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时辰之前，肃顺一党中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载垣、端华，也在接到令其自尽的圣旨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此，这场震惊中外、历时仅六天的“辛酉政变”，以慈禧等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那么，慈禧为什么能在六天内就能够扳倒权倾朝野的肃顺一伙呢？事情还要从咸丰皇帝的驾崩说起。

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载淳。权力欲望都极其强烈的慈禧和肃顺，他们一个心机深重，一个权倾朝野，一个凭借是小皇帝的生母，一个自恃是小皇帝的辅臣，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大清国的最高统治权。一场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妃与以肃顺为代表的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一触即发。

一个孱弱的女子想扳倒大权在握的肃顺一党，绝非易事。为了达到夺权目的，为了成功发动政变，慈禧可谓煞费心机。

一、成功的热河密谋。在取得了皇太后的地位后，慈禧在极力的寻求一种能够帮助她扳倒肃顺的强大势力。这时，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热河局势的恭亲王奕訢，很快就进入了她的视线。奕訢在咸丰皇帝执政期间一直不得志，咸丰逃往热河时，曾把北京的一切事务全都交给他来打理，对于奕訢来说，北京是他的地盘。慈禧从咸丰死后奕訢迫不及待的来热河的情形看得出，奕訢对权利也有很大的渴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他们很快就形成共识，并就除掉肃顺后的权力分配进行了讨价还价，达成了君子协定。于是，一场两股势力共同对付肃顺一党的政变密谋，已经初步形成了。这场密谋，可以说是肃顺等人失败的前奏。

二、成功的促成回京。回京后的奕訢迅速笼络了掌握兵权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兵部侍郎胜保，做好了政变前的充分准备。与此同时，慈禧、慈安也在采取措施，积极行动。慈禧知道，热河是肃顺一党的地盘，只有回到北京，才能借助奕訢的势力将他们铲除。很快，慈禧、慈安经过密谋，决定以给咸丰办丧事和举行新任皇帝登基大礼为由，提出尽快回京，从政治上给企图赖在热河不走的肃顺施加了重压，并逼其就范。促成回师，使扳倒肃顺的计划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成功的抢占先机。慈禧深知，肃顺诡计多端，很难对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肃顺与载垣、端华二人分开，使他们三个人之间不能联系，不能通气。于是，慈禧把回京的队伍分作两部分：让肃顺负责护送咸丰的梓宫从大路走；让载垣、端华护送两宫皇太后和皇上拣小路急速赶赴北京。这种分道而行的精心安排，不但把肃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使他失去了小皇帝这张王牌，同时为慈禧提前四天进京，并按计划发动政变创造了先机。

四、成功的博得同情。慈禧一回到北京，就向前来迎接的文武百官倾诉了在热河的辛酸遭遇和切身苦楚，痛斥了肃顺等人的无法无天和欺君罔上，说到伤心之处，不禁一把鼻涕一把泪。她那有些夸张似的涕泣和陈述，博得了众人的极大同情，使在场的文武无不感到平日专横跋扈的肃顺确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一时间，肃顺成为众矢之的。愤慨的大学士周祖培甚至向前对慈禧说：“何不重治其罪？！”接着，他还提出了“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打击肃顺党人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五、成功的抓捕行动。慈禧和慈安在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就迅速的发动了政变。九月三十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官职。十月二日，抓捕了载垣、端华，避免了他们为肃顺通风报信的可能。十月二日夜，抓捕了还在返京路上的肃顺。十月六日，下旨处死肃顺、载垣和端华。

慈禧处理肃顺一党确实神速而又干练！从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仅仅六天的时间，不仅铲除了肃顺、载垣和端华三位主要人物，其他五位大臣也被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赞襄政务王大臣”全军覆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奕訢行动之迅速，措施之得当，让人慨叹：“办理神速，为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我记得有首歌,《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筷子,刷刷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

是啊，每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然而，曾几何时，种种原由而离开父母离开了家，远离乡土，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经历了世态炎凉，尝遍了酸甜苦辣，甚至四面碰壁，撞得头破血流，带着一身的困倦，一身的辛酸，一身的伤痕，在独处的时候就想到家了。每当工作累时，心情不好时，压力太大时，总想回家靠在父母的怀中，歇一歇，倾诉心中的哀怨愁肠，听听谆谆的熟悉教诲，享受父母微笑的关怀和无比的真爱。包括我在内，在外单行20来年，一提到家，那种温馨心中无比激动。

但是有时心想愿，但人并不如愿。最近在中国南方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雪，我和几百万回家的游子一样每天在过着煎熬的日子。

不过虽天无情但人有情，我们总书记我们的总理自天灾出现后，就一直不断出现在如何渡过天灾的措施研究现场，一直出现在数万游子盼回家却遇暴雪档路的现场，出现在为抗战天灾为民众能够准时回家而献身的勇士追悼会现场。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长沙看望在沙坪变电站除冰抢险中不幸殉职的周景华、罗长明、罗海文3名电力职工的家属。温家宝总理说：“今天面对你们，我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表示安慰，我给你们鞠个躬吧！”(1.29新华网)。看到这则新闻，包括我的农民父亲在内都抑制不住眼泪。

在今天的晚上，我的农民父亲打电话对我说，又下雪了，而且特别大，但是他说看到了温总理给沙坪变电站除冰抢险中不幸殉职的周景华、罗长明、罗海文3名电力职工的家属鞠躬时，我感觉到他说话的语气停顿了一下，有点想哭的感觉。然后对我说，如果再下雪就别回来，不要再难为了，我看到总理都到现场了，他们真的不容易。然后非常感叹地语调。

是啊，虽说一提到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再重要的，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天灾，见到如此感叹的场面，我们还有什么不感觉温暖和信心的？！

我告诉我的农民父亲，别担心，一切会好的，自上而下的领导都在为群众忙着如何回家过年，过好年，我们一定能回家的。

“我相信”！我的农民父亲的电话声比什么时候都更显信心。

数年来，火车票实名制之说一再被人提起，但是从来未见铁路部门有真动作，最近铁路系统有关人士又一次明确表示不会实行火车票实名制。说起来，也能理解铁路部门苦衷，和民航相比，火车票的价格要低得多，利润率也低得多，如果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代售点要进行改造，售票体系要重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对火车票进行凭身份证检查通过，在高峰期象北京站每天几十万人流，铁路部门没有办法承受，如果要象机场一样一个一个地查身份证，很多人肯定是上不了火车，铁路系统的成本也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有没有一个既可能一对一形成身份对应，让票贩子很难起作用，又不让铁路系统大量增加成本，同时又能够保证旅客能快速度通过检票口的办法，我想用手机解决是一个好办法。

首先，今天手机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人群一个最为重要私人物品，它比身份证、钱包、钥匙更必须携带。目前手机用户已经超过5.5亿，而且还以每年6千万的增长数在增长，手机不但是经济能力较强的人群的必备通信工具，同时也成为普通打工族的必须通信工具。也就是每天坐火车的绝大部分乘客都是会携带手机的。

其实，二维码技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技术，运用二维码售票系统在其他领域已经开始应用，铁路系统建立一套二维码的发送和识别系统，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

我设想的未来把手机作为火车票办法是，一个乘客到火车站购火车票时，他在付款后，只需要报出购买手机号即可，售票员立即将相关乘车信息和一个二维码发送到该手机上。甚至都不需要出纸票，如果乘客需要报销凭证，他可以到特定的读卡器上打出报销凭证。乘客上车时，只要打开该条信息，通过检票口时，让读卡器读到二维码就可以，这样通过检票口不再需要象以前一样剪票，应该速度更快。可以减少出纸票，对于环境保护有很大好处，也可以减少铁路系统的成本。而它一个很重要的效果，让票贩子很痛苦。每个经过检票口的乘客都需要拿着自己手机进站，票贩子就是提前购票，也不可能让别人拿着他手机进站，再把大批手机从站台上倒出来。

当然，有些乘客会带小孩子，小孩子是没有手机的，其实只要有陪同的大人，再翻一条信息即可。而少数没有手机的乘客，可以设置专用通道，要进行实名制的检查。

建立一套二维码的技术进行火车票的销售，成本并不高，而且铁路系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套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于客户进行全面的管理，从而产生新的价值。而这种办法，可以真正做到实名，让票贩子无机可乘。

现代官样文章，徒具形式，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被其贻误。

1959年，旱涝等各种自然灾害在各地交替出现，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中央到地方盲目乐观，对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

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到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当时，报纸宣传上没有将抗灾斗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

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各地、各部门就陆续报来一些消息。1959年9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目前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9月6日甘肃省委报告说：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9月11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产很好，丰收在望。9月24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9月30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10月3日四川省委报告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这些报告都是“好消息”，毛泽东感到很欣慰，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9月6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钢和全民炼钢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论战。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是否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与关注。

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内部参考》上发表。

国家统计局虽衙门不大，但具权威。就这样，轻易地就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比例失调的问题掩盖起来了，更使毛泽东相信，他的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这些奏报前后，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在延安就曾痛斥“党八股”类的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官样文章就是党八股类的文章，这不，就在那个特殊时期祸国殃民了。

古代八股文类的东西束缚人们思想千百年。现代官样文章类的东西报喜不报忧，官话、套话、大话、假话，唯上唯书不唯实，闭门造车、信手沾来，空洞无物，阿谀奉承，继续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如今，这个面临巨大挑战与机遇的时代，这类东西的继续存在将贻害无穷，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