制有更好的优势，更高社会认同度，将人民紧紧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幸福和繁荣之路。

 参见“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

 
 

 第一、应急准备完全不充分
  空降兵作为一个特殊的兵种，是战略打击力量，应对的是突发情况，那么当地震袭来之后有没有立刻动员进入战备状态，在命令下达之时有没有立即行动起来。包括探测灾区情况，准备预案等等。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战情意识的缺失，侦察手段的落后，援救方案的迟缓是他们的致命伤。
  他们对灾区情况不清楚，对当地地形地物也摸不清，对如何选中空降点迟迟下不了决心。这不该是一支应急部队的素质。在上级催促下未经周密侦察和指挥部署就派空降兵登机，在空中盲目地转了好几天也没有能成功空降。据说最后的空降点还是由一名女网友发帖子提供的。大震之后有大雨，地震后十二小时是最关键时间段。这段时间被错过，造成空降行动一再被延迟。

第二、援救方案不合理
  未能空降的原因是天气和地形，大规模空降估计会有重大伤亡，但这并不是空降部队不能发挥作用的理由，如果能有几个尖子冒险空降，在汶川找到直升机降落平台，指引直升机空降，运来大部队，就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请别告诉我直升机不能在汶川降落，难道在漆黑的夜里，在暴风雨下，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剧烈晃动的战舰甲板上，舰载直升机就不能降落了？

第三、空降兵训练质量有问题
  现在谈到空降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地形很差，山高、林深、水急，但是这条理由很难说服人。难道我们常看到的定点跳伞百分百中都是在做秀吗？ 难道全军上下就找不到一两个尖子吗？这还是反映了日常的训练水平，这种训练水平05年和俄罗斯联合军演就暴露了，但是似乎一直没有改观。这回空降，官兵们纷纷写遗书，如果兵练得精、指挥科学合理，用得着这样悲壮吗？

第四、军队要清除精英影响，保持人民军队的传统
  精英指导下的部队思想建设，路线差异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军队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什么？在精英们看来是为了大国霸权，是实现国家意志，国家利益的工具。
  现阶段军队的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维护统一”。这些口号是不错的，这些口号同样也能体现精英们的意志，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保卫人民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原则。在地震袭来的时候，部队指挥员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过抗震救灾吗？
  如果忘记了这点，在抗震救灾有可能要牺牲的时候，就会有舍得舍不得，值不值得的顾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就会想到“和平时期”要不要牺牲。
  在这一刻精英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发生了本质上的差异。
 
  伞兵不能跳唯一能说服人的理由应该是讲“科学”，但是这种论调却不能接受：“机组人员都在权衡：一边是机翼下，危在旦夕等待救援的人民，一边是机舱里数十个年轻的生命，这个决心又是何其难下？ ”（《空军报》“请别怀疑空降兵的勇气！”）拿战士的生命去和老百姓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当然是不能跳。精英们早说了“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去救他人？”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更何况下面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正在被吞噬，这时有什么可犹疑的，人民的军队打仗消灭敌人是为了人民，抗灾同样也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就不能怕流血牺牲，抗震救灾是当前最大的大局，同样是最光荣的时候。空降兵最突出的特点是深入虎穴的勇敢牺牲精神，这种勇敢牺牲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刻就该表现，所谓在战场上不怕死，在抗灾就要考虑值得不值得，这种荒唐逻辑是怎么出现的？没有理想、信念为部队的精神支柱，军队就必然沦为政治工具，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呢？

  精英们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喜欢宣传的是“人性论”，喜欢讨论的是“权谋术”，战争影视里常见的悲愤，说要给部队留点种子。人民的军队不是私家军，难道有不一样的种子吗？自由派茅于轼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这类论调对于保持一支人民的军队，钢铁般坚强的军队影响很坏。这些年来，自由主义的泛滥同样影响到部队，那个精英刘亚洲，在空军当副政委，影响恶劣。要恢复黄继光部队的光荣传统，就要肃清自由主义思想的毒瘤，清理掉刘亚洲这样的人物。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问题是如何进行划分？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哪种划分最为合理？达赖集团就是死死抓住民族问题、藏文化问题大做文章，竭力突出这样一个观念，只有西藏人才能管理好、发展好西藏，保护好藏文化，达赖集团是西藏人未来幸福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点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从来就不成为疑问，他们有一个天然的假设，凡是人群第一划分是民族划分，人的第一归属是民族归属，凡是民族都应该自己管理自己。只要是“民主”产生的民族领袖天然就是民族利益和其成员个人利益的代表，服从民族领袖是天然使命。
  然而在农奴制下的西藏，高等藏人和农奴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权差别之大、距离之远、阶级对立之激烈。远远超过人与人之间任何民族、文化、种群之间的区分，农奴千百年来一直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西藏民主改革赢得绝大多数藏人拥护也正因为他们得到了解放。在日后对印自卫反击战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藏民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可见民族性并非天然一定成为人的第一属性，任何发展最终都是人的发展，划分人群最根本的标准在于是否适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民族、民族文化并不一定是确定人属性的第一原则，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提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对人群是否一定要按民族划分从来没有怀疑过，原有的话语权丧失而新的话语权并没有建立，这就给达赖集团的喧嚣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即便我们从民族角度看待西藏问题，那么是否只有达赖集团才能发展西藏，保护藏文化？如何才是真正保护了藏文化？野蛮、愚昧的农奴制是否也在保护之列？政教合一是否也在藏文化之列？
  毫无疑问的是达赖集团的所谓保护藏文化是不可能带给藏人幸福和发展的。就以达兰萨拉治下的藏人为例，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远远低于在西藏的藏人。达赖设想的模式是中国内地继续大力支持、扶植西藏财政，但是政治、文化、法律、宗教全由他们来掌控。这可行吗？能有好结果吗？以其愚昧的政教合一、等级制度、僧侣政治怎么可能让绝大多数藏民得到更好的发展。毫无疑问他们的回归，藏人必将再次沦落为精神奴隶。
  实际上，他们的藏文化是离不开僧侣政治的，宗教过度崇拜早就成为藏人进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达赖集团更是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统治下的旧西藏的野蛮、黑暗、非人性。由达赖集团来执政，是不可能带给西藏人以幸福发展的。更不用说其他民族了，为了实现那套统治，必然排斥其他民族在西藏的存在。
  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来自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这种意识却被不适当的被滥用，在“民族划分”为政治第一标准的潜在命题下，一直错误流行着一种的认识：“只要把某些东西归到民族文化当中，政府就必须保护和发展。”这是不正确的，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东西，野蛮、愚昧、落后、反人类的东西就应该被淘汰、被批判、被消灭。共产党前几十年来做的正是这些，而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破坏了藏文化的存在。那么我们要反问一句，当年西方文艺复兴，西方人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近代中国为了摆脱落后衰亡，曾经舍弃传统中国文化不要，掀起全盘西化浪潮，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又一次西化，西方人有的我们要有，西方人追求的，中国人也去追求，西方人过的节日中国都有，这是因为国家、民族要现代化，人人都要享受现代生活方式，这种现象有过头之处，把西化看作了现代化的全部，然而这种现象不正证明了一点，民族文化的持有最终挡不住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追求。

  动不动就紧崩的民族问题这根弦该松动了。

 参考文章“贤能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主；民本主义，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根本”
           “穷途末路的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说”
           “政治就是人群划分”

附文：

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即将在下周访问德国的达赖喇嘛接受德国“明星”周刊的采访。在这个访谈中，他再次强调西藏争取的不是独立，而是高度自治，尤其是文化自治。不过，这个自治不仅针对200万生活在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同时也是对其他400万生活在毗邻省份的藏人而言。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征得明星周刊同意后，译载如下。

谈话一开头，达赖喇嘛就说， "我不是圣人，不是神。我只是一名佛教僧侣。"

明星：但您并非一名简单的僧侣，而是藏人的精神领袖，是藏人抵抗运动的化身。您喜欢这一身份吗？

达赖：因为我是藏人，所以我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斗争负有责任，它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古老文化遗产以及丰富多姿的佛教传统。而我是达赖喇嘛，我的责任就特别重大。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为人的生命价值奋斗；第二，促进宗教和谐；第三，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环境所迫：这便是为西藏而奋斗，包括为西藏的藏人和流亡的藏人。藏人信任我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对他们而言，我负有道德责任。2001年，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从那以后我就一半退休了。我会很高兴，如果真的能从政治家身份上彻底退下来。

明星：假如作为西藏抵抗运动灯塔的您不在世了，会怎样？毕竟您已经73高龄了。

达赖：我们的斗争，不是哪一个人的斗争，而是整个民族的斗争。新一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已成长起来。我的死去并不意味着斗争的挫折，斗争会继续下去，很可能是在集体领导之下。

明星：您认为，这次谈判的内涵要大于中方只做做对话的姿态？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孩子
达赖：过去数周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他们在西藏投资巨大，他们在那里允许了有限制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他们在那里修葺了数百座寺庙，不过，文革中摧毁了数千座寺庙。虽然如此，还是发生了骚乱，不仅在拉萨，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看来，中国的西藏政策明显出了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应该问一问。如果他们这么做，便会更现实地处理西藏问题。我们希望的只是真正自治。

明星：但您还是被看作是暴力的指使者，幕后操纵者，是08奥运以及中国形象的破坏者。

达赖：一方面他们指责我，虽然我多次强调支持北京奥运并作为佛教徒拒绝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要同我们谈判。为什么这样？下一轮谈判已经宣布。当然，目前有舆论压力，有很多政府的压力。我想，我们应等到奥运闭幕后才能看出他们对实质性谈判是否有诚意。现在做什么样的评价，都还太早。

明星：您认为象法国总统萨科齐做出的抵制奥运开幕式，是明智的决定？或者它会让中国人更恼怒、更怀偏见？

达赖：很难说。个别政治家的决定并不是仅仅因为西藏问题，而是对整个中国人权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应当对此重视，修改他们的政策。长远看，这对他们和中国都有利。

明星：是否中国人也这么看，我很怀疑。

达赖：目前中国人的情感沸扬，他们不能对事物有现实和逻辑的看法。

明星：许多年轻的藏人认为您对北京的态度过于谨慎，过于让步。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什么也办不成。

达赖：我理解他们的悲观以及忧虑。但是第一，作为佛教徒，我从原则上拒绝暴力。第二，同中国一样，这些脑热青年的情绪也很激荡，高呼西藏独立和中国人滚出西藏，是容易的事。但光呼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怎样才能独立？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真正自治。

明星：意味着，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中央，内政管理以及文化事务交给藏人自己？

达赖：正是这样。西藏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近50年来在中国治下，西藏在文化教育领域做的也很不够。因此，西藏缺乏合格的专业人才。我相信，如果我们留在中国境内，我们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并借此促进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当然，其前提是，汉人对藏文化、藏语言和藏人的认同给予保证。

明星：今天学校里不是藏语讲学吗？

达赖：是的，但它是第二语言。汉语是第一语言。

明星：您承认，汉人改善了藏人的物质条件，学校、医院以及在藏区供电？

达赖：当然。还应继续这样。当今世界是网络的世界，彼此联络成更大的群体，比如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600万藏人如果永远封闭于世界之外，那么我们永远是个弱势民族。如果他们同10亿人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强大，机会也更多。

明星：中国人谈西藏，指的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而您谈西藏，指的却是历史藏区，包括了邻省。

达赖：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真的要求独立，那么，那么我们独立的范围便限制在今天自藏自治区的版图，那里生活着200万藏人，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但我们希望的首先是文化自治，因此不能忘记生活在邻省的藏人。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组成自治区的原则。它只是没有实现而已。

明星：但在这些省份里，藏人不占多数。

达赖：对。因此，我们希望在这里的专区和县的层面上实行文化自治。就政治结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有意开始严肃谈判，我们是可以谈论的。中国应该看到，我们要求的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并不是争取大藏区的独立，恰恰相反。

明星：过去年间已经定居拉萨以及周边地区的汉人应该怎么办呢？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会谈时，记者在等消息
达赖：他们应受到欢迎。不过如果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果他们成了当地的绝大多数，那么，自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明星：也就是说，没有迁徙汉人的计划？

达赖：是的。

明星：您已经在流亡中度过了将近50年。同今天的西藏现实，您有多少接触？

达赖：直到70年代末，西藏的确同外界隔绝，从那里几乎传不出任何消息。但近20年来，接触相当频繁。从那时起，大约4万藏人来到印度定居，每年也有大批朝拜者来到这里，然后又返回藏区。此外，有摄影照片、录像等。我认为，我对西藏的了解相当及时和准确。

明星：您情愿回归简单僧侣的日子吗？这样，您就有更多时间打坐沉思。

达赖：这是一个同生命意义有关的问题。为别人服务是有意义的。第一世达赖喇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安静的独居者生活。上了年纪后有一天，他告别了孤独的生活，开始教导别人并同时修建了西藏至今最著名的寺庙。当他的学生后来问起他变迁的原因时，一世喇嘛说，我当然可以继续静思修行，从而达到更高级的开悟。但我还是放弃了这样的生活，目的是帮助你们。这也是我遵循的榜样。

明星：您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最后一世达赖喇嘛？

达赖：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如果他们不制造麻烦，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了。但如果头儿制造麻烦，西藏一方也会象中国一样富于果敢，而且也会有下一个达赖喇嘛出现，如果西藏人有这样的愿望。

"明星"杂志授权德国之声中文网翻译采访内容，在此编辑部表示感谢

摘译：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