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风骚人物范跑跑，在灾难来临之际，弃幼小学生而独自逃跑，且大言不惭地宣称此为人生本能。不仅想起“红霞”——五十年前的老歌剧，只是因为其中歌词中一句“人到死时仍想活”，而被封杀多年，你说冤不冤？

 

前年十月青岛小学同学联欢会，大家唱起童年的很多电影歌曲，什么“马兰花“、”洪湖赤卫队“、、、、、好象最早的应该就是红霞了。只觉得电影歌曲特别悠扬，还会哼几句，但具体记不清了。最近网上搜索，终于找到了，重新看了几遍，很感动！

 

 

该剧是1958年出品的，估计我们看到时，大约在59、60年左右，这部歌剧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歌剧中很早很早的了。

电影由八一制片厂出品，解放军前线歌舞团演出。查了“前线歌舞团“简介，在众多繁浩的内容中，竟然没有电影红霞的创作成果！悲哀哟，不平哟，难过哟，鼓噪哟！

 

其实很早就有这个疑问和困惑，挺好听的歌，挺好看的电影，为什么在中国文坛上消失如此之久、如此之彻底，甚至到如此什么都开放、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播、什么都敢翻案的今天，居然还没有引起哪怕是一点点的关注呢？

 

现在想来，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是，电影里有句歌词：“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仍想活。”即所谓的歌颂“投降主义”、“活命哲学”等等。

二是，作为电影也好歌剧也好，严格说粗糙了些，故事情节简单些，也就讲了个类似王二小给鬼子带错路的故事；表演也非常程式化戏剧化。所以并不象后来其它歌剧那么流传广泛，主要原因还是前者吧。

 

现在，在这部作品问世五十年之际，该是为电影红霞张目的时候了！

 

红霞，作为现代歌剧，确实很“土”（毕竟只是一个军区文工团的创作演出力量，又是五十多年前了）。但是，正因为很土，所以很原始、很直白、很朴实，也就非常动人。特别是传统戏曲式的旋律，以及朴素直白的歌词，给人以心灵的共鸣与震撼。

 

红军战士赵刚北上，红霞与心人上分别时唱到：

 

 “没有给你，做双鞋，没有给你烧碗汤，

你把这干粮带身上，你去抗日上战场，我在家中把你来等，

我等着你，红军多多打胜仗，我等着你，快把敌人消灭光，

我等着你，高举红旗回家乡，我等着你，一生一世我思恋你。

 

 

这是一段悠悠缠绵的旋律，曲调清新朴实，歌词朗朗上口，很为人们喜爱传唱。特别是最后一句“一生一世，我思恋你“字音渐弱，柔情如细泉涓涓流淌，这种表现手法，在1958年前，中国那个还没有被完全“左”化的年代，是被人们接受并喜爱的。。

 

下面是最有争议的一段唱词。红霞把敌人引入绝境，知道自己也将失去生命时，她唱到：

 

太阳啊，你再照照我，

高山啊，你再看看我，志

刚哪，你不要想我、、、、、

多少美景我还没看够，多少事情我还没做，

 

 

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仍想活。

薄雾延绵绕群山，朝阳遥望凤凰岭。

天下景物有情意，红霞更知爱人生，

荣华宝贵我不喜，喜的青山和翠林。

爹娘生我两只手，敢劈山来能绣花，

我把青春比光明，断头流血不悲痛，

但愿山里人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反复看了这段唱词，我除了感动，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天寒地冻盼日出，人到死时仍想活。很正常嘛！1958年以前，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只把毛主席比做“大救星“，还没有比做红太阳。把“人想活”比做“寒冻盼日”，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何况后面唱到“我把青春比光明，断头流血不悲痛，但愿山里人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这是多么高深伟大的人间情操呀！

 

全剧高潮在结尾处，红霞在面对敌人枪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唱到：

 

 “红军啊，我的亲人，我一颗心，给了你们！”

 

 

这开头四句慢板，嘶心裂肺的长腔拖声，感情真真切切，令人听后不禁潸然泪下！那个时代，在人们心中，红军和党是同义词，穷苦人民对党和军队的感情，真真的是骨肉亲情！

 

接下是快板： 祝红军，向北方，冒雨雪顶风霜，个个身体都健康，有着你们红军在，穷苦人民有希望。祝红军，向北方，年年强天天壮，红旗插在国土上，赶走日本消灭白军，要把那苦难的人民都解放！

 

枪声响起，红霞倒下，合唱声中不朽的红霞站了起来：

 

 光辉的名字，英雄的姑娘，在暴风雨的年代，你用鲜血掩护了红军，用你的智慧把敌人埋葬。你的鲜血染红了天边，你的光辉照耀山冈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请打开下面链接，看看原始版的红霞吧！

 

让我们记住那些受到不公待遇、淹没于历史中的艺术家们：

 

导演，冯一夫，华纯 李育五

编剧，石汉，作曲，张锐，

主演，红霞——蔡培塋

 

http://www.qdjpk.com/pocle/video.php/vid_4540.htm

http://union.bokecc.com/viewvideo.bo?userid=11403&videoid=1446355

上海特奥会慈善时装展成功举行

[ 录入者:太一 | 时间:2007-06-28 16:00:35 | 作者: | 来源: | 浏览:58次 ]

 
上海特奥会慈善时装展成功举行
　　6月19日傍晚，都柏林的天空飘着丝丝细雨，雨无声的飘落在那宁静的利菲河面，浅起几圈美丽的涟漪。雨中的人们行迹匆匆，并无心欣赏这夜雨的美丽。与此情形恰恰相反的是，在紧靠着O’Connell Bridge的Redz Bar里，由热心的2007上海特奥会志愿者袁苑举办的慈善时装展却在如火如荼的举行着。......详情请见第（）版。
　　2007年的上海特奥会将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场特奥会。仅爱尔兰一国就将会有包括运动员、运动员家属、自愿工作者在内一千多人的参与这项盛事。袁苑就是这三百多名热心自愿者之一。为了更好的支持这次在我们祖国所举行的特奥会，袁苑便有了这个举办慈善时装展为特奥筹款的计划。
　　晚上7点30分时，Redz Bar飘满了时尚的味道。在主持人Kevin O’Hara致以简短而精彩的开幕词后，时装展正式拉开了帷幕。DJ Ray Beggan动感的音乐和酒吧里美妙的光线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包括来自于爱尔兰、中国以及波兰的模特在这精心营造的美妙氛围里尽情的享受着自己的美丽，把自己的青春与时尚毫无保留的展示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观众们也都陶醉在这充满了时尚与激情的气氛之中。当每一位模特专业的走过观众身旁的时候，都会迎来在场观众发自内心的赞许与掌声。所有的模特都是免费来参加演出的，他们不仅有着一个美丽的外表还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
　　在时装表演的间隙，来自印度的四名舞蹈家还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传统印度舞蹈，舞蹈家们美轮美奂的演出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那旋转的舞姿和异域奇美的音乐使这次时装展达到了高潮。在活动的间隙，细心的主办方还为热情的观众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抽奖活动。
　　历时三个多小时，保括职业装、男装、女装、夏日休闲四部分的时装展在爱尔兰女歌手Marie深情的演唱中圆满的落下了帷幕。在最后主办者袁苑小姐对大家能够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观看这场义演以及各位的慷慨解囊表达了最由衷的感谢。
　　多名特奥会的义工们也都为这次义演付出了他们辛勤的努力，她们的善良使得他们成为了本次活动最可爱的人。
　　最后我们祝愿包括袁苑在内的所有的2007上海特奥会的义务工作者们工作顺利。我们也祝愿这次在我们祖国举行的特奥会，能够真正的将中国文化中博大的仁爱精神以及真挚的人文关怀散布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新岛周报》记者 索赫然
 
下图是女儿在主持慈善时装展。

 
免费走秀的爱心模特们

 

 

华人自办时装展支持上海特奥会

[ 录入者:太一 | 时间:2007-06-05 16:39:14 | 作者: | 来源: | 浏览:93次 ]

 
华人自办时装展支持上海特奥会
---专访2007上海世界特奥委会志愿者袁苑
    2007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日至11日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届时除了有来自多国的7，500名运动员外，还会有大量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为这个为期两周的体育盛会服务。爱尔兰，亦不例外，有关筹备委员会目前已经招揽了三百名志愿者，当中华人面孔不多，只有5位，筹委会委员之一袁苑（Kathy）就是其中一位。《新岛周报》记者在5月25日对这位爱心大使进行了一次采访。
    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袁苑，在爱尔兰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现职服装店经理助理，谈起为何参加今次特殊奥运会，并成为爱尔兰地区筹委会委员之一时，她说，全因为在去年底收到母校波特贝洛大学的一封电邮，知道在爱尔兰的筹委会需要一位翻译的志愿者时，于是向大会提交申请，经过面试后，成功被取录，开始了她的志愿者生活。她现时的工作除了翻译有关文件外，还担当了联络和宣传等职务。
    也许有的读者对这个世界特殊奥运会还不是很了解。特奥会开始于1968年，发源地在美国，继承奥林匹克精神，是一场专门针对残障人士开展的国际性运动训练和比赛。世界特殊奥运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到目前为止，已举办过11届夏季特殊奥运会、8届冬季特殊奥运会，今年上海将承办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都柏林曾在2003成为夏季特殊奥运会主办国之一。
    今年爱尔兰将有一千多人参与这项盛事，当中包括一百四十七位运动健儿，参加十一个项目、三百位志愿工作者和六百多名运动员家属。参赛的一百四十七名选手，年龄最大的是六十岁，最小的是十三岁。
    很多人以为当志愿者是件简单的事情，只要愿意付出时间和拥有一颗爱心已经足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想申请成为本届特殊奥运会的志愿者时，每人先要筹募七千欧元。
    七千欧元对一个华人而言是个不少的数目，袁苑坦言： “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在这边赚钱缴交学费，不是人人都可以拿出七千欧元来；就算有人愿意筹募经费，亦要花很多精神去做这事情﹗”
    面对着筹款的难题，袁苑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工作优势，包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际网络，在两个月前，决定举办一場Fashion Show（时装表演），以此作为筹募善款的方法之一。活动举行日期为6月19日(星期二)，时间为晚上7时30分，地点是O’Connell Bridge 旁的Redz Bar，当晚的服装表演分为三部分，一是上班族服装，二是休闲服饰，三是晚装派对衣裳，门票15欧元。袁苑称，由于场地有限，预计最多招待四百名宾客，善心人士可尽快致电0863561968，购买门票。
    袁苑的爱心还感染了身边的人，因为今次时装表演，由衣着服饰、模特儿、场地提供和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不收任何酬劳。
    虽然人在他乡，但袁苑仍然能努力参与志愿者的工作，究竟背后有什么精神支持她？在采访的最后，记者终于找到答案，袁苑说： “我觉得华人在爱尔兰都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用心关怀这里的人，我相信能令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付出是无私的，认同华人在这里所作的贡献，有助提高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变得更令人尊重。”
    她又在此作出呼吁，希望有爱心的华人可以帮忙参与今次的特殊奥运会，因为他们现正缺乏担当翻译的志愿者。
    最后，我们祝愿这次在我们祖国举行的特殊奥运会能顺利举行，它将是是明年中国2008北京奥运的预演，我们也期盼所有运动员都能够畅兴而去，尽兴而归﹗

。《新岛周报》记者
 
下图，爱尔兰特奥会宣传图片。
 
图片之二
 
 

阁楼避难。

从被关押的医学院，一路急慌慌，直到走进“大马路”六十八军家属宿舍院门，我的心总算平静下来，直奔康军家那幢楼房而去。 
好熟悉而又亲切的环境！这个单元二层原来是我家，三楼是康军家。顺着楼梯往上走，路过二楼左门洞时，一种悲哀涌上来——如果父母还在徐州，我不至于如此孤单、落到投奔同学的地步哇！敲门进屋后，发现小学同学、五班的王永昌也在！康军热情接待，他妈妈老关阿姨又是端水又是做饭。惊魂慢慢平静下来，我讲述了一天多的历险，老关阿姨破口大骂造反派！当时形势很紧张，听说还到家搜查，有的头头就是被从家里搜出来带走的。幸好康军家是顶层，壁橱最上层的木板拆卸后直通天花板上的屋嵴。决定躲藏到那里！于是搬了好几块床板上去，搭在横梁之间拼成床，铺上褥子被子枕头，又拉了电线 上去，点上台灯，我们三个就在上面开始了藏匿生活。看看书，打打牌，侃侃大山。饭好了，康军妹妹哲军和弟弟一军给送上来，有时候小一军也跑上来玩。日子过的倒也舒坦消遥。期间魏亚风来过一次，保姆不认识没让进门。后来有一次，谭小羊来，保姆还是不让进，我听到声音探头看到是他，忙叫进来！他也是老保，反王效禹的，父亲被撤职。大家一通吹牛聊天骂人。
因为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前不久，我和康军两人，先去连云港，又到新沂，从新沂步行到的临沂，找到军分区在谭小羊家住了两天。当时形势够紧张！小羊妈妈张阿姨在家，身边只有老四娃娃、老五点点（十一、二岁？）一问，谭叔叔（分区副司令）因为反对王效禹被关在济南办“学习班”，老大因为是老保头头也被抓到济南。老二小羊子和老三志军，跑到老保武斗据点，正与造反派对持着。大家互相说些鼓励安慰的话，我们还到小羊子的据点参观了一下午。后来张阿姨找了个到新沂办事的军车（带蓬的卡车），下着雨我们俩就返回徐州。
不知不觉十几天过去了，稍稍平静些，我和永昌决定冒险回家。那是晚上的车，我们路过吕颖家时看了看，结果吕颖早躲藏出去了，她老妈妈神情紧张的说话都哆嗦，“了不得啦，快回家吧，这是什么世道呀，抓人打人杀人！”刚出巷口，就碰到一群人押着个人吵吵嚷嚷地往外扯。我们低着头急急走过，惊出一身冷汗！提心吊胆进了车站，但见扛着抢的踢派在到处搜寻，还好在车站没有被人认出来，我们平安回到济南。
操！济南那时是造反派的天下，是王效禹的天下，好在我们都住在军营，与地方相安无事。只知道那时候我父亲组织武装部系统（包括各大厂、企业的武装干部）学习班，结果也被攻击，到处是大字报，“袁不长必须交待问题划清界线！”学习班在省军区教导队大院（原来段店苗圃一带），永昌家就住在那里，我们是去找他玩的时候看到的。操，造反派还挺有幽默的，我父亲个子不高，本身职务是济南市武装部长，部长——不长（念chang)！
 在家的日子过得飞快。跑到西郊段店买了个石锁，在院里炼力气（总想着还要对踢派的复仇！）有时骑着家里的二六自行车，在院子里玩杂技——四弟身子灵活，在车上做着各种各样的表演，从后座翻过我肩膀，坐到前车梁，又坐到车把上，还可以俯身去拣地上的砖头、、、、、再引得满院大人孩子围着看。
不久，接到同学来信，他们已经在南京成立根据地，准备打回徐州！妈妈肯定不会让我再出去，于是留一张字条，便偷偷离家出走。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看到父亲带大哥在人群里寻找着，本来不想露面，想想又有些不忍，就过去拍拍大哥的肩膀。爸爸过来说“就是走，也要带上粮票和线呀”给了二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
灌云找枪。南京玩了几天，到了“前线”——江苏灌云，当地掌权的是支派，驻军也支持我们。到处求援借枪，工厂武装部呀、农村民兵营呀，都是民兵仓库弄出来的，汉阳造、三八大盖、苏式步骑枪、转盘冲锋枪、捷克手提机枪、日本歪把子、德国“马克沁”重机枪、、、、、、让我们这些生在兵营的孩子大开眼界，几乎都学会使用和拆装。整个队伍里没有几支新式武器，只有吴子平到连云港某学校教人家武术拳法，对方赠送一支“六五”式冲锋枪，带五个弹匣一个子弹袋，很是威风！
上第一线之前，南京又来一批“敢死队”，大部分是工人。总部决定把我们的武器转交给他们，让他们第一批赶赴徐州一线，支援作战的“副司令”张晓阳等。我们辛辛苦苦搞的枪，凭什么给他们？为此我们一伙学生差点和新来的工人打起来！后来小老黑劝我：“你看，4981兵工厂的师傅都没去，下次咱们跟着他们，他们好多人打过仗，咱们也学点战斗经验。”最终，我们这批学生都没去成，只有吴子平死活不交出他那支心爱的冲锋枪，头儿只好让他跟着去了。 事后想想真是佻幸！
失败！不久传来消息——前线失败了！张晓阳受重伤被俘，我们这里上去的弟兄死伤惨重！吴子平也被抓打断了腿！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人心惶惶。上面定性是“破坏铁路和国家安危的暴匪！
总指挥王大海（机械厂工长）和一个志愿军老兵再三安抚，说什么“武装部是南京军区的，坚决支持我们”“当地42团虽然是济南军区，但领导是支持我们的”“南京支援的马上就来！”、、、、队伍才算没有散掉。没几天又出了件大事：当地驻军42团内线告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灌云他们辖区，因为已经接上级命令，准备武力解决 我们这伙“匪徒”。队伍象炸了锅，议论纷纷，人心涣散。

王大海只好召集大家开会：“形势到了最后时刻，大家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奔友，没亲没友的，只好我们在一起了，尽可能带大家安全回南京，实在不行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当时王大海的老婆抱着才几个月的儿子也在，我们经常逗小子玩。这时他当着全体的面，对老婆一躬身“你带孩子走吧，我大海这辈子对不起你，如果我死了下辈子还你的情份！ ”说得众人心头一酸一紧！
后来王大海和那个老兵商量，用剩下的枪支弹药，象当地支派换了一辆大客车。我们全部上车，王大海说，一路可能会碰到对方卡子，到时候听老兵的指挥。老兵说：“现在只有我和大海手里有枪，如果被拦，大家不要慌，我就守在车门，有情况我先下去交涉，如果他们人少，大家冲下车抢枪，如果人多，我开枪挡住他们，你们开车冲过去！大海那支枪留在车上，以备最后的拼杀！”
我就算有主见的人了，但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也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只好迷迷糊糊跟着上车，开车，好在一路无事，到了淮阴，就算到了安全地带，当地支派请我们吃饭，连夜往南京赶。谁知到了南京支派的根据地，早已是人去楼空，“树倒猢狲散”，连一个领导也找不到了。同学们都已经四散回家了。实在呆不下去了，连吃饭都没有地方。混了几天，我就跑到解放军南京空军气象学校，找永昌的哥永茂。我简单讲讲经历，他爽快的让我在这里先住几天（正好一个同学回家，空了张床铺。他们基本也停课了，整天没什么事情，不是侃山吹牛，就是看书，要不就跑出去玩，附近是南京航空学院，同校的李平在那里上学，有时我们去他那，有时他到我们这儿。我们还爬紫金山，看中山陵，甚至跑到天文台玩。他俩是大哥哥，我只有跟着的份。这些天的日子倒是挺安定，唯一不足的是要早起床，天还黑着，广播里响起叶床号，大家翻身下床，穿衣列队，先来个“早请示”，对着寝室里的毛主席像，敬礼、举着“红宝书”（小本本红皮毛主席语录）齐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哈哈，当时觉得挺有意思。他们还要列队出操，我则继续睡大觉。吃饭是大食堂，以宿舍为单位打饭打菜，大家围在一起吃。这样的日子有十几天，期间回到江苏省委大院几次，只有三三两两的徐州人赖在那里混日子，还是找不到头头。南京支派日子也不太好过，对我们的支持也在降温。传来的消息都是负面的，什么张晓阳被捕，子弹从肩膀穿入大腿钻出，已经瘫痪了。什么支派已经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等等，看不到任何东山再起的动向。总这样呆下去不是个事情。

上海流浪、青岛历险
这时家里来信讲，寄来二十五元钱。“快回来吧，家里正在给你哥哥当兵办手续，你也有机会争取一下。”已经筋疲力竭的我，决定回家。当时听说徐州车站查得很紧，很多路过的支派都被从车上查出来抓住了。我决定绕道上海，水路到青岛，再转济南（山东虽然是造反派的天下，但毕竟没有人认识我。 永茂大哥给了我十三元钱路费，他和李平送我到车站。同学小老黑对我说：别买票了，到货场下偷偷溜出去就行，省下钱可以在上海好好玩一玩。给了我上海联络处的电话和地址。他送我从南京货场上的车。整整一天一夜，到上海天已经黑了。我下了车，跟着三个乡下人向货场走，眼看快找到小门了，却被几个值班的人员发现。我们被带到出口的值班室问话。被抓的几个人只有我是学生模样，外穿兰色短大衣，里着黄军装，还背着军用挎包。当时上海是“工总司”掌权，与南京支派掌权正好相反，所以对南京方面来的学生特别敏感！他们从我挎包里搜出一把蒙古腰刀，一个弹弓，一个信号枪子弹。工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咬定我是“打砸抢”分子，喷着吐味星子，掂着那几样东西“这把刀，是杀人的，这个弹弓能打死人，这是什么东西？信号抢子弹，你要到上海发信号？！”非要扣下我交给总部。我再三解释子弹可以当烟花玩，刀是工艺品，弹弓是打鸟玩的。幸亏有个解放军战士在场，是山东人，看得出对上海人对造反派不感冒。“去！去！弹弓能打死人？我在家还玩这个呢！”后来他提出补票，工人又要罚款，结果宁~沪车票5元七角，加倍罚款，十七元一角！操，一下子罚去一半多！出来时天已经亮了。我跑到联络处，结果已经被贴上封条！电话也联系不到人，真的成了举目无亲，孤家寡人！在上海玩的可能没有了，只好去买船票，结果当天的只剩下头等二等舱，起码要二十元以上，三等舱九元五，但是要三天后开船。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掏钱买了张三等舱的票，再看口袋里，只有五元多钱了。现在想起来，好象当时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并不慌张担忧，也没有感到身处绝境。三天呀整整三天！白天沿着上海外滩、南京路、淮海路、人民广场、城隍庙的乱逛（地形还是熟悉的，串联时曾经来过的，那时被接待站安排在“国际大酒店”的大堂里睡过一晚。）饿了到小摊上买碗八分钱的“阳春面”，挺香！有时候就买碗米饭五分钱，就着桌上的酱油吃。碰到别人拿眼睛瞅过来，还对他做个怪脸坦然笑笑。因为我想起一篇小说，是西北家民到城里换种子，进饭店买一碗面喝五碗汤的故事，觉得自己也挺伟大的！到了晚上，就跑到车站候车室打盹睡觉，到十二点后被赶出来，再跑到售货处，蹲在墙角继续睡，被吵醒或者烟呛醒，抬头看看墙上的表，有时是一点，有时是三点，然后埋头继续睡！直到清晨被打扫卫生的赶起来，伸个懒腰，走出火车站，开始新的一天的流浪生活。感谢在小学特别是中学三年的体育锻炼，为我打下一个不错的身体底子，三天的苦难竟然被我挺过去，没有生病没有累倒。
由于上海到青岛航行要两天两夜，必须留下三四元钱在船上吃饭用，这是底线，到了青岛就不怕了，因为那里有两个小学同学，杨沪军和原秋林。沪军是我“天神苗三结义”的弟兄（当时他脸黄是刘备，我脸红是关羽，朱新华脸黑是张飞。至于原秋林，毕竟长大了，在小学时的小矛盾早已淡忘，剩下的是对童年的留恋和纯真友谊的审视。）算算三天时间大约花了不到一元钱吧（每天两餐，每餐一角以内！）就在如此困顿难堪、朝不饱夕的情况下，我竟然还能花一元多钱买了个毛主席纪念章（心想保留下来作为此行的回忆！）
船上日子真的不好受，我们三等舱十二个人，全吐了——除我之外！本来我是下铺的，上铺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坐在我床上，还没开船就已经吐了起来，他丈夫请我换换，我很痛快的答应了。其实我也很难受的，躺在床上，只感到随着浪涌颠簸，身下一紧一松，一压一放，搞得头晕脑胀！为了分散注意办，也是出于好奇，我经常跑到驾驶室、甲板船头船尾、轮机舱等，东看看西瞧瞧，当然也常常被人喝斥赶出来。
到了青岛，天已经发亮了。下船后觉得脚下一深一浅的摇摇晃晃。掏掏口袋，还有一角八分钱！买了碗馄饨吃，然后到湛山的陆军第一疗养院找杨沪军。沪军很热情，他妈妈也很热情，吃了饭洗澡睡觉，总算结束了噩梦一般的经历！后来的两天，我们去秋林家玩，然后到二中的宿舍找同学，杨沪军他们是想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好多玩几天。可惜当时青岛的老保也处于地下活动，没有能力接待我这个江苏的老保。晚上回到一疗，阿姨对我说：“晓国呀，阿姨不敢留你了，现在青岛太紧张，万一你在这出了事，我怎么向你爸爸妈妈交待？明天就赶快回家吧。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我只好答应：“车票钱我会还给你们的。”“不用不用，平安到家就行呀。”第二天他们两人送我上车，沪军拉着我的手说：“晓国，真的对不起，我太无能了，连个老同学多玩几天都没本事！”我笑笑，说能够理解。

当兵的经历
狼狈不堪地回到济南，走在武装部的院子里时，背后有一个阿姨的声音：“接到入伍通知书了吗？什么时候走呀！”我莫明其妙的回身，“呵呵，不是你呀！”那个阿姨笑了。“这是老二，入伍的那个是老大！”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然后对着我拍拍“你呀，总算回来了！”
回到家才知道，武装部招新兵的时候，有人给出主意，让哥哥去体检站帮忙，和具体招兵的武装部干部，以及前来接兵的干部们认识，用现在的话说是“混个脸熟”，然后磨磨蹭蹭的连蒙带赖的夹在当地新兵，“走后门”入伍了。尽管当时爸爸是主管征兵工作的武装部副部长。尽管他已经帮助好多地方干部子女入伍，但自己孩子这个开后门走，也只能偷偷走一个！我戴眼镜是近视眼，再走后门目标太大。妈妈也为我的前途担忧，曾经和我商量，是不是找个中专技校什么的上上再说？我无般无奈的应承着，但心有不甘。正在这时，王永昌跑到家里，说他已经跟着学校地方查体合格要入伍了！这次回家就是放行李的。还说，六十八军内部也招兵，康军、惠民都已经快走了！永昌家还没有回，就赶来报告好消息！天赐良机，毫不犹豫，我立即返回徐州。
 
康军他们已经拿回军装准备走了，我们到胡惠民家，惠民也是第一批，他弟弟胡金堂没走，说是和我们一起等第二批。于是就住在胡副军长家。接着体检，再怎么努力眼睛只看到0，5~0，4，不合格！为此和体检的医生吵了一架，说自己那几天眼有病视力受影响，吵着闹着非要复查。按说，父亲已经调离这个单位了，你不是68军的子弟，还有什么资格吵闹？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就有不懂事的好外，没有那么多顾虑，好在有金堂陪着，不是到卫生所，就是到军务处，软磨硬赖，可是无济于事。我从小和胡家很熟悉，胡金堂的妈妈罗阿姨是老红军，传说还是胡副军长的入党介绍人！论资格她在军首长里都是老的！听说授的少校军衔。我妈妈和罗阿姨一起办起六十八军家属的“三八缝纫社”，罗阿姨挑头，我妈妈具体做事，我们到缝纫社玩，经常碰到罗阿姨带着孩子在那里。文革时，他家老大早已经是干部了，老二惠民是四中八一，老三金堂是六中八一，弟弟“胡大个”（因为长的矮小，得此外号，他父母也这样叫）、妹妹胡建芳、建蓉都是三中八一，我在胡家象自己家一样随便，没事就和这几个孩子打牌下棋，倒也不怎么寂寞。终于有一天，胡副军长晚上对我说“晓国，看来你眼睛不合格，还是回家吧。”那时我真的急了，抓起电话要通了济南，爸爸接的，我讲了讲情况，特别强调体检时眼睛有病视力受影响应该复查。爸爸在那头说你叫胡伯伯接电话。我递给胡副军长，只听到胡接电话后，“你好你好，身体还好，老罗也好，谢谢啦，呵呵，晓国在我这，不麻烦不麻烦，好好”放下电话没再说什么。现在想想也真是挺尴尬的，老父亲也不算是不懂得人情事故的，自己孩子在老首长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还要求人家办事（送孩子当兵），竟然从来没有和老首长通个电话！其实也怪我，根本就没有和家里说，连住在哪家里都不知道！第二天，我和胡金堂又跑到军务处，我还交了份血书表示决心。军务处的参谋我不熟悉，差点又和人家吵起来。这时老罗阿姨进来了，身后还跟着通信处的一个老参谋（我认识的），他劝我回去，我不走，罗阿姨叫我先我回家，好象还暗示了金堂，金堂拉拉我衣服，对我耳语“回去回去，我妈和他们说。”我只好悻悻而归。过了一会儿，罗阿姨回来了，给我一张体检表：“晓国，你先填填，然后送回送军务处。”我和金堂高呼万岁！照着表逐栏填写，视力一栏没敢多填，右眼1，0，左眼0，8右眼，7（刚够陆军步兵的标准）。这份体检表是我的手迹，没有卫生所和军务处的公章（可能怕负责任吧），这是后来我从自己档案里看到的。过了几天来通知，叫到泰山203师部报到。胡金堂用自行车送我到营房报到。
这时已经是六八年的四月十日了，天已经开始暖和。我们一行大概五六个人，其他没印象了，一个是师医院的军医的孩子，一个是地方老红军的子弟——靳鲁丰，我们八一靳鲁明的哥哥，一中的，跳高运动员，曾经全市比赛第一名，以前就认识，后来到鲁明家去也见过，但是不熟悉。在师部住了四五天，学习政治，基本入伍知识，发放军装备服，计有：棉衣棉裤、两身冬装、两身夏装，绒衣绒裤，绿胶鞋放解布鞋各一双，棉大衣、水壶、挎包、雨衣、黄军被褥、黄色洗脸盆、深棕色唐瓷缸、、、、、、整套齐全！更可喜的是，两幅红星帽徽红旗做领章，外加一幅红五星毛主席像章下有“为人民服务”横章，虽然比那些半个拳头大的、名式名样的像章小的多，但非常珍贵，因为这可是当时最标准的军人才能配备的！出发前，每人发了些钱（伙食费），给了封介绍信，又给了徐州~浦口的车票，还给了些从浦口到洪泽湖团部的车费。当时委任靳鲁丰为带队的（他是高二了，我们中年龄最大）一辆卡车送到车站，我们一行就开始兵的生活。现在想想，当时也真够牛的！我们不象那些新兵，一身新军装却没有领章帽徽，傻乎乎的让老兵带着走，还要在新兵连受训，下到连队才能戴上领章帽徽成一个正式的兵！记的到了浦口，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清晨起来我提出要“早请示”，大家列队在屋里又是敬礼又是高呼，同屋睡了个老兵，不但不起来，还嘟囊着嫌我们吵得他不能睡觉。为此我们和他吵起来，还是那个老兵蒙头不再理我们，也只好作罢。中午到了团部，在招待所住了一天，然后分到各连。我和杜建军同去三营，他八连，我九连。
 
至此，我算是离开社会的“文革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